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补充&&
你在说哪位啊
你太流逼了
傻逼你是那里的昨离我那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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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名博沙龙第二期
　　张翔：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名满天下的庐山，这里是新浪名博沙龙“名士品庐山”的现场，下面由我来介绍一下到场的嘉宾，我旁边这位漂亮的九江姑娘是新浪财经频道的郭金霞，我是新浪博客频道的张翔，我们俩是本次会场的司仪。这位是庐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崔峰先生！新浪网副总编辑孟波先生！《南方周末》著名评论员鄢烈山老师！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老师！俄罗斯国际科学院院士、著名翻译家孙越老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老师！《南方人物周刊》主笔何三畏老师！还有北京青年报常务副总编辑田科武老师！从台湾远道而来的，现为浙江传媒学院教授杨明老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年轻法学家杨俊锋老师！
　　郭晶霞：今天除了远道而来的嘉宾之外，还有本地贵宾，先介绍一下庐山宣传部长崔小毅先生！大集投资董事长赵智明先生！他本人做金融行业，但对文化产业也有投资。另外是香港卫视在江西的总经理赵老师！新浪网庐山分公司总经理黄健先生！万寿古寺住持、龙门佛教协会副会长心廉法师！
　　张翔：今天上午会议在本会场一共有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围绕“中国知识分子的出世与归隐”展开讨论；第二个环节聊一下在社交媒体时代微博对博客的冲击，请各位老师对新浪博客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关于本次会议时间安排，各位老师面前的日程表上都有，第一个环节有50分钟时间，每位老师发言控制在10分钟以内。首先欢迎东道主庐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崔峰董事长致辞！
　　崔峰：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至此新浪名博沙龙“名士品庐山”活动在庐山举行之际，我代表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和股份有限公司对各位老师、各位专家的光临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庐山是千古文化名山，这里有太多的“第一”，也有太多的“唯一”，中国第一幅山水画、第一首山水诗和第一篇山水散文都诞生于庐山。季羡林老先生最后一次提笔写的就是“人文圣山——庐山”，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拿过笔。张大千最后一幅画画的是庐山图，遗憾的是只画一大半，现在依然存在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是一幅气势磅礴的画。也说这样一座山有太多的历史文化名人和当代文化名人的关注，所以它称之为“人文圣山”当之无愧。我们在申报世界遗产时，联合国专家给庐山的评语是“庐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优秀的文化以独特的形式融汇在自然美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所以庐山的遗产类型叫做世界文化景观。”世界文化景观和其它遗产类型的区别是：需要人类辉煌的创造和美丽的自然紧密相融，这种人文和自然紧密相连，互相之间能够交融、互生，这样形成的一种遗产类型叫做世界文化景观，有别于单纯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以及自己和文化双遗产，它是一种相容的，也说这种文化是从美的自然里生长出来。所以历史给了我们如此深厚的积淀，也给了我们如此激动人心的启迪。
　　当今的现实将成为未来的历史，我们有幸得到当代文化名人包括在座各位老师的眷顾和厚爱，我想很多老师多次来到庐山，来听这里独特的自然呼吸和感受这里独特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共同发出自己的认识、表达自己的观点，我相信各位老师的真知灼见将成为庐山宝贵的、新的文化资源，必将为庐山厚重的历史文化添加辉煌而灿烂的新一页，在此预祝名博沙龙“名士品庐山”圆满成功，我用心的等待着各位老师精彩观点表达和精彩发言，谢谢！
　　郭晶霞：非常感谢崔董的演讲，我第一次见到崔总时他就这样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对庐山进行了很多介绍，一会儿在这个环节结束时由崔总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所以到时还要给崔总一点时间。今天我和张翔担任很不好的角色是要提醒大家对于时间的掌握，下面请新浪网副总编辑孟波先生致辞！
　　孟波：各位老师、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上午好！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这么多专家、学者随新浪名博来到美丽的名山进行探讨、切磋。应该说新浪博客发展7年来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我们有一点做得很不好，即和我们的学者、专家以及和名博的交流做得很不够，我总结了一下：一是像这样的联谊太少；二是讨论、探讨太少；三是我们的胆识太少。以后我们会有一个新面貌出来，过去以这样那样的理由为由说太忙，做得不好，所以像名博、专家学者说声抱歉。不过好在我们已经上路，聚到一起来了，今天不是第一次，同样不是最后一次，希望以后这样的机会能更多，我们来到庐山，来到美丽的风景区进行探讨、交流。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有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大家尽情的畅所欲言，若每个人不能放开谈，思想火花就碰撞不出来，既要“入得进去”，又要“出得出来。”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总之是不拘一格。
　　另外我简单说说我对“出世”和“入世”的认识，左拉说过一句话，“知识分子要从书本上抬起眼睛，”这是出世。辛弃疾有一句诗“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为生民立性命，为往圣继绝学。”虽然是并列的，但指向不一样，前一个肯定是入世，后一个是出世。有的学者“枯灯黄卷，陋室苦读”，这是一种选择；有的学者“拍案而起”“指点江山”，这也是一种选择，一个是出世一个是入世；有的“学而优则仕”；有的“优而仕则学”，这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我们看到很多部级干部辞职不干，有的人做检察长、司法局局长，这都是不同的选择。胡适说了多回“我20年后不干政治。”而最后他办了各种各样的报刊专门谈政治，再后他当了驻美大使，官做得很大，但我觉得不矛盾，出世、入世在一个学者身上、一代学者身上或者几代学者身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就是一种选择，没有是没有非，每一个选择都能推动我们民族的进步、国家的进步，学术也是一种推动。学者走出书斋看清眼前也是一种推动。今天在座很多学者、媒体人、专家何尝不是一种出世？以“入世”的严谨做出“出世”的开放，这是我最欣赏的。《南方人物周刊》曾评过50位公共知识分子。那50位公共知识分子的作风，那种暂时放下书本走出书斋、教室对民情、民生的关注感动了很多人，也正是他们冒着这样那样的风险，所以有的人要批评政府，有的人与名誉进行抗衡，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我觉得都体现出学者的独立精神，无论书斋还是公共论坛都体现出学者的精神。我们是媒体人，做商业还是其他行业，都需要这种精神。
