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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38 &&
孙经先在一个蹩脚大学里混了几十年，眼看快退休了，默默无闻，啥成果也没有，不甘心呐！杜撰个“250成果”，妄图通过舔权贵屁眼，获得一根肉骨头的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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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46 &&
这不是谣言，可能数字不够精确，但误差不会太大。你想否认事实，我看很难办到。除非你去请你的主子毛泽东起来，再一次反右或镇压反革命，这种所谓的谣言才会平息。我想你这种跳梁小丑还是少出来出丑吧。你的主子也不可能再欣赏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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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8:14 &&
&&&&拾纸救夫 (一桩旷古罕闻的奇冤)&&&& 18:57:47&&&&&&拾纸救夫&&&&作者：冯骥才&&&&1978年 35岁 男&&S省 E市驻军支左人员&&&&1978年 31岁 男 S省 Y县某公社小学语文教师&&&&<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15544.bmp"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那时，我是驻扎×省×部队坦克师二团的一个搞宣传的干部。一九七三年接到上级命令去到鲁西南地区一个县“支左”。这期间社会上的“文革”已经相对平稳，呼杀喊打声稀稀落落，清队的狂潮也过去了。我们的任务大多是解决前五年动乱时期遗留的各种问题。&&&&这个县地处当年水泊梁山的旧址，县招待所传说是宋江的乌龙院，还有一个残破的塔，也是那时遗物。我们“支左”人员总共一百零八员，和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正好巧合。我们笑了，说一百零八将回梁山来了。谁不想看看《水浒传》里的水泊梁山?出发时的心情相当愉快。&&&&可没想到，这八百年前草莽英豪奔突出没之地，至今依然十分荒僻。地处黄河边，一片盐碱地。头年大水泛滥留下的淤泥，春天又旱得满地大碎泥片子，柳树芽子没蹿出叶儿就干死在枝上了。真荒凉呀！地貌也不对，完全不是《水浒传》里所描写的崇山峻岭，不过一个个小山包儿。可这里的人还是那股子劲儿，大襟在前头一挽，腰带一扎，怀里揣着狗肉和酒，随便坐在哪儿就吃狗肉，豪饮，性子也很极蛮。有一家子打架，儿子拿铣一下削掉他老爹半个脑袋――我就处理过这事。“文革”初期两派武斗便往死处干了。我们住在县城里，为了工作便利，我作为军代表进了县革委领导班子，临时当一名常委。没过几天，大批含冤告状的就找上门来。有的冤案叫你想都想不出来，过去不是有本《今古奇观》吗?我看有的事完全可以续进去。&&&&一天，我在宿舍里，一个挺瘦的人，戴一副圆眼镜，进门趴在地上就绘我即头。我问他干什么?他说：“你要想给俺解决问题，俺就说；你要也想应付俺，就明说在先，俺扭头就走，这个头就算白给你叩了。”&&&&好一个有性格的人!我说：“每一件事我都会认真对待，怎么能应付你。”&&&&他说：“我这事难办。”&&&&我说：“我不怕难办，只要你说真话。”&&&&他拿一双灰眼珠紧盯着瞅了瞅我，坐在凳上给我讲了一桩旷古罕闻的奇冤&&&&我听罢就知真冤。我必须先讲过这件事才能说为什么真冤――&&&&这人姓李，在离县城三四十里路、紧挨着潘金莲老家的一个公社小学，当语文教师。此人善讲故事；无论听来的还是从书上看来的故事，全能记住，装满一肚子。张口就来，很少重样儿。他属于那种在课堂上随意发挥的老师，课讲得活，趣味横生，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听他讲课时生怕听到下课铃。你知道，小孩子们上学都是最爱听到下课铃的。你想想这人的故事多有魅力！&&&&六五年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也是“文革”的前身了，人们争着要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便回过头来，翻箱倒柜，查找有哪些对毛主席不忠的人和事。反右派时各单位抓右派，都是从上边下比例数的，按人员比例定右派。从那以后，一搞运动，不揪出人算没成绩，惭渐发展得揪出的人愈多成绩愈大，于是学校里就一轰而起找起来，上上下下一同回忆。这位 李老师性情急躁，得罪过一些同事。有位教师提出，一次他听李老师讲过，毛主席当年在浏阳被白军追得趴在水沟里藏身，这是赤裸裸诬蔑毛主席。伟大领袖怎么会被敌人追得趴在田间水沟里藏身，故意歪曲毛主席的伟大形象!马上翻遍学生们的书本，查看听课记录，终于在一个学生的语文课本里找到当时听这故事时记下的一行字：“毛主席藏身水沟，摆脱敌人尾追的机警故事”。证据确凿，这就以“特大现行反革命案”上报县委。马上县公安局来人把他捕走。他不服呀！他说：“我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毛主席胆略过人，机警智谋，我是真心歌颂毛主席呀！再说这故事又不是我瞎编的，是从书上看来的。”公安局叫他说出是哪本书，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没有根据，就是他编的，这是抵赖和顽抗!很快，很简单，判他八年刑，打入监狱。&&&&他老婆是个乡下女人，跟他结婚一年多，有六个月的身孕，带着大肚子探监时，他跟这乡下女人说：“八年的日子可不算短了，你要受不住，跟俺离了，俺也决不怨你。可是得实话对你说，俺决没坑害你，那故事确确实实是俺从书本上看来的呀……”这女人转身就跑到县里喊冤叫屈。县领导说：“你去找，只要你找到这根据，我们就放人！”&&&&乡下女人心实，把这话揣在肚子里，就四处找开了。这时，“文革”已经开始了，县城的小书店里除去毛主席著作，别的书全没有；图书馆也封闭了。她找到图书馆员，求他。图书馆员哪有胆量去揭封条，散布封资修呀。他是县城看书最多的人，可他也没读过这么一个故事。这女人就到处去找书，找不到书就拾印字的纸，从纸上找。她不识字，拾到纸便请亲友或小学生绘她念，听听有没有那故事。有时拾一块当时印的“文革”小报，也拿去请人看。她一个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妇女，没文化，哪知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书，文字里究竟都是些什么。当人念到什么科技的、政治的、文化的那些古怪难懂的话，她一动不动站在一边傻听，傻等，等那故事的出现。有人看烦了，草草扫一眼，就说：“没有了。”她也信，再去找。有人劝她：“你靠拣纸，哪能拣到那故事，你又不认字，天底下那么多带字的纸，你哪能都拾来？”可谁也说不动这女人，她依然天天提个破篮子在街上拾。