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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新兴的制造业大国，为世界所公认，其未来的趋势与地位，被认为可直追19世纪的英国制造业及20世纪的日本及美国制造业，但必须指出:制造业大国不等于经济大国，甚至中国目前是否已经是一个十足的制造业大国，也有商榷的余地。
　　今天中国之所以获得世界工厂的称誉，是建立在大量耗用原材料、大量耗用能源、大量耗用初级劳动力、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产权以及大量牺牲环保及生态资源的成本之上的。世界经济论坛(WEF)日公布的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大陆全球竞争力排名在第54位，去年是第49位。自2002年以来，中国大陆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全球竞争力却在急剧下滑，先是2002年的第33位，2003年掉到了第44位，再到2004年的第46位，2005年的第49位。
　　这种竞争力下降主要是长期以来我国对外来技术和设备重引进、轻消化，重引进硬件、轻引进软件，以致造成了引进—落后—再引进的局面。中国在技术和设备引进的热潮中，日本逐渐成为最大的技术和设备的输出国。“中国今后要继续保持持续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加强倾注在技术研究开发的投资。但是，中国既没有那技术力量，又没有这个意识。当然，只有从日本购买技术专利、继续引进新的技术，以外没有别的方法。”日本国际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说。
　　中国制造日本专利
　　中国经济发展与日本密不可分，主要因为三点:一是日本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究开发的巨大投资;二是日本企业能向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高质量产品;三是日本向中国提供工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大型生产设备。
　　截至今年4月5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检索结果显示，在中国境内申请的发明专利中，专利申请地址来自于日本的有183196条，而地址为中国的发明专利仅有12632条，美国为122502条。仅在中国境内的发明专利申请，日本公司就超过了所有国家，排在第一位。
　　通过“申请人”一栏检索，海尔发明专利数为528条，康佳为134条，TCL为162条。相比较之下，松下1家公司在中国申请的发明专利数就达到了16825条，索尼为9817条，日立为8402条。靠专利吃饭的美国高通公司，其发明专利申请量不过1539条。“海尔、TCL、康佳……你数吧，把能想起的中国有名的公司都算上，数到100家，这100家中国公司的所有发明专利数，还顶不上1家日本大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一位负责人感慨。
　　据统计，在中国的不少电子信息企业，产品要付出的专利费往往高达15%-20%。在我国通讯、半导体、生物、医药和计算机行业，外国公司拥有的专利占60%-90%以上，特别是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尚需依赖进口。来自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说明，目前我国三分之二的大中型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开发机构，四分之三的企业没有科研开发活动，完全依靠照抄别人的产品。
　　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披露的数字更是令业界吃惊，据他透露，2006年全国人大组织了一次《专利法》的执法检查，“我们发现，全国还有99%的企业连一件专利都没有，大量的企业都还是依靠外国的技术，或者其他企业开发的技术在生产。”
　　商务部统计数据，月份，全国登记的技术引进合同共9537项，合同总金额203.5亿美元。其中，从日本引进金额为48.3亿美元，远高于美国的38.1亿美元，在所有国家中排名第一。而据专家估计，还有很大一部分技术引进合同并没有登记。实际上，中国每年要花费500亿美元来买技术。其中，日本是最重要的技术来源国，500亿美元意味着每年可以再修1.5座三峡大坝。
　　其实专利差距仅仅只能说明电子信息产业等消费类行业的情况。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中，中国对投资的依赖度越来越大，已经接近50%的水平。投资与重化工业等基干产业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如水银泄地般渗透进中国基干产业的正是隐藏和融化在微观经济世界中的日本财团。
　　日本掌控产业链制高点
　　中国的经济发展使中国制造业对日本的材料和零部件有看强有力的需求。中国钢铁产量虽然为世界第一，但是高级钢材却很少。高强度钢、电磁钢、表面处理钢这些高利润附加值的高级钢、特殊钢均被日本所垄断。
　　日本的机床从1982年开始一直保持着世界市场占有量第一的地位，2005年日本的机床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超过30%。与过去的“老师”德国相比，优势也非常明显。2006年，中国汽车产量为728万辆，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均工作时间高达3500小时，只有日本生产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在重工业的生产资料上，中国很依赖日本提供的大型设备。
　　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过多的对外依赖，现代化的基础是不牢靠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也是不牢靠的。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是可以并行不悖的。科技部资料显示，中国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设备投资三分之二依赖进口，而进口日本设备的投资股份额排名第一。
　　中国投入巨资兴建的西气东输、海气登陆、广东福建进口LNG(液化天然气)等一系列重大天然气项目，新日铁和住友金属工业等日本财团企业控制着高级不锈钢无缝钢管的供应，大型LNG船的技术掌握在石川岛播磨重工和商船三井手里。
　　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引进的是川崎重工的技术，机车原型是日本新干线E2-1000。中国向日本订购的60列火车中，3列在日本完成，并完整交付给中国;另有6组以散件形式付运，由中方负责组装;最后提供中国国内制造剩余的51列列车所需要的设备等知识产权，但一些高技术部件仍会采用进口产品。
