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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乞讨成员透露：乞讨难挣钱改行擦皮鞋
广州一专业乞讨团伙悄然“转行”，其中一成员透露原因
本版统筹：新快报记者　温建敏　本版采写：新快报记者　王晓华　牟晓翼　杨莉　实习生　刘琴　刘正旭　陈福香　汪霞
　　广州小北路天秀大厦到环市中路陶瓷大厦的一段人行道上，一溜带小孩的妇女一字排开，面前摆着小板凳和擦鞋用具。妇人们脸黑黑的，多数很沉默，你问她“擦鞋多少钱”，她也不说话，只是略略挤出一丝笑容，伸出一根手指头，意思是“一块钱”。边上的几个小孩不停地嬉闹。这是一些再普通不过的擦鞋人。
　　而根据线报，这些擦鞋者的“前身”是一个专业乞讨团伙，他们大概有三四十人、原籍贵州。
　　这些行乞人员为什么要“转行”？“转行”后生活得怎样，会不会“重操旧业”？带着这些疑问，23日上午开始，记者连续几天在此展开调查。
　　图：母亲擦鞋，小孩就向路人伸手要钱。新快报记者　牟晓翼/摄
　　体验报告：本报记者假扮乞丐闹市蹲点
　　期间饱受白眼并被驱逐，没有半分“收获”
　　试验目的：了解行乞者的生存状态，市民对行乞者的态度
　　试验内容：假扮无钱上学的“大学生”讨钱
　　试验时间：日（广州提出设“禁讨区”的第三天）
　　试验地点：广州闹市区的第十甫路
　　试验人员：本报两名记者及一名实习生
　　试验结果：历尽白眼、怀疑，却分文未“讨”到，最后被保安驱逐
　　试验感受一：放下尊严并非易事
　　试验感受二：假乞丐太多，广州市民不敢随便“施爱心”
　　当日下午2时，第十甫街上，人流来来往往，正是逛街的高峰期。记者一行三人决定在某时装店的旁边“行乞”，由一人假扮大学生，另外两名记者在旁埋伏，伺机而动。
　　在“跪着要钱”还是“蹲着要钱”之间，我犹豫了很久。毕竟，跪天跪地跪父母，不能动不动就跪，何况，我的父母健在，实在是没有充分的理由跪下去。那就蹲着呗！
　　这一蹲，血唰的一下直往头上冲，脸上直发热，烧得视线都模糊了，毕竟，这不是简单的体位性低血压，还有仰视的压力———当你试着蹲在地上看人时，那种海拔的高下落差、从高处倾泻而下的复杂的眼神———怀疑有之，同情有之，鄙夷有之，后者的压力更让人无法承受。于是，我仰着的头慢慢地低下了。
　　不久，有一双布鞋就停在我的对面将近两分钟，我开始默背举在手上的求助信：“各位好心人，我是重庆人，家境困难，父母年迈，已无劳动能力。哥哥身患重病，无钱医治。我高中毕业，考上大学，但因无力支付学费，停学在家。无奈出来，向社会好心人求助，希望可以筹点钱给哥哥治病，自己可以上学。”
　　背完了。并没有钞票或者硬币落在我的面前，那双脚也没有离开的意思，我忍不住抬起了头———一位老太太站在我的面前，白发、沟壑万千的皱纹、干瘪的嘴唇，看似慈祥，但她眼里的怀疑却将我拒之千里。
　　她正在认真地打量我，仿佛要在我的身上找到求助信上所说的事实。我确实并不瘦弱，也并不衣衫褴褛，尽管我的衣服颜色黯淡，但是还算整洁。她想从我的身上看到什么？在她犀利的眼神逼视下，我特别的不自在和惊惶，无法理直气壮，终于我低下了头。那双脚仿佛是很满意地离开了，我也长长地松了口气。也许，这就是乞丐的头永远为什么总是低着的原故吧。
　　蹲下10分钟后，我的注意力就从眼前是否有钞票和硬币，转移到逐渐发麻的双脚。双脚发麻，而后发胀，最后感觉仿佛有千针乱刺。谁来解救我那可怜的双脚和那没讨着一分钱的尊严？
　　我发自内心的呼号似乎感动了老天，在我已经蹲得两眼晕花时，一双擦得贼亮的皮鞋映入了我的视线。“这该是一个有钱的主吧”，我一阵窃喜，会是哪位“天使”呢？顺着鞋子向上，我看到了军绿色的裤子，大帽檐，那张脸在阳光的折射下模糊不清，但手中握着的警棍却清晰地在眼前晃动———“乖乖，是保安大爷赶咱来了。”
　　最终，记者瘸着腿，拐进了胡同，结束了半小时的“乞丐”生涯。
　　体验行动因忽然出现的保安而告终，让记者颇感遗憾。然而，在记者蹲着的半小时里，感受的不仅仅是尊严的低人一等，还深刻体验到了“谁说乞丐没有付出劳动，能够蹲着或是跪着半小时，都是毅力的非常考验”说法的“正确”。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图：蹲点半小时，本报记者没有“进账”。新快报记者王小明/摄
　　记者目击：母亲擦鞋孩子向路人伸手
　　在前两天的采访里，记者几乎一无所获。她们对来擦鞋的记者很客气，鞋也擦得很干净，但当记者试图做进一步的询问时，她们都露出警戒的神色，要么假装听不懂，要么表示自己不会说普通话，有的干脆一直低着头。
　　大人什么都不说，但边上的小孩却暴露了其父母的身份。
　　附近一带因为有几家清真饭店，吸引了很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外国人到这里吃饭。每当有外国人经过的时候，小孩子就会拿着饭钵迎上去，对此他们的父母似乎已经显得习以为常。令记者吃惊的是，这些小孩伸手的时候嘴里还会说“Hello”。
　　记者仔细观察，发现在不超过100米长的街上，竟有瘸子、拖家带口乞讨的、擦鞋的各色人等，他们的行为和目的都脱不了要钱。
　　在陶瓷大厦对面的天桥上，有几档卖水果的在招揽顾客，旁边竟也有小孩晃着泡沫盒子向顾客要钱，大多顾客为脱身，就将找回的零钱给他们了事。记者躲在陶瓷大厦细观动静，不一会儿，刚才还在擦鞋、乞讨的竟都聚在天桥上“高谈阔论”了，气氛还很热烈。