　　我先说这么多，后面的请大家批判，希望大家在讲时可互相插话、追踪，谢谢各位老师！最后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庐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崔先生，还有新浪江西分公司的黄总，以及今天过来支持的媒体。
　　张翔：非常感谢孟总精彩发言，孟总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就像咱们温总理一样。但经常引用古诗词也有不好，如果有中英文翻译的场合，对翻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下面进入第一个环节的正题“名山与名人——中国知识分子的出世与归隐”。我们知道庐山是一座天下名山，它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注意的历史大概有两千多年之久，第一位对庐山写下精彩诗篇是南朝大诗人谢灵运，之后著名的诗词非常多，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不死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还知道“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白居易），以及最出名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这些知识分子为什么对庐山情有独钟？我想中国知识分子的出世与入世是一对永恒的矛盾话题，他们在读尽天下书的同时，都会面临怀才不遇的境地，这时候知识分子归隐山林，寻找心灵上的安适感、闲淡的家园就成为他们一种必然的选择，同时“出世”与“入世”在他们心里是一对长期的矛盾，我们如何处理好“出世”与“入世”的情结？中国古代与当代知识分子都有怎样的不同体会？在座各位可以说是当代的大儒，对这个话题肯定有自己的深刻体验，希望每位老师发言时间控制在10分钟内，全部发言一周后你可以继续发言，如果您超时，郭美女会提醒您。发言顺序按照年龄顺序开始，基本是“右左”顺序进行发言，由此各位老师就可以准备自己的发言。第一位发言是《南方周末》资深评论员鄢烈山老师！鄢老师在我国评论界德高望重，经常说“鄢老师的文章影响了三代人”，确实如此。现在鄢老师进入休息状态，和我们的交流比较多，首先有请鄢老师发言。
　　鄢烈山：非常感谢新浪网和庐山方面邀请我来参加这次会。在这里更正一下，我不是《南方周末》的评论员。我在《南方周末》工作时间最长，在那里是做责任编辑，业余写评论，不是专职评论员，所以我写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愿意说的话题。
　　关于“知识分子的出世与归隐”我没有什么研究，但有自己的一点随感。
　　来这之前，我在许昌参加了中国农村发展论坛，跟孙大午在一起。我非常佩服他，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民间企业家。论坛的主题是农村的城镇化、产权改革、土地流转等问题。现在土地制度仍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所谓“三不变”（农地的性质不变、用途不变、受益人不变）。
　　中国到现在仍然是有两个传统：一是官本位，权力至上。除了当官，知识分子也好、别的人也好都没有别的出路。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所以公务员考试挤破头。二是重农抑商，从前叫本未之辨，农是本，商是未业，重本抑未。现在十八大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而以前是重视土地，不重视海洋的；而士农工商中商人社会地位最低（现在商人的社会地位也不像看起来那么高，不论你企业做多大，有权的人随时可以整死你）。知识分子生活在那样的时代有什么选择？没有选择，学成文武艺，只能货与帝王家，别无选择非常痛苦。只有一条路，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从古至今就是这样，所以要么是出仕当官，要么“出世”——当和尚，当隐士，要么当老农民终了此生。
　　在这种情况下，“儒道互补”一直存在。所谓“儒道互补”，是中国社会（到现在为止，官本位、权力至上社会）的一种生存选择。即，得志时是儒家，为王者师；不得志时退处田园、归隐江湖自保。儒家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可以做这种理解。能够在仕途上“进步”、掌权，能够辅佐帝王，建功立业，这是中国文人的追求，就是这样一种。但是遇到阻碍时，就追求“独善其身”，自己找到心灵的平衡。道家关于治国平天下有很高明的主张——“无为而治”，“治大国如烹小鲜”。可是中国现在政府权力对经济对社会干涉太多，孙大午一再强调这点。我们农民不比任何人笨，只要真正放开束缚，真搞市场经济，而不是政府经济，不是官员经济，社会发展远非现在这种状态，可以更充分地调动民间的创造力，发展生产力。孙大午以自己为例，他就是一个初中生，然后自学法律，自己创业，从养鸡专业户做到企业集团。中国这样的人很多，可以做得很大，根本不需要政府教导怎么做企业。所以，道家在某种程度上更适合市场经济，更适合社会的自然生长。现在有一些自由主义学者，比如刘军宁提倡保守主义，也是主张社会自然生长而非野蛮生长，不是公权力干预、强权干预，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自然发育进行社会选择，如此做社会就能达到真正的进步，而不是折腾。
　　我自己崇敬的那些古代文化人跟庐山很有关系。比如“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挂冠归隐的陶渊明，他是九江人，他的作品“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是继屈原之后最大的文学大师，但精神状态与文学风格与屈原都不同，更豁达，更清新。但他这样的人生在那样的社会里，没有权势很难生存下去。陶渊明晚年很失意，遗憾自己家的孩子都不大成器。另外，他当年辞官归隐，若没有学识、没有背景就做隐士，那农民都是隐士！隐士是有社会地位的人，没有政治关系，就有文化学识，总有某种东西。与庐山有很深关系的，再是白居易和苏东坡。他们都有“兼济天下”的抱负，但在朝廷受到打压被贬官，他们通过道家的东西找到心灵的平衡。现在很多知识分子都非常崇拜苏东坡的精神境界，他是在那种境况中通过道家的东西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方式、表达方式，而且通过办学、讲学和民间交往留下一些名篇和在当地影响深远的文化传统。白居易在庐山写了“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等那么好的诗，对庐山自然风景的赞美表达了自己心灵的一种平静。
　　现今中国社会仍然需要两方面东西：一是要有传统儒家知识分子那种抱负，自觉承担历史的使命，促进社会前进，即《论语》上所讲的“士不可不弘毅”。另一方面，也要有道家的精神，拿得起，放得下，享受人生。贺卫方老师好像也讲到这点，人生短暂不要死磕，该享受生活就要享受生活。这是道家的一种思想。鲁迅也是这样的态度，战士也要休息要性交要有闲情逸致。
　　去年我在香港碰到一个人，他所讲的话让我很受启发。他说自己在欧洲待了很长时间，接触了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他们说自己信奉托洛茨基的主义，一辈总在说资本主义马上要灭亡了，可资本主义却越来越强盛，搞得一辈子都很焦虑。后来他在台湾讲学，听台湾老兵讲心路历程，原总相信蒋公会带领他们“光复大陆”，结果到今天，是到台湾的大陆人越来越多。这两个例子表明，一个人对具体的政治目标的追求不要那么固执，只要按照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去做，有自由、平等、博爱等追求就行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取这样一种心态，生活该怎么享受就怎么享受，这也是一种“儒道互补”的生活哲学吧？
　　张翔：下面欢迎南京大学的景凯旋老师！景老师也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我们都看过他所翻译的昆德拉小说。景老师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出世与入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请景老师！