　　日，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与西屋电气等公司在美国芝加哥联合签署了三代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最终合同谈判备忘录，随后将从西屋电气公司引进四台AP1000机组。而东芝拥有西屋电气77%的股份，占全球核电市场份额28%。国际核电企业以日系为中心，正在逐步形成三足鼎立局面:日立—通用、东芝—西屋、三菱重工—阿海珐。
　　中国各地的基础建设和资源开采让工程机械与矿山机械的损耗相当大，性能良好的大型基建设备的需求量也非常大。日立建机、三菱重工、小松、制钢、住友建机等日本企业生产的基建设备却能很好地经受住这种考验，日本企业的技术很好地解决了金属疲劳问题。
　　在化学工业和材料工业中，日本也具备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如高级面料，特殊面料用的人工纤维和化学纤维，耐热性强、重量轻、强度高的碳素纤维等。除此之外，以日本综合商社为首的财团企业把持着能源矿产的上游资源，从澳大利亚的铁矿到中东非洲的石油，从蒙古的铜矿到俄罗斯的天然气都是日本综合商社的势力范围。
　　中日两国产业空洞化的差异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因为惧怕产业结构空洞化，而失去了产业结构转型的大好机会，导致在信息产业方面落后于美国。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这种稳健让日本既保持了传统制造业上的巨大优势，又使其在信息产业上取得了后发优势。对自身产业的保护和自主标准的坚持甚至让日本在信息产业的某些领域强于美国。
　　产业结构空洞化，包括正反两方面意思:一方面指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脱工业化和服务化，现在很多发达国家服务行业在GDP的比重已经超过70%，但是因为掌握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的配套服务，依然控制着产业链的上游(日本);另一方面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已有产业处于衰退阶段，而新的产业还没有得到发展，或者新的产业发展的不够充分，不能弥补已有产业衰退的影响，造成经济陷入不断下降甚至萎缩的现象(中国)。
　　为了严防产业结构空洞化，日本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三步曲”通常是:先将组装工序转出，在海外进行模块组装生产，第二步是在当地采用部分零部件，第三步是原材料产业跟进投资。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中很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和加工业以及中低端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汽车行业)，但是核心技术和工艺不会转移。
　　日资企业在国外制造的最终产品中，除了完整产品外，还包含着很多日本制造的高技术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因此，日本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直接带动了日本的机械设备和零部件的出口，这不仅有利于日本出口增加而且也对日本经济景气恢复做出了很大贡献。近年来，日本政府和财团认为日本主要利用“最终产品”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积极推行“知识产权立国”政策，即以输出知识和智力为主，超越“技术立国”的时代，产生和提供附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信息。
　　在这种国策的指导下，日本成为了工业化成长道路上亚洲各国的技术、设备甚至是产品提供者。“不买日货”的韩国给中国的印象一直是“自强不息”，但是长期以来受制于日本却是不争的事实。1965年朴正熙政府恢复了日韩外交后，由于得到日本的援助经济进入高速度成长时期。截至2005年，韩国对日贸易累计逆差达2500亿美元，其中零部件、材料领域所占比重最高，达65.9%(2005年统计数据)。日韩国产业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韩国对日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达到253亿美元。
　　在亚洲各国之中，只有印度尼西亚一国对日本贸易出现顺差，从而成为唯一的例外。因为印度尼西亚生产石油，能靠石油输出而得到贸易盈余。中国对日贸易从80年代开始一直是逆差，仅2006年就高达241亿美元。2002年至2006年的5年间逆差累计达812亿美元。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巨大的同时，出现对日贸易高额逆差，这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中国背负了日本对美的顺差，因此中日贸易的实际逆差还不止这个数。说的形象一点就是中国帮日本生产产品卖给美国，赚一些打工的钱。
　　当审视我国微观经济领域时，一种产业空洞化的巨大危机感油然而生。2006中国企业百强中(销售额排名前100家)，电力、能源、电信、银行、保险等国有垄断型企业占了46家，外资占据了13家，纯民营企业只有5家，靠自然发展壮大的仅10家。很难想象在未来20年内，低技术含量的低端资本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稳步走向崛起中大国的所为。宏观经济领域中国受到美国的胁迫，微观经济领域中国又受制于日本，笔者虽然位卑却不敢忘忧国。
　　路在何方？
　　中国经济宏观强、微观弱的局面被经济界所公认。2006年有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畅销全球，书中就建议中国和印度应当接受目前在世界格局的分工，不要去试图占有更高端的领域。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可能被中国接受的。现在中国慢慢意识到了这种靠资源消耗、大量投资和市场换技术拉动GDP快速增长的方式已经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今年4月30日，商务部和海关总署联合发出公告，决定从5月20日起对部分型号的热轧卷材、冷轧板材等钢材产品出口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5月21日，我国政府又再次出台规定:提高钢铁出口的关税，钢坯及部分钢材将加征5%-15%的关税。同时国资委出台的央企改革计划明确提出了培养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的构想。2006年的《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又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将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
