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背坜福近那里办建设银行卡背面

“我入学已在东南大学的时代,记得那时有许多学者故意丑诋中国文化,把中国文化说得一文不值,主张彻底地摧毁掉,办杂志大肆宣传,蔚成一时风气;唯有我们东南大学的师生屹然不摇,我们很理智地衡量,对于自己民族文化失掉信心的人,还能爱自己的国家吗?把自己民族文化的长处完全抹杀掉,把一些小缺点拼命地夸大,以偏概全这是公平的吗?这是合乎科学的吗?把所谓“新青年”都变成“洋迷”,甘心臣服于异族,这是国家民族之福吗?我们也办了一个杂志,叫做《学衡》,唤醒学术界的理性,对一些 辞邪说,要读者加以客观的理智的衡量。我们的教授柳翼谋先生(诒徵)特写了一部《中国文化史》三巨册,对学生讲授,让学生看到中国文化的全貌和真象,也让青年们自己理解中国文化是否真的一文不值。我们的教授王伯沆先生(瀣)特别开了一门“四子书”的课,阐述中国文化里精微的“道”与“理”,每逢开讲的时候,一间最大的课室里,学生总是坐得满满的,到得迟一点的就挤站在门口和窗口的走廊上,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声息,只听见伯沆先生的南京口音在侃侃而谈,娓娓不绝,渊渊入微。抗战的时期,日本人进攻南京,伯沆先生得了中风症,不能随校撤退到后方,一介书生,贫饿交迫,日本人闻讯,送钱送米,到他家里,都被他拒绝了。他的情形,被沦陷区的学生知道了,并传到后方,后方的学生也节衣缩食,筹集款项,与沦陷区同学合作,接济他们的生活,直到他的逝世。我们东南大学的重道与尊师,其诚敬与恳挚的精神,完全出于衷怀的自然流露,决非出于矫诈与做作。最可敬的是我们文史以外的各科教授,都是一流学者、科技专家,如秉志、胡步曾、邹秉文……等,都团结在校长郭秉文,副校长刘伯明的周遭,一方面发展科技的新知,一方面共同发扬中国文化的精神,把《学衡》杂志办得更有声有色,校内的学术风气,在尊师重道的精神推动下,更显得活泼而有生机。”        作者简介:    高明先生 國家文學博士之父      十七歲考上東南各省青年嚮往之最高學府─國立東南大學。民國十四年,以熱血青年之姿,,矢志報國,從事地下革命工作。民國二十三年,任教江蘇灌雲師範,後毅然投筆從戎,任江蘇省保安處主任秘書,並兼保安幹部訓練所及江蘇中心民校校長訓練班教官,以抵抗日寇。抗戰期間,先生曾在中央政治學校、西北大學、政治大學任教,來台後,先執教省立師範學院。高先生為台灣師範大學創辦國文研究所,民國四十六年,招收首博士研究生;另,高氏亦嘗為政治大學、文化大學主持創辦中文系及中文研究所。民國六十四年,高氏遵大學法規定,退職專心著述;為國立編譯館纂輯師專及高’國中標準本國文。並在政大、師大、輔大、東吳及文化大學兼課,不易寒暑,諄諄善誘。一生皆為闡揚傳統文化矢志奮鬥。  http://www.ncu.edu.tw/~ncunet/5_1.htm                国立中央大学的传统精神
     高 明      民国成立以后,在南京设立了一所南京高等师范,是东南各省的最高学府,后来改为国立东南大学。我在民国十四年夏天,考入东南大学,距现在已经六十年了。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后,定都南京,我们学校几经易名,最后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那时我正在学校。再过三年,到民国十九年夏天,我才毕业,在校整整五年,沐受由南高以来的传统精神甚深且厚。对日抗战时,学校迁往战时首都重庆的沙坪坝,胜利后迁回南京。几经播迁,似乎在南京开始创校,由南高而东大、由东大而中大,这一段创校时期所建立的传统精神,知道的人已经渐渐地少了,现在欣逢创校七十周年,我愿把我在校时所沐受的传统精神说出来,以与全体校友共勉,还请大学指教。      第一、我们母校是具有“革命建国”的坚忍奋斗精神的。——孙中山先生创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首都就定在南京。南京有龙盘虎踞的形势,民族英雄明太祖革掉蒙元的命,就定都于此,至今他的陵墓巍然尚在,可以引发人“革命建国”的雄图壮思和坚忍奋斗的精神。袁世凯把首都迁往北京后,承袭了帝制时代的官僚和军阀的遗风,而南京则仍在孙中山先生“革命建国”的精神笼罩之下。民国十四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于北京,南京各界立即召开追悼大会于秀山公园(是当时南京最大的一个公园,由前江苏督军李纯出资兴建的),民众坌涌而至,规模级为宏大,气氛极为悲恸。国民党人又乘机将孙先生的主义与政纲大肆宣扬,各校青年大为掀动。我那时正在钟英中学准备毕业和升学考试,也被卷入了这革命浪潮,勇敢地加入了革命阵营。等到考入东南大学后,被组织指派参加学生会活动。那时东南大学的学生会是三权鼎立制,一为执行部,设正副部长各一人,主管行政事宜;二为评议会,设评议员二十余人,主管立法事宜;三为载判院,设载判员七人,主管司法事宜。我以一个预科的学生,竟当选为七名载判员之一,颇为当时同学所瞩目,但也因此而暴露了我革命的身份,被军阀的特务人员列入黑名单,几乎送了一条小命(那时我才十七岁,所以说是一条小命)。我们东南大学的革命同志,工作都很努力。有时为了培养自己的宣传口才,常常黑夜摸上台城,对着玄武湖发表演讲;有时为了张贴标语,常常深夜徒步南京城的大街小巷,走得精疲力竭;有时在微弱的灯光下,阅读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以及上级发下的刊物和指示;有时在隐僻地方(如体育馆的地下教室),召开小组会议,交换工作经验与心得,并提出对上级的建议。东南大学是全国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大学,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革命的一页,但那时男女同学绝少谈恋爱的,上课时女生坐在靠近讲台的前面,从来不回头看一看男生,和男生说话那就更不用提了(当然偶尔也有例外,如同乡和亲戚,见面时也打招呼);女生宿舍,男生都不敢去闯关,女生指导李玛利那个外国婆子,虽然风度很好,但理谁也不敢去惹她。有一次,有一位新文学家丁丁先生(后来改名为丁淼)以革命嫌疑被捕下狱,我们的女同学史人范国志却勇敢地送牢饭给丁先生,亲切地安慰他、鼓励他,成为南京一时天大的新闻,这也是革命精神的表现。一九五一年,丁淼先生率领香港文艺访问团来台,我奉命接待,谈起这件事,他还感激史同学不尽。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誓师北伐以后,我们的革命同志在学校里,天天为革命军做宣传开路的工作,因此深为军阀的走狗所猜忌。郑定泰同志(后来改名郑学稼)差一点被捕,远走日本,改学经济,他和我同住在成贤街第二宿舍北舍的楼下,对门而居。记得逮捕他的人是下午五时到的,他是四时得到消息走的,真是危不间发。等到北伐军由广东而福建,由福建而浙江,日有进展的时候,张宗昌派褚玉璞率兵南下,进驻南京,援助孙传芳,首先派兵包围东南大学,搜捕革命党,住在我楼上的成律(湖南人)、吴光田(江苏常熟人)两个同志不幸被捕,慷慨骂贼,不屈而死。其他同志有了高度的警觉,纷纷走避,后来虽又包围两次,也就一无所获了。北伐成功,中国统一,南京重为首都,政府垂念勋烈,特在我们的校园--梅园--树立一个成、吴二烈士的纪念碑,与我们校园里耸立一千五百余年的六朝松,同归不朽。这一种纪念学园内革命烈士的纪念碑,是全国各大学里所没有的。我每一想起这些往事,辄为我们母校拥有这一种“革命建国”的坚忍奋斗的精神,而感到无上的光荣!      第二、我们母校是具有“尊师重道”的诚敬恳挚的精神的。——我们母校是由南京高等师范起家的,要成为师范,必先尊师,师尊而后人乐于为师,为师重在传道,道重而后师尊,“尊师重道”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教育精神,而这种精神在我们母校是根深蒂固的,校名虽屡改,校址虽屡迁,这种精神却从来没有衰竭过。我入学已在东南大学的时代,记得那时有许多学者故意丑诋中国文化,把中国文化说得一文不值,主张彻底地摧毁掉,办杂志大肆宣传,蔚成一时风气;唯有我们东南大学的师生屹然不摇,我们很理智地衡量,对于自己民族文化失掉信心的人,还能爱自己的国家吗?