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信托是什么营销宏观环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他们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会产生什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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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其对房地产业的影响时间:号下午13:45—&#地点:雷迪森大酒店西湖厅
主持人:&&& 尊敬的各位来宾,很高兴今天能够作为主办方请到了杭州这么多地产界的精英相聚一堂,最荣幸的是我们今天还请到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首先我们对各位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关于刘伟教授,我想在座的很多朋友比我更了解他,但是我还是要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介绍。刘伟教授现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并身兼多个国家研究学会职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成员。刘伟教授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学研究,是我国“宏观经济”研究者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近三十载的经济学研究生涯中,获得过20余项国家级殊荣。&&& 今天下午刘伟教授将和我们共同分析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其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在座的各位如果有问题可以和刘伟教授一起来探讨和交流。接下来,我们还要同时感谢一下搜房网对我们今天下午的活动将做网上的现场直播。&&& 现象我们有请《都市周报》总编、都市快报副总编辑朱建先生对今天下午的活动致欢迎辞。
朱建:&&&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相聚在这里。&&& 《都市周报》是一份创刊才一年多的报纸,但是它的成长速度非常快,它的内容定位是城市优质生活读本,它的发展路径是传统媒体中的新媒体,新媒体中的快媒体。丰富的具有影响力的子项活动和营销产品的不断创新,成为周报经营的两大特色。关于前者,《都市周报》举办了16至18世纪欧洲古典名画大奖,世界汽车漂移大赛杭州站,首届杭州西湖现代音乐节等;关于后者,我们开创了报纸分叠的植入营销模式,主打产品就是都市楼书,至今都市楼书已经出刊了十几期。&&& 《都市周报》是一份非常强调服务型的报纸,除了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内容服务之外,我们更强调为我们的商业客户提供具有高附加值的能够带来高回报率的服务。我们今天的论坛就是这种服务的一次体现。&&& 中国现有产业的发展都深受宏观经济的影响,今年以来,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出台了一系列维护市场稳定的政策举措,对金融、制造、出口贸易等主要领域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这之中,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尤其明显。&&& 在泡沫论、拐点论之后,近期的媒体上出现的比较一致的声音是冬天论。房地产行业开始进入集体过冬,那么这个冬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冬天?到底会有多冷?寒冷期又有多长?对于准备过冬的企业来说,它准备御寒保暖的东西是什么?它还应该做什么以支撑自己可以活到春天?我想这些问题可能都是在座各位非常迫切想了解的,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来为我们主讲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其对房地产业的影响。&&& 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刘教授!
刘伟:&&& 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讨论关于中国当前宏观经济问题。我想围绕着当前的宏观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对房地产业的影响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我想讨论这样几个具体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讨论一下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到底发生了哪些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讲一下当前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到底有哪些特点。第三个问题讲一下在这种宏观调控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的和短期的趋势。大体上是这样三个问题,我争取在两个小时之内把这三个问题做一个讨论,然后我们留下一段时间可以有一个互动。&&& 下面讲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宏观经济失衡或者说它突出的矛盾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复杂,基于这种情况,甚至温家宝总理讲过这样的话:“现在中国经济遇到的困难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严重的”。当然这个话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的的确确,宏观经济失衡在现在比照过去,它的矛盾的复杂性是过去很难比的。为什么?因为它体制背景和发展的阶段是不一样的。经过这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平均这三十年经济增长的速度接近10%,前二十九年我们的平均年增长率是9.8%的速度,今年估计低不了10%。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等于将近三十年,中国保持了一个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在9.8%以上的速度。&&& 三十年之久,这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使得我们国家整个经济实力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整个的经济生活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现在大概GDP的总量是25万亿的水平,折成美元是3万多亿,在世界上是第四位,第一位是美国,美国GDP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大体在25%左右,我们大概相当于美国的20%,所以我们占世界GDP的量接近6%。这是第一位。第二位是日本,我们大概相当于日本的63%。第三位是德国,我们大概相当于德国的80%。也就是经过这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使得我们国家的力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这次大家看我们最近连续两件大事,一个是汶川地震,一个是刚刚结束的奥运会。这两个方面的事情尽管都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我们民族的一些精神的东西,但是这个精神的背后也是有着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整个国力提高作为重要物质基础在这儿支撑着。大体上是这样。&&& 在这样的经济发展背景下,我们不仅有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我们还有个体制背景,中国这三十年正好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三十年,所以中国的市场化经过三十年,应当说是走了相当的距离。现在世界上七十多个国家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尽管主流社会还没有承认,像美国、欧盟、日本这些没有承认,但是205个国家和地区现在已经有七十几个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评价可能不一样,但是不论怎么样,中国的商品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化这些情况经过三十年的改革,是在逐渐的加深,整个的生活方式从过去传统行政的、锋利的计划经济朝着现代的、市场的和开放的方式在转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力明显的提升,一个是市场化进程走了三十年,整个社会生活和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两方面变化的情况,中国目前经济出现的失衡或者宏观经济出现的矛盾这就是过去所不能比的。&&& 因为它的发展阶段和体制背景就不一样,所以这样就使得现在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有了和过去不同的、一系列的新的特点和复杂性。这个特点和复杂性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点,就是现在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过快带来的问题仍然有待于克服和消化。