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发表、论文指导
周一至周五
9：00&22：00
浅议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的差异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内容摘要：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也是一部经济学鸿篇。他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中；班固《汉书》的经济思想则蕴含在《食货志》和《货殖传》中。虽然两者的名字接近，但二者的经济思想差异明显。司马迁批评耗财兴利，班固主张足食通货；司马迁主张因欲奔富，讥讽甘守贫贱；班固主张去利存谊，寡欲守贫。对待富豪，司马迁认为富者好德，而班固却认为富者之间也有为富不仁者，因此主张富而教之。关键词：司马迁 班固 经济思想差异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也是一部经济学鸿篇。他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平准书》与《货殖列传》中；班固的《汉书》的经济思想则蕴含在《食货志》和《货殖传》中。虽然二者的名字相近，但经济思想差异明显 。有关马、班政治理想的差异前人多有论述，本文不缀。仅以马、班经济思想的差异作为了解二人经济理想的契机，以求证于方家。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弊也”。“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是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的一个方面。班固的这种批评是否得当？其与司马迁经济思想差异何在？《史记·平准书》与《汉书·食货志》经济思想的比较（一）《史记·平准书》批评耗财兴利司马迁撰史，旨在“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就是要在史书中记载国家盛衰兴亡的历史，以寻求治国之道。《史记·平准书》记述汉兴以来，特别是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政策，批评汉武帝的耗财兴利。认为统治者要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发展经济，以富民强国；而不能与民争利，劳民伤财。《平准书》把经济发展与政治兴衰相结合，总结了汉兴以来的政策优劣，批评汉武帝的内兴功利，外攘夷狄而耗资千万；面对国库空虚，采取改革币制、盐铁官营、算缗告缗、均输平准等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收入，应付庞大开支，导致“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 坏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使西汉经济迅速由强转衰。为了补救财政不足，汉武帝让“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使整个国家“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5处于极为严酷的酷吏统治之下，加上此时政府重用“兴利之臣”与民争利，尽管出台了“见知之法”，兴起了“废格沮诽穷治之狱” ，却抵挡不住淮南、衡山、江都王的谋反。虽然“坐死者数万人”，仍阻挡不了“县官大空”、“富商大贾或 财役贫，转谷百数，废居居邑”的结局。司马迁肯定政府发展经济的决心，明确指出经济发展过程中，“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无论是政府的盐铁专营，还是币制改革，甚至算缗、告缗都是与民争利，结果使物价飞涨，国库空虚。司马迁并不否认发展经济在国家富强中的基础作用，但认为发展经济，必须农、工、商、虞四业并举。如果“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要想国家长享安宁，则应“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否则即使“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在事势相激的情况下，国家财政的衰竭，百姓生活的凋敝，社会秩序的动荡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二）《汉书·食货志》主张食足货通班固《汉书》旨在“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恰通”，也就是要通过撰写西汉历史，来证明“纂尧之绪”，“实天生德”。班固生活于儒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东汉，他接受和宣扬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把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与现行政治巧妙结合。他的经济思想自然带有儒家正统思想的遗风，如主张“重农抑商”，否定发财致富，认为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希望百姓知足常乐，不要反抗不要贪欲。《汉书·食货志》是在《史记·平准书》的基础上修补删减而成，增写了先秦至汉初的史实，续写了汉武帝晚期至王莽灭亡170多年间的经济措施和经济状况，分上下两篇，分别叙述神农至王莽末年的历代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状况，涉及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内容比较丰富详尽。上篇主要写“食”，就是农业生产发展，包括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下篇着重写“货”，就是货币制度和商业活动。除抄录《史记·平准书》外，班固还补充了贾谊的谏除盗铸钱令、昭帝后的财经政策尤其是王莽时期的屡更币制。《食货志》在汉兴以前评介了秦及其以前的经济政策，宣扬“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的儒家正统思想。“食足货通”就是发展农业和工商业，即发展经济。