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城市能让你幸福？《小康》全国居民幸福感大调查显示，二线城市最抢眼。市民们眼中的幸福城市是这样的：舒适、宜居，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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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城市隐藏九大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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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城市能让你幸福？《小康》全国居民幸福感大调查显示，二线城市最抢眼。市民们眼中的幸福城市是这样的：舒适、宜居，个性、服务，市领导靠谱，发展空间大，休闲空间多…… 中国论文网 /6/view-4446146.htm　　哪座城市更幸福？在对市民幸福感影响最大的五个因素中，不同城市的市民给出了不同的排位选择。 　　北京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婚姻、职业、社会保障、住房和收入。 　　广州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健康、收入、家庭关系、职业和婚姻。 　　武汉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收入、健康、婚姻、家庭关系和住房。 　　贵阳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健康、收入、家庭关系、婚姻和环境。 　　太原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家庭关系、收入、健康、职业和婚姻。 　　扬州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健康、家庭关系、收入、婚姻和环境。 　　廊坊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收入、健康、家庭关系、婚姻和住房。 　　南北有差异，城市有性格。借托尔斯泰的话来说，幸福的城市是相似的，不幸的城市则各有各的不幸。《小康》杂志联合清华大学媒介实验室、新浪网展开线上、线下全国居民幸福感大调查，与此同时选取全国七个样本城市，与当地媒体、高校联合解析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根由，由此找到了幸福城市隐藏的九大密码。 　　NO.1生活舒适、宜居 　　“夏天在贵阳，冬天在三亚。” 　　贵阳一位市民在接受《小康》联合贵州都市网的访问时，对于理想居住地给出了答案。 　　促使这位市民产生这样的梦想原因很简单——夏天的贵阳，并无酷暑，而给人“爽爽”的感觉；当北方城市寒流滚滚，你仍然可以穿着夏装、沙滩鞋在阳光充沛的三亚海滩上悠闲漫步——如此宜居，怎能不让人心向往之？ 　　生活舒适、宜居，对于众多城市而言，是提升市民幸福感的一个公开的秘密。从整体来看，一线城市在这方面并不占优势，三线城市表现一般，而二线城市最为突出。 　　有海的城市，总是讨人喜欢的。例如青岛，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很多人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就爱上了它。在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发布的“2011年中国十佳宜居城市”排行榜中，青岛傲居榜首。还有一年四季花木繁盛的厦门，它有着一道独特的自然景观——成千上万的白鹭栖息于此地，这样的城市，人类自然也会喜欢。其实，生活舒适、宜居，包含着很多因素，一座城市倘若真的没有得到自然条件的恩宠，那就在社会安全、文明进步、经济和谐、美誉度高等方面和其他城市一拼高下吧——如此，也可以让市民们幸福。 　　NO.2 生态美、环境优 　　“美丽中国”是由一个个“美丽城市”组成的，如果公众对于城市的生态环境不满意、不放心，那又怎能谈得上幸福呢？生态环境已成为幸福城市的重中之重，它是一把“尖刀”，一旦突破，市民幸福感便会有大的提升。 　　在这方面，一线城市又输了。《小康》联合《法制晚报》的调查显示，北京市民吐槽他们的“不幸福”时，纷纷提到“环境不好、空气质量差”；在广州，亦有不少市民抱怨“空气质量不高”。 　　相反，二三线城市的市民们则以“城市美、环境优”为自豪，生活在扬州，让市民感到最为幸福的是什么？《小康》联合《扬州日报》所开展的调查发现，“生态环境好，生活悠闲舒适，适宜人居”被市民们多次提及，而市民们强调最多的，便是“环境好”。 　　生态环境优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让人感到生活舒适的先决条件。