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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凯生：全会精神的落实对于增强金融市场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在会上表示，三中全会精神得到全面落实后，对于扩大我国金融业对内对外的开放，对于增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对于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增强金融市场的活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日，"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CFV）"年度金融书籍榜单在"2013第一财经年会?年度金融书籍品鉴会"上隆重揭晓，24本在国内外金融行业最受推崇、有着优秀价值和鲜明观点的金融书籍上榜。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在会上表示，三中全会精神得到全面落实后，对于扩大我国金融业对内对外的开放，对于增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对于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增强金融市场的活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下为发言实录：
刚才世锦主任从宏观上全面解读了这一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我只能从微观上，从一个具体的问题上谈一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具体的提法的几点认识。这一次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有一个重要的提法，就是说要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在这句话下面，进而提出要扩大金融业的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这个话出来以后，各方面的解读都很多。我感觉这个精神得到全面的落实之后，确实对于扩大我国金融业对内对外的开放，对于增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对于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增强金融市场的活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在很多民营资本的企业家都在跃跃欲试，准备要大显身手，现在递到银监会申请的也不少了，还有的甚至有的到工商部门去注册，都不少。我觉得首先恐怕要把决定的精神要理解全，理解透，不论从宏观的政策设计上，还是从自己的投资决策上，可能才能做的很好。我谈这么几点自己的认识。
为什么在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中要如此突出的提出这个问题，要说允许民营基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商业、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有人说很简单，就因为过去中国的银行全是国有的，中国的银行是国家垄断的，所以这一次要打破这个，就要允许民营资本发起设立，我说这个理解并不全面，实际上我们国家过去也是允许民营资本投资于银行业的。
我这里有些数字，到目前为止，民营资本，大家顺口都说惯了，国有银行工农中建交，这五大银行中，民营资本现在占比是5.29%。在全国12家股份制银行，比较大一点的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像招商、浦发等等，民营资本的占比是41%。在144家城市商业银行当中，像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各大城市都有城市商业银行等，全国有144家，在144家当中，民营资本占比是54%。在农村金融机构就更多了，有337家农商行，有147家农村合作银行，1927家农村信用合作社等等，在这个当中民营资本的占比更是达到了90%。因此就简单的说，我们国家过去的银行业全是国有的，全是国家垄断的，这个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既然这样，为什么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过去对民营资本可以发起设立银行的政策一直是是不明确的，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除了民生银行，十七年以前是由民营资本发起的。其他现有的民营资本进入银行都是后来陆陆续续通过改制、参股、收购等等逐步形成的这么一个格局。所以这一次明确它可以依法发起设立，这是一个概念。
第二个，确实由于工农中建交，这些银行的规模实在太大，其中国有资本的占比比较高，所以整个银行业，三千多家银行总的算起来，民营资本的占比只有10.86%。我觉得对于一个应该属于开放性的行业，银行业应该属于开放性的行业而言，这个明显偏低，我们既然是搞市场经济，就应该实行的统一的市场准入的制度，为各类投资主体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和公平的投资机会，显然民营资本在这方面不应该受到额外的限制。所以我觉得三中全会的决定，把过去可能我们隐隐约约存在的，或者是没有说清楚的问题，我觉得把它说清楚了，把顾虑排除了。
第三个，我觉得民营资本在设立开办银行多了之后，确实会有利于增强市场的活力，起码它可以从提升适应市场需求能力，和金融人才的配置效率等方面来促进，乃至倒逼大中型银行，尤其是现在的国有控股银行加快自身的改革。所以我想这次全会决定的精神，就是从顶层安排上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这是我的第一点认识。
现在确实有一些对这种问题的看法，我担心有点误读误判，一定要把民营资本发起设立银行的目的搞清楚，这个目的搞清楚了，它不仅关系到有关的改革政策的设计把握，也关系到民营资本自己投资的决策把握，过去我们老说门太小，现在不让进，有什么玻璃门、弹簧门，现在门开大了，进不进？为什么进？怎么进？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从监管部门，从民营资本持有的自身恐怕都要进一步想一想。我觉得明确提出允许具备条件的民营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银行，最根本的还是要建设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除非列入负面清单的。对什么行业投资不投资，投资多少，都应该是投资主体自行决策的。在一个开放的行业多种，各类投资主体应该在同样的环境下开展经营，接受同样的监管，承担同样的责任和义务，这个就关系到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我想这些问题决定都讲清楚了。
