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关于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理论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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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关于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理论与贡献
【内容提要】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大潮中，江泽民同志以敏锐的战略眼光、求实的科学态度，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发展趋势，从不同角度对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布局；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加快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步伐的重要指导思想、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这些重要思想和研究成果，对于推动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推进我国信息化进程、加快我国科技创新步伐，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江泽民曾长期从事电子工业方面的领导工作，与信息技术产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世界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的关键时刻，面对国际经济、科技激烈竞争的形势，他高屋建瓴、殚精竭虑，全面把握当代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精心谋划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战略，潜心研究发展思路和政策取向,全力推进我国信息化建设，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道路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紧跟世界新技术革命步伐,高度重视信息技术产业地位和作用
18世纪中期,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创了人类的大机器工业时代；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以电机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了电气化时代；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迅速席卷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也称为新技术革命，信息技术在其中处于核心和先导地位。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江泽民站在时代前列,从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高度，充分肯定信息技术产业的战略地位和重大作用
（一）信息技术产业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982年江泽民步入新成立的电子工业部领导岗位，此时正值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之时，能否抓住机会，实现新兴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将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电机专业出身的江泽民密切关注着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信息技术产业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并及时将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这一历史性课题纳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轨道。
早在1983年8月，江泽民在率团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后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加拿大两国社会的生产效率和工作效率,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美国已开始进入以电子技术广泛应用为重要标志的信息社会。”报告提出利用国际有利形势，引进美国、加拿大电子技术的意见和建议。1984年2月,江泽民在研究新技术革命本质特征时指出：“这次新技术革命是以电子技术广泛应用为重要标志的。电子技术特别是微电子技术在这场新技术革命中将起到先导作用。”他分析了电子科学技术的特点，指出电子科学技术具有易于与其他科学技术结合、向许多领域渗透的特性,其广泛应用能够促进其他方面科学技术进步,引起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乃至人类生活的深刻变革。
信息技术是加速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1989年5月江泽民指出：“电子信息技术是振兴我国经济的一种有效倍增器,是现实渗透性最强、发挥作用最大的新技术。进一步把推广应用电子信息技术提到战略高度,充分发挥电子信息技术对经济的倍增作用,我们就能够提高国民经济效率,降低消耗,利用已经形成相当规模的钢铁、煤炭、电力、石油资源,创造出几倍于当前的国民生产总值。”他要求在“八五”期间和９０年代把电子信息产业与能源、交通、原材料等支柱性产业并列为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加以推动。
20世纪90年代，伴随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化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1991年江泽民提出“四个现代化，哪一化也离不开信息化”。到了世纪之交，信息化进一步成为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尤其是信息网络的应用，已使得传统的生产方式逐步让位于信息化的生产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也受到越来越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能够将潜藏的巨大信息资源挖掘出来，信息资源成为与物质资源同等重要的资源。基于此，江泽民要求抓住信息网络化发展带来的机遇,加快发展我国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并在经济、社会、科技、国防、教育、文化、法律等方面积极加以运用。与此同时，江泽民特别提醒各级干部，既要抓住信息网络化发展带来的机遇，又要高度重视信息网络化带来的严峻挑战。他提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努力在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中占据主动地位。”
（二）信息技术是新军事变革的核心驱动力。