我们知道,经济发展到中国现在的阶段客观上有个特点,就是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比较快。我们国家根据现在测算,按照现代国际标准,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完成了1/3,所谓现代化、工业化都是历史的,十九世纪讲的现代化、二十世纪讲的现代化和二十一世纪讲的现代化的历史内容和标准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按照现在的国际标准,所谓的现代工业化的进程,中国大体上完成了1/3。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工业化进入到中后期,也就是开始工业化加速阶段。这个阶段特点是什么?就是整个工业经济、产业结构从一般的制造业和一般的加工工业要朝着重工、重化工去转移。朝着重工、重化工转移恰恰这个转移投资密度是非常大的,是属于资本密集型的阶段。因此,它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是显著的提高。这是工业化。&&& 现代工业化有个发展的空间形式一定是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走到现在已经超越了城乡相互分割、相互孤立甚至相互对立的发展阶段,进入了城乡相互依赖,城乡所谓互动的阶段。到了这个阶段,城市化的速度和它普及的水平是空前加快的。而城市化一旦加快,大家知道,市政、基础、道路、交通各个方面的建设也要加快,所以对投资需求也会提出要求。我查过五个主要国家的经济史,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我也查过几个后起的几个国家的经济史,新加坡和韩国,这几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是老牌的工业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它到了工业化进展到目前中国这一段,也就是进入了工业化加速的时候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比其他发展阶段都要明显的快。&&& 那么我们讲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客观上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但是在这个时期尽管有它的客观性,但是有它的限制和约束的,你不能过快,所谓过快就是超越这个国家能够承受的能力,那就要带来问题。我们做了一个测算,中国这二十九年,平均每一年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大体是在13.5%,这二十九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在13.5%的水平上,在中国目前大的制度和技术变化,我们看承受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上下波动承受的范围有多大,把这二十九年中国的数据和经验那来一看大体上是九个百分点,意思是平均13.5,往上加九个百分点,加上就是22.5,中国经济的增速如果不超过22.5就不会因为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过快导致总需求过于膨胀,然后导致物价大幅度上升,就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过热,不会形成这样的问题。&&& 13.5减9是4.5,在中国目前情况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剔除价格因素,那么不会导致市场市面箫条,然后工商企业的库存大幅度增加,这样还债能力大幅度下降,由此进入破产和停产的企业数增加,这样导致失业严重的上升,也就是达到所谓的失业红线。按现在的标准,一般国家失业的红线是7%,超过7%就是要有问题了。所以中国现在的固定资产投资按照现在的情况,二十九年的经验来看,在4.5到22.5之间波动的话,我们大概能承受。大体上是这样的情况。&&& 按照这样的情况来看,从2003年以来到去年,这五年时间里,大部分时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是在25%以上,有两年时间是24点多,接近25%,剩下的三年时间都在25%、26%甚至更高的水平。这样的水平也就是中国连续五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超越了现在国民经济这二十九年经验表达出来的你能够承受的上限,这样就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很严重的冲击。大家可能都有很强烈的感受,像这几年的投资品,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投资品的需求规模不断的扩大,一扩大就使得重要的投资品价格始终在高价位上振荡。价格一旦在高价位上振荡就会拉动生产,刺激供给,而投资品的生产技术特点往往是高耗能、高耗电、高耗水的,所以我们这几年出现了很严重的情况,首先是严重的电荒,2003年我们夏季用电高峰全国28个省市拉闸限电,2004年26个省市拉闸限电,2005年19个省市拉闸限电,2006年3个省市拉闸限电,2007年到了年底,特别是到了2008年春天,首先是一个暴风雪,把我们的电网破坏了,电的问题反而加剧了,接着就是电煤大幅度涨价,同时电价没有让它动,因为我们怕电引发全面的通胀。这样的话,电力企业在体制上是有问题,它的成本在提高,所以电力企业大幅度的亏损。&&& 除了电和钢一体化企业之外开足马力在生产及一般的电厂能不发电就不发电,能少发电尽量少发电,因为发得越多,等于赔的越大。由于体制的不顺,进一步加剧了我们电荒的矛盾。现在我们有些地方一周开工四天,严重的地方是隔天的情况,比较严重。&&& 可以说很多原因,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现在出现的电荒问题绝对不是中国的发电能力弱,中国电的供给能力不小,日统计的数据,当时中国发电装机容量是4亿4千多万千瓦,这个数字在世界排第二位,我们仅次于美国,比日本都高。日的统计数据,日本当时的发电装机容量是2亿9千多万千瓦,我们当时的GDP相当于日本GDP的40%多,你的GDP经济规模相当于人家的40%多,你的发电装机容量比人家多了1亿5,结果当时是28个省市拉闸限电,你说这个电荒是因为电的供给能力不足还是因为在一定时期你对电的需求增长过快?我想这个答案是再直白不过了。&&& 电一缺,由此就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电一缺煤炭就紧,因为中国的煤炭大部分是火力发电,所以现在煤炭的价格一涨再涨,而且现在拿不到煤。所以,只要电一紧张,煤的问题就要突出了。煤炭一紧张,在中国我们知道,运输能力就紧张,因为中国的经济地理是北煤南运,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带是不产煤的,平时货运70%的左右是运煤。所以中国只要煤炭紧张运力就紧张,运力紧张,油料的价格自然就上去了。所以这几年,我们不光说统计数据看,我们从2003年以来连续五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长速度超过了现在国民经济能够承受的上限,不光是统计数据这样显示的,从我们的实际经济生活感受来看,煤、电、运、油全面紧张的局面和我们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过快增长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就导致了国民经济当中现在一系列的矛盾。这是我们当前的一大问题。有它的客观性,就是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确实增长比别的阶段要快,但是这种快不能无限制的,它是要受国力的约束。这几年的情况来看,超越了我们的约束能力,所以暴露了很多的矛盾,这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存在的一个问题需要解决的。&&&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存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相对不足,甚至可以说是相对疲软,就是和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过快形成对照的是消费需求增长不尽人意。我们这几年消费需求是在增长,特别是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尤其最近三年以来,我们每年是在增加的,但是增加的速度很慢,这个增加的速度和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以及和国民经济GDP的增长速度比较起来,它相当迟缓,远远不适应国民经济经济运行的要求。所以,整个的消费需求不是很活跃。因此,我们现在是出现的情况是,像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份,考虑到价格因素,我们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由于消费需求疲软或者增加速度不够快,现在宏观的情况存在就使得微观上消费品工业和商业企业的存活大幅度增加,销路不畅。原因很简单,一个是投资过快导致的。一个国家一定时期购买力增加的幅度是一个既定的量,就这么多,那么钱增加了之后,你用于投资就不能用于消费,所以很多国外的人很奇怪,中国最近五年经济增长这么快,我们最近五年每年经济增长速度是10.6%,在世界上我们名列前茅,世界205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按照增长速度最近五年来看,排在世界第六位。所以,很多国外的人很奇怪,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这么快,增长速度快就表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快,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快无论怎么解释,那就说明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是快速增长的,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如果快速增长的话,无论他怎么用,市场的消费力、购买力都应该是快速提高的。