只要发现一块带宇的纸，就如获至宝。别人手里有张带字的纸，求不到手，也要请人念给她纸上写着的是什么，人家要是不肯，她就跪下来求人念给她。甚至连在茅房发现一张有字的纸也拣出来，涮干净叫人看。天天拾，天天求人念，天天找不着。天天早上的希望在晚间破灭，但她从不灰心。她坚信那故事不是她爷们儿编的，坚信早晚一天能找到这个故事。这么久了，自然有点疯疯癫癫。&&&&孩子小时，她背着孩子拾；孩子大了，她领着孩子拾。拾到的纸，不是，就卖掉糊口。那时，水泊梁山方圆百里的人都见过这么一个带着孩子拾废纸的半疯的女人，都见过她那双总是东张西望却空茫茫的眼睛，都见过她始终提着的那装满烂纸的破草篮，但未必都知道她决非拾纸度日，而是为了一个辉煌的愿望――救夫。&&&&一年到头，春夏秋冬，雨雪风寒，从没有停过一天。心诚未必能感动苍天。她整整拾了七八年纸，可是在她爷们儿刑满前半年的一天夜里，灶膛里的火，引着了她堆满屋角的废纸，着了大火。这女人和孩子活活被烧死了。&&&&李老师在狱里听到消息，自己也不想活了，几次自杀都没成。那种县城的监狱一无所有，一是因为穷，二是怕犯人拿什么东西自杀。连吃饭用的碗，使完跟着就要走，怕犯人摔碎后使碗片割脖子。有一次，他去上厕所，看见茅房地上有根麻绳，就拴在房梁上，再两手抓住房梁把身体拉上去，套住脖子，一松手想吊死。可是麻绳糟了，“啪”地断了，一个马趴摔在地上，摔得他眼冒金星，但当他定住神再瞧，出现了奇迹，有张油印的纸片就在眼前地上，上边正印着要他命的那个故事，简直不可思议!真比小说编的还巧，还绝，这才叫“天无绝人之路”呢。你不信吗？这是真事呀！这纸片破烂不堪，故事断断续续，是：“……追他的人大喊起来：‘跑了，跑了!’……毛泽东同志急忙走下岭，躺在一个水沟里……。”虽然不全，但是可以拿它证明那故事并非是他编造的了。他拿着这纸片冲出茅房，又喊又叫：“找着文了！我的冤平了！”兴奋地一蹦一蹦，蹿得老高。看守以为他疯了，把他锁进牢房，他捧着那纸片大笑，然后又大哭，肯定想起他白白拾了七八年纸却没等到这一天的那个可怜的乡下女人，还有那糊里糊涂被烧死的儿子。&&&&他写了一份申诉，连同这纸片递上去，心想就等着平反雪冤，出狱了。可没过几夫，县里说这纸片是油印品，仍然没来源和出处，不能作为依据，把他的申诉驳回了。但这次他非但没绝望，反而更有信心。有这纸片，迟早会找到这故事。有一阵子，他在监狱里忽然害怕是自己真的记错了，怕这故事并不是看来的，而是谁瞎诌讲绘他的，那就永远无招无对。现在这个可怕的疑心病不再折磨他了。心里有了光。&&&&他来找我这天，是他刑满八年刚被放出来不久，案并没翻。小学校因为他是服过刑的反革命，拒绝他回校工作，没有工资，自然也没有路费去大地方找那本书，那故事。他无家无业，子然一身。穷得穿一件单褂，经不住春寒，直打哆嗦。&&&&听完他的经历，我说：“你回去吧，这事我可以给你解决。”&&&&他见我这样干脆的回答，不信。仿佛有打发他之嫌，可是他万万没料到，他碰巧了――这故事我读过，我知道在哪本书上。我热乎乎觉得自己完全有力量，把压在他背上八年而至今犹在的巨石推掉。&&&&第二天，我到县革委调他的案卷看了。他所说的完全真实，便在县革委会上把事情摆出来。有人说：“这人就是怎么治也治不服他。”&&&&我说：“法律不治人的性格。这故事绝对有，判刑，冤了，一定要平反!”&&&&我是军代表，有权威性，他们不好反驳我，可他们默不作声，不表态。我挺有气，当即要一辆车回部队，把这本书拿来，放在县革委会桌上绘他们看――&&&&一本紫红色封皮的革命回忆录，文革前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书名叫作《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打开书，其中一篇就是这故事《浏阳遇险》，作者是谢觉哉。写的是毛主席在一次赴江西根据地途中，路经浏阳，为了摆脱白军追赶，机警地藏身水沟而安然脱险的一段往事。&&&&当时县革委的头头们看着这书都征住，没话。只有一个自言自语说：“怎么谢老会写这篇东西?”&&&&一个山村教师，就因为讲了这篇歌颂毛主席的故事，被当作反对毛主席而坐牢八年，家破人亡，这难道不是一桩千古罕闻的奇冤？我紧盯住这案子不放松，很快给他平反了结。那天，李老师跑到我家来，趴在地上，又绘我叩个头，这个头叩得却是有板有眼呵，如谢救命思人。我当时倍感惶惑，我不过正巧也看过这故事罢了，我又何德何能接受这个大不幸者叩的这个头呢?我沉默良久，不知讲什么，只说：“是呵，是呵……。”&&&&随后，他请求我把这本致使他妻死子丧、坐牢八年的书送绘他。我知道这本书在他生命中的重量，沉甸甸放在他一双颤抖的手中。事后我听说，他把这本书烧了，将纸灰洒在妻子的坟上。大概企望他那苦命的乡下女人的亡魂从此获得安宁吧!&&&&李老师的冤案一翻，找我告状，求我平反的人，天天堵满我的门口。后来我复员回到老家安徽，省委调我到岳西地区去搞落实政策，真没想到那个小小县城里，冤案也是堆积如山。含冤抱屈的人都是连夜排队找我，从我来到我走，也没间断。而且再没一个和李老师那案子一样容易办。各种稀奇古怪的冤案很难插进手，插进去就把你的手缠住。我才知道，凭我个人力量，无力解决这时代创造的无比巨大的悲剧。我每天只睡几小时的觉，凡可能解决的就决不放过；难以解决的，我回去时一一向省委组织部门作了汇报。&&&&以我的感受，大人物的经历不管多悲惨，也不能和小百姓们相比。大人物的冤枉总容易解决，小百姓们如果没碰对了人，碰巧了机会，也许很难得到命运的晴天，就像梁山的李老师正好碰上我读过使他冤屈的故事那样。我想，至今天下还有多少人含冤未平，无论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的。&&&&***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经历。***&&&&(附件l)《浏阳遇险》&&&&谢觉哉&&&&一九二七年准备秋收起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以中央特派员资格并受湖南省委的委托，到铜鼓去领导驻军起义。一块去的共有三个人，走到浏阳时，被团防军逮捕了。&&&&团防军押着他们走，毛泽东同志在路上故意装作腿痛，一步一步地拐，落在后面。他掏出一把钱来，对团防军说：“朋友，拿去喝茶吧!”那些人接了钱，他就定。没有走出几丈远，那些人喊起来，其中有一个人追到了他跟前，他只得站住，又给守追的人一点钱，并且说：“没有了，朋友，再见吧!”等他定上前面的岭上的时候，追他的那个人才大喊起来：“跑了，跑了!”跟着大队就从他后面追来；毛泽东同志急忙走下岭，躺在一个水沟里。他听见追的人在喊：“明明看见他向这里跑，怎么不见了?”到处搜寻，只是没有找到他躺的那个地方。&&&&人声听不见了，他爬起来，徐了些泥在腿上，装作农民的样子，走上一个高岭，这已经是江西地界了。看见有个打柴的，他对打柴的喊：“喂，下面打仗!”“什么事打仗呀？”两个人于是走到一起，交谈起来。谈到农民协会，打柴的说：“农民协会好，只是不该打菩萨!”他回答说：“不错，我就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我在农民协会是反对打菩萨的。今天下面喊捉人，就是捉我，朋友，请救我一救吧!”打柴的很惊讶：“怎么救法?”他说：“这是两块钱，一块请你买一双草鞋，一块请你买一点饭，并且请你带路，把我送到江西地界，”打柴的说：“可以，你就在这里等着！”&&&&天快黑时，打柴的来了，拿来了草鞋和饭。并且从偏僻的小路上把毛泽东同志送到江西地界。