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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是中国当代鲁迅吗？
[导读]韩寒是不是当代的鲁迅?这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事实已经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作为这个时代的意见领袖，他的言论已经深深嵌入到了诸多公共事件当中。仅以影响力论，韩寒不是当代鲁迅，谁是?
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本报评论员 彭晓芸“插科打诨”不是一个贬义词，很多时候它像长了胡子的蒙娜丽莎的微笑，解构荒诞和霸权于无形，但当一个时代正在日益呈现插科打诨的集体无意识时，我们必须加以警惕和反思。幸运的韩寒，不幸地成为了一个解剖这个时代的隐语和密码。插科打诨，原意指戏曲演员在表演中插入一些滑稽动作和诙谐的语言来引人发笑，后泛指不庄重地开玩笑逗乐。在某些场合之下，插科打诨是一种幽默，譬如强势者遭遇挑战，被扔鞋或扔鸡蛋，来一句“我知道你的鞋是10码的”或者“亲爱的，我早餐一般吃鸡蛋火腿肠，下次请再扔根火腿给我”，这是强权者化解异见的自嘲。但在某些场合之下，插科打诨却是无力感的表达，是弱者的自我安抚。譬如心里明明想做刁民，却故作幽默状地说，“让我做个幸福的良民吧”;心里明明觉着韩峰就是个腐败的干部，却要强装豁达地说，“韩峰是个好干部”。“插科打诨”仅是一个中性词，它本身既不面目可憎，也不熠熠生辉。韩寒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插科打诨的唯一标本，但他给这个中性词汇注入了正面的价值，并导向一种更多维的智性。这用来描述韩寒的话语方式，大概不是过度阐释，而是对时代复杂性可能的审慎。当然，韩寒又不仅仅是插科打诨，他比插科打诨多一些，不然，他就是周立波了。韩寒不是周立波，而是被美国《时代周刊》瞩目的青年领袖人物。这也注定了，韩寒因其影响力之大被附加着过多的寄望。一些知识分子或公开或私下地肯定韩寒，指出韩寒的影响力大于N+1体制内学者的合力。这恐怕也不是自谦，而是一种哀怨：潜台词是，一些学者正在悄声无息地滑入失语状态，当然，其中永远不乏站起来振臂一呼者，但已经远远不及韩寒的莞尔一笑那样吸引眼球。当一个人在承受着不可承受之重的时候，我们有理由怀疑，如果不是大众的判断力和趣味出了问题，就是这个时代出了毛病。韩寒不仅是偶像，而且胆子够大。胆子大也因为他不操心饭碗，当他不谈论国是，不插科打诨，他可以谈论赛车，可以成为年入数百万的赛车手，再不济，也可以出“博客书”，拿体制内知识分子不敢想的版税。这，都是韩寒的底气。如果因为韩寒的“底气”比你足，每个人就都兴高采烈地甘当围观者，看着韩寒替你舞蹈、替你言说，甚至不惜把韩寒推上神坛，那只能说，这不但暴露了我们的自私和怯懦，又是另一种意义的“被代表”;如果因为韩寒粉丝比你多，每个人就佯装热爱韩寒式话语，甚至恨不得摇身一变就用韩寒的语言说话，那只能是，我们正在用同一种话语制造狂欢的假象，成为另一种意义的“大合唱”。美国人尼尔·波兹曼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当下的中国，似乎对这两种趋势均抵抗力不足，一方面是因言获罪的案例仍然不能消除，另一方面是插科打诨式的集体话语正在吞噬力透纸背的直接言说。人们正在变得越来越缺乏耐性，对“数学的美感”、“音乐的灵光”、“道德的重量”乃至“公平正义尊严幸福”统统失去兴致，却只能对“局长的日记”、“赵薇的肚子”、“书记有新欢后杀情妇”等等兴趣盎然，乐此不疲。而我们时代的话语方式，也正在被喧嚣的集体无意识形塑为微博上的“正话反说、长话短说”，饭局上的“黄段子”、“红段子”，除此之外，我们似乎已经不会说话了，假设谁突然一本正经地要跟你讨论中国人的“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你一定一把推开他(她)。如果把插科打诨比作拆房子，韩寒肯定是那个把拆积木游戏玩得最好的小孩，但如果我们一直做着粉丝状学着拆房子，总有一天，房子还是要盖起来的，我们却早已丢了建房子的本事，连墙是如何刷的，也遗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们整日忙于大笑，却对“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毫无防备之心，对“插科打诨”的时代过去之后要谈论什么，缺乏准备。同样是畅销作家、被誉为“美国精神”的安·兰德，在谈论“金钱的意义”、“工业家的牺牲”、“资本主义的道德意义”，在批判“二手货”的本质，提出创造者才是时代真正的英雄。就连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甲骨文CEO埃里森，都是安·兰德的忠实拥护者，格林斯潘甚至宣称读了兰德的书，最终确立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我们鲜见哪位赞美韩寒的著名人士，宣称自己受到了韩寒著述的影响，充其量，他们只是感激韩寒作为反抗者的姿势站得如此漂亮，他们只是快慰于韩寒替他们说出了那些如鲠在喉的妙语。但我们不能不对这种言说方式的单调抱以警惕，不能把正向建构的话语方式拱手让“含泪劝告”的余老师垄断，不能不考虑，我们将以什么来馈复我们的下一代，当他们浸泡在“干部干部，就是干好部下”的语言环境中……4月7日，韩寒在回应入选“时代人物”候选时写下难得一见的正经话：“我经常自问自己，我为这个充满着敏感词的社会做出了什么贡献，可能到最后我只贡献了一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敏感词而已。”“我经常非常的惭愧，我只是一介书生，也许我的文章让人解气，但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呢，那虚无缥缈的影响力?”聪明的韩寒是清醒的，糊涂的是这股潮流和它所愚弄的追随者。当人们以游戏的姿态谈论“感觉的政治”，却不具备真正的“政治的感觉”的时候，他们只能把这种幻象转化为对一个“文坛坏小子”的顶礼膜拜。但是，一个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如果这不是臆断，那么，就希望下一次，除了韩寒，我们还能谈点别的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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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5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鲁迅是个三流作家吗？
电影推荐：近读杨显惠小说集《夹边沟记事》（天津古籍出版社），对出版家老赛的序言《历史的补丁》中的一段话颇感兴趣—— 优秀的小说应该传递四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批判，二是对历史和文化的揭示和扬弃，三是对人本身的存在和人性善恶的多维思考，四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四流的作家，只是简单或肤浅地图解现实，不过供人消遣和休闲罢了，反腐败小说、美女文学、新写实主义等，大多在这个境界。三流的作家，透过现实已窥视到历史和文化的影子，像莫言、贾平凹、陈忠实、张炜、余华、阿来等作家已超越这一境界，正在向人本身进军。二流作家，直抵丰富、复杂、多维的人性，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探索。许多小说为什么没有生命力，就因为他们还处在时代和现实的包围中，还没有冲进历史和文化内核，更遑论人性。一流的作家，是世界级的大作家，不仅穿透现实、历史和人性本身，而且关怀人类存在的意义，像卡夫卡、贝克特、马尔克斯、海明威等人，无不是这种境界。中国文学想要和世界接轨，没有此种要求，绝对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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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各人对文学作品的看法，只有各人自己明白。一流二流三流，看各人如何定义。以前说过了，纳博科夫还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塞万提斯呢，钱德勒海明威和福克纳不喜欢彼此的作品，不妨碍他们各自很牛叉。话说回来，如果有人拧眉瞪眼、手舞旗帜朝着我，逼我承认契诃夫、蒙田、鲁迅、爱默生、萧伯纳们都是三流作家，高长虹是二流作家，张春桥是一流作家，洪秀全是超一流作家，除非心情特别好，我也不会去跟他掰扯究竟。就让他这么认为下去，不也挺好的么？我这里有个很恶意的意思，不妨说出来好了：喜欢给大师划分级别贴短标签然后插旗帜立山头的，要么是极大的才子（太少了），要么是常见的二楞子。
