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弼士后人有张裕葡萄酒公司官网公司的股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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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皇帝还富有的人:中国葡萄酒之父张弼士
比皇帝还富有的人:
中国葡萄酒之父张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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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中华民族,当效力于中华民众。
——张弼士
张弼士(1841—1916年),广东省大埔县人。他从一个放牛娃到南洋首富。他创建张裕葡萄酒,是中国人书写的传奇故事: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商品展上,张裕酒一举夺得四项金奖;人们知晓清末杭州有个“红顶商人”胡雪岩,却不了解清末南洋有个比胡雪岩官衔更大的“红顶商人”张弼士;人们知道胡雪岩富可敌国,却不知道张弼士拥有胡雪岩无法匹敌的财富:他拥有超过8000多万两白银的巨大财产,比胡雪岩全部财产2000万两还多5000万两以上,比清廷年财政收入7000万两还多1000万两;张弼士是比皇帝还富有的人,他书写了华人传奇。
一、叱咤风云的世界华人首富
年12月21日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黄堂车轮坪村。父亲张兰轩是清朝道光初年的秀才,在乡村当塾师。因家境贫困,张弼士只随父读过三年书,就辍学到姐夫家放牛,后来
1858年,17岁的张弼士告别父母和妻子,只身奔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做苦工,三年期满后到一家福建华侨的纸行当店员。他工作认真勤恳,深得老板信任。不到两年,老板将独女许配给张弼士作偏房。岳父病逝后,张弼士继承岳父家遗产。
张弼士看到当时巴达维亚外国人逐渐增多,经常出入夜总会,还有许多欧洲的富商需要高档的欧洲酒类,但在巴达维亚还少有这类商品。他敏感地捕捉住这一天赐良机,果断地调拨资金,开设了一家专营各国酒类的商行。商行开业后,外国人看到张弼士所经营的都是从欧洲进口的原装葡萄酒,价钱也适中,便纷纷前来购买,生意很快发展起来。
张弼士是个有心人,善于交际,在接待外国顾客时及时了解国外的情况,还结交了当地的最高长官――荷兰人亨利,并在进行巴城酒税和典当捐务承办权的投标竞争时,得到过亨利的帮助,轻而易举地中标。与此同时,张弼士还承办新加坡的典当业务,这是成本低廉、利润丰厚的生意。张弼士业务开展得很顺利,很快变成巴达维亚的大富商。
张弼士熟悉进出口和税收业务,向荷兰殖民政府要求承包了荷属东印度一些岛屿的鸦片烟税,还垄断了新加坡两个地区的鸦片专卖权。这是利润特别丰厚的税收,给张弼士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同时,张弼士把目光投入了印尼农村垦殖开发。当时,荷兰殖民者为开发与掠夺鞭长莫及的岛屿资源,曾放手让华侨组织垦殖公司。张弼士发现欧洲市场大量需要印尼特色产品,便大力开垦荒芜的土地,大量投资种植业。1866年,他在荷属葛罗巴埠创办了裕和垦殖公司,大规模地开垦荒地专门种植椰子、咖啡、橡胶、胡椒等热带经济作物,并先后创建了苏门答腊亚齐垦殖公司、裕业垦殖公司、笠旺垦殖公司等,雇工达数万人,产品畅销欧洲。
张弼士从小就听说惠州和嘉应州客家人漂洋过海到马来亚开锡矿的许多传奇故事,后来便邀请客家名贤张榕轩、谢梦池、戴欣然等人到马来亚的霹雳州和吉隆坡等地考察,拜访“锡矿大亨”郑景贵以及叶亚来等人后,决定到马来亚开发锡矿。不久,张弼士在英属马来亚彭亨州开设东兴公司,购买矿山,采用欧洲先进的机械开采作业,使锡矿开采量大增。当时正逢欧洲工业化革命后,需要大量的锡做罐头食品,锡米价格飞涨,张弼士的锡矿出口额大增,价格翻番,利润丰厚。
张弼士又注意到,许多从中国来印尼淘金者,需要把钱汇回国内的家人。他又抓住这一商机,开设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华侨储兑和侨汇业务,并在马来亚马来亚槟城开办了万裕兴垦殖公司,组建了万裕兴总公司,便于应接各埠支店汇兑财货。