　　这些美好的愿景还需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去实现，华为或许能给国人一些希望。在电子信息产业，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华为总裁任正非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欧美的专利如今已经占领了山顶，我们就要用专利把山脚围起来，让他们下山的时候绕不开我们的专利，然后用山脚的专利去换山顶的专利。
　　从眺望对手到近身搏杀，华为在19年专利长跑中已经大幅缩小了与跨国竞争对手的差距。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最新一期年度报告显示，2006年华为提交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575件，去年这一数为249件，超过思科2.4倍。同时，华为在企业排名上也力压爱立信、三星等企业，在纯通信企业中仅位于诺基亚和高通之后，在全球申请人中排名从第37位上升到第13位，并且占到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的14.7%。
　　即便是像华为这样每年按销售收入的10%-15%投入研究开发，在研究经费的数量级上缩小了与西方公司的差距，也在专利上缩小了差距，但相对世界其他公司几十年的积累还是不够的。经过19年的艰苦奋斗，迄今为止，华为尚没有一项原创性的产品发明。
　　对于华为所缺少的核心技术，华为只是通过购买的方式和支付专利许可费的方式，实现了产品的国际市场的市场准入，并在竞争的市场上逐步求得生存。购买核心专利之后，华为主要做的是在西方公司的成果上进行了一些功能、特性上的改进和集成能力的提升，更多的是表现在工程设计、工程实现方面的技术进步。基本专利的形成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使是应用型基本专利的成长过程也至少需要3-5年，在这一点上华为有着清醒的认识。
　　国家重工业化是日韩崛起的那个时代的特征，而则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日本的微观经济模式让日本实现了重工业化，同时也让日本取得了在信息化时代的巨大优势。对于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如果放弃了自主的基干产业就等于放弃经济建设的基础，如果放弃了信息产业就等于放弃了未来。像华为那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给中国带来希望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在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严峻形势。
　　中国多元化的时代特征，决定了中国需要采用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也认识到完全市场经济无法解决中国产业不合理的困境，政府也无法加强中国企业整体的竞争力。在技术、贸易、金融、投资、物流、信息和人才上落后的中国企业面对国外先进企业的竞争，整合资源是必然的选择。
　　在1997年以前，中国政府着力去培育日韩式的财团型大公司，亚洲金融风暴的突然出现，让这种努力半途而废。今天我们再次感受到日韩企业巨大竞争力的时候，当初对日韩模式的否定似乎就不那么站得住脚了，光阴荏苒10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无论是物资还是技术或者是人才，都有了一定的积累。面对国际竞争的巨大压力，我国应该重新考虑如何能集中全国的资源，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在市场经济下以计划为手段的微观经济管理集团。合理分配资源，合理运用全国的人力物力。确立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为中国的腾飞提供动力。
　　经济发展为中国积累了巨额财富，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应该把这些积累投入到使微观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来，像大飞机、航母的建造是重新建造和培养中国制造业的契机。同时这些大型建设项目，应该尽量让有技术积累的民营企业参与进来，带动中国企业间的跨行业合作。中国现在奢望在各个行业都拥有很强的竞争力是不现实的，为了追赶日本等发达国家，只能把有限资源投入到中国还具有优势的行业上，像我国对国产化程度较高的3G标准TD-SCDMA的绝对扶持和TD-SCDMA产业联盟的建立就是比较好的例子。
作者：白益民 袁璐/“超级主义者”日韩财团经济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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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西游记》的人们都知道，齐天大圣孙悟空首先修炼的是道教（东方经&济&学），得到了“七十二变”和“跟斗云”的真传，才开始了他的大闹天宫（改革开放）。其后，孙悟空又在道家的炼丹炉中炼就了“火眼金睛”。利用这些本领，他一路除妖降魔，保护唐僧西天取经，探求佛教（西方经&济&学）的真谛，最终修成正果。我们经济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当代的唐僧们没有经过东方修炼，更没有孙悟空的保护，就开始走上了西天的不归路。这是我们相对于日本和韩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不同之处。
——白益民 语录
不要如此狭隘
1981年，我考入了北京市101中学。这所中学前身是由中国共产党于日在革命老区创办的张家口市立中学；同年9月20日，迁往河北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11月更名“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