但是现在有人理解，允许投资办银行，是为了给民营资本打通一条更好的，更能赚钱的投资渠道。因为我们通常说中国现在的市场发育不够，投资工具太少，办银行这是一条比较好的投资渠道，如果简单的这么认识，我觉得确实要引起注意了。我们且不说办银行风险多大，要有承担风险的准备，就从盈利能力来说，有人一直认为办银行赚钱容易，办银行甚至可能获取暴利，也就是说投资银行肯定会有高回报，我认为这个看法并不全面。有统计数据表明，在我们国家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和银行业的平均资本回报水平相差不大，但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资产利润率按照目前的统计，最新的大概是7%左右，而我国银行的平均资产利润率低于1.3%，到三季度大概只有1.28%，全球银行业的回报率大概只有1.13%，比中国银行还要低。今年1到9月份，全球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的利润是40452亿，这是什么概念？大概是我国银行业利润总数12126亿的3.6倍，同时我国银行业的资产总额确是工业企业的两倍。这说明什么？我认为说明了一条，在投资工业企业和银行业的资本回报水平大体相当的情况下，工业企业和银行业的资产利润率有很大的差异。也就是说不能仅看到哪一家银行的利润的绝对数大，关键是它的资产规模大，也就是说银行业确实是一个高杠杆业的行业。
银行利润是高度规模依赖性的，这就随之带来一个问题，银行的资产规模又受到银行资本金大小的限制。经营一家银行，有严格的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等要求，也就是说你具备了一定的资本金以后，才能允许你这家银行达到相应的资产规模。也就是说你办了银行，想要利润大，就必须有相当的资产规模，而资产规模大又要求你资本必须大，那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目前我们国家准备腾挪出多少民营资本，能够腾挪出多少民营资本从实业转向金融。准备用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方式来腾挪？我觉得这个问题无论从宏观设计上，还是从企业自身的决策投资上，恐怕都要把握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民营资本办银行能不能有助于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大银行现在不愿意服务于小银行，民营资本自办一些中小银行，可能有利于解决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的。目前我们国家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是132400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是全国贷款总额的27.8%，也就是全国所有的贷款中大概接近30%是贷给小微企业的。工农中建交给小微企业的贷款大概是42200亿，占全国小微企业贷款的32%。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给小微企业的贷款有18600亿，占14%。城市商业银行是19800亿，占15%。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社、村镇银行、农信社是31900亿，占24%。从这些统计数据，我觉得可以看出，办一些中小银行，对增加银行业的普惠性，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肯定是有作用的。因为加在一起好几十个百分点，光靠大银行点来搞是难以覆盖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民营资本能够办一些中小银行，对解决融资难的问题肯定是有作用的，对于融资贵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大不一样了。
到目前为止，中农工建交这些大银行平均贷款利率是6.35%，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是6.45%，城商行是7.17%，这就明显的看出小银行的贷款利率比中型银行要高72个基点，比大银行要高82个基点，那么农村商业银行就更高了，它是7.95，村镇银行是8.48，小贷公司是15.96，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由于管理成本等多方面的原因，一般来说利率水平确实和银行规模成反比，这也是国际市场上普遍的现象。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小银行不仅可以办，而且应该办，但是以为办一些银行就可以解决所谓融资贵的问题，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办了银行能不能解决这些企业自身的发展资金需求问题。现在我们都知道不少企业，尤其民营企业经常抱怨从银行获得贷款不容易，以为自己投资办了银行，就能吸收存款，有了存款就有了资金，自己今后的发展就有办法了，可以不再求人了。我想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首先从法律法规上，对单一客户的贷款集中度都是有限制的，不能超过10%，这个且不说，那么你要管这个银行，银监会也有明确的规定，要是超过5%以上的自然人和股东，就不能担任什么董事，只要你在这个企业里任职，你就不能到这个银行去担任独立董事，哪怕股本只有1%，你就没有资格到这个银行担任独立董事，因此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办了银行以后，想直接从这里边获得贷款，或者你的集团想从这里面获得贷款，或者想直接行驶对这家银行的经营管理权是要受到限制，在一定意义上，这个限制甚至比你不投资这家银行限制还要严，还要具体。这些规定，当然银监会的规定，很多都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刚才我说当董事的规定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出来的。不是说这些规定可能没有任何修改的余地，但是要说的是大多数都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现在通行的做法，有的甚至是巴塞尔委员会的明确规定，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关连交易，为了防止内部人控制的时候所可能带来的奉献。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在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民间资本可以发起设立中小银行这个精神的过程中，一定要全面深入准确的理解，这既是我们顶层设计有关政策和监管规定时需要注意的，恐怕也是民营资本的持有者、企业家们在自己决策投资方向的时候也是要考虑的。