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直接导致了武器装备逐渐走向信息化、一体化和网络化,进而引发了作战方式、指挥方式等一系列变革。面对新军事变革的蓬勃兴起,江泽民把军队信息化建设推上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时,江泽民悉心研究这场现代战争的特点，结论是：“现代战争正在成为高技术战争,世界军事领域开始发生深刻变革”。1993年1月，他结合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阐述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强调把打赢一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确立为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他要求全军各项建设和一切工作“都要为确保这一战略方针的胜利实施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1996年12月，他在分析世界新军事变革之中的战争形态时说：“过去我们讲陆、海、空一体，现在已经是陆、海、空、天一体了，特别是争夺信息优势、取得制信息权将成为作战的重心之一。”他进而要求全军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2000年12月，他分析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基本形势后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技术形态出现又一轮“时代差”。他指出：“历史上西方列强以洋枪洋炮对亚非拉国家的大刀长矛的军事技术优势，正在转变为发达国家以信息化军事对发展中国家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军事的新的军事技术优势。世界军事力量对比出现了新的严重失衡。”针对海湾战争以来的高技术局部战争态势以及信息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江泽民强调：“在高技术战争中，没有制信息权就谈不上制海权、制空权”；“新军事变革,实质上是一场军事信息化革命”；“可以预见，信息化战争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主要战争形态。”因此，他要求努力完成我军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
世界新军事变革给我们带来了严峻挑战,也给我们提供了历史机遇。正如江泽民2002年12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所说：“今后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一二十年,就很可能错过整整一个时代。”新军事变革有可能进一步拉大我国同世界主要国家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增大对我国军事安全的潜在威胁。为此,江泽民告诫全军:打现代战争，谁拥有信息优势，谁就比较容易掌握战争的主动；必须明确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我们一定“要有开阔的视野和前瞻的眼光，坚持创新、创新、再创新，积极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严峻挑战，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努力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坚定不移地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这些论断精辟阐述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实质和核心,深刻揭示了战争形态演变的规律,从历史的深度和战略的高度指明了我军信息化建设的方略。
（三）信息技术产业是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当代国际竞争的特征之一，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竞争。只有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得更好更快，才能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从根本上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于当代国际竞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江泽民指出：“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在科学技术上落后，就会被动挨打。”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使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加紧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和科技发展规划,期望着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或优先的地位。1984年2月，江泽民指出：“从目前情况看,这场新技术革命尚处于初始阶段,它对世界经济的决定性影响可能要到90年代才真正显露出来。”鉴于我国技术基础和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他要求对这次新技术革命要积极研究和采取对策,迎接在国际竞争中的挑战。
上个世纪末，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各国特别是大国纷纷抢占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对此，江泽民指出，如果我们认识不清，甚至茫然无知，就把握不住时代的脉搏，难以有新的开拓。他要求认真对待新技术革命给我们的挑战和机遇，顺应潮流，乘势而上。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信息技术产业是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特别是科技和军事竞争的焦点，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2008年10月江泽民在《新时期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一文中强调：“当代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多地集中在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的掌控上,体现为国家信息化能力的竞争。”他指出，提高信息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要“面向国内外市场,在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参与国际交流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并有效利用资源,全方位加强国际经济技术交流合作,形成开放型产业体系。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充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把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结合起来,提高信息服务业国际化水平,构建微电子、计算机、元器件以及软件和服务外包等若干独具特色、国际领先的产业基地。”这在指明信息技术产业是高度国际化产业的同时，提出了推进我国参与国际信息技术交流合作的新举措，勾画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信息技术产业强国的战略构想。
二、立足基本国情,精心谋划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战略
加快发展信息技术产业,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强国富民的重要保障。江泽民同志指出：“面向未来,我们应立足中国国情,树立全球思维,超前研究部署,统筹规划安排,明确产业定位,提出和部署新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产业作为经济增长倍增器、发展方式转换器和产业升级助推器的作用,不失时机地实现信息技术产业的新跨越。这是新时期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战略基点。”
