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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wanghaidong918 于
12:14 编辑
如何计算人均实际GDP，统计年鉴上给出的人均GDP是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的，如果想按照1978年为基期计算人均实际GDP应该怎么做，急求，望高手解答
载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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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复杂。看统计年鉴“2-5&&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这张表格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的数据，这个就是剔除价格后的数据，给这一列乘以元再除以100，就得到了1978年为基期计算人均实际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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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ahwbd0210 于
16:06 编辑 rmbvdollar 发表于
这个不复杂。看统计年鉴“2-5&&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这张表格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的数据，这个就是剔除价格 ...首先非常感谢热心回答，但是统计年鉴有两个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请问用哪一个，用1952年=100的还是基于前一年的
作为你们的偶像，我感到压力很大
本帖最后由 ahwbd0210 于
16:26 编辑
例如北京1978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257元，79年为1358元，基于前一年的1978年北京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指数为109.1（按不变价格），基于1952年的1978年北京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指数为1029.9（按不变价格），如何计算1978年，1979年人均实际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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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计量模型的GDP 影响因素分析
人均GDP的增长率及实际利率对储蓄率都有显著的正影响效果理论依据　　Modigliani和Cao的文章尝试以生命周期假说来解释中国近些年来伴随经济增长的居民高储蓄。这篇文章对于Modigliani的重大意义是生命周期理论（最早是由Modigliani提出的）是否能运用到像中国这样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当时只能得到中国居民的消费数据而没有储蓄和收入数据，所以他们采用的方法是通过估计计算居民所持有的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增加，以作为储蓄的一个估计量。然后根据消费加上储蓄算出居民总收入，从而算出每年的储蓄率。他们所用的是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但这种计算方式存在很大误差，很可能存在遗漏的情形。根据他们的估计，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在年期间一直在5%左右，从1978年开始显著上升，1994年超过30%，然后开始下降，到2000年维持在23.55%。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对储蓄的影响非常显著。而凯恩斯理论认为人均收入的影响却不显著。Kelley and Schmid(1996)通过对89个国家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三组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发现储蓄率在人均GDP较高的国家中比较高，在人均GDP增长率较高的国家也比较高，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数据中储蓄率与年幼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例却没有显著的关系。只有20世纪80年代的数据和生命周期模型的预期结果一样，即年幼人口和老年人的比例与储蓄率呈负相关关系。Chamon和Prasad(2008)通过对1986年至2005年的城镇家庭调查数据分析得出，在中国城镇地区年轻家庭与年老家庭具有最高的储蓄率，这个结论与生命周期理论相一致。然而1995年的年龄剖面图却呈现出“U”型，与生命周期理论不一致。因而，他们认为人口结构对于储蓄率的影响并不十分的显著。数据描述　　本文试图在两个维度上分析人口结构与居民储蓄率的关系，一个是全国层面，一个是各省的面板数据。我们使用的数据及来源是以下两个方面。全国层面使用的是年的数据。其中年的数据均来自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年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实际利率数据根据人民银行所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并减掉当年的通货膨胀率得到。各省的面板数据使用的是年的数据。其中GDP增长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的村收入、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农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数据均来自于中经网数据库；农村人口总数与城镇人口总数来自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老年人抚养率、少儿抚养率数据来自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由于有些年份有些省的城镇农村人口数据得不到，从而无法算出储蓄率，因此数据有部分缺失。最后我们的完全样本数量是509个。模型分析　　本文的基本模型延续Modigliani和Cao（2004）与汪伟（2009）的想法，但本文的改进地方在于：一是相比Modigliani和Cao（2004）本文所用的储蓄率数据会更加精准，前面提到Modigliani和Cao文章的储蓄数据是根据有形与无形资产增加来估计的，存在很大的误差，本文所用的数据是根据统计局所给的城镇和农村的收入数据与消费数据，经过计算后得到的总居民储蓄率。二是本文不仅进行了全国的时间序列分析还进行了各省的面板数据分析，从而避免由于各省的异质性给加总数据带来的一些影响。