　　景凯旋：首先感谢新浪和庐山管理局组织的这场活动。主办方出的题目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出世与归隐”。对这个题目的经典表述就是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记得秦晖先生曾认为这句话有问题，提出“达则独善其身，穷则兼济天下”。“穷则兼济天下”在今天讲比较容易理解，知识分子哪怕处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也要关心现实、关心社会。但“达则兼济天下”是作为官员后要有自律精神，要有严于律己的精神。我觉得“达则独善其身”还有一种解释：今天很多知识分子生活在中产阶级以上，他们对中国的现实基本没有任何看法，只是一心过好自己的日子。刚才孟总也提到这是一种选择，但对于知识分子本身来说应该有一个反思和自省的问题，因为中国传统不是这样。
　　说到独善其身、出世和归隐的问题，我最想谈到的是陶渊明，也和庐山有关系。陶渊明后期归隐庐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因此我就想到了一个对人的定义问题。西方文化最早定义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义：人是政治动物。19世纪自由主义兴、市场经济兴起后，对人又有另外一个定义：人是经济人。中国传统对人有新的定义：人是自然人。所谓自然人是回到一种自然状态，以自己为本位去看待人生和世界。大家都知道《桃花源记》，《桃花源记》有一种说法是桃花源在庐山的一个山口里。当然说法很多。《桃花源记》里所描述的不是西方理性的乌托邦，而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地利人和”，是一种对权力的疏离。因此在这个序的后面一首诗提到的是“秋熟靡王税”，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代的鲍敬言就提出“无君论”的思想。当然“无君”的想法在人类发展历史阶段不可能做到，但限制权力、限制权力的扩张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自然人的问题我就想到孟子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出在他以个人仕途为转移，因此知识分子永远陷入一种囚徒困境，在出世和归隐上陷入囚徒困境。而在之前的孔子恰恰没有以这样的角度作为定义。可以说孔子是一个自然人，他的最高理想不是“克己复礼”，而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因此他认为最好的知识分子是“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什么意思？知识分子有两种人，一总是狂者，一种是狷者，但决定知识分子是狂还是狷，决定转移的关键不是在于个人仕途，而在于世道的有为和不可为，或者有可为、不可为，是以群体的眼光看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决定了以自然人的状态看社会看政治时有一种疏离的感觉，因此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陶渊明本人实际是有所不为的，他是知其不可为，所以有仕途而不要，哪怕非常穷没有钱买酒喝也不要，这时他坚持了“仕志于道”的精神。这个“道”不管对儒家还是道家都是最高理想，而这种理想和我们所说的“世界追求物欲”是有区别的。同时代的人颜延年在《陶征士诛》说“道不偶物”。在这之前研究玄学之徒王弼强调的是“应物而不累于物”，我可以追求幸福生活，可以穷奢极欲，但内心还是要保持我的纯洁。陶渊明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样就给自己找了一套最好享受生活的借口。所以我认为陶渊明所选之道是非常高级的一条路，这条路在中国后来的知识分子中没有走下去，因而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人格高尚、诗歌高尚、摆脱了羁绊的一个人，因此他在对待人生最大的终极极限即生死问题没有用西方的方法、全人类的方法，而是用一种自然方法，即“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在这里可以看出真正的知识分子认为在精神上比任何政治的变动更长久。我同意鄢先生的说的话，政治是生活表面的泡沫。我们在关心政治时经常也会保持一种欣喜，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从传统的归隐和出世所重新思考的一个路径。
　　年前陶渊明来到庐山，就已经给庐山赋予的世界性意义，它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内核有待发掘。
　　张翔：非常感谢景老师的精彩发言，下面有请长期对俄罗斯问题有着深刻独到见解的、在俄罗斯曾获得过圣尼古拉金质勋章，同时也是俄罗斯国际科学院外籍院士，著名翻译家孙越老师！
　　孙越：大家好！非常感谢！1897年俄国东正教教会登访庐山，并且买到庐山一块宝地上，把这个宝坻地置为小产。当然，中国近代或者清代历史学者不管以什么手段、什么形式把这块宝地作为小产，但我在那边读书时读到他们登上庐山首先是慕名而来。我刚才听到庐山有如此多大儒、如此多名人包括陶渊明、白居易等，俄国东正教教士登上庐山怀着两个目的：一是到中国大陆后的自己使命，在中国大陆普及东方传统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和地位；二是听说庐山是极右宗教的一体，是世界宗教庐山，在这个角度上他们希望与中国的佛教、道教进行灵魂对话。这个意义就不同了。在这个意义上庐山不仅仅是中国的庐山、文化山，它已经是一座世界高山，令世界大的宗教代表所仰慕且前来进行谒拜。东正教教会跟中国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宗教如何进入中国很有意思，在这里我把历史的演变给大家简单讲一讲。
　　年中俄边境发生了冲突，当然这个冲突从明末就开始了。历史上记载的雅克萨之战，以清军大胜而告捷，一共有将400名俄军哥萨克战俘有待处置，报请朝廷请示康熙后，结论是如果他们愿意到北京紫禁城服役我们可以考虑。当时大清对哥萨克禁卫军和作战的技巧很崇拜，这在历史上可查，因为哥萨克禁卫军在俄国是沙皇的精锐部队，所以当时康熙希望他们能够进宫为中国的皇帝服务。于是征求俘虏们的意见，大约有120多人同意随大清远征军从现在俄国的布拉戈维申斯克东北部阿尔巴津镇骑马南下到北京，这个路程一共我走了将近半年或者八个月时间，到北京时剩下30多人。出乎康熙意料之外的是，这些哥萨克战俘里恰恰有一位是东正教的教士，东正教被俄国称之为“星星之火”的源头就这样被带到北京。
　　熟悉北京的朋友都知道俄国使馆是在京城里外国使馆中最大的使馆，历史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在现在北京东直门俄国使馆所在处是当年俄国哥萨克北京故宫禁卫军的军营所在地，这个地方自1865年到1895年之间形成，当时哥萨克战俘进北京后受到良好待遇，比如康熙赐给他们北京当年一些被判刑的遗孀或者他们的后人给战俘作为中国老婆，给他们发很高的军饷，并且授予哥萨克战俘在北京镶黄旗的称号。当年北京东直门是藏传佛教的所在地，旁边不远处是雍和宫，把北京东直门旁边一所喇叭庙改变成东正教教堂，这是1871年前后的事情。在这段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东正教势力在北京开始兴起，把北京称为东方东正教新的发展地，所以现在看到他们不是凭空到庐山寻求宗教对话，而是他们在北京已建立了一个对话据点且不断扩大。
　　还有一个情况很有意思，大概在五年前我在离莫斯科将近400公里的一座教堂的地下室里发现一箱中文版佛家经书，他们是在1865年前后从上海遇到莫斯科教堂，旁边都是用俄文不断批注。这说明俄罗斯东正教的教师从19世纪以后就不断地研究中国佛教。同时也说明他们为跟中国宗教对话，为后来登上庐山朝拜这座伟大的圣山做了各方面的准备。
　　综上所述，俄国宗教与中国儒家宗教文化在几百年前就有接触，庐山这座历史名山、圣山在几百年前的欧洲特别是在俄国心目中已经是一座伟大的宗教圣山，谢谢大家！
　　崔峰：我接着孙老师的话讲几句，庐山有一个集七大宗教于一山的独特宗教文化现象，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这不用说，比较奇特的是从这里分支出来的东正教也来到庐山，藏传佛教到场，东正教从上上世纪末期传到庐山后，跟其他宗教和平共处，现在所处的地方是以前人大的休养所。后来一度改为俄国学校。庐山有美国学堂、法国学堂、英国学堂和俄国学堂，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上世纪初，几千外国侨民长期居住在庐山，所以他们的小孩都会在一个特定时间来到庐山就学，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赛珍珠，她的《大地》就完成于庐山，她的父亲就是基督教的传教士。
