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夫妇生二胎假离婚败露 5月大胎儿被流产
来源：搜狐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二胎“梦断”的公务员夫妇
　　一个多月前，三十多岁的吴怡做了引产手术，孩子五个月大。
　　她一共怀孕三次，第一次儿子出生，第二次主动流产。最后这一次想偷偷留下来，被逼着“做掉”了。
　　她和丈夫郑彤都是小县城里的机关公务人员。这份在当地令人羡慕的工作，致使他俩失去了可能迎接的第二个孩子。意外怀孕后，两人试图以假离婚、假结婚的方式保住这条性命。但最终，他们在当地计生部门和双方单位的强大压力面前，败下阵来。
　　“你不能再流产了”
　　对吴怡夫妇而言，2013年可能真的是世界末日。
　　他们原本过着幸福的生活。吴怡在县城做公务员，工资虽然不高在当地也算稳定，郑彤是某局的小领导，收入比妻子高一些，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生于70年代的两人，有个九岁的儿子，每天朝九晚五，接送孩子上下学，日子平淡而踏实。
　　但正如吴怡的微信状态所言：“Single is simple，double is trouble。”这句话有了别样的意味：意为一个简单，两个麻烦。
　　2013年年初时，她意外怀孕，和丈夫商量后，主动去当地医院做了流产。那时，他们从没想过要个二胎，因为除了罚款之外，代价是沉重的。
　　当地执行和全国所有基层单位相同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票否决”制：涉事党员干部，将予以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的“双开”处分。同时，如果具体部门年度计生目标考核未达标，将被取消一切综合性先进、荣誉称号的评选资格，主要负责人不得提拔晋升，任期内被否决两次以上，将被降职或免职。
　　一位岁数很大的同事跟吴怡说过，自己曾参与了一件“挺吓人”的事儿。90年代某年，当地计划生育率超标。为达标，所有当年超生的，包括大月份孕妇，全都被拉到医院，强制引产。此事被当地人称为“大屠杀”。
　　郑彤也知道一些“前车之鉴”。有几个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试图隐瞒二胎情况，被发现后没等单位开除，自己主动辞职了。
　　此外，吴怡当时发生了些意外，出现流产不全的危险。事后医生告知，她不能再次流产了。“我们都是成年人。”郑彤自责地解释，两人平时很注意保护措施。
　　可几个月之后，吴怡又一次意外怀孕。
　　去当地医院检查，医生告知，吴怡的身体很难再承受第二次流产的压力，可能会面临大出血、胎盘粘连等风险，往严重了说，将再也无法生育。
　　除了医嘱，两人也考虑过家庭因素。
　　“再生一个，对小孩大人都有益处。孩子是独生子，比较孤单。往坏了说，以后万一有什么闪失或意外的话，我们年龄大了心理承受不了。”郑彤谈起当时的“私心”。前些日子有新闻报道，一位60岁失独母亲接受试管婴儿手术，生下了双胞胎。她认为，哪怕40岁再生，都已经太晚了。
　　生与不生，在郑彤心里原本占一半一半的分量，架不住妻子态度坚决，急哭了好几次。而双方的父母思想很传统，觉得多一个孩子没啥不好。最后，夫妻俩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他们显然低估了形势，在强大的计生压力下，一切侥幸心理都是螳臂挡车。
　　铤而走险
　　通过选择题加排除法，似乎出现了一线希望。
　　郑彤参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中，可以按时间间隔生育二胎的所有情况，包括“第一个子女为残疾儿(须经鉴定)”、“夫妻双方为双独”等七种严苛的情形。
　　两人各自有兄弟姐妹，孩子也很健康，均不符合条件。
　　身边多少耳闻了一些成功的案例。有人花了四、五万块钱，给孩子假办了残疾证，耗时费力地打通关系，最终获得了二胎资格。
　　“据我了解，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很健康。”吴怡说。
　　这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提前准备，并不适合临时抱佛脚的他们。后来，经过百度“计生”、“二胎”等贴吧，以及一些有同样需求家长的QQ群里的经验，郑彤决定采用“假结婚”的办法。根据规定，再婚夫妻，一方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按间隔可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前提是，他们需要先离婚，再找一个未婚男子和吴怡结婚，两个手续都得是货真价实的。
　　两人以最快的速度办理了离婚手续，四处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