张弼士还把目光注视到房地产方面。那时,许多华侨、华人在种植和经营矿业等方面发达起来,其他欧洲来印尼淘金的人也赚了不少钱。尤其是荷兰人、英国人特别懂得享受,但当时印尼还比较落后,一般城市住房都是低矮的茅屋或铁皮屋等。张弼士看到了这一潜在的市场,首先在印尼的棉兰和马来亚的槟榔屿风景优美的海滩大兴土木,建立兴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高档别墅,把印尼的房地产业推向一个高潮。
接着,张弼士又建立了一个联系海内外药材的批发网络,从印尼批发到中国和欧洲的名贵药材,以及从中国和欧洲运到印尼的名贵药材及西药等,均经过张弼士的药行批销的。他还扩展经营药材业,分别在新加坡、雅加达、香港和广州等地开设大量的药行。当时,张弼士几乎垄断和沟通了海内外的药材市场。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间,张弼士所经营的企业几乎涉及到印尼、马来亚经济命脉的矿产、银行、房地产、航运、药业等许多重要行业,组织起庞大的商业王国,获得了巨额的利润。据统计,到1869年,张弼士的资产达到8000万两白银,比清朝政府当年的财政收入(7000万两)还多1000万两;比当时江南首富胡雪岩的财产多出5000万两以上!张弼士成为当时华人世界无可匹敌的富翁。
二、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
1892年,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奉命考察欧美富国之道,途经新加坡。那时,张弼士已经在南洋营建了他的庞大的金融帝国。龚照瑗到达新加坡后,张弼士给予热情接待。龚照瑗询问张弼士的发财之道。张弼士不假思索地回答:“吾于荷属,则法李克,务尽地利;吾于英属,则法白圭,乐观事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征贵贩贱,操奇致赢,力行则勤,择人任时,能发能收。……非有异术新法也。”龚照瑗听了大加赞赏,紧握张弼士的手,激动地说:“君非商界中人,乃天下奇才也。”
龚照瑗回国后,极力向大臣李鸿章举荐张弼士。李鸿章对张弼士的经营观念赞赏有加,奏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任命张弼士为驻马来亚槟城首任领事。从此,张弼士成了名扬海外的“红顶商人”。1894年,张弼士升任为新加坡总领事。1898年,北洋大臣李鸿章电召他回国,任以粤汉铁路帮办,次年升任总办,1900年再升任为粤汉铁路督办。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无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赔款白银4.5亿两,39年还清,按本息算,要赔偿9.8亿两白银,使得清朝国库空虚。1903年6月,光绪皇帝召见张弼士。张弼士特地向光绪皇帝上呈《张弼士侍郎奏陈振兴商务条议》奏札。他说:“现时库款支绌,财力困微,其能筹集巨资,承办一切者,惟仰赖于商;农、工、路、矿诸政必须归并商部一部,否则事权不一,亦非商战之利。”
张弼士敢于向光绪皇帝直言,批评清朝“重农抑商”的政策,认为中国必须开放国门,向西方学习,提出“惟仰赖于商”。并且建议朝廷专门设立“商部”,向国内外进行商业贸易等。张弼士的奏札锋芒毕露,直接针对朝廷的闭关自守政策,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当时中国由于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各种战争赔款已使国库空虚,光绪皇帝急于寻求振兴之道,当他看到张弼士奏札后,立即降旨议复张弼士的奏陈。大臣们认为张弼士的建议有道理,于是光绪皇帝于1903年下诏成立商部,命载振为商部尚书,命张弼士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后来,清廷再赐给他头品顶戴、太仆寺正卿职。张弼士成为清廷倚重的“红顶商人”。