毛泽东同志问他姓名，打柴的始终不肯说出；他哪里梦想到他所救的是一位伟大的人民领袖呢！&&&&麻烦还并没有完。走了一天，到了一个市镇，那地方情况也有些紧张了。毛泽东同志没有行李，身上穿一件短褂，一个汗衫，他便把短褂脱下来扎成包袱模样，横背在肩上。每走到一家店门口时，就问：“老板，歇得客吗?”老板眼睛一睁：“歇不得！”连碰了几个钉子。定到街尾最后一家店时，他索性不问了，定进去坐下，大声喊：“老板!打水来洗脚！”老板无可亲何，只得由他住下。第二天，到了准备起义的驻军里，于是轰动世界的湘、赣、闽、粤的工农革命运动，就从此开始了。&&&&（原载《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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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阜阳行署计委、农林局编印的《解放以来30年（）农业统计资料》，其中亳县年两年全县农业人口减少了28824户，占原有户数的15.9％，150503人，占原有人口的21.1％；&&&&1996年2月出版的《亳州市志》第75页刊载：1960年城乡总户数比1958年减少了29400户，总人口负增长9.6万人。&&&&那么，究竟1959年和1960年农村非正常死亡人口有多少？梁先生用自己当年调查研究的材料作了分析。&&&&1960年5月上旬，县委为了对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心中有数，让他安排一个中等大队人口死亡比例调查。他选了古城公社李8大队作为调查对象，并拟好分姓名、性别、年龄、成份、死亡时间五项内容的提纲，交县委生活检查组组长王心斋去调查。调查的结果是：该大队原有3130人，1960年1月至5月8日，共死亡719人（不含外流死亡他乡的人数），占总人口的25.3％，同时还在继续死亡。回报后，县委认为，选点不准，死亡比例过大，要重新选点调查。&&&&接着，由县委书记亲自选点，以十河公社十河大队为全县中等大队。梁志远派县生活检查组组长李运曾等人前往调查。调查结果是：从日到5月15日，共死亡909人（缺东关分支三个生产队，没查），占被调查村队原有人口的29.15％，同时还继续死亡。&&&&这两个生产队如果加上1959年和1960年1月到12月底的死亡人数，总共死亡人口都占原有人口的30％以上。&&&&1960年底，梁志远带领姚志远等，在双沟公社王阁大队调查了饥荒偏重的大王支庙等六个村庄。这里原有127户，575人，两年死亡239人，占原有人口的41.5％，其中死绝18户，占原有户数的13％，小李庄原有75人，死亡36人，占原有人口的48％，小许庄原有65人，死亡32人，占原有人口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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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烂柯山人鲜为人知的大跃进期间安徽亳县惨剧原文地址：鲜为人知的大跃进期间安徽亳县惨剧（转载）作者：老绥远韩氏文/杨继绳文章提交者：临川山人 加帖在 史海钩沉 【凯迪网络】 亳县（现为亳州市谯城区DD属阜阳市）位于安徽省西北边陲，东、北、西三面与河南接壤，南面与东南与本省的太和、涡阳县毗邻。全县面积2200多平方公里。1957年耕地面积273万亩，农业人口73.7万人。1958年到1961年，由于同全国各地一样的原因，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村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在大饥荒期间担任这个县人委（即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的梁志远，兼任县委农村工作生产福利科科长和县委生活福利办公室副主任，那时县委和县人委合署办公，很多事情都由他经手。他既亲身经历了整个过程，又经常下乡调查情况，是一个十分了解情况的历史见证人。2002年和2005年，梁志远先生根据三年农村工作笔记和有关历史资料，写了多篇记述亳县大饥荒的文章。其中，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亳县农业卫星经验官修记》（2003年第一期）、《亳县统购统销反右的后果严重》（2003年第7期）、《大跃进中的亳县人大、人委、政协》（2006年第3期）。另有三篇稿件《炎黄春秋》编辑部觉得很好，但不敢发表，即《沉痛的历史教训DD亳县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实录》、《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DD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安徽亳县大办共产主义食堂》。后两篇发内部版《春秋文存》，印数只有几十份。在已发表的稿件中，由于政治条件所限，《炎黄春秋》编辑部删除了部分敏感的内容。征得梁志远先生的同意，本书这一节全部取材于梁先生上述作品的原稿。1，放“卫星”，高征购1958年秋，安徽省委、阜阳地委（当时亳县属阜阳地区）迫不及待地要求所属各县大放“卫星”。亳县闻风而动，并抢先在各县前头。9月27日召开的县党代会上宣布，五马公社将要放出亩产万斤以上的特大水稻“卫星”，并作出了“今年粮食实现亩产千斤县，明年亩产万斤县”的决议。之后，由县委书记亲自挂帅，在五马公社泥店大队，选上好水田，打上木桩，先竖后横网好铁丝，从一百零几亩稻田里将成熟的水稻中选优拔棵，移栽到1.389亩水田里，并在田埂栽上青草，以表真实。经过几昼夜苦战，园满完成了水稻特大“卫星田”的创造任务，连夜上报省委、地委，并通知各社队组织干部参观。许多参观者站在稻穗上合影留念。收获之后，这块“卫星田”放出了亩产40803斤的特大“卫星”。省、地、县报纸、广播及时发表了消息，省地委迅速发来了贺电。全县社队干部通过参观学习，“并田移栽”水稻和合并收获形成高潮。在秋收季节，高产“卫星”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全县数不清放出了多少“卫星”。有的来不及像水稻那样并田，干脆就把多亩地的收获作物放在一起，上报成很小面积的收成。特别是红薯起收时，把十几亩甚至几十亩地里大块红薯挑出来堆放到一块几亩地里，要求上级来验收，以放特大“卫星”。经过一段狂热的浮夸，亳县知名度大大提高，一跃跨入了农业先进县的行列。县委负责人和亩产4万多斤“卫星”的泥店大队负责人，出席了1959年的全国群英大会，亳县和泥店大队都受到了国务院的奖励。产量报得太高，征购指标也随之提高。1957年实际征购1.3亿斤，1958年提高到3亿斤。到1958年底，粮食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因此，大会追，小会逼，干部群众人人过关，拔白旗，批右倾，把征购粮食多少当作衡量干部左、中、右的标准之一。虽然食堂多数停伙，浮肿病大量发生，但县委还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硬说无粮是“假象”，是“西北风”，到处翻箱倒柜，大搜粮食。