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刘奶奶”的小人书摊儿
“刘奶奶”的小人书摊儿
&&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里还有不少小人书铺和小人书摊儿。这些书铺、书摊儿以低价出租小人书供人们阅读，不仅满足了广大人们，特别是孩子们的文化生活需要，而且也丰富了大家的文化知识。
北京城里的小人书铺一般都是一间门脸儿的小屋（也有少数两间门脸儿的书铺），这些窗明几净的小屋面积一般差不多有20多平方米。屋内的木头架子上摆满小人书供租书人挑选；屋内靠墙边儿放着几条长板凳以方便坐着阅读。那时候，这样的书铺不是少数，就拿我们居住的胡同东口南北两侧，就各有一家书铺。更多的，是那一个个出租小人书的小人书摊儿。他们深深地吸引着众多的孩子们，也吸引着成人书迷。我们胡同周围有不少摆小人书摊儿的，他们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我之所以对那些小人书摊儿情况从小就熟悉，是因为我们院子里就有一户以摆小人书摊儿为生计的刘奶奶老两口。
刘奶奶老两口有儿女，他们都不和老人住在一起，只是时常来看看老人。刘奶奶老两口主要是摆小人书摊儿自谋生计，按刘奶奶话讲，就是这是个乐趣儿。每天早晨，刘爷爷就背着装满小人书的包袱，手里提个小马扎儿和装满开水的小暖瓶，到城里热闹的街市去摆小人书摊儿。至于他去什么地方，邻居们都从来没问过。因为刘爷爷是个寡言的人，除了每天和邻居见面打个招呼外，他很少说话。刘奶奶则在我们院门对面胡同里的那片比整个胡同院墙凹进有1米深、长约2米多的地面儿上摆摊。这块以胡同路边为一边，以三面靠墙的墙根儿为另外三条边儿的长方形地面，是既安全又理想的摆小人书摊儿的好地方。刘奶奶是个热心人，也爱和邻居聊天，人缘很好。每天早晨，刘奶奶先在摆摊儿的地面上铺上一块长方形的帆布，这块布比地面实际面积小一些，以便在一旁摆放个方凳子，上面放着水杯、水壶等用品。摆好布后，刘奶奶从屋子里背出一个装满小人书的包袱，把这个包袱先放在帆布上，然后打开包袱把小人书一排排在上面码好。这包袱在外人看来似乎是很乱的一大包书，但是刘奶奶在家里装书时早已心中有数，所以在码放时就会层次分明。刘奶奶的小人书种类真丰富呀，有书店新上市的新书；解放前的藏书；最珍贵的是那些用硬纸板做的纸书套儿装着的套装书。现在看来那些套装书都是有百年，甚至几百年历史的老书。书的纸已发黄，但大概是纸质和印刷技术较高的原因，那字迹和图画仍十分清晰。所谓书套儿，其实就是把硬纸板做成长方体的框，硬纸板表面糊上一层牛皮纸，这样就增加了韧劲以免硬纸板折断。刘奶奶将一套书中其中的一本书的封面和封底撕下，贴在书套的底面上，这样读者就知道这套书的书名。至于书的种类和内容那就更吸引人了，记得每套套装书根据内容的长短本数不一样，有四五本一套、六七本一套、乃至有十几本一套的。由于当时我年纪小，记住的那些成套书的名称不多，记得有《封神榜》、《西游记》、《小五义》、《七侠五义》、《酒丐》、《施公案》、《彭公案》、《薛仁贵征西》等。知道那些书名不多还有一个原因，即我很少到刘奶奶屋子里去。虽然我们是一起住了十几年的邻居，但是从我懂事起，我父母很少让我去刘奶奶屋，这倒不是因为我们走得生分，因为刘奶奶是个热心人而我又识字较早，是个小人书迷，到了刘奶奶屋肯定被种类繁多的小人书吸引住免不了要看。如果我要看，刘奶奶肯定答应而且决不会要钱。这在我母亲看来就是有意占人家便宜，让人家说不出来道不出来，不合适。我母亲和刘奶奶的善良和明理，却使我丧失了多次浏览刘奶奶藏书的机会，这令我太遗憾了。因为刘奶奶屋子里全是一摞摞的小人书，足有几千本，所以刘奶奶隔几天就更换一批书，使租看的人总有新内容的书看。顺便说一句，我母亲及院里其他孩子的家长，都是明事理、讲面子的人，如果我们要看刘奶奶的书，必定要按规矩交钱，而刘奶奶因是邻居又决不会收钱，所以我们这些和刘奶奶同住一个院的孩子，却反而很少看刘奶奶的小人书了。