三是本文在分析中采用了汪伟（2009）的方法，区分开了少儿抚养率与老年抚养率，而不是像Modigliani和Cao的文章中只考虑了总抚养率。之所以区分这两个，是因为很多实证表明这两者对于储蓄的影响是不同的。本文与汪伟（2009）的不同在于本文所用的储蓄率数据并不是简单的总的国民储蓄率（计算方法前面已经提到），而是根据城镇居民的消费收入数据算出的居民储蓄率。原因在于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个人会在不同年龄段进行不同的储蓄行为，因而人口结构影响的应该是居民储蓄率。国民储蓄率中包含了企业储蓄，而这一部分与人口结构是没有关系的，不应该把其混杂在居民储蓄率中，而应该剔除掉。此外，汪伟与Modigliani和Cao的文章都没有考虑实际利率的影响，但我们认为实际利率作为跨期选择的相对价格对储蓄行为会有很大的影响，因而本文中加入了实际利率这个重要因素，本文中使用到的变量及其字母表示见表1。我们使用的时间序列回归的基准模型是：srt=β0+β1×ydrt+β2×odrt+β3×rgdpgrt+β4RRt+ξt从表2的第一列中可以看到老年人抚养率对于储蓄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且数值比较大。老年人抚养率上升一个百分点，储蓄率上升3.2个百分点。少儿抚养率对储蓄率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并不显著，这与我们的预期不一致。人均GDP的增长率对储蓄率也有显著的正的影响，人均GDP的增长率上升一个百分点，储蓄率上升0.38个百分点。实际利率对储蓄率也有显著的正影响，实际利率上升一个百分点，储蓄率上升0.19个百分点。这些与我们的预期相符合。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加入其他解释变量以检验识别的稳定性。我们主要考虑加入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通过表2的第三、四、五列可以看到加入这两个变量后对原有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并没有影响，并且系数也只有略微地下降。此外，我们能够看到城市化率对储蓄率也存在显著正的影响，城市化率增加一个百分点，储蓄率会增加0.37个百分点，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城镇居民与农民的储蓄率倾向可能不一样，导致一个人如果从农民变成城市居民以后会使得储蓄率上升。工业化率对储蓄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其他变量的显著性并没有影响。由于各省存在很强的异质性，我们觉得加总数据可能会存在一些偏差。所以，接下来，我们考虑各省的面板数据分析。我们估计的基准方程是：srit=β0+β1×odrit+β2×ydrit+ui+ξit我们采用的是固定效应模型，因为通过hausman检验发现p值小于1%，说明拒绝原假设：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得到的估计没有显著差异，因此采取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的结果可以从表3的第二列中看到。老年抚养率对储蓄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回归系数表明老年抚养率上升一个百分点，储蓄率上升0.92个百分点。少儿抚养率对储蓄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回归系数表明少儿抚养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储蓄率会上升0.34个百分点，这些与我们的预期一致。接下来我们考虑加入人均GDP增长率（rgdpgr）,发现该因素对储蓄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我们还考虑加入人均GDP增长率与少儿抚养系数的交互项（gyr）、人均GDP增长率与老年抚养系数的交互项，发现均不显著，这与汪伟（2009）所得到的结论不同，可能原因是他考虑的是国民储蓄率而非居民储蓄率所导致的。但是加入这些新的解释变量后并不影响少儿抚养系数与老年抚养系数的显著性。根据模型，老年抚养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变化影响很大，不管是在全国层面的数据分析还是各省的面板数据分析都显示出显著正的影响。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存在两方面：一是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一个人在处于老年时收入来源较小，因而进行负的储蓄，在成年期消费低于收入，进行正的储蓄，因此老年人越多的社会储蓄率越少；二是按照理性预期理论，预期寿命的提高意味着退休后生活时间还很长，为了维持原有生活，平滑消费，就必须多加储蓄，此外由于养老制度不健全，中青年会预期年老时期收入减少而增加储蓄。因此老龄化程度越高，储蓄率越高。今年中国的期望寿命比1970年增加了15岁，期望寿命达到73岁。由于城市居民60岁退休，他们有着为退休而储蓄的强烈动机，尤其是在养老制度不完善时，本文的计量结果表明后者可能起了主要作用。但我们认为这种正的相关性并不是一种稳定的影响，而只是在进入老龄化社会这个过渡期间存在这种正的影响，如果老龄化达到一个很大的值，那么很有可能老龄化对储蓄会有负的影响。我们所用的中国数据只反映了这个假设的前半段，而没反映出在老年化比较严重时，老年抚养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所以，不应认为这个正的影响会一直持续下去。日本当前的情况就反映出老龄化越严重，储蓄率越低，而日本就是一个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在省级面板数据中少儿抚养率对居民储蓄率有负的影响，但在全国层面并不显著，我们觉得可能是数据加总存在偏误导致。少年抚养率对储蓄率的影响，是可以通过生命周期理论来解释的。一个社会中小孩越多，就需要更多的资源来抚养这些小孩（即小孩是进行负的储蓄），而且小孩多，成年人可以靠小孩长大后照料自己，即小孩对于储蓄有一个替代性，故成年人会较少储蓄。但存在另外一个机制，小孩减少后，父母往往会更加精心地照顾这一个小孩，即存在质量与数量的替代关系，那么父母可能会为独生子女储蓄更多，那么小孩越少，储蓄率可能会更大。但我们的各省数据反映出可能前方面的影响是主要影响，即居民储蓄率与少儿抚养率有负的相关性。此外，我们的全国层面数据反映出城市化率对储蓄率也存在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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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可比价GDP1952和名义（用于计算各省实际人均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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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GDP“一万美元俱乐部”真相：居民收入占比不达标
第一财经日报 林小昭
以居民实际收入占人均GDP比重为例，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都达到了55%，但国内很多地方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只有四成左右。