在贵阳，更是有多达154人告诉记者，“贵阳的空气清新、气候宜人、生态环境好”，这让他们感到很幸福。 　　虽然大部分二三线城市的生态环境水平都超越了四大一线城市，但并不是每个二三线城市都没有“污染的烦恼”，地处北京、天津两个大直辖市之间的廊坊，就常常为此苦恼。廊坊市民告诉记者，让他们不幸福的原因，大多来自于环境污染、城市市容不干净。 　　今年5月发布的“2013中国生态小康指数”显示，在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这五大方面中，六成（62.3%）国人把对于“美丽中国”的最大期冀寄托于生态，但这并不代表公众对于生态环境很满意、很放心。 　　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了这一点。 　　北京市的小邻居廊坊市，在10月15日召开全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动员大会，提出要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加快破解大气污染这个难题，重塑廊坊环境优势，确保11月底退出全国十大污染最重城市行列。 　　北京也于日前通过了《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当发布空气污染红色预警，即预测未来持续三天出现严重污染时，机动车将实施单双号限行措施，各级党政机关公车在执行单双号限行基础上，将整体停驶80%。 　　一个市民融入城市多年，不再会为它的繁华、妩媚而激动，也不再会为它的不完美而大动干戈的时候，这个人和这座城就变成了左手和右手的关系，无法分离，彼此需要。而此时，人对城市最基本的需要便是能呼吸到这里的足够新鲜的空气——这便是城市能够给人的最基本的幸福，如果一个城市给予得足够好，那么就足以让其他城市羡慕嫉妒。 　　NO.3 给市民以安全感 　　在各种幸福秘籍中，非常重要的安全感却常常容易被人忽略，因为在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安全需求属于较低级别的需要，尤其是在拥有安全感的时候，它，往往会被人们忽略。 　　调查发现，在对市民幸福感影响最大的五个因素中，不同城市的市民给出了不同的排位选择，北京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婚姻、职业、社会保障、住房和收入；广州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健康、收入、家庭关系、职业和婚姻；武汉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收入、健康、婚姻、家庭关系和住房；贵阳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健康、收入、家庭关系、婚姻和环境；太原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家庭关系、收入、健康、职业和婚姻；扬州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健康、家庭关系、收入、婚姻和环境；廊坊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收入、健康、家庭关系、婚姻和住房。 　　被市民们关注较多的婚姻、职业、社会保障、住房、收入、健康、家庭关系、环境等，其实都多多少少地和安全感沾了些边。小城廊坊的市民对安全感问题尤为注重，不止一位市民在调查表中提到：食品安全、社会治安，也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今年6月1日发布的“中国平安小康指数”调查发现，在20个各种各样可能影响到安全感的因素中，受访者选择最多的便是“食品安全不能让人放心”。那么，提高食品安全对于市民幸福感的提升有多大帮助呢？《小康》调查发现，对于大部分城市的市民而言，提高食品安全，都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他们的幸福感水平——毕竟，“民”还是要“以食为天”的，食者不得其安，幸福又何从谈起呢？ 　　相较于提高食品安全，改善社会治安对于市民幸福感提升的“疗效”并不显著，尤其对于三线城市而言，在对于幸福感提升有帮助的种种因素中，扬州市民和廊坊市民都把“改善社会治安”排到了最后一位。 　　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也无论城市经济发达与否，能给老百姓以踏踏实实、安安心心的幸福，才是最根本的——虽然这并不值得骄傲。 　　NO.4 拥有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平 　　到了幸福城市比拼实力的环节，一线城市开始“笑”了——拥有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平，的确是许多一线城市的看家本领。