把自己民族文化的长处完全抹杀掉,把一些小缺点拼命地夸大,以偏概全这是公平的吗?这是合乎科学的吗?把所谓“新青年”都变成“洋迷”,甘心臣服于异族,这是国家民族之福吗?我们也办了一个杂志,叫做《学衡》,唤醒学术界的理性,对一些 辞邪说,要读者加以客观的理智的衡量。我们的教授柳翼谋先生(诒徵)特写了一部《中国文化史》三巨册,对学生讲授,让学生看到中国文化的全貌和真象,也让青年们自己理解中国文化是否真的一文不值。我们的教授王伯沆先生(瀣)特别开了一门“四子书”的课,阐述中国文化里精微的“道”与“理”,每逢开讲的时候,一间最大的课室里,学生总是坐得满满的,到得迟一点的就挤站在门口和窗口的走廊上,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声息,只听见伯沆先生的南京口音在侃侃而谈,娓娓不绝,渊渊入微。抗战的时期,日本人进攻南京,伯沆先生得了中风症,不能随校撤退到后方,一介书生,贫饿交迫,日本人闻讯,送钱送米,到他家里,都被他拒绝了。他的情形,被沦陷区的学生知道了,并传到后方,后方的学生也节衣缩食,筹集款项,与沦陷区同学合作,接济他们的生活,直到他的逝世。我们东南大学的重道与尊师,其诚敬与恳挚的精神,完全出于衷怀的自然流露,决非出于矫诈与做作。最可敬的是我们文史以外的各科教授,都是一流学者、科技专家,如秉志、胡步曾、邹秉文……等,都团结在校长郭秉文,副校长刘伯明的周遭,一方面发展科技的新知,一方面共同发扬中国文化的精神,把《学衡》杂志办得更有声有色,校内的学术风气,在尊师重道的精神推动下,更显得活泼而有生机。到了国立中央大学的时代,首任校长张乃燕,副校长戴志骞(超),仍沿袭东南大学的旧规,尊师重道的精神依然如故。后来出身北大的朱骝先(家骅)、罗志希(家伦)两先生相继出长中大,也没有改变这种“尊师重道”的精神。即如罗志希上任时,首先拜望的是曾在北大教过他的季刚(侃)教授,执礼甚恭,由此可见一斑。既由校长领头对教授尊敬,学生自然闻风响从;教授得到尊敬,自然乐于为传道、授业、解惑而尽心尽力。我们中大校友在社会上服务,大都有高水准的表现,能力突出,声誉卓著,就是由“尊师重道”得来的。      第三、我们母校是具有“刻苦好学”的勤俭朴实的精神的。——一般贫家子弟缴不起大学的学杂费,都喜欢进入完全公费的师范读书,南京高等师范所收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优秀的贫寒子弟,他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刻苦好学、勤俭朴实的学风。我初入东南大学时,住在学生第一宿舍,一早起来,到校园里散步,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就看见孟芳图书馆(前督军齐燮元为纪念他的父亲齐孟芳捐钱盖的,是东南大学最大的建筑之一)门前,学生排成一里多长的长龙阵,使我吓一跳,询问之下,才知道要到图书馆阅览室看书的人太多,不在图书馆开门前排队,就找不到位子,每天都是如此,并不是应付考试的偶然现象,可见那时学生是怎样地刻苦好学。我们同学的穿着,大都是阴丹士林的蓝布长袍一件,布鞋一双(偶尔也有穿鞋的);女同学则布褂黑裙,清汤挂面的头发,毫无装饰。走到街上,老百姓一眼就看出,这是东南大学的学生,绝对不是从教会大学出来的。我们同学的饮食,有许多人在农场门口的面摊上,一天吃三碗面,也就过去了。我也曾度过这种日子,后来老学长乔一凡聘我在他所办的钟南中学教一班初中国文,每月送我三十元,我才在学校附近的仁记饭店包了一客八元的一月的伙食,多下来的钱就买书和零用,不再向父母要钱了。到了中央大学,许多学校(如河海工程学校、法政专科党校……等)合并进来,学校的规模扩大,设有八个学院,成为全国最大的一所大学,由于位居首都,名师麇集,各省和优秀青年也纷至沓来,但是我们东南大学的刻苦好学、勤俭朴实的学风,则仍相沿不变。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们中央大学迁校于战时首都沙坪坝和柏溪,校舍简陋到了极点,师生生活都很艰苦,敌人的飞机又时常来窥探和袭击,我们则安之若素,弦诵不绝,把刻苦好学、勤俭朴实的传统精神发挥尽致……我们学校刻苦好学、勤俭朴实,以及尊师重道、诚敬恳挚,革命建国、坚忍奋斗的传统精神,应该是可以绵延下去,并且发扬光大的。    
原载《中央大学七十年》     news./Article_Show.asp?ArticleID=8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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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约和一百年前一样
  王则楚:文物保护要像审计每年公布    --------------------------------------------------------------------------------     金羊网
14:47:18      省政府参事王则楚对话羊城晚报:大小马站书院群复建,答复八年未见动静,政府要负责         本报记者 张演钦
      前天,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先生发表在《新快报》上的一篇谈及当年广州大小马站拆除和复建的评论中提出:建议对这个议案(大小马站复建)的办理,现届的广州市   人大常委会继续关注、督促,使大小马站书院群尽快重现。对政府敷衍议案办理的有关人员,必须要行使人大的选举权、罢免权。王则楚的言论引起广泛关注。人们有理由担心:一个已经形成了议案的历史文化保护工程尚且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那些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历史文化遗产,岂不是更加岌岌可危?     城市历史文化的生存和延续,出路究竟在哪里?     羊城晚报昨天与王则楚先生进行了对话。         上图:王则楚谈广州的文化保护 本报记者 蔡惠中 摄       八年前议案如何形成     复建大小马站至今不见动静     羊城晚报:从你的评论看得出来,你对大小马站的被拆除非常惋惜。为什么呢?     王则楚:大小马站书院群是古代广东四邑地区学人上省城考科举的时候,在这里迎考、复习、居住的地方,因此各个姓氏的书院都有,有很长的历史传统,很多著名历史人物都是在这里迎考的,比如康有为、梁启超、商衍鎏等。大小马站离学宫也不远,文化底蕴很深。     以前老说我们是文化沙漠、不关心政治———其实广东的政协、人大工作在全国很有影响,文化工作也应该在全国有影响———但今天老老实实说,我们在文化方面做得是有欠缺的。中山图书馆的北斋拆了,中大很多著名的教授在里面住过!我们是在北斋西堂迎接解放的。包括容庚、商承祚、詹安泰、我爸爸(注:著名教授王起),全部都是在那住的。拆了之后要重新恢复,使人再想起有这么一批人曾住在那里,撑起中山大学,还行不行?不行了。原来中大是和中央大学并列的,比北大强得多。     现在我们根本不去纪念这些东西,万木草堂到现在也搞不起来。这些东西不应该拆。正因为如此,市人大代表越秀团两次去大小马站看,讲明不能拆,后来说,要拆的话也要将建筑构件收集好,他们汇报说异地再建,基本上都是在原来的那块地方,和流水井连在一起,那里还有一段挖出来的城墙。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规划图,我们觉得还算可以。八年过去了,居然还是这样,不见动静。构件又到哪了?     /news//content_.htm
  现在的洋奴风气不减,大部分是马列洋奴党国的原因
  希望尽快能抹除驾在中国人头上的西方马列文化,恢复中国文化,恢复实行热爱中华文化的教育,培养文明的热爱华夏文化的一代国人
  很欣喜的是,中国人正从思想专制下解放出来,展开了复兴中华文化的大趋势
  布鞋一双(偶尔也有穿鞋的)?偶尔也有穿**鞋?  到了中央大学,许多学校(如河海工程学校、法政专科党校……等)合并进来?法政专科党校?法政大学吧?  好像很多漏字错字