参考：[1] 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版[2] 隋清娥．鲁迅小说意象主题论[M]．山东：齐鲁书社，2007年版[3] 于海娇．鲁迅小说的欧化句法研究．《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年04期[4] 李玉明．关于鲁迅《野草》的几个意象的解析[J]．东岳论丛，2005（2）大一现当代文学，老师上鲁迅那课的时候，我深刻记得老师的开篇，中国现当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鲁迅给了现当代小说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峰，中国有鲁迅是莫大的幸运，所以鲁迅先生怎么可能是三流的小说家。刚刚老师的话记不清原话了，先写在这里待查证资料之后再来修改。
鲁迅先生对白话文句法典范的成型和确定作用。五四文学使汉语言文学的文体形式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现代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的正宗地位。这一成果的取得与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锋的鲁迅先生的小说有极大的关系，我们使用至今的普通话句式的主谓宾定状补欧化句法追根溯源，与现代白话文典范标准之一——鲁迅小说中的欧化句法绝对有撇不开的联系。
好的小说往往是作者独特哲学的呈现，这是我在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心中的一把标尺，我觉得这里也可以用来揣摩理解一下鲁迅。鲁迅一生创作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部小说集，以知识分子形象为小缺口深入探索，我们可以看到迥异于传统“君子型”文化人格的现代人格泛型。进化论是鲁迅前期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摒弃了“弱肉强食”消极因素，汲取了进化论中注重生存斗争相信事物的新陈代谢和人类精神发展。还有个性主义和从尼采思想中精炼出一种“图强”，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创造社早期的“为人生”指向了。鲁迅将个体生命存在的自觉意识和强烈的历史感结合，对民族现代化和自我发展的双重思考与探求，其内心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刚刚这那段牛叉的话有兴趣的人可去考证，题中提到“一流的作家，是世界级的大作家，不仅穿透现实、历史和人性本身，而且关怀人类存在的意义，像卡夫卡、贝克特、马尔克斯、海明威等人，无不是这种境界。中国文学想要和世界接轨，没有此种要求，绝对是天方夜谭。”与郭沫若的《女神》那种开辟洪荒的大我和强烈的抒情性相比，鲁迅的思想斗争是内敛的深刻的真痛苦。想摸到鲁迅先生自我思想的缠绕绝对绕不开《野草》，如果有童鞋想研究鲁迅的话，以鲁迅小说散文等作品的形象隐喻含义为钥匙入手（鲁迅很多作品中有重复形象出现，其含义往往有某种共通性甚至可以相互解码），可以有很多自己独特的思考哦。摘录自己曾经论文的一段话：
在《野草》中，死尸的意象反复出现。《失掉的好地狱》中魔鬼与我的对话的前提已暗示我已作为死尸，《死后》也是我作为死尸的梦境。《死》、《死后》，他体验感受着精神巨大落差而失望之死，尝试刻画对死亡的复杂感受，进行深刻的自我剖析。
本来，由于自我分裂而形成的两种力量（对中国未来的希望和失望）、两种情绪（欢欣和失落）的纠缠已如“长蛇”的自啮，不可忍受“终以殒颠”，它们共同作用于鲁迅本已“创痛酷烈”的心灵中，造成了他精神上的大苦闷、大矛盾、大撞击。
刚刚一段是自己之前写过的一点思考，现在再回题一下，鲁迅小说中有隐喻、象征主义，为日常语言变异的精致形象的语言等等，都可以证明其作品代表了时代又超越了时代，是人类文化的精品，是中国文学封闭自锁的状态结束的代表，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开端中的一员，带来了中国文学家之世界文学意识的觉新。从某种程度上说，鲁迅在与世界文学真的全面对话中获得了关照民族生活的全新眼光，获得了艺术创造的精神营养和形式摹本，从此，中国文学真正汇入了世界文学的大潮。本意很想把鲁迅深刻地写一下，可是面对巍巍高山我内心只有深刻的无力感。在文艺青年被各种调侃的今天，我觉得鲁迅先生是真文艺青年，其先锋性深刻性，对任性的体察，就算是如今读来也毫不褪色，再有其他点滴思考会再来补答。
这么多年过去你再看，鲁迅笔下的事，笔下的人，不是都鲜活得活着嘛。这还不一流？
先感慨原文：按说，给作家分级有点儿傻。（1）我觉得莫言、贾平凹、陈忠实、张炜、余华、阿来虽然知名度接近，但未必是一个等级，或有缺陷之处太明显或杰出之处太不明显。为啥没有刘震云呢，可以有吧。（2）卡夫卡、贝克特、马尔克斯、海明威算不算同流？对海明威存疑，和贝克特不熟，不过这几位上面还有没有级别了？感觉应该有其他位置摆放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才对。（3）我不敢随意以“流品“来唐突鲁迅，他追求比“作家”更复杂的事情，他受比在小说路上打怪升级更激烈的影响。如果鲁迅没有站在中文写作的巅峰，那是他所处的时代的责任，那是”人民群众“的责任。
鲁迅曾经说过：“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由此可见，他在活着的时候多少都曾预见过自己死后被人利用的状况。建国后发起的批胡适树鲁迅运动，是政治挂帅时代的硬伤。三十多年间，在大陆的被强制阅读鲁迅而不准阅读胡适，在台湾的则正好相反——这和鲁迅胡适可是没有关系的。不应该把对某一政党或者意识形态的仇恨掺入对他们的评价当中。再者，虽然鲁迅一度和左翼走得非常近，但是他却并没有倒入共产党的阵营。后期他和周扬等人闹翻，他和左联的纠葛，便是因为他不想受人控制，也不想成为他人手中的政治棋子。在我看来，鲁迅这一点上比汲汲于当青年领袖、当“国师”的胡适要有骨气的多。在我的阅读经历中，鲁迅的作品，完全可以和卡夫卡、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莎士比亚的作品相媲美。在对本国国民性的批判中，世界上能超过鲁迅的恐怕没有几人。那些一句话将鲁迅否定的人，我无话可说。关于作家地位的问题，本就没有什么定论，各抒己见而已。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真是被题主的智商感动到了。本来想驳你一通，又觉得没有必要白费力气。且引一篇文来：民廿五年十月十九日魯迅死於上海。時我在紐約，第二天見Herald－Tribune電信，驚愕之下，相與告友，友亦驚愕。若說悲悼，恐又不必，蓋非所以悼魯迅也。魯迅不怕死，何為以死悼之？夫人生在世，所為何事？碌碌終日，而一旦暝目，所可傳者極渺。若投石擊水，皺起一池春水，及其波靜浪過，復平如鏡，了無痕跡。唯聖賢傳言，豪傑傳事，然究其可傳之事之言，亦不過聖賢豪傑所言所為之萬一。孔子喋喋千萬言，所傳亦不過《論語》二三萬言而已。始皇並六國，統天下，焚書坑儒，築長城，造阿房，登泰山，遊會稽，問仙求神，立碑刻石，固亦欲創萬世之業，流傳千古。然帝王之業中墮，長生之樂不到，阿房焚於楚漢，金人毀於董卓，碑石亦已一字不存，所存一長城舊規而已。魯迅投鞭擊長流，而長流之波復興，其影響所及，翕然有當於人心，魯迅見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大，滄海之寬，起伏之機甚微，影響所及，何可較量，復何必較量？