1904年10月,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张弼士时,他又上陈奏札,具体上陈发展商务的12条建议,认为中国 “中国商智未开,商力较微”,“居今日而思补救,因非招致外埠华商维持商务不可”。对清朝政府闭关自守、重农抑商的政策,从根本上作了否定;他还指出要搞实业,首先要开路、开矿,并指出对海外华侨、华人要重视中华文化传统教育,要认祖归宗:“动之以祖宗庐墓之思,韵之以衣锦还乡之乐。”动员华侨华人回乡投资,并将华资用在最迫切的筑路、开矿上,这样发展路矿,就是发展经济的先导。张弼士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有所侧重,首先要以沿海地区作为开放的窗口,“振兴商务,尤非自闽广等省入手不可”。在具体做法上,他提出,“如由商埠择其声望素罕之员,奏请特派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办闽、广农之路矿事,宜予以保护华商之任”。张弼士拳拳爱国之热忱,殷殷自强之希望,出自肺腑,溢于言表。朝廷很快采纳了张弼士的建议,以种种优惠政策吸引海外华商投资。
在此期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召见张弼士时,赏给他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相当于钦差大臣),任命他为考察外埠的商务大臣兼任中国驻马来亚槟城管学大臣,还任命他兼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张弼士欣然接受。
1905年,张弼士奉旨回到南洋,跟侨领张榕轩等人筹备成立中华商会。很快,张弼士和张榕轩为首的、设在马来亚槟城的中华总商会成立了。这是在南洋最早成立的中华总商会。张弼士提出:“实业兴邦、利不外溢。”张弼士还亲自到马来亚各地劝导华人设商会和举办华文学校,传承和宏扬中华文化。1905年,张弼士又在新加坡同济医院内筹组中华商务总会,这也是南洋最早建立的中华商会之一。1907年4月,张弼士被任命为督办铁路大臣,管理粤汉铁路事宜。
1897年,经李鸿章举荐,张弼士参与筹办中国通商银行,出任该行总董。嗣后,历任粤汉铁路、广东佛山铁路总办,兼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督办铁路大臣等要职,充分表现出清朝政府对他的信任。 860)this.width = 860" src="http://blog.mzsky.cc/data/attachment/old/blog///.jpg">
这座坐落于槟城莲花河街的豪宅,当地人称“蓝屋”
同时,张弼士还被任命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1905年他率领一个考察团到南洋,劝说华侨回国投资。在新加坡侨领、富商数十人出席的宴会上,张弼士呼吁他们“勿分畛域”,“视同一体”,振兴实业,为国出力。由于张弼士系南洋富商兼清廷大臣的显赫身份,据当时记载,他每到一处,“悬灯结彩,高挂龙旗,行者塞途,马车轰轰。观者如堵,极一时之盛。”可见张弼士当时之影响力。
三、张裕美酒获金奖
张弼士在国内最成功的事业之一,是在山东烟台创办了张裕葡萄酿酒公司。
1890年,张弼士任清朝政府驻荷属东印度巴城商务领事时,有一次应邀出席法国领事举办的酒宴。法国领事以三星斧头牌白兰地名酒招待贵宾,嘉宾们对法国葡萄酒赞赏有加。法国领事颇为得意地说,法国的葡萄酒是世界上最好的酒,无与伦比。得意之时,他无意间对张弼士说,三星斧头牌白兰地酒是用法国波尔多地区盛产的葡萄酿造的。他还谈到,如果用中国山东烟台所产的葡萄酿造,酒质绝不逊色。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弼士当即问他为何知道烟台产的葡萄能酿造跟堪比三星斧头牌白兰地酒?法国领事犹豫片刻后说,咸丰年间,他在法军服役,法军驻屯天津附近时,他曾与其他士兵一起到烟台,发现那里漫山遍野长着野生葡萄,便采大批葡萄回营,用随军携带的小型压榨机压汁酿造,制成的酒味道香醇,酒质与法国白兰地可相互媲美。他还告诉张弼士,烟台跟法国波尔多地区的土壤、水质和气候差不多,适合种植葡萄。当时,法国官兵曾议论,以后瓜分中国领土时,法国要力占山东,好在烟台设厂酿酒。张弼士听后既愤怒又震惊,将此事默记于心中。
1891年,张弼士应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之邀到了烟台。盛宣怀跟他商讨兴办铁路事宜。张弼士借此机会对烟台进行了全面考察,了解到此地靠山面海,气候湿润,土质肥美,确是种植葡萄的好地方。盛宣怀对张弼士的想法大力支持。后来,盛宣怀把张弼士开办张裕葡萄酒酿酒公司的奏折上奏朝廷,光绪皇帝准奏。
