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社保保险 不干了能从厂子提出来自己交保险吗？_百度知道
地方社保保险 不干了能从厂子提出来自己交保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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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者采纳
离职后你的账户会到托管户里，你就可以自己交了
据了解保险提不出来 不干了就报废了 这样合法吗
怎么会报废呢 你的账户是存在的 里面的钱也是存在的 到了地区新的单位就用你这个账号接着交了呀
厂里不给提出来。
你指的是钱还是账户啊 钱当然是提不出来的 任何情况下社保账户里的钱肯定都是提不出来的 只有到退休年龄才能领 但是社保账户辞职后原单位没有什么权利扣住不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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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只有在户口所在地交纳
不能提取，只能选择自由职业者自己缴费方式进行续缴~
可以，只需要把你的社保手续提取出来，转到你生活地区的劳动局社保中心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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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转载]毛泽东时代的工人是大锅饭养的懒汉吗？
毛泽东时代的工人是大锅饭养的懒汉吗？
一、大锅饭养懒汉吗？
按：在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主流学者里面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做“大锅饭养懒汉”，说工人在公有制下面（意指毛时代的公有制）没有生产积极性，这样下去只能把企业搞垮、搞破产。因此把工人的铁饭碗砸烂，把国企私有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访谈了几位经历过毛时代的老工人。
问：现在大学里面的教授有一种说法，认为公有制是大锅饭养懒汉。所以为了国家进步，一定要砸烂铁饭碗，除掉这些懒汉。不知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我这个问题问出去之后，一片沉寂。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人搭话。首先发言的罗师傅，罗师傅70多岁，是平炉上的工人，他说话的时候显得很平静。
罗师傅说：我没有读过大学，我水平不高，我就说说我真实见过的东西，代表我和我见过的其他工人。我觉得这些教授的说话就是放屁。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人阶级那种高度的生产热情。如果他们在那个时候能够下来和工人阶级一起参加劳动，听一下工人阶级的呼声，他们就不会这样乱放屁。
我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也很坚定，就是一定要把国家建设好。当时为了保质保量的完成生产指标，工人自愿加班加点。工人的生产热情非常的高，比如说在60年前后，那时几乎每个工人每天至少工作11个小时，领导来劝都劝不走。我很清楚的记得，我有一次连续干了24个小时，我还想干，后来领导不让，强行把我拉走了。当时这种加班加点的劳动都是义务的，没得一分钱。但是所有人都想参加，如果谁参加不了，他自己就会觉得很失落，心里面很不舒服。当时我们生了病受了伤都不怎么请假。有一次我的脚背被滚烫的水给烧伤了，我就在家里面休息了一天，马上又来上班了。
我们这样的生产热情，那些一天就知道坐在书斋里面放屁的学者根本就不懂。说我们是大锅饭养的懒汉，放屁！
但是我说话也讲究实事求是，你说有没得个别人是懒汉呀？的确也有。有些班组的确有个别人懒，但你不能用个别人来污蔑整个工人阶级啊。
罗师傅说完了之后，坐在他旁边的杨师傅接过话来。杨师傅70岁左右，以前是木材厂的工人，杨师傅谈的东西很多，我在此主要记录了他关于工人生产积极性方面的评述。
杨师傅说：我们木材厂是西南片区最大的木材厂，有职工近万人。我们有10个车间，出产木材等产品。要说大锅饭养懒汉，那确实是没得道理得。我们八点钟上班，但是工人七点多钟就到了，没有谁是八点钟才走到工厂的。生产方面只要一声令下，大家拼命整。为了把生产搞上去，星期天大家自己都去搞义务劳动，没得哪个人去计较报酬的。
比如我们车间的工人，中午12点下班回去吃饭，吃了饭马上就回到车间继续干。晚上我们是6点下班，下班后学习1个小时，7点回家吃饭。有很多同志7点回家吃完后又跑到车间参见义务劳动抢任务。我老婆当时就是这样，吃完饭碗都没得时间洗就跑去抢任务。这些都是义务的，是不记报酬的。甚至为了保证生产任务，女同志给小孩喂奶都是在车间喂。
你问我们为什么愿意去义务劳动，因为我们觉得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厂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不是为了义务劳动而义务劳动，我们义务劳动是因为我们爱国、爱厂。怎么能不爱呢？这个厂都是我们自己的，自己的东西怎么能不爱！
梁师傅发言的时候显得有些激动，从后面的交谈来看，主要是因为这种颠倒黑白的说法让他太气愤了。
梁师傅：小李，你是硕士，我是工人，但我要告诉你，你没有我幸福。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指毛时代）我们是主人，我们是不受任何人欺负的人！你们现在说话没得人听，你们的声音发不出去。我们不一样，我们去向厂里提意见，领导就得重视。如果意见合理，他们就得采纳。你们现在要点头哈腰的伺候领导，要跪在资本家的脚下向他们要饭。我们在那个时候却是挺直了腰杆做人。你们现在想的就是怎样找个工作养家糊口过自己的小日子，我们那个时候想的是什么，我们那个时候想的是怎么保家卫国！你能想象吗，我们那个时候的青年是多么的豪迈！我们，才是真正的扬眉吐气的一代人！
你们那些教授说工人是懒汉，我告诉你，要是他们敢到工人中间来这么说，没得哪一个跑得脱！
杨师傅：毛泽东那个时候，工人的生老病死都有保障，没得任何后顾之忧。医疗、教育、住房都有保障，一个人的工资可以养一家人。现在全都变了！就拿医疗来说，以前100个病人有95个是死在医院里面的，现在有99个都是死在家里面的。没得钱看病呀！我们木材厂有好多人生了病之后没得钱看病，只好跳楼死了，最多的一次一天死了3个。
毛泽东的时候工人看病不花钱。现在呢？国家说：医疗解决了撒，都有医保。我的医保每个月23块钱，挂个教授号就要20块钱，坐个车还要钱，你说这个医保有啥子用！
罗师傅接着说：毛主席那个时候，是先救人再说钱；现在呀，是先给钱，没得钱就走人。再说上学，我们那个时候上学只有几块钱。要是你家里面有困难，找街道开个证明，钱都给你免了。我们那个时候是真正的没得后顾之忧，我们的心情是很愉快的。
孙师傅：以前工人愿意好好干，因为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的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50年代的时候我们要搞原子弹，赫鲁晓夫嘲笑毛泽东：你们这么穷，哪里搞得起来原子弹哟，还是现实点。毛主席当时就说：我们搞一万年也要把它给搞出来！结果呀，8年就搞出来了，举世震惊。再说说神5的问题，神6的总工披露，神5其实在毛泽东时代就搞得差不多了，要不是林彪的事情给耽误了，神5早就上天了。当时我们国家这么穷，都能把这些事情给搞好，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国家是我们自己的，所以工作起来特别的有精神。群众的积极性是充分的调动起来了。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愿意去义务劳动，愿意好好干。现在呢？现在官僚和资本家就知道压榨人民，根本不可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举个例子，我们厂一个炼钢工人一年2万多点，科室里面一个科长年薪是6-12万，一个处长每个月的汽油补贴就是1500。
以前我们的教育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先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现在呢？现在这些当官的就知道吃喝玩乐。
梁师傅：我们当时工作起来是非常的有热情、非常认真。我们不是懒汉，我们是国家的主人。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工农脖子上的生死线都牵在资本家的手里面，要你生要你死就是一句话。
毛主席的时候，他敢让工人大鸣大放，把自己心里面想的东西说出来；现在呢？敢让老百姓把心中的怨气说出来吗！