魯迅來，忽然而言，既畢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魯迅常謂文人寫作，固不在藏諸名山，此語甚當。處今日之世，說今日之言，目所見，耳所聞，心所思，情所動，縱筆書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魯迅復生於後世，目所見後世之人，耳所聞後世之事，亦必不為今日之言。魯迅既生於今世，既說今世之言，所言有為而發，斯足矣。後世之人好其言，聽之；不好其言，亦聽之。或今人所好之言在此，後人所好在彼，魯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後世或好其言而實厚誣魯迅，或不好其言而實深為所動，繼魯迅而來，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濤起伏，其機甚微，非魯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波使濤之前僕後起，循環起伏，不歸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長生，復奚較此波長波短耶？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輊軒於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我請魯迅至廈門大學，遭同事擺佈追逐，至三易其廚，吾嘗見魯迅開罐頭在火酒爐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誼，而魯迅對我絕無怨言是魯迅之知我。《人世間》出，左派不諒吾之文學見解，吾亦不願犧牲吾之見解以阿附初聞鴉叫自為得道之左派，魯迅不樂，我亦無可如何。魯迅誠老而愈辣，而吾則向慕儒家之明性達理，魯迅黨見愈深，我愈不知黨見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終以長輩事之，至於小人之捕風捉影挑撥離間，早已置之度外矣。魯迅與其稱為文人，不如號為戰士。戰士者何？頂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鋒以為樂。不交鋒則不樂，不披甲則不樂，即使無鋒可交，無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於胸中，此魯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國詩人海涅語人曰，我死時，棺中放一劍，勿放筆。是足以語魯迅。魯迅所持非丈二長矛，亦非青龍大刀，乃煉鋼寶劍，名宇宙鋒。是劍也，斬石如棉，其鋒不挫，刺人殺狗，骨骼盡解。於是魯迅把玩不釋，以為嬉樂，東砍西刨，情不自已，與紹興學童得一把洋刀戲刻書案情形，正復相同，故魯迅有時或類魯智深。故魯迅所殺，猛士勁敵有之，僧丐無賴，雞狗牛蛇亦有之。魯迅終不以天下英雄死盡，寶劍無用武之地而悲。路見瘋犬、癩犬、及守家犬，揮劍一砍，提狗頭歸，而飲紹興，名為下酒。此又魯迅之一副活形也。然魯迅亦有一副大心腸。狗頭煮熟，飲酒爛醉，魯迅乃獨坐燈下而興嘆。此一嘆也，無以名之。無名火發，無名嘆興，乃嘆天地，嘆聖賢，嘆豪傑，嘆司閽，嘆傭婦，嘆書賈，嘆果商，嘆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諒者、鄉愚者；嘆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尷尬人、盤纏人、累贅人、無生趣人、死不開交人，嘆窮鬼、餓鬼、色鬼、讒鬼、牽鑽鬼、串熟鬼、邋遢鬼、白蒙鬼、摸索鬼、豆腐羹飯鬼、青胖大頭鬼。於是魯迅復飲，俄而額筋浮脹，睚眥欲裂，須發盡豎；靈感至，筋更浮，眥更裂，須更豎，乃磨硯濡毫，呵的一聲狂笑，復持寶劍，以刺世人。火發不已，嘆興不已，於是魯迅腸傷，胃傷，肝傷，肺傷，血管傷，而魯迅不起，嗚呼，魯迅以是不起。————引来这篇大概是白费力气了，以能够提出这种问题的智商，恐怕你又要看不懂，呜呼哀哉！
下午上课刚好讲到，当时很感动。以前跟陈丹青聊木心的时候有人问，木心和鲁迅比怎么样，马上说比不了比不了，木心算是一个秀气的美女，那鲁迅简直是大美人了，终归还是不能比。鲁迅的厉害不只是社会性的揭示，更是他多维的语言：幽默的、辛辣的、讽刺的、心酸的，太多了。那些妙喻，冷的热的，和作品的微妙的色泽。大家读过《野草》吗，文学造诣不亚于波德莱尔的。我曾建议中学生课本中不要入选鲁迅的文章，最多一两篇，因为中学教育不适合读鲁迅。鲁迅适合怎么被读到——或许在某一天，读到后感慨”竟有这样的作家“，发现鲁迅好比发现卡夫卡那样。鲁迅根本不是一个文学家，他是艺术家。很庆幸我是自己”发现“喜欢鲁迅的：最初读闰土，觉得他遣词造句怎么这么奇怪，到三味书屋时候，就开始有情感波动，到呐喊自序，每读一遍就觉得跟知音聊了酣畅淋漓的天，然后再读闰土，心有戚戚，那时候也在经历着与小伙伴的疏离。我知道我并不是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英雄，所以只是呐喊几声...不惮于前驱...
现代人的出名方式真是穷凶极恶
鲁迅是“九万流作家”？那第一流作家该是哪些人？我看是《三体》里的歌吟者，坐在那里不哼不哈，轻轻弹出张纸片就能毁灭一个星体。现在阿猫阿狗也敢蔑视评论鲁迅了，因为文学评论的门槛被他们踩进了十八层地狱，他们就趴在这门槛上叫：什么狗屁文豪作品都不及俺那1T的硬盘有思想有深度，乌汪－－喵！叫完，跳下阴沟自撸自的去了。从今年五月起，我一直看《鲁迅全集》，直到现在，还没看完，只看完小说集，散文集，杂文集只看到《》，实在写的东西太多，我整整看了近五个月，还没看完，而书中时常还听到鲁迅说他很懒，对着左右墙壁半天写不出个字来，即使如此，即便他颠沛流离，到处逃避迫害，中断写作，可留下的文字和思想已经够我探索好久了。中学课本里念过鲁迅先生，《藤野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纪念刘和珍君》，《孔乙己》，《祥林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我那时看到，除了《孔乙己》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幽默有趣之外，其他文章确实吊不起我的胃口，笔锋太阴郁，讽刺太尖刻，语言较生涩，总是以一种冷冰冰的笔触向我们描绘着当时的世间百态。对于喜欢看漫画喜欢看金庸古龙小说的我来说，读来缺少流畅、激情，不能过瘾，不能止渴。可我就是觉得，既然有人这么推崇先生，必有他的原因。于是我找来《鲁迅文集》，准备把全部作品逐一看完，看看到底好在哪里。才读了一小部分，先生的精神就让我深深敬服：他对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满怀拳拳爱国之心；对四分五裂的国家，被外国欺凌霸占满怀愤懑之情；对当时国人的愚昧落后，满怀悲悯和恨铁不成钢的愤怒；对当局杀害进步青年爱国学子满怀悲伤和愤慨.........鲁迅不幸，生活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作为一个有良心有爱国热忱的人，他没有当局外人袖手旁观，没有去钻象牙塔，没有去当一个医生，没有在教育部佥事上继续往上爬，没有去歌功颂德，没有去悠游闲暇，去写鸳鸯蝴蝶与风花雪月，去写降龙十八掌和天涯明月刀。而以他的学识和人品，以上任何一样他都能轻轻松松地做到。他所抨击的同时代的许多文人，也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生活在那个乱世过得那样逍遥快活，但是这些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也就在逍遥快活里，自顾自地活着，对国家民族与人民大众苦难视若无睹。而我们有幸，让我们看到即使在漆黑的夜里，在被铁屋锁住睡熟人的梦里，在国家即将灭亡的关头，还有一个人在孤军搏杀，有一个人在拼命呐喊，叫破喉咙，也要“泪血染作红杜鹃”，试图唤醒沉睡的中国，唤醒自强的中国。这就是我们苦难民族的脊梁，一幅峥峥傲骨，两眼横眉冷对，不低头，不屈服，在内忧外患中，昂然耸立在黑夜里，让我们抬眼望去就生起信心，知道中国还有希望，还有未来，也还有让人评论他为“九万流作家”的机会。试问鲁迅的价值大不大？有几人做得到？今天，我们要理解鲁迅，并且从他的思想里遗传下来点什么，而不要武断地评价你所不看你所不懂的人或事。我理解鲁迅：一、语言艰涩，是因为当时白话文尚未健全完善。二、笔调阴郁，是因为政治生活环境如此。三、讽刺尖刻，是因为眼光太超前，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以及对敌人的毫不留情。附鲁迅先生的一篇处女作供大家赏玩，他没将其录入他的小说集，但仅就这篇处女作来看，质量就比现在许多人写的好，也见得他眼光之高，用某知友说的话：“幽默得飞起”。
