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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锛涓姐浜 冲洪瀵哄ぇ琛1 锛100120能成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我感到非常荣幸，这份荣誉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也属于全体制作班员工。 　
2005年以来，我们设备安装制作班全体员工优化设备管理养护方法，提高管理养护效率；加大管理力度，提升管理养护质量；公司各车间设备管理养护工作不断得到改善，逐步步入良性轨道。公司的发展让我成长，我不会忘记公司为我们的进步提供的广阔舞台；不会忘记公司为我们提供的良好工作环境。评一次劳模，当一辈子先进。我决心同制作班的弟兄们一起为公司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张倩 整理)韩靖宇（QQ:）
黄晶（QQ:）
　　沧桑劳模
&&&&&& 劳模，作为工人的典型力量，为我们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人们曾经豪迈地唱着“咱们工人有力量”，诚心向劳模致敬和学习。 　　本刊基于非常朴素的想法，还原了几个不同时期劳模代表的形象，并希望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社会变迁的大致脉络。 　　我们依然坚守劳工神圣的观念，虽然今天人们对劳工的定义多有不同。我们依然认为劳动光荣，因为在这个充满诱惑的社会，更需要那份朴实，那份感动。 　　 　　时代投影下的典型工人 　　李径宇 　　 　　说劳模，先得从五一节说起。 　　在中国，现在的五一劳动节，成了黄金旅游周。今年是1999年以来的第8个五一黄金周。是时，中国的山河湖海以及大城名镇上到处都挤满了人。这个劳动人民的节日被过得如火如荼。 　　120年前的这一天，美国芝加哥的工人正在流血和呐喊――争取8小时工作制。为纪念这一事件，1889年7月，马克思主义者主持的第二国际将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 　　由此可见，劳动节一开始是基于对人的身体权利的主张――人不能无休止地被资本势力所驱使――中国自从传人了马克思主义，就有人在争取这种主张的实现。1918年，有知识分子在上海、苏州等工人较多的地方散发介绍“五一”的传单。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工人群众举行了集体游行。那时候，有人意识到，工人是一种新的社会变革的力量。 　　8小时工作制，看上去是一种身体自由的主张，而一旦被上纲到意识形态，形成权利的自觉，就具有了革命性指向。很早前，中国孑L子的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成了统治阶层内部心照不宣的葵花宝典，事实上，如果普罗大众除了要吃要喝还要把吃和喝的身体的权利进一步制度化时，统治阶层就岌岌可危。 　　而在上世纪前半叶，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开始点燃劳动大众的反抗意识，给他们展示的前景是：人不再剥削人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美好的蓝图下，日渐聚集了大量的产业工人和传统的手工业制作者，以及农民。 　　由此，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联姻，掀起了巨大的身份认知和权利主张的革命风波。工人始终被推到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被认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是先锋队，正是以他们为主体的共产党一手缔造了新的中国。 　　1949年，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成立2个月后，很快就将“五一”定为法定的劳动节。工人阶级的地位，除党章里有了规定外，也以节日的形式宣示天下。劳模就是这个时候随之出现的。每隔5年的“5?1”，以国家的名义推选出的各条战线上的劳模，受到大张旗鼓的表彰。 　　劳模从字面上看，是劳动者的模范和榜样。劳动者在最初可以理解为包括工人和农民在内的无产阶级群体，是可以当这个国家的家，作这个国家的主的。 　　随着国家大政方针的变化，劳动者的身份内涵和社会分布在50多年来发生了几次变化。每次变化中无一例外地都有劳动模范脱颖而出。劳动模范，成了最具时代气质的公共人物。50年代产生了“铁人”王进喜和掏粪工人时传祥；60年代“农业学大寨”中的“铁姑娘”郭凤莲；80年代的劳模代表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修脚女工于素梅；90年代的劳动模范代表为北京公交售票员李素丽和搬掉废钢渣山的太钢工人李双良以及徐虎。他们无一例外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主人翁精神”。 　　五六十年代，在举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劳模是与劳动竞赛和计划生产联系在一起的，超额或提前完成“计划指标”的劳动者被大力宣传，拼命苦干的“老黄牛”成为典型形象。绝大多数劳模都是奋斗在一线的职工。他们都在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听党的话，完全服从组织安排，到哪个岗位都要散发光和热。 　　资料表明，1959年，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劳模会议，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汇聚北京――又称“群英会”。其中包括“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 　　而1960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文教群英会”上，“代表们来自全国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新闻等领域。劳模的评选范围进一步扩大。 　　在文革十年中，革委会主持大局，停止评选劳模。与此同时，许多劳模被当作“假劳模”和“工贼”揪斗出来，打翻在地。 　　1979年，中央政府明确对“劳模”和“先进”做了理论概括――必须是先进生产力的优秀代表，能体现社会发展的方向。此前，“老黄牛”式的劳模，以一线工人为主，特别是产业工人，文化程度都偏低，年龄都偏大。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全社会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的时代，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劳动者豪情万丈地投入到生产学习中去。知识分子被邓小平着重强调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劳模里于是出现了很多勤学苦研的人。比如，为研制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而英年早逝的蒋筑英；被誉为“中国式保尔”的航天专家罗健夫等。 　　1989年的全国第八次劳模会议前，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召开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的通知》，对劳模的评选标准做了规范，标准中对经济建设和科教卫体等领域做出贡献的人，有相当幅度的倾斜。这个标准被沿用至今。 　　从90年代中叶开始，评选劳模又体现出了这一时代的特色，有些地方取遮遮掩掩的方式去评，农村出来的民营企业家，就以农民的身份参评，在企业的，就以工程技术人员的身份参评。比如，广东就比较早地开始评选民营企业家、私营业主当劳模。 　　从一种激励机制来说，劳模是执政党给普通群众树立的榜样，部分功能用来指引各个时代“劳动者的热情向何处去”。 　　大多数劳模是亿万劳动者中的一员。时代选择了他们，把他们从茫茫人海中推选出来，被媒体塑造激活用以激励其他劳动者。他们成为我们社会几十年来的公共精神资源。他们与集体主义俱来的无我的人格力量，让那些最苛刻的人们也不好意思指责他们。比如80年代的劳模、修脚女工于素梅，在一家浴池工作，虽身患多种疾病，数十年为工人、五保产、军烈属等上门服务。她手提包里总放着一套修脚工具，无论是外出开会、作报告，走到哪里都为人修脚――类似这样的劳模很多，而对这样的人，谁好意思评头论足呢。 　　但自从2005年第13次全国劳模评选后，社会上对一些劳模的当选颇有微词。