  70年是从1915年算起的吧?台湾的中央大学的校庆是从南京高师开始算起的,和大陆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等不一样      国立中央大学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本文讲述的是位于台湾的国立中央大学。关于曾位于中国大陆的中央大学,详见“国立南京大学”。    坐标:北纬24度58分7.9秒,东经121度11分31.2秒24.;121.192国立中央大学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国立中央大学校徽   校训 诚朴   创校 1915年设立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28年改名国立中央大学  1962年在台复校  (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  1968年改名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  1979年恢复国立中央大学   类型 国立,综合大学   校长 李罗权   副校长 蒋伟宁、叶永烜   所在
台湾桃园县  中坜市五权里中大路300号   校园 郊区   面积 61.35公顷   系所院 07学院  19学系  48研究所  38研究中心   教员 501(2003年)人   学生 11,780(2007年)人  大学部 5,743人  研究所 6,037人   国立中央大学网站      从中大路望去中央大学的正门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简称:中大,英文简称:NCU),是一所现址位于台湾桃园县中坜市的知名大学,其前身为1915年成立的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经1922年并入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62年在台复校的发展,目前是中华民国教育部认定国内七所研究型大学之一,亦为“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获选的十二校之一。中大近年与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交通大学及国立阳明大学,以“松竹杨梅”为口号共组台湾联合大学系统。    国立中央大学是亚洲第一个男女同校的大学[来源请求]。6月4日为校庆日。松是国立中央大学的精神象征。占地60余公顷的校园中,苍松数量居全台之冠。      [编辑] 中大简介    [编辑] 松的精神  中大以“松”为精神象征,与交大、清华,并称“松、竹、梅──岁寒三友”。校园苍松数量居全台之冠,校园内绿草如茵,苍松成荫,在壮丽巍峨的校门衬托下,充份展现了泱泱学府的气度。松之四季长青,屹立挺拔精神,不断在中大延续,使得中大的校务发展蒸蒸日上,尤其南京母校历经一千四百多年淬链的“六朝松”,更象征了中大历史源远流长,蜚声中外。     [编辑] 校徽  校徽下端有数行水纹,表示学校设在长江之滨,学校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上溯到南朝宋文帝时,雷次宗建立四学(玄、儒、文、史四学),已是国家的最高学府,一直延续到现在。     [编辑] 校色  紫、金     [编辑] 校训  诚、朴   诚-对学问要有诚意。   朴-质朴和朴实     [编辑] 校歌  ( 词:汪东 曲:程懋筠)    维襟江而枕海兮,金陵宅其中。   陟陞皇以临睨兮,此实为天府之雄。   焕哉郁郁兮,文所钟。   宏我黉舍兮,甲于南东。   干戈永戢,弦诵斯崇。   百年树人,郁郁葱葱。   广博易良兮,吴之风,以此为教兮,四方来同。   
  校园  校园原位于南京四牌楼,钦天山下成贤街,明朝国子监校址,开台先王郑成功便卒业于此。民国二十六年因抗战迁重庆沙坪坝松林坡,并建一年级柏溪校区,医学院则迁成都华西垻。民国三十五年复还南京。民国五十一年在台复校,初设校址于苗栗县,民国五十七年迁至现址桃园县中坜市双连坡上。    现国立中央大学校园位于桃园中坜双连坡,由陈其宽规画设计。中大校园依拟井田棋盘的概念,占地六十公顷。校园中心为图书馆,中庭有口古井,象征知识泉源。    中央大学校园绿草如茵,苍松林立,风景优雅,素有“中央公园”之称。中大校园被外界称为“最热门偶像剧校园取景地”,已是数十部影视剧片的拍摄场景,例如:流星花园、舞动奇迹、18岁的约定、贫穷贵公子、甜柠檬之恋、摘星、MVP情人、娱乐插班生、新不了情、蜜桃女孩、我的秘密花园、海豚湾恋人、星愿、爱杀17、恶魔在身边、我要变成硬柿子、18禁不禁、斗牛要不要、欢喜来逗阵。    中大十景:        建筑 - 以人名命名的建筑:   秉文堂(地球科学院) - 纪念前校长郭秉文   中正图书馆 - 纪念前校长蒋中正   志希馆(管理学院) - 纪念前校长罗家伦   鸿经馆(数学系) - 纪念前校长周鸿经   国鼎图书资料馆(经济系,中技社捐建),国鼎研发大楼(光电系,台达电子郑崇华捐建) - 纪念台湾现代化的缔造人、校友李国鼎     中央大学鹿林天文台设在台湾中部第一高峰玉山登山口之鹿林前山,海拔2862米,是东亚最高天文观测与教学中心。      历史足迹  国立中央大学前身为1915年在两江师范学堂基础上创建的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往前可以追溯到1902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最早则可追溯到发端于258年的古代南京中央学府;1921年后先后易名为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1928年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在大陆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后,国立中央大学1962年在台湾复校,1979年恢复校名。
  另外一个条目,从1902年算起    国立南京大学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重定向自国立东南大学)  跳转到: 导航, 搜索  国立南京大学:1949年8月,国立中央大学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10月后称南京大学,于1952年分解为若干大学及学院,原国立南京大学不复存在。 本条目专述南京大学及衍生院校历史变迁。    目录 [隐藏]  1 历史   1.1 三江师范学堂()   1.2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1.3 国立东南大学()   1.4 国立中央大学()   1.5 南京大学()   1.6 1952年以后   1.6.1 南京大学   1.6.2 上海医学院   1.6.3 华东军医学院   1.6.4 南京工学院   1.6.5 国立中央大学(台湾)   1.6.6 三江大学   2 历任校长   3 分成院校列表   4 参阅   5 参考链接   6 同源大学链接          [编辑] 历史  国立南京大学是民国时期中国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易名而来,近代新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02年在南京筹办的三江师范学堂,校名先后多次变更。        [编辑] 国立东南大学()  1921年起以“国立东南大学”名义招生,南高不再招生,俟其学生全部毕业后即并入东大。   1921年,南京高师商业专修科改为东南大学商科,迁至上海扩充为国立东南大学附设上海商科大学。   1923年7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牌撤去,南高正式并入东大。   1924年4月,停办工科,以工科机械、土木、电机三系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改组成立国立河海工科大学。   1923年时的系科设置(此时全校共有教职员200余人,学生1600人。共设5科28系,学科齐全,居全国之首):      文理科:设国文、历史、外国语、政治、经济、哲学、物理、化学、数学、地学等系;   教育科:设教育系和心理系(心理学系兼属文理科);   农科:设生物、农艺、园艺、畜牧、蚕桑、病虫害等系(生物学系兼属文理科);   工科:设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土木工程等系;   商科:设普通商业、会计、工商管理、银行理财、国际运输等系。