　　景凯旋：她的住所在现在南京大学校园里。
　　崔峰：在庐山也有一个住所，现依然保留着。
　　孙越：有没有东正教的遗迹？
　　崔峰：东正教有点困难，但其他的天主教有。比如这下面有一个天主教堂，申报世界遗产时，这个天主教堂得到了联合国专家的高度评价“这个天主教堂保护的水平可以和巴黎的圣母院相提并论。”还有几个教堂，每个周末依然保持它的礼拜活动。
　　张翔：谢谢您精彩的点评，私下里孙老师告诉我他已经归入了俄罗了的东正教，他是一位东正教的教徒。所以今天是一场含有跨宗教的话题。另外关于东正教在庐山恢复的问题，孙老师和崔董可以私下交流，孙老师您继续做一个使徒，把东正教带回庐山。下面有请中国宪法学会的副会长、北京大学著名法学教授张千帆老师！张老师昨天晚上才赶到庐山，因为雨天路滑，比较辛苦，不知道张老师昨晚有没有休息好。不过今天还是要荣幸的请张老师为我们讲他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出世与入世。
　　张千帆：谢谢！到庐山这样的地方不可能休息不好。非常感谢新浪组织这样一次活动到庐山来讲知识分子的出世与入世，题目很有意思。这是我第二次到庐山，第一次是1981年（大一）暑假来的，30多年了，但给我的印象好像时间间隔很短，眼前的景象历历在目。在往前推20多年，来到1959年，我在这个年份之后出生，所以那一年对我来说很遥远。但从我游庐山的经历来看未必遥远，30年弹指一挥间，20年更不在话下。如果我早生5年，就赶上了在庐山开的“庐山会议”（现场笑）。我问周边的同学、朋友，发现1959年、1960年出生的人很少，基本都是之前、之后，有1957年、1958年出生的，有1962年出生的，1961年出生的相对比较少，1959年出生的我还没碰到过，当然不是说我们国家没有1959年出生的人，肯定有（现场笑），但少。为什么？因为那时人们没饭吃，饿得没力气，很多人被饿死，饿死在娘亲肚子里也有。很多人、很多家庭包括城市家庭人没有饿死，但也饿得没力气过家庭生活，孩子生不出来。庐山对于我来讲不是一般的山，不只是文人商客过来排解一下郁闷，不只是李白、陶渊明的身份，对我来说它更是毛泽东的身份、蒋介石的身份，影响着中国历史。李白诗篇经久不衰，千年之后还在读，我的儿子（读小学）都在背诵。
　　另外，我不同意政治就是一种泡沫，好像它自泛起很快就平息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我们都知道庐山会议发生了什么，当然饿死人的悲剧在那个时间段前后就已经开始，不过庐山会议本可对毛泽东的措施进行刹车，但最后没有，由此导致全国大跃进、浮夸风愈演愈烈，导致几千万人饿死的大悲剧。政治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瞎折腾过去就算了，它会给凡人的生活、普通人的生活包括知识分子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政治权力不受控制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所以我说庐山不是一座普通的山。法学家与文学家的视角不一样，法学不管文学，当然这都是个人自由，你有天赋写出千古绝句当然好，但对我们来讲，所关心的是现世生活或者生存，管的是吃饭问题，庐山会议没开好，最后影响了亿万人吃饭问题，这是证据。
　　知识分子的出世和入世，我觉得没有矛盾，传统知识分子一方面要“达则兼济天下”，要入世；失败时要出世，但若逃避是逃避不了的。当然在今天不一定会饿死人，但会出很多其他事，比如会冻死、过劳死、污染死或者被食品毒死。今天早上吃早餐，发现庐山的油条非常诱人，炸得香脆，我忍不住多吃了几口，一般我是不敢吃油条的（现场笑），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不敢吃油条的原因，我们的食品安全出了很多多问题，而这只是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并且最终所反映的是我们政治体制和宪政体制。
　　庐山会议是中国宪政问题的一个缩影，几乎囊括了所有宪法问题，而在所有问题上我们国家通通不提，最后出现了饿死几千万人的悲剧，而酿成这么大的悲剧也不容易。所以我主张大家应怀着一种适度的出世和入世的平衡，当然该享受生活不妨享受生活。但另一方面不要因为我国的政治体制而造成逃避心理，逃避是逃避不掉的，若自己的权利不争取，没有谁来保护我们的权利和自由。就传统而言，道家好像是儒家的一种补充、一种对立，一个“出”、一个“入”，但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没有矛盾。如果你不“入世”做到也保证不了你“出世”的自由，你可以信基督教、可以信佛教、可以信道教，可当宪法权利保障得不到落实时很难做到。当然不是说一定会受到干预，但你会小心翼翼，而且这样那样的干预在有些情况下做得很过分，比如汶川地震我看到有宗教协会的领导公开发表声明：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捐款、救济。捐款、救济当然是对的，但不能在政府压力做这件事。我想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出发，儒家的适度、适当情怀是可取的，而纯粹消极的逃遁在今天社会要反思。在座有宗教界的朋友，来庐山似乎是一个世外桃源，作为我们逃避城市喧嚣、压力、郁闷的地方，但实际在今天这个社会我们没有所谓的“世外桃源”，体制不搞好，作为知识分子没有资格享受这种生活，而且也会发现我们的欲求很可能得不到保证。所以我认为庐山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儒家强调“一张一驰”，但从道家角度来讲，这两者之间是相互补充的，可以要“弛”，但如果没有“张”，所谓的“弛”也无法保证。谢谢大家！
　　景凯旋：我补充一下，非常赞同张老师的看法，我自己属于进取的人，在大学里经常有同仁说“景老师，你现在成了时评家了。”意思是很看不起，因为他们都是埋头做学问的人。为什么这几年我在南都、新京报上写了很多文章？这是因为是一个学习过程，是一个知识学转型的过程，以前搞文学，文学有文学的角度。现在涉及到政治学，在公共领域我基本坚持的是英美自由主义的立场。前面因为时间关系我谈的问题没有展开，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可以有一种归隐或者自然状态从事进取一种事业，知识分子那种缺乏勇气的地方可以从这里挖掘出来。我常常想到贺卫方教授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当时是在非常险恶的环境中提出来的，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他在法律学上全面驳斥重庆的倒行逆施，而是他最后结尾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朝向死亡的。”意思是，今天把这些人判了死刑，对于你只不过比他晚走几十年，最后引用了索福克勒斯一首诗，这首诗的大意为人生就是受苦的。后来我想他为什么会用这个，贺老师有人生观的底子在那儿，他参透后才有这种勇气。今天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是没有勇气，前苏联东欧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也很缺，他们有宗教作为背景。这当然也是一个常见的常识解释。二是物欲膨胀，知识分子在这点不如中国古代传统的“守节”，有所不为就是“守节不为”，守什么节？不为什么？有所为有所不为，所以我赞同孔子狂者与狷者的划分，不赞同“达则”和“穷则”的划分。后来大一统后，知识分子在大一统的政治框架下只能走孟子选择的“穷达”之路，我就补充这些，谢谢！
　　张翔：非常感谢景老师！我多说几句，张千帆老师经历就能很好的说明知识分子的“出世”与“入世”，我跟张千帆老师很熟了，张老师在1989年就已经获得了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在我印象中似乎比我们的教育部长、现在工程院院长周济还要早，但张老师没有继续做他的物理学研究，而是研究西方宪政，最后为我们国家引进了国外宪政，现在张老师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我经常跟张老师开玩笑说，如果张老师继续做物理学研究，现在也是院士之类的了。张老师说“救中国，宪政更加重要。”这点我很钦佩张老师！下一位发言的是何三畏老师！现在有一种不知道是恶评还是好评“你要敢得罪我，我就让南方系普世你。”有请何三畏老师讲一下他的心得。
　　何三畏：很多词语在这个时代已经被颠覆，比如“普世”“公知”。我认为我们时代很大的一个变化是把整个词语赋予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刚才听了千帆老师的一席话，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话题要转型。出世、入世就是讲知识分子的现实，今天要归隐、出世很简单：不打开新浪网就行了（笑）。