　　“这不像人才市场，可以在报纸上、网上发个招聘信息。”作为“原配丈夫”，郑彤有点尴尬，“涉及男方的声誉，身边的朋友肯定不行。”
　　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以1万多元的酬金，找到了一位愿意做“假丈夫”的男子。郑彤出面，将真实情况和可能的后果都说清楚。对方很理解夫妻俩的不容易。只因为没结过婚，他并不清楚“一个小孩的意义有多大”。
　　郑彤陪着该男子去办理手续的时候，负责计生工作的大姐一眼就看出这是“假离婚”。但她说了句话：“你(指该男子)平时也不怎么会干事儿，但这次做了件好事儿。”大姐痛快地盖了章。这句话让郑彤觉得暖暖的。
　　结婚证顺利地拿下来了，到区里计生委办二胎申请的时候，卡了壳。
　　做体检的时候，吴怡被发现已经怀孕。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直接判断出这是钻法规空子的“假结婚”。并当场告诉吴怡，她这种造假情况，今年已经遇到三起，不久前刚有一位妇女被劝做了引产。
　　郑彤觉得之所以被怀疑，主要是因为离婚和结婚之间的间隔较短，妻子又已经怀孕了一段时间。“时间太仓促。”他分析，“至少也证明，我们不是早有预谋的。”
　　事情败露后，计生委拒绝了二胎申请。那一天，郑彤接到计生部门打来的电话，要求他把申报材料领回去，并自行带吴怡去做人工流产，“这个事儿就既往不咎了”。
　　他第一反应是不屑。所有的手续都是合法的，除非走法律程序起诉自己，可也没有明确的证据和理由啊。所以，过了一个星期，他根本就没理这茬儿。
　　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郑彤的想法“太天真、太单纯”了。
　　“敬业”、“高效”和“过于强大”，这是夫妻俩对计生部门的评价。
　　如果继续坚持这次是真结婚，也不是没办法。工作人员告知，可以把孩子先生下来，然后我们去做DNA鉴定，看看“到底是你前夫的还是现任老公的”。只要被查出是和郑彤生的，就要算超生，结果按“双开”处理，交罚款。
　　计生委迅速而详细地调查了两人的社会关系，并电话通知了各自的部门领导和户籍所在地的计生部门。
　　首先发难的是吴怡的单位。
　　“这孩子你坚决不能要。”找她谈话的主管领导上来就说。并告知，要了，单位和其他同事的提拔会受影响，评优资格也都没有了，“就因为你一个人”。如果坚持，整个单位的人都记恨她。而且，作为一个国家公职人员，挺着个大肚子去上班，“全国都会知道”，“这个脸你丢大了”。
　　吴怡很难评价这是不是“威胁”。“我只不过想生个孩子，怎么就成罪人了？”她不服气，和领导顶撞起来。“大不了我辞职！”
　　几乎是同一时间，郑彤那天刚到单位，就有领导打来电话，要他去办公室。进了门，他就什么都明白了。平日里领导跟自己关系不错，话也说得很直白―如果不主动做掉孩子，就两种情况：一，主动辞职；二，以违反国家计生法规为理由被单位开除，而两者都得交纳数额不菲的社会抚养费。
　　“有什么能比一条命更重要呢？”当时，郑彤心里满是这个“冲动的想法”。
　　后来，单位派人“一遍又一遍”地敲警钟，郑彤心里动摇了。
　　他算了一笔账，按照计生法规，社会抚养费按家庭年收入的3到5倍处罚，自己和妻子每月工资加起来6千左右，保守估计得缴纳18万，多了就得20万开外。如果执意要这个孩子，两人都得被辞退，当地没有几家企业，30多岁的年龄也并不好找工作。
　　“一个孩子，已经有点吃紧。两个孩子，未来都要上大学，还要考虑生活成本。”他明白，一切都从头开始谈何容易。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时，妻子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平日里，吴怡性格文弱，即使受了委屈也都会把话藏在心里。两人少有地争吵起来。
　　“我得从维护家庭的长远利益考虑。收入非常重要，都丢了工作，你就是生下来还得考虑抚养的责任呢。你怎么承担？”郑彤的劝说，换来妻子直到深夜的低声哭泣。
　　这个时候，双方的老人也因同样担心的理由退缩了。
　　就连还在读小学的儿子都态度鲜明地反对。当时夫妻俩曾问他“想不想要一个弟弟妹妹？”孩子的回答是：“妈妈要是把工作丢了那(加重语气)，不能要！”孩子平时都是家里老人带着，估计也是听长辈们说的，此前他就不是很情愿。夫妻俩推测，可能因为是独生子女，五六个大人一直围着他团团转，担心“多一个孩子可能会抢夺大人对他的爱”。
　　“怀孕，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吴怡觉得很无力，“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坚持，仿佛成了耻辱。”
　　“这个歉我永远不会道的”
　　动了，又动了。
　　肚子里的孩子每动一下，吴怡的心也跟着颤一下。
　　因为发现时已经较晚，又忙前顾后地操办假结婚，已经拖到怀孕四个多月，孩子胎动很频繁了。