&二、为什么毛时代工人的积极性很高？
按：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时代有极其高昂的生产热情，他们对工厂的热爱、对生产的热情甚至到了我们现在无法相信的地步。比如他们会主动申请义务劳动，不要任何报酬；如果领导安排义务劳动没有安排到他，他会觉得这是领导看不起他，心里面会非常不舒服。又比如有些工人为了抢任务，会连续工作24小时，领导拉都拉不走。在主流的观点看来，这种热情是一种畸形的、违反人性的热情，这种热情的出现就是一种错误。那么事实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如此高昂的生产热情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走访了数位毛泽东时代的老工人，通过访谈我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结论：高昂的生产热情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工人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了自己是工厂的主人；这种主人的地位并不仅仅是体现在口头上或法律文件上，而是渗透到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是我们之间的访谈记录。
问：我接触过一些老工人，那些工人在提到毛泽东时代的时候都很感慨。常常说当时的工人是爱厂如家，所以生产热情非常高，而现在的工人对工厂没得任何感情得。我想问，当时的工人为什么会对工厂产生这种感情呢？
罗师傅：小李，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世界上没得无缘无故的爱，也没得无缘无故的恨。我们为什么会爱厂如家，原因很多，但我认为首先是因为这个厂关心工人。当时的厂对工人的关心可以说是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
举个例子来说，我是58年之后参加工作的。工作没得好久，有一次家里面来信，说我爸爸身体不好，现在家里面很困难。我当时也没有给厂里面说，但是在私下给朋友说话的时候说漏嘴了。过了一段时间，家里面来信说收到了50块钱，我都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问领导，才晓得是工会寄的。
罗师傅正准备往下说，黎师傅打断了他的话。黎师傅是退休干部，以前在团委和工会都干过。黎师傅说：小李，当时工会领导那真的是把工人的利益装在心里面的。当时每个班组都有一个工会小组长，他负责了解班组工人的情况。方方面面的情况都要了解：家里面困不困难？爱人是干什么的？小孩是否该上学了？最近有什么状况等等。班组把情况汇总到车间一级的工会，车间再把情况汇总到厂工会。所以说工会对整个厂里面所有工人的情况、困难那是一目了然，一旦出了问题马上就给你解决了。他甚至都不用你来说，自己主动就给你解决了。举个例来说，凡职工生病请病假3天以上的，工会领导就必须要去关心。无微不至啊，就到了这种程度。
张师傅是厂里的处级干部，改革后在职工大学当校长。张师傅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切身的体会。我55年的时候在一线当工人，得了胃病，经常去医院，很严重。当时袁景良是我们工会的劳保委员，他晓得了这个事情，就提名让我去疗养。单位就送我去疗养所疗养了50天，疗养所的伙食非常好，标准是21块/月，我自己只出9块钱。疗养了之后我的胃病基本上就好了，到现在都没有犯过。
你问我为什么工厂会这么关心工人？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工厂的主人。
问：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比如现在，很多干部最初也是很优秀的，但他们后来就慢慢变质了，开始搞贪污腐败。那当时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也就是说怎么防止优秀的人变质呢？
周师傅自己有当领导被群众检举的经历。周师傅说：当时的贪污腐败很少，各方面的原因都有。比如当时对现金的管理很严格，30块钱以上不能使用现金，只能使用支票，这就让你贪起来很困难。再比如当时人们思想觉悟很高，觉得贪污是很可耻的一件事情，使得你自己就不愿意去贪。现在完全搞反了，贪得越多觉得你越能干。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群众的监督很厉害。当时所有账目都要张榜公布，任何人都可以查。我在电力系统的领导岗位，在文革的时候我管经济。当时我经手一笔款子，8万多，有3角7分钱对不上帐。就因为这么一个事情，我被人检举，上面派了7个人来查我的经济，前前后后查了半年多时间。最后终于搞清楚了原因，不是我贪污，而是账记错了，所以给我定了一个“贪污行为不按贪污论处”。当时的群众监督就能严到这种程度，你说还有哪个敢贪。
梁师傅：毛主席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当时干部和群众是住在一块的，干部家里面是什么情况群众都晓得。所以没得人敢贪，群众把你盯着的，一有任何问题马上就检举你。工人的检举途径也很多，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可以直接找党委书记反映。还有就是当时每个月有一次民主生活会，你可以在上面给领导提意见。而且他还拿你没得法，因为领导是没得权力开除工人的。
比如说我们厂的副厂长利用权力给自己分了一套房子，群众在民主生活会的时候反映到党委，结果这个人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房子退回，级别从副厅级降到副处级。
张师傅是厂里的处级干部，改革后在职工大学当校长。张师傅说：我说一点个人的看法，和他们的认识有一些出入。我认为要分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当时对领导的监督还解决得不够好；第二、由于工人敢用大鸣大放来监督领导，所以这个监督问题比现在解决得好得多。我说不够好是因为当时有些领导滥用权利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我们厂的领导杨&&，他喜欢在背后用小动作整人，这就明显是乱用权力。文革的时候群众写大字报揭露他的问题，后来他就被群众批判了，批判了之后整个作风大大改变。呵呵，不过改革开放之后老毛病又犯了。
范师傅70多岁，是全国劳模。范师傅说：小李，我还想给你说一点，要理解什么是主人，就要理解什么是奴隶。主人的对立面就是奴隶，奴隶的主人是不信任奴隶的，怕他们偷懒，所以随时都拿着皮鞭抽打他们，强迫他们工作，根本不把他们当人，只把他们当会说话的工具。
说得难听点，现在的工人就是这样。领导和工人处于一个完全对立的状况，工人在一线干活累得半死，领导在办公室吹空调。工人稍微不随自己的心意就破口大骂，动不动就克扣工资。在工厂里面工人没得半点说话的权利，你能做的就只有服从，除了服从还是服从。你说，这不是奴隶是什么？
以前可不是这样，当时提倡鞍钢宪法，充分的相信群众的自主性，让工人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干活，而不是厂长拿着棍棒驱使工人去干活。当时是干部带头参加劳动，以此带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比如我们厂，副处级以下干部基本上所有时间都在生产一线，干的活比工人还多。正处级以上的干部每个礼拜五都要参加劳动，还要向工人拜师学艺。当时干部参加劳动那是真的在劳动哟，我就听说过有些车间的主任、书记亲自上一线结果中暑晕倒的。
当时还提倡让群众提合理化建议。我们厂还专门设立了机械化车间去实施工人提出来的合理化建议。当时工人一共提出了4万多条建议，最后根据这些建议做出了400多项技术革新。现在呢？领导根本看不起工人，他觉得技术革新是技术员的事情，你工人不配提意见。
张师傅：当时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也处于一个主人翁的地位。就拿生产任务的制定来说，现在生产任务的制定都是厂长说了算，当时可不是这样。一个生产任务下来了，厂里面下到车间，车间下到班组，班组传达到每个工人。然后让工人讨论，看应该怎样完成这个生产任务，如果觉得这个生产任务规定得不合适，工人就提意见让上面修改生产任务。比如有一次一个生产任务下去了，让一个工人轧了碳素钢马上轧锋钢，工人觉得这种生产任务安排不合理&，于是提出意见，后来就把生产任务修改了。
如果提了意见上面不听怎么办？那工人就可以继续提意见、可以去闹，你当官的把他没得办法，因为你没得开除工人的权力。当时有句俗话：你当10年官，我11年都不犯法，你把我没得办法。我给你举个例子。当时碳素钢钢锭出来之后，为了保证钢的质量，按照操作规程&，要切掉1.5%的量。后来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只切掉1%的量也能够保证质量。这样每吨钢锭就可以多出0.5%的钢材。我当时在团总支任生产委员，就和另外一个工人&一起向上面反映这个问题。结果车间和厂里面都不支持我们，说这个东西是苏联专家定的，不能改。我们就和上面顶着干，连续几百次违反苏联专家定的操作规程，只切1%的量。结果厂里面拿我们也没得办法，因为我们没出任何质量问题。后来我们把问题反映到冶金部，冶金部的让我们把实验数据交了上去，最后冶金部批下来同意了这种操作方法。