在历年的“中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中，一线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都保持着领先的地位，杭州、南京、武汉、沈阳等省会城市则紧随其后。 　　作为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公共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无疑，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能让市民对城市拥有认同感、归属感、安定感和满足感，而这些都会直接推动幸福感的提升。在这次调查中，北京市民对于北京的公共服务水平给出了较高的评价，很多市民提到，北京的购物、生活便利，公共交通费用低、方便，娱乐设施多，供暖充足，公共设施完备，医院水平高，等等，而这些都给他们带来了足够的幸福感。 　　让广州市民幸福的因素中，也有多项与公共服务有关，诸如物质生活的便利，交通便捷，娱乐活动丰富，购物方便实惠，公共资源丰富，图书馆、电影院等娱乐场所设施优良，等等。而以“空气清新、气候宜人、生态环境好”为骄傲的贵阳人则吐槽“公共服务不到位、社会管理水平低”，这一点，让他们感到有些不幸福。 　　NO.5 书记说了算，市长好好干！ 　　在建设幸福城市的过程中，谁起到的作用最大？ 　　综合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结果，大部分受访者把“幸福责任人”的标签贴在了市委书记的身上，其次是老百姓，再次是市长，并且 “老百姓”和 “市长”的票数相差无几，接下来才是当地公务员、各区的区委书记或区长，以及主管省领导等。 　　不过，不同类型的城市对于“幸福责任人”的人选则有着较大差别。在北京市民看来，区委书记和区长对于幸福城市建设的作用最大，43.5%的受访市民在区委书记和区长的选项后面打上了对勾。和北京同属于一线城市的广州，大部分市民选择了“当地公务员”这个选项。广州一直努力为全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角色转换投石问路，大部制改革、公务员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等，都旨在破除官本位——这些尝试与改变，让市民们也把建设幸福城市的厚望寄予到了公务员的身上。 　　二线城市的市民最为看重的是市委书记和市长的作用，这次调查选择的三个二线城市——武汉、贵阳、太原，也都同属于省会城市。在湖北省省会武汉，过半受访者将票投给了市委书记。49%的太原市受访市民则认为，市长对于幸福城市建设所起到的作用最大。 　　三线城市的市民则普遍看重群体的力量——扬州市民将几乎同等数量的选票投给了市委书记和老百姓；而廊坊市民也认为，老百姓对于幸福城市建设所起到的作用仅次于市委书记。 　　NO.6 能为市民提供成长、发展的机会 　　选择住在哪里，会影响你的幸福和前途。美国著名学者理查·佛罗里达在《寻找你的幸福城市》一书中写道：每个城市的经济结构和城市性格都不相同，能提供给特定居住者的就业市场与生活品质也都不同。 　　这一点，与《小康》关于“你的幸福城市在哪里？”的调查结果是吻合的——能为市民提供成长、发展的机会，是一个城市最能吸引人的秘密。 　　在这方面，一线城市以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广阔的就业机会，占据了优势。一位广州市民坦言，“广州给我带来的幸福是个人发展机会、机遇多。”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在广州1270万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总数达到713万人，广州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兴移民城市，在部分地区尤其是制造业发达的城镇以及城中村，外来人口数量已经远超本地人口。这对于广州而言，无疑是幸福的烦恼，外来人口纷纷涌入广州，无疑是看中了此地的成长、发展机会。 　　在北京市民写下来的一件件让他们感到幸福的事件中，也能看到如此赞不绝口的语句：北京教育条件好、资源多；拥有北京户口很赞；在北京不仅长见识，而且机会也多…… 　　在吸引人这方面，二三线城市从来都不肯落后。以“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苏州，去年借区划调整之机，彻底告别了“小城”时代，这座城市从农转工的“苏南模式”，到内转外的“开放样板”，再到量质并举的“小康典范”，都能跑在全国前列的秘诀就是“足够的吸引人”。 　　然而，苏州凭什么来吸引人呢？在接受《小康》专访时，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透露说，“实际上，苏州招揽人才的力度远胜于招商引资，苏州的人才工作在全省乃至全国领跑。”据蒋宏坤介绍，从2010年开始，苏州在原先人才激励考核指标、市县两级人才专项资金不少于地方一般预算收入1%等系列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决定5年内再投入30亿元，深入推进“姑苏人才计划”。苏州的经验值得更多的二三线城市借鉴，一座能够吸引、培养、哺育人的城市，反过来，也会在城市的发展、幸福城市的建设方面得到市民更多的智力支持。 　　NO.7 让市民实现居住梦 　　吸引到人之后，城市，你能“hold住”这些人吗？ 　　留住人的秘密在于能否为市民提供“落脚之地”，用合理的房价，帮助市民实现居住梦，这也是城市比拼幸福的长久之计。
