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医疗健康领域年度最高级别盛会即将启幕|于广军|挂号费_凤凰财经
移动医疗健康领域年度最高级别盛会即将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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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杭州日电 /美通社/ -- 纵观当今的互联网医疗行业，正上演着群雄并起的变革，移动互联网正在改变传统的就医方式，重构新的产业生态链。
中国日电 /美通社/ -- 纵观当今的互联网医疗行业，正上演着群雄并起的变革，移动互联网正在改变传统的就医方式，重构新的产业生态链。中国健康大会倒计时无论是 BAT 几大互联网巨头，还是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医院、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纷纷将目光聚焦于移动健康市场，整个产业已然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为促进行业顺利发展，鼓励移动健康产业链各方深度融合，日-19日，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指导，健康报社主办，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萧山区人民政府、中国智慧健康谷承办的“2014中国健康大会”将在杭州萧山隆重举办。国家部委与地方政府高度重视 首次公开解读移动健康政策今年以来，以移动健康为主题的会议并不鲜见，但本次会议之高度显然前所未有，堪称“移动健康领域年度最高级别盛会。” 自筹备之初，包括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杭州市政府在内的部委与地方政府领导对本次大会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同期，还将举办“第七届中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大会暨科学就医主题宣传活动推进会”和“第十五届中国人口文化奖广播电影电视颁奖活动”。按计划，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会长李金华，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崔丽以及各省市地方卫生计生委等领导将出席会议。在18日下午举办的“政策引导与移动健康”专场，来自国家卫生计生委多个司局的领导，将联袂权威发声，围绕移动健康等热点话题进行深入剖析，指导移动健康行业的正确发展。政策制定者与全产业链一线实践者平等对话，共同探讨中国式解决方案，足以看出决策层对移动健康发展的重视程度。在大会期间，部委、省市领导还将实地走访中国智慧健康谷，视察智慧产业园区的建设情况。全产业链齐聚一堂 重磅发布移动医疗战略19日上午，上海市儿童医院院长于广军，广东省中医院名誉院长吕玉波，上海国际医学中心院长张澄宇等全国知名三甲医院管理者；腾讯集团副总裁林璟骅、挂号网 CEO 廖杰远、董事长陈启宇、美年大健康董事长俞熔、泰康养老保险董事长李艳华、杭州创业软件董事长葛航、北京联通副总经理郭建利等产业领袖，将共同出席“构建新时代的移动医疗生态链”专场会议，发表主题演讲，分享各自在移动医疗健康领域探索和实践。在会上，国内最大的移动互联医疗服务平台——挂号网将携手腾讯，发布影响医疗版图的重磅战略，据透露，其战略产品"微医平台"将与微信、手 Q 打通，为医院和医生提供接口，医院和医生端一点接入就可以为亿万用户提供便捷的就医服务。“微医平台”不仅能协助医院以移动互联网优化就医流程，从分诊导诊、预约挂号开始，逐步深入到挂号费支付、院外候诊、检查检验报告查询、院内一站式支付、层级转诊、诊后随访及商保直付结算；同时，医生可以通过“微医平台”在互联网上创建个人品牌、开展在线咨询，帮助医生建立自己的患者圈。同时，复星医药、泰康保险、美年大健康作为挂号网的移动医疗健康业务链合作伙伴，将阐述各自在移动医疗健康方面的战略，国内最大样本量消费者移动健康认知调研结果也将在会上揭晓。近千名专业人士参会
