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增长与分配关系的理论研究及其最新进展--《经济评论》2003年06期
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增长与分配关系的理论研究及其最新进展
【摘要】：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自20世纪50年代库兹涅茨提出著名的“倒U”假说以来,中西方学者围绕此假说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大量经济学家用事实来验证此假说的存在,即不平等程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先上升而后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证据反对此假说,如有些西方学者针对20世纪70-80年代的“东亚奇迹”,得出了“增长和平等可以同时实现”的重要结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收入不平等程度开始在很多国家加深。因此,在21世纪初,经济学家对增长与分配之间关系的讨论还会继续,但是,讨论和研究的重点将发生变化。
【作者单位】：
【关键词】：
【分类号】：F061.2;F014.4【正文快照】：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历史的、自然条件的、地域性的、政治的、种族的和信仰的不同,得出一个有关国家间增长与分配关系的模式是相当困难的。从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关于经济增长对收人分配带来的冲击,刘易斯(1954)和库兹涅茨(1955)的经典分析打开了经济学界对增长与分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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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定量分析
陈真玲/王光辉/顾基发
　　　　内容提要：经济增长和社会代价之间的内涵关系可以通过分析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而建模进行实证分析。具体而言，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依据，选取代表性的社会代价指标试图从更加全面的角度构建社会代价指数，利用状态空间方程和卡尔曼滤波从定量、动态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与社会代价的关系，用经济增长对社会代价的弹性变化来揭示中国经济增长中社会代价的动态轨迹，探讨中国目前社会代价是否在一定合理的阈值范围之内。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社会代价的弹性在0.45～0.48之间，也就是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社会代价增长0.45～0.48个百分点，虽然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收益大于社会代价，但是经济增长对社会代价的弹性呈现了递增趋势。因此必须要千方百计降低社会代价，才能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经济增长/社会代价/状态空间模型/卡尔曼滤波/弹性　　作者简介：陈真玲(1982-)，女，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计量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北京　100190；王光辉(1987-)，男，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风险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北京　100190；顾基发(1935-)，男，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系统工程，北京　100190　　& & 一、引言　　社会代价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引起的社会发展代价。“二战”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人均收入虽然提高，大多数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改善，分配不均、贫困、失业、社会动荡、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这就是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巨大社会代价。中国经历30多年的飞速发展，贫富差距增大、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这些社会代价抵消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也是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学者普遍认为社会代价主要是指人类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做出自我必要的牺牲、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这种代价有些是必要的，有些是完全可以减少或者防止发生的。例如，韩庆祥等[1]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了代价的不同含义，在日常生活中代价被用来指达到某种需要或者目的作出的某种舍弃、付出、投入和消耗。哲学中的代价是事物发展的矛盾或背反性质的体现，是否定的外化或对象化形式，即发挥着转化功能且自身要被否定掉的价值。也有学者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将代价定义为现代经济发展所花费的社会成本，进而可以从成本—收益、投入—产出的角度进行分析。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社会代价应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而导致的社会结构扭曲以及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从而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综合来看，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可以定义为由于经济增长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和谐或者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这种主观发展与客观事实的背离必然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稳定和不可持续，其实质是在“人、自然、社会”三者矛盾运动中所发生的失衡。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相当多学者围绕收入分配讨论社会代价。库兹涅茨认为收入分配随经济增长呈现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2]。