　　鄢烈山：现在也不简单，没有一寸土地是私有的。
　　何三畏：你不打开新浪网，回到家里没有祖田，没有三、五亩地，甚至故乡没有故居，也回不去了。所以不叫“出世”，不叫“归隐”，而是“流浪”，身体流浪，心灵也流浪，找不到归属感，这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困境。你坐在家里写作，写了就存在草稿箱，陶渊明是找个朋友看看，新浪不给你发稿费，不像李承鹏、韩寒，你饭都没吃就归隐了，就完成了。新浪微博、新浪博客就是让我们出世的，我们出来了，今天在这里开会。所以我对这点很有感触。
　　《南方人物周刊》评了50位公共知识分子，《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批评的文章，《人民日报》转载，把当时的我们吓坏了，但还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一步一步努力，今天终于把这个词摆正了，而在2008年“你公知”就是骂人。张千帆老师也是公共知识分子，哪怕当时不转型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今天把项目送到海洋上去，只要用知识面对社会就表明基本态度，有没有态度，有态度就是“公知”，没有态度不叫“公知”。
　　今天把我们憋成公知时做什么？古人有一些东西是一堆矛盾，比如讲“穷则”“达则”，到底要怎么办？其实古人也不知道怎么办。我的工作相对来说比较“出世”一点，可以写写专栏，但5个月前获得一个入世的机会，有一天蒲志强律师跑到重庆去援助那些被劳教的人，蒲志强遇到一个两年以前在腾讯微博上发了一条幽默、调侃薄熙来的话，被劳教两年，前段时间刚刚出来，要申冤。今天看着很高调，而当时看见记者就想躲，悄悄跑到成都见律师，还不敢在重庆。今天很高调的人，在当时是很害怕的。后来我跟着蒲志强到了重庆（当时没条件报道），到今天我脑袋里可以背出30个劳教分子的故事，他们为什么被劳教？就是因为网上一句话，就是小小的“入世”，他们不算知识分子，那些在上网发言、能上网的，有大学生、研究生，也有副教授、警察，通通是因为一句话批评了领导人就被劳教。张千帆老师对今天所讨论的“出世与入世”要转型，对此提出了很高的期待。谢谢！
　　张翔：非常感谢何老师的发言，下面有请《北京青年报》的常务副总编辑田科武老师！
　　田科武：在座都是大家，都是前辈，我就把自己的一些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知识分子入世与出世这个话题太沉重，就传统的知识分子来讲，入世是一种主动选择，但出世差不多是必然的归宿，知识分子有这样一种在出世和入世的主动选择后，最后有一个必然归宿。知识分子的命运太悲凉了一点。我的核心观点就是这样的意思。
　　入世是一种必然选择，社会肯定需要有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都是忧国忧民的，先贤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无时无刻不在忧国忧民，知识分子有理想抱负，也有才情和学识，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是最入世的，入世是知识分子的使命。而最后的结局，对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来讲，出世是其演变的归宿，“良禽择木而栖”，鸟可以择木，木不能选鸟。你有抱负，想让他选择他不选择。那时的入世就是两个：为官、辅政。你想为官、辅政不让你做，于是你会失业。而有些人不愿意和官场上的人同流合污，这种情况下怎么办？一个办法——出世。在现实环境下，出世是很多知识分子所选择的，因为既忧国忧民，又有满腔热情和抱负，又有那么多的才情和学识，最后以出世作为其终极选择，看起来非常悲凉。
　　我认为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让知识分子的命运超越入世和出世这一对矛盾，但太难。前面一位朋友谈到我们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官本位太强。那我为什么说知识分子的入世是他的主动选择？因为他只有通过为官、辅政才可能实现他的理想和抱负。若官本位不能消除，知识分子会不断的往这条路走，而往这条路走，会有必然的失意，因为政治的发展和人性、学问不完全合拍。如果能够走出入世和出世这一对矛盾，我们社会的官本位应该尽可能的弱一些。另外是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宽容，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吸纳知识分子的智慧。不过这两方面的改进非常困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知识分子在入世和出世之间矛盾、徘徊、彷徨，我们希望社会有这样一种改变，让知识分子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简单说这么多，谢谢！
　　张翔：非常感谢田老师的发言！下面我隆重向大家介绍本次沙龙唯一一位女嘉宾，远道而来的杨明老师！杨明老师是浙江传媒学院教授，之前身份对我们来说更加神秘，台湾《中央日报》资深记者。《中央日报》对大陆而言相当于《人民日报》。现在请杨明老师讲一下在儒家文化依然有着非常良好传承的台湾，它的反响怎样？
　　杨明：谢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来到庐山，刚才主持人提到出世、入世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矛盾时，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今天是在座唯一一个台湾人，如果以人口比例来讲，今天出席的人数我是唯一的一位女性，所以不禁在想主办方是否有一个考虑——达到某一种平衡。社会中总会有不同声音、不同想法，这些不同声音、不同想法若能和谐，就是一种平衡；若不能平衡，会产生矛盾。台湾和大陆分隔了一段时间，对于一些名词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比如张千帆老师说到庐山会想到“庐山会议”。对于台湾人来讲，提到庐山大家最先想到的是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想到小时候大家都在背诵一些东西。我们小时候会背诵蒋委员长在庐山会议的抗日宣言“和平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放弃和平!”同样一个概念，最先想到的可能是不一样的。
　　讲到出世、入世，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把太多的责任放在自己身上，儒家说“学而优则仕”，这个责任一直有联系。知识分子把这件事看得很沉重，“先天下之忧而忧”、“人生识字忧患始”，好像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就应该要把这么多的责任摆在自己身上。如果一个人的志向不被认同时该怎么做？自然而然就会出现所谓“出世”的想法。台湾政坛会讲儒家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理论观点会拿这句话来讲，可讲出这句话是真心那么想吗？如果是真心这么想可以当做是一种处世的哲学，我想更多是拿来自我安慰，自己的某些想法没有办法发展、没有施展的空间。我在大陆教文学，有老师问我“台湾观点跟大陆观点不一样。”当然是不一样的，我在这边教文学时，常常发现学生们喜欢引用，自然的做一些引用。
　　谈到当代文学，很多人会很简单的说“这是旧封建礼教社会当中所产生的一种现象。”那什么是中国传统封建礼教当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第一传宗接代，这个观念没有过去，现在大家还是这么想；第二光宗耀祖，但怎么光宗耀祖呢？事业有成。事业有成不只是赚钱而已，还有求富求贵，在求富求贵过程里就得有一个位置，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今天不是要这个位置，要这个位置是为了能够做我想做的事。台湾常常讲“换位置就换了脑袋”，未拿到这个位置之前可能有壮志与理想，可往往到了这个位置后想法就改变了。