聚焦热点共话移动医疗自大会启动报名以来，其高规格和专业性吸引了业界的高度瞩目。据大会组委会透露，大会每天电话咨询、网络报名的人数络绎不绝，数度造成报名通道拥堵。10月15日，大会报名入口将关闭，想报名的用户可抓紧时间。目前已有千余人通过了参会资格审核，确定出席大会的人员包括各地卫生系统行政部门管理者、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管理者、全国知名三甲医院的信息化管理者、门急诊办公室负责人、新闻宣传部门负责人、移动互联网技术提供方等各方代表，几乎囊括了移动健康全产业生态链。这次大会以“移动互联时代的科学就医”为主题，各方人士将围绕医院管理与发展、卫生信息化、服务效率提升、科学就医、互联网医疗等话题展开讨论，共同探讨解决方案，这势必会对提升医疗效率、拓宽就医渠道、优化医疗资源应用、助推科学就医方面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2014中国健康大会占据了移动医疗领域的制高点，将成为移动医疗健康产产业大发展的新起点。大会报名倒计时，欢迎报名参会！免费报名方式：网站报名：登入2014中国健康大会官网报名（）微信报名：关注“中国健康大会”或“jkdh001”，点击“注册报名”进行报名截止时间：10月15日24：00会议联系人：邢英 李姝晴电话：+86-
+86-010-传真：+86-571-邮箱：会议地点：杭州萧山雷迪森铂丽大饭店详情请见健康报网（.cn）、健康报官方微信以及2014中国健康大会官网（）、中国健康大会官方微信。Photo - /prnh/1407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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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产业 健康发展
2013年10月，国务院40号文《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提出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健康服务业体系。健康产业迎来了新的契机。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健康产业应该如何健康发展，成为了业内广泛关注的话题。在第十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政策制定者、医院管理者、学者和专家等，从体制改革、多元化办医、技术创新、国际经验等多维度探讨了健康产业发展的趋势和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
促进我国健康产业良性发展
王陇德：关于健康产业，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尚无明确的定义。2007年，联合国国际标准委员会国际标准产业分类将健康产业归为经济体系的分支，是指从事为患者提供预防、治疗、康复、姑息治疗等服务的过程中所需的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但是，我认为健康产业应是指生产或提供以促进、维护健康为目的的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与其直接相关的行业。
健康产业涉及两大领域，即服务活动和生产经营。如果按照消费需求服务模式来分，又分为医疗性和非医疗性两大类，涵盖了四大基本产业群；如果进一步细分，健康产业涉及的领域非常广，可包括几十种行业门类。我国健康产业近年来快速发展，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包括如下方面。
健康教育开展力度不够
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指出，生活方式是影响人的健康和寿命的主要原因。要树立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首先要开展健康教育，把科学知识普及给民众。但是，由于我国政府主管部门重视不够，直至2012年中央财政才第一次设立了健康教育的专项经费，截至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地区没有专项经费，而且也非常缺乏开展健康教育的专业机构和人员。这导致国民的健康素养水平非常低下。
慢性病作为影响国民健康的主要问题，其预防和控制存在诸多问题。首先，防控策略不清。我们总体上提出“关口前移、重心下沉”的策略，但还没有落实的路径。其次，缺乏慢性病防控的工作体系。这是因为慢性病防控的主要技术措施是由医疗机构来实施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疗机构因大量的患者需要治疗，因此鲜少开展预防保健工作。再次，缺乏具体的工作计划。2011年联合国召开了慢性病防控的高级别会议，会议明确要求各国政府把慢性病防控的政策融入到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中。然而目前我国大多数的政府部门没有明确地将慢病防控的工作纳入施政规划。最后，慢性病预防的适宜技术普及程度低，技术人才和服务人员普遍缺乏，预防保健的知识和设施相对短缺。
药品研发能力较差
