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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C) 英才华网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质疑重重 中国应如何赢得非洲?————————▲707《深度中国》中国新闻周刊2012
　　导语：[]截止2010年，中非之间贸易额已达到1269亿美元，中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在非洲工作的中国人最保守估计也超过200万。与此同时，由于各种原因，在非洲中国人与当地人的矛盾和冲突也越来越多。今年10月11日，加纳警方和移民等执法部门在该国阿散蒂省曼索地区进行矿区清查行动中开枪射击，造成一名中国公民死亡，100多名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工人被捕。据悉，自今年5月以来，中国驻加纳大使馆官方网站就曾六次通报加方抓扣涉嫌非法采矿中国公民事件。日，赞比亚一中资煤矿近日因劳资纠纷发生冲突事件，中方管理人员开枪造成11名当地员工受伤。今年8月4日，该煤矿的当地工人再次举行要求增加工资的抗议示威活动，造成一名中国经理死亡……中国在非洲的角色和问题让西方找到了说辞，西方谴责中国在非洲以掠夺性手段开发资源，甚至有人大喊“新殖民主义”。而实际上，中国在非洲面临的种种问题涉及法律、观念、生活习惯等多个层次：在不少原先的英属殖民地，例如肯尼亚、乌干达、南非等。这些国家继承了英国比较完备的政治体系和法律制度。而不少中资劳动密集型企业依然延续在国内的风格，给当地员工配备的劳保用品不全，或没有按规定上保险，由此引来纠纷。在非洲的中国人在邻居们眼中有时像来自另一个星球，他们能连续工作18个小时，能用简陋的工具建成漂亮结实的大厦，但他们粗俗、不讲卫生，而且除了桌子和椅子，似乎吃任何带腿的东西。一个“外星人”在不属于自己的星球能待多久呢?另外，中国也不善于利用传播手段。在非洲能看到的中国电视节目只有中央四套与中央九套，但其针对的受众群体是在海外的中国人，对于传播中国形象收效甚微。关于中国人在非洲的新闻传播点和采集点基本由西方控制，一些问题经常无限扩大。比如，赞比亚总统就职后立刻召见了中国大使，本意是传递友善的信息—赞比亚依然需要中国，希望中国公司放心，他也谈到了劳工权益问题，可第二天赞比亚媒体报道的主题几乎全是：总统召见中国大使，要求中国公司遵守《劳动法》，其它什么都没提。非洲是一片野性的大陆，但并非只有“丛林规则”。它虽然欢迎中国的资金、建设、开发，但欢迎的概念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截然不同，没有捷径可走，没有绿灯可开，更没有所谓的“超国民待遇”。在非洲中国企业和中国人需要转变自身观念，入乡随俗。1·中国人吃苦耐劳、中国人清心寡欲、中国人制造的商品廉价、中国人法律意识淡漠、中国人不注意形象、中国人不团结、中国人没信仰，中国人除了桌子和椅子，似乎吃任何带腿的东西……... [
]我这几年一直在非洲，通过密切接触部长、省长、企业家、酋长、村民等各个层次的非洲人，勾勒出非洲人眼里的中国人。我们可以以非洲人作为一面镜子，看看中国人在非洲人的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人，以调整自己的不恰当行为，从而取得非洲人民的认同。正如唐代魏征讲：“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葡萄牙人于1418年达到西非海岸，从此，阿非利加不再孤独，这个欧洲殖民者竞技舞台的幕布徐徐拉开，上演着屠杀、掠夺与奴隶交易的悲剧。到1914年，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整个非洲大陆被欧洲殖民者瓜分完毕，黑人不得不放弃自己从树上下来时就讲的语言，开始讲起了殖民宗主国的语言。二战后，非洲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欧洲统治者恋恋不舍地败走非洲，过去跟随欧洲人过来的印巴人填补了白人撤走后留下的经济空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个被称为地球上最后一座金矿的非洲大陆，已不再是黑非洲了，各种肤色的人在这里淘金，寻找财富，其中包括中国人。被白人统治一二百年的非洲黑人早已熟悉了白人的习性，但他们对中国人这个迟到的经济探险者还很陌生，他们看待我们，就像我们看待他们一样，从神秘、好奇开始，经过猜测、观察、实证，最后形成了一种观念。中国人吃苦耐劳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一致的、积极的印象。中国人不管在非洲搞工程还是经商，他们几乎都没有周末和节假日，早7点上班，下午6点半下班，晚上还要加班。埃塞俄比亚NORTH WOLLO省WOLDIYA市的政府主席BALAY先生说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工作很努力，这是你们国家很快富裕起来的主要原因，我们埃塞俄比亚人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 非洲人很佩服中国人的勤劳，有的甚至不可思议，认为中国人简直成了人肉机器。非洲虽然贫穷，可非洲黑人在劳动态度上与我们迥然不同。我们双周日实行还没多少年，可他们这里早就实行双周日了。加班，对中国人来说是家常便饭，甚至没有任何额外报酬。在这里，你让黑人晚下班十分钟他也向你要加班工资，不付就把你告上法庭。尽管加班工资比平常工资高出很多，黑人也不愿加班，他们要充分享受法律赋予他们的休闲。他们对中国人这种苦行僧式的工作态度实在无法理解，不知道中国人的快乐在哪里，不知道中国人在享受什么。他们经常和我讨论这样的话题：工作难道就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么?如果人有追求快乐享受的权利，那只能认为这些闯非洲的中国人的快乐来自劳动，把劳动看作是一种享受。中国人清心寡欲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另一个印象。在非洲这个性比较放纵的地区，多数国家实行一夫多妻制，他们见中国人在这里单身一呆就是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不找女人，实在无法理解。在非洲，经常见白人身边依偎着身材绝好的黑姑娘，也经常见健壮的黑小子挽着欧美来的白姑娘，孤独的就是中国人。我在埃塞俄比亚工作时，秘书Mesier曾问我，中国人出国前是不是都要打针。我问她打什么针，她说是打性的针。我以为是避孕针，便说不用打针，有安全套的。她说不是，是失去性的针，打了这种针后就没有性欲了，出国后就不想女人了。我听后很惊讶，她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我对她说，没听说过有这种针。她反问我说，那为什么中国人在国外不需要女人。我变法地解释道，我们中国人喜欢喝茶，喝茶泄火，常喝茶，就没性欲了，就不想女人了。你看，他们实在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清心寡欲。中国人制造的商品廉价这是他们对中国人的第三个印象。非洲市场上中国商品最多的就是服装、小家电、五金和摩托车。一个中国同胞在那里为公司采购物资时，问当地的店主有没有便宜的，店主张口就来：“有呀，中国制造的就便宜。”在非洲，“中国制造”是廉价、劣质商品的代名词。一次，埃塞俄比亚交通部的Saife Berhane先生对我说：“我知道，你们中国有好产品的，可为什么出口非洲的中国产品质量这么差?我现在绝对不买中国制造的东西。”日，喀麦隆西北大区Bali的DOHGANYONGA III酋长同样问我这个问题：“喀麦隆市场上充斥着中国商品，可这些商品质量很差。” 日，我在喀麦隆西北大区首府BAMENDA的DREAM LAND饭店吃饭，饭后和服务员Brenda聊天。她今年28岁，高中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当她下班换上漂亮的裙子时，我问她这衣服是不是中国制造。她说：“你们中国的衣服是中看不中穿，看上去很漂亮，穿两天就坏了。我现在不买'中国制造'了，我穿的裙子是尼日利亚制造的。”作为中国人，我当然要维护中国人的形象，我对他们解释说，我脚上穿的就是中国制造的李宁牌旅游鞋，从2006年穿到现在还没坏;我身上穿的也是在中国买的中国制造的衣服，质量蛮好的。中国人绝对能制造出高质量的产品，因为非洲市场的购买力有限，所以，我们就生产一些低成本的产品销往非洲，为了降低成本，质量当然就下降了，但我们也有高质量的产品销往欧美。解释归解释，在非洲，中国商品质量实在不敢恭维。我在喀麦隆西北大区住在临时租的房子里，厨房的水龙头坏了，便到省城买了一个，当然是“中国制造”，可没出两个星期就坏了，不得不又买了一个“中国制造”，因为在这里买不到别国制造的，换上后，还是拧不住，就这样，在五个月里换了4个中国制造的水龙头。日，我与喀麦隆政府官员SAMBA先生坐在车子里穿过喀麦隆的经济首都杜阿拉，我指着街道两边的商店自豪地对他说：“你看，商店里有80%的商品是中国制造。”他接着说：“怎么不见有中国制造的小轿车在非洲跑?”