  南京大学的条目    南京大学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跳转到: 导航, 搜索  南京大学   & 南京大学     校训: 诚朴雄伟 励学敦行   现任校长 陈骏   学校类型 公立   建立时间 1915年南京高师建立,当时上溯前身至发端于258年之南京太学,1954年校方将建校年份追溯至筹设三江师范之1902年   所在地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   学生人数 本科生12200余人,研究生9900余人,其中留学生600余人   教职人数 专任教师1900余人,科研人员500余人,教辅人员600余人   校园面积 3600亩,其中鼓楼校区800亩,浦口校区2800亩   建筑面积 107万平方米   图书馆藏书 424万余册     南京大学,简称南大,位于中国南京,是源远流长的高等学府。中国最著名学府之一。历史上曾历经多次变迁,1949年由“国立中央大学”易为现名,沿用至今。    目录 [隐藏]  1 历史   1.1 历史概览   1.2 历史纪事   1.3 历任校长   2 现状   2.1 校园环境   2.2 校园生活   2.3 学科院系   3 精神传统   3.1 校训   3.2 校歌   4 杰出校友   5 注释   6 参看   7 外部链接          [编辑] 历史    [编辑] 历史概览  一些人认为南京大学的前身可以追溯至258年的南京太学。近代校史肇始于1902年筹办的三江师范学堂,此后迭经变革,先后易名为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南京大学保留文理学院,主要合并金陵大学文理学院,成为文理综合性大学。1978年以来逐步恢复为新的综合大学[1]。      [编辑] 历史纪事     南京大学北大楼(行政楼)古代南京大学,始自吴永安元年(258年)孙休诏立五经博士所创国学,历晋代与宋、齐、梁、陈四朝南京太学,至明朝南京国子监时期为世界最繁盛之最高学府;金陵非京都时代由中央太学改作南京府学,1650年明国子监改为清江宁府学[2]。1902年采用近代新学制,江宁府学停办,5月,两江总督刘坤一与东南名儒张謇、缪筱珊等人筹划新学,倡议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呈请开办师范学堂;1903年2月,继任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奏《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拟于江宁“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聘缪荃孙为首任总稽查,经年余筹备[3],1904年11月三江师范学堂开学,设历史舆地科、理化科、农学博物科,本科开设经学(修身)、文学、英文、日文(东文)、舆地、历史、教育、法制经济、算学、物理、化学、生理、博物、农学、图画、手工、体操17门课程。学堂效法东洋,最初聘请了70位中国教习(实际任教者26人)和11位日本教习 [4]。    1906年5月,三江师范学堂易名两江师范学堂,李瑞清出任监督,停办初级师范,专办优级师范。创设中国高等学校中第一个图画手工科,并设音乐副科,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近代化的美术师资和艺术人才。增设公共科、分类科;公共科即通识科,学生据学业程度不同修读一至三年,主要修读人伦道德、群经源流、中国文学、外文、逻辑、算学等公共通识课程;分类科即专业科,提供完成公共科学习之后进行的分学科类别的专业教育。至1911年初,学堂设国文外国语部、地理历史部、数学物理化学部、农学博物部四部;有中国教习23人(另有翻译11人,编译1人)、日本教习8人,西洋教习3人。因辛亥革命,1911年底两江师范学堂陷于停办。  
  日,江苏巡按使韩国钧委任江谦为校长,勘察两江师范学堂校舍,筹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南高师或南京高师),郭秉文受聘为教务长,在美国延揽师资,日,南高师开学,首届学生110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章程规定学校以培养中等学校师资为目的,其办学实则突破一般师范的制限。最初设国文、理化两部以及仅招收了一届学生的国文专修科,以后陆续成立了数个专修科,1919年,国文部改为国文史地部,理化部改为数学理化部,翌年合并为文理科。到1920年,学校设文理科、教育专修科、英文专修科、农业专修科、工艺专修科、商业专修科、体育专修科,学生357人。其中,1915年设立的体育科,为中国高等体育教育的开端。1917年设立的商科,1921年迁至上海扩充为商科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商学院。    1918年3月,江谦病退,郭秉文任代理校长,9月,郭秉文正式出任校长。1920年高师改大,4月7日,郭秉文在校务会议上提出“建立南京大学”的建议,获得一致赞成,随后成立筹备委员会,经郭秉文奔走,9月25日,包括郭秉文在内的十位发起人联名致书教育部,“拟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址及南洋劝业会旧址,建设南京大学,以宏造就”,12月7日北洋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南高筹建大学的议案,并定名为“国立东南大学”(简称东大),12月16日成立筹备处,日,中国国立大学第一个董事会成立,并通过《东南大学组织大纲》,9月正式开学。郭秉文任校长,刘伯明任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副校长),陶行知任教务主任。东大成立时,以南高的四个专修科改归东大,设教育科、农科、工科、商科,南高各本科(即文理科诸系)仍由南高办理,南高自1921年起不再招生,俟其学生全部毕业后即并入东大。南高、东大实为一校,经郭秉文提议,南高评议会和东大教授会联席会议通过,1923年6月,南高正式并入东大。此时全校设文理、农、工、商、教育五科,共三十系,为全国学科最为齐备的综合大学。    1918年10月,中国科学社设在南京高师,主要成员多在南高、东大任教,其中许多是中国第一代留学西方归来的科学博士,他们多是将各自领域西方现代科学系统引入中国的先驱,因而南京高师被称为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中国现代科学的发祥地 [5]。所培育的毕业生,也为中国科学的许多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比如,单在1920年考入或者毕业于该校的学生中,就有5人当选1948年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占全国总数的5/81。在中国现代科学的早期,半数以上的在《自然》和《科学》等一流杂志发表研究成果的中国顶尖科学家是南京大学的教职或毕业生。    