不管是书摊儿还是书铺，其经营方式有两种，一是就地阅读，一是外租，所谓租小人书一般是指外租而言。如果是就地阅读，在刘奶奶那儿看书的价格并不贵，看一本100多页的小人书价格只是1分钱；如果书比较薄，即只有四五十页，则1分钱可以看两本。刘奶奶由于在自己院门口摆摊儿，所以可以从自家带出几个小板凳，再从邻居家借几个板凳，那些看书的孩子们可以在靠墙的那些板凳上坐着看书。所谓“借”，其实主动方几乎都是邻居那方。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和关爱构成了远亲不如近邻的朴实关系。看到刘奶奶这么大岁数要靠摆摊儿谋生，邻居都恨不得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忙。就拿我家来说吧，我家有两条每条能坐两三个孩子的长板凳，我母亲主动借给刘奶奶供看书的孩子们坐。没有一个邻居把这种慷慨的帮助挂在嘴边儿，当然更没有人要报酬。
刘奶奶每天天亮摆摊儿，太阳落山就收摊儿。收摊时，邻居的大人谁有时间谁帮忙，拿凳子的拿凳子、抱书的抱书等。除了谁家的凳子拿回谁家第二天再拿出外，所有小人书全部送进刘奶奶家。几年、十几年，大家帮忙收书但从没有丢失过1本书，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人顺手牵羊地“偷”书。因为大家都认为坑害老人是缺德行为。那时，刘奶奶的书也外租，即如果有人一次租几本或十几本小人书回家看，刘奶奶则按每本1角钱出租，时间一般不超过三天。比如，一个孩子租走10本书，租金即1元钱，但是如果他按时还书，那么刘奶奶每本退还他6分钱，即外租每本按4分钱计价。可谓公平交易。在我的记忆中，大概还没有发生过把小人书租走后弄丢的问题。虽然那时的人们嘴里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诚信”之类的词儿，然而每个人，不管大人还是孩子，他们的言行都凸显“诚信”二字，这是我至今觉得非常可贵的！应该指出的是，刘奶奶那些套装书从不外租，看来刘奶奶知道那些书的价值。
从我懂事儿到上小学，再到后来政策不允许私人摆摊儿，也就是说，刘奶奶的小人书摊儿彻底收摊儿，我大概从没有白看过刘奶奶的小人书。但是这并不是说，我没有在刘奶奶书摊儿前玩过，因为有时候我母亲上厕所（那时每个院里都有厕所），就把我1岁的妹妹托付刘奶奶抱一会儿，这并不影响她的生意。而我这时也就蹲在刘奶奶书摊儿前，看看那些小人书的名字，即便这时刘奶奶说：“你拿本儿坐一边儿看去！”但我从不拿，我小小年纪牢记母亲的嘱咐。虽有数几次，但却使我记住了刘奶奶书摊儿上不少小人书名，记得有：《勇敢》、《张飞》、《茅山除蟒》、《老三打井》、《八哥》、《飞虎山山五昼夜》、《三毛流浪记》、《相思树》、《茶瓶计》、《香罗带》、《打登州》、《白蛇传》等，那些小人书真“馋人”呀！要说想看，我是真想看，但是白看我决不看，我自诩小小年纪能做到这点真不容易呀！
说到刘爷爷，他是天亮出门儿，天擦黑儿进门儿。当他背着包袱走进院门时，不少邻居帮忙都被他拒绝了。这倒不是说刘爷爷不近人情，他的话道出了真实想法：“她（指刘奶奶）一个人就把大家麻烦得够呛啦，我身子骨还行！”所以对于这位倔强又要强的老人，大家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现在回忆起来，我感到刘奶奶老两口虽已年逾60岁，而且是文化程度不高的老人，但却很懂得信息的重要性。据我观察，刘奶奶经常从孩子或大人那里获得新小人书的出版信息、知道这些读者喜欢看哪一类小人书。记得有一次，一个三年级的女学生（她自己对刘奶奶说她上小学三年级）对刘奶奶说：“我去了几个书铺都没有一本小人书，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当她说出书名时，刘奶奶立刻把那本小人书递给她，那书名叫《勇敢的人》，这正是那个女孩子想看的书。原来还有一本小人书也叫《勇敢的人》，但那是刚放映不久的一部苏联影片《勇敢的人》的电影连环画。不少书店都有这本书。但同时，一些书店还卖另一本描写中国一个英雄人物的小人书，书名也叫《勇敢的人》。刘奶奶把这两本同名的小人书都买了。偏巧，不少孩子，特别是女孩子，都爱看那本描写中国英雄的书《勇敢的人》，所以刘奶奶记住了这些孩子的喜好。当那个三年级的女学生刚说出书名，刘奶奶立刻想到她要看的是这本描写中国英雄的书，恰恰迎合了这个女学生需要。据说当时不少书摊儿或书铺只有那本苏联电影连环画《勇敢的人》，所以经那个三年级的女学生传播，不少女孩子都到刘奶奶的书摊儿来看这本书啦，可见刘奶奶的经济头脑。这里还要强调一下，当时每放映一部中外影片，立刻会随之出版那种人们称作“电影连环画”的小人书。那书的封面一般都是影片中最精彩镜头的彩色照片；内页是蓝色的影片原概貌，人们喜欢看哪部影片，而后还可以看电影连环画小人书，通过这些小人书，更透彻地了解了影片内容。这些书也算当时的“抢手货”。