在非洲，许多中国企业不用国产汽车，支持民族企业，偏买小日本的丰田、三菱车，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国产汽车质量不过关。一家在非洲的建筑企业买了两辆国产皮卡，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只能开动一辆了，另一辆停在院子里做配件用，几个月后两辆车就成了一堆废铁堆在那里，最后还是买了两辆日本丰田。中国人法律意识淡漠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第四个印象。可能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太长了，人们习惯了家长式的管理，缺乏法律意识。在中国，企业不和员工签订合同，不上任何保险，随意解雇员工，这是家常便饭，已习以为常。在非洲，一些中国企业老板无视当地的法律，经常与当地雇员发生冲突，官司缠身，如雇工不签合同，不交纳各种保险，工资标准低于所在国规定的最低保障工资，节假日强迫员工上班，加班不付加班费，随意解雇劳工等。在中国，企业老板财大气粗，可以用钱摆平一切。在非洲，这就不灵了，老百姓都知道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在非洲的一家中国建筑企业，一天法院突然送来了150张传票。原来，这家企业没按照法律程序解雇员工，被解雇的员工纷纷到法院把这家企业告上了法庭。非洲虽然落后，但他们仍沿袭着殖民者带来的法律，现行的法律，几乎都是从英国、法国那里原封不动地搬来的。如在喀麦隆，西北大区和西南大区原来是英国殖民地，这里就采用英国的法律系统;其他八个大区原来是法国的殖民地，在那里就采用法国的法律系统。可能是殖民者多年来对他们教化的结果，非洲人办事一定要找出法律根据。中国人开农场办企业要租用土地，土地许可证上引用的法律法规就有20来项;你要购买政府管制商品，许可证上第一页就列满了法律依据。所以，中国人来非洲，第一件事就是要熟悉这里的法律，这样才能避免经营过程中因违犯法律造成的被动与损失。中国人不注意形象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第五个印象。非洲人被白人强迫穿上衣服后，他们竟保持了白人的传统，公务活动一定是西装革履。别看非洲原始，条件落后，可一些居住在城里的非洲人还是很讲究的，他们的卫生间里一定要有洗阴的器具，就是许多中国人把它当作小便池的东西。非洲原始，但并不是所有的非洲人都愚昧，他们也有现代文明意识，对一些恶习、陋习也是恨之入骨的。 日，我从北京乘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ET605航班去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飞行了6个小时左右，埃航的空姐找我，说有中国人在卫生间吸烟，让我用汉语广播，告诉中国乘客禁止在卫生间吸烟。广播完毕，我还是极力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形象，我对埃航的乘务员说，因为许多中国乘客不懂英语、法语，可飞机上的各种标记都是法语和英语书写的，中国人看不懂。在印度德里加油后起飞不久，又发现有人在卫生间吸烟。无奈，机乘人员不得不用汉语打印出警告，贴在每个卫生间的门上：对某些中国人在卫生间吸烟的行为已经广播警告，如再发现吸烟，将在飞机到达目的后交警察处置。2002年，一中国人从埃塞俄比亚乘坐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回国，他不听飞机上的警告，坚持抽烟，结果被罚款并在泰国曼谷机场扣留了一个星期。前几天，我在喀麦隆听一个从埃塞俄比亚来喀麦隆的中国同胞讲，和他同机的有几个中国同胞。开始，他还和临座的黑人聊天，黑人对中国人颇有好感。但飞行途中，一位同胞竟毫无顾忌地向地板上吐了口痰，然后用脚在上面碾压，让同机的老黑看了目瞪口呆，再也不愿搭理中国人了。在非洲，经常见中国人在车子里把鞋子脱掉，光脚凉在前挡风玻璃上，看上去很不雅观。在喀麦隆，我去过TOTAL CAMEROUN、MTN CAMEROUN等外国人在喀麦隆投资的企业，从他们的办公环境到员工面貌，一看就是有实力的现代企业。进入办公楼大门，要用身份证换他们内部的电子证件，然后进每个门都用这个内部证件刷卡，来访的客人进入了哪个门，公司的电脑系统都有记录。在非洲的中国企业一般都是艰苦奋斗，办公场所简陋，尤其是一些建筑企业、百货商店，这些企业门面不注意装修，员工不注意形象，给非洲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好像我们中国人都很邋遢。一次，因工作关系我带埃塞俄比亚公路局的Abera Tilahun先生到一中国企业居住，晚上他在淋浴室洗澡，发现人们都裸体站在一排喷头下，之间没任何隔挡，他对我说：“你们中国人怎么都有露阴嗜?”中国人扰乱市场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第六个印象。《中国非洲》(Chinafrique)一书的作者塞尔日·米歇尔认为，中国企业逐步把欧洲企业挤出非洲市场，这是中国人超低价格投标造成的。塞内加尔有个污水处理项目招标，中国人的报价还不到法国人的三分之一，气得法国人拽自己的头发。一些企业低价中标后，为少亏、不亏或赢利，便降低施工标准，违反合同规范，偷工减料现象严重，产品或工程质量无法保证。企业的生命力取决于产品的质量，产品的质量取决于人的质量。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危机意识，安于现状，忽视人和产品的质量，那企业必定是短命的。现在，非洲人也对中国企业操纵价格的行为颇为恐惧和愤怒，因为这抢了他们的饭碗，要么把他们挤出了市场，要么让他们没有机会进入市场。2007年我在埃塞俄比亚时，政府曾发布了一个通令，说大批中国人在埃塞俄比亚黑市用比尔兑换美元，造成埃塞俄比亚外汇紧缺，美元汇率上升。不但是外汇，就是木雕等旅游纪念品的价格，也被中国人炒了起来。好多非洲人说，你们中国人是祸水，走到哪里，就把哪里的市场搅乱。中国人不团结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第七个印象。在非洲，一个单位的中国人到外旅游遇到另一单位的中国人，他们很少打招呼寒暄，虽然远离祖国几万里，他们见面后如同见了外国人一样，没有任何亲切感。在非洲同一个城市开店的中国人，因为竞争关系大伤和气，有的发展到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地步。非洲某国的一个省会市有两家中国商店，其中的一家商店就放出风来，非要把另一家商店灭掉。在这里，帮派势力也很严重，来自中国各地区的人都形成自己的势力团伙，互相倾轧攻击，互相拆台。中国人做生意都有点猫腻，不是当地的黑人，往往是中国人之间互相向当局举报，可见手段之恶毒。中国人没信仰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第八个印象。在非洲，到政府部门办事或到法院参加诉讼，都要填写一系列的表格，其中有一项就是宗教信仰。这让我很为难，我填写什么宗教信仰呢?共产主义不是宗教信仰呀，开始我空着。他们问我，怎么不填写，我说无信仰。他们疑惑不解，人怎么会没有信仰呢。后来，非洲人总和我说起宗教信仰一事。问中国人去教堂么，都信仰什么宗教。2009年复活节，喀麦隆BUEA大学四年级会计专业学生Zita发手机短信问我相信耶稣复活么。中国宪法赋予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可信教者在中国毕竟是少数，来非洲的中国人大多没宗教信仰的。非洲人见中国人星期天也不休息，从来不去教堂，对中国人的人生态度甚是不解。他们说，工作赚钱是人生的过程，但不是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是一种精神追求，人生的归宿是与上帝在一起。中国人什么都吃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第九个印象。中国人的食谱很广泛，几乎吃除了人之外的所有动物。和非洲人交流时间长了，他们总会问你：“听说你们中国人吃狗、吃猴子?”之类的话。在非洲某国，一家中国建筑公司偷吃了一只狗，当地黑工知道后集体罢工，表示抗议。还有一家建筑公司，刚来的时候附近水库里好多野鸭子，这家公司就把这个水库当作养鸭场，天天来抓鸭子吃，没几个月，鸭子就被吃光了，水面上漂满了野鸭毛。中国人在非洲，尤其是那些中方员工较多的建筑单位，所到之处都搞“三光”政策，猪光、鸡光、野味光。一次，西北大区的工业局Beckley局长对我说：“当年你们中国人在这里修公路，把这里的猪都吃光了。你们中国人要来这里，须提前一年通知我们，我们好号召村民们为你们养猪。”来非洲的中国人，一定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如在埃塞俄比亚，驴和狗是绝对不能吃的。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早已名扬天下，但我们仍有自身的缺点。你在人家门口做事，当然要考虑人家的感受。要想在非洲取得长远利益，每个到非洲的中国人都要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给非洲人民留下良好印象，让非洲人民欢迎我们。