所以,他们就很奇怪,为什么中国经济这五年高速增长,结果同时国民经济当中的消费需求疲软,消费需求不足?他们甚至怀疑中国是不是真的高速增长,如果真的高速增长的话,钱到哪里去了。&&& 我们讲中国这几年确实是高速增长,但是钱到哪里去了?一个是用于投资。我们做过一项研究,在现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每增加1%,它的速度每提升1%,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就放慢0.86个百分点,中国大体上是这样的对应关系。那么现在已经连续五年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过快增加,显然对消费需求的排斥就形成了相当显著的累计性的效果。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 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收入分配的原因。一个基本事实,中国这几年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的差距在扩大,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是在扩大的。收入差距扩大表明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更多的集中到了少数高收入的阶层人手里。高收入的人消费有一个特点,他的消费占他收入的比重越低,我们叫消费倾向,越有钱的人消费倾向越低,因为他的钱越多,所以他消费的绝对规模会很大,但是他消费规模占收入的比重会很小。越是穷人,他的消费倾向越高,因为他收入少,他把收入百分之百全都用于消费的话可能还不够,所以我们讲,高收入的人消费倾向是低的,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经济是高速增长,带来的国民收入高速增长,然后国民收入高速增长过程中分配的时候更多的是给了消费倾向低的高收入阶层,他拿到钱以后只用一部分消费,大部分钱用于储蓄或者买投资品,他不用于限期消费,这样的话,经济高速增长、国民收入高速增长,但是相当有一部分没有进入消费,这是非常重要的分配方面的原因,就使得中国现在的消费需求并不是很活跃。&&& 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还有第三方面的体制原因,中国的体制处于改革过程中,现在特别是社会保障体制,医疗体制、教育体制、失业保障制度等等。我们知道,越是低收入的人,按道理他的消费倾向越高,拿了钱之后马上他要去消费,我们叫等米下锅。但是越是低收入的人对社会共同保障制度的依赖性越大,我们现在恰恰是社会共同保障制度在变,变就是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越强就说明它的风险越大,所以为了规避未来的风险,由于社会保障体制的变化可能给他带来的风险,现在他最简单的办法是增大储蓄。这就形成了一个问题,你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然后收入分配差距在扩大,大部分钱给了消费倾向低的高收入阶层,有钱的人又不花钱,然后社会共同保障体制又在不断的变化中,本来低收入的人消费倾向高,结果现在由于你的保障体制的不确定他又不敢花钱,是富人不花钱,穷人不敢花钱,最后的结果肯定是消费需求有问题了。所以我们恰恰现在是处在这样的过程中,这样就使得我们整个消费需求不是很活跃,直接就导致了消费品的工商业企业资金周转出了很大的问题,因为它销路不畅,存货在增加,然后应收、未收款在增加,这样资金周转速度就出现了严重的困难。这个困难一旦出现之后,会导致我们现在所说的内需不足。内需不足最后导致的问题就是失业加剧,这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对整个经济带来了很严重的威胁。&&&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存在的第三个问题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巨大。中国这一轮通货膨胀和过去不一样,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中国大概在此之前已经经历了三次通货膨胀。第一次是1984年秋天到1985年春天,1984年的九月份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关于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以这个决议作为标志意味着中国的改革从农村承包制全面展开,现在要推到城市,整个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担心物价上涨,因为过去是计划价格,物价是冻结的,这样人们就去抢购,避免可能发生的物价上涨给他带来的损失。这是一轮抢购。&&& 第二次比较严重的通胀是1987年的夏天,198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工作会议有一个决议,决议准备价格改革,所谓价格闯关,当时说苏联、东欧价格改革失败了,但是中国价格改革尽管风险大,但这关必须闯,否则的话市场体制的改革不可能真正提到日程上来。这个决议一做出,全国马上开始抢购,因为老百姓担心价格改革之后带来严重的物价上涨,这是第二次比较大的通胀。&&& 第三次是1994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全国掀起了开发区大发展、加快发展的浪潮,这样就使得需求迅速的膨胀,拉动了物价迅速的上升。1994年商品零售价格的上涨幅度超过了24%,1994年我们当时为了抑制通胀,银行的保值储蓄率是百分之十几,然后再加上当时银行的存款利率等于当时物价上涨率,24%左右。所以,那是一次比较大的通货膨胀。&&& 我们在这次之前改革开放经历了这么三次,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没有出现大的通货膨胀,因为是计划体制,物价是冻结的。那个时候的通货膨胀不表现为物价上涨,它表现为短缺,就是东西供给少,需求多,按说在市场体制下,这种失衡会表现为涨价,但是我们当时是计划体制,所以这失衡不表现为涨价,它表现为排队,队越排越长,短缺强度越来越大,投资等待时间越来越长,消费者在市场上排的队伍越来越长。改革开放以后慢慢的价格开始松动,所以这个时候供求之间的失衡,需求过热大于供给慢慢的开始表现为物价的上涨。&&& 我们这一次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压力和过去不同,前三次通货膨胀都是需求拉动的,需求上来了,然后把价格拉上来了,而我们现在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一个最要紧的问题,它是先需求拉上,但是是一种结构性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品的价格由于需求比较高拉动上来了。经过一段结构性的需求拉动之后,过一段时间,它实际上由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慢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转化为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所以这次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不是需求拉动,而是成本推进。我们各个方面的成本上来了,就使得物价上涨的压力增大了。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治理起来相对容易,你就把需求管住,减少需求的压力就可以了。成本推进的通胀治理起来比较麻烦,因为要降低成本是很难的,要通过各个方面的体制还有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组织的改造,这都不是短期能做到的,所以它往往需要更长时期,这是我们这次通胀和过去很大的不同。&&& 我们为什么说它的成本推进型的通胀?看看我们现在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压力,它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作为于成本。我们先来看政府,从政府角度来说,其实政府主要是公共权力的掌握者,所以它控制的资源基本上是公共资源,比如基础设施、城市的道路、公共品,另外是公共环境、资源等东西,这都是政府作为公权掌握者所掌控的东西。现在问题是,只要政府公权控制的东西,在我们国家这些年的发展当中有存在着被过度使用、过度开发、破坏性使用的情况。而这种过度使用甚至是破坏性使用带来的损失,相当一部分没有计入我们现在国民经济的真实成本里去,没有进入成本就没有计入价格。所以就使得我们现在的价格看起来比较低,但是这种破坏、这种浪费已经发生了,现在没有计入价格就意味着将来为此要付更大的代价。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公共环境,有些企业生产的产品成本低,有价格优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不治理污染,它自然排放,你让它一旦治理污染,达到治理污染的排放标准以后成本就上来了,所以很多产品是国外不生产而国内生产,同时竞争力又强,因为我不治污,但是这就等于破坏环境所带来的损失没有进入产品的成本,没有体现在现在的价格里,所以你竞争力比较强。但是环境污染早晚是要治理的,你今天越不治理,今天价格越低,意味着未来欠环境的帐就越多,未来治理的成本更高,那就等于把通货膨胀交给了明天,这是一种成本推进型。我们这种情况太多了,环境问题还有基础设施,超重的车。还有一些自然资源,我们开的时候根本不考虑回采,矿脉很多都断了,现在越是这样的采,效率越高、成本越低,意味着将来回采的难度越大,将来投入的成本越大。实际上现在公权掌握的东西,普遍存在破坏性使用,而这种破坏性使用的成本没有计入价格,这就意味着将来成本会增大。&&& 上个月我去无锡,无锡的领导跟我讲太湖污染到什么程度,去年夏天所谓的蓝藻如何,他举了个例子,他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发展带来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创造的财富大幅度增加,他说这三十年经济发展带来的全部财政收入集中起来,把它全部用于治理太湖也不能使太湖回到三十年前的水平的。