因为，太多的企业领导以及体育明星们都被当作劳动模范加以宣示。作为一种巨大的荣誉，劳模身份在市场化的今天，无疑能被转化为整合社会资源的有效工具。劳模评选，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激励和引导机制，在经济体制多元、价值观念多元的今天，面临挑战。 　　事实上，顺着劳模的推选大体可以看出，从建国前的产业工人，到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主流力量，到后来知识分子的划人定性，再到后来，社会各界的名流大腕纷纷进 入劳模范畴，50多年来中国一线劳动者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内涵发展。工人阶级内部，实际上出现了时代的分层。历史意义上的工人阶层似乎不合时宜――当年作为革命先锋队的产业工人，在建国初期，也曾作为经济建设的生力军，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这部分人在创造社会财富和对社会贡献方面已经远远地落在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后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的价值应该以货币的价值尺度来体现。 　　90年代以来，产业工人的一些工作逐渐被先进的机器设备所取代，每年有成百万职工下岗后找不到可供生活的工作。此间，虽然国家对劳模有一定的补偿机制，但社会上曾出现了老劳模下岗后因手艺过时找不到工作而卖勋章的事情。由于不能理解，也出现了老劳模在道德上瞧不起新劳模的现象。 　　上世纪上半叶，一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为了唤醒产业工人的反抗意识，做了很多启蒙性的工作。据史记载，1921年“五一”前夕，在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邓中夏等人创办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里，工人们唱起了自己新编的《五一纪念歌》。其歌词是：“美哉自由，世界明星，拼吾热血，为他牺牲，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扫除净，记取五月一日之良辰。红旗飞舞，走光明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贫富贵贱，责任唯互助，愿大家努力齐进取。” 　　应该说，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时隔85年后在今天的五一节，仍然有它的时代意义。 　　 　　田桂英：妇女的火车头 　　何晓鹏 　　 　　见到田桂英是在她女儿家，屋里挂着一张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一个年轻的姑娘身着制服，从火车头车窗里探出身来，表情坚定，目光悠远。车窗下是一面锦旗，上写：妇女的火车头。 　　如果没人介绍，很难把照片上的姑娘与眼前的人联系起来。56年前闻名全国的“铁姑娘”如今已经76岁了，看上去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 　　她是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在1950年评选第一批全国劳动模范时，是464人中的一个，那一年她20岁。 　　几个小时的访，田桂英始终面朝记者侧坐着，好像在开火车；这个姿势很累，她一次都没有向后靠过。田桂英说起话来语调和缓，多年前的往事仍然记得清楚。 　　 　　“我这人心挺野的，那时就想干点有技术的工作。” 　　为养家，田桂英13岁就进城当童工，直到17岁，大连铁路招工，她进了机务段。 　　田桂英出生时，上面有五个姐姐。一家人靠父亲打鱼为生。打着了就能吃饭，打不着就饿着，尤其是冬天，海面封了，渔船出不去，一家人就干挺着。 　　爷爷去世时，要送回老家下葬。田桂英的妈妈没有一条完整得可以穿出门的裤子，只好向别人借。等回家时，还没等进家门，就让人脱下去要走了。 　　“妈妈去世时还想着这事，为这事她羞愧了一辈子。”田桂英说，“姐姐们很小就出嫁了，那时结婚不像现在，嫁人就是为了向男方家要钱，嫁一个，生活就向前推一推，一点点维持。” 　　田桂英的人生改变就是日。 　　那一天，19岁的田桂英怯生生地进了屋，在女火车司机培训班的报名表上签了名。从那刻起，这个贫苦的渔家女开始经历另一种人生。 　　大连在1945年就光复了，之后一直处于前苏联的军管状态。机务段的段长李索夫就是个苏联人，培养女火车司机的念头就是缘子他，他觉得：苏联都有女火车司机，中国为啥不能有? 　　当时的中国，女人出来工作很少见，即便出来，结婚之后都回家当家庭妇女。包括田桂英在内，整个大连机务段只有4个女人，让女人去开火车，那更是破了天荒！ 　　这消息让田桂英寝食难安，她在职工俱乐部看过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苏联女火车司机，膀大腰圆、威风凛凛，田桂英很羡慕。 　　“我这人心挺野的，那时就想干点有技术的工作。”在进机务段之后，田桂英参加过共产党办的夜校，这让她的想法有了很大变化。吃饱饭已经不成问题了，她要做的是不再受男人压迫，证明自己跟男人一样行。开火车是个好机会！ 　　阻力很大！ 　　“她能开动火车?那要男人干什么?”“女人不在家里守妇道，去开什么火车，太不像话了！”从家人、亲朋到同事，没人觉得她能行。 　　“那时开火车不被人看成好事，事故多，撞人、撞车什么的，活又脏又累。我父亲坚决反对，他对我说：‘再咋穷，有口饭吃就行！我绝对不能让你去！’当时段里的男职工都反对，都说不能干。他们的实践经验让他们觉得女人干不了这活。” 　　田桂英还是报了名。但她心里也没底，不知道自己到底行不行，于是她干了一件事。 　　那天一大早，她到段里，见到司炉孙师傅。 　　“孙师傅，咱俩掰掰腕子，看谁有劲。” 　　“好！” 　　田桂英胜了。 　　“孙师傅，你觉得我这样能开火车不?” 　　“能！” 　　田桂英有信心了。 　　“那天啊，孙师傅下夜班，累了一晚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想起往事，76岁的田桂英呵呵笑。 　　就这样，田桂英跟另外8个姑娘成了中国第一批女火车司机。 　　 　　“那时谁也不敢说苦说累，就怕领导不要。” 　　10来斤的大平板锹，每3秒一锹炭分钟要投280锹。 　　投炭是给火车烧火。投出去的炭还要成簸箕形――中间低平四边高，这样火烧得才旺，火车上投炭不比平地，车身一晃，一锹炭全撒。就是铁打的身子，也让你累得化出水宋。 　　9个平均年龄20岁的姑娘就练这个，一练三月。 　　刚开始时，即使她们拼了命地干，顶多也就能撑100锹。一天下来都跟水人儿似的，回到屋里倒头便睡，第二天早上挣扎着起来。“真苦啊，那时谁也不敢说苦说累，就怕领导不要。” 　　眼看着她们的胳膊一天天粗起来。 　　但接下来的机车理论课又让她们“脱了一层皮”。9个姑娘，最高的只有小学文化，更有几个一天书也没念过，老师只能画着图给她们讲理论。 　　8个月零20天，中国第一批女火车司机就这样“出炉”了。“如按正常程序，培养一个内燃机车司机，光在讲习所就要学两年。”田桂英说。 　　因为田桂英毕业考核成绩最高，她被任命为司机长，她们的包车组被铁道部命名为“三八”号包车组。 　　从3月8日到8月末，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田桂英的包车组创下了安全行驶3万多公里、节煤51．76吨的纪录。 　　一夜之间，全国的报刊都在宣扬“三八号”包车组的光荣事迹，这些“铁姑娘”的故事被收入当时的中小学生课本。全国人民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女火车司机。 　　那年“五一”，田桂英被评为东北路局一等劳动模范。她的包车组开着“三八号”从大连出发，沿途运送200多名劳动模范去哈尔滨参加东北铁路劳模大会。途经车站站满了看热闹的人，他们都想看看女火车司机到底是个什么样。 　　 　　“那时我们无知啊，不知道总理只是在沈阳念过书” 　　1950年9月底，荣耀达到巅峰。 　　20岁的田桂英作为东北铁路工人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这是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第一次评选自己的全国劳动模范。 　　田桂英说，去之前她不知道会被评为全国劳模。事实上，后来几天发生的事，没有一件是她能想到的。 　　9月25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劳模代表聚集在中南海怀仁堂。田桂英被安排向毛主席献旗。为了这次献旗，田桂英想了好几天，她想对主席说点什么，最终决定祝主席身体健康。 　　