要想让中国民族长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有危机意识，不要盲目乐观、夜郎自大，要辨证地剖析自己，既看到自己的长处，也看到自己的短处，要扬长补短，这样我们民族才能强大起来。如果连过去曾被人买卖的黑人都瞧不起我们，那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真是无地自容了。（摘自作者博客 作者：刘植荣）2·一方面是中非双边政府高调宣传中非合作硕果累累，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和东道国媒体、学术界和NGO 对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持审慎评价态度，有些则公然指责中国在非洲的行为不负责任，如环境记录恶劣、劳工标准低、信息不透明等，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合规问题备受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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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企业在非洲以经济形象出现时，“中国式参与”却遭遇到一系列水土不服问题，出现了诸多异议。非洲对中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广大的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原材料供给、廉价劳动力、30%的石油进口、年均超过40%的投资机会。非洲还给中国提供了一个产业转移和升级的契机，由于非洲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巨大，使中国国内钢铁、水泥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实现产业转移。同时，中国也给非洲发展带来了丰厚的投资资金，中国企业的进入，让非洲在面对老牌殖民地国家时有了更多选择，从而在总体上提高了非洲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在这些互利互惠的前提下，中非关系快速发展。2000年以来，中非贸易年均增长32%;2009 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过去十年，中国对非洲投资年均增幅超过40%;在非洲最繁忙的罗安达港口，中国油轮每天从这里运走上百万桶石油;在刚果(金)，中国投资60 亿美元达成“基础设施换资源”交易;在尼日利亚等六个非洲国家，中国正在积极建设和推动经贸合作区。今天，整个非洲大陆都能看到中国建设军团的身影：从新造的大桥、公路、水坝、铁路、国家体育馆等基础设施，到住宅等民生工程建设，中国的出现正改变着非洲各国以及各国之间旧有的联系格局和方式。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国在非洲的一举一动开始受到全世界关注，中国对非洲的意义也被广泛解读。中国作为新富的“新兴国家”，在中非双边经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由于中国历史上和非洲的交往秉承互通友好的原则，没有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殖民历史包袱，这让中国在参与非洲发展的过程中占有道德上的先天优势。然而，道德上的优势并没有自然转变成发展或是舆论上的优势，世界对中企在非洲的参与和评估有褒有贬。一方面是中非双边政府高调宣传中非合作硕果累累，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和东道国媒体、学术界和NGO 对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持审慎评价态度，有些则公然指责中国在非洲的行为不负责任，如环境记录恶劣、劳工标准低、信息不透明等，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合规问题备受考验。中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开始升级为全球政治话题。成功率不足50%中国国内连续30年GDP 近两位数增长。非洲是廉价商品的巨大市场。为了登上这一价值链，并把低增值工业外包到更贫穷国家，中国政府支持企业进军海外。此举旨在利用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外汇储备不贬值，同时也让企业走出国门。中国公司和企业家在制定走出去战略时自信满满，相信凭借雄厚的资金和国内积累的发展经验，非洲这片还未经大规模开发的蛮夷之地，很快就能感受到现代化春天的气息，中国的过去就是非洲的明天。企业家眼中看到的非洲全是机遇。中国企业明显的优势：比如足够的资金、政府的政策支持、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以及有效的工作方法。但中国企业的许多“软件”建设还有待加强。非洲不是等待开发的荒蛮之地：它有古老的文化和传统。它从殖民统治下赢得了独立，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政治和经济亦有自己的特色。有多少到非洲去的中国企业在去之前，真正下点儿功夫，好好了解他们要去投资工作的国家呢?然而，据中国国家发改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司长在2011 年“第五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介绍，中国目前走出去的企业海外并购和投资各占一半。其中50%的投资项目都是超1 亿元人民币的大项目，80%项目集中在能源和资源领域，央企投资金额占整个中国走出去企业的80%。中国在非洲的企业包括中央国有企业，省属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合资企业，其中80% 的海外投资来自于中央国有企业。但是，中国走出去的企业成功率却只有50%。据麦肯锡公司的统计，过去20 年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案失败率高达67%，不是遭遇破产就是无法盈利，远远超过世界50%左右的平均水平。大多数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后建立起了多党民主制，执政党和在野党竞相管理国家;政府、议会和司法机构间的权力相互制衡;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在决策上拥有同等权力。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结社，出版和言论自由。此外，还有其他的法律法规保护公民从建立工会到保障最低工资等各项权益。政治壁垒重重中国“走出去”战略遭遇了复杂的国际政治壁垒。非洲大陆在长达5 个世纪的被殖民历史中，一些重要战略性资源已经被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抢占先机，留给中国的多是利润少、条件艰苦、西方国家不屑开发的地方，或是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地区，比如苏丹、津巴布韦。中国对这些国家重要战略性资源的开发，不仅要面对来自西方国家同行和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同时还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地缘政治势力角逐。原本单纯的经济行为被国际社会政治化。中国企业在国内的发展经验是：只需公关政府关系，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协调股东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各项投资的顺利进行。当中国企业进入非洲国家后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处理好和当地政府的关系即可，甚至当这些国家的某些政治团体针对中国投资进行种种批评的时候，中资公司仍旧躺在和当地政府铸就的良好双边关系的“温柔乡”里，退避三舍。他们相信当地政府会替自己说话，讨回“公道”。然而，沉默并非都是金。中国企业通常缺少透明度和公开的沟通渠道。在很多非洲国家，中国企业的这种沉默反而为东道国的其他政治团体提供了活动的空间。南部非洲反对党频繁地发动反华政治活动，卢旺达南部地区针对中国在该国是否进行剥削活动展开激烈的政治辩论，甚至和中国有着相近政治制度的友邦国家坦桑尼亚，也因中国企业压低价格垄断当地市场，造成当地小商贩大量破产和失业，引起民众的不满情绪。中国开发非洲自然资源的前期资金投入动辄上亿，要想保证其稳定产出和长期效益，不能不充分考虑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如战争、政局不稳、两国外交关系、投资国的政治环境等等。