（一）确立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战略目标。
推进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必须按照实现信息化的要求科学确立战略目标。1983年下半年以后,江泽民根据形势要求主持制订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了关于“七五”期间和到2000年的奋斗目标、战略重点以及主要发展方针和措施的建议，总的设想是：“到2000年电子工业年总产值比1980年翻三番，主要产品和生产技术达到世界先进工业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某些技术要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这个目标比国家要求的2000年国民经济各部门达到国际上70年代末80年代初技术水平的目标超前10年。”1984年2月全国电子工业厅局长工作会议把我国电子工业这一战略目标概括为“打基础,上水平,抓质量,求效益,翻三番,超十年”，并确定其为此后一个时期电子工业的发展任务。
90年代以后，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增强，信息化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要求将电子工业确立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的战略思想。到2000年,我国电子工业的规模已远远超出了1984年确定的目标,并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
进入21世纪,如何正确处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此，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战略,并且强调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这一时期，我国的信息技术产业蓬勃发展，据统计，2007年,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规模居世界第一，许多信息技术产品产量也位居全球首位。
尽管我国信息技术产业规模迅速扩大，信息技术水平大幅度提升,但也必须正视我国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2008年10月，江泽民把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现状概括为“五个同时”，即：“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同时,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做强做大任务十分艰巨。部分领域具备了较强的创新能力,同时,发达国家整体上占优势的压力仍将长期存在,创新投入和成果转化的机制尚有待完善。企业已经成为市场主体,同时,应对高端竞争和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还不够强,整体竞争优势仍需长期培养。信息技术应用已初见成效,同时,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亟需深入。国家对信息技术产业的扶持和引导成效显著,同时,制约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开放亟待取得新突破。”他在总结经验、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在2020年前后把我国建设成为信息技术产业强国”的战略目标。为此，他要求：“必须坚持自主可控、开放兼容、融合集成、军民互动、市场导向、跨越发展的方针,实现信息技术产业从规模速度型向创新效益型转变,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产业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的能动作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道路”。
（二）适度进口替代与积极推进出口导向相结合。
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发展中国家都会努力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贸易战略。典型的是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进口替代战略，需要国家采取措施限制某些外国工业品进口，逐渐在国内市场上以本国产品替代进口品，为本国工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出口导向战略，是要国家采取措施以非传统的出口产品来代替传统的初级产品的出口，促进面向出口的工业部门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基本上还是一个内向型的工业,出口额只占电子信息产业年总产值的10%左右,出口创汇不抵国家给予的生产外汇,是一个需要外汇支持的工业,参与国际竞争能力很弱。针对这一状况，1989年5月江泽民总结一些发展中国家曾实行单纯进口替代或过分强调进口替代战略、而后来又被迫转向出口导向战略的经验教训，根据我国情况，提出我国宜采取混合战略，即实行适度进口替代与积极推进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他指出：“对中低技术产品,如消费类电子产品,要坚决实行国产化战略,并积极推动出口;对高技术产品,我们的技术一时难以满足,为不至于拖国民经济后腿,应该允许进口。如果出口导向搞得好,就可能克服外汇短缺的极大困难,为更多引进技术创造条件。”根据这个发展战略，在当时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江泽民要求努力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提高投入强度，形成气候，进入国际市场，以竞争促发展。并进一步提出要大力扩大消费类电子产品出口，抓系统出口带动硬件、软件出口，大力开拓分立元器件的出口等具体措施。同时，他还强调，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已建立起相当基础，特别是军工科研系统拥有一支很强的电子信息科技队伍，可以通过军转民的方式发挥更大作用。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努力扩大出口的同时，积极推进进口替代。凡是国内可以研制生产的，应该努力有计划、有步骤地立足于国内生产，并采取各种措施，逐步做到与进口产品同质同价，保证按期交货。
（三）走引进、消化、开发、创新的发展道路。
当今世界最新的高精尖科技成果，绝大多数源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在追赶世界先进科技过程中，必须积极引进国外高科技，博采众长、为我所用。1985年1月，江泽民指出：“当代电子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我国电子工业要由落后技术基础转到先进技术基础上来,采取过去那种一切靠自己从头搞起的做法只能是少慢差费,必须走引进、消化、开发、创新的路子,提高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起点。”他特别强调：“引进是手段,不是目的。对引进来的技术要集中技术力量,搞懂吃透,加以推广应用,发挥更大投资效益;同时,要把开发引进和自力更生统一起来,尽力做到在引进消化的基础上开发创新,增强我国自力更生能力。”
当代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技术更替不断加速。江泽民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同样必须在自主创新中求发展、求突破。江泽民说：“尖端技术不可能从国外直接拿来，即使有的一时可以从国外引进，但如果我们不能进行有效的学习、消化和新的创造，最终还是会受制于人。惟有自己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能将祖国的发展与安全的命运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