从收入分配的经济增长效应出发，佩尔森(Persson)和特贝里尼(Tabellini)[3]、艾里辛纳(Alesina)和佩罗蒂(Perotti)[4]、伯索尔(Birdsall)和朗多罗(Londono)[5]都提出了几乎相同的观点：不平等的变量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极强的负相关关系。从不平等和社会冲突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艾里辛纳(Alesina)和佩罗蒂(Perotti)[4]通过考察投资和社会分配的不平等的关系，指出不平等会导致政治和社会不稳定从而会导致最佳投资水平的下降，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洛迪克(Rodrik)[6]认为较大程度的不平等会增加社会政治体制的压力，降低政治体制对外部冲突的有效反应能力，同时也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社会暴力。发加纳兹贝(Fajnzylber)[7]等认为收入不平等往往和社会暴力程度之间存在极为显著的相关关系。波桂根(Bourguigon)[8]等学者认为，由于生活费用、医疗条件等基本生存条件无法得到保证和满足将会导致急剧上升的社会暴力，而社会暴力和犯罪都与收入分配不平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还有学者从社会代价的整体角度出发来研究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罗马俱乐部等经济学派认为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注意经济社会整体的综合协调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发展代价表现为：环境污染、资源缺乏、人口膨胀、极度贫困、分配不均、社会邪恶势力上升和核威胁等问题。佩鲁(Perroux)[9]指出：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赶超发展战略”，对发达国家单纯地赶超和模仿，只追求经济增长，不注意社会整体的综合协调发展，从而“打破了各种传统的一致形式，使普通老百姓的各种需要和愿望受到忽略。为了使产品制造得像进口货那样好，为了填补技术上的空白，却牺牲了老百姓的利益，并使他们对国外的依赖长期存在下去”。宋林飞[10]认为社会转型的压力也是代价，其主要来自利益再分配的压力、社会结构分化的压力、竞争的压力和规范重组的压力等。社会代价具体表现为五种类型：失业、社会分化、犯罪、社会不安、社会公害。陈晏清[11]将改革和建立市场经济的代价归结为模式代价和过程代价，这些代价导致了社会各部门在适应经济转型中出现严重困难和滞后状况，并最后使经济发展蒙受损失。毛园芳[12]从定性角度系统整理了社会代价的有关理论问题，对代价进行分析归类，并对代价的具体结构进行客观的描述。　　上述研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不足：(1)大部分学者主要集中于研究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涉及社会代价更广更深的概念与内涵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收入分配是社会代价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社会代价和经济增长的全部内涵体现。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的现实格局实际上绝对不是单一的收入分配问题，其中城乡不平等、地区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通过不完善的资本市场、缺乏透明度的政治体制以及不完善的市场竞争等机制和渠道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冲突以及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已经构成影响中国目前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和影响无疑构成了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主要障碍[13]。因此对社会代价进行更加全面和综合的揭示和表达显得急切而重要。(2)当从整体社会代价角度出发时，由于社会代价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和复杂，很难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问题，导致国内外学者对社会代价的研究只是停留在定性分析阶段，很少涉及定量分析。　　针对以上不足，本研究试图揭示社会代价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涵关系，对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通过建模进行定量分析：选取代表性的社会代价指标试图从更加全面的角度来刻画社会代价，利用计量经济学中的状态空间方程和卡尔曼滤波从定量、动态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成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用经济增长对社会代价的弹性变化来揭示中国经济增长中社会代价的动态轨迹，探讨中国目前社会成本是否在合理的阈值范围之内。　　三、社会代价的定量描述　　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将社会发展代价定义为包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代价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代价。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由于经济发展的成果无法得到合理公平的分配而导致社会生活成本上升、社会矛盾激化从而引发社会动荡等。社会和自然之间由于自然资源的短缺、环境的恶化一次又一次使人类认识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必须要加强自然环境的保护。因此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入手更能深刻刻画社会发展代价的理论表述和真实内涵。　　(一)社会代价变量选取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科学性，人与人之间社会代价的指标主要有城镇登记失业率、平均房价、基尼系数、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等四个主要指标来衡量。人与自然之间的社会代价的指标主要有工业生产中废水、废气和废弃固体三个变量来衡量经济对自然的影响。数据来源主要有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14]、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5]等，时间范围为年，具体的变量选取依据为：　　(1)城镇登记失业率。章元和刘时菁[16]等认为城市居民和民工失业的增加都会直接推动犯罪率上升。由于失业的民工缺乏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险，他们会更加脆弱并更容易走向犯罪，因此会更容易推动犯罪率的上升；另一方面，城市失业率的上升还会推动地方政府采取更加歧视民工的就业政策来保护城市居民的就业，因而在犯罪率上升和犯罪高峰持续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选择国家统计局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来衡量社会的失业状况。　　(2)平均房价。