这其中任何一种风险都可能导致投资的失败，有时候甚至威胁到走出去的中国公民人身安全。2011年2月份，利比亚内战爆发，中企措手不及，虽然成功撤侨3 万余人证明了中国远程调动能力，但中国遭受巨额财产损失。据商务部发言人称，中企在利比亚承包的在建大型项目有50个，涉及合同金额达到188 亿美元。中国铁建、葛洲坝、中国中冶和中国建筑四家大型上市央企发布公告，被迫停工的合同总金额高达410.35 亿元人民币。利比亚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东道国的国内政治局势和中国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那些跃跃欲试想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家，应汲取前车之鉴，做好风险防范工作。中资企业要平衡好商业利益相关方和发展利益相关方中资公司在海外项目频频受到国际和东道国当地民间机构的指责，包括不注重环境影响，重大投资项目信息不透明，劳工权利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等等。面对这些指责，很多中国企业家觉得可笑：在这些贫困率超过80%，平均寿命不足50 岁的欠发展国家，还谈什么环境保护和商业透明。对他们来说，经济增长是王道，也只有经济先增长，才能确保上述其他问题的解决，而他们在非洲的投资正促进了东道国的GDP 增长。这种对发展的认知来源于中国自己的发展实践，还停留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阶段。然而，在国际发展实践中人们越来越发现发展是个多维的进程，包括社会结构的转型、经济增长的累积、不平等的减少等等。人们不断地反思什么是真正的发展，发展的主体是谁，谁又从发展中获益这三个发展的最基本问题。传统的发展思想中最忽视的其实是社会和人，尤其是弱者、边缘人群和广大穷人的意愿。现在，绝大多数发展实践者都秉承着这种多维的发展观，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自然地转化为发展，要想发展得更快更好不仅要注意经济增长，还要注意解决教育、社会公正、就业和分配制度等问题。非洲有太多的案例证明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使普通民众获益，这点从非洲最重要的一些石油输出国的经济发展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的差异就可以看出：GDP 通过出口石油获得了大量的增长，而社会发展指标却并没有相应地提高，有些反而在下降。例如，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为2012 年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安哥拉，其国内仍有70%的人口平均每天生活不足2美金，婴儿死亡率高达16%,50%人口没有安全水源。中资公司的口碑、形象、收益不仅有赖于对当地GDP的贡献，更存在于能否促进当地就业、增进社会福利、提高整个商业环境标准等等。因此，中资公司要妥善处理好商业利益相关方和发展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在一些富有争议的大型项目中要充分尊重和考虑到当地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比如大型水坝建设项目所涉及到的移民、环境和跨境河流治理问题以及一些基建项目的土地权、劳工使用问题。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水坝行业的领头军，单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一家公司就承接了全球超过60%的水坝建设业务。苏丹Merowe大坝，加纳Bui 水坝以及最近被媒体以及非洲和国际NGO频频提及的埃塞俄比亚GibeIII 水坝，这些项目都是中国水电企业承建的，并且大部分有中国政策性银行的贷款。银行在放贷过程中应督促企业做好前期的尽职调查，等企业通过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才能放贷。企业需要在做牵涉到当地社区相关利益的决定时，邀请发展利益相关方的参与，确保决策的透明和公正。公众参与发展项目讨论甚至是影响决策对于走出去的中资企业来说是崭新的挑战，他们在国内没有积累相关经验。利益相关方参与讨论需要沟通技巧、时间成本和相关的专业知识，比如移民安置工作就结合了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是一个系统工程。发展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资公司追求的时间和成本效率，但却可以最大程度上保障经济发展项目的综合效益。中国公司要摒弃“发展有时候就是要牺牲一小部分人的利益”的发展观，在非洲单纯移植国内的操作模式并不能确保投资收益。加强沟通和公关能力是中资企业的必修功课中资公司难以接近是共识，不仅西方和东道国的媒体、研究者有这样的抱怨，连中国自己的研究人员和媒体也难得约见到中资公司，有时候必须通过私人关系才能采访到中资公司相关人士。面对质疑之声，中资公司表示很委屈：“我们带来了丰厚的发展资金和更匹配非洲的发展技术，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就业岗位，我们不问政治专心工作，为什么得不到赞扬反而是批评呢!”殊不知被媒体和NGO关注的并非仅仅是否提供就业岗位，他们追问的是中资公司是否提供了安全的生产条件、达到了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提供了相关的医疗和社会保险、是否有技能培训，这在东道国是合规性问题。中资企业面对质疑之声往往要么不回应，要么回应的时候提供的信息并不对称从而不能释疑。事实上，面对质疑不作出回应这一做法十分愚蠢，将大门关闭并不能更好地保护中资公司本身，相反，该公司失去了一次解释和为自己辩护的机会，这只会加重外界的误解。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和大陆中，自说自话凸显了中资公司在处理公共关系和应对危机方面的不成熟。中国企业必须学习如何更好的沟通并进行相应的配套机制建设：设立独立的合规部、企业社会责任部和公关部。向公众公布这些部门的联系信息，及时处理各类情况。成长总是有代价的，中国企业想要更有自信地参与全球化的过程，要做好必修功课，遵守游戏规则。国内我们讲要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其实首先要转变的是粗放和僵硬的发展思维。负责任的大国国际对中国在非洲投资有很多异议，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不排除媒体的误导、东道国政府的监管失职。然而，中国投资者作为投资方也负有相应的责任，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只出钱做事其他一概不管是一种逃避的态度，不符合企业发展的长期利益，也不利于中非双边关系的发展。企业在非洲的所作所为被贴上的都是中国国家标签，中国移民在非洲的一举一动也会被概念化为全体中国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政府应当加强对中国海外企业的监督和管理，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加强合作，中国的非洲参与应当能够为中国外交创造更多的活动空间，而不是像国际社会说的那样“中国投资挟持中国外交”。中国在非企业要学会遵守游戏规则、尊重和兼顾其他利益相关方、更好地了解和融入当地社会、发展企业长期战略。只有参与规则才能有主导的可能性。在参与的过程中反思自己存在的问题，这样的发展路径是建立在理性思考和参与的基础上的，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标志，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具体实现。中国在非洲的存在和参与可以更立体，更具有建设性，更能代表大国发展方向。（摘自中外对话）在非洲的中国建筑工人1·非洲正在努力卸下悲情、绝望、饥饿的面纱。2011年非洲经济增长率为6%，大约有6000万非洲人年收入达到3000美元。不少原先的英国殖民地国家(例如肯尼亚、南非)条件较好，文明程度高，而且照搬了英国比较完备的政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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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底的一个清晨，我溜出中国建筑集团在阿尔及尔的营地，去看地中海。步行十分钟，一片蔚蓝就扑面而来。舒缓的海岸线有上百套政府高官的别墅，一个背枪的士兵从礁石后站起来，打量着我的相机。