结果一上台，激动的田桂英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淌，一直哭到下台，想好的话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更让田桂英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下午6点，会议组安排劳模们在北京饭店吃饭，在她那桌竟然有周恩来总理！ 　　“总理和我就隔着一个人，真紧张啊，想给总理夹菜也不敢。总理看出我们挺拘束的，就问你们是哪地方来的啊?我们说是从东北沈阳来的。总理笑着说，我也是沈阳人啊!他一说是沈阳人，我心里一下就放松了。哎呀，总理您是沈阳人啊?!那时我们无知啊，不知道总理只是在沈阳念过书。” 　　“总理就给我们夹菜。他对我说，田桂英，你最小，你去给主席敬酒吧。我也不会喝酒啊。总理说不要紧，让我代表铁路工人给主席敬酒。” 　　田桂英说她给毛主席敬酒时，心里害怕极了，硬着头皮去走过去，腿肚子都在哆嗦，敬完酒回到座位上时，她能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声。 　　从北京回来，田桂英生活就发生了改变。她不但作为中国青年代表访问苏联，还成为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战士的精神榜样。 　　1952年底，“三八号”包车组解散了，田桂英和她的女同事被送到学校补习文化。1955年，田桂英考进唐山铁道学院，在机械系学习蒸汽机车理论，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铁路局机务处当工程师。 　　十年之间，田桂英完成了一个从贫苦的渔家女，到全国人民的楷模，再到大学生、工程师的转变。这一切变化始于日那一天。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情况下把我推上去了” 　　田桂英是1985年退休的。 　　对于很多人来说，她的一生值得羡慕。但田桂英说，直到退休之后她才觉得当劳模是个好事 　　“上大学时我就跟人说，我要是结婚有小孩，绝对不让他当劳模，把工作做好了就行，别当劳模，当劳模压力太大了。” 　　“一开始是不懂什么叫劳模，自己被选上了，也不知道大伙为什么会选我。那时被选上了我还特别害怕，不愿意当。担心啊，老开火车哪能不出事?出事后怎么向组织交代?” 　　这种压力不只在工作上，年轻时的田桂英不会想到，她直到35岁才会结婚。这个年龄即便放到现在也很晚了。 　　从参加火车司机培训开始，田桂英和她的包车组就被禁止淡恋爱，找对象得要领导批准。 　　“现在一想，上当了!那时人都听话，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也不分析领导说得对错。等到同意你找对象时，跟你差不多年龄的人都已经成家了。所以我们这些人啊，找对象不是比自己大很多，就是找了个小女婿。” 　　最热火朝天的十年也是寂寞奉献的十年，紧接之后，劳模这种荣耀到了文革时期反而成了她的“罪行”。 　　在那年月，黑白颠倒，田桂英被扣上“假劳模”“假党员”的帽子下放了；工厂开会时，糊好的高帽等着她戴起来接受批斗；连俄语都不会的她还被人说成是“苏修特务”。就是在那段日子，田桂英扔掉了她所有的奖章、奖状。 　　“你问问那些劳模，在那个时候，谁把当劳模看成是光荣的?” 　　这一切直到文革结束才改变。风平浪静了，当劳模光荣的感受又慢慢回到田桂英的心里。“我原来都不想当这个劳模了，压力太大了。别人能做的事我做不了。可现在我当这个劳模我感觉挺光荣的，党和人民没忘了我。现在大伙都宣传劳模精神，劳模也受了尊重，感觉当劳模还是好的。” 　　现在的田桂英每周都要去位于沈阳北运河的劳模物业公司，从家到那里需倒两次车，一个半小时。膝部的骨质增生让她走起路来有些痛苦，但从1997年到现在，她从未中断过，她和众多退休劳模一起做着北运河的绿化保洁工作。 　　田桂英还经常被邀请到学校、社会单位去讲述她年轻时的故事，但当劳模的苦处她从没说过，她说这一生得到的远比自己付出的多得多。 　　“我做的那点工作要拿现在来比，算个啥啊。我有今天，只不过是刚解放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情况下把我推上去了。我做的那点事不值得一提。” 　　 　　“毛主席的恩情永远也报答不了” 　　问：你无疑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劳模形象，那么，在你看来，劳模的标准应该有哪些? 　　田：我感觉，当劳模是就是要全心全意为党工作，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那么个想法。像我们小时候在旧社会就是受苦的，突然能吃饱饭了，就觉得应该好好工作，报答党。解放以后我感觉党给我自由了，毛主席和党的恩情我永远永远也报答不了，就要把自己所有的劲都用到王作上。 　　问：那么，据你观察，有没有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劳模?能否举例? 　　田：你看我们过去的劳模，比如铁路上的，养路大王某某人、操作大王某某人、调车大王某某人，你选出来之后确实能站住脚。一提起这个人，大家就知道是淮。现在这些劳模一年两年行，过一段大家都忘了，站不住脚。 　　问：有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和体育明星，当上了劳模，你认为，作为劳模，他们和你有什么不一样? 　　田：那绝对不一样，咱们过去的那些劳模那真是实干出来的。现在劳模我看……有的说是花钱买的，咱倒不知道真假，现在当劳模容易，填个表就是劳模了。那时候人的思想特别朴实，领导说什么都听，不管你对不对，也不分析，叫干啥就干啥。 　　问：你认为，劳模对公众的榜样作用，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 　　田：不如以前了。过去的老劳模即便去世了，他在别人心里还是劳模，能树立起来，这些劳模都是干出来的。那才是真正的劳模。现在的劳模有几个能树立起来的?现在的工人没有把技术钻到底，他说不出来一套东西。 　　问：作为劳模，你感觉，真实的你和媒体宣传报道中的你的形象，有没有区别? 　　田：没有，他们基本上都是根据我讲的报道的。 　　问：宣传报道对你的日常生活有哪些影响? 　　田：也没什么影响。看到有报道了，他们有人会打电话来，“哎呀，在报纸上又看到你了”，有的说你真行啊。也有看法不一样的，比如看到开大会把我们请去了，就说“平时一点好处也不给你们，到开会了用到你们让你们去了”什么的。但我不这样想，我总觉得我现在对党没有贡献，党没有忘记我、人民没有忘记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问：你觉得用以前那种方式现在能选出真正的劳模吗? 　　田：选不出来，真选不出来。 　　问：能不能采用民主推选的方式来产生劳模呢?为什么? 　　田：这个我也说不好，我退休20多年了，对这些也不知道了。你说让大家选，干得好的人不宣传大家也不知道啊。比如徐虎，电视一宣传大伙都知道，觉得这个同志太了不得了，我也在衡量自己，徐虎做的一些事我就做不到。但电视要不报道他，别人也不知道，没法选。 　　 　　傅海泉：国家是自己的 　　孙　展 　　 　　76岁的傅海泉还是习惯别人称他“傅师傅”，因为这样“显得亲切”，并且让他还能感觉到老工厂里那种浓浓的人情味。而对于“先生”这样的叫法，他怎么也适应不过来。 　　当了50年的劳模，经历的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改变，但有很多习惯已经无法改变了。 　　 　　印记 　　这个习惯只不过是时代留下的印记之一。在他那七八平米的小客厅里，记录了50年来每个时代的典型印记。 　　客厅的北墙上有一张单人半身照，照片上的小伙子神情坚定，身穿一件军装式样的制服，照片用当时流行的人工方法涂成彩色，人物面部呈现出舞台妆才有的大红色，胸前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奖章。那是傅海泉1959年第二次当选全国劳模时的照片，当时的他29岁，刚刚干完了热火朝天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信心百倍地进入“大跃进”时代。 　　几张大合影都是黑白色的，画面的背景大多是北京或江苏省的某个著名建筑。数百人密密麻麻，但又错落有致地排列好，清一色的暗灰色中山装，清一色庄重又略带骄傲的神情，就这样被定格在1960年代的某个时间。最长的一张照片甚至接近半米，被主人细心地用镜框镶起来，当数百人用一个眼神整齐的盯着到访的客人时，“集体主义”一下子成了一个被形象化的词语。 　　傅海泉递过来的茶杯，用毛笔简陋地画了一幅水墨画，旁边写着“纪念四?○一大会战，1978?9”的字样，这是他所在的无锡动力厂在1970年代末搞的一次技术攻关后留下的纪念品。 　　沙发和桌椅已经破旧不堪，是1980年置办的，“没办法，给孩子们，他们嫌太旧不想要，只能留着自己用。”傅海泉说。相比之下，1992年买的一台21寸的彩电还算是这个屋子里比较时髦的物件。 　　而最能反映出时代气息的则是几年前为庆祝和老伴的50周年结婚纪念而照的婚纱照，照片里傅海泉穿上了西装，而老伴则是一袭白色婚纱，两人相伴而立，安详而温暖。老伴是无锡国棉一厂的工人――这是50年代经典的家庭组合模式。 　　