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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FF年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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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2月20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披露，2014年，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比规模以上工业高4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15.5%，比同期规模以上工业高12.1个百分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2014年，我国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高技术产业，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效。战略性新兴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进一步显现。　　这位负责人说，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在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竞争环境和政策体系上加大协调工作力度；更加注重推进产业化创新，培育新兴业态，着力把创新落实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夯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带动和支撑作用；更加注重职能转变，在夯实创新基础能力、强化创新激励政策、改善产业政策环境方面积极作为，加大力度发现培育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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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制造业创新技术同比增长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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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建议使用 IE5.0 以上浏览器 分辨率经济转型有望催生新热点
　　房地产“国五条”新政出台，导致市场暴跌，房地产板块跌幅接近8%，个股大面积跌停，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去年以来，“城镇化”成为市场最大的热点，投资者也对政策寄予很高的预期，房地产股票不断走强。所以，新“国五条”的出台是对市场信心的沉重打击，但表面看上去的政策前后不一，恰恰反映了管理层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和态度：城镇化不是简单的造城运动，必须服务于经济转型、产业调整这个大局。显然，楼市调控对GDP进而对市场的冲击在所难免，但从长期看，经济转型有利于国家竞争力的提高，有助于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脱颖而出，为市场带来更多的新鲜血液和更好的投资机会。
　　楼市投机
　　成为经济转型最大障碍
　　金融危机以后，制造业困难重重，而楼市则迅速升温，导致大量企业纷纷涌入房地产行业，楼市泡沫急剧膨胀。据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调查显示，金融危机以后，温州企业实业投资热情继续下降，而房产投资则持续受到当地企业和个人追捧，2010年温州市百强企业中近五成企业涉足房地产业，最终导致温州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对企业打击极其沉重。
　　楼市泡沫必然引发新的通货膨胀，制造业成本不断上升，严重侵蚀了企业利润，减弱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动力。目前，我国的人力成本明显高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010年泰国熟练工人平均月工资是258美元，印度尼西亚每月148美元，越南大约是每月136美元。而目前，我国深圳的最低月工资约折合190美元，企业实际需要支付的综合人工成本会超过350美元。显然，“东南亚制造”相比中国制造，人工更便宜。去年，阿迪达斯宣布将关闭苏州的直营工厂，理由是无法承受当地平均月薪3000元的工资。之前，同样的跨国体育品牌耐克，把位于江苏太仓唯一的在华鞋厂“转移”了，越南取代中国成为最大的耐克生产基地。
　　不仅如此，我国与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也在迅速削弱。2000年中国长三角地区的技术工人每人每小时能赚0.72美元，2011年则达到6.31美元；年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19%，美国只上升了3%；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累计升值超过30%。波士顿咨询集团指出，中国工厂工人的成本2000年只有美国的3%，2010年提高至9%，2015年将会达到17%，而到2016年，美国与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之差将收窄至7美分每小时。美国能源价格更低，如中国江苏工业企业用电价格高峰时段0.177美分/千瓦时，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工业用电价格0.062美分/千瓦时。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公司发布的《全球生活成本》的城市排名中，北京位居全球第9，上海第11，而中国的人均GDP才排在世界第98位。原材料价格的飙升也是“中国制造”成本的重要推手，石油、煤炭、有色金属、食品、矿石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危机前的水平，进一步蚕食制造业的微薄利润。再考虑美元对人民币升值预期、运费、税金及美国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等其他因素，“中国制造”的优势将会不断削弱。
　　同时，由于中国制造业处在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位置，导致中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技术含量低、单价低、附加值低的“三低”产品，而进口的却是大量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和高价格的“三高”产品。这样形成了“技术水平落后，只能生产低附加值产品—企业利润低下，无法承担创新风险，无力进行自主创新—低技术产品生产”的恶性循环，使我们在国际分工中很难进入产业链的高端，无法通过核心产业和核心技术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使整个制造业陷入一种缓慢、僵化的局面。
　　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曾经的成本优势也在丧失，如果不加快转型，中国制造业将在国际分工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去年下半年以来，一二线城市楼市快速上涨，泡沫风险急剧增加，如不及时调控，温州现象将不断上演，可以说，新“国五条”的出台是非常及时和前瞻性的。
　　新型城镇化具备新内涵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而非地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绝不等同于新一轮的造城运动，绝不等同于乡镇的房地产开发。