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这三十年财政收入赚的钱,全部用来治理太湖也弥补不了三十年来对太湖的破坏。所以我们在公权这块,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多的。&&& 再来看企业,实际上这些年中国上游产品企业的成本价格,煤、电、运、油价格已经上来了,它上来就意味着下游产品生产的成本上升了。现在之所以下游产出的价格没有涨上来是因为内需不足,所以它卖不动,它不敢涨价。一旦市场需求出现松动它马上涨价,因为它的成本已经上来了。这是从企业来看。&&& 从消费者来看,我们先不要一般的看所谓的CPI,去年八月份以后CPI涨的是比较猛,到今年六月份,前半年我们的消费品价格指数涨了7.9%,接近8%。所谓CPI统计是把人们的各个方面分九大类,每一类内选有代表性的商品和服务,然后再把这九大类按一定的比重平均,算出所谓的CPI。但是选的九大类每一类里选有代表性商品的时候,这些商品有涨价、有降价,也有价格不变的,然后放在一起平均,就是所谓的消费品价格。但是选的商品和老百姓到市场上去买的时候的选择是有差距的,老百姓买得更多的是涨价的,它纳入指数里的降价部分往往是老百姓实际在市场当中很少去买的,这样就形成了各个国家都是这样的,老百姓在市场上感受到的物价上涨远远高于CPI统计的物价上涨,因为选的结构不一样。降价的东西对老百姓不太大,所以感受不太深。像我们中国现在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我们现在涨价比较大的第一是吃,从去年八月先从猪肉开始涨,然后禽类、粮食再就是植物油,植物油的涨价还比较麻烦,因为中国油料的自给率大概是48%,一半以上我们是靠进口,而国际上这几年油料价格涨得是比较猛的,所以现在咱们在超市上看到十斤一桶的花生油要七八十元了,涨得非常猛,因为这是有国际因素的。&&& 我们国家这几年受世界市场上粮食涨价的影响,涨价的原因很多,一个是受灾,特别是最近两年,欧洲的主要产麦区受灾,再加上非洲受灾,另外还有人祸,石油涨价以后,美国调整它农产品的种植结构,搞所谓的生物能源,这样就大量减少了谷物的播种面积,这样就形成了粮荒在世界上更加严重。我们当时觉得对中国的影响不大,因为我们的粮食90%以上是自给自足,我们进口占了5%,主要是调剂余缺,就是结构性的调整,所以我们当时觉得世界粮食涨价对中国的价格会有影响,但不会很大,我们当时是这样想的。结果现在看来,和我们当初的估计有出入,为什么?它虽然总量不大,但是它结构性的问题很大,因为这次涨的主要是油料的东西涨得很猛,而中国恰恰进口里面用于植物油的进口量大,所以这样对我们整个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食品这块涨价涨得是比较猛的。而吃在中国目前城市消费居民当中占37%,在农村消费居民当中占44%,它占的比重是比较大这个东西一但涨上去以后,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特别是对穷人,这是所谓的恩格尔系数。所以,吃的东西一旦涨上去对低收入的家庭影响非常大,所以就会带来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曾经提议,干脆我们对低收入阶层发食品券,票后后面带财政补贴,这样来缓解这个问题,这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第二个是住,中国中心城市房地产价格这几年上涨速度之快是世界的一道风景线,有的天方夜谭一样,速度太快了,这有它的客观性。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时候,中心城市本身的住房需求就是要进入快速增长的时期,这是各个方面都有这个要求的。所以我们说,它是有它的客观性的。当然也有它的政策的推动,2004年深圳有人提关于怎么看待城市住房涨价的时候,我说我们不把它作为经济问题来讨论,因为记者不一定是学经济的,我们就作为一般社会问题来看,我说我提一个问题,你说中国社会现在谁不希望房地产涨价?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肯定是指望它涨价,财政很大一块是靠土地出让这块,然后房地产开发商肯定也希望涨,剩下就是老百姓,老百姓要分类,一类是买了房的,一类是没买房的。买了房里面分两类,一类是自己用,另一类是作为投资的,无论他们是哪一类,买了房子以后肯定是希望房子升值。还有一类老百姓是没买房的,这其中也要分两类,一类是买得起房的人,一类是买不起房的人。买得起房的人在买之前希望房子降的越低越好,但是买了以后希望房价涨得越高越好;还有一类是买不起房,银行以及各个方面是不会帮助他去买,这类老百姓是有买房的愿望,但是没有买房的能力,市场是不相信眼泪,房价涨还是落是看能买得起房的人对房子的购买态度。你没有购买力,你的愿望是不影响市场的,这是说它在市场上是个弱势群体。既然他影响不了市场,它就只有通过影响政府,让政府采取政策来解决它的住房问题。如果他能影响了政府,那他就不是弱势群体了。我们政府想把弱势群体的责任压到市场身上,这就是个悖论了,他既然是个弱势群体在市场竞争当中就没有能力,然后你还想通过市场来解决他的住房,最终,一方面是不可能通过市场解决他的问题,第二方面,如果真能把市场打压到弱势群体能接受的程度,那么中国的房地产业将面临灭顶之灾。&&& 弱势群体住房的基本责任应当是政府承担,不应当是市场承担,这是政府该办的事不能推给市场。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有些误区。在这种博弈过程中,中心城市房价上涨速度自然就比较快了,而且有的地方就很快了,背后的其他问题我们不去讨论,我说的是,只要房价涨得比较快,老百姓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就提高。所以我们说,一个吃,一个住,这两项实际上对老百姓未来价格的担心的作用还是很强的。&&&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软肋的服务,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中国教育费用涨得是比较猛的,过去大家比较关注大学收费,中国的大学按照中国的教育大纲,实际上中国大学是非义务的,非义务的话,当然就有公益性、社会性、财政要拨款,既然是非义务的,那么中国的大学在市场上有些专业是可以在市场上收费的。但中国现在事实上恰恰规定的义务教育出了问题,我们九年义务教育收的费我觉得比大学给家庭带来的负担还要大。义务教育严格的讲就应当麦当劳化,就是我在杭州开这个麦当劳店,我在武林门带着孩子吃的麦当劳和西湖边吃的麦当劳应当没有差异,既然是义务,那么给全体居民提供的教育资源大体说是无差异的。但现在是有差异,那家长肯定要选择了,这一选择就麻烦了。所以,这方面给家庭的压力实际上是很大的。&&& 另外一块是医疗,我个人觉得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出了问题,为什么说出了问题?因为医疗本身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领域严格的讲是不能让患者和医院直接市场化。因为合理竞争和交易的前提是买卖双方对这个事件的了解和信息占有大体相同,这才能公平的讨价还价。现在是信息不对称,那么就麻烦了,一旦信息不对称就让它市场化,那么医院就要企业化,一旦企业化就要盈利最大化,盈利最大化但信息不对称,那就麻烦了,明明没有病他说有病,那你也搞不清,你明明不需要做很复杂的检查,医院就部分从最贵的开始做,你也不清楚。所以,患者和医院不能市场化,通常我们知道,即使私立医院也是遵守报酬公平准则,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保险公司去买单,这样来缓解信息不对称方面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赤裸裸的把患者直接推给了医院,然后两个人在市场上博弈,所谓的医院都有收费处,都在排队,我觉得这很成问题。当然医院也有只有的苦衷,现在稍微好一点的医院,设备差、床位紧、劳动强度大,像北京三医院,院长和我说每天接诊两七千多人次,一个大夫一天要看几十个人,这么大的劳动强度怎么能好好看病。所以我跟很多朋友讲,不管大病小病,一定要找认识的人,不是不相信他,他的强度太大了,他不会给你很认真看的。所以为什么我说中国医疗体制有问题,现在搞得是患者有意见,大夫有意见,医院也有意见。所以我说教育、医疗再加上吃、住价格上涨幅度这些年比较大,这样就使得老百姓对物价上涨很担心。&&& 现在政府到企业再到居民普遍的有比较高的通货膨胀担心,也就是预期,而事实上我们现在通胀情况确实是创了十二年来最高。我们工程安装费用今年上半年涨了14%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品的价格平均涨了10%以上,上游产品,就是煤、电、运、油等原材料涨了11%以上,工业品出厂价格涨了7.6%,商品零售价格涨了7.5%,老百姓的消费品价格(CPI)涨了7.9%,这些价格都是十二年以来的最高。这样就使得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担心程度普遍提高了,这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第三个问题,就是通胀压力越来越大。&&&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第四个问题,就是经济停滞的威胁,也就是失业率攀升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中国实际上现在经济内需不足的问题客观存在,所以工商业企业的存货大幅度增加,这一增加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就放慢了。今年一到六月份有个数据出来的,一个是中国货物运输量增长速度大幅度减少,去年同期货物运输量的增速是14%以上,今年是百分之七点几,比去年货物运输量的增速下降了差不多一半,这是经济不景气很重要的先行指标,就是货开始不运了,它不运就要搁家了,搁家里我们还有个指标,就是仓储业的营业税大幅度增加,因为它都搁在仓库里,所以它的收入增加了。今年仓储业比去年的增加速度快了将近20%,这两个指标放在一起看,货物不在外面运,都搁仓库里了,这就是经济要衰退很重要的先行指标。这个东西一但上来之后,经济增长速度一旦下来以后,直接带来的社会问题就是失业会增加。而且这里还有个国际背景,今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等问题的发生,估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比上年会下降1到1.5百分点,估计今年全世界平均增长率大概在2.6%左右,去年大概是3.8%左右,他们估计今年全球的增长速度大概要下降1到1.5个百分点,美国下降幅度会更大,美国预计会下降1.7个百分点,欧盟地区大概下降1个百分点,日本大概下降0.7个百分点。