两人于1954年结婚，当时正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记者让傅海泉回忆一下两人认识的整个过程，老人想了想说，“也没什么特别的，那时候大家都忙，结完婚就赶快忙着到厂子里加班去了。” 　　 　　劳动 　　在傅海泉的时间表里，劳动的状态是一种常态，这样的常态保持了数十年，直到现在，已经退休很久的傅海泉还要找一点事情去做，因为“习惯了，停下来就难受。” 　　傅海泉的劳动生涯应该从9岁算起，因为父亲早亡，他和姐姐进了无锡一家工厂当童工，每天工作在15个小时左右。1946年，16岁的他进入无锡利丰机器厂当学徒，3年后满师。这是一家私营工厂，主要利用简单的机床加工生产面粉机。傅海泉所掌握的最基本的工业技术就是在这家厂子里学到的。 　　1953年，工厂接到一批援朝用的坦克活塞的订单，这对于还要靠烧柴带动生产机器的小厂来说，无疑属于“高精尖”的产品。只有2级工水平的傅海泉在机器面前钻研了两天，琢磨出一种多刀切削的刀架，不但顺利地解决了产品加工的难题，而且数倍提高了生产效率。从那以后，傅海泉一发不可收拾，每年都要改进数十项生产技术，到1997年，他完成的技术革新达到了1000项。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身为普通工人的傅海泉也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过去，他完成了一半的工作量，而到了两年半的时间，他的整个五年计划都已经完成了。这个“用两年的时间干完五年活”的人震动了周边的人，傅海泉被推选出来成为无私奉献的工人楷模，并最终在1956年成为了全国劳动模范。 　　1956年，工厂“公私合营”，傅海泉正式成为国营工厂的工人。在傅海泉的回忆里，那是最忙碌也最充实的一段岁月，每天吃过早饭就匆匆赶到车间，而加班简直就是最为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通常的情况下，晚上8、9点下班算是比较早的；遇到生产任务比较紧张的时候，甚至会整夜不休。 　　傅海泉曾经有过两天两夜连轴转，不眠不休的纪录。当时工厂要加工一批柴油机，为了完成高产指标，傅海泉带着一个班的工人进行突击，当干到第三天中午的时候，傅海泉突然感到自己胃部有些疼痛，他没有太理会，继续开工。但到了当天下午，傅海泉因肠梗阻发作晕倒在了车间里。 　　 　　变奏 　　那些在这个时代已经有些不可理解的行为，在傅海泉看来都是非常正常的举动。“很多人已经不能理解，我们那个时代的工人为什么要拼命干活而不要一分钱的额外报酬，其实就是觉得国家是自己的。”傅海泉说，他觉得工人地位最高，最受尊敬的时代也正是那时。 　　拼命般的苦干带给傅海泉好名声，也给了他无数的荣誉。从1954年当选无锡市劳模开始，到他退休为止，劳模的荣誉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只有文革十年停止评选劳模时成为空缺。而在1956年和1959年，他两次当选全国劳模，1960年还作为中国工人代表出访了东欧六国。 　　那时候，傅海泉不但是无锡市的一张名片，在全国机械行业里也是有名的“江南刀具大王”。在这个行当里，他和哈尔滨苏广铭、上海朱大仙、沈阳金福长等刀具名手们，都是那个时代众人敬仰的对象。 　　这位曾经赫赫有名的全国劳模现在已经少有人知。在打听去他家的路上，这样的情景不时出现：“什么?劳模?不晓得，从来没有听说过?”被问及的路人大多一脸茫然。 　　傅海泉心里也清楚的知道劳模这些年在人们心中的变化，但他不愿多提。2004年，江苏省工会邀请一些劳模开会，散会时，工会的人让一位私企老板劳模用车顺便捎傅海泉一程，但是这位劳模却未曾理会，扬长而去。这件事给傅海泉带来不小的伤害，“这样的人都是劳模，别说老百姓看不上劳模，连我也会看不上劳模。” 　　好在这样的事情并不常发生，省市有重大庆典的时候，他还是会经常被邀请去作为嘉宾。每当这个时候，傅海泉非常珍惜自己在公众面前露面的机会，前一天晚上，他都会提前将自己的制服准备好，并将上面的20多枚奖章一一整理一遍。“中央对劳模是重视的，我不能败坏了这个形象。” 　　也正是顾虑劳模的形象，傅海泉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发财的事情。1980年代，江苏的乡镇企业兴起，但是这些小厂大多技术力量薄弱，于是像傅海泉这样的国营大厂的技术骨干成为他们竟相邀请的对象，每逢节假日，傅海泉都要到外地去帮助这些厂子解 决技术难题。事毕，这些企业也都毫无例外地送些钱物给他，但他什么都没要。“当时在我的观念里就没有劳模收钱的想法，这要是传出去，我都没法见人。” 　　1993年，傅海泉退休，劳碌了一辈子，终于有了大把的闲暇时间。聘请他去做技术顾问的厂家更多，这位固执的老劳模也开始慢慢有了一些改变，接受了付出劳动应该得到回报这个基本的市场观念，“其实说是这样说，遇到熟人根本不好意思谈钱的事情。” 　　现在他被一家光学仪器企业聘请为技术顾问同时兼任独立董事，一个月的报酬是600元钱，“就是实在闲不下来，想找些事情做做。”傅海泉这样解释说。 　　 　　“我们那个时候是干出来的” 　　问：在你那个时代，评选劳模需要什么标准? 　　傅：不出废品，提高生产效率，在政治上要进步，按照党的指示去做。联系群众，关心群众，你不关心周围的工友，只是自己技术突出也是不行的。 　　问：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和体育明星，当上了劳模，他们和你们有什么不一样吗? 　　傅：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完全是干出来的，要踏踏实实地劳动，不在劳动中干出真正的成绩，是没有人认可你的，就是当上劳模自己也不好意思。劳模劳模，就是劳动中产生的模范，现在选一些有钱人当劳模，很多人都是用嘴吹出来的，我看不上他们这样的劳模。 　　问：劳模对公众的榜样作用，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是什么原因? 　　傅：劳模是一种榜样，过去的作用要大一些，现在很多人不相信劳模，为什么?就是因为很多劳模不是劳动中干出来的，人家不服气你，你的行动不是带头搞好劳动，怎么能给别人做榜样。 　　问：现在，全民所有制企业越来越少，个体私营企业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还需要推选劳模吗? 　　傅：劳模是需要的，就算是打工的，也需要榜样，也需要工人和工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劳模的作用一个是榜样，给别人带头，一个是推广先进的生产经验，但是现在的环境就是很多人只顾自己，很多人没有当劳模的资格，也不愿意当劳模。 　　问：劳模的推选机制是否合理?你觉得劳模应该怎样产生? 　　傅：我们那个时候，要当劳模先要过小组关，你在小组里劳动不是最积极，技术不是最好的，这一关就过不去。过了小组关之后，才是一层一层的推荐，最后选出的劳模都是实实在在的劳动者。现在很多地方评选劳模，实行的是指标制，不管够不够劳模的水平，先要把人选出来，这样为了完成任务来选劳模肯定不行。 　　选劳模就是要从劳动者当中选，由劳动者来选，这一条什么时候也不应改变。 　　 　　祁如琴：绚烂一瞬 　　丁尘馨 　　 　　事隔17年，祁如琴还不时地会向上高中的女儿提起，当年她在北京短短一周的经历。那几乎是她51年生命中最激动最华彩的时光。1989年国庆，她因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和2700名全国劳模、先进一起参加在北京举行的表彰大会。 　　那年，她34岁，是福建省当年最年轻的全国劳模，也是三明纺织厂的第一位全国劳模。 　　 　　“干一行，就去爱一行” 　　时间再往前回溯20年，1969年，当14岁的祁如琴同哥哥弟弟、妹妹随父母从福廾[被下放到位于福建山坳深处的沙县农村时，并没有想过自己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转折。她只记得，从县城到他们落户的田坑大队，还需要一两个小时的车程，没有到过如此偏远农村的妈妈哭了一路。 　　到了1975年，父母亲带着弟弟妹妹被允许返回福州，哥哥也因招生回去了，剩下祁如琴一人，她和其他20多名知青一同着急地寻找着能够返城的渠道。这期间，有过一些企业来招工，名额都被照顾给了年龄更大一些的知青。直到1978年。 　　这一年，三明纺织厂来到祁所在的大队招工。虽然，坊间一直流传着“男不进矿女不进纺”的说法，来形容女工在纺织厂的辛苦，而且三明市与她家所在的福州距离遥远，可已经23岁的祁如琴还是非常渴望得到这个机会――成为工人，是只有小学文化的她恢复城市人身份惟一的途径了。 　　因为平时表现很好，她被村民们一致推荐而顺利拿到了这个惟一的名额。11月11日，祁如琴成为了三明纺织厂当年新招职工中年龄最大的挡车工。同年12月，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改革的尝试也轰然开始了。 　　刚进纺织厂的挡车工，没有不哭的，包括祁如琴。经纱车间里布满了轰隆的织布机台，每一名挡车工需要不断地巡回在5部机台之间，以最快的速度把纺出的断线接上，以保证每一股纱锭随机器持续正常地出纱，而单一部机台就有450锭纱。上班8个小时，眼、脚、手都必须不停地运转，还要行动迅速，才可以应付。