“你好。”他用生涩的中文说，“谢谢!”我迟疑了一下，不知是否应该说“别客气”——确实什么也没做。“你好。”他继续说，“谢谢!”然后得意地转身而去。或许每见到一个陌生的亚洲面孔，他都要秀一下自己的中文。当天傍晚，去海边餐厅吃饭时又遇到了一群小男孩，他们吹着口哨追在后面大喊：“阿里巴巴!”“在阿尔及利亚，‘阿里巴巴’可不是‘一个快乐的青年’。”同行的朋友拉着我加快脚步，“而是‘小偷’和‘大盗’。”“你好”、“谢谢”与“阿里巴巴”，两种声音始终贯穿着我们的非洲之行。在肯尼亚，报纸用整版篇幅记录了10家中国企业对一个偏僻村庄的援助，另一版就提醒针对华人的抢劫事件近来大幅上升;埃塞俄比亚正在模仿中国的“五年规划”，它有“最像中国的非洲国家”之称，海关却对中国人“另眼看待”;赞比亚司机马克为我起了个当地人的名字“Maplo”，意为“上帝的祝福”，他给所认识的中国人起了同样的名字。他带我看了数月前总统大选时留下的痕迹，一根柱子上模糊喷着：中国人滚出去。2010年，中非之间贸易额已达到1269亿美元，20年来翻了150多倍，中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关于中国人在非洲的数量，没有一个机构提供的数字足够权威，最保守估计也超过200万。我们拜访的一家企业，每年办理的非洲劳务签证就超过8000个。中国需要非洲，恰如非洲需要中国。自2000年起，中国已成为饥饿的资源动物，转型中的世界工厂要寻找适合梯度转移的成本洼地，而非洲是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最后一块大陆。非洲正在努力卸下悲情、绝望、饥饿的面纱。IMF预测，2011年非洲经济增长率为6%，2012年仍会接近此数字，与亚洲持平。大约有6000万非洲人年收入达到3000美元，如果没有中国人，这些数字不会如此漂亮。中国在非洲的角色令西方感到惊惧，它们认为这是以自己逐渐退场为代价。它们谴责中国在非洲以掠夺性手段开发资源，中国开出的支票助长了非洲的腐败和专制，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冲击当地市场，令贫困者更加贫困。这些批评也能在非洲人口中听到，在乍得一个加油站排队时，有人用法语向我们大喊“新殖民主义”。从单一事件看，有些指责并非空穴来风，站不住脚的是从中引申出的伦理判断，即中国这个暴发户正用一切手段引诱刚刚进入青春期的“黑姑娘”。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严海蓉与沙伯力著有《中国在非洲：全球体系的困境》，他们指出，中国在非洲的商业行为，正是以与西方政策相同的方式进行的，“所有这些都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共同特征”。实际上，非洲人所表现出的警觉与期待，中国人应该不陌生。在非洲，我总想起James McGregor在《十亿消费者》中描述的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彼时在外国投资者眼里，中国也是充满活力、机会遍地、晦涩难懂、相互矛盾、令人困惑的。如果中国将精力集中于如何洗刷自己在非洲的“污名”，或沉醉于传统的“中非友谊”，将无济于事。自尝试“走出去”以来，非洲是令中国最有成就感的大陆，可中非这两个国际化初级生都没有做好共舞的准备。“就像造了高速公路，首先要限速，有摄像头，有指示标识，然后才能通行。”中国驻赞比亚大使周欲晓先生说，“现在我们把路修好，系统尚未建立起来就迫不及待跑上了，而这一套系统早晚要补齐。”非洲是一片不断变化的大陆，在这里，中国需要动态的视角，以及更多的同理心与耐心。辨识雄狮非洲既质朴、又复杂，并非每一个在这里的中国人都能读懂它非洲要什么?闭着眼睛，也知道飞机降落在了乍得的机场，颠簸让我想起20年前在农村土路上坐拖拉机的经历，睁开眼睛，还是吓了一跳，跑道如此之短，只要再滑行一会，飞机就会一头扎进候机楼。如果一年之后再来乍得，将会在一个新机场降落。从规划图上看，它能达到中国二线城市机场水平。新机场修建者是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工国际)，该项目合同金额为10亿美元左右，来自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优惠贷款。另一家中国公司中地海外，正在为乍得修建通向喀麦隆的界桥，布满裂纹的旧桥就在旁边，似乎随时就会断为几节。在埃塞俄比亚，当地人如果说“中国人是疯子”，他们指的一定是非盟会议中心的施工队伍。即使夜晚，半空中也能看到焊枪发出的四溅火花，这是中国自坦赞铁路后最大的援外项目。该项目自2009年6月开工，2012年1月就要投入使用，遇到了三个雨季，有效工期只有18个月，而仅室外工程就比天安门广场还大。“没有人相信能按时完工，我们基本上没有按客观规律办事。”中国驻非盟会议中心项目特别代表曾花城指着将要竣工的大厦说。他个人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是违背“客观规律”，40岁刚出头，看起来足有50岁。非洲集中了全世界1/4的工程建筑机械，而操作这些机械的多数是中国人。中国公司修建了撒哈拉大沙漠之下的输油管道，连接数个国家的铁路，解决全国能源供应的水电站，甚至总统官邸。非洲基础建设领域的许多“第一”，都与中国公司相关。这不奇怪，在非洲有时候修一个机场，意味着必须从铺一条公路开始。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的报告，非洲若要修建所需的港口、铁路、公路及电力等基础设施，每年面临的投资缺口高达310亿美元。而南非标准银行集团经济学家史杰文在2011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非洲基础设施升级和维护费用需求每年在1000亿美元左右。自2007年以来，非洲约2/3的新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自中国。中国公司参与的基础设施项目，主要融资渠道分为四类。一类像非盟会议中心这样的无偿援外，通常也要在国内招标。第二类是类似乍得机场项目的优惠贷款，由政策性银行提供，每年有几百亿元人民币，非洲国家可以去中国商务部或银行申报，中方如果觉得项目成熟，申报方也有还款能力就会拨款。第三类是商业贷款，合同由中方企业主导。若企业觉得项目风险可控，而对方也迫切需要，就会去找银行融资，它有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两种形式。最后一类是比较流行的安哥拉模式，也叫做资源换工程，由中国政策性银行与对方财政部谈一个总体框架性协议，将优惠贷款、资源、工程都放进这个一揽子框架内。非洲工业基础异常薄弱，从大陆上空鸟瞰，几乎看不到高耸的烟筒，那些能提供原材料深加工或进口替代型的工业项目受到欢迎。据中国驻埃塞俄比亚经济商务参赞钱兆刚介绍，埃塞俄比亚第二个五年计划叫做“经济增长与转型”，就是要以工业为主要拉动力。在肯尼亚，我们拜访了当地华人圈中颇有声望的“党叔”。党叔来自华北电网下属的国有企业，在肯尼亚建了一个水泥电线杆厂。他告诉我们，只要保证年销量达到2万根电线杆，净利润就会接近30%，“在国内做什么生意能有这样的利润?”中工国际为乍得建了一个小水泥厂，乍得将之视为“工业独立”的标志之一，最初设计为5万吨/年，后改成10万吨/年。根据中工国际(乍得)总经理孙志鹏计算，在国内水泥价格已杀到300元人民币一吨，而在乍得一吨则要超过3000元人民币。埃塞俄比亚的水泥2011年最高点涨到5000元人民币/吨，与大米等价，“涨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建造了东方水泥厂的一位中国人透露，该公司有一个小粉末站，不到一年时间就全部收回成本，另一个水泥厂正准备点火。如此高价，依然供不应求，到了旱季，各种工程上马，门口有时排了一百多辆卡车，需要托关系才能拿到货。水泥电线杆厂、年产在百万吨以下的水泥厂、小钢厂等在国内都属于淘汰的夕阳产业，但如果搬到非洲，其中的利润会让投资者大吃一惊，当然，前提是能克服重重困难，这些困难用“九死一生”形容也不过分。非洲国家的中小学，不管多简陋，都有充满希望的名字，或叫“明天”，或叫“未来”，有的学校以珍贵的物品命名，在赞比亚一个部落里，我们看到了用草棚搭起的小学叫做“盐”。知识，恰如这些名字所暗示的，是非洲摆脱黑暗循环的力量。愿意为非洲培训工人的企业，能够赢得当地的尊重。“自2010年开始，所有合同中必须加三条：技术合作、人员培训、尽量利用当地资源。”葛洲坝)集团埃塞俄比亚分公司总经理王臣利介绍，“早在2008年接受当地一家报纸采访时，我就告诉他们，公司的计划不是纯粹承包大型水电站项目，而是在承包当中进行技术培训和传输，希望在若干年后能看到埃塞建自己的电站，甚至到非洲其它国家建电站。”不管他是否兑现了诺言，这篇报道曾一度提升了葛洲坝在埃塞的形象。根据埃塞俄比亚的新宏图，每个外资公司必须对当地工程师、操作人员、普通工人有不同层次的培训计划，公司也可以与当地教育机构合办培训中心。在途经的非洲国家，都能看到类似培训中心。不过，民众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中国在利比里亚曾想搞一个与建筑相关的培训项目，发现必须要支付“工资”，才有人愿意来上课。有时候，所在国这种对培训和技术的过度热情也会给投资者带来麻烦。