&&& 受这种全球经济影响,如果到今年年底美国经济是目前情况下,美国经济特别是次贷危机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特别是出口等等的影响,来自这个因素可能会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1个百分点。所以,本来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活跃,然后再加上世界市场出现衰退和不景气的局面,这样就导致我们国内的就业矛盾比较突出,也就是经济停滞的威胁可能会越来越大。&&& 我们国家现在是这样的,1998年到2002年五年时间,当时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是7.3%,那几年比较困难,特别是国有企业转型,当时的城市登记失业人口是5百多万,去年我们经济增长速度是11.7%,这11.7%比前些年7.3%可以说是大幅度加快的增加的速度,但是我们去年城市登记事业人口是1千多万,这就很奇怪,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比前一个时期加快,其他条件不变的话,它的失业率应该下降,增长速度快,表明企业开工更充分了,所以新增的就业岗位应当增加,我们现在国家不是这样,不仅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之后不仅失业率不下降,反而是成倍的提高。道理也很简单,就是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发展阶段。现在工业化和市场化在加速,工业化越深入,技术进步越快,资本越排斥劳动。过去一个项目可能顾一百个工人,现在一个项目两个工人可能就够了,因为主要的钱用于买设备了,是这样的。中国工业化加速的同时还在市场化,市场化越深入就越鼓励竞争,越鼓励竞争就要减员增效,所以这样就很麻烦了。1985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新带来的就业岗位是240多万个,1995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新带来的就业岗位是170多万个,现在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新带来的就业岗位是90多万个,同样的经济增长率,带来的就业岗位直线下降,而且不仅如此,1985年的中国经济盘子有多大,那个基础上增加1%增加了多少生产,现在中国经济盘子有多大,现在增加1%绝对值是1985年绝对不能比的,但尽管大出这么多,反而带来的就业岗位比那个时候大幅度减少。这是城市的官方登记失业率,其实这个失业率还不足以反映中国真实的失业情况。&&& 中国农村劳动力5亿多人,这些年我们转移出了2亿,在土地上种地的农村劳动力现在大概有3亿4千多万人,中国现有耕地是18亿多亩。我们曾经做过调查一个农村种劳动力,我们调查18岁到44岁的人,一天八小时工作日全部精力种地,看看目前的农业生产条件支撑一个劳动力一年能种多少亩地,南北是有差别的,旱地和水田是不一样的,一个劳动力种十亩地没有问题,18亿多亩地最多需要1.8亿农民中,而现在在农村种地的农民是3亿4千多,他们还在土地上,而土地上根本不需要,那就是有1亿6农民失业,这些人随时准备冲击城市和非农产业的就业市场。所以,你要把这些问题考虑进去,实际上中国失业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就叫经济停滞和失业的威胁,今年看来这个威胁越来越现实。因为今年一个是中小企业资金环境越来越严峻,大量的中小企业停产或者是减产,中小企业恰恰是吸纳就业的主力,这是一个。另外我们的出口定单由于国际市场本身的问题,由于我们人民币汇率的变化问题等等一系列内外因素,所以出口应当说是增长速度大幅度减少,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速度20%多一点,像去年前年都是30%、40%多,所以今年看来出口是大幅度的减少,所以出口的增长速度是严重的放慢。而中国的出口别看经济价值并不大,因为我们在国际产业链的分工上,我们主要在附加值比较低的这端,但是它的社会价值比较大,解决了大量就业。所以关于出口,特别是中小企业经济环境的严峻、资金情况的严峻,使得带来直接的社会问题就是失业压力越来越大。这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第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就是失业压力越来越大。&&& 中国当前宏观经济存在比较突出矛盾第五个方面的问题是国际收支失衡越来越严重,而且这种国际收支的失衡不仅本身越来越严重,同时越来越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内经济的均衡。实际说国际收支里面,一个国家和国际经济的联系主要是两个通道,一个通道是贸易,就是进口、出口,还有一个通道就是资本。一个国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联系基本通道是这两条,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经常项目,一个是所谓的资本项目。经常项目主要是进出口贸易,资本项目主要是资本流入和资本留出。&&& 我们国家长期以来的政策倾向是鼓励出口,为国家赚取宝贵的外汇,所以我们的出口一直是大于进口,这样买的东西少,卖的东西多,所以我们的顺差就不断的增加,这一增加就导致了我们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到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外汇储备超过一万八千亿美元,外汇储备不会越多越好,为什么?因为外汇储备是有成本的,外汇储备是居民和企业卖东西赚的钱,打工赚的钱,外汇储备首先是国家和居民企业挣的外汇作为存款存在银行的,作为存款的话银行要给人家付利息,所以外汇储备越多,等于付的利息就越多。还有宏观上的代价,外汇存在这儿,钱不是国家的,是居民和个人的,居民和个人要用的时候就要结帐,那就叫结汇。外汇储备越多,到时候结汇量越大,结汇的量越大,为结汇所掏出的人民币就越多,掏出的人民币越多就等于银行向流通中放的票子越多,流通放出去的票子越多就等于通货膨胀压力越大。所以外汇储备也可以增大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压力。&&& 我们国家2003年九月份以来收紧银根,到现在我们的央行还在流通中的货币过多,我们叫流动性过剩。实际上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就是国际收支出现了严重的失衡,收大大大于支,所以外汇储备不断的增加。结汇的量不断的增大,结汇的时候投放的本币不断的增多,我们把这个叫做外汇占款。这个量越大,实际上通货膨胀的压力就越大。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这儿,国际收支失衡严重的加重着国内的通货膨胀。国内要控制通货膨胀就要紧银根,紧票子,而主要紧的是国内企业的资金环境,可是形成通货膨胀重要的因素是由于国际收支出了问题,这样就是大问题了。一方面国内企业面临的资金环境越来越严峻,失业问题越来越大,另外一方面,通货膨胀的压力下不来,因为是国际收支这块形成的问题。&&& 除了贸易这块还有资本,中国是世界上引进的外资量是数一数二的,然后我们的资本也可以出去,但是资本流出不是开玩笑,我们真正的资本走出去投入实际上我们也是刚刚开始,很多技术的、管理的、文化的甚至政治的、法律的环境和条件我们并不掌握,我们倒是大量的资本流入,所以我们是个资本流入大国。外资到这儿了之后要消费也好,要投资也好,他再把它换成人民币,这一换就等于你的票子又增加了,这样的话通货膨胀的压力就又增加了。所以国际收支这两个通道,一个是贸易,一个是资本,实际上都是收远远大于支,因此就形成的对国内通货膨胀一个严重的压力。现在怎么办?很麻烦。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比较突出的我们排了这么五个问题。我们现在所谓宏观调控采取政策其实主要是针对这五个问题来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过快带来了一些问题,消费需求相对增长不足又带来了一些问题,然后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大带来了一些矛盾,再有是经济停滞失业的威胁又越来越严重,最后国际收支的失衡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了国内的经济。&&& 下面我们来讲第二个大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采取的政策措施,我们看看当前采取的政策措施有什么特点,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也就是政策拐点大概会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们做一个扼要的讨论。&&& 首先,我们这次宏观调控政策突出的特点是淡化总量政策,强化结构政策,这是我们这次比较突出的。所谓总量政策指的是对总需求采取办法,我们知道总需求的失衡有两种最典型的表现,一种是需求大于供给,它的表现是通货膨胀拉动物价上涨,还有一种是需求小于供给,这就是市场不景气,这就是经济衰退、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甚至出现经济停滞,然后失业加剧,最典型的是这么两种供求之间失衡的状态。中国经济在1998年五月份之前基本上是需求大于供给,所以当时主要的任务就是防止通货膨胀。所以,宏观经济调控主要的政策目标就是紧缩需求。大家可能还记得1997年中共召开十五大的时候,在中共十五大党代会决议里讲第九个五年计划,第九个五年计划宏观经济的政策目标叫做整个九五计划期间适度紧缩保持不变。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开始出现过剩,原因很简单,一是生产发展了,供给增加了。我记得1998年七八月份长江发生了大的水患,当时我看电视给我一个很大的振动,灾民移到大堤上以后,我们给的都是一箱一箱的矿泉水,我当时觉得很振动,1998年不要说灾民,平常百姓家里有多少人没事喝矿泉水?不是很普遍的。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我觉得我们国家开始摆脱过去的贫困和短缺的。这次四川汶川的地震也不得了,地震当时网上有个照片是周恩来总理1965年到邢台的,背后有个背景,有个直升飞机在那儿停着,当时全中国八架直升飞机,给总理调一家直升飞机费尽了周折,那时国家穷,但现在我们出动了很多架飞机。