当祁如琴带着以前生产队的姐妹到车间参观完，她们坚决表示，“我宁愿当农民，也不愿意当挡车工”。 　　不过，祁如琴没有这么想。就像她在生产队时就是每年的“五好社员”，在祁的观念中，“再辛苦，既然干这行，就要爱这一行。”她这一“爱”真是爱得彻底。她开始琢磨，“为什么别人能做得既快又好?”她仔细观察“老”工人怎么做，下班后，干脆把一锭纱带回宿舍，苦练接线头的手法，甚至在党员学习班的课堂上，在探亲回家的火车上，她都手捧着纱，随时随地“练功”。 　　不到半年，她的技术已经非常娴熟了。厂里于是把她调去挡纬纱，这比挡经纱的要求高得多，去挡纬纱的都必须是技术过硬责任心强的挡车工。很快，在纬纱班的月度测评中，她每次都在5个小组里排名第一。班长也因她沾光，月月都和她各分得奖励给第一名的1块钱奖金。 　　从此，又快又好地纺纱，几乎成了祁如琴全部的生活和所有的兴趣。她乐于去研究，如何才能以几乎完美的手法保证纺纱的质量。她甚至担心中午吃饭时为她替班的工人，或与她接班工人的不用心，打破了这种完美形成的过程。于是，中午吃饭时，她不再吃喜欢的菜，因为那个嚼起来慢，她最常点的是豆腐，因为“这个吃起来最快”；她还不厌其烦地为下一班的接班工人配好粗细不等的纱锭，并且详细交代这些纱锭对应的衔接处，只有这样搭配纱锭，纺出纱的速度和质量才是最佳的。 　　因为担心机台织布离开自己的视线出问题，祁如琴还训练出自己8小时上班时间不用上厕所的“本事”，一直到退休都如此。挡车工还有一个特别辛苦的地方，就是上夜班。很多挡车工困得不行，借口上厕所，哪怕在厕所能睡上一会也愿意。而她上夜班时，会先冲上一杯很浓很浓的茶带去。每到困得感觉日光灯都在旋转的时候，她就盼望着摞纱工快点来，摞纱工一来摞纱，她就去帮忙，人一动就不困了。要是摞纱工不来，她就自己找事做，哪怕把已经很干净的机台反复地擦。千方百计，就是为了不打瞌睡。 　　事实上，“追求完美”并不是祁如琴的性格。她最看不惯的，是一天到晚把家里收拾了又收拾的人，她甚至认为，一直忙 不完家务的人都“有病”。她对家里的标准是：差不多过得去就可以。 　　 　　曾经眩目的青春 　　三明纺织厂的前身是上海市第26棉纺织厂，1970年才迁到三明市，厂里的老工人几乎全是同原厂一起从上海迁来的。所以，像祁如琴这样新招的福建人在这个厂里反而成了不折不扣的“外地人”。可是，上海的老师傅们却很快喜欢并接纳了祁如琴这个“外地人”。 　　2年的学徒生涯她只用一年就提前转正定机了。转正当年，祁就被班长推荐评选上当年的“厂先进”。从此之后，她几乎囊括了每一年的“厂先进”“厂劳模”“三八红旗手”称号。她的照片常年挂在厂宣传橱窗的最前面。 　　1980年的一件事情，让刚进厂不到2年的祈如琴在3000多人的纺织厂声名远扬，也开始了她职业生涯的“光辉”岁月。 　　那时，祁如琴的这几个机台，一直出坏布，每个班组的情况都如此，厂里的技术员和工人都没有查出原因。当年还是新工人的祁也在一旁悄悄地观察。当她怯生生地把她猜测的一个故障原因反映给一位技术员时，年轻的技术员没有当回事；她不甘心又提醒给了另一个老技术员，老师傅当真把有疑似问题的纱进行检测，结果果真如此。困扰大家一个多星期的难题竟被刚进厂的小丫头给发现了。接着，她又发现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新加的机油粘在了粗纱上引起的。厂里立刻决定，几十年不变的滴油程序从此取消。 　　第二天，厂部红榜通报表扬了祁如琴和老技术员。成就感冲击着刚刚进厂的祁如琴，每天她都会有意从红榜前面经过看一眼，然后再心满意足地开始一天的工作。从那时侯起，祁如琴的名字就不时地出现在厂里的红榜上。包括： 　　1982年、1983年，三明市劳模。 　　1982年，“省级操作能手”。 　　1984年，省五一劳动奖章。 　　1988年，全国纺织部的劳动模范。 　　1989年，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人大代表。 　　1995年，福建省十大杰出工人，等等。 　　所有获得的荣誉中，让祁如琴最为骄傲的，就是1989年国庆期间，她因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到北京参加表彰大会。北京的那个星期，在之后17年间，反复重现在她的记忆里；也成为其不厌其烦讲述给女儿的“经典”。 　　出发去北京那天，厂里职工敲锣打鼓地用小车把戴着大红花的祁如琴送到火车站。在三明火车站和福州火车站，也都是锣鼓喧天地欢送一起动身的劳模们，大家把他们送上北上的列车。祁如琴至今还记得那种略带晕眩的既兴奋又光荣还羞涩的感觉。 　　全省69名全国劳模和先进包下了列车的一节车厢，车厢里，桌子全用簇新的白布铺着，桌上摆着热水和花生瓜子；他们去吃饭时，还有专门的乘警为他们看着行李；其他车厢的人纷纷议论着，“这车都是劳模啊”。这个场景永久地停在了祁如琴的记忆中，这种礼遇她从没有碰到过，之后不曾再有。 　　这次把全国劳模和先进个人汇集到北京的宏大的表彰大会，是事隔30年之后第一次，1989年，国家急需通过一些积极正面的人物事迹，来凝聚和振奋全国人民的精神气质。这使得这次的表彰大会显得格外隆重而特别。 　　在表彰大会上她看到的一言一行，一景一物，都像定格的画面在日后反复出现在祁如琴的回忆里。特别是当看到中央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等出来讲话，学生拿着鲜花在台下面欢呼时，她只记得自己脑子一片空白，双手一直在鼓掌，泪水不自觉地充满了眼睛。 　　表彰会后，组委会还安排大家参观长城、故宫等各个旅游景点，在劳模们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天空中燃起了欢腾的焰火。 　　从北京回三明以后，祁如琴和其他省的几名全国劳模被安排到一些企业演讲。他们站在台上，接受着台下诸多学生的热烈欢呼，她感觉自己的手在发抖，眼泪再次溢出了眼眶。 　　那时，省、市里大小报纸都以重要篇幅报道他们的事迹。 　　从此之后，在三明纺织厂所有人的口中，“祁如琴”的名字被“劳模”取代了。 　　 　　90年代，与厂共荣辱 　　1989年秋天，是纺织工人、全国劳模祁如琴生命乐章的最高潮，也几乎是由中国纺织行业代表的国营企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前最后的美好时光。 　　90年代以后，由于“宏观失控”以及种种原因。中国纺织工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经济效益不断下滑。从1993年开始，国有企业连续6年亏损，一度出现了全行业亏损。在这期间，“纺织工业”被称之为“苦菜花”的同义词。纺织工厂成为高中、中专学校毕业生最不愿意去的行业。 　　1994年，全国百名劳模受全国总工会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45周年观礼，祁如琴也在受邀之列。那时候，厂里的经济状况已经很不好，为了给厂里省钱，她选择坐火车来回。在她从京返回、出福州火车站等公共汽车时，行李箱被偷了，里面装着祁的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奖状，和领导人的合影以及全国人大代表证、身份证等等，她急得当场就哭出声来。几经查找未果。就这样，代表一个劳动者生命历程中最辉煌时刻的历史物证，以这种突然的方式永远遗失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劳模”带给祁如琴的美丽光环逐渐消褪，当年的荣耀与欣喜也慢慢淡去。虽说1983年，关于省级劳模可升学深造的规定出台；同年7月，如何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及改善住房条件也被写入文件；1989年全国劳模大会之后，国务院又决定为该年获得全国劳模称号的职工每人晋升两级工资，但只有小学文化，1989年时已年过30的她已不符合深造条件，惟一得到的“实惠”是，晋升两级工资，即每月增加30多元。而这两级工资的“实惠”在拿了四五年后，也随着1994年厂里进行工资改革，一并被取消了。 　　尽管如此，自获得全国劳模之日起，祁如琴就决定“这是厂里给我的荣誉，我要为工厂服务到退休”的想法依然。那个时候，虽然厂里很困难，厂外私人的纺织企业又想高薪聘她，她还是留在了飘摇的工厂。 　　从1995年开始，中央提出三年压掉1000万旧纱锭，分流安置120万下岗职工的目标，这个数字占国有纺织企业员工的四分一。一批中小纺织厂关停并转，为数众多的纺织职工纷纷下岗(上海纺织工人成为上海第一批下岗工人)、转岗。 　　到了1998年，三明纺织厂开始实行“压锭减员”，根据其中一项政策，凡年满40岁，可以提前退休，而对劳模的退休政策更为优厚，祁如琴动了退休的念头――她这样的经验和年龄，正是私人纺织企业最需要的角色。厂里许多纺织女工也趁此机会纷纷摆脱了这个辛苦的行当，偌大的车间一下子没有人了，原来五六十个人的一个班组只剩下十几人，因为女工走得太多，工厂竟到了无法正常运转的地步。厂领导找到祁，说“厂里现在非常困难，你这个劳模也是厂里培养的，现在厂里需要 你，你先留下来吧。”祁答应了。 　　1999年，纺织厂实行第二批“压锭减员”。分厂厂长又找到她，说“不要走，和我们一起干”。祁只是有点担心这个厂子会不会倒掉?可还是留了下来。她留下来的任务就是集中培训新招来的员工，使她们迅速能够上岗。