西柏坡，这个光耀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原本是河北省平山县一个只有百十来户的普通山村。1947年5月，中共中央工委选定这个地方，1948年5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这里，使这个普通的山村成为“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大决战，创建新中国的指挥中心。1951年9月在周恩来总理亲切关怀下，“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迁入北京圆明园遗址，1955年正式更名为“北京一零一中学”。
日，入校的第一天，我们这些一年级新生就来到被英法联军火烧的圆明园大水法遗址参观，接受了一次刻骨铭心的爱国主义教育。同年，中国女排获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中国乒乓球队史无前例地囊括了世界锦标赛的全部7枚金牌。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女排精神的感染下和中国乒乓军团战无不胜的辉煌中成长起来的，满怀振兴中华的信念一路走过来。
为什么中国女排能够崛起为世界级强队，为什么中国乒乓军团能够保持长盛不衰，从二十世纪60年代中国体育界与日本体育界的交往中不难找到答案。同样是60年代，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企业军团（财团）的重新集结，造就了日本经济崛起的神话。12年来在日本综合商社的工作经历，让我深深体会到中国女排和中国乒乓军团的经验和历程对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简单地说就是：学习日本，超越日本。&&&&&&&
不错，日本右翼以及日本政府不承认战争罪行，日本政府高官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占领我们的神圣领土钓鱼岛。所有这些，令人愤慨。但是，愤慨顶什么用？仇恨顶什么用？中国近代与日本两次开战，一次是甲午战争，一次是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两次被一个小国欺凌，这说明什么？毛主席说过：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翻译过来，我们落后，就算日本人不打我们，也会有别的人打我们。1840年以来，多少个国家打我们？要想不挨打，惟一的出路是自己强大。
如果下一次中日再战，依然是抗日战争而不是日本人的抗中战争，我们说什么？面对日本，我们同样应该把反省放在第一位。到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不自省，而用狭隘的民族主义煽动对日本的仇恨，那只能令我们离理智的道路更远。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日本比我们强大？我们需要从什么地方去学习他们，超越他们。
孔子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语出《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朱熹注：“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恶，则我从其善而改其恶焉。是二人者，皆我师也。”就我们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面对世界上不同思想和文化的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即：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美国和集体主义、重商主义的日本，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请大家读一下《周恩来略传》中记录的一段有关中国女排崛起的史实吧，它也许会告诉我们一个合适的答案：
二十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女排在大松博文教练带领下迅速崛起，在世界排坛表现出很强的实力，带领日本女子排球队夺得世界冠军，引起周恩来的关注。周恩来说：“教练员能以身作则带着运动员干。大松博文一人领着大家干也够累的，大松能这样同运动员一齐练习，参加实践。他那种严格的精神是和我们提出的‘三从’是一致的。‘三从’的实质就是练为战。所以要从实战需要出发来从难、从严。这也是运用毛主席《实践论》的精神”。由此，从难、从严和从实战出发，就成为运动训练原则，至今为体育界所遵循。
大概没有哪个国家的总理在办公室里放着一本体育训练手册作参考。可是周恩来却有一本，即日本著名排球教练大松博文写的训练手册《跟我学》。周恩来很内行地指出，“日本滚动救球的技术很熟练也很科学，这种办法不大容易受伤”。他认为日本很注意战术意识的训练，特别注意小配合。大松博文应周恩来总理邀请于1965年来华，帮助训练中国女子排球队。
大松博文，这个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占华北的日本陆军中当过二等兵的排球教练，对中国总理给予他的荣誉感到受之有愧，他感激地接受了邀请。大松博文对中国姑娘按照他的要求严格训练感到满意，并预言总有一天她们会成为世界冠军。当中国女子排球队在1981年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世界杯）后，她们深深怀念当年在排球场上向她们传授球艺的大松博文教练，特意去他的墓地，向他致敬。
谈到这里，我真希望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和经济领袖们的手边也有这样一本训练手册《跟我学》，不是关于日本女排，而是有关日本综合商社和财团。这也是我编辑这组文章，以及倡导“东方经济学”理念和创建“超级主义者”网站的主要目的。期望不久的将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综合商社和财团能够像中国女排一样通过学习和实践，经过拼搏与奋斗，在经济领域获得世界冠军的荣誉与称号。
中国的改革家邓小平先生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日到29日，首先应日本政府的邀请，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问了日本。当时提出了两件事：第一，想引进日本的丰田汽车生产线。第二，想引进日本的新日铁，在上海建厂。值得一提的是，丰田汽车公司是三井财团的重要成员，是三井物产（综合商社）的人才一手培育起的企业；上海宝钢正是引进新日铁生产线建成的，而新日铁公司现在是三井物产的独立董事。
超越日本的激情岁月
刚刚提到中国乒乓球队称雄世界的奇迹，可是多少青年人知道他们崛起的秘密：正是以日本为最强大的对手，中国乒乓球队不断地研究日本队的技战术、敢于与他们竞争与对抗，最终成为世界乒坛的主宰。如何与日本搏击，建立怎样的中日睦邻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让我们通过《中国乒乓球五十年辉煌历史回眸》的历史记录，重新感受一下那激动人心的年代吧。