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尽管我国信息技术产业集聚了较大的规模，但绝大部分是属于装配业，其中微电子芯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由于缺乏核心技术，高额利润被国外企业拿走，我国的整机行业处在给国外同行打工的地位。因此，2006年12月江泽民情深意切地说：“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靠我们自己,只是一代又一代引进新的生产能力是赶不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我们研究人员要争口气,否则发达国家在核心技术方面总是卡我们的脖子。”为了占据产业发展制高点和维护国家产业命脉，江泽民强调，对于关系国家安全的信息技术，必须实现自主可控；对于买不来、换不来的核心技术，必须立足自我，攻坚克难。
（四）重点攻关与广泛普及应用相结合。
信息技术产业领域广泛、门类众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我国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同时在各个领域都投入更多的资金和力量。所以，江泽民强调“必须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应当从占据产业发展制高点和维护国家产业命脉的要求出发,集中力量,重点攻关,力争取得大的突破”。
我国具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这为我国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点突破提供了可靠保证。1984年9月江泽民提出对电子工业实行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1985年6月他明确指出：“电子和信息产业发展的重点是集成电路、计算机、通信、软件，并从中选择若干关键产品、关键技术，集中力量加以突破，以此带动其他产品协调发展。”随着信息技术产业的不断发展，我国软件和计算机产业有了长足发展。但是,完整的软件技术体系和计算机技术体系至今尚未建立起来。针对这一现状，2006年12月江泽民指出：“从长远发展看,我国应该有自己完整的可控的软件技术体系和计算机技术体系。不建立起这两个体系,我国一些关键领域的信息安全就难以保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心里总感到不安。”2008年10月，江泽民进一步提出了加快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应放在“微电子、计算机、软件、关键元器件及其材料等核心基础产业,以及宽带移动通信、下一代网络、信息服务等我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
在以重点攻关取得技术突破的同时，广泛应用才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推动力。1985年6月江泽民在《中国机械电子工业年鉴》上撰文，系统阐述了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问题。他提出发展电子工业总的指导思想是：面向应用,提倡和鼓励竞争,抓应用促发展,抓竞争促提高,为国民经济、为四个现代化建设、为整个社会生活服务,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而奋斗。
我国是在科技水平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直到90年代，部分干部群众对电子信息技术及其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推广应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1993年5月，江泽民指出：“要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普及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1994年他在为《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科技知识浩如烟海，我们的中、高级干部不可能都成为某一领域或某一学科的专家，但完全可以做到知识面相对广一些、深一些，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专长。否则，就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称职的领导者。”在实际工作中，江泽民要求大力宣传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及电子技术应用成果，采用多种形式和渠道普及电子信息技术知识，推动电子信息技术开发及其在各个领域更广泛的应用。
（五）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实现信息技术产业跨越式发展。
“实现信息技术产业跨越式发展”是2008年11月江泽民在会见《新时期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学习研讨会代表时明确提出的，但关于信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他在八十年代初有关电子工业对外交流方面的论述。1984年2月江泽民提出，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经验,直接采用新的技术成果,跳越某些传统发展阶段,取得更快发展。1997年9月，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加重视运用最新技术成果，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的战略思想。报告还提出，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此后到2000年8月之前，江泽民集中强调瞄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努力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世纪之交，我国正处于加快工业化的过程中，又面临着运用科技革命成果特别是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难得机遇。2000年8月，江泽民在第十六届世界计算机大会上指出我们的战略是：“在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注重运用信息技术提高工业化水准,在推进信息化的过程中注重运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努力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同年10月，他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特别是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又反复阐明这个问题，指出：继续完成工业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这一重大决策，后来被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计划的建议并付诸实施。
实现工业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江泽民强调要积极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结合,把我国工业化提高到广泛采用信息智能工具的水准上来,用信息技术武装工业和国民经济，从而确保实现“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我国信息化发展战略，既是把握世界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趋势、对世界现代化进程普遍规律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立足于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的科学决策。