次年,张弼士投资300万两白银,在烟台购置占地千亩的两座荒山,开辟3000亩葡萄园,雇请民工2000多人,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也是亚洲最大和世界第三大的葡萄酒工业园基地,成立“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张弼士把公司取名“张裕”,有其深意,以其“张”姓开头,“裕”为祖国昌隆兴裕之意。
为了酿造优质葡萄酒,张弼士从德、法、意等国引进了124个品种和120万株葡萄苗,特地聘请了美国工程师卫林士、日本工程师小松等参与兴建厂房,进口最先进的酿酒设备。他还高薪聘请奥地利驻烟台领事哇务男爵、意大利酒师巴迪士多奇担任公司的酿酒工程师,完全按西方办法酿制葡萄酒。张弼士对哇务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考验,相信哇务不但酿酒技术精湛,而且为人忠诚老实,于是把酿酒重任托付给他。后来,又请侄孙张士之任总工程师,请精通英语的宗侄张成卿担任公司董事长,组建了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的班子。
张弼士派侄子张子章(中国第一代葡萄酒酿酒师)到欧洲购买优良品种的葡萄苗。在运输途中,葡萄苗被暴晒枯萎,损失了十几万元。张弼士虽很痛心,却鼓励侄儿:“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再到欧洲去买120万株葡萄苗回来!”
哇务发现烟台的葡萄质量虽然好,但品种不多,出酒率也不高,便建议张弼士从西方引进“雷司令”、“大宛香”等优良品种,还对原有品种进行改良。
张弼士是个精明的商人,他深知只有金钱资本还不够,要使“张裕”能够发展,很重要的是必须打通官场关系。于是,他开始了积极的公关活动:跟红极一时的盛宣怀和李鸿章来往密切;献银30万两以贺慈禧太后大寿。功夫不负有心人。1895年,李鸿章的亲自批示,张裕葡萄酒享有免税3年、专利15年的特殊待遇,一时气势如虹。
此前,张弼士已经让张成卿和亲戚朱寿山等到法国等地学习酿造葡萄酒,当厂房建造好后,马上从法国进口酿酒机械设备。哇务男爵酿造师严格按法国方式酿制葡萄酒,效果颇佳。张弼士对烟台葡萄“玫瑰香”情有独钟,他让哇务男爵酿造师以此为原料,酿出了有名的“玫瑰香”红葡萄酒,再以白葡萄为原料,加上一些中药材酿成了味美思、白兰地葡萄酒。
张弼士对酿酒工艺之要求非常严苛,按照“陈年老酒,越陈越香”的原理,规定张裕公司产品起码得窖藏5年以上才能出厂销售。同时,借鉴外国的经验,采用进口的白橡木贮酒桶贮酒。每一年都要给藏酒“转桶”,也就是从一个桶里转到另一个桶里去,在转桶的过程中,将沉淀在底的结晶体酒石酸除去,使酒色更为清纯。张裕酿酒公司终于成为中国最早采用现代化科学技术酿造葡萄酒的大企业,其生产的张裕酒色泽金黄透明,酒质甘醇幽香。为了酿造优质葡萄酒,张弼士两年后决定建造地下大酒窖,选址在烟台海岸边。工程由槟榔屿圣西韦斯学院主修工业制造及土木工程的张成卿负责。张弼士从国外请来建筑师,按照西方的酒窖建筑方法进行施工,采用铁梁拱联,钢砖砌墙,坚固程度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但在海岸边兴建大型建筑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还是第一次,因此出现了不少难题。其中一个难题是海岸边渗透的地下水使那些铁梁钢砖难以承受,锈蚀程度日甚一日,张成卿和建筑师商议后,决定采用中国传统的大青石合洋灰(水泥)拱联改造地窖,蜿蜒而下的螺旋梯亦用永不锈蚀的石条报造。
结合了中西建筑的智慧,张裕地下大酒窖历经三次改建终于在1905年大功告成。酒窖占地面积2666平方米,窖深7米,有八个纵横交错的拱洞,四季保持约摄氏14 度的恒温,堪称奇迹的是,大酒窖竟低于海平面达一米之多,其巧夺天工的建筑成就蜚声海内外。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张裕百年大酒窖里,还矗立着三只容量为15000公升的橡木桶,人称“亚洲桶王”。
经过十多年的艰苦经营,张裕酿酒公司终于成为中国最早采用现代科技酿造葡萄酒的大企业,其规模堪称远东第一。至1908年,该厂已经出产葡萄酒二十多个品种,酒味醇厚,风行全国,远销海外,与贵州茅台酒等并列为中国八大名酒。