日，第26届北京世乒赛开幕了。4月9日，男、女团体决赛开赛，两场比赛的对阵双方都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决赛首先开始，日本女队经过五盘鏖战，以3比2获胜，实现了她们在世乒赛女团比赛中五次夺魁、三次蝉联的梦想。女团决赛尚未结束，男团大战便在万众瞩目间开始，中国队的决赛阵容是庄则栋、徐寅生、容国团。日本队应以星野展弥、木村兴治、荻村伊智朗。中国队终于以5：3击败了世界乒坛的天皇——日本队，第一次捧得斯韦思林杯。
这枚男团金牌凝聚着中国乒乓球队九年的梦想、九年的汗水、九年的付出。男团、男单、女单金牌相继入账，在26届世乒赛上大丰收的中国乒乓队震惊了世界，曾经是乒坛霸主的日本从此被中国赶超。中国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等在这届世乒赛几次接见日本运动员。后来中日两国乒乓球多次互访，其意义早已超出体育的竞赛。直到1971年，中美两国用小球推动大球，促进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其最初发生的地点是在日本的。
1963年4月，第27届世乒赛中国男队继续保持优势，夺得男团冠军、包揽男单前四名、获得男双金银铜牌。中国队此番出征，派出了秘密武器——直拍削球手张燮林。张燮林，江苏镇江人，曾进入上海队，1959年参加了国家队集训。在26届世乒赛中，他的这种新打法一亮相，就削倒了日本队的星野和三木。从此，他被中国队雪藏起来，直到27届世乒赛。在团体决赛中，他又展示神削绝技，击败了日本队的三木和木村，为中国队蝉联斯韦思林杯立下大功。
1965年4月，第28届世乒赛由梁丽珍、李赫男、林慧卿、郑敏之组成的中国女队顺利杀入团体决赛，对手正是宿敌日本队。时任女队教练的容国团排出奇阵，用林慧卿、郑敏之两员削球手出战，打了日本队一个措手不及。最终她们以3：0战胜了蝉联四届冠军的日本女队，首次捧得考比伦杯。接着，林慧卿、郑敏之又在女双比赛中夺魁。中国女队连夺两金，从此吹响了崛起的号角。在女队打响翻身仗的同时，男队也连奏凯歌，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组成的团体阵容在决赛中击败了由木村、小中健和高桥浩组成的日本队，再度蝉联斯韦思林杯。
可惜的是，同样是50—60年代，以日本综合商社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军团（财团）重新组建之时，中国却没有一只像中国乒乓军团一样能够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与日本对抗的经济军团。惟有韩国人在70年代学习日本经验建立了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成为一只抗衡日本的有生力量。日本式的财团体制实质上是面对经济自由化的经济环境，采取的一种对抗外国经济霸权，巩固和发展本国独立自主经济体系的一种战略选择。
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摆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拉美和东南亚道路，一条是日本和韩国道路。当中国企业家膜拜“丰田汽车”经营方式时，是否知道其真正的奥秘却集中于丰田集团的综合商社，即：丰田通商株式会社（隐藏的三井物产）。要知道，没有日本人愿意提醒中国人去注意到他们的综合商社，因为它是日本大企业乃至日本社会的重要核心。
不幸的是，韩国人早已发现了这个秘密，并加以认真学习和仿效。韩国人在经济高速成长期效仿日本三井物产，建立了诸如“三星物产”为代表的一批综合商社，以此为核心组建的韩国财团企业成为日本人头疼的竞争对手。拥有三星物产的韩国三星财团，以其三星电子公司努力超越日本三井财团的东芝电气公司的实例，讲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生动故事。
中国企业领袖眼中的日本企业
日上午，来自日本、中国、中国台湾、欧美各大媒体的一百多名记者，走进位于日比谷的日本记者俱乐部记者招待大厅，他们中有50％的人看过以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为原型的电影《首席执行官》。
日本电影界一位女士看了影片后说：“海尔使我想起了二战后的索尼、松下等著名企业，这些企业诞生于当时如同废墟般的日本，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发展成世界级的品牌。”在张瑞敏“博采众长，自成一家”的管理实践中，多处可见日本企业的影子。比如“日清管理”，比如“造物先造人”等。在日本各界学习海尔精神的同时，张瑞敏仍强调向日本企业学习。以下，让我们共同感受一下中国企业领袖们对日本企业的认识与评价。
&&&&海尔集团总裁
学习日企，超越日企。海尔在生产班组管理上坚持“日事日毕、日清日结、日结日高”则明显是从松下的“日事日毕、日清日结”而来。在销售体系上，海尔率先在国内家电业搞的专卖店和松下的专营店也很相似。张瑞敏认为，相当多的“中国企业从80年代初引进日本的管理，但并不成功，重要之点是只注重形式，忽视了思想和内容”。海尔不但从管理招式上，而且在经营理念上和日本企业走得很近。而日本公司经营观念中“重规模、重市场份额、不惟利润和股东价值为先”的思想痕迹，客观地说，也反映在海尔的扩张哲学里。
华为集团总裁
任正非：“北国之春”。以日本企业的兴衰为镜来反思中国企业的成长，任正非的《北国之春》却是篇不得不提的标志性文章。任正非从日本企业身上得到的强烈启示是：像日本那些企业那样，经九死一生还能好好地活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华为要连续遭遇两个冬天，就不知道华为人是否还会平静、沉着应对。而日本绝大多数企业，近八年没有增长过工资，社会治安仍然比北欧还要好。所有人都是这么平和、乐观和敬业，真是让人赞叹。日本一旦重新起飞，这样的基础一定让它一飞冲天。
神龙汽车董事长 苗圩：
日企对华战略比较明智。90年代中后期以来，日本汽车企业大力推进国际化战略，在北美、欧洲及其他地区就地设厂和开办事业，到90年代末及21世纪初期，多数日本汽车企业基本上都重新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按照2002年我们对世界16家最大的汽车公司实力综合评价结果，丰田得15分，列世界诸强榜首，本田的得分与通用相当。实际上，无论是丰田首创的精益生产方式，还是日本汽车企业顺应全球化潮流的海外发展战略，都是在这些精神和思想支配下创造出来的，这对于一个企业乃至一个民族和国家更重要，胜过任何一种物质宝藏。
东软集团总裁 刘积仁：
中国还没走到日企走过的阶段。在某种意义上，我愿意跟日本60岁以上的企业管理者交流。日本企业比较重视人，日本的企业不像美国的企业要对投资者怎么样，而更重视两点：对社会和企业里的人。所以，日本的企业很少出现裁员，当然现在也变化了。他一直在小心地、一步一步地做。企业出现了问题、甚至快不行了，他也极力地挽救，试图在里面能找到机会。你看写日本企业的书，都有很多次起死回生的经历。
阿里巴巴网站CEO 马云：