1976年唐山地震的时候,唐山人住上永久性帐篷,就是可以一年四季在里面住的帐篷用了三年时间,这次是用了三天时间,胡锦涛总书记亲自到河北廊坊一带视察帐篷生产厂。我们这次损失很大,大概是四十几个县受灾,重灾区的人口将近三千多万,整个受灾人口将近四千万。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在抗震救灾一个是有精神上,民族凝聚创造了很多令人感动的事情,另一方面确实是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力提高了。&&& 我们现在GDP的总量相当于1978年中国的14倍,就是现在二十几天生产的GDP相当于1978年全国一年生产的产值。在1998年以前我们基本上经济是短缺,所以主要是防止通胀、紧缩,从1998年五月以后生产发展了,另外还有是体制变化,过去是计划经济,什么都不要钱,到1998年市场化,很多要素资源开始通过市场分配,要钱了,不要钱的东西永远短缺。所谓过剩不过剩,主要是看要不要钱,所谓过剩时候是相当于市场需求来说的,是要钱,所以到了1998年,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国开始出现了过剩。到2002年中共召开十六大的时候,十六大明确第十个五年计划,我们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势当时说的是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以扩大内需为目标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不变。扩大需求就是扩张性的刺激需求,那就是中国在1998年以前基本上是紧缩需求的政策,1998年以后基本上是扩大需求的政策,经济学上把紧缩需求的政策统称为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把扩大需求的政策统称为扩张性的宏观调控,基本上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看十七大开过了,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现在搞了差不多两年了,十七大对我们现在的总需求是扩张还是紧缩没有说,为什么没有说?因为确实不好说。现在扩张不敢扩,紧缩不敢紧,如果扩张刺激需求,对于解决失业有帮助,对于克服经济停滞,防止衰退有帮助,扩大内需有好处,但是要敢全面扩张,通货膨胀的压力就非常大,主要是成本在推进,需求一旦刺激上来,它马上可能就转化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它又不敢扩张。不扩张紧缩行不行?但是要敢这样做的话,现在的失业率会比前些年成倍的提高,如果这时候紧缩需求,市场再进一步的衰退不景气,企业倒闭进一步增加,然后失业会进一步恶化,在中国劳动力这么多的国家,失业一旦上去之后怎么办,所以它又不敢紧缩。刚才第一个大问题讲中国宏观经济失衡几个方面的矛盾实际上是犬牙交错,很多问题是方向性的不一致,它要求的政策主张是相反的,因此你就很难现在简单的用一个政策的总量扩张或者是紧缩来解决中国现在的这些问题,它和过去不一样了。&&& 去年新财经杂志一个小姑娘采访,说到年底了盘点全年经济,我给她分析当年的情况,我一看题目上写的是“刘伟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终于到了政府可以无所作为的时候了”。我的意思不是说政府可以无所作为,我说政府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要么紧缩,要么扩张,但现在很难明确了,中国经济现在的复杂性和过去不同了所以就要求宏观调控的科学性要比过去加强。&&& 我们在这次情况下,这次调控我们对总量,对总需求是紧缩还是扩张我们并没有明确,我们叫做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实际上就是结构性的。有的地区让它快,有的地区不让它快,有的行业、有的产业支持它快,有的行业限制它甚至叫停,所以我们是地区和地区有区别,产业和产业有区别,同一产业里的不同部门都有区别,甚至同一个部门里的不同企业都有区别。像2003年开始宏观调控的时候,钢铁是属于叫限制的,但是钢铁业限制,我们当时闭掉了江苏的一个,但开通了上海的宝钢一个,就是说同样的行当,不同企业也有区别。我们这次采取了这样的办法,这个办法的好处就是有针对性,避免一刀切。但是它的坏处就是有行政性,所谓有保有压,区别对待,说得好听点就是区别对待,说得不好听就是歧视性调控,这种歧视性条款不是机会面前人人均等的调控,它是靠行政,所以这次调控的行政色彩非常浓,因此这是它最大的代价。这个东西不能长久,作为权宜之计或许可以理解,但是一定要记住,资源配置真正有效还是要靠市场经济。所以这次美国次贷危机,欧洲经济的衰退,引发了美国和欧洲甚至包括日本各个发达国家要求政府干预,包括政府救市,美国相当的主流经济学家尤其像格林斯潘这些有影响的人,特别的强调在这轮摆脱危机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好政府对市场干预的程度,不要过度干预,过度干预对市场破坏之后,因为政府的行政力量主导资源配置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恐怕还是一个基本的力量。这次我们中国的宏观调控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行政色彩非常浓,这要有清醒的认识。&&& 现在关于这一点的政策争论或者是说关注点,就是中国现在是不是到了总量有一个拐点,从淡化总量强调结构是不是到了紧缩总量,同时强调结构调控,是不是到了这样的转换点。或者反过来,是不是到了刺激总量然后同时强调结构调控,是不是到了这样的转换时期。为什么?如果通货膨胀是首要问题,必须迅速的治理,为治理通胀不惜加剧其他领域的矛盾,就是我宁愿付一定的代价也要把这个问题首先解决掉,通胀是最大的威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实际上中国的总量政策就到了总量开始从紧的时候了。反过来,如果现在失业、衰退、内需不足、增长乏力带来的问题是首要问题,那就说明从2003年以来紧缩需求的政策现在到了放松,关键是在这儿。&&& 前几天中央国务院会议开过之后,判断经济形势之后,胡锦涛总书记接见来开奥运会的国外记者的招待会,胡锦涛当时在招待会上讲的一些国内问题的话,他其中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引人注意,他说“我们下半年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防止通胀”,当时我听了这个觉得下半年可能总需求要进一步紧缩。我们原来年初提的是“双防”,温家宝总理说的是要在控制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寻求一定的均衡,是这么讲的,那就是既考虑防止通胀也考虑就业,考虑增长速度,这两者之间有个平衡。如果现在说首要任务是下半年防止通胀,那就有可能从总量政策进一步的收紧,这是一个。&&& 我注意到港台和海外的报道讲我们国务院有些领导讲中国现在最紧要的问题还是扩大内需,这个可能大家也看到了,大家仔细想一想,如果主要问题是扩大内需的话,那实际上是对总需求现在是要放松,而不是紧缩。如果现在主要问题是防止通胀,那原则上来说,对需求就是要进一步紧缩而不是扩张,这里面是有区别的,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说,或者基本知识、基本概念上来说是有区别的。就是说现在看来,我们对下半年宏观经济的总量政策是扩大内需促进增长还是紧缩需求防止通胀,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还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状态之中。但这个问题一旦明确,就意味着我们总量政策的方向就选定了,因为现在我们实际上是没有明确的,我们是淡化总量,强化结构,那要明确总量政策就有方向问题了,要往哪头明确?好象各有各的道理。现在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资本普遍认为紧缩的力度太大了,我们杭州还好一点,我三月份之前来的时候,杭州的一些企业认为问题不大,因为我们的民间融资力量相对来说比其他地区活跃,但是我上个月来杭州,我接触了一些企业就觉得问题很大了,全国其他地方的感受会比杭州还早一点。这是我们讲的企业是这样的态度。&&& 但是从政府来说未必,特别是央行未必,因为它的任务就是防止通胀,央行就是制定货币政策稳定货币的,所以它的责任在这儿,所以它的看法显然不一样,周小川一直在讲防止通胀,因为这是他的责任,这恐怕对政策的要求和它的利益直接相关。因此这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要看它站在哪一个利益方面对政策提出要求。这是我们讲的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特点,就是淡化总量,强化结构。&&& 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产生了方向性的差别,这是我们过去没有的,或者很少见的。我们先来看财政,其实我们的财政政策这几年我们叫稳健的财政政策,所谓稳健的财政政策仔细看还是在扩大内需。财政政策分了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政策这块国债没有取消,而且规模还在不断的增大,财政赤字我们也没有减少,那就等于财政支出这块我们还是用举债,用斥资预算的办法在增大财政支出,增大财政支出是刺激需求,它属于扩张性的,这是财政支出。然后再看财政收入,财政收入政策是这样的,主要是税收,我们2004年以来,中国的税收基本上是减税,名义税率是在降低的,号开始,新的出口退税办法开始执行,对出口企业的退税力度加大,这是减税,然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上调,这是减税,然后企业所得税从2008年开始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拉平,拉到25%,外资我们给它五年的过渡期,然后内资和外资合并,那等于对广大内资的所得税名义税率等于是下调了,这是所得税。增值税,我们酝酿增值税转型,就是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到消费型增值税,这是最重要的。这一招2005年八月,我们在东北地区作为震惊东北的优惠措施已经开始试行,这是减税。