泰国棕榈业简况
3/14年国际棕榈业综述
过去五年中,棕榈油的生产保持平均每年6.77%的增幅。2013/14年，全球棕榈油总产量为5,960万吨，较上年的5,597万吨提高6.49%。主要因为和这两个最大的棕榈油产国产量分别达到3,100万吨和2,016万吨，两国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85.9%。作为第三大棕榈油产国，产量为215万吨，占比3.61%。
13/14年间，国际市场对棕榈油的需求以平均每年6.19%的幅度持续增长。2013/14年的需求为5,663万铢，较上年的5,449万铢提高3.93%。主要是食品产业和生物能源产业的需求有所提高。世界棕榈油使用大国包括马来西亚（978万吨）、（820万吨）、（615万吨）、（575万吨）等。
过去五年中全球棕榈油出口和进口保持增长，年均增幅分别为5.09%和3.88%。2013/14年出口和进口总量为4,227万吨、3,979万吨，同比分别降低2.65%和4.85%。印度尼西亚（2,040万吨）和马来西亚（1,734万吨）是最大的两个棕榈油出口国。印度（785万吨）、欧盟（620万吨）和中国（557万吨）则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市场。
年泰国棕榈业的发展
年，泰国棕榈树种植面积和棕榈产量年均提高4.79%和11.67%。2014年泰国棕榈树种植面积为415万莱（1莱=1,600平方米），棕榈产量1,333万吨，比2013年分别增长377万莱和1,237万吨，增幅为10.08%和7.76%。棕榈产量的提高与2013年充足的降雨量有着密切关系。
过去五年中，泰国国内棕榈油需求持续成长，食用和生产生物汽油方面的需求每年分别提高3.50%和25.57%。2014年泰国棕榈油的总需求为1,769,587吨，其中食用需求为936,045吨，较2013年的957,887吨减少2.28%；用于生产生物汽油的需求为833,542吨，较上年的772,043吨上升7.39%。政府提高生物汽油比例的政策推动了对棕榈油的需求。
泰国海关厅的数据显示，过去五年中棕榈油及其产品出口额以平均每年 14.92% 和 12.92% 的速度持续增长。 2014 年棕榈油及其产品的出口量和出口额分别为 371,396 吨和 118.15 亿铢， 与上年同期的725,222吨和176.47亿铢相比，分别降低48.79%和33.05%。导致出口降低的主要原因是2014年首季国际市场售价低于国内价格，降低了有关业者的出口意愿。泰国棕榈油的主要出口市场包括（以马来西亚和市场为主，占58.65%）、欧盟（占31.50%）。
年泰国棕榈油及其产品的进口量和金额平均每年提高16.64%和11.49%。2014年进口量和进口额分别为104,462吨和39.20亿铢。进口量较2013年的110,588吨减少5.54%，进口额比上年的32.68亿铢增加19.95%，多自东盟地区内进口。
影响泰国棕榈业的因素
有助于泰国棕榈业发展的因素包括多个方面：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扩大生物汽油的使用比例，推动国际市场对棕榈油需求持续提高。如印度尼西亚扩大生物汽油的使用比例，使其国内棕榈原油用量超过印度跃居全球首位。而欧盟国家用于生产生物汽油的棕榈油需求同样提高，泰国棕榈油生产符合棕榈油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RSPO）的生产标准，使得泰国出产的棕榈原油在欧盟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泰国政府推出的「十年内提高替代能源至25%比例的计划（年）」推动泰国国内棕榈油需求的提升。此外，政府还在起草「年棕榈及棕榈油战略」和「棕榈及棕榈油条例」，有助于提高国内棕榈工业的质量和竞争力。
同时，泰国棕榈业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或是干旱、或是水灾，降雨不均等，使得棕榈收获时节不定，市场出现时而短缺，时而供大于求的问题。2015年首季度泰国出现棕榈油供给不足的现象，为了维持短期内国内市场及出口需求与生产之间的平衡，以至政府不得不从国外进口50,000吨棕榈油应急。同时，降低国内替代能源的用量占比。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乃至全球棕榈油仓储的升高（2014年全球仓储预计将达到360,000吨，超过225,000吨的合理量），导致市场价格下跌。两国下调棕榈原油出口关税，刺激出口；全球黄豆产量升高，黄豆油价格的降低：这两个因素均对国际市场棕榈油价格产生冲击，直接影响泰国棕榈油的出口。
世界经济不振，使国际市场上棕榈油需求增幅相对而言低于产量增幅。
提高泰国棕榈业的竞争力
专家及业者分析，系统地提高泰国棕榈业竞争力，首先应提高棕榈种植农民的生产效率，提高单莱产量，提高出油率。主要措施包括研发、提升棕榈品种的质量和秧苗种植管理，向农民推介适宜的种植技术，采用先进的标准进行种植生产和管理，提高老种植园地的种植条件，改进基础设施及物流系统等。其次提高工厂的生产效率。再次，稳定价格，制定以出油率和质量为标准的棕榈交易，价格按市场供需自由浮动，采用有效的系统性管理机制等。最后，扩大棕榈产品使用途径以提升市场需求，通过产品再加工提高产品价值，创造更大效益等。
2015年棕榈业走向
据农业部（USDA）预计，2015年全球棕榈油产量约为6,329万吨，同比增产6.19%；市场需求约为6,054万吨，增长6.90%；世界棕榈油出口总量提高5.44%，升至4,457万吨，最大出口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出口量分别为2,200万吨和1,800万吨；进口总量上升7.77%，至4,288万吨，最大进口国包括印度、中国、欧盟，进口量为875万吨、630万吨和630万吨。
2015年泰国棕榈种植面积预计为435万莱，产量约1,364万吨，同比分别增长4.82%和2.33%。根据泰国政府「年棕榈及棕榈油战略」中制定的目标，每年扩大25万莱，12年共计300万莱棕榈种植面积，此外每年还增加3万莱，12年36万莱种植面积代替无法继续种植的部份。
今年泰国棕榈油食用需求和生产生物汽油需求预计约为994,127吨和105万吨，同比分别提高6.21%和18.84%。棕榈油及其产品出口总量约为42万吨，总值约140亿铢，同比上升13.09%和18.49%。出口量的多少，关键在于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价格差异，以及政府的出口政策。
年马来西亚
泰国棕榈业比较
收成面积（百万莱）
农民散户持有棕榈种植园地比例
新鲜棕榈果（百万吨）
棕榈原油（百万吨）
棕榈加工厂
棕榈榨油厂（家）
棕榈炼油厂（家）
生物汽油厂（家）
棕榈榨油厂生产力（百万吨 / 年）
棕榈炼油厂生产力（百万吨 / 年）
棕榈品种培育中心（个）
棕榈油生产率
棕榈果每莱产量（公斤 / 莱）
棕榈原油（公斤 / 莱）
棕榈榨油厂产能
棕榈炼油厂产能
新鲜棕榈果价格（铢 / 公斤）
1% 出油率新鲜棕榈果价格（铢）
棕榈原油价格（铢 / 公斤）
纯棕榈油价格（铢 / 公斤）
棕榈原油库存量（百万吨）
棕榈原油库存与棕榈产品总量的比例
来源：泰国农业经济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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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聪
开放之后，改革不力，致使中国产业空有创新战略而成果寥寥，大批企业长期被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环节上，难以跃升
“中国已落入了"坏的贸易"陷阱，1993年以来特别是加入WTO后，我们深陷"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和"出口实物产品换取美元纸片"的"坏的贸易"之中，这是一条通向贫困和依附型经济的道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一位教授愤怒地说，“为了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内市场，我们应不惜以退出WTO为筹码对世贸条约重新进行谈判，并考虑退出WTO的战略问题。”
尽管是学者一家之言，但也让那些为入世申请和谈判忙碌了十年甚至几十年的人感到悲凉。表面看，入世后中国出现的巨额贸易顺差和国际分工的低端锁定，引发了当下让中国政府挠头的汇率问题、以及所谓的“坏的贸易”陷阱，而更深层次上，更多人关注的，是以WTO多边框架为主体的国际贸易力量给中国政府、市场和企业带来的不适感正在加剧。
贸易力量越过货物产品，跨过边境，渗透到与产品相关的企业运作、市场体制改革和政府治理上。WTO给中国经济起飞带来的推动力不言而喻，它深刻地改变一批企业的命运，但对中国市场体制与政府治理深层次的改革，目前来看，作用还有限。
拆除政治炸弹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薛荣久是中国最早研究关贸总协定和WTO的学者之一。
尽管全球经济治理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GATT）的产生与中国都有些渊源，但直到1970年代初，中国对这三家机构仍敬而远之。“当时，我们给这三个组织的定性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御用工具，也就是说不是什么好组织。”薛荣久对《中国企业家》回忆。
这一切直到1974年才有松动。当时，邓小平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准备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主题是经济和贸易发展），为给邓小平准备发言稿，当时的对外经贸部国际小组二处开始组织官员和专家翻译、学习相关国际会议资料。期间，薛荣久等学者发现关贸总协定不太像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因为，关贸总协定原来是35个条款，但1965年以后为照顾发展中国家，专门加了3个条款。不仅如此，总协定中强调的国际分工不仅没有剥削的意思，还与马克思经济理论中国际分工大同小异。
改革开放后，中国先后恢复在IMF和世行中的身份，并开始研究“复关”。当时还从日内瓦请来了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参加创建关贸总协定时的主要参与人石钟策帮助研究策略。