　　就我个人来讲，我认为出世、入世或者从入世到归隐是一种人生选择。讲到归隐，大家都会先想到怀才不遇，这当然跟古代文人留下来的许多例子有关。其实历史上留下的那些例子是功成身退，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功成身退不见得是他完全情愿的。昨天交流时有人跟我说“台湾跟大陆是互为有异议的他者”。今天我说的话有没有异议我不知道，但就当作是一个“他者”的看法吧。我认为入世、出世是可以选择的，陶渊明的诗大家都非常熟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当初辞掉官员，“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可今天，如果不是五斗米，如果是五斗金会怎么想？庐山有很多跟文人之间的结缘，其中也有一些归隐部分。现在我客居在杭州，大家可能会想到浙江的富春江、钓台，这么多文人前往凭吊，但这些文人前往凭吊时写的诗歌是真这么想还是一种设想？还是有一些要想做的事情但觉得机会没有降在自己身上？今天的知识分子究竟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大众？在台湾人看来，我们的社会有时候会批评个人主义，比较强调团体，但真正的传统思想是要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做，能够做到“治国平下天”的人为少数。
　　我看待出世入世时会从个人角度来看，即是人生当中的一种选择。有时候归隐就是一种选择，年轻时候的目标跟中年时候的目标不见得一样，有一句话说“人在年轻时人生是加法，但人到中年后人生变成减法。”一开始我就说社会有不同声音，来自不同的地方可能会产生一种不同价值，我想不同的性别也会产生一种不同的价值，所以我对于出世、入世这件事没看得这么沉重，更愿意当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选择“修身”的人，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愿意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或者社会的责任，若换一个角度来看，若能够做好修身，至少不会制造出一些麻烦。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时间交给大家，谢谢！
　　张翔：非常感谢杨老师的发言，杨老师的声音非常甜美，曾有一段时间都觉得台湾女生讲话是不是都很像林志玲。杨老师的说法我很容易理解，因为在国外看到黄种人、中国人一眼就能知道是大陆来的还是台湾来的、香港来的，为什么？因为大陆还是一个前现代社会，台湾已经是一个成功的成熟的现代社会，所以当我们的知识分子还在奋发图存，为了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做抗争时，台湾的知识分子已经在享受寄情山水之间这样一种恬淡的生活，也许这是我所理解的，两岸知识分子在出世和入世问题上略微有点小分歧。最后一位专家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杨俊锋教授，他是著名的青年法学家。
　　杨俊锋：谢谢！出世与入世这个问题我不太懂，每次开会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但来庐山的感受更不一样，因为庐山具有超脱的含义，是文化人文名山，历史名山，更是政治名山。除了刚才张千帆老师讲1959年的庐山会议，还有1970年的庐山会议，当时最大的争议是“设国家主席”矛盾公开化，当时犀利地骂陈伯达“大有把庐山炸平之势。”所以到庐山开会和到其他地方开会的感受不同。
　　说起出世和入世，入世会积极关注社会的进程和改良。也许在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可能是所有人所关注的。中国知识分子向来都具有很大的压力。出世和入世的说法有意义，而且不矛盾，我来到庐山马上感到身心特别放松，尤其在北京那种生活节奏极快、压力极大的城市下生活，对我这种年轻的穷屌丝来讲，来到庐山后的确有一种身心放松的感觉，能呼吸清新的口气，没有现实的压力和任务。这种出世和入世怎么结合，朱光潜先生有一句话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尽量超越、摆脱俗世的名利或者困扰为改良奔走呼吁。这点张千帆老师已经讲了，张老师是法学界的前辈，在这方面老师已经做得很好。张老师先是拿了美国的物理学博士，本来可以成为一名著名的物理学家。后来又获得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再后来专门从事宪政研究，张老师的学问很好，人很谦和，对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对专政的呼告，所以私下里我们认为张老师是中国现代宪法学界的斗士。
　　说到庐山，我来之前最感兴趣的地方是公寓，我老家河南有一个鸡公山，鸡公山我去过，那个地方别墅群和庐山的公寓非常相似。我在想，这些别墅群是怎么建起的。鸡公山出名跟庐山不一样，庐山有很悠久的人文、历史声誉，鸡公山完全是后来很多外国人为了避暑而建别墅群。有时我就想庐山之所以在世界上文明，可能由于外国人来后建了很多公寓。庐山在我国内有几千年的历史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从我们的民族情感或者国家主权来讲，在当时外国非常强势的情况下，也许某种意义上成就了庐山。我非常感兴趣的一点是在庐山租地的英国传教士李德立经营牯牛岭，他进行了严格规划，请了英国著名设计师设计，请了德国著名的勘测师勘测，然后有一个牯牛岭的官方租约，将上山道路进行改造、扩建。我看后特别吃惊，很多地方到现在还没有做到这样，这是特别吊诡的一点。
　　另外，香港被英国殖民，对我们国家主权而言是一个糟糕的坏事，但没有料到被殖民的香港现在变成一个法治文明廉洁的地方。非洲在五、六十年代民族独立运动如火如荼，特别高兴摆脱了殖民统治，唯独南非保留下来，现在反倒是南非成为整个非洲最发达最稳定的地方，中部非洲和北部非洲大部分地区是混乱的。这会让人特别感慨：本来是一个殖民国家，是一个有害于民族利益、国家主权的事，但客观上不得不承认保证了法治、自由、和谐、发展。反过来讲，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仅是社会治理的改善，政治制度改革还有很多路要走。英国当时以这种方式来做，未想到促使了发展。在这里我想说一点产权的保护，当时李德立的租期很长，有999年，这类似于私人的所有权。“有恒产者有恒心”，从租约来讲可以说他侵犯了中国的领土权，但从劳动意义上又契合了加大投入仔细经营它，由此才成就了后来的独有别墅。
　　还有一点是在承认私人产权的基础上良好治理，进行很好的规划。至少这两点值得我们学习。现在中国所有土地都是国家的，这是现在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问题。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郭晶霞：杨老师是研究土地制度这一块，所以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说到规划，庐山在规划上做得非常好，现在就请崔总请点评一下。
　　崔峰：点评不敢当，如果从北京7月那次暴雨来看，江西有个赣州市，赣州市有一座宋城（800多年的历史），宋城的水平值得我们好好学，800多年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一次水涝，这就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成果，遗憾的是没有被北京市政建设所借鉴。由此想到西方有很多城市，我们从电视、电影里看过，几百年前下面就有很大的下水道。
　　说知识分子，现在知识分子之所以比一般人对人类社会和自然发展认识得更透彻一点，所以在创造时“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这个成语。下面嘉宾发言之前我插入一句话，在庐山还一位为在座所有知识分子所敬仰的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2003年归葬庐山，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全球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庐山有两个“陈家”：一个是陈独秀家，一个是陈寅恪家。
　　郭晶霞：下面一位是心廉法师，我不知道大家对法师是什么样的概念，心廉法师是1983年的。一说法师我觉得是德高望重这样的词，但我见到心廉法师时感觉很不一样，而且他有微博、有博客，甚至还玩微信，是特别时髦的一个法师，请心廉法师给我们讲一下。
　　心廉法师：刚才主持人对我进行了介绍，我曾经有一句话“和尚可以很时尚，但一定要像和尚。”现在有很多和尚很时尚，但不像和尚，这是佛教界所不提倡的。今天在座都是前辈、老师，我在这里面应该是年纪最轻的，将年纪最轻的我安排到最后是想听一下各位老师的说法后再说。