在这里，班固把农业和工商业都看成是人民生存的“食货二本”。虽然班固认为食货都是本业，但二者的地位却不同，非要给食货排个先后顺序的话，他认为食应排在第一位，货自然居于第二位，这点从《食货志》的名称中可以看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尤其是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古代社会，优先发展农业是对的，如果没有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只是一句空话，不可能实现。班固把“食足”看成“货通”的基础，重视优先发展农业，这种看法与司马迁《平准书》的经济思想不同。在《食货志》中，班固论述了经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决定作用，认为经济是国家安定富强的基础，“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帝王通过“斫木为耜， 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以达到“食足”，通过“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以达到“货通”。只有“食足货通”，经济发展了，才会“国实民富”，只有国实民富，然后“而教化成”。司马迁的《史记·平准书》与班固的《汉书·食货志》虽有内容上的相同，但主题思想却大相径庭。司马迁着眼于批评现实，讥评汉武帝好事兴作而耗费钱财，主张富民而治，反对“与民争利”；班固以食、货立论，宣扬取多益少，有无相通，基本肯定了汉武帝时桑弘羊均输平准的财经政策，在“理民之道，地著为本” 的基础上宣扬井田制时代的“至德流洽，礼乐成焉”的牧歌式生活，并指斥商鞅变法使“王制遂灭”。显然班固的思想不是肯定社会进步，而是要法先王。虽然《汉书·食货志》是采用了《史记·平准书》的材料，但却冲淡了司马迁对当时社会矛盾的揭露，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并不相同。 从《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货殖志》中作比较货，指财富，殖，指增长。所谓货殖，即指如何增长财富。关于货殖，司马迁与班固都做了传，二人对于财富和追求财富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一）《史记·货殖列传》主张因欲奔富，讥讽甘守贫贱欲望，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在司马迁之前，诸子百家对人类欲望的认识，无论是道家的“咎莫大于欲得”， 还是法家的“以道制欲”，儒家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都承认人有欲望，但都主张节欲。董仲舒甚至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论调，反对人们追求物质功利。司马迁从“人欲动力”出发，认为求富是人类的共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司马迁继承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想，强调“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所以要讲礼首先要富裕，“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利”。就连“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人都有求富欲望，人都要求货益财之心，这并没有错。因此，统治者要因民所欲，让民求利，因势利导，劝民乐业，治政者要顺乎民心，采取相应措施，保证百姓追求财富，使其安居乐业。“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而“最下者与之争”，让人民“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只有做到“各劝其业，乐其事”，才能“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样做既与儒家治国之道相符合，又符合自然规律。他十分注意让民富与国富的关系，强调发展工商业以致富，认为只有民富，才有国富。他认为社会出现农虞工商四业的分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大自然提供的各种财富，是不允许每一个人都直接从事生产，因此需要分工协作，“此四者，民所以衣食之原也”，更何况这个“原”，对上“富国”，对下“富家”，“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这并非政府通过政令教化就能做好，人们要满足自己的衣食所需，国家要富强就必须扩大农业、手工业生产，还要开发山泽，发展商业，“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可见司马迁不仅突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而且强调四业并重，缺一不可。人民不管从事哪一行业，富裕后就有良好道德，有良好道德，国家才能大治。但他并非同等看待求富之人，所称道的是布衣匹夫和编户齐民，认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很明显，司马迁作《货殖列传》的目的是提倡布衣匹夫致富，其用意就在于提倡富民。（二）《汉书·货殖传》主张去利存谊，寡欲守贫《汉书·货殖传》虽取材于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但几乎删去了司马迁有关“治生”的内容，强调先王之制，提出小大贱贵不得僭越，“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这与司马迁“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的看法相反。他赞赏西周以来的等级制，认为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是因为“四民不得杂处”，士农工商“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只有这样上下有序，才能保证社会有序发展，保证国家稳定。