日，中国正式照会GATT，要求恢复关贸总协定成员国席位，薛也是中国复关专家组成员之一。一年后，中国正式递交中国外贸体制的答疑稿，此后开始了漫长的沟通和谈判，1995年关贸总协定改为世界贸易组织（WTO）。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入世的决心也越来越大。
“当时中国政府下决心"入世"是想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最惠国待遇；二是贸易中的歧视。”薛荣久说。
尽管决心很大，但由于最惠国待遇问题涉及修改美国国内法而被搁置，直到1999年中美才恢复入世谈判。不久，美国国会顺利修改了国内法，确立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年度定时炸弹拆除。而贸易歧视问题也在2001年11月解决。当时，中国无奈地接受了12年期限的特殊保障措施条款和15年期限的市场经济地位的过渡期的条款（简称“两反一保”），才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一直以来，许多人管这两条叫歧视性条款，因为在全世界这两条就是给中国制定的。当时中国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已经显露，为了防止中国向国际市场释放巨大产能，精于算计的西方人提出特保条款。而有关市场经济地位条款的情况也类似，“从实际情况来说，1994年中国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西方国家也认为我们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而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薛荣久说，“但我觉得说这是歧视性条款不合适，叫附加条款更好一些，因为当时中国如果不接受，你根本就进不去。”
心病已除，但如鲠在喉的感觉仍强烈，直到入世前夕，国人还在争论加入WTO是否就是中了美国人的圈套，全球化是否就是美国化？为了庆祝永久性拆除了炸弹的胜利，在日夜里，许多官员也在欢呼。事实上，当时几乎没人能肯定地预测，WTO对未来中国贸易和产业的实质影响。但此时，中国的心态是情愿用这块他山之石敲打体制之垒。
产能的低端释放
2002年起，中国开始大力推进规则导向的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清理、审查和修订与WTO不一致的法律法规，对中国所有性质的企业开放贸易经营权；在关税方面，适用的最惠国平均关税从2001年的15.6%降至2005年的9.7%，其中汽车及零部件、纺织品和服装、农产品的关税降幅更大；在非税壁垒方面，在加入之日起分阶段取消了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
这一切让西方国家感到满意。2002年4月，美国总统布什在一次演讲上说：“贸易会带来自由的习惯，那些对境外贸易开放的社会，在境内也更加开放。”事实也如此，“入世”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都在加快。2003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就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纳入同一章节。同年召开的倡导市场化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至今仍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中国改革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同时“入世”使得中国获取了众多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关税的减让，这使得中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企业、市场和政府的热情被高度调动起来。从现象观察，中国持续贸易顺差开始于2002年，正值入世第二年。入世与持续顺差两者的重合不是偶然，更多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国际分工”的提法现在已经耳熟能详，中国开始以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而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土地和资源供给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
在这个分工格局中，中国对欧美顺差，对东南亚大量逆差，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分工网络迅速成熟。中国成为东亚新型分工体系的最终产品组装出口基地。香港高美玩具公司的产业链就是如此，远在美国的麦当劳发出需求，在经过香港的两级贸易商之后，订单落到广东和重庆的工厂。生产加工完成，玩具从工厂发往香港的贸易商，然后再被送到遍布世界的麦当劳店。
据高美和凯高玩具公司总经理黄奇毅介绍，中国“入世”第三年，即2003年，位于广东的高美开始为麦当劳生产玩具。从2003年的400万美元订单起，几年时间订单就达到1.5亿的规模，产量达2亿多个。“国际市场太大了，所以，这么多年来，发展势头不衰。我们其中的一家工厂，去年订单400万美元，今年1000万美元，明年已有订单已经是2000万美元了。”
“入世”后的另一个变化是，外资迅速摆脱了轻纺、家电和日用工艺品领域，进军石化、医药、机械制造等领域，在下一个高端产业中构建了新的产能，而旧的领域则由合资和民营企业补充上，同时由于外贸经营权放开，外国人担心的中国产能释放出现了。
全球人口突破70亿，但这个数字与中国工厂的总产量相比还是有些微不足道。在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有家全国排名第8的化纤工厂——盛虹集团。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企业居然可以年产出120亿米的面料。2005年，原本是全球纺织一体化元年，但由于中国的出品量太大，不得已，中国自己采取了出口自动许可。鞋类情况相似，2010年中国生产的各类鞋约120亿双，如此巨大的产能只有释放到国际市场上去，去年中国的鞋类出口量99.3亿双。
这一大规模的产能释放背后是“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购买力贸易条件变强”，薛荣久分析道，据他统计，2001年这个比例为1:1，而到2009年已降到1:0.83。这也意味着，出口同样数量的商品能够换回的外国商品越来越少，也意味着中国的出口是靠规模、靠透支资源和环境超载为代价的粗放式贸易模式。
更让人悲观的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产生的中国制造业，极有可能已被锁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位置。拉美国家是典型的低端制造陷阱锁定，他们的贸易最终体现在大量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初级产品出口，挣点钱再进口原材料，再去加工出口，多年来没有明显的产业升级的过程。“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也出现了一些落入低端陷阱的趋势，我们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发展了10年，如果想跨越过去，走向中高端的话，肯定时间要比10年长。”商务部研究院院长霍建国说。
据霍分析，除了国际分工的原因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度扩张和竞争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政府的现行投融资体制，像浙江的企业有钱后，他们也想干石化产业，也想进军电力，但肯定项目批不下来，最后他们只能不断地在鞋、袜子、领带上投资。“如果一个企业不断地投资在这些领域，总要碰到一个限度，边际效益递减，成本触到底线。”
开放的结果与改革的路径纠结在了一起。到2005年末，中国基本建立了一个全面、透明、非歧视和WTO规则导向的贸易体制，这段时间内，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与贸易扭曲较少。但此后，国内关于深化开放的政策争论增多。
压力下未果的改革
更为突出的矛盾是，加入WTO所带来的巨大贸易盈余开始给全球其它经济体带来压力，贸易冲突来了。
2002年5月，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盟指控中国打火机倾销，要求欧盟委员会将进口关税提高150%。收到欧盟反倾销调查表后，中国最大的打火机厂商新海集团成立了反倾销应诉小组，积极应对。一年后，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盟撤销指控。
新海集团年产打火机约6亿个，其中出口到欧盟2.5亿个。“欧洲的同行认为，我们的产品价格太低，不可思议，但事实上，那么低我们还是盈利的，确实没有倾销。”新海副总裁孙宁薇对《中国企业家》说。
反倾销之后欧盟再树技术壁垒。2006年6月，欧盟实施打火机（CR）法规，要求销售价格在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安装儿童保护装置，而2欧元以上的则不必。“这完全是不符合公平竞争的条款的，凭什么用成本来衡量是否安全？”这是中国产品在入世后首次遭遇技术壁垒。
在商务部的帮助和支持下，新海等厂商组成代表团到欧盟去抗辩，最终胜诉。接连不断的国际贸易官司，也让新海学会了用国际专利和国际质量认证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来突破新的技术壁垒。
年，中国巨额经常项目顺差增长及所采取的一些贸易政策，使得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争端和摩擦非常严重。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这三年中，中国作为被诉方的案件有12件，而此前三年只有1件。
国内产业升级的需求，国际市场的外部压力迫使中国的贸易增长方式转变。转变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保护性转型，就是开放引进技术，保护自主产业。因为新兴、幼稚产业都需要保护，以往日本、韩国也都这样做。但中国这样做已经不行，因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搭建好了一个开放的大结构，开放的路径不可逆；另一种是通过政策引导把过剩的或者过时的产业梯度转移至中西部,鼓励东部发展高端产业。