　　谈到出世与入世，这个名词应该是从佛教里出来的，我11岁出家，在我出家的前十年基本上都是出世，经常在全国各大名山游历甚至住毛棚、山洞。为什么要那样做？因为我觉得我的思量不够，思历还不够，要到深山老林里把我所学的佛经好好的思考一遍。做什么样的思考？想着我以后出山时，怎么样以大家听得懂的方式把佛经告诉大家，而不是离开生活。这是我所理解的出世与入世。六祖慧能大师有一句话“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意思是佛法不离开世间法，应当利于当下；如果离开当下去寻找佛法，就如让小白兔（小白兔只有耳朵没有角）长出一个角，而这是不可能的。与其说菩萨、佛功德无量，不如说是众生在成就着他。如果说菩萨和佛是苹果树上的苹果，那最要感恩的是脚下那芸芸众生在做他的肥料，所以最应该感的不是苹果，而是要感恩树根下的泥土。在佛教里对出世和入世有这样的说法。
　　我曾接待过美国一个作家，他写了一本书《空谷幽兰》（比尔?波特著），专门讲终南山的一些隐士，写得非常好。当我读到那本书时，想更深的进入那座更深的山，去享受我当下更要享受的那种生活。其中讲到一个僧人在山上住，种365个芋头，每一天挖一根出来吃一根，内心非常满足。这个人后来出山了，他是谁？是佛教协会的名誉会长虚云长老。他当时在终南山过的是这样的生活，最后出山是佛教协会的名誉会长，在中国禅宗来讲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住在庐山大林寺（现在这个寺庙已经沉入水库中）。“自古名山僧见多”，因为那时候的出家人是想避开俗世，所以到一个山林里，最后把这个地方建好，被很多人认识后变成现在我们说的“自古名山僧占多”，开始大修围墙。现在有佛教经济，其实佛教很冤枉，至少我知道的几个地方蛮冤枉的，比如法门寺，佛指舍利就变成了一个风景区，其实跟法门寺没有关系。少林寺跟少林寺风景区是两个概念，还有海南岛一些寺庙跟佛教都没有关系，被一些老板包下来请几个穿着和尚衣服、剃着光头的人坐在里面未必就是真和尚。但谁能够注意制止这样的事情？这种现象很多人未出来发声，以前我的微博不加“V”，后来之所以加“V”是因为有人竟然在网上卖我，供养心廉法师2块钱，我一看供养的还很多。所以我想还是要加“V”，因为想保持一个正常的途径告诉大家“我不是这样的。”如果佛教纯粹出世，那入世的精神更可贵。我们佛教有很多正能量的东西就被那些卖虎皮膏药的、教功夫的所曲解，让人们觉得那个才是和尚。其实真正的和尚被严严实实地管在山庙里，没办法出去讲。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庐山会议”（现场笑）非常好，新浪网也做了一件大功德的事，即把所有可能出现的声音在这个地方发声，这跟我十年前的做法截然不同。我没想到一辈子只出，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情，尽我的能力把佛教的正能量传播出来。如果大家想真正了解佛教的话，不要看表面，佛教鼎盛时也是群魔乱舞之时，很难有办法分得清谁是佛谁是魔（现场笑），大家若有机会可以多去寺庙，不说学佛，就一起喝喝茶，喝茶的过程中讨论一些现象与事实，不要被一些舆论或者网站的点击率所蒙蔽，不知道把和尚放在哪个位置，要弄清是不是这个问题，比如前段时间有和尚通敌的事情，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但不知为何现在一些人对和尚就如仇富。这是什么原因？我的总结是外面假和尚太多，真和尚没出来讲过话，真正的大和尚又不敢讲话，就像张千帆教授所讲的，要拉一个横幅。佛教行善是其本身的东西，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为什么要响应XXX的号召？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郭晶霞：谢谢心廉法师！大家在微博上可以互相关注，微博上多交流，今天时间有限。接下来请庐山管理局的崔部长发言，庐山下来有一个广告词“庐山天下恋，天下恋庐山”，崔部长原来在庐山电影院工作过，庐山电影院这么多年一直放《庐山恋》这部电影，所以请崔部长聊一下。
　　崔小毅：今天非常有幸参加这样一个沙龙，和大家一起谈一个比较经典或者久远的话题，谈论几千年以来知识分子的人生出路和人生保护的一个问题，选择这个话题可能是崔董和新浪多次商议后定下来的，因为庐山在历史上是一个隐逸文化非常丰富的地方，这也是庐山历史文化的一个经典或者一个亮点，是庐山区别于其它名山大川的一个最大优势和特点。从现在社会谈论这样一个话题，由于历史发展已经产生了巨大变化，一是就知识分子队伍来讲，现在是历史上最多时期，今后会更多，因为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后受教育的人更多；二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多元化的生产力发展，所谓的知识分子出路、呈现自身价值的渠道也在增加，可以在各个门类、各个学科成就自己的人生价值，不用像李白、陶渊明除了为官没有选择，因为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也吃不消，做不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今天在座的专家学者大部分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现在我国培养的大量学生也纷纷选择北、上、广，所以在现在归隐对大家来讲不是很轻松。
　　从庐山旅游管理局现实和发展来看，现在也反映了一个社会心态或者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水平，现在庐山还是以官方旅游为主体，要达到那种休闲、度假旅游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有待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虽然今天谈论的是一个跟庐山渊源紧密相连的话题，但现实下的庐山景区发展和规划有借鉴意义，包括沙龙参与方庐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它作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参与这样一个话题，重要的落脚点在后面，所以今天整个议程安排非常有趣，谈了一个很有营养的话题，但最后落脚点在微博上，在一个非常时尚、非常起眼的平台上，在一个科学技术发展下新交流和传播的平台，这有它的现实意义，谢谢！
　　郭晶霞：因为时间有限，现在把话筒交给崔董事长，让他崔董事长对这一环节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
　　崔峰：我来做总结有点不合适，谈不上总结，因为各位老师的精彩发言本身就是对这个话题的思考小结，虽然大家的表达各有不同，但集中起来还是能体现出三层意思：一是知识分子是有历史使命感的一群人。二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和对人类社会、自然认识的透彻导致了他有“出”与“入”的纠结，这种“出”与“入”的纠结恰恰体现在底线：知识分子价值之所在，不是因为自己而纠结，表面看是因为自己而纠结。有的老师提出孟子所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管是批评意见还是赞美意见，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几千年以来一种长期的追求表现。三是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是基于第一个基础条件，所以往往表现得不尽如人意，为什么这样？来自于他们是一群有特殊认识的人，而社会生活往往不能按照这种认识规律运行，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所谓的大家都是能够自求平衡的人。陈寅恪老先生就是这种“能够自求平衡的人”。
　　“入”是在自己与社会、自然接触过程中不断积累素材，“出”是将这些素材用心加以整理而达到更好的“入”，这样的话知识分子能跟社会紧密结合，能够做出真正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发展的事情。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做普世价值的坚定倡导者，这种普世价值可能更多的是西方文明（相当一部分），如张千帆老师所讲的宪政、法治，这是我们普世价值中所应该提倡的。中国传统价值中往往是把这种部分个人的追求凌驾在普世价值之上，这也是我们知识分子越通达则心情越沉重的原因。我想大家通过表达、通过大家互相之间思维的激荡，会对下一步如何面对知识分子“出世”与“入世”的千年沉重话题可能会有当代更加现实的思考，当代思考若能达到一个新高度时，应该就是更好的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谈不上总结，各位老师都有独到的、精彩的论述，茶歇后还可以更加自由的交流，谢谢大家！