一天八个小时，除了吃饭，她必须在轰隆的车间里不停地在讲。 　　因为用嗓过度，几个月后，她声音全哑了。医生告诉她，如果再不静音，可能从此失声。为了保住嗓子，她决定教授时尽量小声。 　　2000年，厂子还是倒闭了。原三明纺织厂改制为三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原先国有企业的标志性身份――劳模，在新的公司里，不复任何意义。也就是说原先厂里针对劳模的种种优惠，包括退休补助将不再有。 　　面对新公司，这个80年代的老工人又一次答应了领导希望她留下的请求，并打算投股5000元，“帮助公司”重新开始新的职业历程。 　　这时，福州家里打来电话，父亲中风在床。 　　 　　在新世纪被遗忘 　　真正让祁如琴下定决心回到福州的，是2000年福建省的一纸新政策。政策规定：凡老知青退休或单位倒闭的，户口可以迁回原籍所在地，家属可以一同迁回，孩子必须18周岁以下。为了孩子有更多的升学就业机会，她决定举家回到福州。 　　这可能是第一次当厂里和家里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她选择了家里。因为公司没有了40岁退休的优惠政策，她只能办理“内退”，“内退”工资每月300多元。而如果1998年她办理退休的话，退休工资超过千元。 　　刚回到福州，他们一家三口、父母亲、哥哥和弟弟的两个家庭一起挤在2间各16平方米的房间里，那是1974年父母亲从沙县返城后福州市政府提供的。现在这里是福州仓山著名的棚户区(贫民区)。 　　后来，政府给每产增补了一间房，祁如琴一家三口终于拥有了一间11平的小屋。三间房的租金是每个月60元。在那个狭长小屋的左侧纵排放2张床，16岁女儿的床靠里边挨着窗户，祁如琴两口子的床紧贴着门边；屋子右侧，并排摆着一个宽不到1米的旧式衣柜和一张老式办公桌。这便是他们家的全部家当了。 　　现在，祁如琴每天的主要任务是照顾母亲(父亲去年去世)、自己一家三口、以及哥哥弟弟及妹妹的三个孩子共7个人的一日三餐。 　　回到福州6年，祁如琴和周围五六十户棚户区的邻居已经很熟识了，可是很少人知道，年轻时的她曾经是福建省最年轻的全国劳模，曾经拿过一名劳动者能拿到的几乎所有大小荣誉。现在她和周围邻居一样，平日里总是穿着拖鞋和便服，谈论着刚刚上涨的煤气费和油价，细心照料着全家人的起居饮食，像上班一样准时。只有当她谈起在工厂时的情形时，你才从她神采飞扬的脸上看到不同于其他妇女的生动和――骄傲。 　　如今，她和那段“辉煌”历史仅有的关联就是，每年年底，三明市总工会都发给全市各劳模200元的补助，2年前，这笔钱被集中发放给特困的劳模，从那年起，她能拿到三到四千元的“特困补助”。去年春节，祁如琴收到4000元钱补助时，还特地打电话回去表示感谢。 　　去年，祁如琴年满50，办理了正式退休手续，每个月可以拿到920元的退休金。已经买断工龄的丈夫，现在在家附近的一家小厂打临工，工厂一年中只有半年开工，一年下来能赚上3000多元贴补家用。现在，他们家花销最大的项目就是上高中的女儿。她说，女儿很懂事，知道自己家经济情况不好，从不会吵要买很贵的东西，平时里，她时常还会跟女儿提起当年她在北京开表彰大会的情形，以及她印象中17年前首都的模样。 　　采访末了，她略带羞涩地跟记者说，其实她最大的愿望，除了供女儿顺利读完大学外，还想拥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房子，还想买几件象样的衣服――近20年里，她几乎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所有出席表彰会的衣服都是她向亲戚和同事借的。 　　祁如琴说，她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得劳模或者先进，所以之后也从没有想过要用这些荣誉为她换取什么。对她来说，“劳模”已经是过去，是只剩回忆的历史；对政府来说，她又何尝不是“历史”?当记者致电三明市总工会打听祁如琴近况时，得到的回答是，“她已经没有任何宣传价值，你们不用再找她了”。 　　 　　“我觉得现在的劳模都是假的” 　　问：在你看来，要当上劳模需要具备哪些标准? 　　祁：我根本不知道要什么标准。反正我就是这样干活的。哪里有按照评劳模的标准去干活的。 　　我觉得(劳模)在厂里干活肯定要干得比别人好。做工人的(当劳模)，第一个肯定操作技术得过关，技术不好，再肯干也没用。还有就是思想好。 　　问：你知道的有没有不符合劳模标准的劳模? 　　祁：怎么会没有。底下的工人都在讲(这些)。 　　像大家议论1995年(我们厂里)评出的那个全国劳模，就说，祈如琴是苦干(得到的劳模)，他是“巧”干。 　　问：一些私人企业老板和体育明星也成了劳模，你认为你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祁：姚明，也是靠他的技术(比别人好)获得的劳模。因为分工不同，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劳模，我是这样认为。在他那行，他干得好，当然该得劳模。 　　私营企业老板，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说他怎么是“干得好”呢?反正我是想不通，老板当劳模，人家都不会相信。 　　虽然也不是百分之百这样，但老板当劳模，十个有八个是投机取巧当上的。他们当上劳模，生意就好做了。 　　问：你认为劳模的榜样作用是越来越强，还是更弱了?你当时感觉自己有起到榜样的作用吗? 　　祁：现在没有榜样的作用了，以前真的就是这样(起作用的)。现在人们都忘记(还有)这个了。 　　我没有想到过要去做榜样，但是我做出来以后，人家就认了――“哦，劳模是该这样的”。 　　问：你觉得当时对你的报道和实际情况一样吗? 　　祁：他们做的报道也都是根据厂里报的材料写的，差不多就是这些内容。我当时被评上的时候，我们厂里书记就说，“我们这个劳模是没有水分的”。 　　问：现在，在和人闲聊或别的什么场合你还会提到你曾经是全国劳模的经历吗? 　　祁：我从来不提。不好意思提到，提它有什么用呢?人家会帮你什么吗? 　　问：你认为现在还需要劳模吗? 　　祁：现在许多国有工厂都没有了，私人企业怎么评劳模?要评的话都是这些工厂的老板，按上缴钱多的，评劳模。所以现在评劳模，我都……我觉得那些都是假的。 　　 　　徐虎：老矣 　　文　晔 　　 　　“找徐虎，呼他呀，他手机不开的。”拨通128寻呼台，想起曾经大红大紫的寻呼业，记者不由得寻思，难道徐虎还定格在1996年? 　　日，中宣部发出了向徐虎学习的通知。在上海中山北路房管所当水电工的徐虎，一夜间传遍全国，大家记住了 “徐虎信箱”，记住了“辛苦我一个，幸福千万家”的承诺，记住了这个二十年间利用业余时间给群众抢修的好人。 　　2006年4月，徐虎指着只有10平米的卧室，向记者描述了当年的盛况，“3月，中央八大媒体就在这间小屋里扎了根，一聊就聊到晚上两点多，焦点访谈的记者知道我爱喝酒，专门夜里2点拉着我喝了一回，说是这样出灵感。” 　　当然，爱喝酒这事没上报，没上电视，但是徐虎却被塑造成了一个“可亲，可敬，可学”的典型。 　　 　　口头禅――“没用的” 　　成为劳模整整10年了，对于改变他命运的这件大事，徐虎略带自嘲地说：“都过去了，过去了。前一段《往事》节目来采访过我，你看，都上《往事》了，是不是有点过气?” 　　过气是什么味?在徐虎宽大、整洁、略显冷清的办公室里，记者隐约嗅出来了。 　　身为西部物业集团的物业总监，徐虎的工作却少得可怜。概括来说包括“行风建设，调研，带徒弟，处理群众来信”。司机更直白地告诉记者：“我们徐总没有审批权，没有决策权，也就是我这辆别克君威能供他调遣，算是科级享受处级待遇吧。” 　　曾经二十年间没有休息日的徐虎，就这样闲下了，他的口头禅变成了“没用的”。 　　走人自家小区的大门，徐虎为乱哄哄的环境不好意思起来，并且一口气说了几条改进的方案。他在这个小区里已经住了20多年，当年，大家喊一声“虎子”，他就弯腰给老邻居修马桶。现在，这个小区归物业公司管了，而该公司就他这个物业总监的管辖之下。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好好管管，他只轻声说“谁听呀，没用的”。 　　徐虎家的阳台堆着各种杂志，这两年，凡是跟物业管理有关的书籍杂志他都收集了，还写出厚厚一叠有关物业管理的文章，“我这个修理工也抓起笔秆子了”。看着A4纸堆起半尺高的文本，徐虎颇有些得意，但是自从《物业管理条例》颁布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投稿了，“已经定了，还怎么改?”更何况，建设部里还有他的朋友，他怎么能拿自己的观点唱反调。 　　一间冷清偏僻的饭馆，徐虎请客多半在这里，据说这是下岗劳模开的。说起市领导每到“五一”总要给困难劳模送上米面和200元钱，徐虎有些激动了“我真想跟领导说说，能不能不提贫困劳模了，过去劳模们流血流汗，现在却要他们为这200块钱在电视上流泪――”哽住的徐虎不说了，仰头吞下“庐州老窖”压住话头。 　　记者不由想起那个最经典、最招牌式的劳模形象：徐虎戴着1000度的近视镜上门帮居民修马桶，正低头蹲在马桶边鼓捣，业主不慎将他的眼镜剐进了马桶里。徐虎费了半天劲把眼镜从马桶管道里掏出来，业主连声道歉，而徐虎只将眼镜在水里涮了涮，重新戴上，笑了笑，像什么都没发生似地继续工作。 　　如今那个满脸笑容的房修工徐虎已经消失了。今天的徐虎，成了眉头紧锁的物业总监。