周师傅：工人为社么觉得自己是主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工人和干部的待遇是差不多的。以吃粮为例，当时根据工种定粮。困难时期我在市委工作，当时市委干部是21斤粮，工人普遍比干部多，某些工种能到50斤粮。
梁师傅：有一次我们单位发奖金，干部奖金是4块钱&，炼钢工人的奖金是6块钱。由此可见，当时的干部才真正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那个时候当干部只有多做事的，干得不比工人少，拿得不比工人多。当然，你问我们工资有没有差异，也有差异，但是这个差异很小。
张师傅：你说工人和干部的工资有没有差距呢？这也有差距，但这个差距小，很多工人的工资比干部还高。我们厂里面有一个8级钳工叫李孟虎，工资待遇相当于县级干部的收入。他一个人的工资就够全家人生活，而且还生活得很好。他有8个小孩，后来这些小孩有上中专的，也有上大学的，很有出息。你想想现在，你一个工人的工资能够养活8个小孩？还要读书哟！根本不可能。
问：毛时代每个人能够得到的物资那么匮乏，为什么小偷小摸的利己现象反而很少呢？为什么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了，物质财富丰富了，消极怠工的现象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工人为什么会偷懒呢？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观点叫做“公有地的悲剧”，或者“搭便车”，来形容出工不出力的社会情况。在毛时代，工人们中间有“搭便车”的情况吗？如果有，那么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对待的呢？
老工人李师傅：拿我们钢厂为例。承包以后，那个厂长想给大家发奖金想刺激工人干活，可工人一看，你那七大姑子八大姨都成了领导了，这些人一起挖社会主义墙角，工人干脆不干了。工人丧失了主人公地位，他不认为是在给自己的厂子干了，这是你厂长的厂子，你厂长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所以工人都不愿意干了、消极怠工。资产阶级就借着这个污蔑工人阶级“大锅饭、养懒汉”。
偷懒是厂长承包制以后。你厂长一承包，七大姑八大姨都发财了，每年拿几十万的奖金，工人一个月才一二百块钱，工人生气咧，所以磨洋工。这与计划经济没一点关系。他把自己犯的错误强加到计划经济、工人头上去了。
一位老工人：毛泽东时代工人们受的教育就是要大公无私，所以大家的思想都很好，私心不重，再说，厂子是工人自己的，不会去偷的。当时也有“搭便车”的，不过是极个别人，通常大家都会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一般都能改正。那时对小偷小摸的现象定性是很严重的，谁要是偷拿工厂东西，大家都会很看不起他，舆论压力很大，并且厂里也要严肃处理。
改革开放后，所有制的变化把人的私心都给挖出来了。主流媒体都是在告诉人们如何赚钱发家，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金钱至上。从上层领导就开始多拿多占，所以工人小偷小摸的现象多了。
毛泽东时代普通工人也可以参加技改和管理工作，有专门的实验室供工人从事技改活动，虽然学历低，但在实践中也是能有所创新的。工人们都是主动参与技改和管理工作，主动参加义务劳动，不让他参加他才不乐意呢。那时候要的是荣誉。现在你给人家钱，人家都不干。”
常师傅是&&针织厂的老党委书记。常师傅说：共产党的最高宗旨是消灭私有制。过去，工人真正是工厂的主人，现在工人沦为雇佣工人。纺织局局长李**，原来是纱厂厂长，纱厂产品为生产原料，不可能卖不出去，他把纱厂搞破产后，转为私人，2600名工人成为雇佣工，供其榨取劳动剩余价值。80年代有一些烟厂的工人，会把烟塞到饭盒里带回家，但如今的奴隶地位决定了这种小偷小摸的现象会有增无减。
三、国企垮掉是因为产权不明晰吗？
按：关于国企破产的原因，社会上普遍流传的说法是国企产权不明晰。在实际生活中，这种说法似乎很简单，企业归自己当然就会上心了。但为什么在毛时代，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能够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我不是很理解。带着这样的问题，我到&&市向几个老工人请教了这一问题。
问：主流媒体讲，公有制企业是“全民所有、全民所无”，存在“所有者缺位”、“产权虚置”等问题，因此必然产生腐败、必然机制僵化、必然破产。您对这一问题怎样看？
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工人们沉默了好一阵，似乎没有明白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待了一会儿，老工人李师傅首先发言。
李师傅：你说的这个我绝对不赞成。讲“人人有”，我赞成，说“人人无”，我绝对不赞成！那时候我们工人确确实实就是国家主人，我们确实被当作劳动财富的创造者来对待。所以那个时候工人的积极性根本不是要“监督”，而是自发的，确确实实是自发的。为啥说“人人有”呢？那时候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基本上说，到了法定工作年龄，劳动部门就会根据你的个人才能分配工作——不像现在的工人，到处受骗，进工厂还得自己先交钱。进了工厂门儿，不管你是哪个部门，只要敬业、好好工作，根本不存在让你今天下岗、明天开除这些问题。再者，工人的生活都有保障，过去就是没有说哪个企业工资发不起来的、拖欠，没有！那时虽然工资低点，但物价也很便宜。
我们的福利待遇各方面都是有保障的。比方说看病，大部分的企业有自己的小诊所，为工人看病，小诊所看不了的话就马上给你转到市里的大医院去。你到那以后只需要记个账，工人自己不用掏一分钱，由医院和企业直接结账。那时不存在腐败的问题，更不存在看不起病、等死、自杀的。不光职工自己是这样，职工的家属看病还能报销一半。再比如住房问题，单身的工人有单身宿舍，结婚以后按照你家庭的需求适当来调整住房。家里的家具，包括床、桌子、凳子等，都给你配齐。所以无论从衣食住行哪方面讲，老百姓根本没有后顾之忧。所以那时候工人能够安心工作，干劲大，根本不担心没饭吃、会下岗。
林师傅是毛时代的一位普通工人。林师傅说：在毛时代，工厂的任何重大决策，基本上都是在工厂的职工代表大会上讨论决定的，而不是领导说了算。73、74年我们钢厂想搞一个炼钢车间，弄一个5吨的转炉，半个小时就能出一炉钢，这就需要很多灰生铁。但当时钢厂每天才只能出28、30吨，要满足就必须从外地大量的调运灰生铁。这放在职代会上一讨论，大家一致反对，说领导是瞎指挥。开封的情况是建不成这样规模的，因为没有原料，光靠外部调运的话还不如在外地建设呢，所以这个项目最终没有上。当时类似项目的建设，都是通过大家反复讨论的。还有，当时提拔干部必须在职工中反复酝酿，在工人中没基础，干部是提拔不上去的。技术改造大部分也是靠工人发挥智慧集体创造的。那时候工人是能说了算的，工人也感到自己很有成就感。
李师傅：那时工人、干部的地位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啊。那会每个礼拜有一到两个晚上用来开党员生活会，大家坐在一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作自我检查，然后大家议一议。工人可以给干部提意见，干部都虚心接受。平常也是这。
那时候干部的作风，不但不存在腐败，而且确实能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礼拜六礼拜天加班，干部也过来陪着，而且他们不拿加班费、是无偿的。平时经常深入基层，给工人帮忙——递个扳子、递个钳子、送个水。有的甚至不和工人一起吃饭，为啥？他说“我没有参与到工人的劳动当中，我怎么可以去吃工人的？”他觉得没跟工人在一起干活，不好意思吃工人的饭，自己从家里带饭来在一边吃。干部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而且干部不脱产，除了车间主任、大厂的工会主席，其他干部都参加自己原来车间的劳动。工人和干部之间平等，厂子才是大家的。
现在正好完全相反，工人干活儿他啥都不干，你工人吃不吃得起饭他根本不管你，不但不管你的安全，还把你当成奴隶、看着你！动不动就是给经济制裁、或者行政制裁。为啥说人人有？我们有！有啥？我原来是化肥厂的，我们就是知道厂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工厂的主人，我们能自己管理好它，从来没有受压迫、从来没有受剥削！没有！还有这么好的福利待遇。干部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就是这么要求的，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工人和干部的工资、福利待遇，一个工人和车间主任相差实在大得很。真正的劳动财富的创造者，是工人，但是财富的获得者是干部！那时候运动也多，领导们是“夹着尾巴做人”&呐，相对比较小心，恐怕在工人当中造成不好印象、使工人有意见。现在的干部呐，是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不要说你有意见了，你就是骂他娘他都不怕！