服务好日本客户就能服务好全世界。在我三年前第一次去日本之前，我对日本的了解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思想中可能有很多片面东西，去了之后发现自己不了解日本，觉得日本企业是中国企业最应该学习的榜样之一。日本企业经营管理介于东西之间，既有西方企业的战略眼光和严谨的流程管理，又有东方文化和思想。我们中国很多企业只学习“招数”，没有学习“法”，学习日本企业的管理要先从学习他的经营理念开始。阿里巴巴的大股东软银的创始人孙正义，是受了美国教育的日本人，他也在破冰、学习。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刘永好：
我更赞赏行动起来的日本企业。我参观考察了住友商社、三井物产、伊藤忠商社等几家公司，感觉他们的国际化程度非常高，员工训练有素，在技术上确实居于领先水准。日本企业将后勤尽量社会化，这给我印象很深。住友商社在总部有几千人，但是只有三台是公司的车，公司不养车。他们做事特别精细，你去日本企业车间看，一丝不苟，工具材料放得井然有序。他们的管理到现在仍是全球最好的，而且经理人特别勤奋、敬业，日本企业不管大小，加班都很普遍，都是晚上9点、10点才下班。
比亚迪公司董事长 王传福：
我现在更多地看到日企的缺点。日本企业的对华战略正在调整中，很多日本家电企业过去市场份额很大，但是现在正在急剧下降，很多厂面临关闭。所以，现在他们正在逐步放弃中低端市场，开始做高端市场。比如中低档手机，他们根本就不想推到中国来。日本企业现在的经验就是，做中国人不会做的，保持一个很高的价位，保持一定的数量，这样就能够持续有钱赚，又不至于投资过大造成以后关闭工厂。在电池行业里，几乎没有谁再是比亚迪“追赶”的目标或者榜样了，其他的日本企业里，我比较欣赏丰田。
美国人高喊：日本第一
在二十世纪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沃格尔（EZRA F
VOGEL）教授出版了一本名为《日本第一》的研究专著，成为当年度美国最畅销书之一，从一般的美国市民、学者到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乃至五角大楼的军人都争相阅读。沃格尔在书中描述了美国工业全面受到了来自日本的挑战，日本在许多方面已经打败了美国。
《日本第一》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沃格尔称道：日本是世界第一强国。日本的国土面积只及美国的蒙大拿州的大小，几乎不产原料，工业原料的95%仰赖进口；又多天灾，地震、飓风、海啸不断肆虐；人口稠密，食物缺乏，实在可算是赤贫的国家。在经济上，明治维新后的二十年间，日本工业化转型成功，以高品质逐出洋货，而不必采用排外运动的形式；1900年以后，更进一步向国外拓展市场；尤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仅仅二十几年的工夫，就从废墟中重建，一跃为第一经济大国。
1980年的7月份，美国NBC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了片名为“日本能，我们为什么不能？”的专题片，比较美国与日本的工业。主持人问道：什么是殖民地？殖民地的定义就是输出原材料，输入工业成品。在这个定义下，无可讳言，美国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主持人把画面镜头切换到了日本的汽车工厂：日本的汽车工厂日夜加班，连礼拜六和礼拜天都不休息，到处是一片繁忙景象。画面转向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停工的车间处处可见，街头到处是失业的工人，一片萧条景象。美国福特汽车甚至有意替丰田在美国装配汽车，制造汽车的老鼻祖居然沦为装配线！
早在60年代，日本纺织品有完全压倒美国纺织工业的趋势，美国用政治压力迫使日本公司“自动设限”，主动减少对美国的出口，以避免美国设置关税壁垒。在70年代，当美国几家主要的电视机生产企业因日本的竞争而几乎被迫倒闭时，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日本企业自动限制对美国的出口，采取了退缩的态度。在钢铁方面，美国采用了一套复杂的计算办法来限制进口。
在汽车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美国通过非市场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工业。1979年，日本对外输出了450万辆汽车，其中在美国销售了近200万辆，而美国汽车在日本的销售量仅1.5万辆，为避免和美国、欧洲发生贸易战，日本自动限制汽车出口。在商业流通领域，日本企业也无人能敌。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住友商事、伊藤忠商事、丸红商事和日商岩井等，他们彼此是竞争对手，但没有一家外国公司堪与匹敌。
日本企业凭借其强大的竞争力从美国公司手中夺走了越来越大的市场占有率，使日本企业获得良性循环，美国公司陷入恶性循环中。波士顿顾问公司指出，随着日本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其利润水平也相应增加，这样一来，日本企业就有能力支付更多的研究与开发费用、更新各种设备，日本企业的产品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就更高，国际竞争能力就更强，从而使市场占有率再次提高。日本企业强劲的竞争能力，使美国产生了一种日益增强的防御心理。美国公司的主管为应对来自日本的竞争，在品质上偷工减料，对待员工更加苛刻。
美国的学者拟定了一套现代化的理论基准，即知识普及、高度都市化、较高所得、社会流动等来衡量日本，无疑日本是成功的。尤其在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处理罪行、城市解体、失业、通货膨胀、政府赤字等难题上，日本都能迅速渡过难关，而美国则不然，这更使老美惴惴不安。日本成功的事实，除了这些基准，美国学者还提出了传统与现代衔接的问题，即是传统因素的转化。例如，德川时代“家”的意识转化为现代化“公司”的集体意识，有利于公司的经营。传统的“武士道”精神转化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对公司的效忠。
东方人对西方人而言，永远是所谓的INSCRUTABLE（难以捉摸）。日本人今天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恐怕与战后全国民心的“同仇敌忾”、“发愤图强”有关，就是要争一口气。东亚历史文化上的统一，乃中国文化向东亚邻近诸国辐射的产物。日本的文化源自中国，日本却将中国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改变为近乎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度，当代社会表现为“财团体制”。可是，有些自中国输入的文化，如禅宗及日本封建制度最后阶段中仍为日本军人所采纳的儒家哲学，依然保持其本来的面貌。
日本古代是以神权帝制统治天下，使民智不开，思想偏执，但到了中古武人执政，就逐渐地打破了皇权独霸的结构。虚位的皇帝，虽然至尊，但并不最强；军人最强，但并不至尊。胸中有两种不同的力量在活动，自然就不会被僵固在一端，于是人的思想意识就有了自由活动的空间。因为有两种力量的平衡，不至于把皇帝或将军视作非人天神，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思想的活动开辟了道路，这不能不说是日本的偶然幸运……