　　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解决两亿多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在房价上涨透支未来的背景下启动城镇化，面临农民工进城后如何安居的难题；在区域差异性非常明显的基础上启动城镇化，面临农民工稳定性差的问题；在移民文化发育不足的情况下启动城镇化，面临农民工和本地人口如何有效融合的问题。短期而言，破解这些难题对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来说并非福音，因为要让进城农民有更多的进城经营资本，政府和开发商必须让利，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反过来又极有可能推高房价，降低流动人口城镇化的热情。
　　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长期驱动机制，工业化和城市聚集效应共同决定了城市化的规模结构，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不同规模的城市的发展速度不同，进而在整体上表现为城市规模结构的演变。“十二五”规划已经清晰勾勒出产业在中国不同城市间重构的蓝图，即推动特大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同时，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能，增强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因此，城镇化必须以发达的制造业为基础，才能解决外来人口的就业、居住、收入、消费等各种需求，单纯强调城镇化，甚至以牺牲制造业为代价的城镇化，无异于杀鸡取卵。
　　在此背景下，以房地产为代表的粗放式产业很难有好的表现，而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占据优势、创新能力强的公司，将成为市场的热点。昨日环保、医药、军工等板块的逆势上涨，已经反映出这种趋势，后续的挖掘还将延续。庄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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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世界经济转型带给中国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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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在古代社会曾是一个世界强国，但进入近代以后落伍了，形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我们没有抓住世界经济近代转型带来的机会，或者是我们在世界经济近代转型时将自己封闭起来而不愿意迎接这一转型带来的挑战。20世纪70、80年代中国抓住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机遇，通过不断地融入世界经济的改革开放，使经济取得了“增长的奇迹”。只用了短短30多年的时间，中国经济总量就从世界第10位上升为世界第2位。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又对世界经济发展提出新的转型要求，这给中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中国需要在制度创新、经济社会稳定、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方面继续努力，以很好地把握新一轮世界经济转型带来的机遇，这对于未来中国地位的进一步提升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 中国论文网 /2/view-4872775.htm　　关键词：世界经济转型；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对外开放 　　中图分类号：F1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6 　　一、世界经济转型的机遇与挑战 　　人类社会发展可以简以要地划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两个阶段。传统社会的经济是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下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存经济；现代社会的经济是在不断开放的环境下，由工业革命启动的产业结构逐步升级的发展经济。以此为界线，世界经济首先完成的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型。 　　在这次转型中，世界各国并没有统一地把握这次机会，因此出现了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些西方国家在实现统一民族国家的前提下，开启了新航路探险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这种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开始的殖民运动，不仅使欧洲获得了巨大的海外发展机会，而且也加剧了欧洲内部的竞争，这些来自内外部的动力推动欧洲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转型。首先是一些借助新航路探险和海外殖民的国家上演了“大国崛起”的戏剧；其次是一些能够很好地抓住这一机会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国家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并带动欧洲主要国家也加入工业革命的队伍，最终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正是借助这次工业革命和经济转型，欧洲走在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前面，并把其他国家和地区甩在了后面。 　　中国在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受制于发展的路径依赖，并没有抓住这一机会。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国以中华帝国的地位为世界所仰慕，其经济和文化通过“丝绸之路”在西亚和欧洲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如“四大发明”传到欧洲，对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新航路的开辟和启蒙运动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大国，按照国际著名的世界经济史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研究估计，在182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的三分之一。然而，由于没有积极地寻求经济和社会转型，中国经济迅速地衰落，伴随着100多年不间断的内外战争，从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变成一个经济上积贫积弱的国家。为什么中国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没有抓住机会？概括地说，就是没能很好地应对这种转型带来的挑战。 　　从世界经济转型的历史来看，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世界各国都遇到了不同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实现转型必须打破传统农业社会封闭的生产方式。