1919年5月,在经过长期的争论之后,南京高师实施陶行知的“教学法”提案,以“教学法”代替传统的“教授法”。日,校务会议通过陶行知提议的“规定女子旁听法案”,1920年正式录取了八名女生,为中国第一所实行男女同校的高等学校。1919年,陶行知“改良课程案”获教务会议通过,学校自1920年9月实行选科制与学分制,开设必修及选修课,规定学生修毕一定学分方可毕业。陶行知的这些改革以后被教育界承认,逐步为全国教育界所采用。在陶行知推行教育改革的同时,郭秉文倡行办学独立、学术自由、学者治校,刘伯明倡导自由教育、学者精神、纯粹学风。南高与东大注重实验和研究,采用教学和研究结合,设各种研究会,各科系每一学期均有研究项目,最早在中国开展现代学术研究,建立了全国最早期的现代科学研究实验室,司徒雷登称其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大学”[6]。    1921年10月,以柳翼谋、刘伯明为领袖,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成立学衡社,1922年1月创办《学衡》月刊,展开现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为中国现代人文主义的摇篮。其间作为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中心,许多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讲学,如美国教育家孟禄(Paul Monroe),实用主义哲学的鼻祖杜威,进步主义教育的泰斗克伯屈(W. H. Kilpatrick),科学教育方法的重要奠基人推士(E. L. Thorndike),英国逻辑实证大师罗素,德国新动力论倡导者杜里舒(Hans Driesch),印度诗人泰戈尔。
  1921年10月,以柳翼谋、刘伯明为领袖,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成立学衡社,1922年1月创办《学衡》月刊,展开现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为中国现代人文主义的摇篮。其间作为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中心,许多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讲学,如美国教育家孟禄(Paul Monroe),实用主义哲学的鼻祖杜威,进步主义教育的泰斗克伯屈(W. H. Kilpatrick),科学教育方法的重要奠基人推士(E. L. Thorndike),英国逻辑实证大师罗素,德国新动力论倡导者杜里舒(Hans Driesch),印度诗人泰戈尔。    1924年8月,因经费紧张停办工科,工科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合组为河海工科大学。1925年1月,校长郭秉文被免职,由此引发了长达三年的东大易长风潮,对中国教育界而言,这标志着自由时代的结束,学校由此陷入低谷[7]。    1927年6月实行大学区制,以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并入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以及江苏境内四所公立专门学校,改组易名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易名江苏大学,遭师生反对并要求更名“南京大学”后于1928年5月定名“国立中央大学”(简称中大)。此时设文、理、工、农、医、法、商、教育八个学院。1929年8月大学区制废止,1932年9月设于上海的商学院、医学院独立,1935年在南京重建医学院。自1927年起,张乃燕任校长,1930年,因办学经费问题,引起中大易长风波,1932年,罗家伦出任校长,学校逐渐恢复元气。    1927年9月,中华自然科学社在校始创,初期活跃的代表人物有郑集、李秀峰、赵宗燠、杜长明、杨浪明、谢立惠、余瑞璜、屈伯川、方文培、盛彤笙、李达、李锐夫、吴学周、查谦、沙玉清、沈其益、陈宗器等人。1939年,潘菽、梁希、金善宝等知名教授在校发起创立“自然科学座谈会”,1944年组建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著名科学家金善宝、梁希、潘菽、涂长望、竺可桢、李四光、任鸿隽、严济慈、干铎、李士豪、丁西林、谢立惠等是早期的主要代表人物。194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自然科学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座谈会”,随后更名为九三学社。1958年,以源于该校的中国主要科学团体为基础在北京组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1937年7月抗战爆发,8月教授会通过迁校重庆的方案,10月上旬教职工开始经长江水路迁徙,由于校长罗家伦未雨绸缪,加之师生协作和同胞协助,11月最后一批学生到达重庆,学校顺利西迁入川[8],校址设在重庆沙磁区沙坪坝松林坡,医学院和农学院畜牧兽医学系另设于成都华西坝。抗战期间,物资缺乏,物质生活艰苦,在陪都重庆,自1937年底起遭受日军飞机持续五年的疲劳轰炸,不过这并没有能够阻止学校的成长。1939年,校本部不敷使用,建供一年级新生所用柏溪分校。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吴有训出任校长,着手筹备学校复员东还工作,师生分八批抵达南京,日在宁开学。时全校设文、理、工、农、医、法、师范七个学院,为全国院系最全、规模最大的大学。    1949年8月,国立中央大学更名“国立南京大学”(简称南大)(中华民国政府又于1962年让国立中央大学在台湾复校),1950年10月,去“国立”二字,径称“南京大学”。校长周鸿经去职,梁希、潘菽先后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1952年7月进行院系调整,调整出工学、农学、师范等院系成立南京工学院、南京农学院、南京师范学院等院校[9];保留文理学院,主要并入原美国基督教会私立的金陵大学文理学院,成为文理综合性大学,自四牌楼旧址迁至金陵鼓楼岗校址。    1956年12月,潘菽率心理系师生迁到北京组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次年郭影秋接任校长,1963年匡亚明任校长。1966年文革爆发,教学工作受到破坏,本科生停止招生6年,研究生停止招生12年。1976年,在校师生率先发起旨在反对和结束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南京三·二九事件”,影响全国;1978年5月,哲学系胡福明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全国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拉开了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序幕,推动了邓小平领导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    1978年5月,匡亚明复任校长,1984年8月,曲钦岳任校长。1978年以来,重建、新建多个系科,逐步恢复为融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为一体的综合大学。  
  大陆方面校庆是从1902算起的,台湾方面是从1915算起的