陈师傅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她说：我是一个大老粗，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是你说为啥腐败？我只知道现在和毛主席的时候不一样，毛主席领导的时候都是“以厂为家”，给工人权利、工人领导一切，可现在把工人都踩到脚底下了，工人没了权利，要不然为啥现在腐败的都是领导层？
老工人孙师傅：我们工人过去确实有，所以工厂是为大家的，现在领导有了，他就为自己，当官的贪污、抱小蜜、吸毒……现在是彻底腐败化！
老工人陈师傅：刚好和毛主席唱对台戏！
宋师傅是化肥厂的一位老工人，他说：我们厂是国家“一五”期间建的八大化肥厂之一，第一批产业工人的来源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官兵，军队建制。当时&&市到处都是“沙蒿分厂，沙丘分地”，也没有先进的设备，工厂是在荒漠上靠工人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大家受共产主义教育，无私奉献，不计较报酬。他们既在朝鲜战场上做出了牺牲，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贡献，大家都是勒紧裤腰带建厂。在计划经济截止前，通常都是一次性完成任务，并且设备保养得特别好，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工人亲自建的厂，怎么会没有感情呢，他们真正认为工厂是自己的，跟自己息息相关。
那时候是“低工资，高就业”，虽然大家拿得钱少但无怨无悔，不会因为工资低就没有主人翁意识，对工厂的生产、效益都很关心。国家拿走利润，然后公平分配。厂里还办了食堂，下工后就在厂里吃饭，医疗费用也是厂里给报的，这怎么能说“全民所无”呢？
老工人刘师傅：全民所有就是实实在在的全民所有，这里边还有个理念问题，那时候的大部分人大公无私，愿意为国家干，国家和个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极个别偷懒的人也要进行批评教育。
问：那么国企大量破产的原因是什么？外部原因、内部原因各有哪些？
林师傅：工厂的衰败，是从实行厂长负责制起那一系列政策造成的。说改革，其实是把你逼到死胡同里去、弄得浑身有病了，然后说你不行，是国家政策把企业逼死的。钢厂原有两千多人，后来厂长承包、全部是厂长说了算。他向国家保证上交多少亿的利润以后，就把很多活儿放到劳动服务公司（雇民工来干），又让他老婆管劳动服务公司。国企也就成了任他们宰割的羔羊，乱挖一气。五年就把厂子搞垮了。
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现在说的国有其实都被官僚集团拿走了，这是掠夺工人原来创造的财富，他们还偷换概念。国营的全民所有制的企业说成国家来帮忙管理，结果呢？改革开放以后，利改税之后“技改找死，不技改等死”。那些57、58年建的国有老厂发展的很好已经为国家创造了这么多物质财富，但二三十年了设备肯定陈旧、要继续技术改革，那国家应该投资的啊，可是一脚踢开，改成了企业向银行贷款，最后把你搞坏了。
改制改制，实质上就是掠夺工人的血汗！你说这一万五千亿对美国的债权，只要拿出五千万那多少原来的企业可以红红火火干起来了！那时候才不是全民所无，现在都给你夺走了，倒是全民所无了。
工厂到破产边缘了，实际上并不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经常有人说文革时候中国经济濒临崩溃，那时候哪个厂是不行的？没有一个！都是红红火火的在生产着呢。然后这改那改，改出八九年的三角债，改出国企的负债累累。那是你经济政策的问题，怎么能归到国有企业去呢？工人给工厂的积累的财富国家全部拿走，又不投入新的东西，工厂靠贷款来进行自我更新，贷款还得交利息。退休的老工人给国家创造完财富后，原来有国家养着，现在全让企业自己负担，这企业自己根本解决不了。这就把企业弄得无法再生存了。另外还有呢，开封的化肥厂、机械厂都很典型，这俩企业都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厂长和工人打成一片、自己创出了一条路子独立自主了，自己积累了几千万的资金都能够不依靠贷款，结果政府偏要叫他向银行贷款，你不贷？那就把你调走换个听话的，两年就把这两个厂搞垮了！像烟厂也是，原来一年的利税有1个多亿，换了个厂长去，一下子贷款3个亿，西区修路、政府建常委楼都叫这个厂出钱，最后资不抵债！官僚阶层形成以后，他根本就没有共产主义的信念了，他就知道当官为了自己了。现在开封的经济增长靠啥呢？房地产、旅游，工厂里有几个是开封的经济支柱？没有！现在这化肥厂，说是国有的国营企业，我说哪是？这是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走资派企业。还国家投资咧，上交才多少？不到1千万！以前1个亿啊。厂长想开除一个女工就直接开除了，法院判了都没用。
四、毛时代计划经济是僵化的吗？
问：很多人都说毛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僵化、权力过于集中、抑制企业的活力和积极性，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充满活力、企业发展快。您亲身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请您谈谈对这种观点的看法。
徐师傅过去曾当过工会主席。徐师傅说：计划经济是这样的，比如国家计划十万台，工厂生产一般都多一些，十二万，但不许自己卖——有配套，像俺这拖电厂，就给拖拉机厂配，国家省市各级都有计委，是从基层报上去的，国家根据总体汇集的材料再协调定夺。
老工人刘师傅：你叫那些教授下来看看就知道了，他们还敢这么说？以前各工厂各单位，国家各级有计委，根据情况安排下达多少任务，大家讨论看合不合适再返回上边去。你生产的东西国家直接调运走，你就不用愁销路了，这叫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时质量是第一位的，质检部门道道把关。现在呢？是和资本家相互勾结，就为了节省成本，质量经得起检查吗？谁来管？可自由了！滑石粉做面粉、造假药——把老百姓都害死喽！那么多不治之症，啥原因？
老工人林师傅：市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计划经济实际上追求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它不是考虑你单个资本家的收入是多少。比如我们这个钢厂，它实际上是个配套单位，每年都要财政补贴。为啥呢？因为开封化肥厂生产的硫酸里头含有铁，如果倒掉都非常可惜，而且周围有煤矿，所以就投资建了钢厂。虽然从这个成本来说，高于普通钢厂的成本，为啥还要搞？是因为社会效益很好，煤矿用上了，然后这个硫酸里的铁也不浪费——本来处理废液都很困难，现在变废为宝，这样就考虑了周围环境和整个社会效益。
计划经济时城市里使用粮票菜票，那时候农业产量不高，化肥技术还没有开发，困难是有一定原因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啊，就像你二十岁总比十岁时候个子高啊。但那时候就是比现在合理得多，工资基本上是按照经济增长的比例调整的，你按那时候的比例搁现在算一算？现在工资调整别说跟经济增长比，就是通货膨胀速度也赶不上。
现在搞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只为了赚钱，所以哪些东西好赚钱就上。你看现在挖煤矿，各挖各的，浪费了大量资源，一百年后就没有煤了，害了自己的子孙后代。咱年轻的时候，这个惠济河可以钓鱼，现在臭死你。连这小河流都治不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结果。
老工人凌师傅：市场经济一定会产生过剩，因为你能赚钱你就造啊，你知道美国那时候倒牛奶、中国八十年代乱上彩电，我们都是经历过的，太浪费了！资本家投资是为谁服务的？是为他们自己。