因为“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垄，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班固认为要通过教化，使人去掉欲望，把人限制在各自的狭小圈子里，抑制人欲，这与司马迁的因欲求富背道而驰。班固希望贵族利益能永世长存，希望特权制度不受影响。他极力宣扬寡欲，疾呼用礼义约束人的求富欲，要求人民安贫乐道，与世无争。他的理想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谴责追求财富者使“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极”，他将追求财富看为“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认为凡是想发财致富的都不是好人“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糜度，民肆其诈。逼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认为“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工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会使“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导致社会混乱。对待巨富司马迁赞赏富好行德而班固主张富而教之对待巨富者，班固与司马迁的态度截然不同，司马迁称赞富好行德，认为致富者有良好的道德。司马迁极力赞扬范蠡，“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是“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在他赚到钱后“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在司马迁看来，范蠡此举是“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所以人们 “皆称陶朱公”。班固删去了这些对范蠡的尊重推崇之语，只是机械地记录。再如司马迁对子贡的经商致富是持肯定态度“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甚至将“孔子名布于天下”的原因也归之于子贡。而班固却认为“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而颜渊箪食瓢饮，在于陋巷……然孔子贤颜渊而讥子赣，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意则屡中”。可见班固对子贡是大加批评的，讥讽子贡“不受命而货值焉”，不过是侥幸得中罢了，后人不可效仿。认为“富者骄而为邪”，因此他主张富而教之，前提条件是富，只有富了进行思想教育才能收到好效果。可见，班固的富而教之的思想，不是不要经济利益，而是要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奸富问题。参考文献：1.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20002.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20003.王弼注，楼宇列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中华书局，20084.章诗同注.荀子简注[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5.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1980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M].中华书局，1983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
【xzbu】郑重声明：本网站资源、信息来源于网络，完全免费共享，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版权和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不愿意被转载的情况，请通知我们删除已转载的信息。
xzbu发布此信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网站立场无关。xzbu不保证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文字、数据及图表）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等。56中国史学史论文：从《史记》《汉书》游侠传比较司马迁与班固之著史思想_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牛bb文章网
56中国史学史论文：从《史记》《汉书》游侠传比较司马迁与班固之著史思想_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
从《史记》《汉书》游侠传比较司马迁与班固之著史思想 摘要：《史记》与《汉书》比较而言，《汉书》更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虽然《汉书》有许多章节脱胎于《史记》，但绝非简单的重复，《游侠传》就是显著的一例。两书虽同写游侠，但对其评价却大相径庭。《史记?游侠列传》热情赞扬游侠急人之难的高尚道德和反抗封建专制的精神，而《汉书?游侠列传》则批评游侠破坏封建礼法，宣扬“政自君出，而下无觊觎”的等级制度和君主集权制度不容丝毫动摇。 ①②关键词：司马迁；班固； 游侠；著史思想。活跃于秦汉时期的游侠，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战国晚期，关东六国的游侠之风十分盛行，但在西边的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改变了“民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局面，又颁行《游侠律》规定：“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岁卒，责之。”基本上没有游侠生存的土壤。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六国与秦的文化互相混融，一面是朝廷严禁游侠，另一面是六国炽盛的游侠之风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殆尽。