在记者对他整整一天的采访中，他很少露出笑容，常常陷入长久的思考之中。 　　 　　“磨人”的10年 　　“磨人呀。”徐虎的老朋友这样形容他的蹉跎岁月。 　　1996年，面对雪片般飞来的求助信，徐虎为难了，他硬着头皮挨个回信说：“房管局现在改制了，是西部集团下属的物业公司了，我不能再拿公司的材料给你们无偿修理了。” 　　1999年1月，徐虎成了西部集团下属徐虎物业公司的副董事长。然而，在这个风光的晋升背后，却有他的委屈。徐虎的朋友对记者讲了实情：1999年在上海投资开发房地产的湖南三湘公司指名要徐虎去管理小区。当时他其实想跳出来单干，但是集团不同意，集团说，是集团培养了你，你的荣誉是属于西部的，要走就不要用徐虎的名。就这样，徐虎留了下来。 　　这个副董事长只干了3年，现在徐虎还津津乐道。他给记者讲起当年的宏大理想――关于“本帮物业”的实践，不过最后的结论却与现实有点脱节――“每平米才收八毛钱，怎么管，要想达到这些老百姓的标准，得收别墅价(3元以上)。” 　　“本帮物业”的想法没实现，但徐虎的金字招牌依然亮。“三湘”本来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又赶上上海房地产的低潮期，然而用徐虎晶牌促销后，一个月内销售出去50％多。当时上海有一个说法，上海每天卖出的房子中，就有一套是“三湘芙蓉苑”。 　　2002年，徐虎物业改了洋名威斯特物业，徐虎也从公司调回了集团。一时间，媒体哗然，大家纷纷质问，徐虎精神过时了吗?事过境迁，徐虎能告诉记者的仍然是客观原因――公司合并而已。 　　此后数年，徐虎就干着务虚的总监，在《物业管理条例》颁布以后，他连调研的活儿都懈怠了。不过，徐虎还是2000年、2005年的全国劳模，作为劳模代表出席各种活动已经成了他的日常工作，他淡淡地说“这都是形势需要”，“我的贡献就是徐虎公司(现威斯特物业)的超常规发展”。 　　现在没人叫他“徐师傅”了，当年受他帮助的那个残疾家庭如今也失去了联系，“徐总”对着墙上和江泽民的合影喃喃地说“贵在坚持呀”，“坚持”――这是江泽民给他提的十三个字的结尾。 　　 　　五年后的悬念 　　“您现在的个人品牌价值是多少?”徐虎不说话，半晌才说：“哪能提那个，不是成了向集团要挟嘛。”这是徐虎本色，下海多年，他仍然是个不会拒绝别人的好人。比如，李素丽在皇城根底下请他喝北京名小吃“豆汁”，明明受不了那股“馊”味，他还是喝了一大碗。 　　2002年，徐虎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以无形资产人股，分别享有徐虎东部公司和哈尔滨徐虎公司10％和20％的权益。这两回体制外的合作，现在看来并不成功。 　　徐虎东部公司是三湘老板在2000年和徐虎的第二次合作，主要负责“三湘世纪城”的物业管理，由徐虎担任法人。 　　意外的是，今年1月18日，三湘物业公司整体接管了“三湘世纪城”。交接过程中，还差点引发了徐虎公司的46名职工上访，业主对徐虎公司未公开账目的行为也颇多抱怨，甚至有网文发到政府投诉网站说“管管徐虎吧”。 　　提起“三湘”徐虎说，“他们做大了，房子不愁卖，就通过暗箱操作挤走了我。”提起那些骂徐虎的业主，他说“我也通过朋友去打听了，他们对物业公司有意见，但是对我徐虎还是认可的，毕竟不是我直接管的”。 　　同样哈尔滨徐虎公司也是麻烦缠身。 　　反过头来提1999年的事，当年没从体制里跳出来，徐虎为自己的优柔寡断懊恼过，不过“现在看就不是了”。今年56岁的徐虎，说自己已经没有那个心了，一是岁数大了，一是物业行业现在竞争太激烈，太微利，太不好干了。 　　不过一说到退休，徐虎又展望起来，“说实在的，离开西部集团，好多地方都想要我呢，我还没想好。要是能干我还想多干几年。” 　　临别时徐虎说，“要新闻，你5年后再来，我还有很多故事讲，还有很多想法说。” 5年后，徐虎这个名字将不属于西部集团，不属于劳模群体，而只属于他个人了，60岁的徐虎要怎样大干一场?正所谓，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令人莫名感伤。 　　 　　“劳动人民的界限大了” 　　问：你无疑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劳模形象，在你看来，劳模的标准应该有哪些? 　　徐：劳模的标准总是在变，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劳模，总之社会缺失什么就选什么，这都是形势需要。1996年宣传我的时候宣传的是一种精神，爱岗敬业吧。2005年很多企业老板走上了领奖台，他们遵纪守法，纳税，解决就业，这也是当今需要的。小平说“知识分子也是劳动人民嘛”，劳动人民的界限大了，模范跟过去也就不一样了。 　　问：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和体育明星，当上了劳模，你认为，作为劳模，他们和你有什么不一样? 　　徐：2005年我和姚明、刘翔一起代表上海当选全国劳模。表彰大会时姚明没来，刘翔领了奖就走了。当然，姚明、刘翔、企业老板都是我们社会需要的人，他们或者得了金牌，或者扩大了税收、解决了就业。但是，1996年选我这样的普通劳动者还是对的，所谓的榜样必须得是可以学习的，是年轻人通过自身努力可以达到的标准，我是一个普通工人，我在千万次重复的工作中，得到了社会认可。相比之下，年轻人要达到刘翔、姚明那样的成就，光有努力是不行的。 　　问：你认为，劳模对公众的榜样作用，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 　　徐：过去劳模还当过副总理呢，说实话，对那些劳模来说，有点难为他们了。现在讲政治文明了，这种事越来越少了。现在劳模的榜样作用当然是弱了，但是劳模还是应该存在，这对青年是一种引导，因为不是谁都能当刘翔，当明星，毕竟普通的岗位占到60％左右，还是劳动最光荣，劳动能改变我们的人生。 　　问：作为劳模，你感觉，真实的你和媒体宣传报道中的你的形象，有没有区别? 　　徐：我是个普通人，我的事都是平平淡淡的，要是那样写出来，还有什么号召力?报纸上写的事情都是有的，他们要把它拔高一点，那是宣传的需要。上海人都是很挑剔的，要是无中生有，他们会说闲话的。 　　劳模的压力是有的，因为你不能让政府失望，组织失望，群众失望。现在我还戴着和以前一样的眼镜，还用呼机，还坐公交上班。也许有点刻意，但我就要让人感觉到，徐虎还在那里。 　　问：你觉得，能否采用民主推选的方式来产生劳模呢?为什么? 　　徐：我自己就是在1984年被群众选出来的。1984年，四个系统通过媒体评选“服务之星”，非常荣幸，我被附近的居民选出来了，我对他们服务好，关系也好。选劳模，是应该是这么搞，但是工作量太大了。 　　2005年，我当选全国劳模，是组织推荐。如果让我自己报名，我不会去，比我做得好的人太多了，但是组织需要，还是选我。 　　 　　王璞：新劳模 　　唐　磊 　　 　　王璞，北大纵横管理集团的首席合伙人，2005年当选全国劳模。 　　现在，“全国劳动模范”被排印在王璞名片上17个职位的首位，“我早年在电厂上班，一般人对劳模的向往不会像我那么强烈地崇拜、尊重和激动。”王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5年初，北京海淀区工会要求王璞准备材料(参评全国劳模)，“中间过程评选可能很繁琐，但具体怎么评选我不是很清楚。”王璞地对本刊说：“接到了三个通知，一次报名，一次说我通过了，一次通知去开大会，中间就是照了个相，历时两三个月。和面试还不一样，面试还要自己亲自去。” 　　北大纵横集团地处中关村，这是国内知识分子最集中的一个地区之一，是IT行业、通讯行业、研究院所、大学集中的区域，王璞觉得，知识分子的劳模精神谈得少，远远不如在石油等行业，这是今后要调整的，“为什么在中科院里头不能像首钢里那样对劳模进行崇拜”。 　　 　　新型劳模 　　作为一家专业咨询公司的总管，王璞当选全国劳模被更多的人(包括王自己)看来是国家从粗放型经济到可持续发展转型过程中，对劳模评选的变化之一。中华全国总工会经济技术部副部长王新卫总结的2005年劳模评选特点中提到：“随着社会发展，过去认为只有出力气的才是劳模，现在真正出苫力的不多了，更强调动脑，苦干还要加巧干，推出了更多是知识型的劳模。” 　　王璞也认为，自己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当选的。 　　1996年6月，即将从首届北大首届王商管理硕士毕业的王璞和几位同学带着300万注册资金，注册了第一家本土管理咨询公司。目前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为国内近三分之一的国内500强或上市公司提供过咨询服务，“我们是这个领域国内目前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公司。”王璞介绍：“简单说，我们就是企业、企业家、企业发展的保健医生，所有企业发展要思考的问题，我们都要帮企业家来思考，出主意，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战略怎么走、营销方案怎么安排等等。”目前，北大纵横拥有多家多种类型的咨询公司。 　　王璞说，全国劳模是对他个人工作成绩的认可，也是社会对现在知识服务业的一种认可。“实际上从十六大报告中能看出来，当时报告里写了这么一段话，对我们鼓励很大――劳动不仅包括体力劳动，还包括脑力劳动。” 　　