编辑：一财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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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发展现代流通业，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国策汇议”专栏关注：统一大市场“带旺消费、促进发展”，大数据提升创新活力。
　　央广网北京8月20日消息（记者蔡军）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俗话说，血脉畅通，身体强健。经济要发展也需“血脉”畅通，要有快捷便利的信息系统和物流体系。打通经济信息和物流的”任督二脉”，是昨天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的主要内容之一。
　　现代流通业好比经济的“血管”，会议部署发展现代流通业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做强现代流通业这个国民经济大产业，更好对接生产和消费，用更加顺畅的流通“大动脉”带旺消费、促进发展。
　　会议还通过《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深化大数据在各行业创新应用，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形成与需求紧密结合的大数据产品体系，让开放的大数据成为促进创业创新的新动力，提升创业创新活力。
　　我们先来说大数据怎么打通信息的”任督二脉”。首先要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共享，消除信息孤岛，加快整合各类政府信息平台，避免重复建设和数据“打架”， 优先推动交通、医疗、就业、社保等民生领域政府数据向社会开放。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目前很多部门都有自己大数据，但互不连通，而整合之后可以带来新的活力。
　　刘兴亮：目前政府每一个部门都掌握着这些大数据，但是这些大数据没有互通起来，所以老百姓才会遭遇办证难等问题。打通数据壁垒，会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也可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在打通这些大数据壁垒后，在节假日期间，能够对热门景点进行了解和预测，并提前做好各种预案，从而防止旅客滞留，踩踏这类事件的发生。
　　会议提出，要顺应潮流引导支持大数据产业发展，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刘兴亮说，建立市场化机制会为发展大数据营造公平环境。
　　刘兴亮： 市场永远是创新的源泉，也是创新的最大推力，现在谈论大数据和云计算、互联网的发展都是由企业和市场推动的。现在这些话题之所以很热门，就是因为市场迸发了自己的活力，市场正在推动着科技的进步，影响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要永远保持市场的活力，让市场这个魔法棒的魔法能够发挥到更大。总而言之，大数据会成为未来国民经济的一个新推手，或者是一个新抓手。
　　做强现代流通业这个国民经济大产业 对于带旺消费、支撑发展有什么作用？中国快递咨询网首席顾问徐勇对此进行了分析与评论。
　　经济之声：坚决清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种“路障”，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公平竞争，禁止利用市场优势地位收取不合理费用或强制设置不合理交易条件。这些都是昨天会议的内容。“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徐勇：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全国统一大市场应当是让商品流通更加便捷通畅，相关的门槛会进一步降低，进出口方面都能有绿色通道，从而保持整个市场的活力。
　　经济之声：会议强调要清除路障。现在主要的“路障”都有哪些？
　　徐勇：路障包含几个方面，一方面是道路通行的路障，例如很多地方的收费标准不一样，或外地与本地车辆的罚款标准不一样，以及罚款不能依法办事和依法行事等。第二，现在在很多地方的当地政府要求公司必须在当地注册分公司或子公司，否则就无法在当地经营，企业的成本就会很高，从而造成交易不通畅的局面。很多商品在区域内可以销售，跨区域后马上面临这个问题。
　　经济之声：目前这些现象是针对流通企业还是生产产品的企业？
　　徐勇：现在的商品流通主要依靠物流，如果在物流环节遭到处罚，商品的价格就会收到影响，商品的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商品在当地就很难形成竞争力。其实整个商品流通的载体是物流，物流如果不通畅，商品通畅就只是一句空话，所以要想打通全国商品统一流通的大市场，首先要打通物流环节。
　　经济之声：要想真正把清除路障落实，还有哪些部门需要努力？
　　徐勇：我认为要大力监督相关的执法行为，现在各地方的执法标准不统一，执法的随机性比较大，很多都存在着利益链。如果能在全国建立起这种监督机制，凡是超出法律范围的执法行为，有人去举报或处理，相信整个流通环节，特别是物流环节可以更加通畅。
　　经济之声：罚款是不是有据可依？车辆违法或违规的行为存在吗？
　　徐勇：有的确实有违法行为，但是有些即使没有违法，它也会诱导你去违法。有时当地的一些经销商和执法部门会联合起来，对外地的商品以合法的方式进行经营处罚，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现象。
　　经济之声：议提出要实施“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鼓励流通企业发挥线下实体店的物流、服务、体验等优势，推动实体与网络市场融合发展。在物流领域如何实现“互联网+”？
　　徐勇：首先，物流成本高，其实很大一部分是产业集中度比较低造成的，如果我们建立起一些相关的平台及市场的准入门槛，提高产业集中度，降低空驶率，随后整个集约化经营就会形成一种机制，因此国家应当鼓励国内大型的骨干物流企业和快递企业发展。
编辑：昌朋淼
关键词：统一大市场;大数据;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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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播报：
学者观点：充分激发市场活力确保稳增长