  1915是从南京高师算起,1902是从三江师范算起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部分      国立南京大学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重定向自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跳转到: 导航, 搜索    [编辑]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14年8月,江谦任校长,开始在两江师范学堂的基础上筹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15年9月,南京高师正式开学。   1916年春,设体育专修科,后来成为上海体育学院。   1917年,设农业专修科,后来成为南京农业大学。   1917年,设立商业专修科,后来成为上海财经大学。   1918年,设立工艺专修科,后来成为东南大学。   1918年,设立教育专修科,后来成为南京师范大学。   1920年,南京高师“拟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址及南洋劝业会旧址,建设南京大学,以宏造就”;此后高师改大,定名“国立东南大学”,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教育、农、工、商四个专修科改归东大,其他各本科仍由南高继续办理。郭秉文同时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东南大学校长,刘伯明任文理科主任兼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内务副校长)。   1920年时的系科设置: 设文理科、教育专修科、工艺专修科、农业专修科、商业专修科、体育专修科等。 文理科设国文、英文、哲学、历史、地学、数学、物理、化学等系。    
  1927年9月,中华自然科学社在校始创,初期活跃的代表人物有郑集、李秀峰、赵宗燠、杜长明、杨浪明、谢立惠、余瑞璜、屈伯川、方文培、盛彤笙、李达、李锐夫、吴学周、查谦、沙玉清、沈其益、陈宗器等人。      郑集还健在呢      江苏省科协、南京大学联合为郑集教授108岁寿辰举办庆贺活动
     【字体:大 中 小】
  省科协学会学术部
        5月6日,南京大学、江苏省科协联合为郑集教授108岁寿辰举行以“快乐健康、和谐奉献”为主题的科普报告会暨郑集教授《鉴证长寿》一书首发式,省科协党组书记徐耀新出席报告会并致辞。会后,原省人大副主任何冰皓、省科协党组书记徐耀新专程前往郑集教授家中表示慰问,并向郑老赠送了“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的老寿星纪念品。郑集教授生于日,早年留学美国,1934年学成回国,长期从事科学研究与教育工作,是我国生物化学、营养学、抗衰老学的主要开拓者;郑集教授也是我国学会事业的开拓者,他早年参与中国科学社工作,先后参与创办中国生物化学学会、营养学会、中国衰老生物学会等。郑集一生生活简朴,性格豁达,处世乐观,虽到茶寿之年,健康状况仍然良好,神志敏锐,他是目前世界最长寿教授。       原省人大副主任何冰皓(左一)、省科协党组书记徐耀新书记(右一)到郑集教授家中慰问      徐耀新书记在报告会上致辞     http://www./new/docview.aspx?id=    新华网南京5月7日电(记者车宏亮)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郑集6日度过了108周岁生日。目前他是南京市最长寿的男性老人。     
郑集教授1900年5月6日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一个农村家庭,22岁考入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的前身),先后获得中央大学学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硕士、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央大学、第五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和南京大学教授。     
郑集教授是中国抗衰理论研究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生物化学和营养学研究的先导者之一。他所著的《普通生物化学》《衰老与抗衰老》《中国早期生物化学发展史》《健康长寿之路》和《衰老的原因、机制和抗衰措施》等书,都获得社会的肯定和好评。     
郑集教授晚年仍热爱学习、笔耕不辍,74岁自学日语,百岁之年完成《鉴证长寿:百岁教授的养生经》一书。郑集教授认为,长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要保持“思想开朗,乐观积极”。  /newscenter//content_8121511.htm       南大教授郑集喜庆108岁 他是全世界最长寿教授  http://news.longhoo.net/gb/longhoo/news/nanjing/tech/userobject1ai825058.html
  台湾的国立中央大学多少还是有点遗风     [研討會] 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五十週年紀念國際研討會
        名  稱 : 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五十週年紀念國際研討會
  活動時間 :
      國立中央大學儒學研究中心,暨國立台灣師大國際與僑教學院,與鵝湖書院,將-4日,聯合舉行「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五十週年紀念國際研討會」。會議主題以「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這一文獻為中心,主要廣邀國內外和海峽兩岸三地的學者專家就中國文化宣言的內容作一學理研討。     1958年,當代新儒學學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等四位先生,聯名發表了著名的「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對於當時研究中國文化與哲學,取向偏差,以及錯判中國文化前途的時風,提出嚴正的聲明。這一宣言,對嗣後的中國文化與哲學的研究,有重要的匡正和積極的影響。並糾正了世人和學界,對中國文化與哲學的不解、錯解與誤解,並提出中國文化與哲學的基本核心觀念。此舉對於,爾後中國文化與哲學的研究發展,有重要的匡正與領航作用。   時至今日,五十年歲月悠然而過。由於中國文化,在亞洲的經濟社會發展上,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創造出先有日本,後有四小龍的經濟奇蹟,目前更有中國大陸,驚人的經濟發展。此一事實,改換了之前視中國文化為博物館,已死的遺物心態。並開始正視,中國文化的力量與活力。世界各國,不但掀起學習中文與中國文化的熱潮,學界也日漸興發,對中國哲學的研討。     當人類社會走向全球化,天下一家之理想,初露端倪的今天。儒家之民胞物與,天下萬物同體的理念,將是人類社會走向和諧合作所必有的理想和動力根源。這份文獻的影響力,也日漸滲透到世界文化之中。於此時舉行,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五十週年國際研討會,除了虔敬緬懷,提出宣言的先賢師長。更重要的是,因應世界一體化,中國哲學的義理價值,應如何發揮和發展,是我們當前的一個重大的學術與文化的挑戰。在此也向學術界、社會大眾對於中國文化與哲學有所熱愛之同好提出邀請,期望彼此同聚,而創文化交流之高峰。      http://www.ncu.edu.tw/poster_view.php?pid=1016
  开台先王郑成功便卒业于此,呵呵,中大、南大的原址,现在的东南大学
  國立中央大學沿革史﹝1937年版﹞