大概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刘奶奶老两口就不再摆小人书摊儿了。现在看来大概是政策的原因，但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问及原因，刘奶奶总是说：“年岁大了累不了啦，孩子们也不让干啦！”说这些话时，刘奶奶往往说上一句：“那些书，你们谁看，谁就拿几本吧。”但是随后的几年却从来没有哪家的孩子或大人拿过刘奶奶一本书。大家知道，即便这老两口不再摆摊儿了，可是这些书是他们视如生命的东西呀。时间到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破四旧”的高潮兴起的一天，刘奶奶老两口把我们院的邻居叫到屋子里，让大家帮他们把一摞摞的小人书都抱到院子里烧掉。这是因为那时所谓的“破四旧”风暴已刮遍北京城的各个角落，邻居一位老人因被红卫兵从家中搜出一本线装的《百家姓》，而被视作“保留四旧东西”遭到痛打。所以刘奶奶的那些小人书在当时看来，基本都属于所谓的封资修作品，至于解放后出版的小人书，当时也被一概视为“资产阶级黑线”产物，所以必须烧掉。至于为什么在院子里烧，我认为从表面看是显示了这老两口儿以实际行动彻底“破四旧”的决心，但实际上是让众邻居给做个“证明”，以免惹祸伤身。直到这时我们邻居才彻底了解，这老两口有那么多珍贵的藏书，那几千本书烧得太可惜啦！看着那么多书化为灰烬却没有一个人敢拿走一本，或者说“敢于救出一本”，大家互相盯着，谁知道谁会出面“举报”呀，所以人人都是“先顾自身”！可见当时这场“运动”真是触及了每个人的灵魂，使每个人心惊胆颤，唯恐沾上保护或保留“封资修作品”的罪名而祸及自身及家人。真是悲剧呀！
经历这场“大院焚书”后，这老两口似乎一下子老了很多，见人话也少了。不久，听说是他们的大儿子因为死保刘少奇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到批斗，这下子老两口几乎每天连话都不说了。据说这个“反革命分子”的主要罪行，是因为他在公共场合说：“刘少奇不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选的国家主席吗，毛主席不是也同意了吗，怎么又说他是最大的走资派呢，难道大家举手都举错了吗？毛主席也选错了吗？”就这样几句话，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他头上戴了多年，老婆和孩子都受到牵连！这在现在看来是非常荒诞的事情，可是在当时看来却是刘奶奶家的奇耻大辱。出了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可不是小事，老两口就是“反革命家属”呀。邻居们和老两口关系再好，但当时个个都怕“沾边儿”，见了那老两口还是躲着点儿好，免得引火烧身。不久，刘奶奶老两口就搬离我们院儿，是搬到别的住处还是搬到他们某个儿子家住了，他们没说，大家也没问，送别时大家基本没说话，只是那相互凝视对方的深情眼神似乎道出了各自的惜别之情！从此，我们再没有听到这老两口的消息。刘奶奶，连同她的小人书摊儿从此彻底消逝了，留下的是记忆中的往事！现在我已进入老年阶段，不知为什么，我越来越怀念那些小人书铺尤其是小人书摊儿，那是在那个年代属于我们孩子们并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小人书摊儿呀！