　　唯一的希望是，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她，以她三十多岁的年龄，以及上一次流产的过程，做这种大月份引产风险太大。建议她跟单位说一说，最好还是把孩子生下来。但大夫也说，相应情况只有在手术过程中才能下结论，所以不能提前写出相应的证明。
　　她抱着忐忑的心情，将医嘱告知领导，得到的回答是：那也不能要，如果担心当地的小医院有风险，可以去大医院，找好的医生。
　　言语间，透露着不信任。吴怡明白―因为自己的“前科”，现在说什么都被认为在故意撒谎。此前她已经照过B超，得知孩子长得很漂亮，是个男孩。
　　郑彤回忆，有位了解情况的同事告诉他，即使因身体情况，让你生了，结果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也是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来处理”。
　　经过愤怒、权衡、挣扎以及绝望，吴怡妥协了，同意去做引产。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她天天以泪洗面。
　　11月份的某天，他们早上五点多就出门，七点多钟到了省里的一家大医院。“去的时候还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回来的时候，就没了。”郑彤一路都在想。
　　排队人多，吴怡身体吃不消，郑彤又托关系走了后门，试图提前办理手续。医生诊断后拒绝收治，因为这属于计划外怀孕的引产手术，没有相关部门出示证明就不能收。忙活了一上午，心情复杂地郑彤又赶回县里，找到计生委盖了个章，交给大夫才算了事。
　　“孩子很健康。你为什么不偷偷把孩子生下来呢？不要做这个手术了。”医生很遗憾。就连照顾她的护士也惋惜，护士的姐姐遇到相同的情况，最后辞职把孩子生了下来。
　　“可能我们跟她的情况不太一样吧。”吴怡苦笑。如果病人坚持，医生也只能劝到这份上了。“我多希望，医生跟我说，这个手术你不能做，坚决不能做。”
　　住院一天后，手术开始。吴怡记得，是下午五点进去的。
　　躺在床上，一旁的医生盯着B超，说动了动了，快扎。她清晰地记得，随后肚子上注射了某种液体，可能带有毒性。因为她感觉到，慢慢地，孩子的挣扎越来越微弱。
　　很难形容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好像小孩要跑，大人在后面追他，要弄死他。”她的意识到此中断了。
　　郑彤和丈母娘坐在门外，3个小时，没有任何交流。那扇门是如此熟悉，自己第一次做父亲的时候，曾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幸福。如今，天地之别。
　　门开了，吴怡被推出来。郑彤说，妻子看上去面无表情，“不痛不痒的”。丈母娘哇地哭了，他则在一旁宽慰，以后等条件成熟了，咱们再生，再生。
　　大夫拉住郑彤，询问孩子的遗骸是自己带走，还是留给医院。征询吴怡后，他选择了后者。他俩从没见过这个五个月的男孩，不敢看。
　　“我已经崩溃了，至今我还不理解我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她怎么承受得了。”郑彤说。
　　两天住院休养期间，县计生委和吴怡的单位各自打来电话，催促把医院的引产手术证明送过去。后来，郑彤的领导曾主动表示关心，说“事情办得比较仓促”，也是没办法。
　　一个月后，吴怡开始上班。按照当地政策，因为没有准生证，怀孕后做引产或流产都是自费的，4000多元的费用不能报销。
　　如今，单位领导对她态度不冷不热的。有同事劝吴怡，领导现在对你意见挺大的，要不找个时间再去道个歉吧。
　　“道歉？”她笑了，“这个歉我永远不会道的。”
　　夫妻俩与其说是缓过来了，不如说是渐渐忘却，麻木了。时不时地想起来，心还会哆嗦那么一下。
　　郑彤希望，儿子长大以后，永远不要记得这件事儿。“我们老了以后，他会体会到的。”他解释，“对他而言，这将是个很残忍的真相。”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一个公务员的“二胎梦”
　　李敏一直想多要几个孩子。
　　在她看来，这可能是某种与生俱来的天性，无关财富、地位和工作性质。
　　但她自认为是整个社会里，最不能生二胎的那一类人。身为一名公务员，特别是在对计生工作有所接触的前提下，她深知多生一个孩子，将使自己的工作和前途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当“单独可生二胎”的消息传来时，她天天盼着北京出台具体的实施方案――她已经35岁，再晚一点，就来不及了。
　　“光欠”与“李八百”
　　“我们就你这一个孩子。”母亲曾对儿时的李敏反复强调。偶尔，还会补上一句，“而且是个女孩子。”
　　那时候，她并不理解这话背后的意义。只记得，父母加班的时候，自己便丧失了人身自由，被锁在房间里，哪也不能去。窗外是同龄人玩耍嬉戏的打闹声，她只能在“小黑屋”里写作业，眼巴巴地等待那扇门能打开。