广东省发改委近期披露，预计2013年广东GDP增长8.5%,成为全国首个突破6万亿人民币大关的省份，也是首个突破万亿美元大关的省份。
在广东、江苏等省份“富可敌国”的同时，包括广东、浙江、江苏以及京津沪等发达地区的人均GDP也超过或者逼近一万美元大关，正进入了国际上所说的“中等发达国家阶段”。
不过，多位专家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分析，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固定资产投资、外贸出口拉动，居民实际收入占GDP比重偏低。很多国家和地区达到高收入水平之后，产业结构比较合理，人民的实际收入占GDP的比重较高，住房等民生问题都解决得较好。但相比之下，目前无论是京津沪，还是江浙等省，在产业结构或是收入分配方面均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有一定的差距。
多省进入人均“一万美元俱乐部”
按照世界银行的衡量标准，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是公认的从发展中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标线。这意味着，目前已有包括京津沪、浙江、江苏与内蒙古在内的6个省市区进入“发达状态”。
以时间节点来算，上海是中国内地第一个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大关的省份。2008年，上海全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13698.15亿元，以半年以上常住人口计算，2008年上海人均GDP达到10529美元，首次突破一万美元大关。
紧随其后的是北京，北京市统计局2010年年初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年北京GDP达到11865.9亿元，比上年增长10.1%。同时，全市人均GDP达到68788元(按年均汇率折合10070美元)，突破一万美元大关。
2010年天津人均GDP达到70402元，首度突破一万美元大关。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进入一万美元大关的时间节点落后于上海和北京，但随着近年来天津一系列大项目的落地和显效，天津人均GDP“后来居上”，超越北京和上海，目前以15383美元位居各省份之首。
在2011年停止扩容一年后，2012年，“一万美元俱乐部”终于迎来了大扩容，并且是首度有直辖市以外的省份进入到“一万美元俱乐部”。包括江苏、浙江、内蒙古三个省份一起突破一万美元大关。至此，江浙沪人均GDP皆突破一万美元，长三角集体进入到“发达状态”。
另外一个广为外界所关注的是内蒙古，得益于近十年来煤炭开发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地域上属于西部的内蒙古经济飞速发展，其人均GDP更是先后超过了东部的福建、广东、山东等省份，高居全国第五。
尽管2013年的整体数据尚未出炉，但人均GDP“一万美元俱乐部”将很可能进一步扩大。辽宁2012年人均GDP达9352美元，2013年预计可突破一万美元大关。紧随其后的广东、福建也正在逼近这个大关。预计到2014 年，广东、福建和山东人均GDP将突破一万美元。也就是说届时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将集体进入“发达状态”。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当人均GDP只有两三千美元的时候，人们更关注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当人均GDP突破了一万美元之后，意味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社会民生的问题会更为人们所关注。
只长骨头不长肉
丁长发说，中国多省份突破一万美元大关，一方面得益于这些年经济增长较快，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对内却不断贬值。当一些发达国家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大关后，产业结构会比较合理、社会民生等问题都解决得比较好。但我国的产业结构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到现在变化都不大，居民实际收入占GDP比重仍很低，离发达状态尚远。
以居民实际收入占人均GDP比重为例，暨南大学教育学院韩兆洲告诉本报，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都达到了55%，但目前国内很多地方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只有四成左右。像广东2010年只有44.4%。
内蒙古的比例更低。2012年内蒙古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150元，全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7611元，仅分别相当于人均GDP的36%和11.8%。
丁长发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增长拉动，真正的内需消费方面的拉动很小，居民收入增长并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
这在一些省份如内蒙古和天津都体现得特别明显。内蒙古人均GDP高居全国第六， 但人均收入只位居全国第十，尚不及全国平均水平。天津人均GDP排名第一，但人均收入只位居第六。
由于主要靠投资拉动和能源消耗为主，而投资主体主要是央企和大国企，在做大产值的同时，老百姓的收入并没有与之同步，这也是外界通常所说的“只长骨头不长肉”。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海东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称，内蒙古人均GDP虽然突破一万美元，但这些年内蒙古产值贡献当中的很多产业不属于富民产业，央企在统计数据中占比很大。对内蒙古来说，从人均GDP到人均收入还需要一个大的跨越。
此外，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比较大，居民收入差距、区域差距十分明显。以广东为例，虽然经济总量高居全国第一，但该省东西北地区人均GDP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刘易斯拐点到来了，人口红利要结束了，原来低成本要素抢占国际市场的资本没了，但创新能力、公共服务水平却没有提升上来。”丁长发认为，在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后，应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让经济增长惠及广大老百姓，政府应该努力从原来的全能型政府转型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把财政支出重点放在民生方面。
编辑：一财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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