因为工业社会的发展需要借助更大的市场和更广阔的资源配置，而农业社会相对封闭的生产活动则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如中国古代是一个发达的农业国家，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并不会对土地形成无限制的需求，相反，如何把开发的土地经营好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守好自己的土地成为农业社会保持生产连续性的重要条件。当出现对外开放的机会时，像中国这样的农业社会是很难放弃自己熟悉的生产方式而去冒险。第二个挑战是，实现转型需要改变孕育于自己文化传统中的思想观念。因为文化启蒙是工业革命的序幕，无论是海外冒险，还是原始积累，都需要对追求财富的动机赋予道德标准，因此必须有一种新的文化来进行新的解释。如中国漫长的文明史形成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这对于成就中国古代经济社会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近代转型时我们的文化却没有发挥启蒙作用。第三个挑战是，实现转型必须推动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因为工业革命实质上就是一场技术革命，没有科学技术的重大创新是无法支撑和启动这场工业革命的。这一在工业革命的历史上呈现出来的基本关系在中国变成了一个重大的挑战。如中国古代曾是一个技术大国，甚至是一个技术输出的国家，但中国古代的技术进步更多地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正是这种技术进步的方式抑制了科学的积累和发展，当技术进步的路径转向主要依赖科学发现时，中国的技术进步就大大地落后了，从而无法适应近代经济的转型。 　　在西方国家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之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便由西方工业国家主导，相应的世界经济“转型”也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其他国家的主要目标就是如何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伴随着不断发生的产业革命，世界经济转型的步伐较之前大大加快了。这种世界经济转型，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第一次产业革命即工业革命让欧洲主要国家步入工业社会，这些国家因此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道路。在这一道路上，一些西方国家获得了一种自生发展的机制，追求财富的动机不断强化，产业结构渐次升级。继第一次产业革命完成了从农业主导向轻工业主导的转变后，第二次产业革命又完成了从轻工业主导向重工业主导的转变，而第三次产业革命则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并完成了对工业的主导地位的替代。这几个经济转型，不仅给那些实现了转型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机会，而且也为其他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发展提供了机遇。不过，这些转型所提供的发展机会有所不同。伴随着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经济转型，主要实现的是工业内部结构调整，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只是工业结构转型，其性质都属于实体经济。这种经济结构转型更多的是发生于工业国家的内部，外围国家通常都是为这些工业国家提供原材料或市场，这虽然也有辐射效应，但是这种辐射效应比较小，因此，能够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把握住机遇的国家非常少。历史上，这一时期崛起的国家在欧洲外只有美国和日本。而伴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的经济转型，则实现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升级，第二次产业或工业的主导地位被第三次产业即服务业所取代，由此形成的经济发展机会与第二次产业革命所孕育的发展机会有所区别。服务业的主导地位特别是虚拟经济的扩张，不仅使第二产业或实体经济的地位下降，而且这种整体经济发展的态势提高了实体经济运行的成本，因此，向其他经济体转移实体经济成为这个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由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实体经济的利润小但对GDP的贡献大，而虚拟经济的利润大但对GDP的贡献小，因此，实体经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极大地提高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20世纪60年代在东亚和东南亚出现了一系列的高增长国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实现的。
　　这种不断升级的产业结构带来的经济转型，一方面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也对世界经济发展提出了挑战。历史上，之所以有较少的国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并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就是因为这些转型同时也提出一些挑战。首先，实现转型必须全面的对外开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过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完成了民族解放的任务，但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很低。这些国家在探索经济发展的道路时大多采用“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并没有实现全面的对外开放，因此，没能够很好地迎接这一挑战。中国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所走的是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尽管从建国初到20世纪50年代末有苏联的援助，但中国远远没有实现对外开放。因此，也没有融入第三次产业革命后开启的全球化发展潮流，虽然我们付出了很多，但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以至于改革开放前，中国依然没有走出贫穷国家的困境。其次，实现转型必须进行市场化取向的体制构建。这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国家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这些新独立的国家都面临着政治与经济不平衡的结构，即政治上虽然取得了独立，但经济上还相当落后，因此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成为这些国家面临的最大课题。各国当时的共识是，通过经济计划化来实现赶超，这与市场化取向的体制构建之路背道而驰。新中国成立后所选择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有着非常充分的国内外环境基础，但这种体制的超前性确实是偏离了正规的经济发展道路。 　　目前，世界经济发展又到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最近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向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提出实现新的经济转型要求。延续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发展路径，发达国家在完成产业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后，在服务业内部掀起了一个过度发展的虚拟经济浪潮。