近年来商品房价格成为居民日益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为代表的居高不下房价成为影响居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用国家统计局的商品房销售额比上商品房销售面积来表示全国的平均房价，反映居民居住成本的变化。　　(3)基尼系数。大部分学者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与社会犯罪有相关关系[8]，鲁元平等[17]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结论发现，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它对农村居民和低收入者的负面影响要显著大于城市居民和高收入者。此外，收入不平等除了自身对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负面影响外，还通过社会犯罪间接地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本文采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18]公布的基尼系数来表示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按照国际通用标准，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表示收入分配较为合理，在0.3～0.4之间表示收入差距扩大，在0.4以上则表示收入差距悬殊。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0年已经达到0.402，2010年达到0.53，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悬殊的地步。　　(4)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通货膨胀一经转向恶性通胀，首先就是物价飞涨，物价涨幅大大超过经济发展增幅，使国民资产大幅贬值，这种贬值带来的恶果就是生产资料类固定资产价格上涨，不断上涨的非生产性成本严重打击企业的生产，造成企业倒闭、企业员工失业，进而社会消费下降，实业进入下降循环，经济陷入衰退。并且这还是个循环过程，严重者甚至导致国家崩溃——历史上许多国家政权更替都是在这种经济背景下发生的。因此通货膨胀成为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通常用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作为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5)工业三废排放量。人类的生产活动不可避免地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依靠自然资源的大量投入，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落后导致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废固)排放长期居高不下。三废排放过高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造成了空气质量下降、居住环境恶化、损害人体健康等社会问题，反映了人类的发展的需要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　　(二)社会代价指数　　由于不同量纲的指标具有不可比性，需要对原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目前常用的方法是极值化方法、标准化方法、均值化方法和标准差化方法。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中，均值化方法既能消除量纲的影响，又能保留原指标的变异性，因此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无量纲化方法。本文采用均值化方法对社会代价各个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公式为：　　某指标个体指数=某指标原始数量/某指标原始平均值　　使用均值化方法对各个指标进行消除量纲的均值化处理，并按照等权的原则对各变量进行加权，生成社会代价指数，如图1所示。　　&　　图1　中国社会代价指数(年)　　由图1可见中国的社会代价指数是逐年上升的。社会代价从1987年的0.534上升到2010年的1.643，社会代价上升了近3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产生了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物价水平不断攀升、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等的代价。目前收入分配不合理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行业之间逐渐在加大，“十一五”期间，公司高管人员年薪水平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年均增长18.1%。部分行业企业高管年薪已经上千万元，2007年时平安公司总经理年薪即为6616万元，是当年全国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751倍，相当于农民工平均工资的4553倍[19]。　　四、社会代价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社会代价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解析　　经济增长必然产生一定的社会代价，反过来社会代价也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益。但是社会代价必须在一定的阈值范围内，一旦社会代价超过一定的阈值，必然引起经济系统的混乱，进而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　　&　　图2　社会代价与经济增长的理论解析图　　如图2所示，在短期内社会代价和经济收益曲线都呈现逐渐增长趋势(长期趋势不确定)，两条曲线必然会相交与一点，假设此点为p*。情形1：当＜p*时，即经济收益大于社会代价，经济与社会系统处于相对和谐状态，社会稳定、经济健康发展；情形2：当＞p*时，即经济收益小于社会代价，社会系统将会出现动荡、混乱甚至崩溃；情形3：当经济运行在p*点时，经济处于平衡与非平衡的临界点，社会开始出现动荡，经济逐渐出现混乱。　　经济社会要保持均衡和谐的发展就必须使社会代价控制在一定的阈值范围之内。如何衡量社会代价是否在一定的阈值范围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一般的研究思路是计算出国内生产总值(GDP)与社会总代价的差值。但是这类研究难点一是无法精确衡量社会总代价，二是两种社会代价和国民总产出的量纲不统一造成在统计上无法实现。本文试图用动态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代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量关系，探讨中国目前社会代价是否在一定合理的阈值范围之内。　　(二)研究方法　　社会代价指数的合成定量揭示了经济增长与社会代价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将利用计量经济学中的空间状态方程和卡尔曼滤波来研究经济增长对社会代价的弹性变化。研究弹性变化能够定量、动态、深刻地揭示中国社会代价随经济增长的变动轨迹。　　状态空间模型被用来估计不可观测的时间变量，利用状态空间模型表示动态系统有两个优点：第一，状态空间模型将不可观测的变量(状态变量)并入可观测模型并与其共同得到估计结果；第二，状态空间模型是利用强有力的迭代算法卡尔曼(Kalman)滤波来估计[20]。