于是2007年7月，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中较著名的“44号文”发布——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公布一份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主要涉及塑料原料及制品、纺织纱线、布匹、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共计1853个十位商品税号，占全部海关商品编码的15%。
被列入限制类目录的商品，东部所有涉及企业，被要求在进口加工贸易所需的料件时，需要将相当数额的保证金存入海关指定账户，待出口核销后，方能拿回保证金。所涉及企业的资金流转因此受到不小打击。加工贸易重镇广东在时隔一年后的调研显示，2007年，该省受“44号文”影响的加工贸易进出口额达190.8亿美元，累计涉及台账保证金155.3亿元；此外，该项政策2007年增加广东省相关外贸企业出口成本130亿元。
沿海贸易“寒冬”让许多企业选择了“内迁”，中西部提供了新的竞争优势。
玩具也开始内迁，2009年凯高玩具在重庆正式落地。“沿海工人的工资要2500，这边只需要1700。”800元的人力成本差异让凯高在议价上有了更多的空间，“我们还有压缩成本、提高效率的空间。”黄奇毅称。
然而，无论哪种增长方式都要解决一个技术来源问题，过去10年甚至20年，中国的技术要么靠借鉴别人，要么用市场来换。随着经济和产业技术的发展，这些措施的作用已经大打折扣。
同时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基本原则也约束了中国的传统做法。入世后，中国的产业技术来源只能靠：一，通过附带限制性商业惯例的国际技术转让（限制性商业惯例：在国际技术转让中，限制性商业行为包括一揽子许可、搭售、对生产能力或产品范围的限制、出口限制和管理限制等）；二是，自主创新。
“世贸组织的规定限制中国的盗版和侵权行为，但是它是鼓励中国向自有技术发展。”薛荣久说。
2006年2月，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纲要强调今后15年，中国的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
为了支持自主创新技术，2006年国家颁布了《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经认定的国家自主创新产品将在政府采购、国家重大工程采购等财政性资金采购中优先购买”；2007年财政部专门出台三个支持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文件；200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的若干政策》，从投融资等多方面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的产业化转化，实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然而技术也与改革相关。“国家创新战略确立了企业作为创新主体，这是一个进步，但与国外不同的是，中国申请专利和开发专利的大多是又穷又小的企业，垄断型国企没有动力去创新，而小企业申请专利的主要目的不是真的为了创新，而是为在低端恶劣的竞争中，给对手制造障碍。”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魏衍亮对《中国企业家》分析道。
对此外国人也看得很清楚。中国欧盟商会认为中国低质量专利的快速增加，使得所有企业（包括国内和国际企业）的监测、分析和诉讼成本上升。
“事实上，出口加工贸易并不必然导致低端陷阱锁定，比如韩国，但它的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制度而是企业的产权制度，韩国的技术和产业升级主要依靠极为痛苦的"6次民营化"改革来实现。”魏衍亮说。
然而，中国近年的情况是，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化方向和措施部分落空，2005年开始推行“非公36条”进展缓慢；在宏观调控上，利用产业政策的力度加大，各种行政指导不仅包括边境措施，还包括补贴、指导性信贷、税收激励等直接作用于企业。
2006年以后，中国以开放促改革的动力放缓。这一阶段中国加大了对国有企业进行各种中央与地方财政补贴、专项补贴、优惠贷款和政策性贷款、投资补贴、税收补贴，且不向WTO通报补贴具体情况；一些产业，如汽车和钢铁等，构成贸易与投资壁垒。
境内冲突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技术制度居然也碰上WTO的限制。
最早的一场硬仗是WAPI制度的出台，科技部将其列为国内无线产品的标准。这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抗，指责中国违反WTO规则，最终以中国妥协为收场（详见后文《龙芯再出发》）。“标准是老外制定的，不跟随不行，中国突破不了。”魏衍亮认为，欧美等国家的技术领先，在WTO下得到了巩固，这有点像“优先权”，“许多时候，你只能改进，而无法创造。”
无论技术制度还是其它激励，都不免会遭遇到阻碍。2007年－2009年，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扶持自主创新的政策，欧美国家认为，中国将政府采购政策与国家自主创新产品挂钩的政策，直接导致公共采购项目基本上将只能给中国企业。作为这一政策的直接结果，外资企业（包括外商独资企业和大多数合资企业）都不再有资格参加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协议》是WTO的诸边协议，成员方可自愿参加。2002年，中国成为观察国，2003年，开始实施《政府采购法》，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高在国内外的透明度。
基于上述理由，中国欧盟商会和其它利益群体开始对中国相关部门游说和施压，最终结果是，财政部于 2011年 6月23日宣布，停止执行《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办法》等三个文件。同时科技部也出面表态：“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从未打算实施差别待遇。”
偷不成，买不来，自己想支持创新还被人反对，中国技术官员的郁闷可想而知。
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在反危机的特殊时期，中国采取了一些保护性措施，包括取消部分商品的临时优惠关税率，增加自动进口许可的商品清单等。
在出口管理上也更加复杂，贸易重点从限制进口转为限制出口，特别对于一些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实行出品限制。日，WTO争端解决机构向WTO成员国散发了关于欧盟和美国诉中国限制铝土、焦炭、萤石等9种原材料出口一案的专家组报告，报告称中国限制这些原材料出口不符合WTO规定。
专家组认为，中国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这种出口管制是与国内原材料生产和消耗管制结合进行以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据说，因出口限制而败诉，中国是第一例。10年来，我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摩擦，已从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和特殊保障措施、技术贸易壁垒进入到国内产业政策、人民币汇率、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自主创新、政府采购、国有经济部门等国内政策之间的交锋和较量。“如何在进一步促进经济体制与国际通行规则的同时，确保自主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是个新挑战。”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对《中国企业家》说。
以WTO多边框架为主体的国际贸易力量正在向涉及诸多边境内措施的“第二代贸易政策问题”迈进。新政策趋势会进一步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和经济的结构性改革。
贸易的“侵略性”使得希拉里的声音更自信：“中国必须采取改革措施，终止针对美国和其它外国公司的不公平的歧视做法，我们还在努力保护创新技术，取消扭曲竞争的优惠待遇。当然，中国还必须让它的货币更快升值并终止危害或盗取外国知识产权的行为。”
大豆:反转的世界
10年中,许多原本封闭、萌芽的中国工厂,现在已经转变为开放、强大的产业体系
过去10年中农产品中发展格局变化最大的就是大豆,而与它相关的一系列政策变化背后则隐含着中国农业以“市场换土地”的思路
文 | 本刊记者 林小骥 编辑 | 吴金勇
日,黑龙江哈尔滨九三集团与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的全球四大粮商之一的ADM公司签署了一份金额1亿美元的大豆销售协议。作为黑龙江最大的油脂加工企业,九三集团曾被称为国产大豆“最后的守望者”。现在,它却成了进口美国转基因大豆最多的企业之一。
10余年间,中国大豆产业翻天覆地。1995年时中国还曾是大豆净出口国,至入世时的2001年,中国进口的大豆已上升到1380万吨,而当时国产大豆总量在1500万吨左右。
由少量出口变为大量进口并不是故事的全部,更重要的变革是大豆产业链的变化。入世前,中国的大豆主要由东北农民种植,由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收储或由企业直接到田间收购,然后是加工企业压榨和销售;如今中国所需要大豆的3/4由美国和拉美农民种植,然后由ADM等跨国粮商收储和运输,接下来是丰益国际和中粮集团等企业进行压榨,最后是销售到全国各地并有部分出口到新加坡等地。
产业链反转也与入世后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开放有关。
重建者