  國立中央大學沿革史    國立中央大學承前國立東南大學之後,合併前江蘇省立專門以上九校而成。成立迄今已屆十年,然追源始基,上自孫吳之興學、以逮明代之南雍、清季之三江兩江師範、民初之南高東大,皆與本校有歷史之淵源與密切之關係。茲將其沿革分述於後:    
一、自孫吳迄明之國學時代    
(一)孫吳興學:    
南京之有國立學校實始於孫吳,然孫權立都建業(即今之南京),銳意圖霸,未遑文教;而太子孫休雅稱好學,及既嗣位,遂以興學為要務。永安元年冬(西曆二五八年)詔立五經博士,令將吏子弟就業,是為南京有國立學校之初桄。惟吳季多亂,史書簡略,此制興廢不及詳考。    
是後司馬繼魏,吳亦旋亡,中國文物,集中洛都。元帝南渡,南京又號文獻之邦,成康大元,兩立國學,淮水南北,官省相望。自是以迄宋齊,國學時置時廢,收效宋宏。及梁武定都建康(即今之南京)於天監四年(五○五)在雞籠山麓立建國學,肇開五館,道揚經術,置五經博士,各主一館,大儒名流從容講學,南京文物之盛,甲於南朝者垂百餘年。    
隋唐都城北遷,南京國學之祚,因之中斷。降至兩宋,次第在鍾山附近建置儒學。元代學校式微,江寧惟有集慶路學。    
(二)明之南雍:    
明祖初興,不久而下金陵,遂即其地,建國子學。及登極奠都,始於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詔改建國學於雞鳴山之陽。十五年三月改國子學為國子監。五月國子監落成,分為孔子廟、國學及官署三部:東為文廟,中為國學,西為官署,而總名曰國子監。佔地所屆,語以今名,東起小教場(即小營),西達十廟口,北至城坡,南迄珍珠橋,衡放今之地區,則吾校之校址,實明代國學之西北一部分。    
當時四方之士,遠暨川滇,咸聞風求學,而日本、琉球、暹羅諸國亦嚮慕華風,遣官生入監(見南雍志)。初置時有學生五百七十七人,至永樂二十年,最多達九千九百七十二人。所習課程除講讀經史兼及說苑、律令、書數、大誥外有習射、譯書及外國文等。    
自永樂遷都北平,以京師國子監為南京國子監,於是有南北二監,然南京國子監之稱則至正統六年始定,時人沿古稱以國子監為辟雍,因名南京國子監曰南雍。然自遷都後,南監雖漸不逮昔,而至終明之世,仍與北京國子監對峙未廢,是自立至止,為明之國立大學者,實經二百六十五年之久。(自洪武十五年即西曆一三八一年至弘光元年即西元一六四五年)其規制之宏,學生之多,學習之博,風被之廣,承沿之久,不第在吾國學校中未可得見,即在世界教育史上亦實可抗行而愧色也。    
及明社既屋,學生星散,向之宏規巨制,一蹶而不可盡復。順治六年,以國監坊為江寧府學,是并學亦移於朝天宮。十七年重建文昌書院,雖規模粗具,而精神全非。及洪楊之亂,文物蕩然。於是巍峨先業遂至荒頹,吾人惟從史志所載,想見當日之盛況而已。        第2章.國立中央大學沿革史﹝1937年版﹞:三江、兩江時代      http://www.ncu.edu.tw/~hi/Forum/subjectdisplay.php?fid=14&tid=31
  永安元年冬(西曆二五八年)詔立五經博士,令將吏子弟就業,是為南京有國立學校之初桄。    若以追溯至此计算,中大今年1750周年校庆了    
  明代南京国立大学,经历了二百六十五年,出了一位非常杰出的校友,便是开发台湾的郑成功。  郑氏有雄才大略,以台湾为基地,肩荷光复中华的重任。他的革命精神,在这个海上中华建立起永不沉没的精神堡垒,普及民间,深入人心,而今中大乃为其文化上、学术上的嫡系传人            中央大學        我國大學從六朝而明代而中華民國,多設在南京城北、欽天山下(北極閣)、珍珠河畔(玄武湖),鍾山為窗,綠蔭滿地,正是講學的理想境地。因而學統綿延,達一千七百多年的光榮歷史。古今中外的各大學難以相比。       中央大學具備了三種特色:       一、科學精神:遠在一千五百年前,劉宋元嘉年間,南朝大學的祖沖之,就曾發明了世界上最早也最精密的「圓周率」,在世界上佔有輝煌的記載。明代定都金陵,南京國立大學簡稱「南雍」,在永樂年間,學生曾達萬人,為十四世紀世界第一所大學。東亞諸國,均派留學生來我國學習,故譯學盛興。那時在南京下關設有造船場,掀起了中世紀的航海事業。在南京大學的後面欽天山上,建有天文台與氣象台,經常從事測候工作,對農產豐收,水利暢通,都有很大的助益。民國四年,南京高等師範成立於「南雍」舊址,其後由東南大學而中央大學,為當時首都最高學府,與北大齊名。一般人認為北京大學是文學革命的起源地,而南京高師則為科學研究的大本營。中國科學社就在那時成立的。科學社的領導人中,很多是南京高師的教授,如郭秉文、劉伯明等,名師薈萃,盛極一時。北伐勝利後,北方有好些大學,如北大和清大等校的科學教授,多從南方的大學敦聘去的,而且多是南京高師和東南大學的高材生,從北伐勝利到抗戰發生,這十年間(自民國十六年到二十六年初),政局安定,可說是中國學術界的黃金時代,中央大學培育出不少傑出人才,例如世界最著名的女科學家吳健雄,便是中大物理系的畢業生。民國四十七年,中大校友倡議在臺恢復中央大學,教育部長張其昀,鑒於中大的科學傳統,又逢世界性的「地球物理年」,乃建議行政院,先設地球物理研究所。地球物理是一門新興的科學,上窮太空,遠涉重洋,下入地殼、地套深處(核心)。如颱風、地震、海底的鑽探,皆在其研究範圍以內。五十一年秋,中大研究所遂招收第一屆新生。因此中大復校可說是在世界科學浪潮中,來補充西太平洋地球物理的一環,臺灣便居於關鍵性的地位。而今國內領導從事地球物理方面研究工作的,多為中大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早期畢業同學。      二、革命精神:明代南京國立大學,經歷了二百六十五年,出了一位非常傑出的校友,便是開發臺灣的鄭成功。鄭氏有雄才大略,以臺灣為基地,肩荷光復中華的重任。他的革命精神,在這個海上中華建立起永不沈沒的精神堡壘,普及民間,深入人心,而今中大乃為其文化上、學術上的嫡系傳人。      三、創造精神:民國二十七年,我國對日本抗戰的時期,中大由校長羅家倫平安率領全校員生,並攜帶圖書、儀器,以及優良品種的家畜隨之搬遷至四川重慶沙坪壩。三十年羅校長辭職,由顧孟餘接長。三十二年二月至三十三年六月,先總統 蔣公亦曾一度兼任校長。政府遷臺後, 蔣公對中大仍特別關切。五十六到五十七年五月請求政府恢復大學部,這段時間我堅持主張自苗栗遷校至中壢。 蔣公指示:「中大是綜合性的大學,規模宏大,要為未來留發展餘地。中壢地方人士熱忱歡迎中大建校,有地五十甲,自較適宜,高速公路通車後,交通亦甚便利,宜即定案。又中大遷建中壢,可先恢復理學院。」至此才算塵埃落定。在這段期間特別要感激有遠見的校友們,如張其盷、喬一凡等給我精神上的支持,使我不氣餒、不退縮、不灰心,更有信心的勇往直前做到底。今天我們看到中大理學院已正名為中央大學,擁有文、理、工三個學院,中文、外文、數學、物理、大氣物理、地球物理、土木工程、化學工程、電機工程、機械工程等十個學系:統計、數學、地球物理、大氣物理、天文物理、化學工程等六個研究所,及地球物理博士班。現還在不斷發展中。校址高爽寬敞,廣廈弘開,綠樹成蔭,清風流水,令人心曠神怡,不但是學術研究的理想環境,更為地方青少年帶來良好的休閒活動和進修閱讀的好場所。中大復校後,單在地球物理這方面,已培育了不少人才,而今已成為推動我國地球物理研究工作的中堅分子,對國家的經濟建設,是有很大貢獻的。 (戴運軌)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4453&nowpage=1