微观经济的王者
日本经济在世界舞台上的咄咄逼人引发了西方社会的阵阵恐惧，同时也招徕了美国的猛烈“敲打”。美国一度将日本看成是苏联解体后的最大的威胁和敌人。在《即将与日本发生战争》（1991年）一书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冷战后美国的头号敌人就是日本。
与此相呼应，美国的新闻界开始不遗余力地鼓吹“日本威胁论”，鼓吹比苏联更可怕的日本经济是在美国再度出现的“黄祸”。美国舆论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危及美国安全保障的最大威胁，现在不是苏联的军事力量，而是日本的经济侵略”。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在美国的战略家中，已有不少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一场经济战争。”
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告诉人们，太强和太弱一样，都会是不安全的。太强了，就会造成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感，成为其他国家的“敌人”。而太弱当然也是不行的，容易被其他国家欺负，失去安全。强大要有一个“度”，这个“度”把握不好，就会失去安全。二十世纪80年代雄起于世界的日本经济十分张扬显赫，四处扩张，“日本威胁论”甚嚣尘上，结果是四面楚歌，招徕了一片喊打声。
经过了一番痛苦的体验后，日本吸取了教训，一改其咄咄逼人的强大气势，借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短暂颓势，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始终无法从颓势中走出、失去了10年美好光阴的虚弱巨人。世人面对这一光景，无不为日本的夕阳西沉而感慨万分，一改过去对日本戒备和警惕的心态，转而用同情或嘲笑的目光关注和打量起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经济“巨人”了。
为了逃避“枪打出头鸟”厄运，日本吸取了80年代因过于咄咄逼人而招致暗算和打击的教训，开始重新“化妆”自己，有意地弱化自己，试图改变国际上流行的“日本第一”的国际形象。1991年到2002年，日本的GDP年增长1.1％，不仅大大低于高增长时期，也低于世界同期平均增长率。这是形成日本“十年低迷”、“失去的十年”认识的统计基础。在世人看来，过去的十年里，日本经济一蹶不振，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国内问题百病丛生。日本人一直在哭穷，在叫苦，似乎要让世人对他们这些见人鞠躬的谦谦君子给予更多的怜悯。
因缺乏透明度和具有暗箱操作性，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常常受到西方学者的批评和指责，但日本政府照样地我行我素，照样能通过“作假”的手法，始终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日益走向萧条的国家，将自己定位在“危险”和“萧条”的边缘。日本的学术界也不断地进行历史总结和“学术创新”，毫无愧色地说过去的十年是“失去的十年”；而且还追加说：“弄得不好还将再失去一个十年”，惹得海内外舆论一起跟着唉声叹气。
但明眼人还是有的，那些常去日本的学者和专家们说，他们到了日本是一点也感觉不到什么萧条。2002年，日本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仍高达36000美元，日本与美国、挪威、瑞士等国的平均国民所得仍位居世界最高水平。从GDP的各国比较看，1990年到2000年，日本实质GDP平均增长率为1.75%。公认为资本主义优等生的德国同期增长率为2.25%，仅比日本高出0.5个百分点。如此看来，日本在过去的10年中经济表现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坏。
如用GNP（国民生产总值）衡量，2001年，日本海外总资产达到2.9万亿美元，海外净资产1.5万亿美元；海外制造业销售额4348亿美元，与日本出口相当。年，日本海外总资产年均增长3.1%，净资产年均增长13.9%，均高于同期日本GDP增幅。他们正在默默打造一个海外日本。
在日本诸多制造企业中，日本三大汽车生产商丰田、日产和本田的表现尤其突出。这几家企业运营利润占销售额的比例均超过10％，远远高于大多数生产企业，而且这几家企业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扩大。照相器材和半导体产品生产商佳能公司的净收入1994年以来已增长了6倍，但仍在不断把资金投入技术研发领域。再看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企业索尼和松下公司，1992年3月期决算时，索尼的销售额约2万亿日元，松下约5万亿日元。但在所谓“失去的十年”中，这两大企业的销售额反而是大幅度地增长了。在2001年3月期决算时，索尼的销售额是7.3万亿日元，松下的销售额是7.6万亿日元。　
日本虽然是宏观世界的弱者，但却是微观世界的“王者”。日本人在微观世界和细枝末节之处，往往具有超常的表现，能将自己的所有的潜能都酣畅淋漓地发挥出来。日本通过采取向国外大量转移产业的方式来淡化产品的国籍，以借船出海的方式避免引起他国的注意。据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到2002年末，日本的海外纯资产约合16277亿美元，相当于法国、德国、意大利对外纯债权总额的6倍，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时的3831亿美元相比，11年间增长了3.25倍。
此外，日本还采取了化整为零的手法，放弃了整体战略（产品）而转向了局部战略（零部件）。在成品领域，日本竭力以低调和不事张扬的面貌出现，主动放弃了许多世界第一的称号（无论是在制造业还是金融业），以弱者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让人们觉得日本是个正在衰落的国家，从而放松对日本的警惕。日本在“细节上”控制着东南亚各国。日本在东亚四小龙和东南亚投资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所生产的耐用消费品，已直接出口到欧美各国。
在民族品牌上，日本已经不太讲究了。当中国人在全力地打造自己的民族品牌时，日本人却在研究如何在“细节”上继续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即用中国的民族品牌来包装日本的零配件。对于日本而言，虽然产品的核心部件乃至大部分零部件都由日本或其他国家生产，但组装的产品却是“中国制造”。日本企业乐于“隐姓埋名”，因为这样既减少了与美欧的贸易摩擦，又不影响获得丰厚的利润。