怀旧　　吾家门外有青桐一株，高可三十尺，每岁实如繁星，儿童掷石落桐子，往往飞入书窗中，时或正击吾案，一石入，吾师秃先生辄走出斥之。桐叶径大盈尺，受夏日微瘁，得夜气而苏，如人舒其掌。家之阍人王叟，时汲水沃地去暑热，或掇破几椅，持烟筒，与李妪谈故事，每月落参横（２），仅见烟斗中一星火，而谈犹弗止。
　　彼辈纳晚凉时，秃先生正教予属对（３），题曰：“红花。”予对：“青桐。”则挥曰：“平仄弗调。”令退。时予已九龄，不识平仄为何物，而秃先生亦不言，则姑退。思久弗属，渐展掌拍吾股使发大声如扑蚊，冀秃先生知吾苦，而先生仍弗理；久之久之，始作摇曳声曰：“来。”余健进。便书绿草二字曰：“红平声，花平声，绿入声，草上声。去矣。”余弗遑听，跃而出。秃先生复作摇曳声曰：“勿跳。”余则弗跳而出。
　　予出，复不敢戏桐下，初亦尝扳王翁膝，令道山家故事。而秃先生必继至，作厉色曰：“孺子勿恶作剧！食事既耶？盍归就尔夜课矣。”稍迕，次日便以界尺击吾首曰：“汝作剧何恶，读书何笨哉？”我秃先生盖以书斋为报仇地者，遂渐弗去。况明日复非清明端午中秋，予又何乐？设清晨能得小恙，映午（４）而愈者，可借此作半日休息亦佳；否则，秃先生病耳，死尤善。弗病弗死，吾明日又上学读《论语》（５）矣。
　　明日，秃先生果又按吾《论语》，头摇摇然释字义矣。先生又近视，故唇几触书，作欲啮状。人常咎吾顽，谓读不半卷，篇页便大零落；不知此咻咻然之鼻息，日吹拂是，纸能弗破烂，字能弗漫漶耶！予纵极顽，亦何至此极耶！秃先生曰：“孔夫子说，我到六十便耳顺；耳是耳朵。到七十便从心所欲，不逾这个矩了。……”余都不之解，字为鼻影所遮，余亦不之见，但见《论语》之上，载先生秃头，烂然有光，可照我面目；特颇模糊臃肿，远不如后圃古池之明晰耳。
　　先生讲书久，战其膝，又大点其头，似自有深趣。予则大不耐，盖头光虽奇，久观亦自厌倦，势胡能久。
　　“仰圣先生！仰圣先生！”幸门外突作怪声，如见眚而呼救者。
　　“耀宗兄耶？……进可耳。”先生止《论语》不讲，举其头，出而启门，且作礼。
　　予初殊弗解先生何心，敬耀宗竟至是。耀宗金氏，居左邻，拥巨资；而敝衣破履，日日食菜，面黄肿如秋茄，即王翁亦弗之礼。尝曰：“彼自蓄多金耳！不以一文见赠，何礼为？”故翁爱予而对耀宗特傲，耀宗亦弗恤，且聪慧不如王翁，每听谈故事，多不解，唯唯而已。李媪亦谓，彼人自幼至长，但居父母膝下如囚人，不出而交际，故识语殊聊聊。如语及米，则竟曰米，不可别粳糯；语及鱼，则竟曰鱼，不可分鲂鲤。否则不解，须加注几百句，而注中又多不解语，须更用疏，疏又有难词，则终不解而止，因不好与谈。惟秃先生特优遇，王翁等甚讶之。予亦私揣其故，知耀宗曾以二十一岁无子，急蓄妾三人；而秃先生亦云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６），故尝投三十一金，购如夫人（７）一，则优礼之故，自因耀宗纯孝。王翁虽贤，学终不及先生，不测高深，亦无足怪；盖即予亦经覃思多日，始得其故者。
　　“先生，闻今朝消息耶？” 　　“消息？……未之闻，……甚消息耶？” 　　“长毛（８）且至矣！” 　　“长毛！……哈哈，安有是者。……” 　　耀宗所谓长毛，即仰圣先生所谓?逆；而王翁亦谓之长毛，且云，时正三十岁。今王翁已越七十，距四十余年矣，即吾亦知无是。
　　“顾消息得自何墟三大人，云不日且至矣。……”“三大人耶？……则得自府尊者矣。是亦不可不防。”先生之仰三大人也，甚于圣，遂失色绕案而踱。
　　“云可八百人，我已遣底下人复至何墟探听。问究以何日来。……” 　　“八百？……然安有是，哦，殆山贼或近地之赤巾党耳。” 　　秃先生智慧胜，立悟非是。不知耀宗固不论山贼海盗白帽赤巾，皆谓之长毛；故秃先生所言，耀宗亦弗解。“来时当须备饭。我家厅事小，拟借张睢阳庙（９）庭飨其半。彼辈既得饭，其出示安民耶。”耀宗禀性鲁，而箪食壶浆以迎王师（１０）之术，则有家训。王翁曾言其父尝遇长毛，伏地乞命，叩额赤肿如鹅，得弗杀，为之治庖侑食，因获殊宠，得多金。逮长毛败，以术逃归，渐为富室，居芜市云。时欲以一饭博安民，殊不如乃父智。
　　“此种乱人，运必弗长，试搜尽《纲鉴易知录》（１１），岂见有成者？……特特亦间不无成功者。饭之，亦可也。虽然，耀宗兄！足下切勿自列名，委诸地甲可耳。” 　　“然！先生能为书顺民二字乎。” 　　“且勿且勿，此种事殊弗宜急，万一竟来，书之未晚。且耀宗兄！尚有一事奉告，此种人之怒，固不可撄，然亦不可太与亲近。昔?逆反时，户贴顺民字样者，间亦无效；贼退后，又窘于官军，故此事须待贼薄芜市时再议。惟尊眷却宜早避，特不必过远耳。” 　　“良是良是，我且告张睢阳庙道人去耳。” 　　耀宗似解非解，大感佩而去。人谓遍搜芜市，当以我秃先生为第一智者，语良不诬。先生能处任何时世，而使己身无几微之痏，故虽自盘古开辟天地后，代有战争杀伐治乱兴衰，而仰圣先生一家，独不殉难而亡，亦未从贼而死，绵绵至今，犹巍然拥皋比（１２）为予顽弟子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若由今日天演家（１３）言之，或曰由宗祖之遗传；顾自我言之，则非从读书得来，必不有是。非然，则我与王翁李媪，岂独不受遗传，而思虑之密，不如此也。
　　耀宗既去，秃先生亦止书不讲，状颇愁苦，云将返其家，令子废读。予大喜，跃出桐树下，虽夏日炙吾头，亦弗恤，意桐下为我领地，独此一时矣。少顷，见秃先生急去，挟衣一大缚。先生往日，惟遇令节或年暮一归，归必持《八铭塾钞》（１４）数卷；今则全帙俨然在案，但携破箧中衣履去耳。
　　予窥道上，人多于蚁阵，而人人悉函惧意，惘然而行。手多有挟持，或徒其手，王翁语予，盖图逃难者耳。中多何墟人，来奔芜市；而芜市居民，则争走何墟。王翁自云前经患难，止吾家勿仓皇。李媪亦至金氏问讯，云仆犹弗归，独见众如夫人，方检脂粉芗泽纨扇罗衣之属，纳行箧中。此富家姨太太，似视逃难亦如春游，不可废口红眉黛者。予不暇问长毛事，自扑青蝇诱蚁出，践杀之，又舀水灌其穴，以窘蚁禹。未几见日脚遽去木末，李媪呼予饭。予殊弗解今日何短，若在平日，则此时正苦思属对，看秃先生作倦面也。饭已，李媪挈予出。王翁亦已出而纳凉，弗改常度。惟环而立者极多，张其口如睹鬼怪，月光娟娟，照见众齿，历落如排朽琼（１５），王翁吸烟，语甚缓。
　　“……当时，此家门者，为赵五叔，性极憨。主人闻长毛来，令逃，则曰：‘主人去，此家虚，我不留守，不将为贼占耶？’……” 　　“唉，蠢哉！……”李媪斗作怪叫，力斥先贤之非。
　　“而司爨之吴妪亦弗去，其人盖七十余矣，日日伏厨下不敢出。数日以来，但闻人行声，犬吠声，入耳惨不可状。既而人行犬吠亦绝，阴森如处冥中。一日远远闻有大队步声，经墙外而去。少顷少顷，突有数十长毛入厨下，持刀牵吴妪出，语格磔不甚可辨，似曰：‘老妇！尔主人安在？趣将钱来！’吴妪拜曰：‘大王，主人逃矣。老妇饿已数日，且乞大王食我，安有钱奉大王。’一长毛笑曰：‘若欲食耶？当食汝。’斗以一圆物掷吴妪怀中，血模糊不可视，则赵五叔头也……”“啊，吴妪不几吓杀耶？”李媪又大惊叫，众目亦益瞠，口亦益张。
　　“盖长毛叩门，赵五叔坚不启，斥曰：‘主人弗在，若辈强欲入盗耳。’长……” 　　“将得真消息来耶？……”则秃先生归矣。予大窘，然察其颜色，颇不似前时严厉，因亦弗逃。思倘长毛来，能以秃先生头掷李媪怀中者，余可日日灌蚁穴，弗读《论语》矣。
　　“未也。……长毛遂毁门，赵五叔亦走出，见状大惊，而长毛……” 　　“仰圣先生！我底下人返矣。”耀宗竭全力作大声，进且语。“如何？”秃先生亦问且出，睁其近眼，逾于余常见之大。余人亦竞向耀宗。
　　“三大人云长毛者谎，实不过难民数十人，过何墟耳。所谓难民，盖犹常来我家乞食者。”耀宗虑人不解难民二字，因尽其所知，为作界说，而界说只一句。
　　“哈哈！难民耶！……呵……”秃先生大笑，似自嘲前此仓皇之愚，且嗤难民之不足惧。众亦笑，则见秃先生笑，故助笑耳。
　　众既得三大人确消息，一哄而散，耀宗亦自归，桐下顿寂，仅留王翁辈四五人。秃先生踱良久，云：“又须归慰其家人，以明晨返。”遂持其《八铭塾钞》去。临去顾余曰：“一日不读，明晨能熟背否？趣去读书，勿恶作剧。”余大忧，目注王翁烟火不能答，王翁则吸烟不止。余见火光闪闪，大类秋萤堕草丛中，因忆去年扑萤误堕芦荡事，不复虑秃先生。
　　“唉，长毛来，长毛来，长毛初来时良可恐耳，顾后则何有。”王翁辍烟，点其首。