　　在对市民幸福感提升帮助较大的诸多因素中，一线城市的市民一致呼吁要“降低房价”，二三线城市的市民则普遍呼吁要“提高工资水平”。与此相应的是，市民的不幸福感也较多地来源于房价太高和工资水平较低。 　　高房价可以抹杀幸福感？这是真的！2012年央视财经频道举办的“幸福城市市长论坛”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拉萨连续6年位列居民幸福感前三名，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高房价”一线城市全部无缘前十，“最具幸福感的十城市”中，以中西部城市为主，且当地房价水平较之居民收入而言，尚处在相对合理状态。 　　NO.8 有休闲的空间 　　在《小康》重点开展调查的七个城市中，扬州居民对于城市的“忠诚度”是最高的，《小康》联合《扬州日报》开展的“在扬州，你幸福吗？”的调查发现，四成人祖籍在扬州，因此一直生活在扬州；两成人因为户口在扬州，而选择了在这座城市里生活。而在其他城市，大部分人是因为工作才在那里生活。 　　在七座城市里，扬州市民的幸福感也是最高的，52.1%的人表示“比较幸福”，33%的人表示“非常幸福”，13.1%的人说不清自己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只有1.8%的人表示自己“不太幸福”或者“很不幸福”。面对“您所生活的城市和您的幸福感受之间有怎样的关系？”这个问题时，63%的扬州受访市民表示“所在城市让我的生活更加幸福”，31.6%的扬州受访市民表示“我的幸福感受完全不会受到所在城市影响”，只有5.4%的扬州受访市民表示“所在城市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幸福”。在未来的理想生活城市的选择中，七成扬州受访市民表示愿意继续生活在扬州。 　　《小康》调查发现，扬州市民幸福感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这座城市的休闲空间，扬州的自然环境非常优美，既是全国园林城市，又是优秀旅游城市，有着众多的园林景观和旅游景点；扬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有着近2500年的悠久历史，历史赋予的文化积淀非常深厚，尤其是扬州的休闲文化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市民对休闲文化的认同度也比较高。扬州还曾多次获选“中国十大特色休闲城市”。 　　如果说经济的发展能够为一个城市强身壮骨，那么休闲文化的发展，则能够修炼一个城市的心态。给市民足够的休闲空间，市民怎能不对这座城市产生朝思暮想的眷恋？ 　　NO.9 有活力、有个性 　　当广州建成5000多年的时候，还能充满活力吗？ 　　这个富有哲学意味的问题，来自于10月12日举办的广州·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上，广州市市长陈建华的思索。 　　“这是我们可持续发展要回答的问题。”陈建华称，到2020年在中国将有20座城市的人口超过两千万，多年来，广州一直努力探索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的城市可持续之路。 　　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中，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生长法则”，通过这次“你的幸福城市在哪里？”的调查，《小康》分析概括出不同类型城市的“生长秘籍”：一线城市的生长法则是创新、求变，例如创造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诸多第一的深圳，一直在行政管理体制、金融改革、养老等领域尝试创新，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二线城市的生长法则是跨越式的发展，例如武汉、郑州、长沙、南昌、合肥、太原等城市，正以中部崛起为重要战略支点，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三线城市的生长法则是突破、超常规，现在，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速度，根据城镇化布局的发展思路和要求，以及城镇化布局的特点，很多业内人士指出，新型城镇化战略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尤其是三线城市的开发，因此，三线城市如果敢于突破、超常规发展，必将能激发出无限的生命力。 　　