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梁建章、黄文政先生的文章介绍，在过去200年里，特别是最近30多年来，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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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宇宙自然形态决定道器生产力，道器生产力决定猿类群体形态；猿类群体形态决定石器生产力，石器生产力决定原始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形态决定铜器生产力，铜器生产力决定奴隶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形态决定铁器生产力，铁器生产力决定封建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决定机器生产力，机器生产力决定资本社会形态；资本社会形态决定电器生产力，电器生产力决定共产社会形态；共产社会形态决定道德生产力，道德生产力决定仙佛境界形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构成生产方式原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自然科学性质规律，是马克思奠定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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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 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关系研究，集聚经济与城市化，产业组织与企业理论。赵坚最新文章
　　【财新网】（专栏作家 赵坚）201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然而，近期一种用“人口红利消失”来解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说法甚为流行。该说法认为经济增长速度是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决定的，人口红利消失，导致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依靠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蔡昉，2014），因此我国开始经历增长速度换挡期，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
　　本文对上述说法持不同观点。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人口红利？我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吗？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原因是什么？对这3个问题若没有清醒认识，就无法把握“新常态”的大逻辑，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就会偏离正确方向。
　　什么是人口红利
　　经济学家在研究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较少注意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98年美国经济学家布鲁姆 （David E. Bloom）和威廉姆森（Jeffrey G. Williamson）在一篇研究东亚奇迹的文章中提出人口红利的概念，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因为人的经济行为和需要，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是变化的，儿童人口比例高的国家要把大量资源用于儿童抚养，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反之，如果该国大量人口处于工作年龄，并且政策措施能够利用增加的人力资源，就能够产生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如果该国的老年人口比例高，则会产生与儿童人口比例高同样的抑制经济增长的作用。在该篇文章中他们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称为人口礼物（Demographic Gift），并通过测算认为，东亚经济奇迹约 1/3 是由人口红利所贡献的。
　　2003年在兰德公司出版的一篇研究报告（Bloom et al.，2003）中，布鲁姆等人全面阐释了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的概念。该报告指出，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化导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儿童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这标志着人口转变的开端。出生率在儿童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一段时间以后，也开始下降。因为父母们的生育决策与儿童死亡率紧密相关，当父母们意识到孩子不会夭折后，他们就不会通过多生孩子来达到预期的后代数量。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生育率下降滞后于死亡率下降，导致人口增长，起初这种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有副作用，因为需要抚养的人口增加；但这些新出生人口进入工作年龄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加，就会有利于经济增长，可能产生人口红利；在这些人进入退休年龄后，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又不利于经济增长。
　　该研究报告认为，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3个机制是劳动力供给、储蓄、人力资本。第一，当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可降低人口抚养比，如果劳动力市场能够吸收劳动供给，则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第二，大量的劳动年龄人口有较高的产出和较高的储蓄。第三，人口结构转变对人力资本投资有重要影响，死亡率下降导致寿命周期延长使得人们愿意进行教育投资，增加人力资本。人口红利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政策环境，没有良好的政策环境，不仅会失去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机会，甚至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并造成社会不稳定。按照布鲁姆的人口红利理论，政策环境是与人口红利同样重要的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
　　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吗
　　按照布鲁姆对人口红利的解释，可以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和人口抚养比两项指标来衡量是否存在人口红利，这两项指标国际上通常用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及0—14岁与65岁以上人口之和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来表示。由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生育率下降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趋势。因此中国是否仍存在人口红利要通过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来判别。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算，我国1950年以来每5年的人口结构、人口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见表1； 2015年1亿人口以上主要经济体的人口结构、人口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见表2：
　　表1、表2的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5）.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人口抚养比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是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数据得出。
　　虽然目前中国实行60岁退休，劳动年龄人口的规定与国际上有差别，但联合国的估算数据仍可说明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可以回答中国目前是否存在人口红利的问题。
　　从半个多世纪的人口转变趋势看，我国1965年的人口抚养比最高（0.8068）、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最低（0.5535）；2010年的人口抚养比最低（0.3452）、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最高（0.7434），2010年是我国人口红利最高的年份。我国2015年的人口抚养比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虽分别高于和低于2010年，但分别低于和高于2005年前的任何时期， 2015年我国仍处于人口红利较高的时期。因此，仅根据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就做出“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的判断是缺乏依据的。2012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至少有9亿以上，减少345万人，对人口抚养比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国人口红利最高的年份已经过去，但目前仍处在人口红利的收获期。