　　“翁盖曾遇长毛者，其事奈何？”李媪随急询之。“翁曾作长毛耶？”余思长毛来而秃先生去，长毛盖好人，王翁善我，必长毛耳。
　　“哈哈！未也。——李媪，时尔年几何？我盖二十余矣。”“我才十一，时吾母挈我奔平田，故不之遇。” 　　“我则奔幌山。——当长毛至吾村时，我适出走。邻人牛四，及我两族兄稍迟，已为小长毛所得，牵出太平桥上，一一以刀斫其颈，皆不殊，推入水，始毙。牛四多力，能负米二石五升走半里，今无如是人矣。我走及幌山，已垂暮，山颠乔木，虽略负日脚，而山趺之田禾，已受夜气，色较白日为青。既达山趺，后顾幸无追骑，心稍安。而前瞻不见乡人，则凄寂悲凉之感，亦与并作。久之神定，夜渐深，寂亦弥甚，入耳绝无人声，但有吱吱！口汪口汪口汪！……” 　　“口汪口汪？”余大惑，问题不觉脱口。李媪则力握余手禁余，一若余之怀疑，能贻大祸于媪者。
　　“蛙鸣耳。此外则猫头鹰，鸣极惨厉。……唉，李媪，尔知孤木立黑暗中，乃大类人耶？……哈哈，顾后则何有，长毛退时，我村人皆操锹锄逐之，逐者仅十余人，而彼虽百人不敢返斗。此后每日必去打宝，何墟三大人，不即因此发财者耶。”“打宝何也？”余又惑。
　　“唔，打宝行宝，……凡我村人穷追，长毛必投金银珠宝少许，令村人争拾，可以缓追。余曾得一明珠，大如戎菽（１６），方在惊喜，牛二突以棍击吾脑，夺珠去；不然纵不及三大人，亦可作富家翁矣。彼三大人之父何狗保，亦即以是时归何墟，见有打大辫子之小长毛，伏其家破柜中。……” 　　“啊！雨矣，归休乎。”李媪见雨，便生归心。
　　“否否，且住。”余殊弗愿，大类读小说者，见作惊人之笔后，继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则偏欲急看下回，非尽全卷不止，而李媪似不然。
　　“咦！归休耳，明日晏起，又要吃先生界尺矣。” 　　雨益大，打窗前芭蕉巨叶，如蟹爬沙，余就枕上听之，渐不闻。
　　“啊！先生！我下次用功矣。……” 　　“啊！甚事？梦耶？……我之噩梦，亦为汝吓破矣。……梦耶？何梦？”李媪趋就余榻，拍余背者屡。
　　“梦耳！……无之。……媪何梦？” 　　“梦长毛耳！……明日当为汝言，今夜将半，睡矣，睡矣。”
鲁迅的杂文有不少精品的，比如这篇《谈所谓大内档案》，读着极爽，通篇的铺垫，就是为了最后那一句点睛，当时极为震动。
谈所谓大内档案
所谓「大内档案」 这东西，在清朝的内阁里积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庙里塞了十多年，谁也一声不响。自从历史博物馆将这残余卖给纸铺子，纸铺子转卖给罗振玉，罗振玉转卖给日本人，于是乎大有号啕之声，仿佛国宝已失，国脉随之似的。前几年，我也曾经过几个人的议论，所记得是的一个是金梁，登在《东方杂志》上；还有罗振玉和王国维，随时发感慨。最近的是《北新半月刊》上的《论档案的售出》蒋彝潜先生做的。 　　我觉得他们的议论都不大确。金梁，本是杭州的驻防旗人，早前主张排汉的，民国以来，便算是遗老了，凡有民国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为很可恶。罗振玉呢，也算是遗老，曾经立誓不见国门，而后来仆仆京津间，痛责后生不好古，而偏将古董卖 给外国人的，只要看他的题跋，大抵有「广告」气扑鼻，便知道「于意云何」了。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 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蒋先生是例外，我看并非遗老，只因为sentimental一点，所以受了罗振玉辈的骗了。你想，他要将这卖给日本人，肯说这不是宝贝的么？ 　　那么，这不是好东西么？不好，怎么你也要买，我也要买呢？我想，这是谁也要发的质问。 　　答曰：唯唯，否否。这正如败落大户家里的一堆废纸，说好也行，说无用也行的。因为是废纸，所以无用；因为是败落大户家里的，所以也许夹些 好东西。况且这所谓好与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我的寓所近旁的一个垃圾箱，里面都是住户所弃的无用的东西，但我看见早上总有几个背着竹篮的人，从那里 面一片一片，一块一块，检了什么东西去了，还有用。更何况现在的时候，皇帝也还尊贵，只要在“大内”里放几天，或者带一个“宫”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这真是说也不信，虽然在民国。 　　「大内档案」也者，据深通 「国朝」掌故的罗遗老说，是他的「国朝」时堆在内阁里的乱纸，大家主张焚弃，经他力争，这才保留下来了的。但到他的“国朝”退位，民国元年我到北京的时候，它们已经被装为八千（？）麻袋，塞在孔庙之中的敬一亭里了，的确满满地埋满了大半亭子。其时孔庙里设了一个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处长是胡玉缙先生。「筹备处」云者，即里面并无「历史博物」的意思。 　　我却在教育部，因此也就和麻袋们发生了一点关系，眼见它们的升沉隐显。可气可笑的事是有的，但多是小玩意；后来看见外面的议论说得天花乱坠起来，也颇想做几句记事，叙出我所目睹的情节。可是胆子小，因为牵涉着的阔人很有几个，没有 敢动笔。这是我的“世故”，在中国做人，骂民族，骂国家，骂社会，骂团体，……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个人，有名有姓。广州的一种期刊上说我只打叭儿狗，不 骂军阀。殊不知我正因为骂了叭儿狗，这才有逃出北京的命运。泛骂军阀，谁来管呢？军阀是不看杂质的，就靠叭儿狗嗅，候补叭儿狗吠 。阿，说下去又不好了，赶快带住。 　　现在最寓在南方，大约不妨说几句了，这些事情，将来恐怕也未必另外有人说。但我对于有关面子的人物，仍然都不用真姓名，将罗马字来替代。既 非欧化，也不是「隐恶扬善」，只不过「远害全身」。这也是我的「世故」，不要以为自己在南方，他们在北方，或者不知所在，就小觑他们。他们是突然会在你眼 前阔起来的，真是神奇得很。这时候，恐怕就会死得连自己也莫名其妙了。所以要稳当，最好是不说。但我现在来「折衷」，既非不说，而不尽说，而代以罗马字， ——如果这样还不妥，那么，也只好听天由命了。上帝安我魂灵！ 　　却说这些麻袋们躺在敬一亭里，就很令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长胡玉缙先生担忧，日夜提防工役们放火。为什么呢？这事谈起来可有些繁复了。弄些所谓 “国学”的人大概都知道，胡先生原是南菁书院的高材生，不但深研旧学，并且博识前朝掌故的。他知道清朝武英殿里藏过一副铜活字，后来太监们你也偷，我也 偷，偷得“不亦乐乎”，待到王爷们似乎要来查考的时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连武英殿也没有了，更何况铜活字的多少。而不幸敬一亭中的麻袋，也仿佛常常减 少，工役们不是国学家，所以他将内容的宝贝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胡先生因此想到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后，敬一亭也照例烧起来；就到教育部去商议一个迁移，或整理，或销毁的办法。 　　专管这一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然而司长是夏曾佑先生。弄些什么“国学”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 《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 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失之的，谣言和馋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张是「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　　这两位熟于掌故的“要办”和“不办”的老先生，从此都知道各人的意思，说说笑笑，……但竟拖延下去了。于是麻袋们又安稳地躺了十来年。 　　这回是F先生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这一类谣言是常有的，我早先还听得人说，其中且有什么妃的绣鞋和什么王的头骨哩。有一天，他就发一个命令，教我和G主事试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个到西花厅，我们俩在尘埃中看宝贝，大抵是贺表，黄绫封，要说好是也可以说好的，但太多了，倒觉得不稀奇。还有奏章，小刑名案子 居多，文字是半满半汉，只有几个是也特别的，但满眼都是了，也觉得讨厌。殿试卷是一本也没有；另有几箱，原在教育部，不过都是二三甲的卷子，所以名次高一 点的在清朝便已被人偷去了，何况乎状元。至于宋版书呢，有是有的，或则破烂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几张。也有清初的黄榜，也有实录的稿本。朝鲜的贺正表，我记 得也发见过一张。