民国成立后,1912年8月21日,孙中山莅临烟台参观张裕酿酒公司,为了对张弼士资助革命的感谢,也为了对他“实业兴邦”理想的赞扬,孙中山特地题赠“品重醴泉”四字给张裕酿酒公司,表示对张弼士品格为人的赞赏。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次长魏宸组也给予张裕酿酒公司很高评价,他说:“本埠张裕公司,设一大造酒厂,制造葡萄酒,其工业不亚法国之大厂……张君以一人之力,而能成此大业,可谓中国制造业之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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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康有为也到烟台,参观了张裕酿酒公司,并下榻烟台张裕别墅。他在畅饮张裕葡萄酒后,写下一首诗相赠:“浅饮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更复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
1915年4月,年逾古稀的张弼士,应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邀请,率团赴美签订中美银行合约和筹备在北京、上海与美国纽约、三藩市成立中美合资的第一家国际金融机构。张弼士并且带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次博览会上,由于当时中国葡萄酒在国际上还没有名望,在法国、德国等展厅里参观人群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而在张裕葡萄酒的展厅里却门可罗雀,冷冷清清。有一次,几个外国人经过展厅时,展厅工作的一个小姐灵机一动,故意“不小心”把一瓶葡萄酒打翻在地,结果,酒香四溢,不但这几位外国人留下了脚步,其他展厅的外国人也闻香而来。小姐喜笑颜开,请客人品尝。中国人制造的葡萄酒,受到了外国人的一致赞扬。就这样,张弼士所带来的“可雅白兰地”酒(后改为“金奖白兰地”)获得金奖,“琼瑶浆”(后改为“味美思”)、“解百纳”(后改为“玫瑰香”)和“雷司令”则获最优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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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张弼士(前排右起第四人)任游美商业报聘团团长,并率团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张弼士在出席庆祝宴会时,激动地发表演说:“只要发愤图强,后来居上,祖国的产品都要成为世界名牌!”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张弼士在总结张裕创业史时写道:“备历艰阻”、“掷无数之金钱,耗无量之时日,乃能不负初志。”此后,张裕葡萄酒被作为国宴或高雅国际会议用酒,销往五大洲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至今不衰。
四、“吾生为华人,当为中华民族效力”
19世纪90年代末,张弼士在国内和南洋的事业如日中天,富甲一方,当时在国际上尤其是东南亚一带影响深远。英国、荷兰属殖民当局,看中他的影响力,曾多次给他封官赐爵,都被他婉言谢绝,他慷慨激昂地说:“吾生为华人,当为中华民族效力。”
张弼士在南洋创业成功后,豪情满怀地对侨领说:“我要创兴实业,为国外华侨生色,为祖国人民增辉。”在这期间,他奔走于中国与南洋之间。有一件事对张弼士触动很大,更使他下定决心要振兴民族工业,使祖国早日富强。
1898年,张弼士要到新加坡办理商务,嘱下属购买从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到新加坡的德国轮船公司四张官舱船票。当时随行人员有创办潮汕铁路的张耀轩等人,还有一位德籍家庭医生。第二天,下属买回的船票却是官舱票一张,统舱票三张。张弼士一看,把下属训斥了一顿。下属深感冤枉地辩说,不是他买错了票,而是德国轮船公司不卖给他官舱票。原来,德国轮船公司歧视华侨、华人,规定不准华人购买官舱票。至于那张官舱票,还是德籍家庭医生特地买来给张弼士的。张弼士为此感到受到了德国人的羞辱,有损于炎黄子孙的尊严,当即把四张船票撕得粉碎。他还大为震怒地对张耀轩说:“记住,以后我的轮船,凡德国人一律不卖票!”