　　“孤独，好像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她回忆。
　　当自己成为母亲后，李敏渐渐明白，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女儿。
　　李敏出生于一个小康家庭，母亲是位国企工人，父亲是位教师。两人结婚时，正值1970年代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那是一个无论党政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都强调政治觉悟的年代，工人和教师同样要响应这个号召。
　　李敏的家乡，很多居民刚刚完成农转非，家里大多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在“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依然有不少人选择多要几个孩子。这种与政策相悖的选择，会招来一笔超出承担能力的罚款，或失去工作岗位的处分。
　　一些李敏同龄人的小名，能够反映出处罚措施的严厉：光倩，即“光欠”，孩子父母借钱交了罚款，一贫如洗又欠着外债；“李八百”，因为超生，被一口气罚掉800工分，对挣工分的农村家庭来说，好几个月白干了。
　　这种影响是沉重而持续的。一对在当地某国企当工人的夫妻，因为生了二胎，双双被开除公职，只得回老家靠几亩果林维持生计。如今两个孩子已经工作，一家四口的生活依然艰辛。
　　这样的大环境下，李敏的爸妈选择“只要一个孩儿”，她也因此成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第一批独生子女。
　　25岁那年，李敏正式成为一名公务员，在乡里的计生办办公。这不是她的主抓工作，但身边同事们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她多少“耳濡目染”，了解了具体计生工作的难处。
　　“一票否决制”
　　这显然是份费力不讨好的活儿。
　　计生工作一直是乡里的重点工作，有一项指标不达标，就会面临“一票否决”――失去参评优秀党委和优秀乡镇的机会。除了做好避孕节育知识宣传、免费发放计生用品等前期工作，还要联合村委会进行挨家挨户的孕期妇女普查，并即时上报。
　　一旦有人抱着侥幸心理，将会面临一场“立体式”打击。
　　一位做计生工作的老同事说，多年前，也发生过荒唐事儿。
　　某村一位妇女已经超生两个女孩，这次好容易照了B超确定为男孩，人便东躲西藏。随后，乡长带队，乡里的执法部门、司法部门、卫生部门与计生部门联合出动，来到该村民家进行劝说，希望做通思想工作，主动做掉孩子。
　　不出所料，大门紧闭，里面的人拒绝配合。半天过去，几十号人最终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任凭老人嚎、孩子哭，最终把藏匿孕妇的房子给拆了，以此对村里其他人起到警示作用。
　　该妇女被控制后，上厕所的时候跳窗而逃，并躲过层层“追捕”，最终生下了孩子。后来，这一户给男孩起了个小名，叫“狗追儿”。
　　计生工作人员下基层，家家户户都关起大门，“避瘟神似的”。早年间，如果实施强制引产，计生工作者会买好营养品、衣物甚至卫生用品，去卫生院安抚。那可是主动上门挨骂，一家子人会挑最难听的字眼，“问候”工作人员的好几代先人。
　　“老百姓不理解这项工作的意义。”李敏说。如今都是以说服教育为主，不允许再采用任何强制性手段。
　　李敏所在的单位，上至领导，下至科员，没有一个人选择生二胎，孩子都是清一色的独生子女。
　　这不仅仅是为了起示范带头作用。按计生法规，生二胎要缴纳一笔社会抚养费――因为多一个孩子，很多方面都要占用社会资源。这笔钱按照全市上一年公布的人均生活水平为基数(农业、非农户口基数不同)，以3至10倍的倍数进行处罚。“执行3倍的情况很少，一般是5至10倍。”一位负责人介绍，“18万是起步价，最多罚36万多。”
　　和普通老百姓不同，公务员群体要面临的不仅是金钱上的损失。胆敢以身试法，将会被“一票否决”，丢掉饭碗。
　　日《北京市人口计划生育条例》实施，对独生子女家庭做出具体的奖励规定，并明确了违法生育(没经过审批生二胎，便属于违法生育)的处罚：党员干部，要接受党纪处分，公务员开除公职。“也就是舆论常说的&双开&，是全社会人群中后果最严重的。”该负责人说道。
　　“你连工作都丢了，生存都成了问题，还谈什么再生一个孩子，没人敢。”李敏评价，“公务员群体，是对计划生育政策作出过重大贡献和牺牲的。”
　　再生一个的勇气
　　李敏认为，自己将是“单独可生二胎”政策最大的受益者。
　　多年前，她曾听闻过这样一个故事：临镇的某个小领导，为了再生一个孩子，又不被“双开”，妻子怀孕后一直瞒着外界。孩子出生后，户口悄悄挂在了别人家的户口本上，法律上并不认可其与亲生孩子的关系。即使这样，还成天担惊受怕。