提起四毛钱的公交、两元钱的地铁，说出天安门、前门、永定门、建国门等一个个地标，人们便知道，这是在谈论北京；流着口水谈论有关“过早”的话题，听着热干面、豆皮、四季美汤包等美食的名字，脑海里能浮现出的城市画面，便是武汉；看到了老牌的谢馥春化妆品、文明天下的“三把刀”，便同样能知道，这些来自扬州…… 　　这些便是一个城市独一无二的宝贝，城市的“个性”是需要加双引号的，它代表着一个个城市标签，还展现着一个个城市的精神和气质。 　　关于幸福与城市的关系，有一种浪漫的说法是：幸福就是行走在有你气息的城市。而这气息，代表的正是城市的“个性”，这种个性，让足够爱它的人难以离去。 　　海子有句诗，写的是——幸福找到我/幸福说：“瞧这个诗人/他比我本人还要幸福。” 　　如果一个城市，能够做到——幸福找到我/幸福说：“瞧这座城市/它比我本人还要幸福”，那么这座城市，无疑本身就散发着幸福城市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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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贫困问题调查 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好城市贫困居民生活困难问题是深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举措。为摸清我区城市贫困居民的分布状况及困难程度，探讨解决其生活困难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根据区委、区政府统一安排，我区组织力量于5月22日至26日对全区城市群众生活困难问题展开了调研活动。调查组与区民政、财政、劳动、卫生、教育、统计、房改等部门及街道、社区干部进行了广泛座谈，并直接入户调查了我区8个办事处的部分贫困低保户及无法进入低保的特殊困难户，同时研究借鉴了民政、劳动、统计等相关部门与城市贫困问题相关的有关资料，现将这次调研情况及建议汇报如下：一、我区城市贫困居民的概况及其生活状况XX区是老工业基地，非农人口近60万人，困难企业150多家，下岗失业人员多。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惠民政策在我区得到较好落实，我区城乡居民群众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绝大多数群众走上了富裕之路。（但经济再发达，也有贫困群体,贫困问题是世界共性的问题。）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企业下岗、失业机制的启动，大量隐性失业人员显性化，失业规模在不断扩大，而社会保障体制转型的滞后，失业救助的力度不够和最低生活保障的不完善，有相当一部分下岗、失业人员得到的救助有限或根本得不到社会救助而沦为贫困者。说明城市新贫困的实质是适应体制转轨的失业型贫困。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区贫困现象主要发生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村地区，政府的贫困政策也主要是针对农村贫困，当时城市贫困居民占城市人口的比重很低，主要是“三无”人员（指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90年代以来，同全国一样，我区城市贫困问题开始逐渐显现，并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城市贫困人员日益增加，贫困群体的规模较大。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是城市贫困群体的基本主体，城市低保是城市居民生活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兜底安全网”。截至4月底，我区城市居民家庭最低人均收入低于170元的低保对象已达13737户42002人，其比例达到全区非农业人口的11％。其中在职职工1845人,失业人员33769人,离岗职工3487人,离退休人员370人,&三无&人员31人,企业军转干部357人,重点优抚对象785人,其他人员1012人。因其他原因未能纳入城市低保的贫困人员404户人。二是城市贫困群体构成有新的变化。目前城市贫困人员的主体除了传统的民政救济对象外还有下岗和失业职工及其家属，且中状年较多。贫困群体大体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三无”人员，即长期以来由政府民政部门救济的社会救济对象;第二类是贫困的“失业”人员，即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家庭人均收入低于170元贫困线标准的居民;第三类是贫困在职、下岗人员以及退休人员，即在职人员领取工资、下岗人员领取基本生活费、退休人员领取退休费或养老保险后其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170元的居民;第四类是残疾、疾病等其它原因造成的贫困居民。