原来,张弼士于1886年就在马来亚槟城创办了万裕兴轮船公司,购买了三艘轮船航行于槟城、亚齐之间。有万裕兴轮船公司航运经验,张弼士心里有底,他要开辟新的远洋航运事业。
不久,张弼士便与张榕轩、张耀轩昆仲创办了“裕昌远洋航运公司”和“广福远洋轮船公司”。他们从欧洲购买的轮船,航行于印尼苏门答腊到中国南部海面的远洋航运航线。这条航线正是德国远洋航运公司的航线。飘扬着大清龙旗的由华侨创办的远洋轮船,跟德国轮船不仅同走一条航线,而且轮船设备、规格待遇等和德国的完全相同,但票价减半。低成本的竞争使张弼士的远洋航运公司生意兴隆,而德国航运公司却大亏血本,难以维继。不仅如此,张弼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许多德国旅客都到他公司购票。张弼士规定:绝不卖票给德国人!逼使德国轮船取消歧视华人的规定。德国轮船竞争不过张弼士的远洋轮船,不得不认输。
张弼士在国内除了创办张裕酿酒公司、兴建广三铁路,开采金、银矿外,从1910年开始,陆续以巨额投资兴办农、工、路、矿、机械、垦牧等实业,先后创办了广州亚通机器织造公司、惠州福兴玻璃公司、佛山裕兴机器制砖公司、海丰平海幅裕盐田公司、雷州普生机械火挈(即拖拉机)垦牧公司等十多家企业,大量引进美、日、意等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开侨商在国内创办机械工业之先河。张弼士办的企业名称大多冠以“裕”字,取中华实业永远“昌裕兴隆”的意思。当时,张弼士与清末状元张謇同被国人称誉为“南北二张”。张謇是江苏南通人,主张“实业救国”。他创办大生纱厂等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被称为“状元实业家”。张弼士与张季直都对发展民族工业有相似的见解,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1898年北洋大臣李鸿章电召张弼士回国,要委以重任。张弼士回到北京后,李鸿章连忙接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亲自接见他,光绪皇帝任命他为粤汉铁路帮办,张弼士欣然受命。
粤汉铁路是由粤、湘、鄂三省绅商提出由他们自行集股,修筑粤汉(广州至武昌)铁路。大臣张之洞同意修建铁路,但不相信三省绅商有足够财力承担此任。他仍主张官督商办。
1900年,清廷把张弼士升任为粤汉铁路督办。张弼士非常重视粤汉铁路的建设情况,尤其是关心铁路的自主权问题。他回国视察时,发生粤、湘、鄂三省绅商绅要求废除清政府跟美国签订关于粤汉铁路的不平等条约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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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在粤汉铁路上的列车车头
早在1896年,光绪皇帝就下令修筑粤汉铁路,由官方主持,粤、湘、鄂三省绅商通力合作,以保障铁路自主权。但是清廷大臣盛宣怀却通过驻美公使伍廷芳,向美国合兴公司商借4百万英镑。美方在合同中强行塞入派员勘测、筑路并“照管驶车等事”的条款,规定直至五十年后中国还清债款,才可以收回铁路管理权。签约后,美方拖延执行合同,甚至私卖三分之二股份给比利时万国东方公司,擅自决定粤汉路南段由美国修筑,北段由比利时修筑。1904年,爆发湘、鄂、粤三省绅商士人要求废除清政府与美国签订的出卖粤汉铁路的合同,主张收回集股自办。
张弼士看到清廷跟美国公司签订的合同有失国格,想起在海外德国人歧视华人的事件,深感愤怒,坚决站在绅商一边,向清廷据理力争。当时的报纸记载,张弼士在粤汉铁路“争回自办,粤人有张弼士侍郎肩任其事,鄂省复有南皮尚书鼎力主持,与湘绅同德同心,方谓可破中国向来敷衍迁就之积习,夺外蔑视之奸胆,申正义以绝阴谋,壮国威而保权利,在此一举。清廷慑于群愤,收回粤汉铁路,允许商股自力,张弼士等人功不可没。”1911年,清朝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化政策,置粤、湘、鄂商绅的利益于不顾,严重侵犯了投资商绅的权益。