后来地委派副专员张剑华带工作队来检查，搞清了真相，县委才勉强承认没有粮食，安排了农村粮食返销。但是，返销粮食很少，十天口粮三天吃光。在打击说真话的人的同时，大力表扬说假话的人。1958年，县委让一位新提拔的县委副书记宋某去分包五马公社，他很快伙同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李某放出亩产4万斤的水稻高产卫星，全社粮食产量跃居全县第一。秋季征收“过头粮”从而夺得全县的“帅旗”。日，正当农民大量饿死的时候，他们竟把二月份县委分配给该公社的人均每天4两（相当于十进位的2．5两）的返销粮4500斤退回给县里。从而在县委扩大会上受到大力表扬。结果，五马公社是饿死人最多的公社之一。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8月29日，县委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在全县城乡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县委的头脑又膨胀起来。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凡是反映过农村粮荒、饥饿的党员、干部，均被视为否定1958年成绩、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给予无情打击。1959年粮食进一步高征购，征购量和总产量的比率由1958年的33.2％，提高到39.5％。1960年春，大批饿死人的时候，返销粮每人只有二两左右，相当于十进位1两多。“五风”大行其道，畅通无阻，是因为没有人敢说真话，党委书记一个人说了算。1958年10月,　县委书记为了更方便推行其意志，将县委和人委（即县政府）合署办公，县长、副县长下农村蹲点，以党代政达三年之久。1959年春，农村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以后，如实反映情况的人都遭到残酷打击。2，亳县的公共食堂日到17日，在10天之内，全县就实现了公社化。在公社化的同时，全县办起了4700多个公共食堂。食堂一般由生产队长负责，司务长由会计兼任。食堂所需的房子、器物都是用“共产风”刮来的。刚开办的一个多月，一日三餐有干有稀，门前红旗飘扬，男女老少一起进餐，像民间办喜宴似的，社员家中来客和路上行人都可以到食堂吃饭，一律不收钱和粮票。当领导参观、记者采访的时候，一片欢腾，高喊“食堂万岁！”但喊“食堂万岁”的毕竟是少数典型。大多数食堂是开饭时社员排长队领饭，食堂门口蹲着大片吃饭的人群。排在队伍前边吃完了饭，排在后面的人还没有领到饭。雨天要踏着泥水去领饭，冷天领到饭以后吃冷饭。对老弱病人无法照顾，乳食不足的婴儿难以补贴。更重要的是，吃粮无计划，粮食浪费十分严重，秋收后不久就没有粮食了。多则两三个月，少则一个多月，大部分食堂就被迫停伙。此时，1958年的粮食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为了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一方面以反瞒产私分的名义搜粮，一方面在县内主要干道和周边县市设立“劝阻站”，查缉逃荒农民。月间，全县因缺粮，食堂停伙，浮肿普遍发生。大批农民逃荒到邻近的河南省。到1959年3月上旬，全县只有几十个食堂起伙，春耕生产基本处于停顿状态。直到麦收季节，食堂还处于时开时停的状态。麦收后不久又出现夏荒，食堂还是难以正常开办。当时农民私下传顺口溜：食堂没有粮，饿得人脸黄，浮肿像黄牛，干瘦像螳螂。日，县委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和省委反右倾会议，全县反右倾运动迅速展开。“保卫食堂”是反右倾的一项重要任务。县委负责人在大会报告中对食堂特别强调：“人民公社的食堂为什么会被一风吹掉？主要是对敌人打击得不狠。有人认为食堂一片黑暗，有人在动摇军心。”县委认为，办不办食堂，农民参加不参加食堂，是拥护不拥护共产党、拥护不拥护社会主义的一场阶级斗争。因此，农民绝对没有“入堂自愿，出堂自由”，即使是无粮下锅，喝清水，吃菜汤，也得集中在食堂喝。在反右倾运动中，对停伙的食堂人人过关，个个检讨。对那些所谓“污蔑食堂、攻击食堂”的给予严厉打击。十九里公社薛菜园大队小陈庄生产队长程中德曾编过顺口溜：“食堂食堂，经常没粮，小孩没吃，饿得叫娘。”因此将他定为右倾，撤销了队长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进行了多次批斗。在这种形势下，县委还对时开时停的食堂，要求一村一堂地全面起伙。为了巩固食堂，采取了分户不支粮和收尽社员饭锅的“两头挤”的办法，做到不漏户，不漏人，农民全部到食堂去吃饭。为了显示“一大二公”，把食堂合并起来，越办越大，农民到食堂吃饭越来越远，吃一顿饭要跑好几里路，雨雪天苦不堪言。观堂公社沙土集850人一个食堂，锅小笼少，经常不能按时开饭，晚饭经常等到9点多钟。有人编了打油诗：“早饭等到日正南，午饭红日偏西山，晚饭等到更鸡叫，不知明日再多晚。”为此，在干部和教师中广泛排查，要找出编这首打油诗攻击食堂的“坏人”，最后没有查出结果。农民为了生存，搞些野菜、树皮，但是，没有锅成了社员家庭的一大难题。有些生产队把锅部分还给社员，但一到粮食收获季节为防止吃青或上级检查时又把锅收回来。农民白天不支锅，把锅藏在柴草中或沉放在河边的水中，等到晚上再拿出来煮些野菜、树皮充饥。靠反右倾恢复起来的食堂口粮标准很低，一般日均每人2两左右。大部分食堂两年没有吃油，更谈不上吃肉。有的食堂几个月没有盐。冬天不供应热水和开水。食堂缺柴也是一个普遍问题。解决缺柴的办法一是砍树，二是拆房。全县树木被砍达80％以上，全县房屋倒塌和被扒10万间以上。有的地方挖坟劈棺当柴烧。在田野劈棺后剩下片片白骨，令人胆寒。1959年秋，县委副部长以上干部从县、人委机关食堂撤出，成立了县委小食堂。小食堂里吃细粮，一切副食品满足供应。县委主要负责人有时还另加小餐，公社党委书记来往也在小食堂用餐。在小食堂虽然凭票用餐，但粮油月月透支，透支的全都由县委财贸部解决。公社食堂一般说来有明有暗。明的是公社机关食堂，按标准凭票用餐；暗的是可以多处饱食。如在小农场，火箭营（以武装民兵为主体的单位）、公社饭店、公社菜园等地方，采取多留粮、多供粮的办法，以满足一些领导人的需要。有的公社不仅暗吃饱食，还聚餐、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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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队一级，先办食堂，后被统一撤销，大队干部到所在生产队食堂吃饭。多数干部是明餐不饱暗餐饱，东庄不饱西庄吃，千方百计地安排好自己和家属的生活。还有不少干部贪占粮食，以保证自己家属饱餐。个别作风恶劣的干部不顾农民死活，采取硬卡农民口粮、偷盗食堂粮食，除满足家属需要以外，还高价出售。在农民日均口粮二三两的时候，食堂的粮食被干部吃掉了三分之一左右。干部不仅自己多吃多占，还把食堂当作摧残农民的工具。