　　7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下半年经济工作时指出，“坚持把改革放在重中之重位置，坚持问题导向，围绕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加快推进改革，激发市场内在动力和活力。”7月31日，省委书记胡春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按照中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总体部署，正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提出“要向改革要动力，加快推进改革，激发市场内在动力和活力，把稳增长与促改革紧密结合起来。” 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引擎，我们必须继续深化改革来激发经济增长的动力，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
　　加快改革破解难题化解风险
　　徐印州
　　今年第二季度以来，广东贯彻落实中央的“微刺激”政策，配套推出系列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政策措施，并取得显著成效，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较为明显，GDP增速比一季度提高0.3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1个百分点。在保持总体稳定增长的同时，结构不断调整优化，转型升级不断加快推进，经济质量和效益保持良好。区域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效果凸现，粤东西北地区多数经济指标增速高于珠三角地区。
　　在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征途上，保持全省经济稳定向好，既面临不少困难，也存在诸多有利因素。最主要的有利因素就是随着全面改革向纵深推进，将进一步破除制约发展的思想观念、体制障碍，通过加快推进改革，破解各种难题，化解各种风险，激发市场内在的动力和活力。全面深化改革是前进的动力之源、活力之基。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用创新的思维和更加开放的胸襟，全面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力争取得突破性进展。
　　以改革提升领导能力，把促改革和“稳增长”密切结合起来。困难无处不在，机遇何处寻觅？首先需要各级领导用改革不断创新领导能力，以新视野把握新机遇，以新思路谋求新发展。多年来我们习惯运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总是企图用“看得见的手”去驾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遇困难就想借助外部动力，不善于激发市场的内生动力。过去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也容易使人陷入某些思维的误区，习惯运用既有的增长模式，习惯于走老路，不图创新。机遇在哪里？机遇总是和困难随行的。领导能力提升需要多学习，多思考，还要学会从民间智库借脑力，登高望远、革旧图新，既勇于改革又善于改革，抓住机遇精准发力，精巧布局抢占先机，在重点突破中驾驭全局。在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宏观调控抉择两难的情况下，领导不能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必须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的根本之策，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才能在坚定前行中发现和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乘势而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以改革激发动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目前，广东外贸出口不振，房地产市场出现下调迹象。从更深层次看，广东经济对外依存度高，在先行进入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方二产调整后的缺口三产发展一时补不上；存量调整形成的缺口，因投入尚未形成产出，增量一时补不上。经济转型发展与相应的政策配套和制度创新尚存时滞效应，加大了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难度。面对正在积累的市场风险，投资作为保持经济“稳增长”的重要途径，在短期内难以彻底改变。在经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在保持适度的投资力度的同时，着力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的资本形成率和产出率，着力开拓非国有经济投资动力。当前广东的民间投资能力已经撑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半壁江山，要继续降低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门槛，拓宽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通过改革激发新的动力，对于“稳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以改革增添活力，保障经济稳定增长。把握好各项改革的力度和进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促改革和稳增长密切结合起来，使推出的各项改革措施能够缓解和解决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问题，为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要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工商登记制度、企业投资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改革，通过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场内在活力。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和壮大一批有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也是增添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转变政府职能，精简和下放审批事项，决不意味着政府对这些领域放任不管。南海区以信息管理平台与技术推进“负面清单”、“准许清单”和“监管清单”“三单”的全链条管理改革，是一项积极的探索。这一改革使政府事前审批的“手”放松之后，把事中事后监管的“手”硬起来，解决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无序竞争问题，从深层激发市场内在活力。