　　我们后来又看了两天，麻袋的数目，记不清楚了，但奇怪，这时以考察欧美教育驰誉的Y次长，以讲大话出名的C参事，忽然都变为考古家了。他们和F总长，都“念兹在兹”，在尘埃中间和破纸旁边离不开。凡有我们检起在桌子的，他们总要拿进去，说是去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大约是几叶宋版书作怪罢。F总长要大举整理了，另派了部员几十人，我倒幸而不在内。其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已经迁在午门，处长早换了YT；麻袋们便在午门上被整理。YT是一个旗人，京腔说得极漂亮，文字从来不谈的，但是，奇怪之至，他竟也忽然变成考古家了，对于此道津津有味。后来还真珍藏着一本宋版的什么《司马法》，可惜缺了角，但已经都用古色纸补了起来。 　　那时的整理法我不大记得了，要之，是分为“保存”和“放弃”，即“有用”和“无用”的两部分。从此几十个部员，即天天在尘埃和破纸中出没， 渐渐完工——出没了多少天，我也记不清楚了。“保存”的一部分，后来给北京大学又分了一大部分去。其余的仍藏博物馆。不要的呢，当是是散放在午门的门楼上。 　　那么，这些不要的东西，应该可以销毁的罢，免得失火。不，据“高等做官教科书”所指示，不能如此草草的。派部员几十人办理，虽说倘有后患， 即应由他们负责，和总长无干。但究竟还只一部，外面说起话来，指摘的还是某部，而非某部的某某人。既然只是“部”，就又不能和总长无干了。 　　于是办公事，请各部都派员会同再行检查。这宗公事是灵的，不到两星期，各部都派来了，从两个至四个，其中很多的是新从外洋回来的留学生，还穿着崭新的洋服。于是济济跄跄，又在灰土和废纸之间钻来钻去。但是，说也奇怪，好几个崭新的留学生又都忽然变了考古家了，将破烂的纸张，绢片，塞到洋裤袋 里——但这是传闻之词，我没有目睹。 　　这一种仪式既经举行，即倘有后患，各部都该负责，不能超然物外，说风凉话了。从此午门楼上的空气，便再没有先前的一般紧张，只见一大群破纸寂寞地铺在地面上，时有一二工役，手执着木棍，搅着，拾取些黄绫表签和别的他们所要的东西。 　　那么，这些不要的东西，应该可以销毁了罢，免得的失火。不。F总长是深通“高等做官学”的，他知道万不可烧，一烧必至变成宝贝，正如人们一死，讣文上即都是第一等好人一般。况且他的主义本来并不在避火，所以他便不管了，接着，他也就“下野”了。 　　这些废纸从此便又没有人再提起，直到历史博物馆自行卖掉之后，才又掀起了一阵神秘的风波。 　　我的话实在也未免有些煞风景，近乎说，这残余的废纸里，已没有什么宝贝似的。那么，外面惊心动魂的什么唐画呀，蜀石经呀，宋版书呀，何从而来的呢？我想，这也是别人必发的质问。 　　我想，那是这样的。残余的破纸里，大约总不免有所谓东西留遗，但未必会有蜀刻和宋版，因为这正是大家所注意搜索的。现在好东西的层出不穷者，一，是因为阔人先前陆续偷去的东西，本不敢示人，现在却得了可以发表的机会；二，是许多假造的古董，都挂了出于八千麻袋中的招牌而上市了。 　　还有，蒋先生以为国立图书馆「五六年来一直到此刻，每次战争的胜来败去总得糟蹋得很多。」那可也不然的。从元年到十五年，每次战争，图书馆 从未遭过损失。只当袁世凯称帝时，曾经几乎遭一个皇室中人攘夺，然而幸免了。它的厄运，是在好书被有权者用相似的本子来掉换，年深月久，弄得面目全非，但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了。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出版家老赛这段话，吐槽点太多了。好险，差点看成是杨显惠说的，不然这辈子不会看他的书。
朱学勤先生在其文章《想起了鲁迅、胡适、钱穆》这么说过:“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想起钱穆，不太想得起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对鲁迅，我的认识有过反复，感情上有过起伏。60年代至70年代是信奉，80年代则是怀疑、疏离，甚至有点厌烦。80年代最后一年起，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 ”可以说，有鲁迅是中国文学界之大幸，也是中国之大幸。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当之无愧的一流作家。楼主所引用的标准中，鲁迅绝对是符合的。原文 想起了鲁迅、胡适、钱穆 朱学勤
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想起钱穆，不太想得起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 对鲁迅，我的认识有过反复，感情上有过起伏。60年代至70年代是信奉，80年代则是怀疑、疏离，甚至有点厌烦。80年代最后一年起，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在片面信奉的年代所形成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无异于一场包办婚姻。除了意识形态读物，你能够读到的另一种读物就是鲁迅，你对20世纪上半叶的了解如果不满于教科书的灌输，那就去读鲁迅全集后面的注解。由此产生的热爱，是盲目的热爱，没有经过选择的热爱，与包办婚姻有什么两样?包办婚姻是不牢靠的，很容易被第三者插足。80年代一来，有多少精神世界的新鲜第三者打将进来?由此产生包办婚姻破裂，出现另一种选择，完全正常。经受了80年代的冲击，还固守在原来的状态，并不令人尊敬，而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 　　80年代结束，所有搅动起来的东西开始沉淀下来。这时逐渐对鲁迅发生回归，发生亲近。此时回归，可以说是痛彻心肺之后的理解。他那样肃杀的文风，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所然，后来方明白是那样的现实环境逼出了那样的文风，甚至可以说，是那样的时代需要那样的文风。他正是以那样的文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反过来，现在读林语堂，读梁实秋，你还想象就在如此隽永轻淡的文字边上，发生过“三．一八”血案，有过“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当然，在那样的心境中，鲁迅也消耗了自己。他是做不出也留不下钱钟书那样的学问了。 　　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己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 　　此外，还有一个私心所为，那就是对文人趣味的厌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多多少少都会读到那股熟悉的气味，惟独鲁迅没有。而鲁迅，本来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资格过上那种精巧雅致的文人生活。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通常是文人用以吟花品月的地方，他填上的是几乎老农一般的固执。他是被这块土地咬住不放，还是他咬住这土地不放，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出自中国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却应该值得惊奇。　　