此时，人们希望知道的是，在日本衰而不败、弱而不倒的虚假的表象后面所隐藏着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阴谋”，而这一“阴谋”又是基于怎样的一种安全战略的考虑，日本究竟是在以怎样的方式和手法贪婪地在全球聚敛财富，并在经济上继续支配着世界的呢？
隐藏起来的日本综合商社
亚洲周刊“亚洲企业1000”排行榜的资料显示日本企业并没有因该国持续10年的经济衰退所拖累，众多日本企业在亚洲市场仍占重要的地位。“亚洲企业1000”排行榜是以2001年度或最近公布的年度营业额排名，日本上榜企业数目最多，达711家，占71.1%，冠军是丰田汽车。第二是韩国，共67家企业入榜，占6.7%，冠军是三星电子。除了韩日，其他国家和地区排名较前的公司是石油、电力、能源、电讯等具独占性质行业以及国营为主的公司。
日本向来以“综合商社”为经济的主干，而这些传统综合商社的关系企业众多，而且规模都很大，也是日本企业在“亚洲1000大”占尽优势的原因之一。例如前500名中，共有12家以住友为名的企业，10家以三菱为名的企业，9家以三井为名的企业。韩国也有同样的情况，在前500名中，有6家以现代为名，5家以三星为名，5家以LG为名的公司。
人们往往喜欢用世界500强的排名来衡量企业实力。日本的综合商社排名从1994年的前5位的地位一直在下滑，这与日本国内经济的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比如，三井物产2004年将经营额最大的能源和矿产部门分立出去，使其500强排名跌到177位，从而近一步掩盖了它的巨大实力。
日本综合商社和很多大型企业出现了一种建立地区总部的趋势，其经营和管理活动相对于过去分散开来，更多的营业收入被计入当地公司的账目中。另外，综合商社投资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家企业的收入没有显示出来，从而弱化了人们对综合商社巨大形象的认识。如今美国的沃尔玛排在了世界500强的第一位，的确带给人们很强的意识，美国第一。
可是，如果三井物产想争这个风光，他们也许只要把部分投资公司的收入并入账目，就可以坐到第一的位置，或是简单地将财团中的企业并入进来即可。当然，综合商社在企业中的投资比例比较低，普遍在10%左右，但是将其所有投资额加在一起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些综合商社所投资的关联企业基本上看不到商社的名称，所以人们也很难意识到它的存在。
综合商社的主要职能是保障企业的原料供应，培育新兴产业和大型制造业，为国内企业海外贸易和投资铺路搭桥。随着日本制造企业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一历程并向海外转移，日本产业向高精尖和低原料消耗方向发展，综合商社对日本国内的业务量在减少，表现出势弱的征兆。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目前中国与日本的发展水平不同，而更像日本60年代中期的发展阶段，不应该因为已经处于发达阶段的日本综合商社面临的当前问题去否定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组建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的现实意义。综合商社的组织形态，实际上是一定经济环境和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
明显感到，随着美国金融寡头（基金机构）在宏观领域（汇率，期货）的强大压力，和日本商业巨头（商社财团）在微观领域（资源，物流）的激烈争夺，中国经济正在受到外国势力越来越多的控制。当我们为以中国乒乓球队和中国女排为代表的中国体育军团在世界比赛中屡见战功而欢喜雀跃时，日本国民早已习惯于自己的经济军团（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在国家间的经济竞赛中所向披靡。
美国的好学生南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这样的发展中地区已经成为日本财团的属地；不可一世的美国必须承认其制造产业正在被日本财团企业蚕食；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和中东的丰富资源正在成为日本商社的囊中之物；毫无疑问印度和非洲正在被列入日本财团的新战略目标。
惟有欧洲是个例外，因为那里是与日本经济组织模式类似的德国的势力范围，日本财团很难有空子可钻。另外在东亚，韩国是一个不可征服的国家，因为韩国有着从日本学来的以综合商社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财团产业。在国内，温州是仅存的一块不被外资沾染的净土，因为它们有着类似日本人的商业行为和理念，但组织方式还很原始。我禁不住要问，中国经济的未来将会如何？
作为中国的普通民众，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大量日本品牌的商品占领中国市场。对于企业家来说，他们看到的是大量日本企业涌入中国，在当地生产商品或零部件。而经济学家和经济领袖们是否注意到，隐藏在背后的以综合商社为主导的日本大财团正在部署它们的中国战略。在文章中，我提到日本财团的类军事化组织行为和作为财团核心的日本综合商社的微观经济管理职能。
现在，当我们在正面战场（宏观经济）上防御美国的金融资本（对冲基金）时，却忽略了日本的商业军团（综合商社）正在悄悄地侵入我们的后方基地（微观经济）。在改革中，由政府重点改革和扶持的银行体系承担起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任。那么，谁是中国微观经济管理的主体呢？要把它交给日本的综合商社吗？中国人自己的综合商社在哪里？
韩国上世纪7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期确立本国综合商社和财团机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综合商社是推动日本、韩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和韩国，综合商社的建设与发展甚至超过了银行的重要性。
白 益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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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搏士”非彼“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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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三井帝国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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