　　按照布鲁姆的人口红利理论，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促成了本次人口红利。中国在1970年代末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1980年代开始出现人口抚养比逐年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逐年上升，这两项标志人口红利的指标经过30年在2010年达到人口红利的最高点。由于人口结构转变是个长期过程，我国的人口红利至少要持续到2030年。
　　从国际比较看，按绝对数量衡量，2015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欧洲、美国、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总和还要多2.25亿人。2015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美国、欧洲、日本、俄罗斯、印度、巴西低6—28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要高于这六大经济体3—12个百分点，而且比世界平均水平更有人口红利优势。
　　因此从布鲁姆的人口红利概念出发，无论从我国的人口结构转变过程考察，还是与世界主要经济体比较，都不能得出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的判断。
　　“人口红利消失”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是重合的过程吗
　　认为人口红利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学者，还把人口红利消失与刘易斯转折点点联系在一起，认为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劳动力短缺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重合的过程（蔡昉，2010）。这是对刘易斯经济发展理论的曲解。
　　刘易斯在论文《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Lewis，1954）中提出，虽然在欧洲劳动供给是有限的，但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存在劳动无限供给。为说明存在过剩人口国家的经济发展机制，刘易斯假定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capitalist sector）；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存部门（subsistence sector），该部门包括农业、城市中的临时就业、家庭服务业等。劳动无限供给是指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该国的人口过多，以致维持生存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刘易斯采用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假定：在无限劳动供给条件下资本家只支付生存工资（subsistence wage），这样，利润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经济发展过程就是资本积累不断扩大、不断吸收维持生存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资本主义部门会不断扩张，直到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收。这时就会出现有些学者命名的“刘易斯转折点”。
　　但刘易斯在这篇著名论文中并没有提出“转折点”的概念，这在刘易斯经济发展理论中无足轻重。刘易斯要说明的是人口过剩国家的经济发展机制，他强调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积累，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只须支付生存工作的假定，主要用于说明资本积累的来源。刘易斯同时说明，在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收之前，即所谓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他所列出的4种原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阻碍资本积累过程和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吸收。其中的2个原因甚至能够解释，为什么目前中国虽然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但农民工工资仍然上涨的现象。
　　刘易斯指出的这2个原因是：第一， 如果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存部门的交易条件变得不利于资本主义部门，使得资本家支付更多的产出份额给工人，来保持实际收入不下降。第二，如果维持生存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例如，农民使用良种、新肥料和新耕种方法，农业从资本投资中获利，如灌溉、交通运输和电力设施的改善。所有这些都会增加资本主义部门的实际工资，减少资本积累，从而减少对剩余劳动力的吸收。
　　最近20年，类似情况正在中国出现，首先，由于城市生活成本，主要是住房成本的上涨，工人工资在不断上涨；其次，从1995年到2012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从每户2774元增加到16974元，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1578元增加到7917元（国家统计局网站），加之政府免除农业税，增加种粮补贴的政策，提高了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这是出现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的一个原因，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城市房地产价格的高速上涨，导致租金价格上涨，大幅度增加了农民工的生活成本，而不是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导致的工资上涨。美国的农业人口不到全国人口的2%，中国的农村人口比例至少高达45%，还有6亿多农村人口，还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离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还很遥远。
　　刘易斯在1955出版的专著《经济增长理论》中进一步论述了人口规模与人均产量的关系，他区分了4种不同含义的人口过剩，其中第3种含义的人口过剩，就是劳动无限供给的人口过剩，即“一国的人口非常多，以致再增加人口也不会增加产量的状态”。刘易斯详细分析了这种人口过剩国家经济增长面临的困境，他认为扩大非农业就业以应对人口增长和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当收入水平较低时，国内对制成品的需求也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生产制成品，很快就会使国内市场饱和，为了使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就业就必须增加出口，而世界上所有人口相对其农业资源过剩的国家都努力占领制成品的国外市场。因此，人口过剩而缺少自然资源的国家只能在越来越难销售的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刘易斯的结论是“一个允许人口的增长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显得太快的国家，在为自己的人民提供充分就业并保证人民有一个合理的生活水平这一点上是非常困难的”（刘易斯，1994）。
　　刘易斯揭示的这一人口相对自然资源过多国家的经济增长机制，能够解释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在2008年出现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通过扩大出口、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方式遇阻，而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有限，4万亿刺激计划扩大的需求，指向了商品房、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投资品，但靠增加信贷形成的投资品如果过多过快，不能与需求相匹配，或者利用率严重不足，就会出现产能过剩，库存过剩，银行坏账增加等问题。这些正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挑战。
　　如果我们不能有效扩大国内市场，如果不能提高在国际高附加值市场上的竞争力，进一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保证常住人口的充分就业将面临困境，这与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无关，更不能用人口红利消失来解释。
　　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中的年龄结构变化现象，经济增长速度受到制度变革、创新、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人口红利并不能直接决定经济增长速度。例如，我国“六五”时期（）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78%，“八五”时期（）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2.276%，而这两个时期的人口抚养比均值分别为0.624和0.513，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均值分别为0.616和0.66。这两个时期的人口红利水平远低于2015年的水平（人口抚养比0.3658，劳动年龄人口比例0.7322），但2015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仅为7%左右。显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不能用人口红利消失来解释。
　　那么，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杜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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