三、着眼未来发展，系统提出 完善信息技术产业政策措施
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信息技术产业跨越式发展，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 着眼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制定和采取适宜的政策措施。
（一）实现产业服务重点和发展方向的转移。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电子工业经历了从起步蓄势到解决发展滞后，再到有限的技术力量重点为军队和国防建设服务的阶段，至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对电子工业的需求，没能摆到一定的位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对科学技术的需要也就凸现出来。
1984年11月，国务院批准下达《关于我国电子和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的报告》，提出“七五”期间电子和信息产业要实现两个转移：一是把电子和信息产业的服务重点转移到为国民经济、为四个现代化建设、为整个社会生活服务的轨道上来；二是电子工业发展要转移到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和通信装备为主体的轨道上来。关于如何实现两个转移，1985年1月江泽民提出，要坚持制造和应用并重，把应用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他要求各级电子工业主管部门、科研和生产单位都要面向电子技术应用,以应用为目标,以应用为动力,通过应用开发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服务；电子工业要坚持为传统产业服务,向其提供更多现代化电子技术装备,使之加速技术改造步伐,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进而实现整个国民经济起飞；抓新一代军事电子装备研制和开发的同时，要充分利用现有人才、设备、技术来大力发展民用产品，实现寓军于民。江泽民还指出，电子工业要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就必须比其他国民经济部门超前发展,不但在生产上要保持较快发展速度,更要在技术上发挥先导作用。要按照电子和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的要求,努力抓好集成电路、计算机、通信装备、软件等重点领域发展，建立起我国电子工业的基础，实现第二个转移，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良好服务。从此，电子信息技术步入了经济建设的主战场。
江泽民一直关注电子信息等科学技术工作的发展及其服务于经济社会的问题，极力推动科技与经济的密切结合，提出了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科学技术必须面向把经济建设主战场；把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质的飞跃，摆在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等一系列指导思想，并作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决策。可见，电子信息技术产业服务重点和发展方向及时转移的决策和实施，有力保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举措。
（二）推进产品技术和产业结构调整。
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进程同其产品技术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结合在一起的。1983年9月，江泽民提出要“使电子工业部门成为军事电子技术装备部、国民经济电子技术装备部和人民文化生活电子产品供应部”。然而，当时我国在电子工业产业结构方面存在着生产资料类电子产品比重过小的突出问题。具体地讲，当时我国生产资料类电子产品占电子工业总产值的10%左右，而发达国家则高达40%以上。电子工业的这种产业构成，使其难以担负起“国民经济电子技术装备部”的重任,甚至可能拖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后腿。与此同时，消费类电子产品品种单一、质量不高，数量也远远不能满足国内外广阔市场的需要。因此，江泽民要求建立合理的电子工业产业结构。他指出：“大力开发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生产资料类产品,已成为电子工业发展的一个紧迫问题。”并提出，加速生产资料类电子产品开发,要坚持军品优先,搞好军用技术向民用转移；开发生产资料类电子产品,必须坚持为重点建设和各行各业技术改造服务的方向；在加快发展生产资料类产品的同时,应该继续重视发展消费类电子产品生产。
1984年2月江泽民进一步指出：“新技术革命要求我国电子工业自身必须先有个革命性变化。”他强调我国电子工业必须实现产品技术的战略转变和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在产品技术上,从以分立器件为主转向以集成电路为主,从模拟技术为主转向数字技术为主,从人工控制转向智能化；在产业结构上,从轻型结构(一般消费类电子产品占有很大产值比重)转变为重型结构(生产资料类电子产品占有更大比重),从一般传统生产技术基础转变为微细加工、精密分析、自动检测等新的微电子生产技术基础,从单件设备配套转变为成套系统工程服务。
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其中的第21条明确提出要“把发展电子工业放到突出位置”，并特别强调要“集中力量开发以大规模集成电路为中心、计算机为主体的投资类电子产品，大力加强微电子技术、计算机与软件、传感器的开发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普遍应用，积极利用电子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新兴产业的成长。”经过大力调整，以计算机和通信设备为主体的投资类电子产品发展十分迅速，占电子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日趋合理，在整个产业的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牵动作用。到2000年后，我国代表技术水平和较高附加值的投资类产品产值的比重接近40%，消费类电子产品质量大力提升、品种不断翻新。实践证明，电子产品技术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力推动了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
（三）建设高素质的信息技术人才队伍。
江泽民高度重视科技人才问题，他提出电子工业是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其发展和振兴,人才是关键；软件人才是软件发展的核心和基础；科技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重要开拓者和科技知识的传播者；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等。这些重要观点，准确界定信息科技人才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培养信息技术人才要从增加数量和提高质量两个方面入手。1985年1月江泽民指出：“电子工业是技术和知识密集的新兴产业,无论是电子工业本身发展的速度和技术水平高度,还是电子技术推广应用的广度和深度,都取决于人才数量和质量。”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往往需要几代人付出艰苦的努力。从长久计，江泽民特别强调要培养高素质和青年科技人才，认为这是一项十分紧迫而重大的战略性任务。要想造就出站上“金字塔”塔尖的世界科技前沿学术带头人和尖子人才，其根基就在于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正如江泽民所说：“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成长靠教育。教育水平提高了，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才有后劲。科学技术实力和国民教育水平，始终是衡量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每个国家走向繁荣昌盛的两个不可缺少的飞轮。”