最后说几句，昔日那些小人书铺或书摊儿的小人书，现在看来有不少是珍贵文物。由于我母亲不让我白看刘奶奶的小人书，所以经常给我买小人书，加上我父亲儿时珍藏的那些小人书，我小人书多得似乎也可以摆摊儿租书啦。我有成套的小人书，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杨家将》、《铁道游击队》等；还有《岳飞义服杨再兴》、《铁骑士王敬军》、《飞虎山上五昼夜》、《海底擒谍》、《旧教堂的秘密》、《老水怪》、《王佐断臂》、《瓦岗寨》、《红旗歌》、《三毛流浪记》、《木偶奇遇记》、《大林和小林》等足有几百本。可惜这些小人书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统统付之一炬啦！原因不说大家也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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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奶奶”的小人书摊儿
&&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里还有不少小人书铺和小人书摊儿。这些书铺、书摊儿以低价出租小人书供人们阅读，不仅满足了广大人们，特别是孩子们的文化生活需要，而且也丰富了大家的文化知识。
北京城里的小人书铺一般都是一间门脸儿的小屋（也有少数两间门脸儿的书铺），这些窗明几净的小屋面积一般差不多有20多平方米。屋内的木头架子上摆满小人书供租书人挑选；屋内靠墙边儿放着几条长板凳以方便坐着阅读。那时候，这样的书铺不是少数，就拿我们居住的胡同东口南北两侧，就各有一家书铺。更多的，是那一个个出租小人书的小人书摊儿。他们深深地吸引着众多的孩子们，也吸引着成人书迷。我们胡同周围有不少摆小人书摊儿的，他们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我之所以对那些小人书摊儿情况从小就熟悉，是因为我们院子里就有一户以摆小人书摊儿为生计的刘奶奶老两口。
刘奶奶老两口有儿女，他们都不和老人住在一起，只是时常来看看老人。刘奶奶老两口主要是摆小人书摊儿自谋生计，按刘奶奶话讲，就是这是个乐趣儿。每天早晨，刘爷爷就背着装满小人书的包袱，手里提个小马扎儿和装满开水的小暖瓶，到城里热闹的街市去摆小人书摊儿。至于他去什么地方，邻居们都从来没问过。因为刘爷爷是个寡言的人，除了每天和邻居见面打个招呼外，他很少说话。刘奶奶则在我们院门对面胡同里的那片比整个胡同院墙凹进有1米深、长约2米多的地面儿上摆摊。这块以胡同路边为一边，以三面靠墙的墙根儿为另外三条边儿的长方形地面，是既安全又理想的摆小人书摊儿的好地方。刘奶奶是个热心人，也爱和邻居聊天，人缘很好。每天早晨，刘奶奶先在摆摊儿的地面上铺上一块长方形的帆布，这块布比地面实际面积小一些，以便在一旁摆放个方凳子，上面放着水杯、水壶等用品。摆好布后，刘奶奶从屋子里背出一个装满小人书的包袱，把这个包袱先放在帆布上，然后打开包袱把小人书一排排在上面码好。这包袱在外人看来似乎是很乱的一大包书，但是刘奶奶在家里装书时早已心中有数，所以在码放时就会层次分明。刘奶奶的小人书种类真丰富呀，有书店新上市的新书；解放前的藏书；最珍贵的是那些用硬纸板做的纸书套儿装着的套装书。现在看来那些套装书都是有百年，甚至几百年历史的老书。书的纸已发黄，但大概是纸质和印刷技术较高的原因，那字迹和图画仍十分清晰。所谓书套儿，其实就是把硬纸板做成长方体的框，硬纸板表面糊上一层牛皮纸，这样就增加了韧劲以免硬纸板折断。刘奶奶将一套书中其中的一本书的封面和封底撕下，贴在书套的底面上，这样读者就知道这套书的书名。至于书的种类和内容那就更吸引人了，记得每套套装书根据内容的长短本数不一样，有四五本一套、六七本一套、乃至有十几本一套的。由于当时我年纪小，记住的那些成套书的名称不多，记得有《封神榜》、《西游记》、《小五义》、《七侠五义》、《酒丐》、《施公案》、《彭公案》、《薛仁贵征西》等。知道那些书名不多还有一个原因，即我很少到刘奶奶屋子里去。虽然我们是一起住了十几年的邻居，但是从我懂事起，我父母很少让我去刘奶奶屋，这倒不是因为我们走得生分，因为刘奶奶是个热心人而我又识字较早，是个小人书迷，到了刘奶奶屋肯定被种类繁多的小人书吸引住免不了要看。如果我要看，刘奶奶肯定答应而且决不会要钱。这在我母亲看来就是有意占人家便宜，让人家说不出来道不出来，不合适。我母亲和刘奶奶的善良和明理，却使我丧失了多次浏览刘奶奶藏书的机会，这令我太遗憾了。因为刘奶奶屋子里全是一摞摞的小人书，足有几千本，所以刘奶奶隔几天就更换一批书，使租看的人总有新内容的书看。顺便说一句，我母亲及院里其他孩子的家长，都是明事理、讲面子的人，如果我们要看刘奶奶的书，必定要按规矩交钱，而刘奶奶因是邻居又决不会收钱，所以我们这些和刘奶奶同住一个院的孩子，却反而很少看刘奶奶的小人书了。