农产品本是中国入世谈判中最让人头痛的问题,当时国内市场已供过于求,为了保护国内市场,当时中国争取到了两个措施:一是关税配额;二是专营制度。但由于大豆不算粮食,除了要求其加注转基因食品标识外,其它限制和保护措施基本没有。此后局面急转直下,至2010年中国全年进口大豆5480万吨,这一数据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一半多,同时国产大豆仍维持在1500万吨。
入世后,中国的大豆国际贸易进一步放开,大豆加工成为一个高利润行业,国内突然涌出一大批中小型大豆加工企业。2002年至2004年大豆价格一直不停上涨,众多中国大豆加工企业高位采购大豆进行囤积。然而2004年美国农业部出台报告加大了大豆产量,使得大豆价格骤降,国内企业每生产一吨豆油就会亏损500-600元。数据显示,国内压榨企业70%停产,大量企业倒闭,造成了国内的“大豆危机”。这时中国大豆产业的重建者出现了。
从2003年至2005年的短短两三年,新加坡丰益国际旗下的益海粮油收购了国内10多家中型榨油厂,相继在烟台、秦皇岛、周口、连云港(601008,股吧)、福州、武汉、泉州、昌吉等二三线城市建立了粮油生产基地。
经过一轮扩张,益海为代表的外资企业的大豆压榨量占全国比重从9%提高到48%。中国油脂加工业由外资引导重组的重要原因是,它们有庞大国际供应链,且善于利用宏观波动来赚钱。ADM等跨国粮商控制了国内80%-90%的油脂原料供应,而益海集团当时在粮油加工业的扩张也是得益于与ADM的合作。ADM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加工企业,控制着美国的大豆市场。2006年ADM用位于中国的农业加工合资企业和丰益国际公司置换股权,成为了丰益国际的第二大股东,后退出。但师从ADM的丰益国际不负众望,随后成为中国最大大豆进口企业。
同是2006年,丰益国际下的益海集团和嘉里粮油合并成立益海嘉里集团。当年12月,郭鹤年领导的香港嘉里集团将中国粮油资产和在马来西亚的油棕种植园、棕榈油精炼厂剥离出来,以27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郭孔丰领导的丰益国际,此外丰益国际还动用16亿美元收购其母公司丰益控股的中国油脂压榨和精炼业务,包括美国农产公司ADM所持益海股权。
当时媒体报道的数据显示,并购重组完成后的2007年,益海嘉里集团下辖的食用油粗炼和精炼厂共24家,大豆压榨日压榨能力3.4万吨。
益海嘉里已形成了布点广泛、布局合理、规模宏大的优质生产体系;建立了中国庞大的经销网络,经销商数目已超过2000家,遍布全国400个大中城市,销售网络已覆盖了中国除台湾地区以外的所有省份。
这些简单的数字还不足以说明重组的影响。益海和嘉里的合并是真正的产业链完全对接,益海在中游贸易、精炼和压榨环节的优势和嘉里在下游的小包装食用油优势结合后,形成了对中国粮油市场中下游产业链的纵向整合。
市场换土地
重建者益海嘉里在自身扩张的同时,也带动和激活了中粮集团、中纺集团、中储粮总公司等央企在国际大豆产业链上的布局。
中国十大大豆进口商之一,中粮集团旗下的大海粮油,其股东构成中跨国农产品巨头美国的ADM公司和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各占股30%。“中粮、中储粮等大型国有企业虽然也有进口大豆的实力,但由于在国外大豆生产国没有收购网络和仓储设施,也必须依靠像ADM这样的国际粮商作为中间商从美国等农业大国进口大豆。”艾格咨询分析师马文峰表示。
大豆产业政策的另一变化是,中国政府开始鼓励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建立大豆种植基地。2008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促进大豆加工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就鼓励选择试点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可在产地采购大豆,再租赁码头,建仓库和运输系统,或参股当地农业企业及租赁土地进行种植,并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鼓励企业到国外建大豆加工厂。
一系列的政策变化背后隐含着中国农业以“市场换土地”的战略,中国国内现有耕地24亿-25亿亩(含复种面积),其中包括16亿亩种粮面积和生产其它农产品的8亿-9亿亩。但要满足全部农产品国产化的需求,还需要11亿-12亿亩土地。
2010年,中国进口植物油与进口油籽折油共2035万吨,如果全部由国产来替代,按照目前国内大豆亩产236斤计算,约需9.6亿亩种植面积,亦意味着必须减少全国68%的粮食总产为代价。从长远来看,大豆大量进口及产业链的反转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目前缺少的是对国际市场研究和全球农业市场风险管理。
iPhone照耀中国制造
在中国组装的这一款产品,不仅开创了一种生产模式,还带动了本土手机的发展
文 |本刊记者 邹玲 何振红 编辑 | 吴金勇
富士康的供应链像苹果的产品一样精致而严谨,iPhone的生产和装配过程是这样的:在接到苹果公司从网上下的订单后,富士康会在48-72小时之间开始生产,借由发达的物流网络,iPhone的零部件从世界各地运输——芯片和闪存从韩国三星的工厂运来,触摸屏从厦门和苏州的工厂运来,显示屏从LG工厂运来,通过iPhone专门的物流配送渠道,这些零部件在富士康最重要的生产线上,被流水线的工人机械地检测后整齐装配,并将检验合格的手机装上集装箱,72小时后它将运往全球iPhone的零售商店,迎接热情的粉丝们。
组装的代价
富士康能有如此出色的供应链管理能力,跟深圳市的密切支持分不开。这个强大的供应链体系——从深圳的龙华到盐田港,再到深圳机场(000089,股吧)飞往香港,成为中国最高效率的运输体系。对于“两头在外”、严重依赖进出口通道的富士康来说,如果采用传统的海关监管模式,繁杂的审批程序会大大拉长供应链控制的成本,因此对海关效率提出了极高要求。为此深圳海关在黄冈设立了专用通道,24小时为富士康的关联公司鸿富锦提供通关服务。
设计、下单、物流、装配到出口,期间还包括大量熟练、低价的工人,低成本的土地与厂房和政府相关部门的紧密配合,这一系列环节构成了中国手机制造的竞争优势。
“WTO十年,中国的手机出货量从一开始的几百万部,占全球手机出货量不到1%的份额,提高到现在8亿部,占到全球17亿部手机一半左右的份额,其中出口占到6.5亿部。这就是中国手机产业从开放中获得的最大进步。”手机市场调研机构isuppli研究总监王阳告诉本刊记者,“而中国所做的贡献,就是让巴西、非洲等不发达国家的人民也能用得起手机,全世界享受到了中国加入WTO的好处。”王阳评价,“就如美国人说,无论如何,你已经绕不开Made in China了。”
“中国制造”给世界人民带来过欢乐,却也带来恐惧。就在富士康的物流中心,装满iPhone的集装箱被装载上安装了GPS卫星定位的卡车,驶往紧邻香港的过境口岸,准备开始它的全球之旅时,敏感的美国经济学家却从中嗅到了危险。如果按照传统的统计方法,中国的iPhone出口额约为20.2亿美元,扣除其中1.215亿美元芯片进口额后得出,iPhone交易中美国至少产生了19亿美元逆差。
但真实情况是,富士康从iPhone上所得到的远没有这么多。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在10月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中国制造”其实只能算“中国组装”,产品的真正价值应当归功于产品的设计、生产等环节涉及到的所有国家。这也真实反映了中国的尴尬——中国实际上是迎来了“以量取胜”的虚假繁荣:虽然全面参与了全球产业分工,成为苹果的“生产车间”,但相较于iPhone在智能手机领域夺取了将近40%的市场份额和独占58.5%的利润,承担了90%以上组装和生产任务的富士康,却仅得到不足2%的利润。
每卖出一台iPhone,苹果赚360美元,富士康则赚到不过6.54美元。富士康代工苹果公司产品可以分为两块,一块是组装,一块是卖零部件。前者几乎没有利润,甚至要亏本。
这是加入WTO十年来,硬币的两面。“这正是中国眼下面临的一个重大转折。”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对本刊记者表示,“加入WTO的一个最现实的意义,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崛起,换来了一个黄金十年,同时也付出了资源被严重损耗,核心技术缺失,被迫成为产业链底端的代价,但这是一个作为后来者,必须要迈过的一个台阶。”
代工的外溢
“这些问题是存在,但不容忽视的是,iPhone也给中国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好处。”曾经长期跟踪iPhone产业链的记者曾航表示,富士康和iPhone也为中国培育了一个成熟的手机产业链。富士康通过苹果的严格考验,已成为一家拥有强大制造能力的成熟厂商,并带动和培育了一大批掌握生产和制造成熟工艺的熟练工人,可以让诸多受困于生产和制造能力的国有手机品牌解脱出来,专心于手机设计和品牌。isuppli的王阳也持同样看法,“原来1000个工程师1年才能做一部手机,现在只需要100个工程师1个月就能做一部手机。”
“入世十年,中国手机品牌从无到有,但超过一半的国有厂商在与外资品牌的竞争中倒下。”电信专家项立刚对本刊记者表示,“能活下来的,一定是做出了自己独特的选择。”
一种选择是如天宇朗通、金立等从“山寨机”前身转型而来的大众化品牌,被称为“山寨机”领头羊的天宇,选择成为“集成批发商”,在MTK联发科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基础上研发出适合国人使用的多款产品,而生产和制造则外包给富士康这样的代工企业,因为成本控制得当,天宇以低价策略迅速抢占了市场,在2007年其出货量便达到1700万台,国内市场份额超过10%,但随着iPhone的兴起,这个昔日辉煌的“山寨之王”陷入衰落;另外一种则是以酷派、中兴为首的四大品牌,坚持从设计到生产的垂直整合,并通过与日本、韩国等一流设计和芯片公司合作,提高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由此与iPhone一起抢占高端市场。据统计,截至今年9月底,全国3G用户突破1亿户。其中60%来自国际品牌,30%来自酷派、华为、中兴和联想四大国有品牌,山寨机则颗粒无收。
“酷派这些年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得益于加入WTO以来三大运营商充分竞争的市场意识。”酷派手机副总裁苏峰告诉本刊记者,因为WTO传递给市场的压力信号明显,三大运营商之间充分竞争的格局开始形成。而酷派从开始只做CDMA到与三大运营商全面合作,也使其有底气深耕智能手机市场。谈到加入WTO给酷派带来的变化,苏峰列举了以下几点:第一,直接与世界一流的手机芯片厂商对接,形成了技术互通,第一时间分享技术和开发信息;第二,进口零部件的成本大幅下降;第三,走向海外市场,现在酷派在印度、印尼等海外市场开始布局;第四,完善了专利意识,而这将是未来走出去的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