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培养使用人才的有效机制。当今世界，信息人才存在很大缺口，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信息人才进行激烈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争夺。如何留住现有信息人才,进而吸引和引进外来信息人才，是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一个严肃课题。江泽民多次告诫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心人才成长，改善知识分子生活待遇，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2008年10月他结合近年来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状况，进一步强调：“信息技术产业的竞争是技术的竞争,最终取决于人才的竞争,竞争的焦点是高素质领军人才和高端技术人才。造就行业领军人才,需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进一步深化人才制度改革,形成开放、流动、人尽其才的用人机制,创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针对领军人才和高端技术人才成为竞争焦点的现实，江泽民提出要“探索规范运用股权、期权等激励机制,建立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和发挥人才作用的分配政策。”
（四）加大信息技术产业政策扶持。
信息技术是智力、资金、技术密集的新兴产业，起步条件较高，初创时期的开发费用远超过其产值，进入商业化生产后的盈利需要一定的时间预期。同时，随着科技进步速度加快，信息技术及商品化和产业化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技术更新换代速度明显加快。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政府承担重要的基础研究，对重点技术和行业进行投入和扶持，通过政府组织协调产、学、研关系，建立既能减少风险又能促进研制高新技术产品的机制和政策环境。
1984年9月江泽民明确提出：“在经济建设中，我们应该把电子工业放在和能源、交通同样重要的战略地位上来，重点扶持,加快它的发展”。当时各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迎接新技术革命对策中都把电子工业列为发展经济的战略重点，给予大量投资，扶持其优先发展。为此，1985年6月江泽民指出：“我国电子工业是一门新兴产业,基础还很薄弱,要加快其发展,国家已经采取、今后还要继续采取一些必要的扶持政策和措施”。他同时还提出建立专项资金、实行优惠和适当保护的政策、设立电子振兴奖励基金等促进电子工业发展的扶持措施。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家将电子工业确立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并提出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的战略构想。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
长期以来，我国对信息技术产业的扶持和引导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制约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还比较薄弱。2008年10月江泽民指出：“完善信息技术产业政策,是新时期应对国际竞争、加快产业发展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举措。”他要求从我国实际出发,着眼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把信息技术产业政策放在经济政策体系的优先位置，突出政府的有效引导，明确战略方向，制定市场规则,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同时他还强调要实行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财政税收政策，提出国家在财政和税收上鼓励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扶持建议。
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大潮中，我国克服前两次工业革命中的被动和落后，顺应时代潮流，认识到位、目标明确、决策及时，信息技术产业在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深入的大环境下发展惊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逐渐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在这一过程中，江泽民不管是在部门领导岗位、全国领导岗位上，还是在退出国家领导岗位之后，都密切关注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趋势，精心谋划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蓝图，引领我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信息化建设与发展，江泽民居功至伟！
（《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3－74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239页。
顾朝曦：《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呼唤》，《人民日报》1994年1月12日。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页。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7页。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7页。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页。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页。
《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9－60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0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7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
《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165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301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6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0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页。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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