状态空间模型一般有两个部分构成测量方程和状态方程。　　&　　是不可测的状态变量，可以用卡尔曼滤波推导出状态向量的最优值来估计。　　当一个模型被表示成状态空间形式就可以对其应用一些重要的算法求解。这些算法的核心是卡尔曼滤波。卡尔曼滤波是在时刻t基于所有可得到的信息计算状态向量的最理想的递推过程。卡尔曼滤波的主要作用是：当扰动项和初始状态向量服从正态分布时，能够通过预测误差分解计算似然函数，从而可以对模型中的所有未知参数进行估计，并且当新的观测值一旦得到，就可以利用卡尔曼滤波连续地修正状态向量的估计。这实际上是一个最优递推数据算法。　　(三)模型建立　　经济增长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通过GDP平减指数将GDP数据转化成1978年为基期可比的实际GDP。社会代价表示为SC。对国内生产总值和社会成本取自然对数，建立回归方程。由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处在动态的变化过程中，因此采用动态计量经济学来考察两者之间的相互变化关系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本文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构造时变参数模型对两者进行动态分析。建立如下模型：　　&　　1.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对所有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序列是否是平稳序列。采用ADF单位根检验对所有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见表1)。　　&　　由ADF检验结果知道，LGDP、LSC二阶差分序列都在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单位根检验。这些差分序列都是平稳序列，但是变量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得到如下表2所示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也就是两者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2.状态空间模型　　将数据代入(4)式和(5)式借助Eviews6.0软件利用Kalman滤波算法得到状态空间模型的估计结果。　　&　　&　　表3中各系数的统计量显著，P值较低，并且基本符合经济学原理和常识，模型拟合良好。式中β[，t]为变参数，代表经济增长对社会成本的弹性。　　&　　图3　中国社会代价弹性系数　　3.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模型(6)和(7)分析得到如图3所示的社会代价弹性系数。　　从图3中可以看出：(1)中国社会代价弹性系数整体趋势呈现幂函数分布，社会代价弹性范围为0.45～0.48之间，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从社会代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社会代价增长0.45～0.48个百分点，对比图2可以看出经济运行在情形1的位置，经济增长的收益大于社会成本的损失。经过30多年的发展，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也付出了较大的社会代价。居民收入分配加大，通货膨胀严重，居高不下的房价都成为困扰民生的重大问题。　　(2)从1988年以来，社会成本弹性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年成本逐渐增长阶段。其中1990年达到局部最大值，1991年、1992年呈现了下降趋势，从1993年开始又呈现上升趋势，在1996年达到最大值。主要是由于在市场化改革的初期，实现经济体制转轨，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贫富差距逐渐拉大，造成经济增长对社会成本的弹性逐渐加大。第二个阶段：年成本下降阶段。受国内外形势影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房价比较稳定，经济紧缩，但是社会成本弹性下降。第三个阶段：2002年至今，社会代价平稳上升阶段。经济增长逐渐上升，依靠房地产和汽车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造成了房地产价格快速上升，大城市商品房均价由每平方米3000元上升到2010年的2万～3万元，2009年、2010年通货膨胀一度上升，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大幅度提高，进入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过渡期。　　(3)从未来增长的趋势来看中国社会代价弹性将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官员腐败、权力寻租等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造成了社会“行为失范”。根据社会燃烧理论[21]，社会成本的逐渐增大会加大社会燃烧的温度，累积大量社会燃烧物质，对社会和谐造成重大隐患。　　五、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依据，本文从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入手，试图依照中国实际情况，选择有代表性的指标来刻画社会代价，构建了中国社会代价指数，结果发现中国的社会代价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2)从社会代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发，通过探讨社会代价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涵关系，对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理论建模。结果表明经济社会要保持均衡和谐的发展就必须使社会代价控制在一定的阈值范围之内。　　(3)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方法从动态、定量的角度来揭示中国社会代价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社会代价的弹性在0.45～0.48之间，也就是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社会代价增长0.45～0.48个百分点，虽然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收益大于社会成本的损失，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社会代价的弹性呈现了递增趋势。因此必须要千方百计降低社会代价，才能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l]韩庆祥，张曙光，等.代价论与当代中国发展——关于发展与代价问题的哲学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00，(3)：76.　　[2]Kuzn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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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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