　　（作者系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以改革激发经济增长动力
　　董小麟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仍然需要加紧赶超的人口大国，以及区域间发展显著不平衡的经济体，我国的发展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实现发展仍然需要以稳定而持续的经济增长为前提和基础。基于必须用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的基本认识，在当前着力于结构性调整的时期，中国经济仍然不能“失速”。
　　改革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基本引擎，而当今的中国仍然处在体制转型与发展阶段转型相互交织的关键时期，必须坚持把改革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坚持以改革激发经济增长的活力动力。
　　形成有利于企业创办、生存、发展和提高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激发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活力
　　向改革要动力，就是向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建设与完善要动力。从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成要素看，首先是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好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活力的问题，因为企业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单元，应当形成有利于企业创办、生存、发展和提高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当前增进企业活力、提升企业经济贡献的改革要点是：在企业的创办环节，简化工商登记制度，继续减少政府审批环节，激发企业特别是民间资本创业的活力和动力；在企业的组织环节，推进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实现企业内部资本来源的多元化，既有利于投资风险的分散，又有利于企业治理机制的优化；在企业的市场准入环节，对于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的企业给予最大限度的公平机会，并实行尽可能精简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给企业的市场进入提供积极而清晰的指引；在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环节，要大力完善有利于企业创新技术和创新管理的体制机制，完善市场的利益机制与风险机制对企业拓展能力的激发与检验的作用，继续构建有利于市场信号公开透明、货畅其流，有利于促进现代商业新业态发展的现代化流通体制，并着力建设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以利于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突出主业优势、挖掘增长潜力，增强经济增长的效益。
　　激发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当前以要素市场完善为重点
　　其次是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好激发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因为市场体系的状况是资源配置能否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从经济增长的形成要素看，应当形成有利于一切资本、劳动、技术、土地等要素发挥更大贡献的体制机制。当前增进市场体系活力的改革要以要素市场的完善为要点在资本市场中，要完善社会化的投融资制度，营造有利于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从事实业的融资机制，丰富资本市场的层次和内容，并强化诚信机制的建设，以及提升企业和社会抗风险的能力；在劳动与人力资源市场中，要形成把经济结构转型与劳动力素质转型提升更好结合起来的教育、培训、使用机制，要着力激活高层次、高技术人力资源有效配置的体制机制，形成更有效益的高技术人才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等；在技术市场中，要切实形成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的发明与促进新发明成果市场化的机制，完善有利于企业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特别是激活中小微企业提升其合作创新平台建设的能级；在土地市场中，要形成城乡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既有利于生产与生活，又有利于土地节约和集约使用原则的土地市场合理的梯度价格体系，探索与完善以扶持农业转型升级的实体经济为本的农村土地合理流转的体制机制。
　　激发市场环境进一步优化，促进市场规范有序
　　再次是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好激发市场环境进一步优化完善的问题，因为市场环境是制约市场主体行为和影响市场体系运行的基本条件，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要求看，应当既防止“水至清则无鱼”，又防止水过于“富营养化”或被污染而导致“鱼”难以存活。当前完善市场环境的改革，是要从体制机制上致力于既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又能促进市场秩序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建设，其要点如：加强保护企业合法经营权益和防止不法侵权、防止不正当竞争的长效机制建设，为合法经营者的发展清除各种阻碍和干扰；加强与完善保护消费者合法消费权益的体制机制建设，并探索进一步激活消费活力的机制，促进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的更具主导型的拉动作用；积极推进各区域间破除行政藩篱、打破既有利益格局，探索形成加大市（县）际、省（区、市）际的要素与商品、服务自由流动的新机制；探索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结合机制，促进政府权力的透明和自我约束机制的完善，规范政府政策对企业和市场行为的干预方式与干预条件，既要防止政府的不作为，又要防止政府对市场行为过多插手。