农业税2006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土特产税只保留了一项,就是烟草,其他的土特产税我们也都取消了,所以从名义税收来看我们都是在减税。这个地方我们也要说,中国企业面临的税赋环境在世界范围内是严酷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不能否认这几年我们是往下调的,降税是刺激需求,留给企业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增大,这就意味着购买力相对增大,它是扩张性的。所以,大家看现在的财政政策,无论是财政支出还是财政收入,虽然我们叫稳健的财政政策,但它的基本方向是刺激需求,而且从现在看,恐怕下一步运用财政特别是财政收入政策来刺激经济增大需求,恐怕力度要加大,因为这两天我们对出口企业在税收方面有所调整了,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企业的退税问题又进一步提高了幅度,然后对大量的中小企业恐怕将来在税收上还要出台更优惠的政策,否则的话,中国中小企业在资金环境这么紧的情况下,它的税赋这块再下不来就很难生存。估计运用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力度,我个人觉得下一步可能会增大,但是用财政支出增大的可能性恐怕够呛,所以我觉得运用财政收入政策,也就是大规模的减税恐怕在中国目前来说是比较合适的政策选择。&&& 货币政策就不同了,货币正主要是两块,一块是信贷,一块是利率。我们先来看信贷,2003年九月份开始,央行提高了所谓的法定准备金率,当时是6%,提高了1个百分点,一路下来到现在不断的提,去年到今年我们已经连续十五次上调法定准备金率,现在已经到了17.5了,而且我们还有5个百分点的超额准备金率,如果把17.5再加上5个超额准备金率,实际上中国实际的法定准备金率已经超过百分之二十几了,这在当前世界上是高的。1994年是我们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商品零售价格上涨了24%以上,在那个时候,那么高的通货膨胀率,我们为了治理通胀,减少信贷,控制信贷规模,1994年中国的法定准备金率是13%,现在的物价一上涨百分之二十几还有和遥远的距离,但是我们现在的法定准备金率已经达到了17.5%,比1994年的时候还高了,就是说中国现在的法定准备金率和世界比是高的,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来说也是最高的时期,这就表明了央行对于信贷规模紧缩的决心,一直在紧缩。&&& 其实中国最有效的手段是行政手段,我们基本上是给各行都下了规模指标,如果超规模的话是要撤职的。我们去年各行的指标是按年度结算的,所以特别发达地区的行把一年的指标半年就用完了,那大半年不能让它在那儿停着,总要给它扩大指标,或者允许行内调剂,它到西部把指标拿来,事实上是扩大了它信贷的额度。今天我们更绝,今年是按季度结算,这些措施就更加严密。所以从信贷来看,一直是在收紧银根,收紧信贷,这是信贷的政策。&&& 再看利率,2004年贷款的基准利率一直在调,现在超过了7%,这个利率很高了。加息上调利率是紧缩性的政策,从货币政策来看,我们从2003年以来,看来我们是信贷政策也在收紧,利率也在上调。我个人觉得,从目前情况来看,再提高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有限,为什么?法定准备金率已经到了这样了,在全世界是比较高了,在历史上也没有这么高,那还能高到哪儿去呢,这是一个情况。另外是准备金率对企业来说压力已经非常大了,所以我想货币政策再紧缩的话,空间有限。而且目前看来,货币政策的效果实际上是在减弱,就是它治理通胀的目标没有通过政策有效的实现,因为我们真正通货膨胀的压力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国际收支的失衡,光紧国内的货币供给,国际收支的缺口控制不住的话,最后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所以,靠紧缩国内的资金环境来解决目前的通胀问题的作用看来是有限。然后它积极的作用有限,副作用就越来越大,使企业资金环境越来越严厉,然后企业资金链出问题,这样的话,可能会出现严重的衰退或失业,搞不好有可能形成滞胀,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我们讨论到这儿,等于我们现在财政政策是在刺激需求,货币政策等于是在紧缩需求,我们说得好听一点,我们叫做松紧搭配,就是货币在从今,财政在放松。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失衡的方向不是特别清楚的时候,采取这种松紧搭配是可以的,因为不到非常时期,一个国家的货币和财政两大体系不要轻易的采取双紧或者双松,那样的话可能会使经济大起大落不稳定,所以采取松紧搭配使得经济有一定的稳定性,波动能够减少,这是它的好处。但有利就有有弊,它的坏处就是政策效果之间相互抵消,这是它带来的局限。现在我们要观察的是中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目前是不是到双紧的时候,就是从松紧搭配朝着双紧转,或者是不是到了双松的时候,这个问题的取舍也还是看通胀和治理衰退两个目标哪个是首要的。如果通胀是首要的,当务之急要解决通胀,有可能下半年货币和财政政策从松紧搭配的格局中变为双紧,如果是衰退扩大内需、解决就业、促进增长是必要的,那从现在的松紧搭配朝着双松转变。这个问题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厉害,所以这个问题要进一步的分析。&&& 当前中国宏观政策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和幅度有可能加大,就是汇率政策的运用问题可能力度会更大,特别是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和幅度。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人民币确实有升值的空间,世行去年给我们做了人民币和美元的购买力评价,他认为我们低估了人民币,他分析的结果是1美元在市场购买力上大概相当于1.9元的人民币,就是1:1.9,我们刚才讲了中国现在三万多亿美元的GDP总量在世界排第四位,相当于美国的20%,相当于日本的60%多,相当于德国的80%这样的情况,那是按照官汇1:7.4算的,按照1:7.4算我们相当于美国的21%,但是远远超过日本,因为按照1:7.4算我们是日本的63%。所以为什么去年下半年开始国际社会有个说法,中国GDP真实的总量远远超过日本是雄踞世界的第二大国,它要求中国按照发达国家的身份进入国际市场,这样进入的话,等于我们进入国际社会的成本就提高了,实际上它有它另外的考虑,当然我们不接受。我们人民币没有像他说的那么高,但是我们目前的官汇确实低估了人民币真实的价值。但是升不升值不取决于理论,取决于一个国家的需要。&&& 我们过去对人民币一直采取低估人民币的办法,因为主要是扩大出口,汇率政策就是这样的,本币越贬值,等于出口品的价格越低,它的竞争力就越强。本币越升值,等于出口品的价格越高,竞争力弱,所以过去我们为了鼓励出口,我们人民币从官汇上是低估了,这样提高我们出口企业的竞争力,这样使得我们改革开放这些年出口增长非常快,尤其是这几年。1998年以前,中国平均每一年的出口增长大概是在15%左右,高的年份是百分之二十几,中国经济增长只要超过10%的年份,中国出口需求这块的增长就超过20%,基本上是这样的格局。九十年代中期朱F基总理做了人民币并轨,当时一个是官汇还有一个是市场汇率,朱F基做央行行长的时候主持了双轨并轨,这样等于一下把人民币贬了三块多,这样就使中国出口品的价格一下降了60%多,出口竞争力大幅度提高,所以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出口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很快我们就到了一千亿,当时有人说中国外汇储备是不是高了。刚才我们讲了,外汇储备是有代价的,当时九十中期我们是两千九百多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两千九百多亿除以四是七百多亿,所以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八百亿的时候国内当时有个争论,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不是多了。当时朱熔基总理说不多,台湾还有一千亿呢,所以继续扩大。扩大以后很快到了一千亿,扩大了一千亿以后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然后大家都来提汇,中国避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千亿的外汇储备,为什么?金融问题是狗眼看人低,你有钱,人家到期不到期不急着提,你没钱,人家就急着来提。后来韩国、新加坡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总结教训,它认为罪魁祸首就是中国的汇率并轨,因此金融危机来的时候,这些国家把它们的本币大幅度的贬值,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对世界做了一个庄严的承诺,叫做人民币不贬值,那就是人家在降价甩卖我们不降价,把市场让给人家,所以赢得了市场普遍的赞扬和尊重。不过说老实话,我们也不好意思贬,因为是我们先闹的。&&& 这几年中国的出口受到了一些影响,市场被人家分割了一部分,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美国经济开始衰退不景气,它要扩大出口带动增长,所以使美元对主要货币进行贬值,但是人民币不是主要的货币,这样美国人做了很多工作,使美元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主要货币都贬了,这样使人民币的货币也贬值了,所以中国的对外出口大幅度的增加,美国人觉得这是中国搭了美元贬值的便车,同时别的国家的意见也很大,纷纷给我们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过去我们根本不理它,你要让我升,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我有不升,我记得2004年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请美联储的专家和我搞了个辩论,我是不主张升的,但现在的问题不同,不同的是现在人民币不升值,流动性继续增大,通货膨胀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情况下,为了防止和治理通胀,出口顺差和国际收支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最好的措施就是把人民币升值。