我国本土的制药企业数量多，但是研发能力较差，工艺较落后。2011年我国百强企业中药企的主营收入总和仅相当于美国辉瑞公司全年的销售额。同时我们的企业对研发投入严重不足，与发达国家甚至近邻印度都相距甚远。由于药物审批时间长，也影响了企业开展药品创新的积极性。这些问题都需要尽快得到解决。
针对以上问题，我有如下的思考和建议。第一，实现从科学研究、试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和创新的驱动发展，打破科技创新链条上的诸多体制、机制关卡。第二，使从业者了解社会需求，针对需求去发展健康产业。第三，充分利用现有政策，确立健康产业的战略地位，同时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和发展战略规划以及行业标准，大力加强人才的培养，鼓励行业创新。
大力发展重点领域和技术
卫生部在其发布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中提出了关于医疗卫生行业的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支持的重点行业，包括自主研发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器械和大型医疗设备，还有相关的服务业如健康生活方式、老年护理等。
在慢性病防控方面，除了一级预防和健康教育之外，二级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近年来，我国慢性病人群的年轻化趋势明显。针对这部分人群，应先判断风险，然后再去满足其潜在和必要的需求。
另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基因诊断。随着技术进步，通过基因技术预防一些疾病已成为可能。还有新生儿的疾病筛查，也将得到很大的发展。
在医学装备方面，要突破大型医疗器械的关键技术瓶颈，推进自主创新，注重多学科合作，加快推动小型医疗设备的上市。同时，加强人才队伍和信息系统的建设。&&&
在药品研发方面，从仿制药做起，积累经验和资金，在专利到期前两三年做好准备。实力增强后逐步发展到新药研发。在药品制剂方面，要加大研发力度，特别是缓释技术和智能技术，通过国际认证，进入国际市场。
健康投入不仅仅是消费，还是重要的投资。政府应该积极引导，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对40号文件的再认识
徐善长:首先要正确把握对健康服务业的宏观理解。2013年我国提出的加快健康服务业发展的意见和决策，是由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客观情况而定的。客观情况体现在两方面：在经济方面，2012年我国已经达到中等
收入国家的标准，对健康服务业的需求日渐增强；在社会结构方面，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这两方面决定了我国要加快健康服务业的发展。
健康服务业的重要性体现在：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在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挑战。我们目前面临着经济结构上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的问题，需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调整经济结构包括拉动就业，而健康产业的空间非常大。
以千人床位数、医师数和护士数为例就可看出问题所在。在千人床位数方面，2012年美国约为3.1，英国约为3.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中的国家约为4.5，而中国约为4。这反映了基层床位闲置而三甲医院一床难求的现实问题。在千人医师数方面，美国大约为2.5，英国2.8，OECD国家是3.0，中国是1.94，包括执业医师和助理执业医师。在千人护士数方面，美国约为11.1，英国约为8.6，我国是1.85，差距很大。根据上述比例，专家推测未来我们需要在医疗行业增加就业人数。总之，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个客观阶段的必然要求。
对2013年健康服务业的政策，有四方面内容需要重点理解。第一，要加强健康服务业体系化的建设。健康服务业覆盖面广，产业链长，需要各个环节的联动，尤其是医保、医疗、医药的联动。在这三者的体系化建设当中，如何发挥医保的作用非常关键。健康保险是我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的一个保障机制，有了健康保险才能保障老百姓的健康消费，才能够使老百姓的健康需求得到释放。所以，医保的作用特别关键。但在目前的体系化链条中，我国的医保、医疗和医药的联动是不理想的。现阶段，基本医保虽然得到了全覆盖，但水平低、制度不完善、部门分割严重。另外，目前城乡居民医保中大部分由财政补助，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制度。所以，医保问题非常突出，需要加强体系化的建设。