古城公社一名干部说：“我就靠食堂的一把勺子一杆秤，想叫谁死谁就得死，想叫谁活谁就能活。”当时的食堂有“五多吃”、“八扣饭”。“五多吃”是：干部多吃，干部家属多吃，干部近亲多吃，炊事员多吃，上级检查人员多吃；“八扣饭”是：病事假扣饭，少干活扣饭，上工迟到扣饭，不服从领导扣饭，吵架闹不团结扣饭，对上级检查人员说实话的人扣饭，偷吃青苗的扣饭，偷庄稼的扣饭。五马公社李集大队社员段刘氏因病不能干活，被扣饭，上吊自杀而死。城父公社宿庄生产队长宿某，除满足全家吃饱以外，还从食堂偷粮卖私馍，并利用馍饭诱奸妇女10人，全队饿死80多人。立得公社修刘大队乔园分支部书记乔某，扣饭致死农民11人。亳县农村流传着：刮大风，起大雾，饿死社员留干部。当时，也有一些好干部坚持与农民同甘共苦，不用手中的权力多吃多占，其中不少人饿死。五马公社罗庄大队陈楼生产队的苏如章等四名党员全部饿死。这个公社颜集大队有一位生产队长也死于饥饿。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业十二条》) 对食堂有所宽松。在冬季为分户取暖，县委规定：“经县委批准可采取食堂统一管理、各户分散做饭的临时办法。”接到指示后，县委原打算分两批报地委批准以后实行分户做饭，但没等到报批，食堂就一哄而散。据11月底统计，全县4438个食堂，没有分的只有287个，全是小农场、敬老院等不宜分开的食堂。日，发出了《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23号，文件宣称办不办食堂由农民自愿，在这之后共食堂才正式解散。3，全县饿死20万人饥饿使人口大量死亡。当时农村流传民谣：“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说假话”；“夺高产，放卫星，饿死的社员填满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1960年冬整风整社以后的若干年内，县委曾经研究过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梁志远见到过三组数字：日，县委在亳县三级干部会上整风检查，在一份绝密材料中说：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为4.4万人；1979年阜阳行署计委、农林局编印的《解放以来30年（）农业统计资料》，其中亳县年两年全县农业人口减少了28824户，占原有户数的15.9％，150503人，占原有人口的21.1％；1996年2月出版的《亳州市志》第75页刊载：1960年城乡总户数比1958年减少了29400户，总人口负增长9.6万人。那么，究竟1959年和1960年农村非正常死亡人口有多少？梁先生用自己当年调查研究的材料作了分析。1960年5月上旬，县委为了对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心中有数，让他安排一个中等大队人口死亡比例调查。他选了古城公社李8大队作为调查对象，并拟好分姓名、性别、年龄、成份、死亡时间五项内容的提纲，交县委生活检查组组长王心斋去调查。调查的结果是：该大队原有3130人，1960年1月至5月8日，共死亡719人（不含外流死亡他乡的人数），占总人口的25.3％，同时还在继续死亡。回报后，县委认为，选点不准，死亡比例过大，要重新选点调查。接着，由县委书记亲自选点，以十河公社十河大队为全县中等大队。梁志远派县生活检查组组长李运曾等人前往调查。调查结果是：从日到5月15日，共死亡909人（缺东关分支三个生产队，没查），占被调查村队原有人口的29.15％，同时还继续死亡。这两个生产队如果加上1959年和1960年1月到12月底的死亡人数，总共死亡人口都占原有人口的30％以上。1960年底，梁志远带领姚志远等，在双沟公社王阁大队调查了饥荒偏重的大王支庙等六个村庄。这里原有127户，575人，两年死亡239人，占原有人口的41.5％，其中死绝18户，占原有户数的13％，小李庄原有75人，死亡36人，占原有人口的48％，小许庄原有65人，死亡32人，占原有人口的49％。更有甚者，1960年底，梁志远在五马公社泗合大队杨庄调查，原有68人，除4人外流未归外，全庄仅剩18人，两年死亡46人，占原有人数的70％以上。1960年3月中旬，古城公社李腰小学课间休息时，两个十二三岁的学生坐靠在教室门前的墙根前死去。3月19日一次降雨，检查主要公路，发现19人饿死路旁。梁志远根据以上调查判断，全县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应当在20万人以上，有近3万户彻底毁灭。留下了一大批鳏寡孤独，仅观堂一个公社，就有孤儿400余人。有的孤儿被收养后饿死。十八里公社羊庙大队幼儿园收养11个孤儿，饿死10个。据典型调查，月间，在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贫农占本阶层的28.25％，中农占本阶层的12.5％，地主富农占本阶层的44％。在地方上一些颇有影响的人物也死于饥饿之中。例如，魏岗公社后孙湾生产队饿死了烈士的母亲孙＊氏，烈士的弟弟孙石头沦为孤儿。五马公社罗庄大队陈楼生产队苏如章，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复员时为营级军官，他女儿饿死后，他吃了女儿的尸体后也腹泻而死。五马公社草寺大队彭小庄，1960年3月饿死了归国华侨彭广胜夫妇，彭在饥饿无奈时曾给他旅居40年的法国友人去信，待友人回信时，彭已死数月。十九里公社明洼生产队知名人士李琴丹（清末秀才）饿死，李已编入1996年出版的《亳州市志》名人传略，但其死因则写为“病故”。有的家庭死人不报，继续到食堂领饭，有的死人无法抬埋，留在家中。大杨公社许洼生产队，1960年3月有一农妇将其死去的丈夫和女儿用被子盖在床上5天，多领两人5天的稀饭，使她和另一个孩子没有饿死。没有饿死的人饥饿无力，不能掩埋饿死的人。在路旁、田间、集镇街巷、食堂门口、学校教室，.....到处都可以看到尸体。1960年春，十河公社宋大大队薛竹园村因没有劳动力抬埋，就用一车多尸的办法把尸体拖往地里。双沟公社高范生产队，因无力挖坑，就把不少尸体投在田间的枯井里。1960年10月，梁志远在十八里公社集南杨庄的肿病“治疗点”上看到，浅埋在河坡上露头露脚的尸体就有7具。由于饥不择食，全县因吃野草、蘑菇等中毒而死的人数以千计。五马公社丁双庙生产队高思曾家因吃臭大麻籽，一家五口全部死亡。年，每当新粮接口季节，饥饿过度的农民因暴饮暴食而死亡也相当多。张集公社北曹大队早庄生产队， 1960年月5月15－24日10天之内，因暴食青麦、生麦，撑死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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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饥饿之外再加摧残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时，各级党委都闭眼不承认，还说是假象，是“西北风”，是“右倾势力的反攻”，不准返销粮食。1960年春人口大量死亡时，才开始返销粮食，但每人每天只有2两左右。农民不得不向外求救，而求救信被定为“反革命信件”，写信的人有的被捕入狱。