　　在她看来，有本事生二胎的人群，根本不在乎多生几个：“有钱人”早就生了，无非多交点罚款，现在有能力还没生的，也就是公务员这一类人了。
　　收入稳定，是公务员最大的一个优势。虽然如今的奶粉钱越来越贵，但养活两个孩子对她而言还并不算吃紧。此外，他的丈夫经营一家小企业，如今两人在镇里住着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还有辆轿车。丈夫有一个姐姐，是非独生子女。两人的情况，正好符合眼下“单独可生二胎”大致的条件。
　　此前，北京市已放开了“双独”生二胎的政策。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女方满足生育间隔不少于4年，或者年龄不低于28周岁这两个条件之一，可以向计生部门申报，经过1个月左右的审批，以及一个月的公示期后，“就可以准备怀孕”了，不用再缴纳社会抚养费。
　　但李敏单位里满足“双独”的同龄人，都不打算生二胎。哪怕如今“单独生二胎”的政策逐渐明朗，很多“单独”的同事，也没做考虑。
　　李敏解释，工作升迁是个重要因素――一个本科生进入公务员队伍，经过考察转正，已经二十四五岁左右。熬到可以升副科的年头时，可能已经28岁左右，这时候大部分人会选择生育。接下来要花心思扑在工作上，努力争取正科的职位。到了30岁出头，好不容易熬到提副处的时间段，可能将面临去市里挂职或去偏远地区锻炼的情况，“如果这时候怀孕了，很可能就失去机会”。而这几年，也是女性最佳生育年龄的后期了。身边的几个同事，都选择以事业为重。
　　此外，多一个孩子的成本也令不少人望而却步。虽然小镇的消费水平比城里低了一截，但投入在子女教育等方面花费和精力，以及长大后就业、结婚方面的压力，令很多同事产生“一个孩子就够受的了，两个孩子活受罪”的想法。房子，更是个要命的问题。
　　李敏和大家想法不一样。儿子上一年级，她工作之外的主要责任就是带孩子参加课外班。她一直告诫儿子，不能凡事依赖父母，包括以后房子的问题，也得自己承担责任。哪怕有了第二个孩子，她也会灌输这种理念。
　　现在政策眼看松动了，夫妻俩有想法，两边的老人也都挺支持，就连自己7岁的儿子雷雷都催促，想要个弟弟或妹妹：“天天一个人玩没意思，我把自己的玩具分给他(她)。”
　　李敏想起了自己被关在“小黑屋”里的童年，她不想让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
　　“就怕自己赶不及了”
　　如今，李敏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过年。
　　每年年三十儿那晚，她带着孩子在三个家庭奔波：晚六点多，先去孩子奶奶家，吃顿饺子。到了九点多，丈夫留在父母家，她开车带着儿子去姥姥姥爷家――推开门，等候多时的两位老人，马上张罗烧水下锅，再吃一顿饺子。等到雷雷犯困的时候，还得坐上车跟妈妈赶回自己家的楼房，一家三口等待新年钟声敲响。
　　儿子很厌烦这种状态，认为太折腾。李敏开导他：“这样多好啊，你一个人可以放三次鞭炮，别的小朋友都会羡慕你的。”
　　最近，她看了一组报道，关于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感同身受。自己爷爷奶奶那一辈，有个头疼脑热，父亲兄弟几个可以轮番照看。而等父母老了的时候呢？一想到这儿，她现在就觉得喘不过气来。
　　失独问题同样是她关注的。她所在的这个小镇上，有案可查的，也已经有十来户失独家庭了。市里每月补贴二百多元，区里再补贴五百多元，初步制定的政策是，等他们老了，可以免费入住养老院。每想到这儿，李敏就会一身冷汗：“我能活到现在，是件多么幸运的事儿。爸妈生生担心了三十多年啊！”
　　现在，李敏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爸爸去哪儿》，她觉得育子是幸福，而不是负担，是一种享受。
　　明年，她就35岁了。身边一个岁数比她大的朋友，因为工作忙一直拖着没生孩子，后来做产检的时候，得知胎儿是先天畸形，一家人愁得不知所措。她解释，35岁是道坎儿，过了这岁数，晚一年，生下先天疾病或体质孱弱孩子的几率会翻倍增长。
　　“那时候再打掉，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儿。”她现在也忐忑不安，只盼着政策最好早一天到来。
　　早在几年前，她就有生二胎的打算，衡量了一下风险性，还是放弃了。虽然着急，可她不敢提前做怀孕的准备：“万一最后政策没出来呢！这孩子是生，还是打掉？”
　　“现在，就怕赶不及了啊！”李敏期待中带着忧虑。她深知，这也许是自己最后的机会了。
　　(文中李敏为化名)
(来源：中国周刊)
(责任编辑：修相科)
原标题：公务员夫妇生二胎假离婚败露 5月大胎儿被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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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桐乡新闻网|