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利润率却趋于下降。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矛盾，一方面借助技术进步缓解这一矛盾，另一方面通过金融创新将未来的收益贴现来解决这一矛盾。当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实现重大的技术创新或革命，这一矛盾就会得到缓解，经济发展也会迎来一个繁荣期。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取得了经济长足的进步，一个被誉为“新经济”的发展形态使发达国家在近20年里实现了经济状况前所未有的繁荣。新兴经济体也借这一趋势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一些世界人口大国表现出强大的发展后劲，如“金砖四国”。形成这一良好发展态势的主要原因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革命不仅是一场新的技术革命，而且其具有的扩张效应快速而巨大。然而，这场新技术革命并没有给发达国家带来长期的繁荣，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随之降了下来。于是，借助虚拟经济或金融创新将未来收益贴现的方式大行其道，这直接导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短短20多年里演绎的这一经济变迁表明，世界经济转型变得越来越紧凑，这为新兴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但对于发达国家却提出挑战。最近20多年，世界经济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一些过去认为是“失去了的国家”开始快速发展，而且过去被认为发展“死角”的非洲国家也取得了像样的经济增长。与此相应地，发达国家普遍地陷入发展的困境，受到包括经济增长乏力、主权债务危机等一系列经济难题的困扰。 　　这种经济转型的机会和挑战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可以获取这一机会和克服这一挑战并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新的世界经济转型带给中国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自近代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而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以后，伴随着不断的产业革命或科技革命，世界经济又经历了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工业到服务业的不断转型。在实现这些转型过程中，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获得不同的机遇。在一系列大国崛起过程中，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从欧洲到美洲，再到亚洲转换，进而实现了世界经济整体的发展。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预示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转型窗口又一次打开，这不仅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也给迅速发展的中国带来了新的机会。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借助市场化改革形成巨大的经济发展动力，以及基于对外开放获得的经济发展有利条件，取得了经济增长从未有过的高速度。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高达9.9%，从而创造了一个“增长奇迹”。然而，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这集中体现在经济增长方式迟迟不能转变这一难题。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道路上，所采用是一种具有比较优势的粗放增长方式。但在经历了30多年的增长后，这种增长方式已明显地表现出后劲不足，并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约束（如“人口红利”减弱、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这表明这种增长方式无法持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又从世界视野提出相同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进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恰逢世界经济转型的“窗口”，对中国来说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机遇。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属于一个长周期危机。革命性的科技进步，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因此使得经济周期出现长波态势。所谓长周期就是因为其实体经济基础是重大的或革命性的科技进步。而长周期危机意味着这种科技进步的效力释放完毕，需要又一个新的科技革命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个积累期或过渡期，长周期危机往往发生在这个阶段。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正是20世纪信息技术革命引起的经济长周期在处于下降阶段发生的一次危机。这一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了长远地解决危机的战略，即以开发新能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来为新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并形成一个新的经济长周期。 　　世界经济面临的这一新转型，给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方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中国要把握住这次世界经济转型的机会，不仅要做好我国自身发展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篇文章，而且也要为世界经济转型提供一些经验。 　　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体现为三种约束递次转化的过程。自人类文化初期，一直到第一次产业革命，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缓慢，生产的供给水平难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这个阶段的人类社会处于供给约束阶段，各个国家都在努力实现供给的增长，以缓解供给不足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到了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取得了质的飞跃，工业革命的短短100年时间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之前历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正是这种生产力的质的变化，使人类社会逐步摆脱了供给约束而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约束时代，即需求约束时代。这种约束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生产力达到比较高的水平，生产的物质财富出现过剩；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人们的收入水平有着比较大的差距。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改变了与自然的关系，过去将自然作为向人类生产活动提供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对象，现在成为生产持续发展的新的约束，即资源和环境的约束。这种约束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不再是寻求挖掘自身潜力的问题，而是需要实现与自然的相互协调。这对于生产力进步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且为新的科技革命提供了方向。