不管是书摊儿还是书铺，其经营方式有两种，一是就地阅读，一是外租，所谓租小人书一般是指外租而言。如果是就地阅读，在刘奶奶那儿看书的价格并不贵，看一本100多页的小人书价格只是1分钱；如果书比较薄，即只有四五十页，则1分钱可以看两本。刘奶奶由于在自己院门口摆摊儿，所以可以从自家带出几个小板凳，再从邻居家借几个板凳，那些看书的孩子们可以在靠墙的那些板凳上坐着看书。所谓“借”，其实主动方几乎都是邻居那方。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和关爱构成了远亲不如近邻的朴实关系。看到刘奶奶这么大岁数要靠摆摊儿谋生，邻居都恨不得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忙。就拿我家来说吧，我家有两条每条能坐两三个孩子的长板凳，我母亲主动借给刘奶奶供看书的孩子们坐。没有一个邻居把这种慷慨的帮助挂在嘴边儿，当然更没有人要报酬。
刘奶奶每天天亮摆摊儿，太阳落山就收摊儿。收摊时，邻居的大人谁有时间谁帮忙，拿凳子的拿凳子、抱书的抱书等。除了谁家的凳子拿回谁家第二天再拿出外，所有小人书全部送进刘奶奶家。几年、十几年，大家帮忙收书但从没有丢失过1本书，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人顺手牵羊地“偷”书。因为大家都认为坑害老人是缺德行为。那时，刘奶奶的书也外租，即如果有人一次租几本或十几本小人书回家看，刘奶奶则按每本1角钱出租，时间一般不超过三天。比如，一个孩子租走10本书，租金即1元钱，但是如果他按时还书，那么刘奶奶每本退还他6分钱，即外租每本按4分钱计价。可谓公平交易。在我的记忆中，大概还没有发生过把小人书租走后弄丢的问题。虽然那时的人们嘴里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诚信”之类的词儿，然而每个人，不管大人还是孩子，他们的言行都凸显“诚信”二字，这是我至今觉得非常可贵的！应该指出的是，刘奶奶那些套装书从不外租，看来刘奶奶知道那些书的价值。
从我懂事儿到上小学，再到后来政策不允许私人摆摊儿，也就是说，刘奶奶的小人书摊儿彻底收摊儿，我大概从没有白看过刘奶奶的小人书。但是这并不是说，我没有在刘奶奶书摊儿前玩过，因为有时候我母亲上厕所（那时每个院里都有厕所），就把我1岁的妹妹托付刘奶奶抱一会儿，这并不影响她的生意。而我这时也就蹲在刘奶奶书摊儿前，看看那些小人书的名字，即便这时刘奶奶说：“你拿本儿坐一边儿看去！”但我从不拿，我小小年纪牢记母亲的嘱咐。虽有数几次，但却使我记住了刘奶奶书摊儿上不少小人书名，记得有：《勇敢》、《张飞》、《茅山除蟒》、《老三打井》、《八哥》、《飞虎山山五昼夜》、《三毛流浪记》、《相思树》、《茶瓶计》、《香罗带》、《打登州》、《白蛇传》等，那些小人书真“馋人”呀！要说想看，我是真想看，但是白看我决不看，我自诩小小年纪能做到这点真不容易呀！
说到刘爷爷，他是天亮出门儿，天擦黑儿进门儿。当他背着包袱走进院门时，不少邻居帮忙都被他拒绝了。这倒不是说刘爷爷不近人情，他的话道出了真实想法：“她（指刘奶奶）一个人就把大家麻烦得够呛啦，我身子骨还行！”所以对于这位倔强又要强的老人，大家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现在回忆起来，我感到刘奶奶老两口虽已年逾60岁，而且是文化程度不高的老人，但却很懂得信息的重要性。据我观察，刘奶奶经常从孩子或大人那里获得新小人书的出版信息、知道这些读者喜欢看哪一类小人书。记得有一次，一个三年级的女学生（她自己对刘奶奶说她上小学三年级）对刘奶奶说：“我去了几个书铺都没有一本小人书，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当她说出书名时，刘奶奶立刻把那本小人书递给她，那书名叫《勇敢的人》，这正是那个女孩子想看的书。