发表时间： 14: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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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生活”，你准备好了吗？
上周五，江苏小伙小周带着桐乡媳妇小丽，来到桐乡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指导站进行孕期体检，并办理“单独二孩”相关手续。经过B超等一系列检查，两人顺利拿到《女方孕情医疗诊断证明》，准备迎接他们的“二胎生活”。
　　自从今年1月17日“单独二孩”政策在浙江落地，很多符合政策的“单独”夫妻，都萌生了再生一个孩子的念头。截至今年10月底，我市已有1300多对夫妻通过了“单独二孩”的再生育申请审核，同时已有约250个“二胎宝宝”出生。
　　如今，要不要生“二胎”成了符合条件的家庭讨论最多的话题。市计生指导站相关负责人透露，面对这个问题，“单独家庭”一般分为两派——“纠结派”和“行动派”。不论是“纠结派”还是“行动派”，他们各有各的选择。近日，记者对持各自观点的“单独家庭”进行了深入采访。
　　A&&“行动派”
　　一个孩子太孤单果断生“二胎”
　　一大早，32岁的阿强(化名)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给3岁的大毛和两个月的二毛冲奶粉。先打开大瓶，后打开小瓶，他熟练地从桌上拿起两个宝宝的“吃饭家伙”倒腾起来。三下五除二，他很快就用接近60摄氏度的热水把奶粉泡好。“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凉。”他把小奶瓶递给老婆，自己则抱着大毛到客厅。每天早晨的这个时候，阿强都忙得够呛。好在有过第一个孩子的锻炼，积累了不少育儿经，阿强夫妻算是“持证上岗”，遇到事也不致于太慌乱。
　　有过生大毛的经验，从怀孕到生产，二毛的降临显得格外顺利。“当孩子出生，几乎一切都准备好了。”阿强告诉记者，没有刻意准备，因为大毛穿过的衣服、玩过的玩具都还用得着，只是多买了一个摇篮床。
　　在孕育二毛的过程中，阿强夫妻刚开始最担心的是，大毛能否顺利接纳这个新生命。大毛是男孩，过去在家都是集众人宠爱于一身，很难想象如何跟二毛“和平共处”。在怀孕后期，阿强夫妻反复跟大毛沟通，希望他能做好当哥哥的准备。
　　没想到，大毛的表现颇有“大哥”风度。一次在逛超市的时候，竟然指着自己最喜欢的玩具让外婆多买一份，说是要买给刚刚出生的弟弟玩。
　　记者了解到，阿强敢于率先尝试生“二胎”还少不了父母的支持。由于母亲和丈母娘都已经退休，两位老人经常到小两口家里，帮忙带孩子。
　　为了减轻带孩子的压力，很多人愿意把两个孩子分开带，阿强则不同意。他认为，正是因为一个孩子比较孤单，才生“二胎”的，就要让两个孩子一同成长。“一同成长才能让孩子们互相感受到另一个孩子的存在，兄弟俩的感情才会好。”他说，自己是“独一代”，从小到大在家都独一份。他希望两个孩子能够跟自己不一样，相互扶持、一起成长。
　　再不生“二胎”我们都老了
　　75后媛媛(化名)和丈夫都是公务员，符合“单独二孩”生育政策。“过去不能生，倒也没有仔细考虑过。”媛媛说，结婚近10年，女儿囡囡刚刚上小学，如今却想要生“二胎”了，这话自己听也有点吃惊。
　　媛媛想要生“二胎”，最初起于婆婆的念叨。来自农村的婆婆文化程度不高，思想也有些守旧，坚持认为男孩才能延续姓氏、传宗接代。生了囡囡，婆婆也并没有不喜欢，一直抱在手里当个“宝”。可听说了“单独二胎”政策后，婆婆就怂恿她再生一个，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只管生，我负责带”。今年5月，媛媛跟自己的父母提到是否生“二胎”的问题，也得到了父母的一致认可。
　　原本，媛媛还有一个顾虑，担心女儿是否能接受这个家里多一个新成员。可刚上小学的女儿在这事上像个“小大人”，成熟度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妈，你尽管生好了，我会帮你带的。”囡囡很淡定地说，自己很羡慕有兄弟姐妹的同学，家里多个弟弟或妹妹也会帮着照顾的。
　　媛媛说，目前家庭条件还可以，能够负担两个孩子。关键是自己的年龄、体力是否能够承受再次怀孕的“折腾”。经过多次跟小姐妹探讨后，她发现，身边符合条件的小姐妹都在努力生二胎，这也给了她不少信心。
　　在做决定前，媛媛特意找到了一名熟悉的妇产科医生咨询。医生告诉她，最佳的生育年龄在35岁之前，而她刚刚超过这个年龄，加上她头一胎是剖腹产的，面临的风险也是逐年成倍增加了。“要生的话，得抓紧了,要抓住青春的尾巴啊。”咨询完以后的几周里，医生的这句话一直印在她的脑海里。
　　另外，媛媛考虑最多的，还是怎样把两个孩子都培养好。女儿上小学可谓是一个契机，这让她有更多的精力放到“二胎宝宝”的身上。最终跟丈夫商量了之后，他们决定要生“二胎”。