关于水泥厂项目，中工国际和乍得本来签署的是合资合同，可总统一纸命令就变成了技术服务合同，让中工国际指导乍得工人运营水泥厂，而且招聘了300个乍得员工，争取1—3年中国人逐渐退出。“中国水泥技校毕业的学生学习三年，再培训一年才能上岗，让乍得人那么快掌握，其实不太可能。”孙志鹏说，“就怕他们不会的时候还很自信，什么设备都敢动。”在阿尔及利亚，中国的建筑公司因没有培训当地工人而遭到抱怨。“其实我们和他们对培训的理解不同。”中建集团阿尔及利亚分公司总经理陈文健解释，中国工人习惯用实践中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而在当地，必须要填表格、照相、坐在课堂上讲课，结业后还能发个文凭才叫培训。多元的性格中国人习惯将非洲想象为一个整体，实际上不同国家文化习俗、自然条件、法律法规各异，没有能包打整个非洲大陆的攻略。中信裕联南非公司总经理宋春，曾在尼日利亚、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加蓬等多个国家工作十多年，对此深有感触。她将非洲国家分为三类：一是有资源，且经济发达的国家，像南非;二是有资源，相对发达的国家，如尼日利亚和很多北非国家;三是没资源，又不发达国家，它们至今还没有基本城市功能。这种分类方法与世界银行非洲持续发展报告类似，该报告也是按照非洲自然资源情况进行排名。有人习惯按照地域分类，中工国际负责非洲区业务的副总经理胡伟认为，撒哈拉以北的非洲和南非都不具备典型的非洲特点，这两个区域甚至“不是非洲”，两者之间的才算“最非洲”。宋春也认同应将南非单独考虑，“国内对非洲地区经济研究的很多统计资料，都把南非和所有非洲国家合并，这样几乎每项指标都是南非领先，就没有其它非洲国家什么事了，达不到统计分析的目的。”还有一种按照殖民史划分的方法。对于殖民者，非洲有恩怨纠葛的复杂情感，它们以独立而自豪，但殖民时代的影响至今仍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东非很多国家曾是英联邦殖民地，采用英联邦的法系。普遍看法是，英属殖民地条件较好，例如肯尼亚、乌干达、南非等。“英国人有规矩，文明程度高，工业发展好，而且它也把英国比较完备的政治体系搬到了非洲。”胡伟说。中西部非洲多国属于法语区，一般沿用法国19世纪法系。法国殖民地往往基础设施较差，资源掠夺严重。还有属于葡语区的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等国家，沿用过去葡萄牙制定的法系。而北非地区既有法语区也有英语区，因靠近阿拉伯区域，也参照了阿拉伯区的法系。不同国家对于所承接的法系又不断变迁，有所修改，要了解这个国家，需要参照它们的历史来摸索。英联邦法系、葡萄牙语法系、法语法系本身都非常严谨，最令投资者困惑的国家可能是埃塞俄比亚，它是非洲唯一没有被殖民过的国家，参照了欧美和英联邦法系，融入自己特点后形成本土法系。有中国人认为它在非洲属于“最繁琐、执行最不严肃的国家之一”，每个外资企业基本上都曾以各种名义被罚过款。针对不同市场需要有不同开发策略，有的非洲国家需要用完全的市场行为，如在南非，其个人信用制度很完善，企业聘用当地员工时，需按照个人身份信息，到政府部门查询个人财务信用，没有银行欠款和犯罪记录才能签订正式聘用合同。而在有的非洲国家做生意，还需要获得所在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支持。加蓬和乍得就很典型，总统集权，政府人员变动频繁，行政体制不完善，主要靠政府推动。大事小事只有到总统这个层次才能解决。宋春曾亲眼看到法国总统萨科齐一到加蓬，就直奔法国企业的工地，为当地法企呼吁，逼得加蓬总统也不得不到场。孙志鹏的经验是，进入一个陌生的非洲国家，要从三个方面下工夫，即投资环境、税务环境和劳务环境。“做投资分析、财务分析、成本预测时，这三部分就构成了一个可以做判断的体系，而不摸清底细会影响对合同的报价。”投资环境包括政府的优惠政策、财政状况，甚至民族性格等。例如从未被殖民过的埃塞俄比亚，自尊心很强，要面子。虽有种种缺陷，但政府预算执行力超过其它非洲国家，能达到90%，甚至95%以上。“该给你的钱肯定会给你，有时候临时周转有问题，拖欠一下，但绝对不会赖账。”孙志鹏说。可在乍得，政府财政预算往往到每年9月就花光了。非洲国家对中国企业最关心的问题往往不是能做什么，而是能带来什么。例如肯尼亚，政府最关心的是项目本身能否带来资金。一些有经验的企业在这里投标，标书第一条写的就是融资能力。如果不了解税法，也会造成项目很被动。一旦忽略了任何一种税目，形成滞纳，会造成大量罚款。例如埃塞俄比亚的税务制度颁布之后，细则并不同时出台，而是通过报纸不定期颁布。如果企业没看到通知，就可能触犯税法。而且很多中文开支无法计入成本，甚至在国内结算的款项，到埃塞俄比亚还要按照整体合同交税。最容易忽略的是劳务环境，非洲工会组织十分发达，聘一个当地工人，累计到一定天数，就自动转成长期工，要辞退对方就要支付高额赔偿。在不同国家，又有特别的细则。南非劳工法案中有一项是：如果投资者收购持续经营的企业，那么收购企业和出让企业在收购后12个月内共同负责遣散劳工的补偿金，最多补偿可达12个月工资，按照一个200人的矿山规模，这个补偿金可能会达到数千万兰特。如果收购之后才了解这一点，它就会成为“定时炸弹”。在中信裕联最近一次收购中，因提前发现这一规则，避免了一笔不小损失。通常越发达的地区，就越排斥海外劳工，可也有例外。安哥拉人均GDP超过中国，但经过27年内战，当地根本没有熟练工人，只能接受中国派出的数万工人。“就算从刚果(金)到刚果(布)，也要经过前期调研，省下这一笔钱，将会付出更多代价。”宋春提醒。。”（采访： 何伊凡 侯燕俐 秦姗 文：何伊凡 摘自 《中国企业家》 ）2· 非洲是一片野性的大陆，但并非只有“丛林规则”。它虽然欢迎中国的资金、建设、开发，但欢迎的概念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截然不同，没有捷径可走，没有绿灯可开，更没有所谓的“超国民待遇”，中国企业只有入乡随俗才能赢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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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尝试“走出去”以来，非洲是令中国公司最有成就感的大陆，但本地化磨擦亦频发不断。我们最深刻的感受——如果不重新审视与调整自己，中国将不能在这片大陆获得更多。龙的“软肋”这是令人尴尬，又不能不说的现实入乡不随俗离开肯尼亚机场，刚上高速，警察突然出现，让我们停车，指着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我质问：“你为什么没有系安全带?按照我们的法律，这是应该上法庭的。”没系安全带就要上法庭?如果按照国内的习惯和对方辩解，3分钟内就有警车把我带走;如果按照对非洲的想象，以为警察在勒索，掏20美元给对方，就可能增加一项行贿的罪名。非洲是一片野性的大陆，但并非只有“丛林规则”。它虽然欢迎中国的资金、建设、开发，但“欢迎”的概念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截然不同，没有捷径可走，没有绿灯可开，更没有所谓的“超国民待遇”。不止一个中国人抱怨非洲的呆板。例如埃塞俄比亚有一个“联邦道德与反腐败委员会”，该委员会跨部门、跨行业，权力极大。在其监督下，金额超过6000比尔以上的工程都要招标，此数字大约相当于人民币2000元左右。中国援建了一所学校，院里有一片荒草，大使馆希望能清理一下，过了一个月回来看，草又长高了几寸—招标还未完成。真正在非洲扎根的中国人，会提醒你一定要遵守规矩。“凡是留下来十年以上，而且赚到钱的企业，一定是守规矩的。”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阿尔及利亚分公司总经理欧阳新民说，“你也需找法律的漏洞，合理避税之类，但绝不能和法律正面冲突。”有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依然延续在国内的风格，给当地员工配备的劳保用品不全，或没有按规定上保险(有些国家规定，对当地雇员，除了要给本人上保险之外，还要给其直系亲属投保)，由此引来纠纷。非洲人法律意识普遍较强，一旦感觉个人权利受到侵犯，根本不会先与雇主交涉一番，往往直接就告上法庭。而涉及劳务仲裁的案件，雇主几乎不可能胜诉。很多非洲国家对来自中国的集装箱都重点检查，常常要打开每一个货柜，清关时也经常刁难。重庆力帆埃塞俄比亚销售代表王浩记得，从中国发过来的汽车，实际价格就是7000美元/辆，但海关不信，非要按照8500美元/辆收关税，有发票也不行。“他们形成了一个观念，中国人不太守规矩。”赞比亚一位中国农场主分析，“我们也经常开会、搞培训，发现有些企业单据制作上有严重缺陷，货物描述、编码描述都不精确，瞒报、低报这些事时有发生。本身他们就想多收点钱，你还这样做，不是往枪口上撞吗?”某家中国公司由于报关资料不齐全，2009年压在阿尔及利亚海关的货至今还没有拿出，即使主动放弃这批货，也留下不良记录，只要还在这里做生意，就永远有一个无形枷锁。非洲部分国家的制度虽较为健全，可实施体制恰恰相反，非常不健全，解释空间大，这就给许多中国人一个幻觉，其中有空子可钻。肯尼亚规定每年会抽出10%的企业进行财务检查，如果没被抽中，就有机会在账目上动手脚，但是每隔4-5年，肯尼亚会对所有企业进行一次大检查，严苛而专业，一旦查出问题，罚款金额可达千万之巨，每到此时，总有一批中国企业风声鹤唳。