不让饥民外出讨饭。县、公社、大队遍设有“劝阻站”，阻止饥民外出逃荒。劝阻站星罗棋布，村头、路口、车站、码头，都有劝阻站的人站岗放哨，此外还有流动岗哨。劝阻人员对过往行人和企图外出农民盘查、搜身、扣留、打骂、捆绑、关押。过往行人带有食物一律没收，连青菜也属查禁之列。1960年春，立德公社修刘大队乔园分支书记乔某，在食堂以各种名义经常对社员扣饭，致使11人死亡。观堂公社观堂大队夏庄夏耿氏和古城公社油河大队梁景志，都是在因有病不能干活，在1960年春天被扣饭后上吊自杀死亡。五马公社泗合大队四个村庄，大队副书记焦某不喜欢其中的一个30多口人的小村庄，对这个村庄的缺粮、饥饿、病死不闻不问。到1960年这个小村庄30多口人全部没有了，房子拆了，树砍光了，蒿草满庄，80亩地全部荒芜。1960年初春，五马公社党委在罗庄大队召开扒茅草根（找代食品）现场会，为了不让参加会议的人看到罗庄大队的浮肿病人，就把这些病人集中驱赶到边远的荒野里，到会议结束时，数人冻饿而死。农村基层干部对饥饿而“吃青”的农民或拿庄稼的农民进行逮捕、拘留、劳教，不少人死在狱中。个别地方对农民施行惨无人道的刑罚：对妇女打掉裤子不准穿，裤裆里装麦芒，系头发将人悬空吊在梁上，用铁丝穿耳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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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吃人的惨状梁志远在《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DD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中记录了大量的人吃人的惨状。该文称，在农民大批非正常死亡中，人吃人并不是个别现象。“其面积之广，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实属世人罕见。从我三年近百万字农村工作笔记中查证和我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绝对没有一个公社没有发现吃人的事，有的大队几乎没有空白村庄。”这个严重问题是由少到多，到1960年4月达到顶峰。有时路上死人被人埋后，一夜就不见尸体了。有些地方，农民家里死了人，为了防止被人扒吃，就守坟多夜，待尸体腐烂发臭为止。有的吃人家的死人，有的吃自家的死人；人肉有吃熟的，也有吃生的；有吃死尸的，也有杀吃活人的；有吃自己搞来的，也有从市场上买来的（多为熟肉）。在城郊、集镇、村头摆摊卖的熟猪肉中，有不少是人肉冒充的。在吃人肉的人当中，约有40％引起腹泻而死亡；另一些人常吃人肉而没出事主要是吃瘦弃肥、肉菜混吃、少食多餐、腌咸常吃等。针对人吃人的情况，县政法部门也惩办了一批，先称“破尸案”，后按上级指示，统称“特种案件”。这种处理是先严后宽，以后就不告不理，不了了之。这种案件能办不能说，对外只字不漏，对上汇报慎之又慎。稍有泄露，就大祸临头。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及此事的人也受到打击。因此，这些情况一直不为外人所知。梁志远在这篇文章中提供了一些案例。县委亲自处理的第一起“破尸案”1959年春，城关公社涡北派出所抓获了一起正在煮死小孩肉的盲流农民，遂将“犯人”和小孩肉送到县公安局。公安局当时不知如何处理。一位副局长向县委第一书记赵建华作了汇报（当时梁志远在场听了汇报），当即定为“破尸案”，并决定逮捕“犯人”。县委政法书记李庭芳亲自审讯后认为，“犯人”身体瘦弱，无政治目的。于是未经请示县委，发了两个馍，将“犯人”教育释放。县委知道后，李庭芳受到严厉批评。李又让公安局将“犯人”抓回，重新入狱。经过半个月的审讯，确定“犯人”没有政治目的，县委批准将其释放。本案到此终结，但办理此案的派出所所长李玉贤，因向别人说过历史剧《打銮殿》中的剧词：“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在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中，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批斗，并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两级，调出公安系统。李庭芳也被调去带民工到皖南修铁路，再没有回亳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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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假如是你”快举报啊！从276楼开始：【作者：烂柯山人鲜为人知的大跃进期间安徽亳县惨剧】在你眼里一定是造谣；为了国家的安全，有本事举报啊！饥饿残忍吃亲人叔父吃侄女。据民政局离休干部葛现德回忆，其家乡城父公社葛鱼池生产队有一名社员，吃了其侄女的肉。1960年，其兄嫂死后，一个不满10岁的侄女被其收养，不久侄女饿死，被其吃掉。因吃人肉，精神紧张，患病多年。儿子吃父亲。日，县委生活检查组长孙振林（中共党员，县文化馆副馆长）等人汇报：在魏岗公社逯楼大队陈营村检查，群众强烈反映农民马某，在其父亲死后被煮吃掉，并将一部分充当猪肉以每斤1.6元卖掉。由于当时政府对这类事采取回避态度，所以没加追究。父母吃儿子。日，双沟公社王阁大队王庄王某，在小儿饿死后，被煮吃，吃后夫妻两人腹泻，三天后二人均死去。全家七口饿死五口，剩下两个孩子被送进大队孤儿园。母亲生吃女儿肉。1960年春，大杨公社刘匠大队朱寨村朱李氏，在全家4口人已饿死3口的情况下，自己饿得无法忍受，就在死去的女儿身上啃掉几块肉吃下去，因此引起腹泻，拉出许多烂肉。当检查人员任怀赞（大杨公社烟酒专卖主任）发现时，该人已全身浮肿，处于半昏迷状态，但知道要馍，要饭，要医，要药。生产队长朱本善把真实情况告诉检查人员，并说昨天刚把生吃的女儿埋在地里。据张催粮回忆，1960年春，我家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张韩氏，全家4口人，饿死两口之后，身边只有一个瘦弱的女儿，她迫于饥饿，丧失理智，打死了女儿，将其煮吃，之后精神失常，有时呼叫女儿的名字。据市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他家在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社员王某的老婆（1922年生人）在1960春因饥饿打起了十来岁女儿的主意，将女儿打死煮吃。此人在90年代初还健在。父亲杀吃亲生儿子。据大杨财政所离休干部、中共党员孙传玺回忆，大杨公社丁国寺西南邵庄孙某（孙传玺妻子娘家的邻居），1960年将其亲生儿子小秃子打死煮吃，全家8口人先后死光。据法院原秘书尚振华（离休干部）回忆，他所经办的案件中，有一个先吃小孩的惨案。案犯是大杨公社钓台村农妇张某，1960年吃掉自己的死孩后，不久又打死邻居的小孩吃掉。案发后被捕，判决后死于狱中。梁志远的一个亲戚吃了死去的儿子，夫妇腹泻病危，其婶母说他们不该吃人肉。