三是贫困人口贫困程度有所加深，生活相当艰难。这部分人不仅是收入很低，而且生活的安全感比过去大为降低，导致不同程度的心理失衡，其中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技能单一的人对前途缺乏信心。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人们“相对贫困”感的增强，对社会心理造成很大冲击，相对剥夺感较强，有一定不满、悲观和逆反情绪，如引导不好，容易引发群体事件。？四是产生城市贫困人口的原因仍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城市扶贫解困将有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这次从脱贫可能性方面对低保对象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全区短期内可以脱贫的人占低保对象总数的40％;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有希望脱贫的（子女成绩好、有望上大学或子女即将成人等）占总数的30％;短期脱贫无望的（病残无力、好逸恶劳）占总数的30％。按我国通行的贫困概念，贫困有绝对和相对之别。在我区绝对贫困人口在现行政策下已基本纳入了最低生活保障的范畴，实现了“应保尽保”，已基本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困境，但其生活仍十分困难。主要表现在：（一）贫困家庭实际收入低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次调查表明，贫困家庭收入极为低下，相对贫困程度日益加深。据统计，2005年我区贫困家庭人员月均收入为175元，仅占我区人月均收入的％，贫困家庭不仅就业者收入低，而且就业人口少，家庭就业面为45％，低于平均水平个百分点；贫困家庭人口户均为3。9人，比平均人平多人，每一个就业者要负担3。1人，比平均水平多负担1人。（二）家庭生活消费支出以吃住为主，仅仅维持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低水平阶段。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决定其消费水平亦极为低下，总体消费支出以吃、住为主，仅停留在维持基本生存需求的状况，享受和发展的基本需求受到明显抑制。主要表现在：一是对食品的需求以吃饱为主，膳食结构远远未上升讲求科学、营养、合理的水平上来。贫困家庭每户食品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高达55％，高于全区平均水平的15个百分点。从其消费量来看，粮油主食消费与平均水平相关不大，但肉、禽、蛋、水产品等副食的差距甚大。这次调查中，平常大多买最便宜的素菜吃，有的去捡菜帮子度日；有20％的家庭每周才能吃到一次肉。二是衣着支出数量少、档次低。每年在衣着方面的消费平均仅100元左右，有的家庭除了给长身体的孩子添Z衣物，自己则不添。三是耐用品消费量少质次。目前城市居民家庭已普及的日常生活必须的耐用消费品中，调查中有40％的贫困家庭没有洗衣机，30％的没有彩电，即便是有这些电器的家庭，也大都是使用了多年，接近或超过淘汰的年限。而其它高档耐用品如空调、移动电话、微波炉等拥有量则更低，四是住房状况差。有没有房产是反映居民贫富的一个重要指标。调查表明贫困家庭60％有自己的住房，租房占40%；住房质量和居住条件明显不如平均水平，绝大数住普通平房和简易楼，有的还是搭棚居住，其中三分之二贫困家庭使用公用自来水，无单独卫生设备和厨房等配套设施。 （三）家庭无积蓄，负债较重，抗御生活风险能力极其微弱。尽管贫困家庭尽量压低消费水平，但绝大多数家庭仍然没有任何节余，我们这次调查的贫困家庭中，60％的家庭有数量不等的借款，多在千元以上，最高的上万余元。大多数贫困家庭维持低水平的收支基本相抵，甚至寅吃卯粮，收不抵支，许多消费受到抑制，抗御风险能力极其微弱。许多困难家庭反映最怕的是过“三关”：生病关、子女上学关、年节关；他们最发愁的是无力承受日益加重的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开支，有70％的家庭反映享受低保后治病、上学仍有很大困难。一是教育支出超出贫困家庭的实际承受能力。绝大多数贫困家庭同样重视子女教育，大人节衣缩食也要尽量让子女完成义务教育，但高中以后的教育费用越来越高，尤其是大学教育费用，对他们来说是“天文数字”，贫困家庭不堪重负。二是医疗保健问题突出。贫困家庭成员生活处于贫困之中，营养状况差，生存压力大，患病率也往往高于其他家庭。调查中体弱、有慢性病、严重疾病的占25％，有残疾的占18％。近年来，医疗制度的改革，个人负担医药费的比例逐渐升高，医药费、治疗费大幅上涨，这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尤其是导致其承受大病风险的能力更为脆弱。目前，贫困人群在就医中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是较高的“就医门槛”，被迫放弃治疗；第二是因医疗费用高，被迫中止医疗；第三是无法承担长期或巨额费用，导致治疗不完全、大病得不到充分治疗，被迫拒绝接受治疗。