第二，要加快发展医疗服务行业。在我国现有的健康服务产值当中，医疗服务业占80%。新医改提出，公办医疗机构和社会办医要形成共同发展的局面。从2010年的国务院58号文件到2013年40号文件，文件对社会办医都有明确的要求。
为什么要提出社会办医呢？一是医疗服务的供给不足，二是公立医疗机构单纯靠政府来办是办不起来的。通过大力鼓励和提倡社会办医，可满足医疗服务的需求，提高供给,减轻政府的负担，以保证有更好的财力运转公办医疗机构。
目前社会资本办医存在两个趋势：医师体制外职业流动性逐渐显现，大型投资机构和企业实体进入医疗服务行业。然而社会资本办医的情况还是不理想，体现在三个方面：社会资本办医的机构人员、医疗资源配置和定点准入等方面的政策落实不到位；人才流动机制没有形成，人事制度改革严重滞后；监管不到位，严许可轻监管。政策落实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玻璃门”、“弹簧门”会始终存在。
第三，鼓励创新业务模式。在传统的医院式医疗服务基础上，向多样化的健康服务延伸，包括中医保健、健康养老、健康咨询、健康体检、旅游健康等。增加老年医院、护理医院等医疗机构，大力发展中医保健、丰富保险产品和服务。
第四，在支撑环节上，要积极发展相关产业，重点发展医药、医疗器械和第三方服务。&&&
我认为，在40号文件出台后的未来若干年内，可能将对医疗行业盈利模式的创新带来很大的发展机会。在美国，健康服务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还有很大的空间，要把握健康服务业发展的机遇。
培养聪明的患者
朱晓明:2005年，英国牛津大学卫生科学院院长在其《聪明的病人》一书中提到，“21世纪开始，患者可以充分利用信息、网络以及各类工具，来更多地参与自我医疗管理和健康管理的决策”。这段话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患者和机构都可以变得更聪明。
首先，我认为，建立个人健康档案（Personal Health Record，以下简称“PHR”）的机构更聪明，根据日常经验，医院和个人所拥有的数据和信息是交叉的，医院记录了患者就诊的数据，我们把它记作A，但是医院不具备另外一种数据，就是患者在未患病时的数据，我们把它记作B，个人健康档案应同时具备A和B，当A合B整合起来后，可以全面认识个体综合健康医疗状况。
如果在中国建立起PHR数据库，我认为，将有望让社区医院在某些方面逼近三甲医院。社区卫生院的硬件和医生专家群不如三甲医院，但是数据量是平等的。数字化时代的最大特点是，数据可以复制，信息可以共享，成本可以降低，长尾可以捕捉，蓝海可以加剧，成本都是一样的。当社区医院遇到疑难杂症的时候，第一步，查阅PHR数据库。第二步，比对相似病例的治疗记录，避免走弯路，采取最好的解决方案。第三步，确定对患者的整体解决方案。
第二个问题，实行Online
to Office(简称“O2O”)的医疗管理者更加聪明。我们设想一下，在PHR建立以后，O2O模式是不是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呢？以数字化医疗健康产业的O2O闭环六个步骤为例：第一步，患者在线上挂号；第二步线下就诊；第三步提交患者健康数据到医院或者公众健康云；第四步向患者推送治疗方案的检查报告，个人健康档案的更新；第五步实时监测患者健康数据，并上传公众健康云；第六步主动地干预病患在此就诊。所谓干预是医院里采取的措施，当实时监测数据发生异常的时候，医生进行主动的干预，通知患者马上赴院就诊，而对于慢性病的预防就可以带来非常大的帮助。如此一来，线上线下进行沟通，逐步完善个人档案，使患者和医院都变得更聪明。
多元化办医的机遇与挑战
解决社会资本办医的关键问题
钟东波:首先，我认为社会资本办医在我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一是医疗需求巨大。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凸显，疾病谱有了新的转变，经济快速发展，给医疗服务业提供了广泛的空间。二是制度空间大。目前国际上不同的卫生体制社会办医的政策空间、制度空间是不同的。如英国大概在20%以内，在社会保险体制的国家则为30%～70%，而美国在70%～80%。中国的卫生体制分型基本上处在英国和德国之间，比较接近法国。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简称“十二五”）医改规划提出，到2015年社会资本办医要达到20%的比例。我认为，这是比较合理的。“十二五”后此比例还可能进一步提高，但需要结合公立医院的发展历史和社会主义的制度考虑。