阿尔及利亚的税务稽查效率也不高，发现企业发票有问题后，会通过纸质信件邮寄到另一个税务局，请对方核查。信件来回往返，等到要处罚企业时，可能已经隔了若干年。但这种处罚是连续性的。某些中资公司领导更迭，或遗失了之前的票据，稀里糊涂就成了被告。阿国的处罚方式是每隔三个月增加罚款金额25%，而且他们的税务部门的处理时间也计算在内，等到传票到了手上可能罚款早翻了N倍。“如果被告去交涉，提出自己的理由也可以减免一部分，但起码比基础值高出1倍左右。”欧阳新民心有余悸，“最主要还不是钱，这个麻烦就折磨得你受不了。”在非洲维护形象很难，但破坏形象很容易，一个细节疏忽，往往能冲抵掉修建几座水坝的影响。胡介国先生是尼日利亚著名华侨，他最怕在街上看到这样的中国人：穿着大裤衩，随地乱吐痰，乱扔烟屁，大声喧哗。“尼日利亚人非常注意礼仪，天气再热，正规场合也要穿西装、扎领带，而我们的人往往松松垮垮的就去了。”胡在尼日利亚生活了20余年，他记得刚来时，当地人对中国人非常尊重，甚至还有敬畏感。某次别人撞了他的车，他拉开车门想看看情况，对方吓得丢下车就跑，后来让警察拦住一问才知道，原来司机以为中国人个个是李小龙，怕挨揍。“如今情况大不一样了。”胡感叹。有些冲突源自文化差异，我们忘记了“入乡随俗”这个中国成语。“在国内，工人互相说个‘他妈的’没什么大不了的，根本就不是骂人。”埃塞俄比亚某建筑公司负责人王先生说，“但在这里就是很恶毒的话，虽然人家不懂中文，但听多了也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们见面的当日，他就在调节纠纷，一个中国工头无意中嘟囔了一句“他妈的，这窗户怎么做成这个样子”。施工的黑人听后气得涨红了脸，扔下手里的活来回走了几趟，还是忍不住跑到他面前说，“王，‘他妈的’，No Good!”这些看似可笑的琐碎故事，隐藏着令人不安的因素。那些封闭在营地里的中国人，在邻居们眼中像来自另一个星球，他们能连续工作18个小时，能用简陋的工具建成漂亮结实的大厦，但他们粗俗、不讲卫生，而且除了桌子和椅子，似乎吃任何带腿的东西。一个“外星人”在不属于自己的星球能待多久呢?上文提到的安全带问题最终如何解决?我们拿出护照，坦率地告诉警察，这是第一次来肯尼亚，并不了解规则，而且又急于欣赏这个美丽的国家，所以才犯了个低级错误。然后，我们就离开了，没有罚款，也没有上法庭，在之后旅程中，系上安全带成为上车后的第一个动作。中国人无法“战胜”中国人要寻找中国人在非洲的最大竞争对手并不困难，那就是中国人。据罗兰贝格2011年出版的《投资非洲》研究报告，中国两大通讯设备商凭借成熟技术和低廉价格，在阿尔及利亚成功打破了爱立信、阿尔卡特等欧洲巨头的垄断。然而同时，双方压价以阻止对方中标，最终使原本200美元一线的电信接入设备以几十美元成交。这样的战争每天都在发生。肯尼亚的高老板从2002年开始卖箱包，他从廉价箱包的产地中国保定白沟进货，两年后就击败了印度人，但生意却越来越难做。“张三来了，李四也来了，都从白沟批发货，要抢这个市场。别人看我老高一个包挣80肯先令，就宁肯挣60，然后挣40，挣20，甚至赔钱卖的都有了。”最后就成了谁能硬挺到最后谁就是赢家，高一生气转而卖沙发，这次他不再做贸易，而是从佛山采购了一套设备，开始建厂。高总结，那种从国内批发几个集装箱就能发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它的生命力非常非常脆弱，一旦有价格更低的人进来，几下就把你冲垮。”在肯尼亚经营装饰材料的王长广根据行走非洲多国的经验，认为凡是英语区国家生意的利润都不好，法语区次之，葡语区最好，原因很简单，因语言障碍，葡语区去的中国人最少。肯尼亚瓷砖市场曾由印度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控制，中国公司进入后它们的份额连连丢失，现在到了中国公司角逐的时刻。王长广曾试图达成某种同盟，和几位中国同行商量：市场上别人都没货，大家一起涨价吧。“当面说得都很好，但一转身，就我们自己涨了。”在中国商人中，温州商人以团结著称，可在非洲也有人丢掉了传统，我们在埃塞俄比亚拜访了一家温州纺织厂，该厂创立者正为一场官司而苦恼，告他的是亲戚。“你看，这个厂是我表哥开的，那个厂是我表弟开的。”站在工厂门口，他四下指着，“他们全都是从我的工厂里跑出去的，觉得我抢了生意，就故意弄我。”不过，从他谴责的对象那里，我们听到了同样的指责。2004年左右，非洲市场基础建设领域逐渐展现魅力时，中资企业相互拼杀最为惨烈，“一个3个亿人民币能干下来的项目，有的企业咬咬牙，报2个亿，还有更狠的，报1个亿。”一位埃塞俄比亚中资企业代表回忆。打来打去，阿尔及利亚房建项目和水井项目利润都下降了一半，而埃塞俄比亚公路的投标价格降到20万-30万美元/公里的成本价，那几年现场管理水平再高，项目也要赔钱。“这反映了企业，特别是央企的短视。”一家国际咨询机构的非洲业务负责人评价。多数企业只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去做，“单个项目虽然很大，但缺少对非洲的通盘考虑，也不会想五六年后会怎样，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做业绩，在任期内多拿几个大项目。”一个央企下面往往有多家子公司，包括不同的工程局和三四级企业，还有办事处，它们之间也会相互竞争。“这就造成了360度竞争，有时你赢了，有时我赢了，但从整体来看，大家还是零和博弈。”上文中的咨询业人士说，中国在非洲本来有一定优势，企业可以在这里培养人才，提高国际化能力，但恶性竞争会毁掉这一切。“大家在每一个点上拼杀，最后非洲的竞争有可能比国内还要激烈，导致人才起不来，产品起不来。我们曾经在东南亚就这样丧失了机会，如果在非洲犯同样错误，中国就再也找不到国际化的练兵场了。”对所在国来说，坐山观虎斗何乐而不为?“人家明明知道杀价很厉害，但不会管那么多。而且也了解：你们都是国企，报价太低出现亏损中国政府会承担。所以动不动哪个企业出现问题，就给使馆写信，要求帮助。使馆没办法就和总部联系，总部只能咬咬牙，亏也得干完。”一位中资企业负责人说，“人家一开始就抱定了态度和决心，要工期可以给，要索赔费用很难。反正你自己报的价，又有合同约束，工期延一点没关系，干亏了是你自己的事。”不过，在走访中我们也发现，近年来大企业已有所觉醒，也在摸索联合的方式。其中埃塞俄比亚商会协调较为有力，“我们有很多原则，例如看一个项目谁更需要，如果A现在一大堆人和设备都闲着，这个项目对它是救命的，而B现在忙不过来，这个项目对它是锦山添花，大家坐到一起摆一摆，谁该拿自然一目了然。下一次B出现了困难，可能是A，也可能是C来帮，大体都在这个圈子内。”曾做过中资企业协会会长的中地海外埃塞分公司总经理孙国强说，“另外，相互压价也要有个限度，要在底线之上。”真实的协调过程并不像孙描述得这样轻松，最终效果往往由经参处和大使馆是否足够公平和强势决定。这是敏感话题，外交官们需要谨慎把握其中的尺度，以免让所在国斥之为“垄断”。“双赢”的真谛非洲不能是另一个“中国战场”。在产业链低端搏杀的中国企业，要学学那些闷声发大财的同行幕后的“印度象”日之前，中国、欧美、印度、日本、韩国等都聚焦于如何扩大各自在非洲的影响。但从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之后，中国一下跑到了非洲舞台的中央，全世界都对它在非洲的一举一动拭目以待。不过，聚光灯下的不一定是主角，真正的主角可能依然隐藏在帷幕之后。那些同样在非洲有巨大商业实力的国家能给我们上一课：如何向产业链上游转移、融入当地、低调生存，以及真正团结而非貌合神离。在我们所到达的最贫穷国家的最偏僻村庄，草棚上看不到可口可乐的标志，取代它的是另一个红色的名字：Airtel。Airtel是印度第一大、世界第五大移动运营商，它的分公司分布在布基拉法索、乍得、刚果(金)、刚果(布)、加蓬、马达加斯加等近20个非洲国家，现有非洲用户超过4200万，在年，这一数字会提高到1亿。在非洲，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商终于啃下一个大单时，可能发现它们的客户是印度人;当中国贸易商经过两个月海路运输把货运抵非洲港口，可能发现控制分销渠道的是印度人;当中国工程承包商要在内陆国家建一座工厂，可能发现必须要买法国的水泥，然后要请求印度或英国的运输公司才能把建筑材料运到工地;中国人翻山越岭去勘察矿山，需要可靠的越野车，最好也几乎是唯一的选择是日本丰田，而开车行的还是印度人;在乌干达，不慎得了疟疾或伤寒，无论去零售店买药还是去条件较好的私人诊所，为你服务的还是印度人。控制肯尼亚经济命脉的就是印度人。当地有个笑话，印度人半个月不做生意，首都内罗毕的经济就会崩溃;一个月不做生意，肯尼亚失业率就会上升一倍。但在当地媒体上，很少看到关于印度人报道，不管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相比中国，英、法、印等国家在非洲有文化和语言的渊源，可以无障碍的沟通，规范也能够对接。在乍得还没有飞机场时，印度人已骑着骆驼穿越撒哈拉大沙漠来了，有的商人已是第三代、第四代侨民。中国公司之间的残酷较量，对印度人来说匪夷所思，他们多数以私营公司身份来到非洲，非常团结，商会有能力直接与所在国政府高层对话，而无需通过大使馆。印度的SHARD族是肯尼亚最成功的群体，虽然不过8000多人，但拥有印度人在肯尼亚的大半的资产。其最突出特点就是团结，王长广有一个客户就来自这个民族，弟兄四个，生意做得很大了也不分家，在内罗毕郊区买了块地，盖了几栋别墅住在一起。中国企业多数分布在树大招风且利润率又不太高的产业。