林师傅：我认为计划经济并不是都很完善，其中有不少是朝苏联学的，有很多需要改革，所以就有马宾搞鞍钢宪法，这些都是很好的改革。但是把病人直接杀掉和治病是两回事啊，我想历史一定会证明计划经济的正确的。人类的稳定是从物质开始的，你如果想延续人类历史，那必须合理利用资源啊，计划经济恰恰是解决这个问题呀，就是解决资源配备的。你每年有多少条件、上多少项目，需要多少钢材就上多少铁炼钢，满足需要、稍有富余，计划繁杂但是非常行之有效。这是战略的眼光。中国和苏联的经济哪是停滞了？什么一搞计划经济就不行？你看胡耀邦那开始，“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毁了多少煤矿，又暴富了多少矿老板，这怎么行呀。炼铁厂想搞钼酸铵，我到栾川去，那里有世界第二大钼矿、仅次于美国的马科斯钼矿。原来那里是国营的一个大公司，现在一千多个小矿厂开在那里，乱挖一气，然后很简单处理就卖出口了。那个我认识的国营公司的老总，他提起来就要哭。美国现在关掉自己的钼矿，专门来你这投资、挖你的钼矿。你说这样对中国后代、对中国经济延续有啥好处？就是现在发点财。还有河南的大河锌矿，当地农民搞了很多简单提纯的小锌厂，技术处理不了的矿都给扔掉，很浪费啊。似乎当地的经济很好，其实都是败家子。还有稀土、山西家家户户开煤矿，大家都知道的……能源问题是根本的问题啊，所以市场经济根本就不是战略眼光、从长远的来看经济发展，短时间的暴富，加速人类灭亡！一个国家搞三十年了成这样，怎么对呢？有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在反思这些问题呢。
倒说现在市场经济好、以前计划经济咋不中咋不中。到90年以后，开封原来的国企都不行了，全国也差不多，把问题全归到计划经济上去，实际上从83年开始有很多都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了。
五、毛时代的企业效率低下吗？
问：毛时代稍微大一点的企业，都有自己的医院、学校等附属部门。改革后，有人说，这是企业办社会，导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真的是这样的吗？
老工人李师傅：我不知道这提问题的人都是从哪个角度考虑的？他以为工厂就是搞生产的？人是第一位的，没有人不行。人不光要工作，还要生活啊，这还不是为了方便职工？说那种话的人是资本家的逻辑！企业就是小社会，不然叫谁办去？那时候我们的福利好得很。比如我们化肥厂，有幼儿园、医院、小学、生活服务公司，为工人买米买菜提供方便的服务行业也有，这都体现了对工人衣食住行的关怀、保护。工厂自己有卫生所，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工厂里转，遇到谁有什么小病很快就能给解决，大病帮忙转到大医院。这就像农村的赤脚医生哟。
老工人赵师傅：你们的教授、学校里也有两种思想的斗争。鞍钢宪法是无产阶级搞的，马钢宪法是管踏压工人阶级的。你说这工厂里必然有女工啊，有女同志就会有小孩，那就必然得要哺乳室、幼儿园。那时候我们厂专门盖了一大间房子，每天上下午各20分钟，专门让女工去给婴儿哺乳。所谓的“企业办社会效率低下”的说法就是为现在这一套作辩护！
郭师傅（女）是老三届毕业后到工厂当工人的。郭师傅说：毛时代厂里有自己的哺乳室，我就不用跑老远回家去给孩子喂奶，大大方便了职工，你说我们女工安不安心？你看现在这些倒没有了，怎么办呢？有钱的你花高价请个保姆，没钱的就把孩子交给自己的父母带，那时候老人哪这么辛苦？现在有些厂子离市中心可远，看病和子女上学都非常难，工人还怎么能安心工作？教育搞了产业化，国家投资又少，为了让子女入学还得到处托人，拿高价、花大钱。还有住房分配，你看现在开封最低工资标准才550块，私企老板连500块也不给你，人民的收入相当低，即使一年能拿到一万，可房子几十万一套，要你几十年的工资才能买得起——还得不吃不喝！
林师傅：我们享受的福利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而且福利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远远比不上工人创造出来的劳动成果。这些“企业办社会”的说法都是为了污蔑计划经济造出来的——现在就是资本家的思想，当然是不给工人办福利好！那时候厂里啥都有，图书、阅览室，啥都有，还组织工人篮球队。工人业余生活很丰富，衣食无忧，又很活跃。
郭师傅插话：咱们厂的篮球队可是打遍河南无敌手！
林师傅接着说：还有剧团、歌剧演唱队，可热闹了，哈哈。厂里还组织文艺演出、赛诗歌，大家都可高兴、可活跃了！现在思想都沉闷，政治工作不做好。为啥工人容易出问题呢？因为根本不管你、没有业余生活，全部不管你，使工人陷于无组织无纪律的流沙状态。过去大家无论生产还是玩儿，都是很有积极性的。
李师傅：单从经济效益角度看，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从单个资本家的角度看，企业办社会确实增加了负担，与私营、外资相比处于不利地位。但如果还原历史，就可以清楚这种制度是很符合当时情况的。建国初期，一穷二白，工人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生计问题，国家也根本负担不起社会保障，把保障的功能扔给社会是不现实的，必然要由企业来办。再从工人的立场和全社会的角度来考虑，企业把他们的个人问题解决好，消除了后顾之忧，更能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从长远来看，利于企业发展，也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单单从市场经济所谓的“经济效益”角度考虑是不合适的。
穆师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底子那么薄，企业不仅承担了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而且还向国家上缴了大部分利润，为国家积累起财富。过了几十年，现在再去批判当时的制度是不合适的。
郭师傅：企业承担职工的社会保障，要我说，现在也是很受欢迎的，给工人提供了多大的便利啊。
李师傅：对企业也是有利的，工人吃住都在厂区或附近，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随地找到工人。单从效率角度对资本家当然是不利的，支持企业办社会的人是站在工人角度，批判这个观点的人是站在资本家的立场。
王师傅是阀门厂的老党委书记。王师傅说：我们市有八大厂，都是部属厂，共有3万多工人，还有300多市属厂，每厂1000多工人，建厂就是就业，砸厂就是失业，就业好，还是失业好？给你们事实，你们自己判断吧：2万人的工厂实际养活7万人（包括职工家属），是安居乐业呀，就文革那么乱的情况下，工厂的小搁门边都没人拿，而且这个厂一年还能交税3000多万。企业办学校、医院、食堂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养活人，能达到这个目的不是很好吗？
改革到现在，我不管你有多少名词，人要吃饭，要住房，要教育，这是永远都不能变的，现在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老百姓找谁说话去？以前的老市长那是真为人民办事，现在呢，GDP增长全国倒数第七，也能吹成全国第五，明明就是“吹”吗。
如今政府办的医疗保险，纯粹就是欺骗工人。一是工人有12种大病能住院，要交700元门槛费，用什么药由医保局定，花5000能报2000就不错了，还必须是在规定范围内的药。二是与公务员相比极不平等，他们不用交押金，就先报掉80%，回单位又给报掉剩余部分的80%，即使不生病，医疗补贴都有上千元。再说退休费，人家事业单位是叫做“退休工资”，我们企业就叫“基本养老金”。谁对老百姓好，对工农兵好，谁就是好政府，就是民为本。凭啥说工厂办保障就不好，社会办就好？
问：有人认为，现在许多老工人怀念毛时代，主要原因是出于对现在处境的不满。你怎么看这个观点？为什么老工人都对毛时代念念不忘？
杨师傅：国有工厂建起来有我们的功劳啊，对国有企业我们有感情。现在才是真正养懒汉呢，以前只有几元的工资，工人也都抢着干。这不是怀念不怀念的问题，而是我们一直觉得毛时代好呀，在那个时代生活的时候，心情就比较愉快，现在没有幸福感，只有危机感。
怀念毛时代，也是因为爱国，因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如今社会分配不公，贪腐太多，社会秩序不好，工人境遇差。
秦师傅是东北&&电池厂的退休工人，50年代做化验分析工，83年退休。她说：在我退休后，单位开始发奖金，领导都给自己发，单位里就变成了“换一批领导少一批资产”。近些年来社会风气变化很大。原来我们那时候学雷锋很有劲，看见老太太上车人人都去扶，过去越穷越有劲；现在都没人这么干了，都是个人自己顾自己，街上打起架来谁都不敢上去拉。我们那时候思想觉悟高，钱多少都一样，现在就不一样喽。有人（指人际关系）就有钱，有钱就有一切。
以前银行不带枪，现在好多，都得用武警武装的车来接钱。早先东西放外面都不会丢，前些天我的车子放一宿，第二天就没有了。社会风气说到底不是人品质的问题，现在还是穷，这周围的人都下岗，都困难，只能去偷。
六、老工人到底有没有当家作主过？
问：很多人都说国企的工人根本就没有当家作主过。有人说那时工人“只不过能提个意见”，不能算做主，工人也不过就是干活，不管什么朝代什么时候，工人“只能想着通过什么途径增加自己的工资、改善自己的待遇，那就是最高的了。要想着当家作主人那是做梦，是办不到的。”您认为这种说法对吗？您对这一问题怎样看？
老工人赵师傅：那时候工人有权利，处理工人必须经过工会，工会最大的权利，就是你厂长不能随便处理、开除工人，必须经过工会、职工代表大会，要是通不过就行不通、你想开除也开除不了！工厂里的大事也都是在职工大会上讨论通过的。