　　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由资源环境问题带来的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我们如果能够在解决资源环境约束方面探索出一条道路，不仅对于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且对于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都是一个重大的贡献。从这个角度看，这次世界经济转型无疑也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机会。因此，我们要把握住这一机遇，应对好这一挑战。 　　中国要把握住世界经济转型带来的机遇，首先遇到的一个挑战是来自国内的结构性问题凸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就在于调整经济结构。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一方面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另一方面经济结构问题不断积累。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于如何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在于如何调整经济结构。就目前中国的现实来讲，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产业结构和生产要素结构。产业结构在过去的30多年发生了很大变化，集中体现在第二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这种变化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是因为，在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最高，对GDP的贡献也最大。按照有关方面的估计，中国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是农业的10～20倍。过去30多年，中国年均有1000多万人从农业或农村向工业或城市转移。这意味着每年有处于较低劳动生产率的1000多万人向制造业转移，由此形成的经济增长效应可想而知。因此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然而，当这种制造业趋于饱和时，按照产业升级的规律，大量的人口要向第三产业或服务业转移，但我国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并不高，与制造业相比处于劣势。即使是上海这一服务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其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仅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70%。这意味着中国实现进一步产业升级遇到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瓶颈。生产要素结构是由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等要素构成。改革开放30多年，劳动力从过去计划体制的束缚中释放出来，不仅形成了从劳动生产率低的地方向劳动生产率高的地方转移的高效率，而且不断释放的大量过剩劳动力又形成劳动力的低成本效应，即所谓的“人口红利”。资本从过去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中释放出来，逐步投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行业，由此发挥出巨大的资本效力。这种资本效力借助中国高储蓄的支撑，形成了高投资的趋势，这使得中国的资本效力发挥出应有效力。因此，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技术进步得益于对外开放不断的技术引进和创新。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技术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来说，取得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技术进步路径，并且极大地支持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然而，现在我国生产要素结构又面临新的形势。人口增长率下降，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趋于结束，再加上过早地进人人口老龄化社会，使得“人口红利”消减。长期的高投资积累了巨大产能，导致了比较普遍的产能过剩，因此资本效力也开始减弱。技术进步受制于引进技术的瓶颈和技术创新的困难，其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一时难以提高。 　　其次面临的一个挑战来自国外的压力增强。从客观趋势看，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发达国家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转变为经济增长普遍减速，而且更多的发达国家陷入主权债务危机，这暴露出发达国家的内部结构性问题也比较突出。所有这些表明，我国未来的发展将会在较长时间面临一个趋紧的外部环境。从主观形势看，发达国家甚至一些新兴国家对于中国的迅速崛起都怀有戒心。表现在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近乎成为一个世界性潮流，而且要求中国对世界负有更多责任的呼声也在加强，如在气候变化方面，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碳减排责任成为发达国家进行气候变化谈判抛出的一个筹码。总之，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特别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一步地还将成为世界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这会引发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中国在世界新一轮经济转型背景下的这些机遇和挑战，无疑是一道复杂的待解难题。我们无论是要把握机遇，还是迎接挑战，都需要很好的智慧并确立正确的努力方向。 　　三、中国应对世界新一轮经济转型的努力方向 　　面对世界新一轮经济转型，中国基于改革开放的经济积累已经具备了把握这一机遇和迎接这一挑战的实力。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确立正确的努力方向，并为把握住机遇和迎接挑战提供一个科学的路径。 　　制度创新是把握世界经济转型机遇和迎接挑战的基础。新一轮的世界经济转型不仅要依靠新的科技革命以摆脱过去一轮长周期的颓势，而且也对市场经济体制变革提出创新的要求。就目前各国谋求的技术创新方向来说，实现新能源技术的重大突破成为一个普遍性的选择。