这时的侠，遂成为一种潜流，秘密地活动于社会底层。12年后，陈胜起义于大泽乡，游侠之士乘乱逐鹿，走向前台，形成了秦汉之际游侠参与社会生活的壮观场面。在刘邦建立汉朝之后，政治逐渐趋于稳定，经济逐渐恢复繁荣，社会结构也趋于复杂多样，游侠又开始活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和班固的《汉书?游侠传》都对他们的活动做了记载和评价。 ③一、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史记?游侠列传》伊始，司马迁就开宗明义，表达了对游侠的赞美态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④”在《太史公自序》中，对这种意图阐发得尤为明确：“救人之厄，赈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这①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② 施丁（主编）：《汉书新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③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2234页。④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六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3181页。 ⑤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3286页。- 1 - ⑤两段话是理解司马迁盛赞游侠的关键之所在。司马迁欣赏的是游侠那种“言必信，行必果”的诚信行为、“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的勇猛精神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谦逊美德。尽管司马迁也看出，游侠的举止行为有悖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标准，即所谓“不轨于正义”，但游侠那种守信不替、舍己救人的侠行义举，却令司马迁感叹不已，甚至认为这就是“仁者”、“义者”最值得效法的地方。张守节说：“儒敝乱法，侠盛犯禁，二道皆非，而学士多称于世者，故太史公引韩子，欲陈游侠之美”，确实是洞悉司马迁思想的底蕴之谈。司马迁陈述游侠之美，关键在于表彰他们恪守“信”字。它对人们的权利与义务，不像“礼”那样有很多硬性的规定，基本上是靠道德观念来维系人们之间的关系。战国时期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士”就是如此。但是随着秦王朝的统一，天下共主，士阶层再也不能像战国时期那样奔波于各国，献策于豪门了。在这种形势下，要求天下之人忠于共主的思想开始上升，“信”的概念开始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但在民间的私下往来中，仍有一定的影响。汉时的游侠，就是活跃于民间，以“信”相标榜的一些人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可谓是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孑遗。司马迁正是突出强调游侠“言必信，行必果”，至死不渝恪守“信”的行为。因此，对“自秦以来，匹夫之侠湮灭不见”的现象深为扼腕，促使他把汉兴以来著名的大侠载入史册，以至不使他们湮没无闻。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谈及众多游侠，而对以下三人着笔最多，叙述最具体： 鲁地的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数百，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他曾经帮助刘邦通缉的要犯季布逃脱官府的追捕。到后来刘邦宽赦季布并封他为将军时，“终身不见也”，表现出了很高的侠士风范⑦。洛阳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其行大类朱家”。吴楚七国反叛时，太尉周亚夫说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注定不能成功⑧。可见他把剧孟的获得比之为得一敌国。T人郭解，“少时阴贼，慨不惬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但是他长大成人后“自喜为侠益甚，既已赈人之命，不矜其功”。郭解姐姐的儿子凭借自己是郭解的名气，在与人喝酒时要让客人一口喝完，但是客人不胜酒量，结果他竟然硬灌。客人一气之下就把他杀后逃跑了。郭解的姐姐认为以郭解的名气，人家杀⑥张守节：《史记?游侠列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3193页。⑦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六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3184页。 ⑧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六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3184页。 - 2 - ⑥了他的侄子，凶手还捉不到。于是她把儿子的尸体故意丢弃在道路上，不埋葬，想以此来羞辱郭解。郭解派人暗中探得了凶手的去处。凶手窘迫，主动回来把真实情况给郭解讲了。郭解听后说：“你杀了他是应该的，看来是我的侄儿无理了”，于是把那个凶手放走了。人们听到这件事后，都很称赞郭解的道义行为，更加地依附他。郭解家后来被汉武帝迁徙茂陵时，“诸公送者出千余万”，“关中豪杰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⑨。上述三个游侠，是司马迁着意刻画的人物。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游侠的特点。首先，他们都以“信”相标榜；不惜毁家散财，以救人于厄为己任，并且都具有不矜功伐德的高贵品质。其次，他们都以布衣的身份行侠于民间，不求贤达，自行其是，无视官府法度，但他在地方的名气与威望，绝不亚于达官显贵，甚至可以交通官府。第三，一个著名的游侠，可以说是一个地方势力的代表。