林师傅：过去工人不但在工厂里有权利、在社会上也是最有地位的。那时候关于政治地位，上面提得也高，“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工人做贡献了，国家给予一定的荣誉，申报劳模，都是很光荣的。现在也有各式各样的劳模、代表，但无论是政协、人大、五一劳动奖章，性质都改变了，过去是一线工人占大多数，现在不是产业工人为主，都是些老板、管理层。共产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现在的组成成分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吗？私企老板，是剥削阶级、资产阶级，为啥都能入党？当政协委员还可以理解，但让入党在方向上就是错误的。
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有个发展过程，不是一开始就啥都有的。毛主席在九大结束后的一个报告里说，我们中国一大部分工厂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有一部分人，他们不愿意放弃“打天下、坐天下”的封建思想。那时候派工宣队到学校、政府机关宣传，工人的地位高，真正体会到“当家作主”。那时候从各个工厂、从农民当中挑选优秀的积极分子，不经考试直接送到学校进行深造，这打破了过去科举制度的那一套束缚人的内容。有实践、有文化的一批知识分子，从工人中来的，学习后又返回到基层做贡献，老三届都是骨干。这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个是靠精英、一个事依靠广大的工人群众自己，两条路线依靠的对象不同。过去培养人不是看谁记住的知识多——你学的知识再多，当个卖国贼害处更大，汪精卫就是例子——还有为谁服务的问题，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问题。
七、毛时代工人不自由吗？
问：毛泽东时代宣称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但是现在对这个提法很多主流学者都不认同，比如于建嵘在《安源实录》这本书里面就认为这个口号是毛泽东对工人的一种欺骗。更多的主流学者认为这个口号只是工人阶级自欺欺人的一种说法而已。不知师傅你们对这种质疑有什么看法呢？
周师傅在毛时代是技术人员，曾在市委、电力系统的领导岗位任职，改革后在电力部门某公司当总经理。周师傅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先笑着问我：小李，要是现在你工作了，你说你们单位会不会对你关心得无微不至？
我：呵呵，估计不会吧。
周师傅：你这个话也对也不对。如果你只是一个工人，那肯定不会。但是如果你是领导那就不一样了，连泡澡洗脚的钱都可以给你报销，你说这是不是无微不至！
为什么现在的厂对领导关心得无微不至，这说明了个什么问题？这说明了现在的厂是领导的厂，不是你工人的厂。哪个人当干部，领导说了算；厂里面的经费怎么用，领导说了算，甚至连账目都不公开；你要是敢提意见，马上把你开除。换句话说，现在领导是工厂的主人。主人不是一句空话，哪个有权力哪个就是主人。当时为什么说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因为工人有权力。
周师傅停了一下继续说：比如说人事权，这是一个工厂的核心权力。现在哪个人提干、哪个人下台是领导说了算，所以说现在的领导是工厂的主人。以前可不是这样哟，以前能不能提干那是要在群众这里过关的。
以前的干部产生是非常民主的。首先是在生产过程中发现苗子（工作积极、乐于奉献的人），然后政审。到了一定时候觉得可以了，就开始由组织部或是干部处（党政干部由组织部管，技术干部由干部处管）找群众座谈、了解当事人的情况，然后再把意见汇总讨论。三上三下之后&，再决定这个人是否能提干。不要以为座谈是走过场哟，我举个例子来说。以前棉纺厂有个女同志，各方面都很能干，厂里面想给她提干，就找群众座谈了解情况。结果很多人反映这个女同志脾气大，说话的时候经常说脏话，最后就没提成。
这时，梁师傅突然插话：小李，这个事情值得你好好的体会一下。群众反映她说脏话，结果提干就没有提成。这说明当时选干部那是非常严格的，不是你哪个领导可以随便安插的，在群众这里过不了关，那就不得行。
周师傅：你可以想象，通过这种程序严格筛选出来的干部，那都是群众满意的干部，群众不满意的选不上去。这些干部大部分都是从工人里面提上来的，又是群众满意的干部，那他们肯定是把工人的利益装在心里面的。
罗师傅：&&钢厂处级干部，80%都是从工人里面提上来的。当时提干是三上三下的群众意见调查，所以选出来的都是相当优秀的人。
贾师傅是老劳模，他说：当时的职工代表大会的主席团（职代会最关键的机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从工人中产生的。所以当时的职代会能够真正的代表职工的利益
问：很多人都说国企工人在毛时代不自由，不能自由流动，分配到哪里工作必须到哪里，没有选择。现在对从农村来的年轻工人宣传说，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的限制，使过去的农民进不了城，当不了工人，今天总算有进城打工的自由了，城市工人也不再高人一等了，所以国企破产工人才能获得自由，这体现了时代的进步。现在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您觉得在毛时代工作时是否是自由的？
这个问题刚提出来，工人们一下子就炸锅了，大家愤慨的说：咋不自由？！我们根本不接受！国家分配，咋不自由？这就是对你们的灌输、说我们过去啥都不好！
稍稍平静下来后，老工人凌师傅先说道：过去在安排、调动工作时，是很尊重个人意见，要征求工人自己的意见才能安排。你有困难，提出请求，比如夫妻两地生活的就马上能把你们调到一起，咋不自由？你住东郊，工作在西郊，生活不方便，就把你调过去。
老工人刘师傅：我是普通工人，当时我爱人在二电机工作，每天要推着个小车一跑几十里，挺困难。我和厂里一说，为了方便职工，就把她调过来了。这和领导一说就可以，只要找一次，领导很主动的就给你解决了，根本不是啥困难。这都为了职工的方便，给职工解决困难。现在都给你调回家了，可自由了！
老工人赵师傅：调动需要服从一定的产业、计划安排，不能无组织纪律性，调动过程有手续。相比之下，同行业的调动更加容易，调动有点难是跨行业的那些，比如你从重工调到商业，跨行业的调动是有一点限制。因为粮食局、劳动局都要根据计划控制指标和人口，一期是有一期的计划的，而且工厂要保持一定相对稳定性，不能你想去哪就去哪，这哪叫自由啊？这都乱套了、生产不出问题？这是无政府主义。如果你是技术骨干，你要随便走了那工厂怎么办？啥叫自由啊？想睡就睡想吃就吃？这就个人主义。
老工人王师傅：毛时代尽管不能想去哪就去哪，但工人调动确实是方便的。通过组织有计划安排，也只有通过组织才能调动——那时组织都是很积极地解决的，只要条件允许，就尽可能给你办好。
现在呢？屁大的事你要到处找人、托人，好几个月好几年都办不好。工人现在没有地位，在资本家的管理之下，你就没有任何权利，连基本生活都没有保证，叫你下岗你就得下岗，一句话就给你炒了。
凌师傅：有一个例子，拖电厂的钣金工自己到锅炉厂去了，他想转正。劳动局一查发现他是拖电厂的人，并没有法定手续离厂，让他回去补办手续，拖电厂还补了他三个月的工资。现在呢？你看李彦荣，老总说开就把她开了，这是啥事儿？劳动局都仲裁了、法院都判了，老总不让她上班儿她就不能上班，你说到底什么是自由？谁的自由？什么时候自由？
老工人陈师傅（女）：那时无论如何调动，工人的工资、福利都是有保证的，没有遇后顾之忧。你看我们厂，62、63年的时候效益出了问题，没有生产能力了，就把我们都借到其他单位去，阀门厂啊、针织厂啊都有，工资奖金照样拿。五六百人只剩下一百多。到67年文化大革命时，厂里的效益又转好了，就一边招工、一边把原来的工人叫回去，因为厂里是有专业技术、特殊工种的，一些车间还需要原来的老工人。但有些工人不愿意回去啊，比如阀门厂的20多个工人，还有针织厂的，因为搁那儿工作可习惯、可熟练，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劳资科就根据你个人的要求，重新安排人组织生产。
化肥厂杨师傅：我认为，在职业上“定终身”是有好处的，对企业有好处，对他自身的成长、学习也有好处。现在可以自由流动了，年轻人“跳槽”频繁，没有民族感，只有金钱感，一心追求享受，能有什么成就啊？
以前都是先国家、集体的利益，人民有民族感，国家有凝聚力，如今少数人财富增加了，整个社会倒退了，这是改革的成功吗？
问：在毛时代，存在一定程度的夫妻两地分居，因为工作调动比较困难，所以解决起来比较慢。改革后，有人说毛时代不人道。是这样的吗？当时夫妻分居数量有多大？
老工人林师傅当年管理过人事。林师傅说：当时我处理过夫妻两地分居的情况，调动是很方便的，都是照顾着工人的想法。只要符合条件、单位肯放你，一定会要。比如我们钢厂有个叫王玉的女技术员，她和她爱人原来是同学，毕业分配的时候还没谈恋爱，所以分配在两个地方，她爱人在广东，他们在那边结的婚。后来她爱人从部队转业到汕尾，两个人想在一起，王玉就给厂里打报告，组织部门汇报到党委、市组织部门，开封市政府就和汕尾相互联系。当时我亲自去把她爱人的档案调过来。两地分居的比例在我们这很小，1千多人的厂，就两个人有过这问题，一两个月就能解决。这是73、74年时候的事情。
电缆厂老工人丁师傅：有这样的情况，但尽量照顾，实在调不了的，有探亲假，除去路上的时间保证够18天。如果是厂里特别需要的人，这个问题解决得要快一些。企业照顾个人利益，但首先考虑的还是工作需要，厂里的问题比个人问题重要，哪个厂需多少人都是死数，有特殊情况可以调剂，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调走，必须还得有一个人来填补生产线上的空缺。