原来还有一本小人书也叫《勇敢的人》，但那是刚放映不久的一部苏联影片《勇敢的人》的电影连环画。不少书店都有这本书。但同时，一些书店还卖另一本描写中国一个英雄人物的小人书，书名也叫《勇敢的人》。刘奶奶把这两本同名的小人书都买了。偏巧，不少孩子，特别是女孩子，都爱看那本描写中国英雄的书《勇敢的人》，所以刘奶奶记住了这些孩子的喜好。当那个三年级的女学生刚说出书名，刘奶奶立刻想到她要看的是这本描写中国英雄的书，恰恰迎合了这个女学生需要。据说当时不少书摊儿或书铺只有那本苏联电影连环画《勇敢的人》，所以经那个三年级的女学生传播，不少女孩子都到刘奶奶的书摊儿来看这本书啦，可见刘奶奶的经济头脑。这里还要强调一下，当时每放映一部中外影片，立刻会随之出版那种人们称作“电影连环画”的小人书。那书的封面一般都是影片中最精彩镜头的彩色照片；内页是蓝色的影片原概貌，人们喜欢看哪部影片，而后还可以看电影连环画小人书，通过这些小人书，更透彻地了解了影片内容。这些书也算当时的“抢手货”。
大概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刘奶奶老两口就不再摆小人书摊儿了。现在看来大概是政策的原因，但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问及原因，刘奶奶总是说：“年岁大了累不了啦，孩子们也不让干啦！”说这些话时，刘奶奶往往说上一句：“那些书，你们谁看，谁就拿几本吧。”但是随后的几年却从来没有哪家的孩子或大人拿过刘奶奶一本书。大家知道，即便这老两口不再摆摊儿了，可是这些书是他们视如生命的东西呀。时间到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破四旧”的高潮兴起的一天，刘奶奶老两口把我们院的邻居叫到屋子里，让大家帮他们把一摞摞的小人书都抱到院子里烧掉。这是因为那时所谓的“破四旧”风暴已刮遍北京城的各个角落，邻居一位老人因被红卫兵从家中搜出一本线装的《百家姓》，而被视作“保留四旧东西”遭到痛打。所以刘奶奶的那些小人书在当时看来，基本都属于所谓的封资修作品，至于解放后出版的小人书，当时也被一概视为“资产阶级黑线”产物，所以必须烧掉。至于为什么在院子里烧，我认为从表面看是显示了这老两口儿以实际行动彻底“破四旧”的决心，但实际上是让众邻居给做个“证明”，以免惹祸伤身。直到这时我们邻居才彻底了解，这老两口有那么多珍贵的藏书，那几千本书烧得太可惜啦！看着那么多书化为灰烬却没有一个人敢拿走一本，或者说“敢于救出一本”，大家互相盯着，谁知道谁会出面“举报”呀，所以人人都是“先顾自身”！可见当时这场“运动”真是触及了每个人的灵魂，使每个人心惊胆颤，唯恐沾上保护或保留“封资修作品”的罪名而祸及自身及家人。真是悲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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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几句，昔日那些小人书铺或书摊儿的小人书，现在看来有不少是珍贵文物。由于我母亲不让我白看刘奶奶的小人书，所以经常给我买小人书，加上我父亲儿时珍藏的那些小人书，我小人书多得似乎也可以摆摊儿租书啦。我有成套的小人书，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杨家将》、《铁道游击队》等；还有《岳飞义服杨再兴》、《铁骑士王敬军》、《飞虎山上五昼夜》、《海底擒谍》、《旧教堂的秘密》、《老水怪》、《王佐断臂》、《瓦岗寨》、《红旗歌》、《三毛流浪记》、《木偶奇遇记》、《大林和小林》等足有几百本。可惜这些小人书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统统付之一炬啦！原因不说大家也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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