由于中国人占据了阿尔及利亚绝大部分房建市场，引起当地不满。住建部部长曾特意到达尔夫省的某个工地上，召开了有二三百当地各界代表参加的会议。他在会上很小心地解释，阿尔及利亚计划建250万套住房，实际中国人拿到的项目不到6%。可为什么大家看到到处都是中国人在干活?因为阿尔及利亚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在有效工期内完成项目。而中国人合同一签署下来，就马上动手，有足够设备、足够人员、足够财力把项目支撑下去，一个项目做完马上就转移到另外一个项目，所以说好像是遍地开花，实际上是同一批人在不同的地方。住建部长善意的解释，其实也算对中国公司的提醒。这种工人自己派、设备自己买的打法，在政局时而动荡的非洲，一旦出现内战，风险和损失都很大。“我们现在还属于比较低端的国际化战略。”中铁建股份公司总裁助理卓磊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欧美在非洲的工程公司仅从本国派少量人，“他们资源整理能力很系统，工地上全是当地的面孔。”现在一些非洲国家还允许大量中国劳动力进入，是在速度与就业之间的暧昧妥协，随着对基础建设需求减弱，这种状况在未来十年会逐渐改变。“挣钱本来就难，更何况是挣穷人的钱。”党叔的经验是一定不要和穷人抢饭吃，把产业链汤汤水水自己都全包了，像一些简单劳动尽量让当地人来做，复杂的劳动，就由中国人带着当地人做，印度人当年也曾有过这个缓慢的磨合阶段。属地化是把双刃剑，越成熟也就越逼着自己向产业链高端环节走，因为低端已没有容身之处，“这是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可口可乐提供了一个可供学习的样本。1999年它在南非发起“创业者发展计划”，每年都要筛选出一批创业者，向他们传授基本业务技巧。“创业者发展计划”启动仅一年，便创造了12900个新工作机会。而随着小型业务的发展，可口可乐公司还会帮助他们沿着供应链向上发展，以增加盈利。最需要的补课安邦咨询的研究员贺军认为，中国对非洲应该进入一个“战略经营”时代，需要国家从战略层面来筹划、安排和应对非洲事务。一个悄然发生的变化是，随着国内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升，中国向非洲的输出优势正在削弱。根据我们估算，从中国派一个初级建筑工人，包括机票、食宿等费用在内，约相当于雇佣5个埃塞俄比亚工人或4个阿尔及利亚工人，这也意味着政府对走进非洲的相关优惠政策应做出调整。在与印度公司竞争中，新的劣势暴露无疑。只要有印度公司参与输变线路竞标，中国公司几乎完败。据上海电气埃塞俄比亚分公司经理石世忠计算，中国派遣一个技术人员到埃塞需要2000美元/月，而同级别的印度人月薪在500-800美元。更关键的是，印度对出口到埃塞的输变线路退税额在17%左右，而中国只退6%-7%。“综合下来，竞标价格比我们低20%-25%，在这个领域确实玩不过人家。”在一些赋税很重且严苛的国家，一些中资企业觉得应争取更多权益，因为大量资金都是来自中国政策性银行的优惠贷款。“等于项目还没开工，15%的资金就让人家当做税款截留了，而许多交易其实是在中国发生的，为什么在贷款时不能加上一些更有利于我们的条款呢?”上文中一位匿名的基建企业负责人说。2010年以来，北非局势动荡，在非中资企业敏感觉察到政府对非洲愈发谨慎。例如投标程序更加复杂，从国内调配资源需要更多备案和评审。“各级单位的领导都怕万一出事怎么办?其实如果大家都追求零风险、零责任，在非洲就没法干了。”一家央企在阿尔及利亚外派高管说，“还是应该有个度，不能喊得很响，却从实践中把‘走出去’这件事边缘化了。”“联合”是一个喊了多年的口号，宋春觉得未来确实到了应该采取“联合舰队”模式的时刻。她在加蓬看到，法国在当地有银行、律所、税务、保险和会计师事务所，还管理着码头和铁路，与中国企业单枪匹马走出去完全不同。她参与过上文中提及的“安哥拉模式”实施，中信建设集团利用品牌、商务合同谈判、融资经验的优势，把设计、规划和采购施工队伍整合起来，共同完成了规划方案，呈现给所在国，进行谈判，签订融资+EPC总承包合同，不同公司只负责最有优势的领域。该模式曾引起国际热议，毁誉参半，它不一定适用于每个非洲国家，但对于如何在非洲“联合”有借鉴意义。“中国在非洲有一定的人才、技术、现场管理和工程机械优势，可这些没有资金带动，能量根本难以释放。”宋春说。金融和信息服务，是走进非洲的两条腿，它们应该比实业迈得更快，目前却落在后面。非洲许多国家汇率变化剧烈，如肯尼亚，月汇率贬值达30%。多数中资企业都有人民币跨境交易的需求，而且企业进入非洲，早期流动资金管理，融资、贷款服务都需跟上，现在这些业务通常需通过法兴、汇丰、百富勤等外资银行完成，有时开个户就要3个月。我们曾拜访中国银行约翰内斯堡分行，它是约堡少数几乎每晚都要加班的企业。中行为中钢南非铬业有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还给酒泉钢铁参股的南非IFMSA矿业公司提供贷款，以扶持它们扩建项目。“中资企业来到非洲，需要中国的银行业也要相应提高服务水平，独立的一个机构难以满足要求。”约堡分行总经理邱智坤说，“应发挥一体化优势，即从总部到分行，只要企业有需求，银行网络就能通畅服务。”单凭企业自身的能力，很难全面、准确把握在非洲的风险，政府应是企业海外投资的首要宏观环境信息提供者。目前为支持和促进企业境外投资，政府虽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管理办法和投资指南鼓励，但罗兰贝格在报告中指出，对不断变换的非洲局势和国家或部族之间的纷争，现有办法和指南仍不能及时跟踪和整体评估，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的参考有限。由于政府对非洲投资风险预警机制始终未能建立，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预警，来有效降低企业的风险。近几年，中国企业在非洲发生的多场政治危机前，都未做好充分准备，造成大量不必要的损失。宋春觉得可以自下而上地推动，建立开放和共享的信息平台，将各投资实体对所在国市场和法规研究的成果资料，以及企业的经验，放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在各国商务处网站基础上整合，也可以外包给一些研究机构来做。中国还应在非洲培养多层次立体公关能力。此前我们过于侧重与当地执政党的关系，忽视了反对党或在野党。一个广为援引的例子是，2009年南非大选，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助选员穿着印有中国制造的竞选T恤四处拉票，在野党由此公开攻击执政党，称其“将就业机会让给了中国人”。反对党也拥有自己的群众基础，甚至可能执政，忽略他们的感受，会埋下潜在风险。2011年赞比亚反对党领袖萨塔在大选中获胜，中国人一度担心会遭驱逐。随着非洲民主运动的兴起，民众自主意识觉醒，对非洲援助也不能仅仅停留在“阳春白雪”的政府层面，而应该走进“下里巴人”。对于惠民慈善，由政府主导操作未必脱节。在赞比亚，其教育部门的一位官员说：我们很感谢中国，你们为我们建了50所小学，但我们现在不需要小学了，需要中学，但你们仍坚持要按照中国的计划建小学。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各种NGO组织已在许多非洲国家立稳脚跟，现在它们能够畅所欲言，影响力可到达一个国家的神经末梢。在选举准备与监督、独立媒体、倡导经济改革、人权、保护弱势群体、支持女权等领域非常活跃，甚至开始培育政界人士。而中国既不熟悉，也不具备与这一群体打交道的能力。同时，中国也不善于利用传播手段。在非洲能看到的中国电视节目只有中央四套与中央九套，但其针对的受众群体是在海外的中国人，对于传播中国形象收效甚微。关于中国人在非洲的新闻传播点和采集点基本由西方控制，一些问题经常无限扩大。赞比亚萨塔总统就职后立刻召见了周欲晓大使，本意是传递友善的信息—赞比亚依然需要中国，希望中国公司放心，他也谈到了劳工权益问题，可第二天赞比亚媒体报道的主题几乎全是：总统召见中国大使，要求中国公司遵守《劳动法》，其它什么都没提。实际上，许多非洲人对中国的陌生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乍得中石油的营地里，电视上出现了上海浦东的繁华景象，几个黑人员工很疑惑地问：这是中国吗?几分钟后，屏幕上开始放清宫剧，他们恍然大悟说：这才是中国!“文化传播必须要做，但不能希望像搞经济建设一样，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只能一点一点地努力。”中国驻乍得大使杨广玉说，“虽然慢，可作为一个大国来讲，这属于必须弥补的短板。”（采访： 何伊凡 侯燕俐 秦姗 文：何伊凡 摘自 《中国企业家》& ）中国大型设备在非洲　　 非洲是一片野性的大陆，但并非只有“丛林规则”。它虽然欢迎中国的资金、建设、开发，但欢迎的概念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截然不同，没有捷径可走，没有绿灯可开，更没有所谓的“超国民待遇”。在非洲中国企业和中国人需要转变自身观念，入乡随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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