酷派依然从iPhone手机带动的整个产业链中获益:酷派与同居深圳的富士康等合作密切,“术业有专攻。”苏峰评价说,“iPhone和它组成的生产和加工供应链,培育了珠三角强大的智能手机产业,也让中国手机品牌厂商睁开了眼睛,以国际化视角看待自己所处的位置并参与全球化竞争。”他开始相信“中国制造”将来会成为“中国创造”,“未来中国的手机品牌要在全球竞争格局有所突破,就是要靠像华为、中兴、酷派、联想这样的企业。”苏峰对“后WTO十年”充满自信。
“狼来了”为何没有实现？
某种程度上,入世前十年的开放步伐甚至比入世后十年更大,这让当初对入世的影响判断出现巨大偏差
文 | 刘旭 编辑 | 吴金勇
入世前,多数国人对中国加入WTO表示担忧,主要是担心大量的国外商品和外资企业涌入中国,给中国的产业会带来灾难。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狼来了”的预言,没有实现。
入世后,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受到严重冲击,反而从当时的世界第六大经济体,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数据显示,十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超过10%,比入世前2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出0.5%。可以说,入世后的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即使当初大多数人最担心农业、汽车、金融等行业,不但没有受到严重冲击,反而在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发展、壮大了自己。
“重灾区”无灾难
农业曾经是中国入世谈判的难点之一,也是对外开放影响预期最悲观的产业之一。入世之初,许多人非常担心对中国农业部门造成的冲击,因为有大量的贫困人口从事农业。这种担忧大多是建立在中国1990年代对农产品的法定税率与入世后的农产品税率相比差别很大的基础上。人们普遍担心农业开放的承诺会影响粮食安全,会给农民收入带来负面影响。
十年过去,加入世贸组织大幅提高了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开放水平,农产品贸易持续快速发展,农产品出口规模和进口规模分别增长了1.7倍和4.8倍。同时,农业和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农业政策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得到进一步的调整,带动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布局优化,推动完善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改善了贸易投资环境。当然,入世给国内农业发展也带来一定的挑战,但总体比较平稳。
在工业领域中,汽车是当初判断受影响最大的行业。其依据是中国将在2006年中前将汽车进口关税由80%-100%削减至25%。中国与欧盟的协议则要求中国在两年内取消对中欧合资企业汽车生产的所有品种、类型和式样的限制。所以国内汽车业可能成为受创最重的行业之一,并在加入WTO进程中进行重整。据当时的判断,入世后甚至合资汽车企业,如上海通用汽车和上海大众等,也难免受到价格较低的进口汽车冲击。
从产量200多万辆到1800万辆,从世界排名第八到世界第一产销大国,中国仅用了不到十年时间。而这十年正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十年。同时,诞生了一大批大型汽车生产企业,生产集成度明显提升。中国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和新车消费国。与之相比,1992年中国汽车年产销就达到120万辆,一直到2000年才达到200万辆。虽然中国汽车行业仍存在大而不强、自主品牌发展相对滞后等问题,但与入世前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根据入世承诺,中国在五年过渡期结束后向外资银行开放境内公民的人民币业务,并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当时普遍认为,由于中外银行业发展水平与竞争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届时存在相对劣势的国内银行业将受到多方面冲击。有分析甚至断言,中国加入WTO五年以后,外资银行将占有20%左右的银行业市场份额,十年以后,更有可能占有至少1/3的银行业市场份额。
入世后实际的结果是,中资银行不仅没有大幅萎缩,其服务水平、金融产品和市场份额在十年内有了大幅提高。截至2010年末,共有45个国家和地区的185家银行在华设立了216家代表处。十年前,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总资产只有17万亿元,外资银行资产规模接近万亿元,市场份额最多时占到了5%;十年后,中国银行业总资产超过百万亿元,外资银行增长到3万亿元,而市场份额却降至2%。
中国为什么不怕“狼”
入世前对中国经济实际开放水平、中国产业承受能力的判断有误,首先是名义关税与实际关税的差距使得入世后的大幅度降税对国内的影响有限。
中国平均关税水平从开始入关谈判时的50%左右,降至入世前的15.3%,加入世贸组织后,进一步降到9.8%。单从这几个数据来看,入世后的降税影响不可谓不大,但这只是名义关税水平。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关税名义税率高,而实际征收率却是低的。实际征收率占名义税率的百分比,1991年约为13.8％,1994年为9.2％,1996年为11.3％,1997年为15.9％,1999年为23.5％。
名义关税率高而实际关税率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实施关税优惠政策太多。开放之初,我国为吸引外资、促进外贸和重点发展某些地区及项目,出台了不少减免关税的政策,以至关税减免太多,税基过窄。90年代后期虽然经历了几次大的清理整顿,有较多缩减,但关税减免仍是过多、过宽、过滥。二是上世纪90年代走私严重。不仅由于高额的关税保护造成不少物品的国内外差价悬殊,刺激了走私活动,而且有些地方和单位把走私看成是解决地方建设资金,增加本地区、本单位财政收入的捷径,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程度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走私高潮。1999年的关税实际征收水平,虽因打击走私和加强征管,有较大幅度上升,但实际征税的数额仍不到按名义税率应征数额的1/4。
正是名义关税与实际关税的差距,使得中国尽管在入世后大幅降低关税税率或削减非关税措施,但没有对国内产业造成很大影响。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名义关税与实际关税的差距实际上为未来降低关税留下了巨大空间。
其次,中国市场规模巨大,开放之后客观上形成了国内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态势。由于降低门槛,入世后实际利用外资增长很快。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已经由2001年的469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147亿美元,增幅达145%。原先估计,入世后由于更多的外商投资进入,使中国的市场竞争将更加剧烈。但实际上许多人低估了中国的市场规划,世界上没有一家跨国公司可以垄断中国的某个行业,反过来可以利用多家外资企业的竞争使得这个行业得到更大发展。也就是说,由于中国的大国经济效应,形成了国内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态势,从而打破跨国公司在中国可能形成的技术和产业的垄断、压制和控制,客观上提升了中国产业的承受能力。在有的行业,由于跨国公司(以及发展起来的中国企业)之间的竞争,迫使跨国公司引进关键技术、人才和管理方式,形成技术扩散和模仿的良好条件。
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汽车业。入世前,在中国只有个别外资品牌的汽车企业。入世后短短几年,世界上几乎所有跨国公司,包括中高档车主要品牌,悉数来到中国。现代和起亚、本田、日产和马自达、宝马和奔驰,以及福特,先后组建中外合资企业;标致重返中国,提升合资层次;原先的天津丰田,升格为一汽丰田,丰田之手再伸向南方,成立广汽丰田;日产组建了迄今我国规模最大、合作层次最深、领域最广的合资企业——东风汽车(600006,股吧)有限公司。外资企业的进入和相互竞争,给中国汽车市场带来了空前繁荣。
在某种程度上,入世前十年的开放步伐甚至比入世后十年更大。以关税为例,中国并不是等到加入世贸组织后才开始降低关税水平,而是在入世谈判过程中主动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平均关税水平从最高50%左右,到入世前已降至15.3%。在这一渐进的开放过程中,通过逐渐引进外部竞争压力,推进国内改革,逐渐地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工业行业,中国的入世过程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期间关税的显著降低,工业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由1992年的45.5％降到1995年的25％,到加入世贸组织后的2001年,已降到13％。入世后,最终下调到6.9％。入世后关税平均水平继续下降6个百分点,远远小于年期间下调的33个百分点。
入世后中国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远远超出当初的预期,这固然是件幸事,但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值得深思。如果不能正视这些问题,将影响我们对未来形势的判断,甚至做出不正确的决策。