形象地讲，一是“看不起”，二是“治不起”。调查显示，贫困家庭一般患病后，50％的自己买点药吃，30％的到街道诊所看病，20％的小病不看，大病能拖则拖，甚至放弃治疗。二、产生城市贫困群体的原因分析造成城市居民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经济体制和政策变动方面的原因，也有贫困家庭和个人方面的原因，既有现实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有历史方面的因素，而且多种因素相互作用，错综复杂。（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引发大面积下岗和失业，是贫困人口增加的直接根源。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和产业调整及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各种问题和弊端日益暴露，国有企业严重冗员、效率低下、市场竞争能力难以发挥等问题较为突出，甚至威胁到企业的生存；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更进入了下岗和失业的高峰期。一些企业被迫破产、停产、半停产、转产或被兼并收购，企业下岗、失业职工剧增。如米公办事处辖区破产、改制企业有46家，现有城市低保对象1220多户4000余人（其中失业人员820户）。因收入等原因未能纳入城市低保的贫困人员19户。企业改制后职工下岗、失业导致辖区范围内3000多户收入偏低，其中800多户家庭人均收入仍在170元以下。市直大型企业合力集团，单位改制迟迟不能到位，致使该单位100多户家庭无收入，区属企业如锡达服装厂，单位改制后无资产变现，由于单位位于铁路边，单位无资产变现，改制无法进行，这些职工家庭大多论为贫困户。（二）企业效益低下，职工收入低，工资福利得不到保障，是城市贫困人口增加的重要原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一些受旧体制束缚的行业和企业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经营困难，效益下滑，甚至亏损，影响了职工工资水平和福利水平，特别是资源利用和竞争的不平等，一些行业和企业不能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政策，企业职工收入低，工资、福利得不到保障，而且有的企业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打工辛辛苦苦一个月才得到400元左右的报酬，不如一个月吃170元低保，有的还不能按月领取劳动报酬，甚至有的行业和企业不景气，对职工乱罚款，扣发、拖欠职工工资,职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直接影响了职工家庭收入和就业积极性。致部分职工家庭收入下降，成为城市贫困人口。如汉汉办事处某特困企业公司欠债高达_万元，其中欠职工工资_元、失业保金、养老统筹金、退休职工工资、下岗职工生活费，欠在职职工医疗费_元。（三）劳动力供求结构脱节失衡，就业环境低迷，是部分人生活陷入贫困的原因之一。多年来，我区对企业扶持重点是“抓大放小”，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就业岗位增量增长趋缓，国有和集体单位吸纳就业人员的能力大幅度下降，而吸纳就业最多的第三产业、中小企业融资难、发展步履维艰。加之政府财力有限，投入力度不够，使下岗再就业信息、网络建设不畅，供求脱节。另外，城市每年新增的劳动力大量从农村转移的青年剩余劳动力，无疑对城市就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压力，全区城镇今年需要就业人员达到人，农村剩余劳动力人需要转移，而全区新增就业岗位只有个。调查显示，在贫困家庭的劳动人口中，半数以上处于失业、下岗、待岗、长期病休、提前内退、待业等状态，是正常就业人口的近3倍。而他们中夫妇双方都下岗或失业的占1/3，不少人下岗在3年以上，基本耗尽了家庭的所有积蓄。（四）城市“三无”对象作为特殊弱势群体，生活相当艰难。据调查核实，全区有城市“三无”对象31人。这部分“三无”对象有以下特点：一是年老且体弱。“三无”对象年龄最大的96岁，最小15岁；81周岁以上17人。这些人年老体弱，基本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二是生活能力差，常年靠他人照顾。三是常年有病，医疗费难以自己承担。大部分“三无”对象由于年岁高，患有老年痴呆、白内障、高血压、心脏病、中风、气管炎等老年常见病，有的患有糖尿病、精神病等，常年有病的有21人，他们吃药治疗费除了主要依靠政府每年150元--300元门诊医疗救助外，还靠临时医疗救助、省吃俭用、社区捐助、靠亲属帮助点来治疗吃药.从调查看,“三无”对象均未住过院治病。四是无生活来源，生活完全依靠政府的救助，大部分无私有住房。