　　B&&“纠结派”
　　让我们歇两年顺其自然多好
　　记者从市计生指导站了解到，来接受育龄妇女B超检查、办理再生育手续的也不全是“行动派”，还有一部分是“纠结派”。大概占两三成。这部分“单独”夫妻大多是还没决定要不要生却意外怀孕了。那么，这些夫妇为什么下不了决心生二胎，他们到底在纠结什么？“纠结怀孕的年龄会不会太大，纠结带小孩的精力会不会不够”“纠结家里是不是有老人帮忙带孩子，纠结两个孩子之间的年龄差距是不是太小了。”……总之，越是烦恼什么就纠结什么。
　　小夏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纠结派”。相比同龄人，结婚比较早、孩子出生也比较早，还未满30周岁，小夏和妻子小沈已经是5岁孩子的父母了。
　　去年孩子上了幼儿园，原本空余时间围着孩子忙碌的小夏和小沈一下子感觉清静了不少。“我们跟父母住在一起，孩子由父母接送，我们也乐得清闲。”小夏说，孩子4岁以前离不开他们夫妻，如今孩子大了，操心的事相对少了。“晨晨上幼儿园了，我们夫妻有了更多的两人世界时间，也挺好的。”小夏说，刚结婚，妻子就怀上了晨晨，两人连正儿八经的蜜月也没有去，感觉挺遗憾的。现在孩子不用太多照顾了，希望能和妻子多点时间出去走走。“现在政策放开了，我们年纪也还算轻，要生‘二胎’，随时都可以，不必急在一时。”小夏认为，如果要生“二胎”，只要在晨晨8岁以前都可以。于是，“还想歇两年，顺其自然”便成了他的心声。
　　◆记者手记
　　二胎生育潮将在明后年到来
　　据我市计生局前期摸底数据显示，我市共有9435名桐乡户籍单方独生子女符合“单独二孩”政策要求，其中5218人有生二胎的打算，占调查总数的55.3%。这个预期和已经提出再生育申请和通过审核的数据有较大差异。
　　记者了解到，政策有一定的滞后性，多数“单独家庭”还处在“纠结”中。
　　从经济实力来说，目前80后、90后多为独生子女，其父母的家庭负担并不算太重，也都有余力帮子女养育下一代。桐乡本地素有“二头”的习俗，生“二胎”意愿比较高。
　　相较父母辈的想法，“独一代”更愿意自己来做选择，多数希望子女能有兄弟姐妹共同成长，未来也能相互分担赡养老人的责任。
　　有计生工作人员推测，“二胎”生育潮或将在明后两年到来。“猴年前后或将遭遇生育高峰。”因此，专家建议，年纪尚轻的夫妇可以适当推迟“二胎”生育计划，避开即将到来的生育大年。
想生“二胎”的夫妻看过来
这两天，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妇产科病房天天“爆满”，病房走道里排满了加床。每一个加床上都躺着一名待产的孕妇，真是“座无虚席”。该科室今年已经经历了第3次加床，几乎把所有空间都用上了。
　　据悉，市一院妇产科本月生产的宝宝将超过500个，这是要创该妇产科单月历史纪录的节奏啊！
　　市一院是桐乡第一大医院，有近九成本地居民产子会首选这里，床位紧张也属正常。但生娃是不是非选这里不可呢？其他市级医院、周边镇、街道的中心医院是否还有床位呢？记者为有生育意愿的夫妻搜罗了桐乡最全的产科信息。
　　一个妇产科主任的烦恼“生意”好得让人吃不消
　　饭馆、酒店、商场、超市，没有哪家嫌顾客太多、生意太好的。可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李小清却为“生意”太好而烦恼了。
　　孕妇小张在市一院建卡，所有检查都在该院完成，可即将待产了，却得知病房没有空床。直到临盆前，她才被送进医院，还是住加床。等到生完孩子从分娩室被推出来，她才住上真正的病床。“这病床是有多紧俏啊！”小张不禁感慨。
　　像小张这样的产妇几乎每天都有。李小清说，有些是晚上感觉肚子很疼、急着要生了，才“十万火急”地赶到医院。有的要提前住进来，可医院根本没法收。甚至还有因为床位实在太紧张了，临时被送往市区其他医院妇产科的。
　　“每天都在盘算，新收的病人该住哪儿去？”她说，病房容量已经“超饱和”状态了，每个医生也都在超负荷运转。全科室14名医生、产科22名护士、分娩室15名护士，每月服务400多名孕妇，可还是显得人手不够。
　　据了解，市一院有两个妇产科病区、1个分娩室，最初核定床位为每个病区38张。经过多次发展，今年年初两个病区各达到了45张，已是桐乡最大的妇产科病区了。今年5月和这个月，妇产科病房又接连“扩编”，走道的加床用完了，实在没床位了只得设了“虚拟床位”，把推车也算进去。
　　可越是“扩编”，病区却显得越是“小”了。如今两个病区总共108个床位每天都住得满满当当的。一有产妇出院，立马就有人住进来。而传说中的单人病房更是非常“走俏”。
　　“普通标间3人共用，住一天床位费45元。而单人间则为每天380元，每间都有几个孕妇在后头排队。”李小清介绍，两个病区共有14间单人间，每天都能接到四五个电话来托关系住单人间的。可这事儿，李小清说了也不算。为住单人间，孕妇往往要先住进病区的普通病房才能算排队，然后一个号子、一个号子地轮下去。有的孕妇直到出院也没轮到。
　　抓住生育大年的尾巴“单独二孩”也来凑热闹