名义开放与实际开放差距较大的情况仍然存在。从表面上来看,中国内地服务业开放水平并不低,但实际上,我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远落后于制造业,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我国服务业的发展速度,使市场自由化程度低,服务业的国际化水平难以提高。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
纺织业:避风战略
中国传统的优势行业,在入世后,只迎来了短暂的喜悦;心仪已久的高技术行业也连连碰壁。在中外博弈的10年中,中国企业未得先手
中国的纺织业确实是在国际分工的陷阱中,我们已经回避了技术之路,但现在不能再回避陷阱问题了
文 | 本刊记者 林小骥 编辑 | 吴金勇
10年前最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现在面临的产业升级压力也最大。
低价格的中国纺织品一向少有敌手,但今年杀手碰到了更狠的杀手。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土耳其等国的报价比中国低10%,许多中国纺织企业只好放弃订单。
中国纺织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减弱,特别是棉制品。与此同时国内棉纺织业产业链上,从棉农、棉花收购商到棉花加工企业、棉纺织企业,再到棉成品企业都出现不赚钱的现象。整条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日子都很难过,几乎无处可以避风。
与棉纺不同,化纤产业正经历着高增长。加入WTO后,化纤业高速成长,产量从2000年的694万吨上升到2010年的3089万吨,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化纤生产国,占据全球总量的60％以上。2010年,是中国化纤业有史以来增长快的一年,不仅数量大,利润也高,一些企业的利润率达20%左右。
棉纺的前车之鉴,促使化纤业早早就开始准备产业升级和增加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但化纤巨头们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后发优势
每天早上8点,在浙江省吴江市盛泽镇的盛虹集团总部大楼的一楼交易柜台前,都会挤满来自周边的化纤原料买手。交易时间一到,电子屏上就会显示盛虹公布的POY(预取向丝)、FDY(全拉伸丝)、DTY(涤纶低弹丝)化纤丝的采购价格。由于盛虹生产的化纤丝规模大,市场占有率高,盛虹每天公布的价格已成为中国化纤市场的风向标。
盛泽镇距离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1938年考察的震泽开弦弓村仅30多公里,也是自古就有名的中国纺织业重镇。
如今,这个古老的丝绸产地又成了世界纺织业的出口中心。盛泽镇现有纺织工厂近2000家,纺织品贸易商行近6000家。如今,化纤已替代蚕丝成了纺织业的重要原料。
据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介绍,2001年,世界化纤业发生的一次技术革命给中国民营企业进军化纤业提供了机会。当年,以往的切片熔融纺被一种流程更短、成本更低的熔体直接纺技术所替代。许多民营企业抓住了这次技术升级的机遇,一步到位进行大规模投资,购买国际上最先进的设备进入到化纤生产领域。很快就取代了国有化纤企业,成为市场的主导者。
1992年成立的盛虹集团起初是做印染起家,2002年末董事长缪汉根决定上马60万吨涤纶熔体直接纺项目,并专注于高端市场超细纤维的生产,很快成为超细纤维的市场领导者,2006年产量8.5万吨,占国内市场份额的38%。
“像我们盛虹一家厂可以抵上韩国一个市场的聚酯产能。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大的产能消耗能力,是因为中国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内需市场,特别是近年来内贸和外贸单子的平衡正逐年显现。”盛虹集团营销部部长徐广宇介绍说。
分享入世盛宴的不仅只有盛虹,同处盛泽,2003年才进入化纤领域的恒力集团同样看准了化纤业巨大的增长潜力,董事长陈建华一进入这个行业就重金从德国几乎进口了化纤生产所需要的所有设备。
“从前到后所有都是进口的,德国吉玛公司的熔体直接纺聚酯装置,德国巴马格纺织机、日本TMT加弹机,全套都是引进的,没有国产的。当时我们员工都知道,连叉车都是进口的,甚至连设备之间不锈钢挡板也是进口的。”曾在国有纺织企业工作多年的恒力集团销售部经理孟红军,当时还认为陈建华重金引进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太过冒进。
引进最先进的生产设备,让恒力可以直接进入竞争较少的高端产品市场,同时产品质量也得到了保证。没几年时间,恒力就快速开拓了市场,拥有了全球最大的超亮光丝生产基地、全球最大的工业丝生产基地。
回避的技术
化纤产业升级的路有两条:一是,日本、韩国、美国及欧洲地区在高性能纤维及生物质材料领域已成为全球高新技术纤维及生物质工程技术的领先者、垄断者,他们也在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资源整合以进一步强化这种优势;二是,台湾模式,沿着产业链向上游和下游延伸。
现实的市场环境使得中国化纤企业在进化之路上都选择了后者。化纤丝涤纶丝的上游是聚酯溶体PTA,再往上PX,而PX再往上是炼油;而下游是织布、染整和服装。化纤的产业链很长,从石油开采一直到成衣。产业链上的规则是越往上游,话语权越大。目前,恒力的上游溶体的供应商是韩国三星、台湾东展和日本三菱。“我们只能和他们谈,你爱买不买,全世界就这几家能保证品质和数量。”孟红军说。
恒力之所以选择向上游化工原料发展,主要看重的是上下游配套后所形成的成本优势,同时原料自己控制也可增加抗风险能力,不受制于人,同时恒力也在向下游延伸。
目前,盛虹集团在江苏连云港投资的年产能为150万吨的PTA(对苯二甲酸)项目今年也已动工。第一期60万吨将于2013年上马。
恒力的步子迈得更大,在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投资250亿元,分两期建设的恒力石化产业基地项目已开工。该项目建成后将是世界最大的PTA项目。
台湾台塑集团下属南亚塑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民用化纤丝最大企业,拥有从石油精炼到化工原料生产再到化纤生产的产业链上下游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恒力一直以南亚为学习榜样,但又复制不了它的模式,最大障碍是在台湾企业可以投资炼油,而在中国大陆几乎不可能实现。
纺织企业走产业链之路可以增加抗风险能力,但它回避了技术问题。而产业链模式本身也是零和游戏,有人赢就会有人输。
每个企业都知道,技术是条制胜之路,但有时凭一己之力不太可能实现。一位纺织业内人士对本刊说:“入世十年中国的纺织技术都是拿来的,没有自主研发出来一种像样的技术。那些质量、规模世界一流的中国纺织巨头们用的哪样技术和工艺是中国自己的？没有!”
纤维中的高端产品有碳纤维、芳纶(全称为“聚对苯二甲酰对苯二胺”,是一种新型高科技合成纤维,强度高、耐高温、耐酸耐碱、重量轻)。这是中国所有化纤类企业都知道的未来化纤产品发展方向,但中国自己就是研制不出来。到现在中国的这两种纤维绝大部分还是进口的。以芳纶为例,中国一家老牌国企已研制了6年多,但产品仍在小试阶段。
据一位排名国内前十的化纤企业的工程师对本刊记者透露:该厂不仅大型设备得从国外进口,而且防静电油剂等耗材及一些小部件也要从日本买。以生产涤纶丝用的喷丝板为例,就是一个布满小眼的钢板,眼要细,漏丝还要通畅,看似简单要求,中国的机械加工工艺就达不到。“宇宙飞船我们都能自己造,为什么一个小眼儿打不好？但这显然不是纺织企业和行业的问题。”
中国化学(601117,股吧)纤维工业协会会长端小平分析形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在于:资本的逐利性。在成本、规模已能保证投资收益的情况下,企业显然更乐意将资金用于扩大规模;传统发达国家在新产品开发方面拥有明显优势,客观上成为国内企业模仿的对象,致使国内企业自身研发的动力不足;在长期被动研发的状态下,企业自身研发的方向感缺失、研发能力不足。
而那位工程师则认为,中国的纺织业确实是在国际分工的陷阱之中,我们已经回避了技术之路,但现在不能再回避陷阱问题了,目前,全球的棉纺织产能已开始往印度、巴基斯坦、越南、印尼等国转移,接下可能就会是化纤。“化纤业每20年一个周期。现在已经过了10年,下一个10年之后,中国怎么办？”
龙芯再出发
10年成长,10年压抑,神州龙芯选择了再次出击
文 | 赵奕 编辑 | 吴金勇
孙加兴最近常去联想集团拜访,作为工信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CSIP)的一位官员,他非常希望联想集团能支持龙芯。
中国加入WTO那年,龙芯诞生。从北京神州龙芯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龙芯)成立之日起,就需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中国要不要研制通用CPU;二是,中国有没有能力研制通用CPU;三是“龙芯”能不能卖出去？
北京龙芯中科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芯中科)CEO胡伟武表示,10年过去了,前两个问题已不必回答,而第三个问题成了自己的心病。
催生龙芯
现在,孙加兴希望通过工信部的努力,让产业链上的下游多支持一下龙芯。
在龙芯发展史上,不乏国家的支持。2000年,国务院颁布了《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18号文”,龙芯课题组随即在第二年成立。
18号文是支持中国软件和集成电路业发展最为重要的文件,其主要优惠体现在税收减免:包括实际税负超过6%即征即退;投资超6亿元的企业,实行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等等。与18号文相配套,财政部、国务院办公厅、发改委自2000年开始出台了多项配套政策。
助推中国芯片业起步,18号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000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总销售额只有186.2亿元,设计业收入仅9.8亿元,比重为5.3%;而2010年,基础电路行业销售额超1440亿元,其中设计业达到363亿元,比重为25.2%。产业结构在升级,产业规模则放大数倍。