所以现在人民币升值和前些年不同,前些年人民币升值主要来自国外对我们的压力,而现在人民币升值不仅来自国外的压力,同时还有来自国内经济失衡的压力,也就是治理通货膨胀本身要求你升值了。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和幅度就很现实要提升了,提升到多大现在也不好说,因为年初的时候大家讨论比较共同的认识是一年把升值的服务控制在5%到10%,可能我们的经济能承受得住。&&& 另外还有一个,现在的外汇储备一万八千多亿,外汇要升10%,那外汇储备贬了10%,所以我们外汇储备这么多,一万八千多亿的外汇储备在这儿,这个时候要升本币的话等于外汇贬值,这个损失也不小。估计升在5%到10%的空间,微观上、宏观上我们能承受得住。现在看来搞不好要超,就是还要加快,很可能超过10%,实际上现在已经到了10%了,就是和年初比我们的本币升值已经达到10%的水平了,下面是不是还要进一步升值,再进一步升值等于超出了我们原来估计的上限,那就是治理通胀。现在看来人民币下一步再增大升值幅度有多大,速度有多快,实际上也是取决于治理通胀和防止经济衰退这二者的选择,如果治理通胀压力大,进一步加大要求和力度,那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可能会进一步的上升。如果说通胀问题基本缓和,控制住了,下面要是扩大内需,增加就业,防止衰退,那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和幅度可能会放缓,看来也是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大家也比较关注。这就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大概三个方面突出的特点和可能会发生的变化,目的就是解决我们前面讲的五大问题。&&& 最后我简单的讲一下我们国家长期和近期的前景。其实,我最不愿意谈前景和趋势,这个东西说不清楚。经济学首先是经验的科学,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思想的抽象,它要根据经验来,所以它对未来说不清楚,它能说清楚过去,可是社会对经济学最大的需要不是让它说过去,是让它说未来。所以从长期来看,我觉得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问题不大。我们已经有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了,现在人们提出个问题,就是所谓东亚的二三十年高速增长的极限,日本是保持了二十九年高速怎样,韩国大概保持了二十六年高速增长,台湾大概是二十三年高速增长,新加坡大体是二十年高速增长,香港是十八年高速增长,中国今年下来是三十年,那么这些东亚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经过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进入长期的停滞、衰退时期。那么中国现在三十年来是不是也要走这条路,尤其是韩国和日本,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发展以后都办过奥运会,然后所谓的后奥运就开始衰退了,中国现在也办了奥运,所以从各个角度就提出这些问题,我觉得对长期来说没问题。人家经过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这些国家都收获了一个果实,就是都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虽然也经过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但是距离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有很遥的路,我们工业化按照现在的标准实际上才完成了1/3,我们的城市化才刚刚普及,所以我们是距离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有很遥远的路。一个国家的经济在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但是又进入工业化加速时代城市化普及时代的时候,没有理由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慢下来,那些国家是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它的需求和各个方面不会像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候那么快了,而我们现在是恰恰没有完成。你没有完成说明它还能快速增长,我查过,经济史上英国在这一段保持了70年,美国在这一段保持了49年,日本是29年,这说明越早历史上启动的工业化时间越长,越长说明它保持高速增长的时候越久,越大国用的时间用长,因为它要解决的问题多,花费的时间多。中国是个大国,中国要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要完成这个历史过程,所要处理的问题,花费的时间恐怕绝对不是韩国、新加坡能比的,所以同样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我们距离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还有很遥远的路,但恰恰是因为还有很遥远的路,说明中国还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所以我说没有问题的。
嘉宾提问:&&& 刚才刘教授讲了今年一到六月CPI是7.9%,2007年中国的房价也上涨得非常厉害,杭州市区而言,去年可能有百分之三四十的房价上涨,对比CPI也是同步的,但是很明显,我们国家对于CPI的计算而言并没有把房子这个商品计入在里面。我想问刘教授,国家对于CPI的统计为什么不要把人生中间最大的商品拿进来统计?国家未来以后发展统计的话,会不会把房价统入到CPI中间来,统入到CPI中间来以后会不会对房地产行业有影响?
刘伟:&&& 这个朋友提的是很专业的问题,这是统计方面专业的指标问题,不仅是我们国家统计CPI的时候不统计房价,全世界都不统计,这是一个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买房支出的费用统计在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需求里,它的作为投资来的,如果你是租房的,这个统计到CPI里面去,买房的是统计到投资需求里。从统计上来说,以个人为统计对象的,统计经济是统计三个东西,一个叫投资性支出,包括买房、买股票等搞其他的投资,还有一个叫保值品支出,保值品的定义可能有点含糊,但是比如说买金条,这就是保值的,但是首饰不算。第三块就是消费支出,就是所谓CPI,以个人作为统计主体看他的支出一般是统计这三块,买房的支出不统计到消费支出,它是统计到投资性支出,所以最后打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里面,租房的支出是统计到CPI里面来,这是全世界通行的做法。&&& 以后会不会改?全世界的统计办法和指标体系改掉,把买房的支出也放到CPI里面来,这要统计方面去专门的研究、考虑,那样的话会有困难,因为买房的支出往往不是一次性的,它的逐渐来付出的,所以恐怕会有问题。但是再说回来,尽管它统计到投资需求,但老百姓不管,只要这个东西涨,他不管统计上放到哪儿,他由此就担心未来的生活费用会增加,所以统计上把它放到哪儿实际上只要在涨,就能够诱发老百姓更高的通货膨胀预期。大体是这种情况。一般人来说知道这个道理就行了,知道你的CPI没含住房,基本上考虑价格预期的时候就考虑进去了。
嘉宾提问:&&& 今明两年您估计国内对扩大需求落实的政策有哪些?您觉得这种可行性和可能性有多大?
刘伟:&&& 扩大需求从需求的类型来讲,我觉得可能主要是扩大消费需求,而不是扩大投资需求,所谓扩大内需,恐怕这是它的政策着眼点。要扩大消费需求,恐怕在很大程度上要改善收入分配的格局,就是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鼓励人们消费,尽快推出社会公共保障体制到位的措施,让人们对未来的体制能够稳定,然后对低消费阶层的消费给以刺激,包括我刚才讲的比如发一些票证,因为背后有财政补贴,但是我们要把它搞好,不要让它流转。类似这些措施我们刺激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措施恐怕会有一些力度的出台。另外一个扩大内需的,我觉得对解决就业问题比较强的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我估计在税收方面会有优惠。这是第二个方面的政策。第三个方面的政策,我觉得是大城市化,消费实际上人只要一分散了就没办法消费了,不仅这样,包括服务业等与消费相关的产业,必须有人的地方才能消费。中国大城市太少,现代消费、现代生活扩大内需必须要扩大城市,像山东、河南、四川恐怕上千万的城市都没有,所以中国的城市不够规模,那么什么故事都不能发生。所以我觉得城市不要再提什么城镇化了,就城市化,中国大城市不是多,而是少,只有把这个搞大,很多服务业、第三产业,就业机会有了,消费才能上去。所以我想这几个方面,一个城市化进一步加快,一个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保障以及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加速,还有对中小企业税收方面的照顾,我觉得在未来几年这些措施恐怕应当是比较明确的。而这些措施的明确有一个好处,它基本上是改变供给降低成本,它不直接涉及到需求,所以它可以刺激就业,扩大增长的同时避免通货膨胀。我觉得这些措施会差不多。&&&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 很感谢刘伟教授陪我们度过了这个有意义的下午,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刘伟教授到杭州来,谢谢!&&& 今天的房产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光临!
搜房网现场报导
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
《都市周报》总编-朱建
主持人-沈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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