他说：“情愿一顿吃饱死，不愿长饿活着生。”结果两夫妇死亡，全家7口人死去5口。哥哥杀吃弟弟。据市技术监督局、中共党员、退休干部杨心宽回忆：1960年春，我在城父公社任组织部长，该公社龙台庙大队韩老家村，韩某（16岁），其父母死后，即与其弟韩四生活在一起。1960年3月，他因饥饿将其弟弟打死，头和脊背放在泥圈里，肉放在锅里煮时被干部发现了。经审问供认杀弟煮吃的事实。因未满18岁，公社党委作决定时我参加研究，将韩某抓送公社“火箭营”（一种强化劳动的组织）扣留关押，数月后在“火箭营”死亡。据亳州市原书记李兴民回忆：我家原住亳县大杨公社郭万大队李老家，与前瞿庄石某家相距很近。石某家是一个18口人的家庭。1960年春，18口人饿死近一半的时候，老三的小孩死了被留下煮吃。全家人都吃了，全都腹泻。除石有亮一个活着以外，其他人全都死去。一些多户吃人的村庄：据古城公社沼北大队原副大队长、共产党员马占坤回忆：1960年春，该大队河西王村多户农民吃人肉。大队多次检查屡禁不止。王某的母亲屡教不改，被大队书记耿某打后送公社“火箭营”关押致死。据县委生活检查组长、中共党员陆美（女，已离休）在日汇报：魏庄公社蒿庄村，全村40多户有25户吃人肉，严重时几乎每天夜里都有人下地扒死尸。社队都知道此事，认为无法制止就听之任之。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是一个多户吃人肉的村庄。他们吃人肉是半公开的。张某氏，用人肉加稀饭救活了近门的一个孤儿张催粮（即回忆本村张韩氏杀吃女儿的张催粮），张催粮现已年近半百，有时还谈论这方面的事。埋不住的盲流尸体1960年4月，梁志远去县劝阻站（县城到西北角、南京西路北）检查盲流人员的生活情况，站内医生杨文德说：“劝阻站盲流死亡人员被扒吃了不少。”随后，梁志远与杨医生一起去坟地看，确实有不少被扒的站盲流人员墓坑，地上烂衣狼藉，还看到一个未理发的中年男子的头。梁问杨医生：“公安人员怎么处理？”杨说：“我已向公安局反映过多次了，没人表态。”一次批斗吃人肉者的大会据立德教育办公室会计、中共党员李士远回忆：立德公社杨王大队李寨村，1960年春，吃人肉的越来越多。大队、生产队制止不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采取了抓典型召开群众大会批斗的办法。抓了一个多次吃人肉的老中农李某的老婆，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要求人人参加，不参加者食堂扣饭。几个干部在会上发言。指责她“犯法”，“往政府脸上抹黑”等。还说：谁再这样（指吃人肉），就把谁关死在监狱里。批斗会后，吃人肉的就少了。一场抢吃人肉的闹剧据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1960年春，他家乡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吃人肉。为制止这种情况蔓延，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该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多次吃人肉。有一次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被干部查获，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会场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对她进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个大胆的人说一声“我尝尝”，伸手拿了一块人肉大口吞食，接着众人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转眼间一盆人肉抢得精光。王体忠的妻子也抢了一块，当时吃了感觉很香。批斗大会无法开下去，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人肉的市场交易1960年春，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人肉的市场交易也随之出现。城郊有，集镇有，农民摆摊设点和流动串乡卖人肉的也有。1960年3月下旬，城父公社党委电话汇报：丁楼大队李楼生产队农民吕某，于3月17日至21日，共扒掘三具女尸，煮熟后充当猪肉，在菜桥闸工地摆摊出售。1960年春，核桃林场王庙林区邢庄邢某，常以人肉充当猪肉串乡出卖，在当地广为人知。1960年春，十九里公社薛菜园大队任寨农民周某，以人肉煮熟充当猪肉在本村出卖，被县委农工部科长李延荣等人发现后令其埋掉，周某害怕追查，当即逃跑。1960年春，五马公社黄营大队郭桥村，一个57岁的农民杀死本村13岁男孩连臣，当夜煮熟自己吃了一部分，第二天在村头路口当猪肉出卖。县公安局田朝珍等人侦破此案，将犯人逮捕，判处死刑，执行前死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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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31 &&
“假如是你”楼主，下面的事在你眼里更是造谣了！因为伟大领袖领导下，怎么可能呢？快举报啊！作者：妖道寻花 时间： 12:48:42&&&&……………………&&&&…………………………　　-----------------------------　　我不晓得其他，我外公事后回忆，当时开会讨论加入公社。在一个庙里，站在外公身边的一个人反对加入公社，站在戏台上一位抬手一枪就打中他脑壳，我外公身上还有旁边菜地菜上都是脑浆，我爷爷的父亲是上吊死的，因为没得吃，我父亲1954年出生，我母亲1960年出生，中间那6年出生的都死了，这是很不自然的，54后出生的我父亲最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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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kjym123456| 只看此人| 不看此人|
11:23:46&&&&跟帖回复： 第 272 楼.这不是谣言，可能数字不够精确，但误差不会太大。你想否认事实，我看很难办到。除非你去请你的主子毛泽东起来，再一次反右或镇压反革命，这种所谓的谣言才会平息。我想你这种跳梁小丑还是少出来出丑吧。你的主子也不可能再欣赏你了。=================================精彩！！精彩！！楼主看看精彩不精彩！！！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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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39 &&