不过,即便出台18号文,对于国内要不要做高端通用CPU尚存疑虑。“能不能做、如何做是政策制定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总不能把国家有限的资金投到没有结果的工作上。”神州龙芯董事长、中科院院士李国杰对《中国企业家》表示,李也是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正是在李的力主之下,计算所研究团队开始了研发龙芯的历程。
在“八五”、“九五”期间,国家并没有部署通用处理器的研制,李国杰从1999年就呼吁“十五”期间应该花大力气做通用处理器,他认为错过这五年,以后就没机会了。并在2001年在申请不到任何经费的情况下拿出计算所所有创新经费1000万元,设立通用处理器研制项目。
龙芯1号在实验室中诞生,大规模商业化的图景也开始描绘。日,中科院计算所和综艺股份(600770,股吧)(600770.SH)共同投资成立神州龙芯,注册资本1亿元,其中综艺股份占49%,而中科院计算所与另两家公司占51%。
成立不到一个月,神州龙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发布会;同年12月,计算所、神州龙芯、海尔集团、长城集团(300089,股吧)、曙光集团等七家国内企业、单位联手发起组建“龙芯产业化联盟”,龙芯的产业化工作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龙芯诞生的前2年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盛名,而产业化的图景也非常明晰。
撼动英特尔？
10年间,龙芯系列产品已由2002年的龙芯1号拓展到龙芯2C、2E、2F、3A等多个产品系列;设计工艺由原先的0.18微米提升到现在的65纳米(精度大幅提升);CPU由原来的单核、双核,发展到现在的四核、八核。即便是英特尔方面,2005年10月也在其技术实验室的报告中特别提及龙芯,“龙芯2号的突飞猛进让人感到惊异,其研发团队的设计和开放能力的提高相当迅速。”
成绩是一方面,获得市场认可则是另一方面,差距在10年后的今天来看依然巨大。而从市场占有率来看,英特尔79.3%、AMD20.4%、VIA0.3%,龙芯更是不在其列,英特尔继续一家独大。
就在龙芯不断研发出新品的10年间,英特尔已完成产业布局,中国成为英特尔除美国以外,唯一拥有设计、封装测试、晶圆等三大环节的制造基地。而这种投入,一方面是市场巨大诱惑所致,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入世的承诺,让跨国公司放下心理包袱,享受在同一个贸易语境中做事的好处。
自1985年以来,英特尔在华投资累计超过47亿美元,成为在国内投资最多的跨国公司。“集成电路产业是高技术产业,资金密集,要投入是要很大信心的,如果封闭的市场,不可能给企业带来信心。产品进来有问题,出去有问题,资金有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不重视的话,这个产业就没有办法发展。”英特尔执行董事戈峻对《中国企业家》表示,他是英特尔内部的一位WTO专家。
在中国入世谈判如火如荼的1995年,戈峻加入英特尔,彼时他在总部研究中国加入WTO后产生的变化,他每2周向管理层汇报一次入世产生影响的分析报告,而在中国入世后,其连续4年跟踪WTO带来的政策变化。
对于英特尔来说,入世最大的影响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中国针对芯片产品的关税不断降低,最后降到了零;第二,各种法律法规修改了2000多项,让外商投资的门槛降低、手续从简。戈峻感受最清晰的是英特尔分别在1994年、2001年和2007年投资上海、成都、大连三座城市时不同的遭遇,谈判过程越来越简单,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越来越少,市场化的、操作层面的问题越来越多。
事实上,英特尔的确赶上了好时光,中国政府忠实履行了关于入世后的各项承诺,在芯片领域完全打开了大门,这种开放的姿态在芯片行业引起了深刻变化。
首先,从规模来看,入世后,集成电路市场快速扩张,目前已占据全球市场的40%;而在技术层面,制造工艺从2000年的0.5微米升级到2010年的65纳米;代表产业结构的设计、制造、封装测试比重由2000年的5.3%、25.8%和68.9%,发展为2010年的25.3%、31%和43.7%,大为优化。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国内大部分市场被进口厂商占领,2010年进口额1569.9亿美元,而出口仅为292.5亿美元。集成电路已成为中国进口的最大宗商品,而这其中,受益最大的就是以英特尔为代表的跨国公司。这种一家独大的状态,也逐步影响到国内的产业生态。
诉讼大战
在诸多英特尔影响集成电路产业生态的举措中,2005年对于18号文的修订影响最为巨大。2004年,美国向WTO提出申诉,声称中国有关半导体增值税政策与WTO有关条文有冲突。后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经过反复谈判,中国宣布于2005年4月停止18号文中有关增值税的条款。而美方申诉的起因,就是英特尔等在其国内的游说。
“我们现在退税也不执行了,美国人怎么想我搞不清楚,为什么软件可以退税,为什么集成电路不能退税,是不是觉得我们芯片对它有威胁？现在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孙加兴表示,由于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对国外出口并不多,取消退税影响不大,不过其象征意义却十分深远,中国芯片整体实力不强的情况下,入世即遭此诉讼,无疑是当头棒喝。
而李国杰认为,每个政策的出台都是各种利益平衡的结果。跨国公司在母国通常拥有强大、职业化的公关力量和游说集团,在国家政策制定方面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种力量也会自然而然发展到其利益攸关的重点市场地区,比如中国。
而英特尔对中国国内施加影响最为明显的例子,莫过于WAPI标准的无疾而终。WAPI是中国自己提出的无线局域网标准,国内企业西电捷通是主推手。中国一度决定强制执行该标准,这击中了美国利益集团的软肋,意味着彼时英特尔的迅驰笔记本电脑将不得不退出中国,这使得WAPI成为中美经济贸易激烈交战的前沿阵地,最后中国政府作出妥协。
事实上,几乎每次IT终端设备的演进中,都可以看到英特尔出击的身影,不论是联想当初与AMD合作推出低价笔记本;还是两年前上网本风行时,山寨厂商与台湾VIA的合作,都被英特尔及时采取措施“遏制”在起步阶段。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态势下,作为竞争对手,龙芯还过于弱小,甚至都没有“被诉讼”的机会。
“大家不要对被‘告’这个事儿特别敏感,我觉得是好事。被告说明你水平还可以,你对它造成威胁了,它告你一把,打压你一把,告是一种竞争手段。我一告你,产品进口暂停,打完官司再说。”孙加兴表示,国内企业对于涉诉应放平心态。
在龙芯发展的早期,其选择的方向即是与英特尔竞争。但多年来的经验证明直接PK很难取胜,这一点AMD和VIA已经证明。神州龙芯不得不采取另一条道路—嵌入式芯片,虽然这一领域的光鲜度没有高性能通用CPU那么强。不过,从技术的可行性来说,神州龙芯开始回到务实的道路上。
“一段时间内神州龙芯就这种通用CPU形式去推,而且又没有相应的市场力量投入,遇到很多市场上问题。这是比较初级的错误,但龙芯犯了不少,非常惭愧。”神州龙芯副总裁许彤表示。
构建产业生态
初级错误到底指什么呢？比如晶圆厂与设计企业之间的关系,一些数据的共享,会促进企业的发展,提高产品的质量,但是神州龙芯无法做到这一点,它没有晶圆厂,很多产品在设计阶段假定的参数,做成产品却差距很大。
又比如,由于几乎没有厂商为神州龙芯设计配套的周边芯片组,神州龙芯无法给出解决方案,实际上,降低CPU的功能,从通用CPU弱化为一块嵌入式CPU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按照能力和市场需求决定的方向。但神州龙芯由于对标英特尔太久,英特尔在产业中的号召力,它有诸多等厂商来与之配套,来完成解决方案,但神州龙芯没有。
经过一系列的阵痛,原先的龙芯已裂变为多家公司,其中,龙芯中科负责通用CPU的研发,神州龙芯则把方向转向了解决方案:如云电脑、智能密码钥匙芯片、算法芯片等;而江苏龙芯梦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则是中科院计算所与地方政府成立的龙芯产业化应用项目。
经过了许多教训,胡伟武为龙芯接下来的打法定了调子。首先,他觉得应该采取“群狼”战术,这一战术在英国芯片设计企业—ARM和英特尔的竞争中,被发挥到了极致。
ARM是一家做研发、不做加工的公司。市场研究公司IDC预测,今年智能手机能超过4.72亿台,ARM芯片占手机市场95%。参照这一打法,自2009年以来,龙芯接连在常州、重庆,与当地政府形成合作成立企业,由诸如教育网这类的细分市场入手,推动龙芯的运用。
“如果把目前桌面的骨干企业比做老虎,那么中小企业就像一匹匹狼,我们每年培养几匹这样的‘狼’。”胡伟武表示。
除了从中小企业抓起外,孙加兴也呼吁大企业的“下游责任”。由于中国的市场巨大,中国产业链下游往往比较强。比如联想、华为、百度和中国移动等。企业选择上游产品时议价能力越来越强,但是,企业还未形成主动去考虑中国本土产品的习惯。孙加兴认为,一方面下游厂商要用战略眼光来考虑问题,从长远的成本,从左右行业的能力,来考虑企业的选择,“我觉得华为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因为它不受制于任何一个供应商。”
除了构建产业生态外,胡伟武的另一重思想是“农村包围城市”,即通过加入不同MIPS阵营,来挑战已经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X86阵营。2009年,龙芯取得全球老牌处理器架构企业美国美普思(MIPS)MIPS32与MIPS64架构的授权,绕过了英特尔构成的各项专利壁垒,在知识产权方面,为龙芯扫清了障碍。
避免硬碰硬也许是胡伟武十年对垒国际大厂的经验之谈,在龙芯中科的办公室中,巨大的毛主席半身塑像与墙上“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龙芯课题”的漆红大字十分醒目。神州龙芯作为国内集成电路行业的“小不点儿”,其对手是英特尔、AMD,地位和声名更为显赫。
谈到这种反差巨大的竞争态势,孙加兴表示,“我觉得胡伟武教授民族情结比较强烈,但是确实他也需要用市场化的思维来考虑问题,这样他才能更成功,我们非常希望龙芯能够肩负起跟他们名声相匹配的社会责任。”
2010年,神州龙芯扩大了股本,注册资本金增加到2亿元,综艺股份持股比例降至33%,中科院持股增至67%,这为下一轮引入战略投资者埋下伏笔,也为上市打下基础。问起李国杰神州龙芯的上市时间表,70岁的他自信地预计说:“后年!”