　　抓住新领域的改革创新机遇
　　此外，在我们以改革促发展、以改革稳增长的进程中，必须不断与时俱进，不仅要从对原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中要增长、要效益，还必须抓住新领域所给予的改革创新机遇。比如，在建设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珠江-西江经济带中，特别要避免相关行政区划之间各自为战、争相夺魁的行为。一个既要发挥相关经济带涉及的各行政区划的积极性，更要坚决尊重以市场为导向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新机制正有待建立。如果说，在改革的初期和中期，更多发挥了各地的自我发展能力的话，在今天，则到了区域间相互配合与协调、实现协同增长、联动发展的新阶段了。因此，在这些“增量”性质的新领域、新战略中，一定要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要求的新体制新机制的探索与建设放在先行的位置，使我们在新的领域与新的国家战略的实施中，真正以体制创新引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那么，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我们“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就可以更好更快地实现。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广东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改革经济运行机制盘活市场和经济资源
　　“向改革要动力，加快推进改革，激发市场内在动力和活力”，这是广东下一阶段经济工作的主要精神。我的理解是，工作的重点是进一步拓展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不是自动形成的，如果经济运行不畅顺，机制不灵活，将直接妨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需要通过改革和创新经济运行机制，才能盘活市场和经济资源。
　　内生变量应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事实上，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广东有两大优势，一是经过35年改革开放，广东对市场规则的把握比较准确。市场经济不是强买强卖，不是拉郎配，消费创造需求，而需求推动投资，投资又会推动需求多元化，于是市场的内在动力和活力就被激发出来了。过去数年，包括广东在内的不少省份比较注重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但是如果说投资属于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消费就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要使得经济得以可持续增长，内生变量应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不妨把消费的推动力分拆成为两个部分：一是消费群体的形成，二是消费能力的增加。广东如何营造良好的营商和生活环境，吸引高端人才、创意性人才聚集广东，是形成高端消费群体的必要条件。高端消费群体是创意产业、现代服务业得以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可以预计，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广东的城市人口结构将经历快速的变化，如果大城市的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没有根本的改善甚至恶化，高端人才的存量可能减少，并加速向二、三线城市转移，而高端人才的增量也不一定选择大城市，广东的中小城市会面临新一轮的发展机会。从而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奠定良好的基础。
　　整合现有产业资源增强消费能力
　　有了高端人才，如何激发其对创意性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这就是投资商的事情了。这正是广东的第二大优势。多年的开放经验让广东人对国际市场的创意型产品和服务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例如，为著名国际品牌做代工，让广东人更加了解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时尚文化，包括服装设计、红酒品尝、艺术品鉴赏等。更进一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个人健康维护意识的强化，欧美的健康维护模式也越来越为广东人所认识，一些高端人群和高消费群体对于定制式的私人医疗服务的需求越来越殷切，如何把有意投资于相关高增值服务行业的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是广东激发市场内在动力的重要一环。当然，商人们可能会说，投资的风险不小，如何帮助商人们评估和控制投资风险？比较理想的做法是整合现有的产业资源。例如，广东不缺高水平的医疗机构，但是缺乏在全球范围内把适当的病人引导到适当的医疗机构和医生的医疗保健中介；广东不缺金融机构，但是缺乏针对医疗保健行业并为之提供贴身、专业服务的医疗保健银行，也缺乏银行与保险针对医疗保健领域提供的整合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我相信，如果上述的产业资源整合工作得以顺利推行，广东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投资将会迎来新一轮的热潮。
　　通过政府政策有效引导相关金融和产业资源融合
　　那么，广东的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资源可以实现整合吗？谁主导这种整合？有人认为，既然我们相信市场经济，就应该让市场发挥作用，相信企业会自然而然寻找最有利其自身发展的产业组合，政府不必介入太多。可是，从现实情况出发，包括医疗保健行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其定价模式存在着市场失灵的情况，因为大多数的优质医疗资源是掌控在公立医院手中。广东要大力拓展医疗保健市场，就不仅是开办数家民营医院的问题了，而是让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在同一医疗保健服务平台上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正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所强调的大力发展混合经济的主要精神所在。然而，要实现上述产业资源整合，离不开银行、保险、信托、基金、债券等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介入和支持。广东为何不因势利导，通过政府政策有效引导相关金融和产业资源的融合呢？