什么是人道？现在是可以自由流动，但对工人有什么好处呢？厂里的问题重要，工人集体的利益重要，还是你个别的问题重要？人道不是这么体现的。那个时候，工伤很少，厂里真正关心工人的生老病死，这才是真的以人为本。
问：那您对现在社会中&“工人的自由”怎样理解的？
林师傅：说我们那时候不自由，是为市场经济开脱的一种说法，市场经济下可自由了，国企工人都下岗回家了——想干啥干啥是吧？
郭师傅：你们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懂那个时候的情况，工人那时候可没有感到不自由，都对自己的工厂恋恋不舍咧，从来没有想过“不自由”！现在那些人到处宣传歪理邪说，年轻人就相信了，有不少年轻的工人也相信那时候没自由。你看那些人不说毛时代稳定，偏要说没有自由。你说现在工人可自由——到处去找工作、哪儿都不要你！可自由了，这是出卖自己的自由！
林师傅：你提的这些问题啊，是一些搞自由主义的人弄出来蒙混人的说法，你们没有经历过毛时代，是有些问题挺可笑。还有人说过去工资低，那时候那么好的生产、福利，你说工资低、过不下去，怎么说得过去？你改革开放的基础，就是这些过去利税上亿的企业，你说人人是懒汉，那改革开放到哪里去弄？
八、厂长负责制为什么不好？
问：改革开放前是党委领导，改革后是厂长负责制，为什么党委领导就好一长制就不好呢？厂长在改革前后一般也都是党委的成员，为什么前后会发是这样大的变化呢？毛时代使领导行为受到约束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
老工人田师傅：过去是党委负责制，厂长和党委是相互制约。但是从80年代开始搞厂长负责制起，就是厂长一个人说了算了，主流媒体不也说“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吗？确实是这样，他一个人说了算，没人监督、没人制约，结果他出了问题，整个厂就完了。这里每个厂都是这样。
九、过去搞民主管理是“走过场”吗？
问：毛泽东时代有“鞍钢宪法”，搞“两参一改三结合”，你能谈谈这个民主管理到底是怎样搞的吗？
王师傅是50年代的全国劳动模范，现年70多岁，解放前做童工，后进&&厂做电工，高级工。他说：三结合即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钨片的焊接技术，外国人用点焊，中国人用的不是点焊，我们焊的钨片会开裂，于是厂里搞三结合，要改进焊接方法，我们改进后比国外快了20多倍。我被评为全国劳模，1958年受郭沫若的接见。
老工人田师傅：过去脑体差别基本上不是太明显，脑力劳动在车间里有基层小组，在厂里面有设计科、工艺科。技术人员在产品设计出来后，一定要参与试制试验，在这个试制实验过程中，工人会主动地把他自己的看法提出来，比如你这个设计上有哪一点上我觉得是不太合理的、应该咋样改进，技术人员就会很虚心的请教听意见。
科室干部要经常地、规定的一个月经常下去劳动的。干部每周六下午都要参加劳动，如果到月底忙的时候也会参加。那时干部和工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创业》？我说一个很不客气的话，今天你们问的问题，对于我们老工人，有的问题就感到很可笑。现在打工就是让你听话，让你咋干你就得咋干、不干你走人。
老工人丁师傅：当时搞“三结合”，厂里有设计小组，那都是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搞出技术，到各个车间试运行，发现问题再进一步改进。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当时设计的这个预热器，给发动机预热的，原来厂里用的是苏联设计的，这个大，我们厂里设计的就很小（他边说边比划，表示小3/4左右），工艺都是一样，材料就节省了很多。这是车间一个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他领导一个设计小组，设计出来后经过两年半的实验，工人当然是参与设计其中的、参与实践，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
老工人李师傅：过去坐办公室的人都认认真真。现在说句不好听的，坐办公室的都不干事，这画画那描描。在鞍钢宪法实行之前，厂里的干部就以厂为家，参加劳动。干部和工人关系比较好，车间干部直接参与搞生产，不是和现在一样就在办公室里坐着。那时候干部和工人都是一条心的。过去的干部是带头干、领着干，要是有工人提他意见，他自己都要反省好几天，上级领导也要批评他，哪像现在谁提意见就让谁下岗。在四清的时候，我们厂有一个车间主任，工人提他意见，说他“没有工人阶级感情”，提了这意见以后，他那是不吃不喝、心里受不了啊，找工作组谈，说自己十四岁当工人，“说我没有工人阶级感情，太想不通”。他写检查写了两次还通不过，工人就是认为他没有工人阶级感情，不同意、让他继续检查，僵持了一年多。他越想越想不通，最后工作组提醒他，“你自己考虑考虑，工人为啥提出这样的意见？人家工人开着车床，你穿这白衣服往那一站，你想想看你这啥意思？”他说我又不计较，我就穿这衣服啊，工作组就提醒他“你不计较，但工人他怕把你这衣服沾上油渍啊，工人不愿意啊。”这下他想通了，这确实是脱离工人阶级、不团结劳动群众，他重新做了检查，给大家一读，工人就哗哗哗地鼓掌，大家都非常满意。下车间都穿工作服啊，你说你穿着一身很整齐干干净净的衣服（会给工人劳动带来麻烦）。所以那时候工人和干部都是很一致，都是想把生产搞好、把厂搞好。
老工人金师傅：过去厂里的技术革新，那都是“三结合”搞的。干部领着，或者支部、或者厂里的技术科领着，技术人员主要是从理论上研究完以后，付诸实施由工人来实践检验，看你这个方案适合不适合。那时这个“三结合”搞得真不错，基本上很少出现失误——理论有了、实践也有了、上面又有正确的领导，失误个啥？技术革新里还有不少工人单独发明的。早先一车间搞运输是人工干活，后来工人发明了用电器的传动装置，减少人的体力劳动、效率也提高了。这些都归功于“三结合”，技术人员、加上车间领导的支持、再加上车间的骨干力量，这样一合就把问题解决了。当时我们厂这样搞出来的技术产品可多了，相当多。
凌师傅：那时候大学毕业以后，出来都先到车间去当见习技术员，一定时间后再转成技术员。我们原来是个贫穷的国家，农业都不是很富，工业你想啥？所以提出工业技术改革、技术革命，效率就提高了。我原来是车间的一个领导，原来轧钢啊都是人工的，又热又累，我们就想把这个体力劳动降下来。有了这个想法，再加上技术人员的智慧，车间领导支持，底下的骨干人员、还有对这些方面有兴趣的人一起，结果就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研究出从加热炉里出炉通过轨道运到轧钢地点的办法，代替了人工劳动，提高了生产效率。
李师傅：当时工人和知识分子关系是很融洽的，一个国家没有知识怎么行？但是要看学的是啥知识、都用到哪了？你看这李鹏上新加坡学的高薪养廉，学的啥？车间主任工作都是单间、一人一套房！你说这是个人行为？这是受整个大气候的影响。
知识分子是随整个政治体制来实现个人才能的。现在大学生都是想的怎么去当官，这是最现实的。邓小平说干部要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实际是什么意思呢？文凭是个宝，年龄不可少，口才是关键，钱财比山高。你看那个发动机厂的技术员，半年里当上了副厂长、过半年当上市里主任，再过半年副局长、省委常委，现在全国妇联的主任，我是听过他的几次报告，那真是老太太的裹脚——又臭又长，就是那水平了。关键是你这知识分子到了大环境里，就只能变这样。
姜师傅是一位老八级工，也管过技术工作。他说：我们厂从92年搞承包制，效益开始滑坡。承包制把工人感情都给伤了，干活的拿10块，不干活的（指干部）拿20块，他们把功绩都拢到自己身上。在不搞承包制的时候，我对技术工作的要求较严格，谁不好好干就骂谁，但我管事的时候，从未扣过技术工人的工资，因为要从“利于社会、利于国家”的角度着想。承包之后，都变成“利于个人”了，动不动就扣工资，把人心都给伤透了。
原来工厂里，干部、技术员、工人的关系都很好，（外人看）在一起都区分不出来。大学生到我们这，都要先学习一年，因为大学生脱离实际，让其指挥的话非废了不可。理论上往往呱呱叫，实际没什么本事。大学生在这认一个师傅，记笔记、做工艺，头脑中才逐渐对生产有了概念，跟着干一年然后才提干。毛主席这么教育知识分子：学生要与工人相结合，向劳动群众学习。我们厂过去的干部，都是这么提拔起来的，这样才又有理论又有实际。现在的问题是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工人。像我们管技术的时候，都亲自到煅造岗位上去，了解工人的工作强度、每个人的工作能力，以此来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现在的干部根本不考虑这些，结果不断的窝工，一件事要反复干几次。
问：毛时代工厂经常开会，开这些会是简单走走过场，还是真的对维护工人主人翁地位有帮助？普通工人一般都参加哪些开会？在开会讨论时，大家提意见提得最多的是哪些方面？