　　为什么今年该院妇产科“生意”这么好？李小清说，根据当时到医院建卡的情况，今年年初妇产科医生们就预见，今年会是一个生育大年。业内人士判断，究其原因有五。
　　其一，“单独二孩”成为接下来这一波的“出生主力”。今年1月“单独二孩”政策在浙江落地，截至10月底，我市已有1300多对夫妻通过了“单独二孩”审核，其中一半以上已孕有“二胎宝宝”。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工作人员透露，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将会迎来首波“单独二孩”生育高峰，预产期在这段时间内的符合条件夫妇约达500对。
　　其二，今年是马年，生肖属相大大刺激了适孕人群的生育意愿。民间有“十羊九不全”的传说，生肖“马”比“羊”更受欢迎。再加上今年有闰月，明年被称为“无春年”。很多农村家庭认为明年不吉利，有生育计划的很多都提前了。
　　其三，市妇保院妇保科科长陆水芬分析，80后、90后适龄女性已经成为婚恋主力，这个群体的人口基数大，最近几年都会是生育高峰年。
　　其四，近几年来，外来新居民人口基数维持在高位。很多新居民认可桐乡的生育条件和就医水平，愿意在桐乡生育。每年桐乡各家医院接收的新居民产妇都不在少数。有的医院收治的新居民孕妇大大超过本地居民，比如市妇幼保健院以及其他镇街医院。
　　其五，本地妇女怀孕后建卡(孕妇可以到户口所在地医院办理保健手册)需在户籍所在镇街的卫生院接受多次孕检和随访，但关于生育医院还是可以自愿选择的。“像杭州、上海这些大城市对医院‘建卡’卡得很严，如果在一家医院建卡，就确定要在该院生育。”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说，但桐乡并没有此类规定。
　　市内还有七家医院可选专家建议生育应适当分流
　　市第一人民医院这么“抢手”，是否还有其他医院可以选择呢？答案是肯定的。
　　记者从市卫生局了解到，我市除了市第一人民医院外，设有妇产科、可以接收临产孕妇的医院还有7家。
　　市卫生局医政科工作人员介绍，其他医院也具备生育资格，不少医院的软硬件设施也并不比市一院差，市民可以放心选择。该工作人员建议市民，跟其他就医选择一样，不要“扎堆”选择市一院，生育应适当分流。
　　其他7家医院产科信息
　　记者也是蛮尽职的，仔细打听其他7家医院的情况，符合条件的待产夫妻不妨仔细看看。
　　桐乡市第二人民医院
　　位于崇福镇的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拥有核定床位56张，另有3张加床。其中两个是单人间，并不紧俏。价格较市一院也便宜很多。目前二院的妇产科还有空床位可以选择。该科室还开展了“无痛分娩术”，为我市仅有几家开展此项技术的医院之一。
　　桐乡市中医医院
　　该院位于市区，现为三级乙等专科医院。该院妇产科现有副主任医师4名，主治医师3名，住院医师3名，拥有核定床位38张。目前，该院还有部分空床位可以选择。
　　桐乡市妇幼保健院
　　市妇保院是我市唯一一家妇幼保健方面的专科医院，专业开展各项孕检、产检项目。相关病区拥有50张核定床位，常年有空床位可以选择或者建卡。目前，该院90%就诊者为新居民，适合新居民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该院新址已在市区文华路旁开始动工，今后将有望建成全桐乡规模最大的妇产科专科医院，并集聚全市妇产科优势力量。
　　桐乡市第三人民医院
　　市三院位于乌镇镇，该院妇产科主要辐射乌镇周边行政村和集镇。该科室是集妇科、产科及计划生育为一体的综合性科室。现有专科医生6名，其中副主任医师1名，主治医生4名，住院医生1名。除妇产科病区外，还设有门诊妇科中心、不孕不育、妇幼保健等专科门诊。有床位18张，常年病人人数在10人左右。每年出生宝宝约为400人。
　　桐乡市第四人民医院
　　市四院位于濮院镇，于去年刚刚升格为桐乡市第四人民医院。目前，该院为嘉兴二院的托管医院，与嘉兴二院开展了紧密的合作。现有副主任医师1人，主治医师6人。嘉兴市第二医院常驻专家，妇科副主任医师1人。
　　该院有25张核定床位，常年有空床位。其中每年在该院出生宝宝为400多人。
　　石门镇中心卫生院
　　石门镇中心卫生院位于石门镇，该院已和市一院组成市内医联体，借助市一院优势完成蜕变。该院妇产科为石门镇中心卫生院的主要临床科室之一，床位30张，有临床医生8人，其中主治医师5人，医师2人，助理医师1人。每年出生宝宝达到了500人。
　　洲泉中心卫生院
　　该院位于洲泉镇，目前与市二院组成市内医联体。该院妇产科拥有30个核定床位，可以承担我市西片妇幼保健等医疗功能。年出生宝宝约为400人以上。该院普通单人间费用为80元每天。
来源： 《钱江晚报·今日桐乡》 作者： 记者 胡宇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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