我曾经以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苛求过鲁迅。后来才明白，在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鲁迅坚持在那个世俗精神能够支撑的高度上，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想想看，中国人成天念叨鲁迅，有无一人敢于继承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仅此一点，就说明了全部。人人都能谈鲁迅，却是把鲁迅高高挂起，把人晾在高处，任其风干。鲁迅的生前并不快乐，鲁迅的死后更为凄惨。 　　鲁迅是留下了缺憾的。 　　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梁实秋，是林语堂，是周作人。 而我以为，真正能够平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坐标，同时也不辱没鲁迅的是胡适。　　胡适的一生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以与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坚持了60年，同时不失坚定。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60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胡适的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60年环境放在一起，才会使人发现，这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　 　　胡适学术建树一般，但大节不坠，人格上更有魅力。鲁迅生前对他有过苛评，但在鲁迅死后，当后人问及胡适对鲁迅的评价时，胡适却告诉来者，不能抹煞周氏兄弟在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雷震一案发生，胡适原来对雷震那样的活动方式有保留，用今日某些人合情又合理的标准，胡适完全可以袖手旁观，指责雷震犯了“激进主义”病症。谁也没有想到，当被问及对此事的反应时，胡适竟然那样动了感情。他当场以宋人杨万里诗《桂源铺》作答：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等到前头山脚尽，　 　　堂堂小溪出前村。 　　我曾经与一位学界老人谈论此事。老人当时正病卧沉榻，突然从床上坐起，口诵此诗，热泪盈眶! 　　我还时时想起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那样的书名，未及开卷，就让人体味到儒家的生命观照，是那样亲切自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则发育于师友。两种生命皆不偏废。 　　学者需钱穆的学术专著，一般读者仅钱穆回忆录即可获益匪浅。钱穆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著称，他的回忆录本身就提供了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可信注解。 　　钱穆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在苏、锡、常度过的小学、中学生涯，同学中有刘半农、陈天华、瞿秋白，教师中有吕思勉等，一时人文之盛，令今天的牛津、剑桥的博士都羡慕不止。
1941年夏，他回乡省亲，当时声望已不在吕思勉之下，吕思勉邀其回母校常州第五中学讲演，钱穆恭敬从命。一代国学大师，与当年的师长比肩而立，竟句句以学生自居。他谆谆告戒那些年轻的校友： 　　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讲演。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求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旁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钱穆在学问上与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镳，但是他公正地感谢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提携了他。顾颉刚回苏州探亲，发现了钱穆的才华，推荐他进燕京大学任教。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是中学教师，一步登上了大学讲台。后来，他与胡适失和，但并不影响胡适聘他任北大教授。所有这些回忆，反过来该能纠正一些时令学人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人物批评过盛?　 　　鲁迅，胡适，钱穆，三人之间，一个与另一个相处不睦。然而他们却构成了30年代知识界的柱梁。我们是喋喋不休地重复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的学生，我们曾经有过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三者合一，应该成为我们向学生介绍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主要形象。那是一个已经逝去的铁三角，他们凝视着这个轻佻的当下，沉默不语。
鲁迅有一个爱情小说叫伤逝，里面有一只狗叫阿随，我很喜欢。
在文學院待到第二年，才能稍稍破除小學初中高中十二年形成的對魯迅的偏見。少年時代的影響實在太大，如今帶著偏見的閱讀要花多足足一倍的時間，不然只能得出已知的結論。我猜想大家都有同樣的問題，但卻不認為是問題。還有多少作家是你自己去認識的呢？「說明文」太多，連電影都不是自己看的了。魯迅是誰？生活如何？為人如何？才華如何？你是怎麼看的？你是怎麼得出結論的？你的結論是否早於你真正的閱讀就已經形成？事後的修修補補是沒有用的。這個問題還是應該改成「小說家」，因為看描述還是只問他小說寫得好不好的意思。小說家不是魯迅唯一的甚至是最重要的職業，只有幾本短篇集子的作家縱使天才你要怎麼誇他貶他都是有理由的，但是在那個時代（是的我們不能不看時代）的這個國家，短片作品，請說出一個更好的人來。其實我是學東西做學問很心不在焉的人，話怕說錯。但是我此刻非常在意一件事：大家總說作家魯迅，大家不說學者魯迅。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到現在仍然是研究中國文學史繞不開的作品。老師開玩笑說是因為生的早，把後人的可能都搶走了。說完豪爽一笑，但是非他不可，就算時代對了，文本還在，最重要的也是人。我想起當年這樣學，「魯迅是戰士」，「棄醫從文」，「挖掘劣根性」，「拯救麻木的國民精神」。所以我以為這就是他的全部，他的人沒有了，他就是一張照片，背後寫著這個人的「戰績」。但是呢，連你都能看透的口號意味，他們看不透麼？學界說他不好的人，哪有急著證明自己擺脫「偉人光環」的街上眾人。不是他的剔除就好了，因為被利用和過度解讀的他讓你厭煩了就看不得好。事實是，你以為只有你看清了這個人的「言過其實」，殊不知你不曾見過說話人眼裡那個「人」。他的思考和人情，學術能力和積累，那些人不是說說就算了的，你如果不想聽聽就算了那就去看看為什麼。不要猜。不要自以為。最後，說清他一流二流三流的意義在哪裡呢？告訴下一代這個人的作品可以在書單上排幾位麼？反正孩子們現在讀簡本和梗概，你的排位只能供給書商招搖。