电缆厂孙师傅：那时开会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以车间为单位的民主生活会，每个人总结自己的工作情况，安排下周任务，如果有未完成的，其他人帮忙完成，一周开一次。二是以厂为单位的生产调度会，也是每周一次，全厂各车间负责人参加，70年代的时候，厂长迟到都得交待清楚，并且要扣奖金，大伙儿的监督是很严密的。三是政治学习会，每天要抽一小时进行政治学习。
开会都在业余时间，不耽误生产。开会主要围绕生产，同时提高政治思想。各车间如何相互协作，生产程序上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如何完成生产任务，每天生产多少都是会上讨论规划的，都有记录，管理得很有条理。
田师傅：班组会是很经常的，一个班组大的百十个人，小的十几个人。大家每天开会都是很主动的，开工前布置一下工作：今天都是啥任务，工作完成的工时是多少——国有企业的管理都是有一套相当严谨的制度的，不是像现在宣扬的什么的“国有企业大锅饭、养懒人”，根本就不是这个概念！也不是有些人说的每天都是什么斗私批修，根本就没这回事儿。
过去财务有一个很严格的规章制度，超过一百元以上，必须用银行转账支票，不允许用现金购买。现在不要说一百块钱，一百万都可以变现。过去国家对全国工厂的管理都有很严格的制度。“开放搞活”，厂长想咋弄就咋弄。
金师傅：开会是工人当家作主的表现。工人最大的权利，就是你厂长不能随便处理、开除工人，必须经过工会、职工代表大会，要是通不过想开除也开除不了。那时候工厂里经常开会，生产会、行政会、党支部生活会，一个礼拜最少三个下午，再加两个晚上，两个晚上一个是用来开党员生活会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作自我检查，然后大家议一议。大家心里也不觉得烦，因为已经形成习惯了。明天有啥事了就开职工大会，事先有通知，开会是下午4点以后。
凌师傅：一般工人都是参加车间一级的管理。每个月下了一定的生产计划，尽量地减少浪费——每次讨论这个工人提意见的最多。
丁师傅：我给你讲一个厂办的笑话。那时候部里派一个农业局长来视察工作，厂办觉得不能叫人家喝白水，就买了两包茶叶一包烟，那时候这花不了几块钱。后来开会一说，职工发现按规章制度里不能报销，这个账一直挂到文化大革命，你看着规章制度严格不严格？你再看看，到现在报销大吃大喝的经费算个啥？
十、物质刺激符合工人阶级的要求吗？
问：有人说过去工资低，工厂里讲究“政治挂帅”，没有实惠；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涨工资，实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办法，待遇提高了，才符合工人的要求。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老工人田师傅：过去领导不让加班工人还自己愿意去，没有什么报酬也愿意去，加班不给钱的时候都抢着加班。这是啥呢？灵魂——政治挂帅。如果专为了钱，你看现在，工人都不去加班。
为什么一些老工人对这个改革满腔怒火？你看工人那时候工资有多少，高了也才八九十，可工人有39项福利，家属看病报销一半，光这一条你现在看看，不要说家属了，连自己都看不起，是不是？那时有各种补助——比如用电，一个灯就交一毛钱，房子坏了、家里家具坏了，一个电话就专门上门帮你修了，厂里有专门负责修的。你说我是该怀念那个时候的低工资，还是该拿现在这几百块钱？
老工人丁师傅：我来厂里的时候才16岁，拿几十块钱，那时候可以养活一大家人，现在呢？我拿一千多块钱了，可养活不了几个人。那时候干部和工人没啥差别，福利待遇都一样。
老工人李师傅：毛主席那时候工人和干部工资差不多，八级工工资一直在变，有过八十来块钱，八级工工资比车间主任高，厂长也不一定有八级工高。
老工人林师傅：我那时一天工作8小时，正常的都是8个小时。有时候有突击任务、特殊情况要加班，像58年大跃进的时候，工作12小时。这都是有突击任务、特殊情况。有一次三天三夜加班呢，那时候也没加班费、也没钟点费，但大家都愿意，没有说不干的。
过去干部和工人工资基本上差不了多少。邓小平搞工资改革的时候，提出搞行政管理的工资要多涨，干部工资就比工人高了。到江泽民时候，管理层成天了，整个地翻过来。
老工人李师傅：过去各种奖金的标准都有，看你生产的咋样、各种表现如何，不同时期标准也不一样。那时干部没有奖金，每月3块3主要给一线工人。文革期间没有取消奖金，但那时候都不提物质刺激的，奖金也很少，分一二三等，一等只有3、4块钱，而那时候工人最低工资也有3、40块钱，奖金只是个象征性的。评上模范就是发个奖状，鼓励你积极劳动。可80年代开始发红包了，就坏事了，红包不叫问，管理层拿多少、财务上批出去多少钱都不叫问。评劳模标准也变了，过去的劳动模范，都是工人，现在的都是些什么人？农村的至少是个乡党委书记，工厂都是大老板。
林师傅：过去工会管生活，搞职工生活。还有搞生产劳动竞赛，就是促进各个部门把生产搞上去。平时有啥困难，找工会。家里两口子吵架了，也是工会的事。
李师傅：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对工人是啥待遇，现在又是啥待遇。对我们这些老干部、老工人，都是“坚决打击一小撮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他们来抢工厂的东西还不让你说话，你说话就是闹事。实际上他们是贼喊捉贼。
刘师傅是一位退伍军人，他是自己工厂的第一代工人，经历了当年战天斗地的历史。他说：我们创业之初，刚来到这里时，“草比人高，兔子比人多”。那时的心情是创业心情，即使前面有炸药包，我也会把他举起来。同事间、职工与领导之间，彼此认为是革命同志，普通职工与干部一样，最起码，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厂能兴旺起来。大家都偷偷地干好事，半夜起来捡砖碴儿，天亮了不知道是谁做的。忙的时候，老师傅动员孩子老婆一起上。遇到什么大问题，领导会征求大家的意见。毛时代上大学不用花钱，上不起厂里也支持你。
说什么只有给钱才能刺激积极性，那是把我们工人阶级看扁了。以前，陈毅老总召开记者招待会，我们中国人真是有尊严。（刘师傅激动的站起来，说：“我觉得我能顶住屋顶！”）现在中国人的尊严都没了，给美国人、日本人欺负。目前我们厂的出路就是死，就是私有化。要我看，中国有两改：毛时代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是全民资产改为私有资产。“中国出了个邓改革，他把人民弄成空壳儿”，“大盖帽儿两头翘儿，吃了被告吃原告”，“让谁敢谁就干，不让谁干别吃饭”。怎样理解“猫论”、“摸论”？“摸着石头过河”——石头指金钱，河指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
姜师傅：64-78年，连着14年，我一直在写入党申请书，因为我向往共产党，但一直都没有发展我，主要因为我脾气不好，爱骂人，跟其他人总干不到一起去。后来风气坏下来了，是从上到下坏起来的，先是厂级、然后车间、再到工段、最后到个人，后来我一看共产党员都这样了，也不想入了。
韩师傅文革期间下乡，1980年进厂做冲车工。现在不满50，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他说：文革时，8小时工作外，人们不用打麻将的办法来消磨时光，而是想着怎样才能更好的作贡献。大家加班不为报酬，之所以这样，当时的大环境就是“人人为公”。人们虽然穷，但穷得有志气，相信国家在慢慢发展，有盼头儿。
王师傅：当年陆定一提出“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毛主席批评了他：“如果有人进行技术革新，把生产提高了很多，该怎么办？”&鲁迅本来去日本是学医的，结果他发现国人精神上的病比身体上的病更严重。为了使国人有觉悟，有政治头脑，他弃医从文。我们向他学习。贡献大了，共产主义早实现。
问：过去工厂里干部和工人关系怎么样？工人是怎样防止厂长和干部贪污行为的？
李师傅：毛主席那时候确实是大家没有利益冲突。工人工资待遇好，那就是现在批判的“平均主义”。现在工人的铁饭碗打烂了、平均主义打破了，管理层倒抱上“金饭碗”了！现在管理层都是放任自流了。贪污咋办？你看咱这刑法，贪污10万元以上最低是判15年徒刑、至无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判处死刑，实际情况是贪污几千万的都不死。
田师傅：看看现在这个腐败，就是因为政治没有放在第一位，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是一切为了钱，这就是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
李师傅：邓小平要学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李鹏当总理时候搞“村务公开”，后来又搞厂务公开，都公开了吗？允许工人查账吗？毛时代叫谁当会计，他还不愿意呢！运动一年半年来一次，大队会计们站一圈儿，大家围上去：“账目拿出来！”敢不老实？现在的财务科长，和老板一起可风光了。大面积开始腐败是邓小平南巡以后。以前也有腐败，朱镕基总理说过，腐败哪个国家都有，美国也有。但以前我们能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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