大国要从大局出发挽救多哈回合
未来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中国如果想在多边舞台发挥引领作用,就需要具备一大批熟悉国际法、国际贸易并能熟练使用外语,具有国际谈判实战经验的多边复合型人才
文 | 王晓东 编辑 | 吴金勇
过去的10年是中国快速发展的10年,也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力量对比以及全球治理的方式发生深刻变革的10年。10年间,中国的经济贸易实力有了显著提升。2010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已经达到1.57万亿美元,是2001年入世时的4.9倍,进口额1.4万亿美元,是入世时的4.7倍。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4.3%上升到现在的12%,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是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
进入WTO核心谈判圈
加入WTO是中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的一个重大的战略选择,其历史意义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第一,入世大大加快了中国经济的转型步伐。中国经济由此融入了世界经济的主流,有机会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去,享受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成果和收益。在政府主观意愿和外力的共同作用下,入世加快了中国经济的主体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大量的行政规章和审批程序被废止,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法律体系得以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的活力得到了释放。如果没有加入WTO,中国的经济将长期游离于世界经济之外,将失去这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没有WTO国际条约的制度约束,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不可能有这么快、程度不会这么深。
入世为中国提供了相对稳定、公平和可预见的国际贸易环境。入世前,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中美双边贸易经常受到政治因素的困扰而充满了不确定性。入世不仅使中国获得了美国的永久最惠国待遇,也让中国的产品与其它国家的产品一样,适用于一套相同的国际贸易规则。中国的企业可以以平等的身份和其它国家企业展开公平竞争。由于WTO规则的存在,其它国家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救济措施也受到制约。可以说,多边贸易体系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根本的制度性保障。
中国获得了平等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争端解决的权利。在中国加入WTO前,中国只是一个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在制定规则方面没有任何发言权。通过加入WTO,中国获得了参与全球贸易规则制订的权利,以及利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处理贸易摩擦的权利。
2008年7月,日内瓦小型部长级会议期间,中国第一次被邀请参加七个WTO成员(美国、中国、欧盟、印度、巴西、日本和澳大利亚)参加的小型部长级“绿屋”会议,这标志着中国被正式接纳进入了WTO的核心谈判圈。经过10年的努力,中国在多边贸易体制内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升。
从“90分”到“A+”
加入WTO大大改善了中国的投资环境,增强了投资者信心。
加入WTO的行为本身表明中国政府愿意与其它国家一样适用相同的国际规范,在出现争端时根据相同的程序进行处理。中国为加入WTO所做的努力完善了自身的外资环境。贸易和投资总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跨国公司在华业务的不断扩大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进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而中国2001年加入WTO本身为外资企业在过去10年间加大对华投资提供了重要的信心和政策保证。
加入WTO增强了中国民众对于改革开放的认同感和信心,同时也大幅提高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中国也由此成为 WTO中市场开放水平最高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目前的工业品平均约束水平是9%,农产品平均实施关税为15%,均低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减让表涵盖93个次部门(根据WTO秘书处部门分类标准),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开放的平均水平(约为40个次部门),接近发达成员的平均水平。
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执行情况受到了其它成员最为严格的监督和审核。中国不仅接受WTO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每两年一次的常规贸易政策审议(根据具体成员的世界贸易排名确定审议频率,分为每两年、四年或六年一审,贸易量最大的四个成员每两年审议一次);还根据加入议定书的特殊要求,接受总理事会项下16个理事会(或委员会)每年一次的过渡性审议。可以说,对于中国履行加入承诺执行情况的监督是WTO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其审议的内容之多、涉及委员会之广、频率之频繁超过了其它任何一个WTO成员。
多数WTO成员对中国履行加入承诺的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这在WTO总干事拉米先生和其他WTO高级官员的发言中也多次得到充分体现。例如,早在2006年,中国加入WTO五周年之际,拉米总干事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评价中国履行承诺的表现可以打90分。日,WTO副总干事Rugwabiza在香港表示,中国过去10年在WTO中的表现可以打高分A+。
“软实力”急需加强
虽然中国在WTO中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在参与WTO活动中也暴露出一些不足和差距。
首先,中国在WTO的影响力构成要素并不均衡。目前,中国对其它国家的影响力主要来源于巨大的贸易规模和国内市场。在WTO谈判中,一个经济体的进口规模越大,就越有发言权。进口意味着其它国家对你的需求和依赖,谁拥有了市场,谁在谈判中就拥有更多的谈判筹码。2000年中国的进口占世界的比重是3%, 2010年上升到9%,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单一进口国。中国目前的进口规模是日本的近2倍,是印度和巴西的近10倍。可以说,这是支撑中国在WTO中地位的物质基础。但与美欧等发达成员相比,中国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软实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如多边谈判中的领导力、号召力、说服力,制定议程的能力、起草提案的能力、解决争端的能力和引导舆论的能力等。这种影响力并不一定和贸易规模的大小直接挂钩,而往往取决于这个国家整体的WTO参与能力和专业水平,这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不断实践和经验累积。在这些方面,中国和美欧、印度、巴西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不过差距在逐步缩小。
其次,中国企业跟踪国际贸易规则谈判、标准制订的参与度有待提高。这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密切跟踪WTO谈判进展状况,积极游说本国政府以确保自身商业利益的做法形成了较大反差。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加深,未来国际规则、国际标准的制定将对中国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如何更加积极主动并有效地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订是中国企业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三,与其它主要大国相比,中国WTO高水平的专门人才仍十分匮乏。WTO谈判中规则制订上的博弈,或是贸易争端案件的胜负、或是WTO高级职位的竞争,说到底都是各国人才之间的较量。一个国家的贸易量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赶超,而人才的培养,人才的储备,以及多边经验的积累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今天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WTO中实力的真正差距所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中国如果想在多边舞台发挥引领作用,就需要具备一大批熟悉国际法、国际贸易并能熟练使用外语,具有国际谈判实战经验的多边复合型人才。
无法达成的共识
目前,WTO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阶段。多哈回合(多哈回合:是1947年以来第九轮多边贸易谈判,于2001年11月,在多哈启动,也是中国参与WTO规则制定的第一个回合)谈判经历了10年漫长的谈判过程,仍看不到胜利的曙光,陷于停滞状态。今年4月21日,作为贸易谈判委员会主席的WTO总干事拉米提出了“复活节方案”,这是对过去10年谈判成果的一次全面回顾,这一方案也暴露出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品关税谈判立场上的巨大分歧。在这种情况下,WTO成员们遗憾地承认2011年年底以前不可能就多哈谈判达成全面的一揽子协议。即便如此,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信誉,许多成员并没有放弃拯救多哈的努力。一些成员建议从多哈一揽子谈判议题中选取部分较为成熟和相对容易达成一致的谈判领域,达成一个“早期收获的协议”,内容包括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关税免配额待遇、贸易便利化、棉花补贴等内容。5月份以来,日内瓦的谈判一直围绕实现这一目标展开。但经过数月的谈判,这一“简版”的方案再次因为各方无法就早期收获协议的范围达成一致而再次夭折。
随着12月15日第八届WTO部长级会议日益临近,目前日内瓦的磋商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主要涉及部长会议的议程设置,会议成果的范围、案文措辞以及今后两年WTO的工作计划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成员建议将贸易与环境、贸易与汇率等新议题纳入到未来WTO的工作计划中,但目前WTO成员对上述问题的立场分歧较大,短期内不太可能达成一致。从目前情况看,本次部长会议取得重大成果的可能性较小。由于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以及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安排的大量出现,WTO正面临成立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多边贸易体系未来的走向存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
扭转这一局面的关键是主要的大国从维护多边体制的大局出发,将政治表态转化为实际行动,在谈判中展现足够的灵活性以弥合立场分歧,真正发挥引领作用,尽快结束多哈回合谈判,并就WTO未来的发展方向作出规划。如果各国不为此作出共同的努力,现有多边贸易体制失效可能给世界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将是灾难性的,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作者为世界贸易组织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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