而这种新能源技术又不单单具有技术层面的意义，它的目的是要根本地改变人类生产活动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达到生产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这种协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市场机制调节的范围，恐怕未来各国的经济制度的创新不仅仅是自己国内的一种局域性的事情，而必须建立一种世界性的调节机制来保证各国的市场制度有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到了今天，一方面改革的任务尚未完成，另一方面还需要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制度的重构。虽然这种制度还没有一个清晰轮廓，但是经济全球化的演进需要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协调机制。这作为一个方向应该是明确的，并且也是各国实现制度创新的方向。 　　经济社会稳定是把握世界经济转型机遇和迎接挑战的保证。无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经历，都表明了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因为经济社会的稳定可以为人们提供长远的预期，进而引导人们将自己拥有的精力和资源用于长远的投资。同时，国家也可以在更大的空间实施长远的发展规划。不过，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并不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它们之间是互为因果。对此，要使社会稳定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必须做出一些经济发展之外的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基本保持一个稳定的态势，这既有改革的帕累托改进效应，也有我国强大的社会稳定机制所发挥的作用。然而，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否归根结底是由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的好坏和社会矛盾程度决定的。而这种经济和社会矛盾具有一个累积效应，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来并不尖锐的矛盾会变得尖锐化。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积累了一系列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主要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导致不同群体的利益分化，以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因此，要保持经济可持续的发展及社会的稳定必须扭转这种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并努力调整或缩小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而努力的方向只能是通过深化改革，在实现制度创新的基础上构建经济社会稳定机制，创新社会管理。
　　技术创新是把握世界经济转型机遇和迎接挑战的力量源泉。新一轮的世界经济转型的动力就在于技术创新，或者说需要一次新的科技革命。中国要把握住这一轮世界经济转型的机遇，必须把努力的方向定位于技术创新方面。对于中国来说，这一任务异常艰巨。因为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技术创新的强国，许多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引领世界技术创新的也主要是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进行技术创新需要更大的努力。当然，新一轮世界经济转型需要的技术创新实质上是又一次技术革命，即能源技术革命。虽然我们与发达国家在能源技术发展上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就发展的进程来说，我们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对于我们也是一个机会。如果我们能够在新能源技术创新方面建立一种科学有效的创新机制，那么我们也有资格在未来的这场技术革命中占有一席之地。 　　对外开放是把握世界经济转型机遇和迎接挑战的重要出路。近代以来崛起的所有大国无一例外地都是积极推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中国自1978年开始逐步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开放带来的投资、技术、以及市场支持。到目前，我们的对外经济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国际经济不平衡对我们形成一定的压力、粗放式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越来越难以持续。这些都引起人们对我国对外开放前途的担忧，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急剧下滑，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呈现负值，因此，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增长似乎没有过去那么重要了。对外贸易变得较为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意义在下降，相反，对外开放对我们的意义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而实现这一转型是不能离开一个对外开放的环境，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都要借助于一个开放的环境才能实现。而且，中国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将来还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种地位使得对外开放不仅仅是这种开放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中国将承担越来越大责任的要求。这对于中国来说，一定会有不少挑战，需要我们学习的东西很多，但以一种新的开放姿态介入世界经济的大格局是必然趋势。 　　中国要把握新一轮世界经济转型带来的机会并很好地应对由此带来的挑战。这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新课题。虽然认清这一形势并不意味着可以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但我们没有别的选项，只能在这一方向上进行不断地探索。当然，这条路会很长，也很艰难，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只要我们能够沿着这一方向坚持下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可以实现。 　　参考文献 　　[1]唐晋，大国崛起：解读15世纪以来9个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6 　　[3]李扬，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金融改革[J]，经济学动态，2013，（6） 　　[4]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2：5 　　[5]乔榛，供给、需求和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机制演进[J]，求是学刊，2010，（6） 　　[6]殷冬水，周光辉，利益表达平衡：社会正义的内在要求——我国社会不公发生逻辑与社会正义实现方式的政治分析[J]江汉论坛，2013，（3） 　　责任编辑：梁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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