其次，我认为我国的社会资本办医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迅猛的发展。1985年以前中国没有私立医院，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大概只剩下一千家私人诊所，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到2013年我国私立医院达9700多家，占全国医疗机构总数的45%左右，80%的门诊部、医务室等科室都转为私立。
我国的社会资本办医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与国际比较，除了少数国家和地区，比如韩国、台湾地区的特殊制度外，在大多数国家，如此大规模的私立医院很罕见。目前北京有医院632家，其中私立医院372家，占到59%。2013年北京私立医院床位数占总床位数的17%，医务人员占比21%，服务量占比为11%。
再次，私立医院的发展目前已经构建了比较健全的政策体系，但是政策太多，要害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如何进一步放松管制，清理不必要的管制；第二是高端人才的可获得性；第三是市场的开放。所以，下一步不是政策求多，而是要抓住一些关键要素。
一个行业的发展更多地要靠内生的动力而非政策。最核心的要素是市场和人才，这样才能使一个行业得到健康发展。
关注“夹心医院”的发展
王兴琳: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开展了近两年的民营医院排行研究。我们发现，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目前数量比已经基本持平，公立医院占比为54%，民营医院占比在45%～46%之间，但是床位数的差距甚大，公立医院床位数是360万左右，民营医院是60万左右。差距主要体现在病床使用率上，民营医院的床位使用率为50%～60%，公立医院床位使用率高达90%，最高的在130%～150%。
然而现阶段，政策的利好使得社会资本办医大热，数量明显增加。从年，民营医院的身份和待遇逐渐向公立医院看齐。嗅觉最为灵敏的资本也都活跃在办医的路上。随着公立医院改制的逐步推进，对资本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正是社会资本办医的良机。许多企业家也在做医疗，8万亿元带来的机会非常明显，但机会下也隐藏着危机和挑战。我认为8万亿元虽然会成为新的GDP追逐点，但资本该如何选择医院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大型医院具有很丰厚的资源，基层的医院有政府的投入，恰恰是夹在中间一层的医院面临资源不够丰富和资金相对不足的问题，他们最需要寻求改变。所以这部分该如何投资是需要思考的。
营利与非营利医院
庄一强:如何从投资源头区分营利和非营利？这只有一个原则，即资本的性质。
商业性资本一定是营利的，商业资本的性质决定它的趋利动机和慈善动机。那么判断标准就要以输出结果来衡量：如果商业资本要投资医院，只能投资营利性医院；如果想投非营利医院就必须建立一个非营利基金，或慈善基金或类似台湾的财团法人，不营利的基金投资一个不营利的医院。本着这一观点，非营利的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实际上是同盟军，他们就是为社会做慈善，在政策上应该与公立医院一视同仁。由社会资本投资建院，但是性质跟公立医院一样。此种做法已经超越了卫生系统的范围，它涉及国家的财务系统、财政系统、卫生系统、民政系统、人力资源系统，甚至是国务院法制办。慈善机构怎么管理，比如教会办的民营医院怎么管理，包括民政部门；比如扶贫、救济怎么办，包括人社部、医疗卫生机构。这需要从整体即从国务院层面甚至全国人大的层面来立法推动。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官办的慈善机构要建立慈善机构的社会公信力，才能达到非营利医院的健康发展。
健康产业发展的国际经验
医院的自主化
陈英耀:在亚洲周边国家的公立医院改革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更多的可能是服务能力、技术水平和质量的问题。而在我国则是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如何体现、经济利益是否追求过多等问题。
在不同国家的公立医院改革中，对公立医院都有一定的放权，医院可以实施自主化运营，在医院的自主化运营中，有些严格有些宽松。中国的公立医院不仅是自主化的公立医院，而且是公司化的公立医院。政府在对公立医院的管制当中，如何管控它的重点，这是不同国家当中都体现得非常突出的一点。