　　陶瓷大厦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她们以前经常在天桥上乞讨，专门向老外下手，如果讨不到钱就抱住他们的脚不放手，有人甚至摆出英文的乞讨状！每天大约下午6时她们就会在天桥上出现，晚上10时左右才“收工”。该工作人员还透露，常看见有个中年男子在她们乞讨的路段“巡视”，当孩子乞讨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盯着，乞讨的孩子要看他的眼色行事，他不点头，孩子就不敢放手！在接下来的采访过程中，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不时出现在记者的视线里。
　　采访实录：为生活所迫外出行乞
　　25日中午，在陶瓷大厦附近的一角，有一个穿着少数民族服饰的三十多岁的妇女，带着个3岁左右的小男孩，单独坐在一边擦皮鞋。记者见其显得格外老实，便坐下“照顾”其生意。擦完鞋后，记者“大方”给了她一张5元的钞票，告诉她不用找了。该妇女显出很感激的神情，开始和记者交谈。
　　她自称是贵州凯里人，因为当地太穷，田地少，种的粮食都不够吃，只好出外谋生，她和同伴们来广州已经一个多月了，丈夫和自己都在给别人擦皮鞋，晚上就住在老乡那，每晚5元钱，她还透露，家里还有个十岁的孩子，上小学了。
　　记者问他们收入如何，她说，现在擦皮鞋的人太多了，一天也就能挣个20块钱左右，身边带着的小孩每天也能讨个10来块，刚好够三个人的生活。记者问她是不是打算以后都这样过。她看着尚不懂事的孩子说，等他长大一点就让他上学，男孩子总要懂点文化，将来好找工作！记者提出到他们的住处看看，希望能为他们提供点帮助，她便推说没上过学，听不懂普通话，起身收拾东西走了，眼神闪烁，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另外一路记者经过努力，也终于让一擦鞋的妇女开了“金口”。
　　这名妇女告诉记者，她们母子二人也是贵州凯里人，这一地段的贵州人都是一伙的。因为当地太穷，为谋生而不得已出来。因为丈夫还有年迈的双亲，所以没出来。来广州已经快两年了，以前也是靠乞讨维持生活，拖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找不到工作。她透露，以前还好一点，每天能讨个30块左右，省点还能给家里寄一点，现在不行了，乞讨的人太多了，一天下来也挣不了几块钱，只好改行给人擦皮鞋，一套工具大约20元，但擦一双鞋也就2块钱，一天能擦10双就很不错了！
　　她说，其实擦皮鞋也很好，一天可以挣二三十元钱，而且别人给钱也很痛快，不像乞讨那样常常被别人骂，在擦鞋时还可以照看孩子。但是，因为城管不让随便摆摊，生意也很困难。
　　记者疑问：你还会再乞讨吗？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问一名转行擦鞋的妇女，以后是否还会再继续行乞时，她低下头，含含糊糊地回答：“如果赚不到钱，可能会吧。”
　　另据在陶瓷大厦工作的服务员们向记者透露，这些乞丐是在去年11月份开广交会的时候来的，专门找外国人要钱，拖着老外的腿不让走，前一段时间大人忽然改行了，有的擦皮鞋，有的卖水果，而且也没有以前那么猖狂了。当记者问为什么他们要改行时，其中一女服务员表示，可能是受最近媒体讨论“禁讨”的影响。
　　但附近的居民却并没有认同这些乞丐的“改行”行为，“等风声没有那么紧了，他们还会像往常那样猖狂的。”女服务员最后不无担忧地说。
　　市民看“禁讨”：“禁讨”不能一禁了之
　　市民马俊：对乞丐我们不能一禁了之，也要挖其根源，比如说为什么贵州，河南、安徽乞丐多，说到底是这些地方的农民太穷，到了当农民还不如当乞丐的地步。对这些乞丐的治理从根本上就是解决三农问题。对一些被人控制的乞丐，司法机关要及时解救，把操纵者绳之以法。
　　网友两袖清风：民政部门可以对乞丐进行“资格审查”，为确实困难的人发证明，大家只给有证明的人钱，假乞丐没有市场了只得回家或改行。
　　市民李建国：如果“禁讨”了，乞丐没饭吃了，到处偷或抢怎么办，市民岂不更难受。说到底，还是应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中山大学吴丙辰：每次在外面碰到那些缠住人不放的乞丐，真的很生气，但有些乞丐的确可怜，乞讨是他们的生路，在这个城市禁了，他们还会去另一个城市，所以最好是规范他们的行为，未必要禁。
　　刘楚建：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我很赞成“禁讨”，这些乞丐经常站在红绿灯处乞讨，严重影响交通。
　　市民李如兰：广州是国际大都市，一些乞丐常常缠住外宾要钱，有损城市形象，在繁华地段“禁讨”是有必要的。
　　市民廖文：我赞成“禁讨”，但是一定要解决好这些人的出路，要么划一块乞讨区，要么帮助他们中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改行”，比如让他们擦皮鞋。
（晓航／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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