对于名人的评价常会有这种极端化的倾向，要么骂杀，要么捧杀，要么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要么是“三流作家”，有这种遭遇的也不光是鲁迅。鲁迅自己写过一篇《骂杀与捧杀》，文中说道：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式，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捧得太高如同圣人神仙，也让人觉得无法亲近。他举了徐志摩捧泰戈尔的例子，并评价到：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而鲁迅被官方捧得过度，于是——用他的话说：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初中的时候我一度粉过鲁迅，喜欢的就是他文章的刻薄和刻毒，虽然冰冷但也常常是有趣的。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里他便这么形容过中国的监狱：从别一条路想，监狱确也并非没有不像以“安全第一”为标语的人们的理想乡的地方。火灾极少，偷儿不来，土匪也一定不来抢。即使打仗，也决没有以监狱为目标，施行轰炸的傻子；即使革命，有释放囚犯的例，而加以屠戮的是没有的……总而言之，似乎也并非很坏的处所。只要准带家眷，则即使不是现在似的大水，饥荒，战争，恐怖的时候，请求搬进去住的人们，也未必一定没有的。于是虐待就成为必不可少了。 而作为一个真性情的人，鲁迅从来也不掩饰自己的刻毒，正如他在《死》中所写：……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礼仪，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颇有钱锺书所谓“他说你刻毒，你就说，岂止刻毒，还想下毒”的味道，着实“刻薄儿童欢乐多”。鲁迅以杂文著名，他很喜欢写中国人的“国民性”，不仅是总被大家提到的小说，杂文里也有：……他们（日本人）做文章论及中国的国民性的时候，内中往往有一条叫作“善于宣传”。看他的说明，这“宣传”两字却又不像是平常的“Propaganda”，而是“对外说谎”的意思……全国的人们十之九不识字，然而总得请几位博士，使他对西洋人去讲中国的精神文明……离前敌很远的将军，他偏要大打电报，说要“为国前驱”。便是放到现在，后面两句略加改动也可以去套孔子学院和海监船。但是，即使不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仅仅依照现在国内时评文章的标准，鲁迅的杂文也算不上一流。鲁迅当然是一个有独立精神的人，但独立的思考不代表一定是有深度的，甚至不一定是正确的。鲁迅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很多，但受限于时代，他对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都缺乏了解（这一点上恐怕很多现今的很多专栏作家都比他幸运），使得他的杂文更多是“冷嘲热讽”而非真正的“投枪匕首”。鲁迅的小说是非常“好看”的，缺陷是缺少长篇，李敖就以此认为鲁迅够不上“大师”的称号。这确实是很遗憾的事情，但单单拿出鲁迅的中短篇，也绝不会是“三流”。最后多说一句，我既不认同问题补充里对优秀小说的定义，也不认同把作家分为一二三四流的方式，更不认同他所分的结果。按照他的说法，一流的作家要“不仅穿透现实、历史和人性本身，而且关怀人类存在的意义”，似乎余秋雨比马尔克斯更符合。
首先觉得这样的分级也不是太有意思，我自己而言，看书只是希望可以得到启发或感悟...对于排名实在无兴趣，也觉得无意义。在我上中学的时候，一直觉得鲁迅好烂，写的文章也好烂....可是前段时间回想起来，突然觉得那时的自己好烂。
鲁迅先生一辈子骂人，被其笔伐过的诸类卑鄙之行为和肮脏的内心，近百年后依然随处可见。其对人性弱点也可谓是洞察至深了。当年鲁迅讽刺文艺批评家缺少常识时说，“看不起托尔斯泰，自然也是自由，但尤希望先调查一点他的行实，真看过几本他所做的书。”（《对于批评家的希望》）——现在看来，本土伟大“三家”鲁迅的命运竟也沦落到那个时代作品普及率不高的托尔斯泰的地步了——试问如今贬低鲁迅的人中有几个是真正看过他几本书并对其有超出于义务教育阶段以外之了解的？我本人高中的时候是非常喜欢看鲁迅杂文的，虽然不见得看得懂，但至少觉得他的文章看起来特别快意恩仇，阅读过程中有着极限运动般刺激和痛快感。这不得不归功于鲁迅对文字高超的驾驭能力以及对修辞的不懈追求上。对于后者，他曾经说过，“作文的人，因为不能修辞，于是也就不能达意。”而”内容的充实，不与技巧并进，是很容易陷入突然玩弄技巧的深坑里去的。”（《致李桦》）我想正是这种对修辞分寸的合理把握造就了他泼辣而又不失诙谐、恣意汪洋却又涉笔成趣的写作特色。以比喻这种修辞为例，私认为鲁迅的功力可与钱钟书相提并论。鲁迅曾批评过翻译界的一种风气，即“有一本书出版，想来当为中国人所要看的便往往有人在报上登出广告来，说'已在开译，请万勿重译为幸'。他看得译书好像订婚，自己首先套上约婚戒指了，别人便莫作非分之想。自然，译本是未必一定出版的，倒是暗中解约的居多;不过别人却也因此不敢译，新妇就在闺中老掉。”（《非有复译不可》）简单一段话，连用了“订婚”和“新妇”两个比喻，而且环环相扣，承接得非常自然，颇有“组合拳”般让人拍案的精妙章法套路。众所周知，钱钟书对比喻的运用，自然娴熟却往往又出人意料，好像魔术般优雅的从帽子里抓出活兔，带给人无比的惊喜和阅读上的享受。比如“春天，好象空袭的敌机，毫无阻碍地进来了。”（《纪念》）而由于用词上的激烈凌厉，鲁迅文章中的比喻妙句相较于钱钟书，更像吞刀碎石的杂技，看完后欣喜中还总带着点惊骇。也无怪乎他说自己解剖他人和自己的时候，“酷爱温暖的人已经觉得冷酷了。”说了那么多，不过想证明鲁迅文章不止内容严肃，“直抵丰富、复杂、多维的人性”，“关怀人类存在的意义”，而且其文笔也非常好——事实上其小说的文字尤甚，只不过也许义务教育年龄段的孩子还不到足以欣赏的地步罢。至于以上那四项作家境界的标准，也只是针对小说家而言的。但我认为，无论任何形式的文章之优劣，内容的深刻和语言的生动终归是最基本的标准。而鲁迅在这两个作家的基本得分项上，无疑都是高分选手。
汪曾祺、余华都极为佩服推崇鲁迅，纯粹文字上的推崇。能让同行佩服敬仰的，绝不可能低于一流。我很幸运，读到的第一篇鲁迅作品是伤逝，小学五年级，所以无须经历再发现的过程，就能领略他的美。
教科书里的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瘦削的脸上永远是冷峻的表情。我们分析他的杂文，背诵他的名句，“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我们分析《药》里那只立于枝头的乌鸦，分析阿Q的精神胜利法、 孔乙己的长衫和茴字的四种写法，得出的结论就是：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这段时间重读鲁迅，我在纸上写道：读出他的矛盾、柔软与孤独。他是矛盾的，对于旧中国的生活方式，在理智上的奇绝和感情上的眷恋，所以他痛恨鲁镇上麻木愚昧的人们，却对少年时代的玩伴念念不忘。他是柔软的，他写戏台的声音，宛转悠扬，写夜气含着豆麦蕴藻之香，写油蛉的低唱和蟋蟀的弹琴，写遍身松花黄咻咻叫着的小鸭，写深蓝天空中一轮金黄的圆月，这些细小常见的声色物，在他的笔下，却显得那样可爱而美好。他是孤独的，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他蔑视英美集团的作家，为资本主义文化说话，却也怀疑革命作家的普罗文学，降低了文学的水准，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作家抨击他，陈源、胡适等英美派攻击他，鲁迅的困扰在于，他谴责传统生活的虚伪与残忍，反对英美派的改良主义，同时对于革命派的非理性势力也早有警惕，这样的他，注定只能茕茕孑立于人世。这才是完整的鲁迅，他勇敢，尖锐，冷静，他矛盾，孤独，柔软，你看到他的哪一张脸孔？
唉……看了许多一本正经的回答,实在是不得不说两句了……-----------------------------------------------------------------------------------------------鲁迅是个作家,这是大家通俗的印象,但是在鲁迅自己心中,他是一个战士.鲁迅为何要弃医从文?难道是因为他医术太烂?是因为他知道只凭医术救不了中国;鲁迅为何要弃小说写杂文?杂文是匕首,是标枪,是激励爱国人士,骂醒愚昧无知者的武器;鲁迅不是为了追求艺术成就而写作,不明白这一点,就永远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让人觉得激愤,刻薄.借用艾青的一首诗: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承平日久的温室花朵,或许真的永远也难以理解鲁迅那种国破山河在的痛苦与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