在医院自主化评价当中，有很多重点的维度。一是在决策权上，如果要让医院运行发展好，决策权非常重要，不能将所有的决策权都掌握在政府决策层手中，当然在医院自主化当中还有一些市场的开放程度，如剩余索偿权、社会的责任和功能等等。医院自主化在各个国家当中并非是与否的问题。医院自主化是一个变化的程度。它的程度到底在哪里？不同的维度可以评判公立医院自主化的程度，这些程度可能和公立医院的绩效、技术水平、质量、效率和其他的方面相互联系在一起。
那么医院自主化产生了什么效应呢？从欧洲和美国或者南美洲的国际经验来看，医院自主化得到初步的认同。自主化应该是给医院管理者必要的权力。这是一种有管控的自主化，关系到社会、政府各方如何更有效地治理公立医院。这是改革的目标，在世界各国，可能都是社会各方对于公立医院管控方式的博弈和确定。
我认为公立医院改革将来会是改革的核心，虽然现在是一个艰难的环节，但是曙光还在前面。
台湾地区全民健保的启示
卢瑞芬:中国台湾的全民健保，目前在国际上是关注度最高的健保制度，全民健保是以单一支付者，在市场上独买独卖的健保。2013年的财务困难促使资金筹措发生了改变，目前医保资金来自薪资税和2%的补充保险费，非薪资所得的六类也都包括在其中，这些构成了财务来源。实行单一保险人的制度是为了加强市场力量来控制医疗费用，这是台湾地区全民健保在支付制度上的创新。
目前台湾地区的整个医疗费用占GDP的6.62%，一部分来自于全民健保的贡献，一部分是政府资金，第三部分是民众支付，这是台湾地区健保的一个特色。在医疗服务部分，85%的医院是私立医院，65%的床位在私立医院，私立医院相对发达。
台湾地区之所以能够做全民健保，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台湾地区的全民健保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处于台湾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时期，GDP每年有8%～9%的增长，企业的营业收入每年有10%的增长空间，民进党领导并促成了全民健保。第二个原因是大部分国家采用多重保险人制度，而台湾地区却选择单一保险人，是因为台湾地区有农业保险和工人保险，用市场力量改革支付医院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大型医院具有很丰厚的资源，基层的医院有政府的投入，恰恰是夹在中间一层的医院面临资源不够丰富和资金相对不足的问题，他们最需要寻求改变。所以这部分该如何投资是需要思考的。
营利与非营利医院
庄一强:如何从投资源头区分营利和非营利？这只有一个原则，即资本的性质。
商业性资本一定是营利的，商业资本的性质决定它的趋利动机和慈善动机。那么判断标准就要以输出结果来衡量：如果商业资本要投资医院，只能投资营利性医院；如果想投非营利医院就必须建立一个非营利基金，或慈善基金或类似台湾的财团法人，不营利的基金投资一个不营利的医院。本着这一观点，非营利的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实际上是同盟军，他们就是为社会做慈善，在政策上应该与公立医院一视同仁。由社会资本投资建院，但是性质跟公立医院一样。此种做法已经超越了卫生系统的范围，它涉及国家的财务系统、财政系统、卫生系统、民政系统、人力资源系统，甚至是国务院法制办。慈善机构怎么管理，比如教会办的民营医院怎么管理，包括民政部门；比如扶贫、救济怎么办，包括人社部、医疗卫生机构。这需要从整体即从国务院层面甚至全国人大的层面来立法推动。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官办的慈善机构要建立慈善机构的社会公信力，才能达到非营利医院的健康发展。
健康产业发展的国际经验
医院的自主化
陈英耀:在亚洲周边国家的公立医院改革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更多的可能是服务能力、技术水平和质量的问题。而在我国则是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如何体现、经济利益是否追求过多等问题。
在不同国家的公立医院改革中，对公立医院都有一定的放权，医院可以实施自主化运营，在医院的自主化运营中，有些严格有些宽松。中国的公立医院不仅是自主化的公立医院，而且是公司化的公立医院。政府在对公立医院的管制当中，如何管控它的重点，这是不同国家当中都体现得非常突出的一点。
在医院自主化评价当中，有很多重点的维度。一是在决策权上，如果要让医院运行发展好，决策权非常重要，不能将所有的决策权都掌握在政府决策层手中，当然在医院自主化当中还有一些市场的开放程度，如剩余索偿权、社会的责任和功能等等。医院自主化在各个国家当中并非是与否的问题。医院自主化是一个变化的程度。它的程度到底在哪里？不同的维度可以评判公立医院自主化的程度，这些程度可能和公立医院的绩效、技术水平、质量、效率和其他的方面相互联系在一起。
那么医院自主化产生了什么效应呢？从欧洲和美国或者南美洲的国际经验来看，医院自主化得到初步的认同。自主化应该是给医院管理者必要的权力。这是一种有管控的自主化，关系到社会、政府各方如何更有效地治理公立医院。这是改革的目标，在世界各国，可能都是社会各方对于公立医院管控方式的博弈和确定。