　　郭晶霞：谢谢崔董！
　　张翔：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名士品庐山”的第一个环节到此结束！大家进行茶歇。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分会场，是我们和心廉法师的对话，讲在禅学下的社会问题。为了使时间紧凑一些，这边继续下一个话题，讲社交媒体时代微博对博客的冲击，待会儿请各位老师对我们进行一些建议。那个分会场我会叫一个老师过去录节目，录完后换第二个老师进去，有点像大学生论文答辩。现在各位休息十分钟。
　　（——茶歇——）
　　郭晶霞：各位老师，下面进入下一环节的活动！这个环节聊“微博时代博客的发展”，请大家帮我们建言献策。先请孟总做一个小开场。
　　孟波：回应一下何三畏老师刚才对新浪的批评，所有媒体的进步都离不开受众、网友或者用户、消费者，一开始我已经致歉，有三点做得不足：联谊太少、讨论太少、胆识太少。现在有这样一个小环节，这个环节大家可以更加灵活一点，凡是给新浪博客的建议都可以，我们内心想让大家帮我们出出主意、把把脉，新浪博客存在哪些问题或者你遇到哪些不满意的地方，尤其是微博时代的来临对传统博客的冲击如何保持博客的生机和活力可以提一些建议，当然凡是和这个话题有关的都可以谈，正面的、负面的、批评的，而且长短不拘、形式不拘，怎么谈都可以，这环节不要有任何压力。先请何三畏老师放炮，大家顺着他的思路往下走，如果夸的老师放在前面就把这个方向带歪了，这次是“开炮”的会议，不是表扬的会议。
　　何三畏：我们这一生跟新浪网的爱恨情仇解不了开了，纠缠在一起，因为这是一个网络时代。刚才孟总特别点到我批评新浪，这是因为与它有关系，因为没有新浪博客、新浪微博，没有新浪等媒体网络很多人可能会被动地选择了出世，我们入世是因为新浪网入世。我反反复复敲打孟先生那些话，我自己讲起来心里很不舒服，像一个怨妇一样老是在唠叨，这个情景很不好。而事实上我们面对的是共同的问题，我们批评新浪是因为它太重要了。
　　张千帆：对这类问题我分两大类：一类是在现有体制框架内，很多禁地、红线，他们作为执行者没有办法。但在这个框架之内你们能够做什么是关键，有些做法过于谨慎。诸如此类的事情在这个国家也别太在意，因为已经是常态了。今天是我们之间探讨，实话实说，有些措施不必要，我们都希望在这个条条框框之内最大程度的利用它的空间，而不要人为限定，这个共识我想大家都有，媒体人和学者、一般老百姓都有这样的共识，这不用说。
　　景凯旋：我插一句话，刚才在茶歇时跟张千帆聊了一下，前一段时间对我国新闻立法说得比较热，里面有法律专家学者、媒介专家学者，我很关心我国在新闻立法问题，新闻机构包括新闻出版机构和法律界什么最新的进展？有没有让大家感觉到有点欢欣鼓舞的地方？
　　杨俊锋：表现出了某种迹象，比如关于重庆可以批评，关于李庄翻案可以报道了。
　　杨俊锋：比如一个老百姓开房间，在网上下载东西，结果被警察抓住，要罚款、拘留。这个事曝在网上，网上一些人就不干了：这是什么大事？老百姓开房间也被抓？最后警方没有办法，只好登门道歉，进行赔偿。我觉得警方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受害者，为什么？因为法律规定过这种行为是可以抓的。
　　景凯旋：这实际上是一部很恶劣的法，老百姓已经不要求你有更多要求，而是要求你自己执行自己的法律法规，而你都不做。
　　杨俊锋：最危险的是极左，因为极左有道义和意识形态的最高点，而且有雄厚的社会土壤，会迷惑我们。在收入分配很不公的情况下，极左路线很容得到发展。对新浪博客来讲，微博对博客的冲击是现实，大家都非常忙，微博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适应了人们生活节奏非常快的现实情况，通过短短的140字就能了解信息，博客在信息的及时性上差一点，怎么办？我觉得一个比较现实的办法是把新浪博客微博做好，要把我们推荐的文章不光是在博客上推荐，通过微博的方式推荐。比如我看到新浪博客的微博推荐的文章：140字，大家觉得挺好值得去读，就点开链接进入博客。
　　还有一点，我对媒体比较理解。但在现代的现实环境下，我们要采取各种办法尽量争取扩大我们的言论空间，这于读者、于社会、于作者、于媒体都是好事，当然这个事会很难。
　　田科武：我接着说，关于管理措施我就不说了，今天谈的是微博时代博客发展，我可以说一说。新浪应该在博客上再发力，因为新浪跟其他几家门户不一样，新浪更像一个媒体平台，社交媒体把新闻的创制、转发、生成交给个人，把这个平台搭建好，大部分工作就已经结束。但博客不一样，新浪博客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于新浪是重要的媒体平台，我们怎样通过博客发布不同的思想、观点，和那几个区分开来。新浪一开始做微博后，把博客的位置调下来。如果新浪要做一个超级的媒体平台，博客的东西是你独有的，你不传播简单的新闻事实，而传播你的思想和观点，需要将博客的位置往上提高，这是第一。
　　第二，在大家都不愿意写博客的情况下要坚定的发掘一批坚定写博客的人，甚至可付费，成为我们传播思想观点的依靠力量，因为那是独家的。现在右边是新闻，左边是视频。视频的东西各网站都一样，差不多，只有博客，是你的独家，而且博客能承载东西，那是不一样的，若都传播一些相同的信息、传播相同的视频，新浪做超级媒体的平台就丧失了。新浪在媒体传播这方面做得最好，所以我认为新浪博客要努力，微博已经搭建得非常好，首页给博客做更多的推荐，这很重要。
　　从入世和出世的角度而言，新浪本身有人气，有商业价值，博客可以做得不一样。一个昌平区委书记辞官，33岁正局，38岁区委书记，觉得官场没法待，毅然辞官到哈佛做访问学者，他有一篇文章我觉得挺好就推荐给新浪。一天的访问量有36万，相当高。新浪有时候推荐一点家庭教育，很多十几万，也非常高。有的只有一两万。在这时候新浪作为媒体，不仅要传播一些基本信息，传播观点，还要挖掘甚至购买一些独家的，只在新浪发，然后引领关注，会有巨多的人点击。在这点上新浪首页博客位置还有空间，目前大部分内容占据比较高的位置，其他门户都有，如果牵了一批人写博客就只在新浪发，会有吸引力。而现在博客不景气，在微博冲击博客时，刚好是你的机会。
　　另外，在博客首页方面大而全的思路，我觉得还可以往上升。
　　如果博客首页关注的重点太多后，其实消解了对重点的关注。如果微博是众人制造舆论场合的话，博客是新浪制造的舆论场，这个场要推向社会。这点在博客首页进行导引，博客首页做一个突出重点的整理，要有取有舍，这方面新浪可以做得更多。在微博时代，新浪博客有空间。
　　景凯旋：除了我的专业以外，我最近这几年搞东欧的知识分子，发现东欧著名知识分子都有一篇文章会谈到审查制度。审查制度有一个特点，即到最后作者会自审，语言失去了功能，失去了沟通能力。语言本身会伤害，不仅是思想的伤害，语言也会伤害。当然指的是纸质媒体。
　　因此我就想到李慎之老师在生前说过的一句话，“这个制度到底是刚性的还是柔性的？”当时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波兰的柯拉柯夫斯基（观念史家）曾经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在各方面分析这个制度后，认为这个制度既是刚性的又是柔性的。
　　但柯拉柯夫斯基当时提出“更多数人承担责任”，这个观念启发了米奇尼克，然后他提出“公民社会”的问题。现在欧美讨论公民社会是从东欧开始的，公民社会要推动，他们后来很成功。
　　纸质媒体限制更大，但在互联网出现后它承担了部分公民社会的责任，这就要看管理者是否有这样的愿望愿意为真正改变中国成为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如果有，尽量突破天花板，尽量往天花板上靠。
　　崔峰：上午让我们享受了一餐丰富的精神知识大餐，这样的机会我们共同努力促成，和新浪、各位老师专家共同努力，希望下次还能找到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话题，再一次相会在庐山，再一次畅谈我们对社会、自然、人生包括对政治的思考。再次感谢各位老师在百忙之中跋山涉水而来，给庐山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文化印记，我们也希望以此为一个平台，增进各位老师之间相互了解和联谊，这样的话，我们想不管是大家的是微博，还是大家平时学术中的思考，都会有新的营养加入。最后祝各位老师、嘉宾在庐山感到愉快，能够带着一份愉悦的心情来，也能带着一份满意离开，再次再带着您的思考和话题重聚庐山，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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