张弼士不怕丢乌纱帽,多次上奏朝廷,力陈铁路收归国有种种不当之处,要求改变决策,但清廷置之不理。张弼士大失所望,觉得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不变革不行。这时,他看到孙中山革命是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的大业,从失望中看到了希望。张弼士支持唯一的儿子张秩捃参加同盟会。张弼士也结交了一些革命党人,并且慷慨解囊,予以资助。他通过胡汉民捐助了孙中山白银30万两。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张弼士又跟张耀轩以南洋中华商会名义发动南洋的华侨华集资,为孙中山革命捐赠巨款。在民国初期,张弼士欣然接受总统府顾问、立法会议员、参政院参政、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南洋宣抚使等要职。
五、心忧天下 乐善好施
张弼士不仅是大企业家,而且是大慈善家,对家乡和南洋的同胞充满爱心。
1900年,黄河大决口,黄河流域老百姓伤亡惨重,许多人离乡背井,流离失所。张弼士听闻此消息后,寝食难安,立刻在南洋各地发起募银百余万两,赈济灾民,清廷为此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广东汕头是“嘉应五属”(即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五县)到南洋的必经之路,当年张弼士也是从汕头乘轮船抵南洋的。有一年,他在回国视察汕头后,看到当地居民生活贫困,读书困难,尤其是嘉应五属子女上学更为困难,因而特地在汕头拨款建“育善堂”,购置堂产,为“嘉应五属”民众作福利基金。
张弼士还在南洋和国内办过学堂, 1905年,光绪皇帝特地赐他御书“声教南暨”匾额一方。在受匾典礼上,张弼士激动地说:“国家贫弱之故,皆由于人材不出。人材不出,皆由于学校不兴……我等旅居外埠,积有财资,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各埠设西文学堂甚乡,反能教我华商之子子弟,而我华商务有身家,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校,以自教其子弟乎?”张弼士的激情讲演,在场听众无不感动,博得了热烈掌声。
张弼士在家乡大埔时,曾经放牛种地,没有读过什么书,深感读书的重要。他一生热心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生平所捐义款达数十万两银。在清廷任命他为海外商务大臣兼槟城管学大臣时,首先创办华文“中华学校”并捐资八万两银创办槟城中华学校;在张弼士的带动下,在新加坡创立华文“应新学校”,对于穷困人家的子弟,甚至给予免费读书,对优秀学生加以奖励。他说,中华民族是世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中国是我们的根,人总是要落叶归根的,希望华侨华人从国外回归故乡时,都能荣宗耀祖,为国添光。在张弼士的带动下,新加坡、马来亚两地相继兴办了八所华文学校。
1840年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英人只重视英人贵族子弟的教育,对于当地居民子弟的教育采取消极态度,香港居民的子弟读书有困难,尤其是上大学更是难上加难。张弼士闻讯后,为了鼓励华人子弟上大学,特地给香港大学捐银十万两银,作为办学和奖励华人学子之用。
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朝政府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他心情异常激愤,慷慨解囊,拿出80万大洋振兴北洋水师。
1915年4月,张弼士回国途经香港时,港英当局特地授予他“法学博士”荣誉,他愉快地接受了,因为这是对他办学的肯定。在港英当局颁发荣誉证书的盛大宴会上,张弼士许下诺言,要为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捐款修建校舍。1921年,张弼士后裔遵嘱在中山大学兴建了“张弼士堂”。1924年,著名学者梁绍文在《南洋旅行漫记》中写道:“在南洋最先肯牺牲无数金钱办学校的,要推张弼士第一人。”
六、落叶归根话亲情
张弼士的童年是在故乡广东大埔的山区度过的。在他创业成功后,常常不忘哺育他的家乡。
张弼士在南洋给米店温老板打工时,扛米搬运,起早摸黑,异常辛苦,深得老板赞赏,把温小姐许配给他做偏房。即便是这样,张弼士对于老家的糟糠之妻仍然念念不忘。少年张弼士在家乡时,阿爸、阿妈都是耕田人家,给他养了个童养媳陈氏。陈氏温良贤淑,尊老爱幼,深受乡人好评。张弼士对陈氏也心存感激,到南洋后,不时托水客带些牛油、面粉等回来,后来几乎每年春节,他再忙都要回家跟家人共度新春。每次张弼士回家,陈氏总是亲手制作酸芋头和酒糟粕两道大埔农村传统食品给张弼士品尝。张弼士体谅妻子一片苦心,每次吃罢总是赞不绝口。