完全依靠政府每月340元的城市低保金生活，再加上节日临时慰问品，衣被有时靠社区、亲戚捐赠。（五）城市居民的个人与家庭自身条件限制，也对贫困有直接影响。目前我区的贫困家庭由于缺少住房或子女无工作收入等原因，成年子女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较多。有的家庭多个成员甚至几代人同在一个部门、单位或行业工作，失业、低收入或者几乎没有收入的待岗，有时就是整个家庭或家族同时面临的困境，共同的贫困使家族成员之间丧失了互相帮困的可能。由于家庭人口越多，就业者负担的人数多，家庭负担过重，贫困率就越大。家庭成员自身素质低，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难以立足，也是致贫原因之一。比如部分“4050”人员,因受年龄、教育程度限制，无劳动技能，就业环境更为严峻。特别是少部分贫困低保人员还爱面子，安逸现状，懒惰。他们认为一旦享受低保就是终身享受，总认为国家是靠山，只要国家保着没有忘记我们就行，吃不好也饿不着，每月等着低保金生活，宁肯过清贫的日子，也不主动到劳动就业部门求职登记，寻找就业岗位.这次调查的贫困家庭适龄就业者中，初中以下的占70％，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学习新的劳动知识和技能，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同时，主观上择业观念陈旧，思想素质不能适应就业需要。目前社会上相当一部分失业、下岗人员求职观念上误区，放不下城里人的“架子”，脏活苦活不愿干，对收入期望过高，被动等靠国家和企业的依赖思想依旧，成为再就业的无形障碍。 （六）某些特殊类型的家庭也易于产生贫困人口。一是“农转非”家庭。由于国家重点工程或城市建设占地等原因，原以农业为主的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因其自身文化和技术条件的限制，难以就业或只能从事收入较低的工作。特别是成建制由“村改居”的家庭困难尤其突出。如王寨办事处贾洼社区，全社区居民人口1657人，其中有1257人农转非户口还没有落实好，使8％困难居民因户口问题而不能纳入城市低保,只能享受每人每月10元的农村特困定期定量救助.二是残疾人家庭。他们作为特殊的困难群体,生产、生活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屏襄门办事处回龙寺社区残疾家庭刘新亮，一家三口人只有一只眼睛（夫妻均是盲人，姑娘一只眼睛，现在17中上学），生活极度困难,需长年救助扶持。三是长期病患家庭。如清河口办事处明晶巷社区居民李华，夫妻二人原襄阳县农机公司下岗工人。李华患乳腺癌十多年，现已扩散至脑部，丈夫下岗照顾她，女儿在上学，也有病(甲腺）。全家仅靠300元低保艰难度日，因无钱医治重病李华说只好白白等死。四是单亲家庭、不良家庭。单亲家庭主要因家庭就医、子女上学致贫。不良家庭主要因好逸恶劳、打架斗殴，违法犯罪，特别是“两劳”回归人员，因受年龄、教育程度限制，无劳动技能，就业环境更为严峻。（七）社会保障制度滞后和不健全，是贫困人口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一是保障能力有限。城市低保这道“兜底安全网”的作用主要是维持贫困人口基本生存要求，不可能解决基本发展需求；二是保障水平低。有关数据显示，贫困户除最低生活保障金按时发放外，其它两条保障线仍存在较大漏洞。三是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最低工资等保障政策未完全到位。如定中门50名下岗再就业职工中，月工资在300元以下的18人，300～500元17人，20％的职工工资低于17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该街100名下岗失业人员中，现单位为下岗失业人员办理养老保险的仅有人，未办理养老保险的有人，参加医疗保险的10人，未参保的85人。四是由于国家税收、住房、金融、福利等政策的不完善，社会再分配机构宏观调控的手段在改革进展过程中似乎明显滞后，加上物价上涨，因此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使社会分层日渐明显，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必然导致社会弱势群体收入的降低，使贫困显性化。如长虹路社区工人新村30多户居民住房管房，自2002年房租价上涨以来，市房管部门只对低保户等弱势群体按新涨价标准收取房租，对其他居民住户要么收不起来，要么按原未涨价标准收，低保对象未真正享受到优惠政策，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根本保障？包含各类专业文献、文学作品欣赏、行业资料、各类资格考试、应用写作文书、高等教育、外语学习资料、城市居民贫困问题调查23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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