尽管游侠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有组织的社会集团，但他们可以凭借其财产和声望，纠合起一批杀人犯科、发冢铸钱的“少年”。司马迁歌颂这些布衣之侠，肯定游侠讲求信义、打抱不平的精神，表明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突破了封建正统思想“仁义”的束缚。他之所以写游侠列传，除了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很欣赏游侠的讲诚信、重信义的精神之外，另外的原因恐怕与他的亲身遭遇有关。这一点前人多有论及。宋超在其《&史记&&汉书&游侠传试探――兼论两汉社会风尚的变迁》⑩中就曾如此论述：“司马迁通过李陵事件，一方面对封建统治着的专横暴戾有了切身感受，为自己欲尽忠反受刑而痛心；另一方面，对官场上同僚们虚伪懦弱，不敢仗义相救而愤慨。出于这种悲愤难已的感情，司马迁对游侠们不顾自己身躯，救人于危难之中的行为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种论述与司马迁热情讴歌游侠是有一定道理的。总之，司马迁写游侠是与其朴实、不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大历史观有关，亦与其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关，更与其著作《史记》是私修有关。试想一下，如果《史记》是一部诸如《汉书》的官方史学著作，司马迁敢歌颂那些在统治阶级眼中“作奸犯科”、“不守礼法”的游侠吗？正是由于《史记》是司马迁自己的《史记》，而不是以统治阶级意志为主的《史记》，才使得司马迁能直抒胸臆，用朴素、真实的语言汇聚成了一部彪炳千古的史学巨著。但是，司马迁或许只注重了游侠的正面形象，而忽略了他们的另外一面。吕思勉先生曾说：“游侠与暴豪之徒，其不可分也久矣。”客观地说，西汉初年的游侠形象应该是复杂化的，不能一概而论。郭解有“君子退让之风”，但只是他性格的一个侧面。他为人阴险好杀，⑨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六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页。 ⑩ 宋超：《史记》《汉书》游侠传试探――兼论两汉社会风尚的变迁》（《学术月刊》，1985年第一期）。 11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 - 11手下经常操纵着一群亡命之徒为其效力，因睚眦之仇，“所杀甚众”，最终被汉武帝族诛。这种“暴豪”行为与游侠美德，如此不和谐的呈现在同一个人物身上，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刻的矛盾。对此，司马迁有所察觉。他说：“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力图证明两者的不同。游侠的存在与活动对稳定当时的封建统治秩序是一个消极的因素。按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来讲，自封建社会中保持一定的统治秩序，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来说都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起到维系社会统一和稳定秩序的作用。这一点，对大乱之后的西汉是尤为重要的。可是，游侠的作为恰恰与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共同愿望相反，他们只从个人恩怨出发，气相投则无所不为，反之则无恶不作，乃至杀人泄愤。这些行径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会给初定的社会带来骚动和不安，既违背了道德观念，又触犯了封建社会的法律，也破坏了社会的秩序。因此，这些游侠大多的下场便是遭到统治阶级的诛杀。这便是班固笔下的游侠与司马迁笔下的游侠有很大不同的历史条件。二、班固笔下的游侠尹达曾说：“班固著《汉书》，经历了由自修到皇命修撰、由非法到合法的过程，所以对封建专制的威严及其对史学的控制与要求，有着切身的体会”12。与司马迁相比，“他反其道而行之，竭力充当封建等级制度和君主集权专制的辩护士”13。班固曾批评司马迁“司马迁著《史记》，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极刑，故微词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者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以敝也。”可见不论在总体思想上，抑或在具体问题上，班固与司马迁都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司马迁所热情讴歌的游侠和货殖者，正是班固所竭力批判的。正是出于这种思想上、道德观念上的差距，班固试图力矫司马迁之失，针锋相对地写下了带有班氏思想痕迹的《汉书?游侠传》，其目的是在于“开国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藏甲，国不专杀。”王念孙进一步阐释班固的这种意图为“言游侠之徒以齐民而作威作惠，如此，奈何不匡之以礼法也。”正是为了“匡之以礼法”，《汉书?游侠传》一开始就表述了对周代社会的崇尚之情：“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12 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13 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14班固（著），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此处转印自宋超：《史记》《汉书》游侠传试探――兼论两汉社会风尚的变迁》（《学术月刊》，1985年第一期）。- 4 - 1415。在班固的心目中，周代这种上下有序、礼刑互不逾越的状态是最理想的、最和谐完美的社会模式。但随着周王室的衰微，“下逾上、贱凌上”的现象层出不穷，“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16”。班固对此极为愤慨，认为战国四公子是形成“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局17面的始作俑者。