  戴運軌,就是中央大学在台复校的主持人    戴運軌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戴運軌(1897 - 1982),物理學家、教育家。“臺灣物理學之父”。字伸甫。妻田蘊蘭教授,中央大學物理系畢業,與吳健雄同學。      [编辑] 生平  日出生於浙江奉化。1917年浙江省立第四中學(寧波中學)畢業。1918年東渡日本,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理化科,1922年又入京都帝國大學物理系,1927年畢業。    畢業後旋即回國,1927年任北平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教授。1928年,任中央大學(1949年在大陸改名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1932年,任金陵大學物理系教授,1937年隨金大自南京西遷成都,直至抗戰勝利;期間自1940起兼任四川大學物理系教授,並在1941年、1942年兼任華西壩成都空軍參謀學校物理學教授。    1946年2月底,奉教育部之命,離開金陵大學,到台接收日據臺北帝國大學。他首先將臺北帝國大學改為國立臺灣大學,出任教務長兼代理校長。同年7月,新任校長陸志鴻抵台,戴運軌才擺脫校務,專心教務工作;8月,成立臺灣大學物理系,兼系主任,直至1962年。    1954年至1956年間離台赴美作訪問研究,在明尼蘇達大學原子核子物理研究室和柏克萊加州大學輻射研究所分別任名譽研究員和客座研究員。    1956年,由美返台,此時正值教育部長張其昀親自主持國立清華大學在台複校,戴運軌協助梅貽琦具體複校,並以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為先,負責研究所籌建事宜。第一年借用臺灣大學物理館,第二年遷至新竹。    1958年,議決國立中央大學在台復校,並以辦中大地球物理研究所為先;1962年該所正式成立,戴運軌出任所長。先借用臺灣大學物理館,次年遷苗栗。1967年中央大學終遷中壢,1968年成立中央大學理學院,任院長。    1973年,戴運軌自中大榮休後,受聘于私立中國文化學院,任教授兼理學部主任、物理系名譽主任;中國文化學院改名中國文化大學後,任研究教授。    日在臺北逝世。  
  事略    1932起在金陵大學執教期間,編著初高中物理教科書,與張其昀所編初高中地理和林語堂所編開明英文讀本鼎足而立,成為全國各校採用之教材。所編著《大學普通物理學》,在全國亦具影響。對全國大學以及中學物理教育貢獻頗多。    抗戰在四川期間,與李方訓合作研究水化離子的絕對熵值,運用量子理論,找到了計算水化離子絕對熵的新方法。1941在成都華西壩空軍參謀學校與同事們一起,創建了中國早期的航空風洞,並以此研究各種翼型。    1946年接收臺北帝國大學,保護校內一切財產和教學設備,改名之後出任臺灣大學代理校長和教務長,改日本學制為中國學制;推動臺灣各校聯合招生,修建校舍,聘請教師,為臺灣大學走入正軌奠定了基礎。同年創辦臺灣大學物理系,為戰後臺灣大學首創的一個系,此前僅有一個物理學講座、兩三間辦公室和實驗室,經戴運軌的苦心經營,至1956年,臺灣大學物理系初具規模,還建有物理館,供師生教學、研究之用。從1946年至1962年,他擔任物理系主任達16年之久,出其門者500餘人,其中赴美國深造獲博士學位者達五分之三。為臺灣培養了眾多物理學人才。    除日常校務和教學之外,1947年在臺灣大學創立中國第一個原子能核子物理研究室。1948年5月成功地進行了中國第一次原子核擊破實驗。隨後領導研究室製造重水,生產重氫及中子源,從事人工放射性和其他核反應實驗。此外,在臺灣大學開闢了臺灣古物年代測定技術的新領域。    1954年後在美期間,在原子核研究方面取得卓著成果。    1956年返台後,負責創辦作為清華大學複校之始的原子科學研究所,籌畫購置儀器設備、招收研究生,草擬兩年內研究生的必修與選修課,落實教學場所,協助梅貽琦延攬師資、充實設備,並兼任教授三年,實為新竹清華大學建校的第一位真正的創業者。    1962年7月,出任中央大學複校開端的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8月便閃電式地招生開學,舉凡延聘教授、擬訂課程、購置儀器、確定研究方向,都在短期內完成。鑒於原校址建在苗栗二平山,地域狹小,戴運軌主持將中央大學遷到中壢市,申請撥款,購置土地,建設校舍,費盡心機。戴運軌主持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11年,1968年創辦中央大學理學院。建起了科學館、理工館、圖書館。新建大廈,綠化校園,增建宿舍與運動場,還增添了空調設備。至1970年代初,中央大學成為一座現代化高等學府。為臺灣中央大學真正的創始人。     在臺灣中央大學期間,開展了地磁與地質勘探的研究,尤其在地震研究以及對台東火山區的磁場分佈異常現象和台南部分地區引力異常分佈等問題的研究有成果。    1954年在臺灣成立中國自然科學促進會,並當選為理事長。1958年在臺灣發起建立中國物理學會,被推選為理事長,連任17 年。1963年創辦《中國物理學刊》。1965年發行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學刊》,頗受國際推崇。 1958年和1977年又先後促成成立臺灣天文學會和太陽能學會。以戴運軌對臺灣物理學的卓越貢獻和巨大影響,尊為“臺灣物理學之父”。    戴運軌愛種花,愛看戲,不圖顯官巨豪富貴,甘淡泊。出任臺灣大學代理校長後,卻請辭校職校務,專意教學研究。蔣中正總統有意請其出長中央大學,然戴運軌毫無借此躋身政界之意。1949年傅斯年任臺灣大學校長,因大陸搶運至臺灣的教學儀器和設備遭盜而致“大炮議員郭國基罵倒傅斯年”,戴運軌在臺灣大學校園內建立傅園,以紀念傅斯年籌建臺灣大學之功;多年之後,戴運軌聯想到新竹清華大學校園內有梅貽琦之墓、中央研究院有胡適墓,認為這些源于臺灣大學建傅園,因而為之自責,認為在學校機關之內造墓之舉“屬封建思想”。戴運軌生性耿直、治事公正,其人其事,精神澤及後人。    
  洋迷蛮夷化,非我真正中国之人        具有中国文化思想的人,才能称为中国人  那些没有中国文化思想的人,全是蛮夷思想、蛮夷习俗的人,怎么能是中国人?显然是蛮夷。那些攻击华夏礼义、儒家学说、中国文化的人,显然是蛮夷,或者已经蛮夷化          华夷之辨        华夏民族自古就有华夷之辨、尊王攘夷的伟大传统。尊王者,尊重天下共主中央之威权,维护国家之统一。攘夷者,严辨华夷之分野,发扬文化之大义。我华人之名号,乃以文化为标准,经历四五千年,发展成为世界人口最众的中华民族。我华人,又称夏人,说文:「夏,中国之人也。」吾人自称中华、中夏,或诸华、诸夏,其义一也。          “中国者,礼义之国也”。春秋之义,辨别内外,区析华夷,以文化礼义为区别的尺度。郑国本是诸夏,如行为不合礼义,亦视为夷狄。若夷狄向慕中国,能行礼义,则襃扬而进之,故曰:「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如楚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不复以蛮夷视之了。凡是与夷狄结盟,同夷狄狼狈为奸,或者用夷狄礼俗的诸侯,则被视为夷狄,为天下共攘。明辨华夷之防,建立严正的民族意识,确保民族,确保历史,确保文化,是我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发展、壮大和统一的一个基本文化要素。                春秋大義        中華百科全書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2316&nowpage=1      
  中华英雄郑成功,当初驱赶了所谓的海上马车夫荷兰殖民者
  只可惜,现在的某些台独分子搞去中国化,甚至沦为变成洋奴,居然捡起那个福尔摩斯的耻辱来当光荣,扭曲的心态
  说起爱护传统, 究竟啥子算传统?  格物致知是不是传统? 那为了维护传统是不是得扔了计算机统统用算盘?    风水绝对算是传统, 除了狗头道士之外, 巫婆跳大神是不是也要官方或专家出面给点名分?    小老婆缠足之类, 原来不算是传统, 但49前之前也算是中国的文化特色, 这个东西咋处理?    如果就是为了前辈的纪念馆, 实在不用举“传统”这么大的旗出来。现在的中国还少纪念馆么, 满清的遗老遗少的故居都保存的好好的, 只要你往统战, 领导政绩方向扯搞个把纪念馆还不是轻而易举。     说起纪念馆, 不由得想起我家乡的一个小祠堂,纪念的是一千年前攻下南京不屠城的曹彬。哪怕就做过一点好处,老百姓总是会记得, 何必要费那个劳什子搞什么纪念馆。 多少年后的口碑远比暂时的纪念碑有效:多少领袖的造像不都是拉倒推翻的命么。  
  胡适之也治中国传统的小说、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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