　　（作者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教授）
　　新时期的改革要注重“立新”
　　邓江年
　　改革既要破旧，更要立新。既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坚决砍倒那些阻碍发展的荆棘和藩篱；更要有壮志凌云的魄力和胆识，高瞻远瞩地构建符合时代发展新要求的制度基石。我们可以把1978年以来的改革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时代的改革，重在“破”，主要任务是突破计划体制的丛林，打开缺口，从中释放市场活力；第二阶段是上世纪90时代至21世纪之初的改革，重在“扩”，主要任务是把改革的口子不断拉大，引向全局，确立市场的决定性地位；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的改革，重在“立”，主要任务是新制度的构建，再造市场新动力。新时期的制度构建要求不仅仅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而且要求站在时代新高度上审视市场经济制度的新发展，构建面向未来的更高级形态的市场经济制度。
　　改革要与全球市场制度升级相结合。制度有系统自我修复的机能，市场经济制度强大的生命力即来自于其强大的自我调节和修正能力，每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重大修正。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其根源是在上世纪末期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全球生产组织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带动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但社会管控方式和全球国家治理模式并没有及时进行调整，形成“制度坍塌”，导致经济运行失控。例如网络时代虚拟货币的产生改变了货币的信用形态，但金融系统仍然是基于纸币信用的银行体系；知识经济时代共享式开发的出现改变了创新的价值实现形式，但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系统仍然是基于实验科学的专利体系；信息时代的信息平等与全流通改变了社会组织结构与交往方式，但社会管控仍然是建立在信息特权基础上的管理体系等。在迎面而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面前，市场经济制度也在进行相适应的制度调整和升级，各项制度正在不断地探索和重构中。与西方一样，我国当前也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全面影响中，我国的改革所“立”的制度不能是已经被淘汰的、陈旧的市场经济制度，而应该是升级中的、适合新时期要求的市场经济制度。
　　新时期的市场化改革要求“立”市场新“规”。一个富有活力的市场有三个基础条件：清晰的产权、较低的交易费用和广阔的市场空间或机会。清晰的产权制度安排需要我们进行彻底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准公共品的产权制度改革和知识产权制度改革等。交易费用的降低需要我们进行系统的政府职能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等。而市场空间与机会的扩大则不仅仅在于政府和国有资本的空间压缩，更在于构建有利于面向全球，创造新的市场、产业和投资机会的制度环境。新的工业革命是一场生产方式与流程、生产组织方式的大变革，传统工业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方式生产组织方式将逐渐衰弱，取而代之的是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定制的生产方式。基于此，全球产业链与贸易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相应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规则也将发生重大变革。这要求我们必须及时推进适应于新经济形态的金融体系、要素流通和价格发现体系、创新管理体系、新型企业组织体系以及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与构建，向全球要空间，向新的科技革命要动力。
　　新时期的市场化改革要求激发民间活力。真正的市场活力来自民间，而激发民间经济活力的关键在于推进社会改革，建立适应新经济形态的社会治理体系。当前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正处于一个就业结构、教育体系和社会组织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新的生产方式和流程再造大幅减少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劳动力需求，大量劳动力从生产领域转向服务领域。个性定制和网络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引发家庭经济的大量涌现，传统大规模劳动雇佣逐渐减少，社会经济单元的小型化带来社会组织单元的虚拟化、网络化和分散化。这场社会革命要求我们必须相适应地调整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推行政务和社务的信息网络公开，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知晓民情、吸纳民意、展现民智，以互联网为媒介构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信、互助、平等、合作关系，鼓励基于互联网的创业、就业行为。只有适应分散化社会组织方式的需要，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系，推进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拓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空间，才能让民众全身心地投入到市场经济活动中，让民间投资释放出强大的活力，拥有充沛的活力源泉。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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