虽然班固对西周的政治制度、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变化的评价过于迂腐，但他看到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化的时代，而游侠正是这个时期的特殊产物，则符合历史史实。秦统一之后，战国时那种游侠大量存在，纵横驰骋的社会环境业已改变。但是，由于秦王朝的勃兴骤亡，反而使社会更加动荡，游侠的活动也愈加猖獗。西汉初年，承秦之弊的社会尚未安定，一些诸侯王和权臣多与游侠交往，借以壮大声势，反叛中央政府的事件接踵发生，游侠也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汉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统一与分裂之争，尚无暇顾及于此。在这种形势下，正是游侠存在与发展的绝好时机。班固曾详尽地描述游侠交通诸侯王及权臣的情景，“代相陈g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可见游侠的大量存在与活动，对中央政府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班固从政治大局着眼，侧重分析游侠这种社会势力与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从这一点来看，似与司马迁单见游侠执信不替、救人于厄的细微之处要略胜一筹。《汉书?游侠传》除了照录《史记?游侠列传》中的几个游侠外，又着重写了g章、楼护、陈遵、原涉诸人。班固自然也描写这些人仗义疏财、救人不赡的狭义之举，但是班固写游侠的真意绝不是在于歌颂这些行为，而是在竭力揭露游侠身上的另一侧面，即作奸犯科、阴贼好杀的性格，原涉即为突出的一例。原涉“性略似郭解，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睚眦于尘中，触死者甚多”18。其友人之弟王游公向茂陵守令尹公揭露“涉刺客如云，杀人皆不知主名，可为寒心”19，并为之出谋，让他毁坏原家的冢舍。此时，原涉并不看友人之面，而是“选宾客，遣长子初从车二十乘劫王游公家”20，“杀游公父及子，断两头去21。”如果说王游公确实伤害了原涉，杀之理有肯谅的话，那么原涉杀尹公就全无道理了。尹公后来和原15施丁（主编）：《汉书新注》卷九十二，《游侠列传地六十二》（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第2513页。 16 施丁（主编）：《汉书新注》卷九十二，《游侠列传地六十二》（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第2514页。 17施丁（主编）：《汉书新注》卷九十二，《游侠列传地六十二》（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第2514页。 18施丁（主编）：《汉书新注》卷九十二，《游侠列传地六十二》（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第2525页。 19施丁（主编）：《汉书新注》卷九十二，《游侠列传地六十二》（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第2528页。 20施丁（主编）：《汉书新注》卷九十二，《游侠列传地六十二》（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第2528页。 21施丁（主编）：《汉书新注》卷九十二，《游侠列传地六十二》（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第2528页。 - 5 -56中国史学史论文：从《史记》《汉书》游侠传比较司马迁与班固之著史思想_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涉同在更始将军部下，且尹公向原涉谢罪曰：“易世矣，宜勿复相怨”。孰料又勾起了原涉的宿怨，终派刺客杀了尹公。这一举动，距游侠相标榜的品德差得太远了。因此，班固对封建统治者诛杀游侠之辈并无反感，认为郭解之类游侠“其罪已不容诛矣”。尽管从个人品德上讲，不乏有“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的“绝美之姿”，但终因“不入于道德，??杀身亡宗，非不幸也”。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明确申言，正是因为对秦兴以来布衣之侠的湮灭无闻的状况而深表遗憾，他才立志为这些人立传，而班固所补诸人却非布衣之侠，而恰是被司马迁摒弃在游侠之外的“暴豪”，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官吏或官吏的后代。班固之所以这样写，除了在主观上要与司马迁反其道行之，宋超认为班固是“另有企图的”，“就是要证明，不论是布衣之侠还是‘暴豪’之徒，实质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兴衰都与封建统治者的严密与否成正比，借以提醒封建统治者要注重这个问题”。23 22三、结语综上可见，班固从维护封建道德思想出发，揭露游侠触犯封建法网、残忍好杀的一面，竭力充当封建正统思想的守护者；而司马迁歌颂这些布衣之侠，肯定游侠讲求信义、打抱不平的精神，表明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突破了封建正统思想“仁义”的束缚。虽然班固这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道德观念全盘肯定较之司马迁而言，他无疑是保守的。但是，他看到游侠的活动是中央集权的不健全，特别是与西汉前期诸侯王割据势力有关，因而主张对游侠进行坚决的打击。从这一点来看，班固还是颇有政治见解的。参考文献：『1』《史记》，司马迁，中华书局，1959『2』《汉书新注》，施丁，三秦出版社，1994『3』《中国史学发展史》，尹达，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22施丁（主编）：《汉书新注》卷九十二，《游侠列传地六十二》（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第2528页。 23宋超：《&史记&&汉书&游侠传试探――兼论两汉社会风尚的变迁》（《学术月刊》，1985年第一期），第3页。『4』《秦汉史》，吕思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学术月刊》，1985年第一期 分享： >
“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