7:25:52&&的原帖：楼主真有心研究历史的话，就应该根据杨继绳书中的饿死人资料逐一查证，而不是吹毛求疵找出几张照片大做文章，你说你引用的图片是民国期间洋人照的，你有证据吗？凭什么只有你提供的证据才是真的？引用自亩产万斤的主流媒体吗？说的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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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47 &&
2:24:02&&的原帖：&&&&嗬！嗬！看样子你还真是老吐鲁番人啦。而且可能还是个当官的吧，不然怎么连五九年五星公社有几多牲畜数量都知道的这么清楚，至于你讲的五星公社当年发展的如何如何也根本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美好，就凭不知那儿找来的那个破烂民歌就能证明维吾尔民族对毛的知恩知情的感情吗。你认为好你现在到吐鲁番看看还有没有在唱。你帖子题目是：极端分子罴躺俅卧煲ィ晃颐蔷驼飧龃笫麓蠓俏侍獗缏巯拢钫娴脑煲チ寺穑愫耸盗寺穑陆鞯匚搴暮Ｈ硕加校兄卦智拇ò不蘸幽细仕嗌蕉鹊氐呐┐謇先耍饰仕悄歉雒挥辛隳昙⒍龅募且洌泻芏嗟募胰饲灼莼蛄诰铀烙谀浅〖⒒模旮绽葱陆诖蠛友兀ㄍ侣撤鸪嫡荆┳⌒÷霉荩砩侠匆桓鍪甑囊簧蕉『⒁梗椅仕阏饷葱缋匆鼓愀改改芊判穆穑邓挥懈改咐玻改冈诹隳甓级鏊懒耍业谝淮翁刀鏊廊说幕熬醯牟豢上胂蟆Ｒ蛭壹以谀诿晒拍燎笔惫夜┯ι唐妨福淙怀圆槐セ共恢劣谟卸鏊廊讼窒螅又悄晖废⒎獗眨缘谝磺锥蕉鏊廊酥隆Ｄ阋部梢运滴以煲ヒ蛭蚁衷谝舱也坏降蹦昴歉鲂『Ｕ舛嗄昀赐嫌卸嗌俳彩鋈昙⒒那桌叩奈恼拢阋不崴邓窃煲ィ闳缥吮僖タ梢郧鬃匀チ私庖环怯忻行沼械氐恪Ｈ缤鲜岣俨煞玫能蠹⒒牡鞑椋褂杏嘞肮丬⒒牡鞑榈鹊取Ｈ绻杂幸坏闳诵缘娜司换岫栽斐赡浅≈谢褡宕蠼倌训淖锟鍪赘韫λ痰隆五星人民公社是你劳动生活过的地方，但你却对五星人民公社当年艰苦奋斗取得的成就进行贬低。你实在是对不起当年为改变家乡面貌付出辛勤劳动的维吾尔族、回族和汉族同胞。给你回顾点历史或许能让你对容养过你的土地和农民抱有应有的感情和尊重：五星人民公社由于当地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戈壁滩上风暴一起，昏天黑地，飞沙走石，坎儿井淤塞，庄院埋没，葡萄、果树和庄稼毁坏。在1959年前，有一个叫民主生产队的棉花，每年要连续种上三、四次才有收成，产量很低。象这样受风沙严重威胁的生产队，全公社有半数以上。改造戈壁，治服风沙，是当地农民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事情。1958年五星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四千七百多个男女社员投入治服风沙战斗，开出了一万四千零五十多亩荒地。播种面积扩大了一万八千六百五十三亩，等于合作化四年扩大播种面积总和的85%，植树造林七百多亩。在风沙最厉害的地方，种植了三条比较大的林带。五星人民公社还在1959年一年的时间里，挖出了三道新的坎儿井，为十九道坎儿井增挖了七十九个新的竖井，延伸了地下渠道一千六百一十米；全面掏挖了一百一十五道坎儿井和五百五十七个泉眼的淤泥；兴修了一座小型水库和一道二十多公里长的引水渠。同时，充分地发挥了原有水量的潜在力量，大大地克服了浪费水的现象。由此，不但保证了新扩大的一万八千多亩播种面积的用水，而且也克服了原有某些耕地缺水和浪费水的现象，使大部分作物的灌水量都比过去有所增加。正是1959年人民公社将农民们组织起来战天斗地，才极大的改变了当地的农业能力和生活水平。所以社员们说：“过去是风沙赶人，现在是人赶风沙。公社让人吃饱了饭，让地也喝足了水。”所以，才有五星人民公社的农民怀着真挚的感情，用下面的诗歌来表达自己的体验和心情：初升的太阳啊！照t了我的G洲。人民公社啊！开辟了走向幸福的大路。各民族的男女社T啊！向那人g的天堂前进。走一步啊，喊一声：人民公社啊，祝福您！走一步啊，喊一声：xx您啊，亲爱的I袖毛主席！（我保留了繁体字）你可以拿现在与过去做比较，也许当年的农民没有现在的你生活水平好，没有你现在的文化水平高，没有你现在的思想深邃，但他们过去为改变贫穷和落后的奋斗或多或少为你开辟了今天的生活。你可以忽略他/她们，但你不能放下碗叫穷，端起碗骂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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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8:25 &&
&&&&&&&&&&&&&&&& 人们怀念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公共食堂”&&&&58年中国实现了共产党奋斗的最终目标，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当年的8月份全国就开始成立了“人民公社”，10月份开始普遍都建起了“公共食堂”。至今，农民们还非常怀念“人民公社”的“亩产万斤”，还非常怀念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公共食堂”。&&&&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公共食堂”有如下特点：敞开肚子随便吃，如果没有吃的了可以到其它地方去调，就会有源源不断粮食流进来。由于粮食多得吃不完，毛主席指示，一天可以吃五顿。那时的农民进入了“人间天堂”，消灭了饥饿。就连好吃懒做的流氓懒汉都不会挨饿，毛泽东解决了人类从来未成解决的吃饭问题。人们吃饱喝足后，唱起语录歌，跳起“忠”字舞，高呼毛主席万岁，好不愉快。&&&&但仅两三个月，由于修正主义集团的破坏，就改变了“公共食堂”的性质，什么“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公共食堂”一天不如一天，农民们吃不饱，也穿不暖。吃树皮、草根、观音土，三年就饿死了几千万人。&&&&至今农民们对修正主义集团改变“公共食堂”的性质，造成饿死几千万人还深恶痛绝，十分怀念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公共食堂”，敞开肚子随便吃，我们好怀念。 &&&&有个叫“林肯总统”的网友，未曾赶上过“共产主义”的生活，他天真地问：给私人老板干活，没有热情可以歇在家里拿钱么？我告诉他，进入“共产主义”就可以什么事都不干，舒舒服服歇在家里拿钱了。看来在中国，“共产主义”已经深入人心，不少人在盼望着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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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回复：[原创]极端分子杨继绳再次造谣（有图有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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