19世纪90年代中,张弼士正忙于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的筹建工作,又在南洋举办学校,还忙于粤汉铁路的建设等等,经常奔波于南洋跟中国之间,无暇顾及老家。这时陈氏劳累过度,病卧不起。陈氏尽管想念着张弼士,但却特地叮嘱公婆,不要告知自己病况。陈氏久治无效,抱憾离开人世。
此时,张弼士正在南洋筹建几间华文学校,噩耗传来,悲痛欲绝,但一时苦于无法抽身,十分焦急。况且,当时来往南洋,都是乘坐火轮,最少要在太平洋上漂七天七夜才能辗转回国。张弼士知道无法一睹结发之妻遗容,立刻急电家人,务必停柩,以待其归后方可安葬。过了一年,张弼士公务隙间,专程回到大埔老家,亲自主持葬礼,厚葬陈氏。
在筹办张裕酿酒公司期间,张弼士不仅失去了妻子,而且还失去爱侄张成卿。张弼士创办张裕酿酒公司惨淡经营的二十年里,张成卿身兼总董、翻译、工程师等要职。在建造储酒地窖施工中,德国工程师两次均告失败,张成卿挑起第三次营建重任,久久攻关不下,也宣告失败。由于长期积劳成疾及屡遭失败的打击,张成卿身心交瘁,吐血不止,但他仍不甘罢手,亲自修改第四次设计和施工方案。此时,他虽已病情恶化,仍顽强地让人用手推车推上工地巡视调查。他夜不能寐,苦苦思索,第二天起来,头发全白了,而他也终于想出了解决方案。就在酒窖攻关得胜之日,张成卿终因病入膏盲,溘然去逝,时年仅四十岁。张弼士闻讯,悲痛至极,除将留作自用的名贵棺木赠张成卿殓葬外,还特地从南洋赶回烟台,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1916年,张弼士为了筹措中美银行资金,不顾年迈体弱,前往南洋四处接洽。当年9月,在印尼巴城病逝,享年76岁。张弼士临终遗言:“死葬家乡。”
张弼士家属遵照遗嘱,将张弼士的灵柩从南洋巴城运回广东大埔县安葬。据张氏家藏《先考张弼士府君生平传略》记载:“灵柩自巴城过槟榔屿,及由新加坡至香港,英、荷殖民政府皆下半旗志哀,香港英督及香港大学监督,均亲临致祭。”
张弼士的灵柩从香港入境后,灵舟从汕头溯韩江而上,韩江两岸民众纷纷摆设路祭,设牲祭奠。孙中山先生得噩耗后不胜悲痛,特派代表到灵前敬献花圈,挽联写道:“美酒荣获金奖,飘香万国;怪杰赢得人心,流芳千古。”对张弼士及其金奖白兰地给予高度评价。
张弼士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的功绩,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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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12日4:45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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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旺哥说得对,情况是这样的。  张弼士是世界华人第一人,无论是财富抑或人品,至今无人超越。他的爱国爱家情怀,也是难于企及的。可惜梅州对此并不太了解。  我原来的文章有2万多字,因为台湾刊物要发,要我压缩到1万多字。我也为了读者阅读,才压缩的。谢谢您们耐心阅读。  张弼士家乡纪念馆我今年初去看过,有许多当年的文物,不错,但是保安方面恐怕有问题,值得注意。              丘峰
张弼士“死葬家乡”:确切说是死在南洋运回西河安葬,我听老人说当年是从汕头上岸由韩江水路运上茶阳(大埔县城),再运入西河安葬。沿途不少市民、地方官府都用三牲香烛祭拜。具体墓地在那里就不详了。
在梅州也搞个分厂来
他后人現怎樣,有沒有錢呢
只可惜今天的山东烟台张裕公司背宗忘祖,在大埔西河的张弼士后人提出要修缮张弼士故居一毛不拨,
老师介绍得太详尽了,很喜欢。只是张弼士“死葬家乡”,不知葬在大埔的什么地方?
富可敌国,客家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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