我认为公立医院改革将来会是改革的核心，虽然现在是一个艰难的环节，但是曙光还在前面。
台湾地区全民健保的启示
卢瑞芬:中国台湾的全民健保，目前在国际上是关注度最高的健保制度，全民健保是以单一支付者，在市场上独买独卖的健保。2013年的财务困难促使资金筹措发生了改变，目前医保资金来自薪资税和2%的补充保险费，非薪资所得的六类也都包括在其中，这些构成了财务来源。实行单一保险人的制度是为了加强市场力量来控制医疗费用，这是台湾地区全民健保在支付制度上的创新。
目前台湾地区的整个医疗费用占GDP的6.62%，一部分来自于全民健保的贡献，一部分是政府资金，第三部分是民众支付，这是台湾地区健保的一个特色。在医疗服务部分，85%的医院是私立医院，65%的床位在私立医院，私立医院相对发达。
台湾地区之所以能够做全民健保，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台湾地区的全民健保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处于台湾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时期，GDP每年有8%～9%的增长，企业的营业收入每年有10%的增长空间，民进党领导并促成了全民健保。第二个原因是大部分国家采用多重保险人制度，而台湾地区却选择单一保险人，是因为台湾地区有农业保险和工人保险，用市场力量改革支付制度。
制药行业的创新
Arthur Daemmrich:制药行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行业，这个行业始终保持着创新，因为人们对于药品的需求也未发生太大的变化，所以制药行业的产品也相对稳定，但是它的研发方式和组织方式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制药行业兴起之初，药品费用全部自费，当时的制药公司拥有研发机构，将销售额的3%～10%用于研发。二战之后，研发投入进一步增加，并且建立起多个研发总部。自2000年后，大型制药公司开始建立全球研发中心，与大学合作，取代了之前的独立研发机构。
目前，制药行业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生物制药公司的出现，使得药品价格攀升，政府要求生物制药行业比较成本和药效，来确保定价的合理性，传统的制药公司要与生物制药公司竞争，而中国也要与全球竞争。
另外，制药行业虽然为公众健康带来益处，但是其本身也是逐利性的。制药行业公私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每个国家的公共部门和企业也都在角力。我们要思考的是，制药行业是为公共服务还是可以做到完全的私有。制药行业的创新成本高昂，但同时也会带来很多学者和创新的技术，中国是否要花费高昂的代价来支持这样的行业，也是非常重要的选择。
中国制药业的发展趋势
宋成利:医疗器械产业作为如今的健康产业，特别是生物医药产业当中的一个小分支，在中国也具有了相当的体量。
2013年，我国医疗器械的产值达到了2千多亿元的水准，药品达到了1万多亿元，如果健康产业多年之后能够达到8万亿元的规模，那么医疗器械才占了1/40，但是这个行业发展非常迅速，以每年20%～30%的增长率飞速发展，我认为在未来的十年当中，医疗器械可能会占到健康产业总量的1/10，大概1万亿元的水平。
2013年，医疗器械行业迎来了新的创业机遇。自2013年伊始，国家已发布了18个文件以鼓励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科技部也有专项规划。日，新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开始实施，此举将为产业的发展和创新者带来新的机遇。此前医疗器械的注册必须先有生产许可证，而新条例实施后，创新者可以先注册公司，然后领取注册证。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鼓励国内企业创新生产高端医疗设备，并能够被民众消费，当创新的医疗设备有了专利和样机后，可以快速通过中国药监局的审批。
另外，创新的根本是人才。健康行业如果能够达到8万亿元的规模，人才将是最为需要的，无论企业家、科学家还是市场营销人员，其需求量将极为庞大。然而我们目前人才短缺，解决的途径是要从学术出发，冲破当下束缚创新的大学体制，将学术和产业相结合，与投资界相结合，形成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编辑整理/本刊记者丁月张颂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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