被定义为新型劳模的王璞认为，与过去的老劳模相比，自己的生产条件和社会环境更好，国家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知识的力量，更加强调技术含量、知识的价值。“过去我们实际上是粗放型经营，是低成本、低附加值，要转向为依靠高科技、高智力的投入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必要更加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劳动者，政府也需要让劳模精神在知识分子中发挥影响力。” 　　 　　“从劳模角度来采访我的媒体届指可数” 　　作为上世纪60年代生人，王璞从小就对全国劳模有崇敬之情。而获得这个称号后，王璞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之前相比没有什么改变。 　　“我没有做过报告(劳模报告会)。”王璞说：“对于针对我当劳模的采访不多，真的不多。你这次来也是屈指可数的。” 　　王璞说，自己在去年劳模颁奖那天感动了三次，第一次，看《共和国的脊梁》晚会上反复播放的铁人王进喜跳进泥浆的镜头；第二次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说的“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报告；第三是周围的其他劳模让他觉得很舒服，很亲切的感觉，“虽然和他们交流很少，没有什么聊，只是开会，但还是被这个全体所感动。” 　　当选后的王璞回到中关村这块他的“地界”上，并没有掀起劳模的旋风。“我个人渺小，只有熟悉我的人知道。还得靠国家和媒体推广。”王璞说：“如果我们大学、研究所能像石油、钢铁界一样对劳模熟悉、崇拜、学习、向往，就好了，” 　　“我把得劳模的奖金给大家分了。”在公司里，也没有因为王璞得了全国劳模而产生轰动，王也照常一样一年中有一半的 时间在外出差，上班的时候早上第一个到办公室。“对我来说，当劳模前后没有任何变化。”王璞说：“我们的远景是成为中国最受尊重的大型咨询企业。当我们‘纵横’二十岁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二十岁企业里的最具影响力的企业。” 　　按照传统的劳模形象，就应该有光辉的镜头――王进喜跳人泥浆，李素丽搀扶老人，在记者的要求下，王璞讲了一个关于自己的“镜头”――2005年刚当选全国劳模时他讲过一模一样的故事：2003年的某个周五，刚出差回京的王璞连夜同两位同事驾车前往呼和浩特，准备出席次日的一个巡回报告会，王将作为主讲人。但夜里12点，在张家口地段，王的车与一辆大货车发生了严重车祸，直到周六中午，受轻伤的王璞和重伤的同事才被送到北京积水潭医院，而当天下午，王璞带伤飞往呼和浩特，继续参加会议。 　　“我是想说，在责任心、事业心这两点上，新型劳模和老劳模是相通的。”王璞说：“你想想王进喜还有什么故事能被人们记住，就是那个跳进泥浆的瞬间定格，宣传了他50年都没有(其他事迹让人记住)，我能有吗?” 　　“王进喜就跳进泥浆这一点，实际上就是他的一生、他的每一天，如果你把我刚刚讲的车祸描述透了，你就等于当年写王进喜那篇的记者了。”王璞说。 　　 　　“家人看我也很正常” 　　问：你是这个时代的劳模形象，那么，在你看来，劳模的标准应该有哪些? 　　王：劳模的核心标准一直都没有太大变化，就是奉献、拼命工作、身先士卒、战死疆场，就是大禹冶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现在的区别是伴随着中国经济从粗放型经营转向集约型经营，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引起了劳模精神和劳模影响力的扩展，过去劳模在研究所、大学等行业里的影响力和在石油、钢铁行业里相比差得很远，现在也要让它形成被尊重被知晓。 　　问：据你观察，有没有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劳模? 　　王：其实我和他们接触都并不多，没有太多的熟悉机会，因此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不符合劳模精神的人成为劳模。 　　问：私营企业的老板和体育明星，当上了劳模，你认为，体育劳模和你有什么不一样? 　　王：当时我不知道有争议，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俩(姚明、刘翔)是不是当选，如果是，我觉得非常应该。准敢跟他们比，他们在本领域里付出多少！ 　　问：你认为，劳模对公众的榜样作用，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 　　王：我感觉不明显，是不是就算是弱一些了。 　　现在又是信息爆炸，相对弱化了，原来我们就能看到那几条新闻，现在的聚焦程度没有那么高了，价值观分流了。对权威的崇拜度也在下降，今天要树个雷锋、树个王进喜，能树起来吗。要想恢复到以前的程度是不可能的了，我们也要面对这个现实。 　　问：作为劳模，你感觉，真实的你和媒体宣传报道中的你的形象，有没有区别? 　　王：形象没有差别，很本色的。当选后单位没有庆祝。就像你朋友或同事是劳模，你又会怎么样呢，你最多调侃他一句。家人看我也很正常。 　　问：现在，全民所有制企业越来越少，个体私营企业越来越多，还需要推选劳模吗? 　　王：当然要。劳模精神是人类最推崇的追求，人不仅应当为生存劳动，而且应该为兴趣劳动，为整个社会劳动。所以永远要推崇这种精神。 　　问：你觉得，劳模的推选机制，是否合理，有没有可能用民主的方式推选? 　　王：我不知道具体评选程序，所以没有发言权。但我作为管理专家来看，任何评选都是，第一、让你知道有这个评选，第二、报材料，第三，根据制定好的条件看你合不合格，合格就通知你当选，再通知你参加大会。这不光是劳模评选，任何一个评选都应该这样。 　　 　　体制转轨中的劳模命题 　　秋　风 　　 　　劳动模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哲学命题的产物。 　　文明离不开人的努力。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劳力者不被认为是多么高尚的事情。到了20世纪中期，“劳动”才在中国被上升到一种神圣的地步，尤其是最原始的体力劳动。导致这一转变的是一个哲学命题：劳动创造人类。于是，每个渺小的个人通过劳动历史，文明及人类的终极命运建立了一种神秘的联系。当时国家的政治安排则使得劳动被化约为最底层民众的简单体力劳动。 　　这确实是一种全新的观念，这种观念与制度安排让那些从前无人关注、从事体力劳动的普通民众产生了强烈的自豪感，并从普通工人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劳动模范，他们成为50年代全社会的英雄。 　　 　　作为一种动员工具的劳模 　　但从经济学角度看，劳动模范评选活动其实是那种体制下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一种必要的资源动员手段。 　　当时实行的计划体制、及国有企业，从根本上是缺乏效率的。因而，经济增长只能依赖要素的大量投入，甚至是不计成本的投入。而从事简单劳动的体力劳动者是当时最现成的要素资源。而且，在那种大锅饭体制下，促使个人努力工作的激励是匮乏的。 　　评选劳动模范，提高体力劳动者政治地位，则可以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第一，更多劳动力被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尤其是妇女被从家庭中动员出来，整个社会的劳动参与率大幅度提高；第二，通过劳模的激励作用，维持人们的劳动热情，并大幅度延长人均劳动时间。于是，在当年生产效率并无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正因为此，在那个建设的年代，劳动模范对于国家实现其政治与经济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国家当然也给予他们以令人羡慕的荣誉，经常也给他们以丰厚的奖励。在个人荣誉，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直接与其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完全对应的体系中，这种奖励通常就是“提千”。 　　很多劳动模范从普通工人，甚至是那个时代的“农民工”，成为工厂里的干部――在当时的公有制经济下，工厂里的干部就是国家干部。而随着他们从工厂的劳动模范一步步地升格为省、部、甚至全国劳动模范，其中不少人顺理成章地成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或工、青、妇组织的领导人，有的甚至进入党政机关，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干部。 　　这是不少劳动模范的仕途之路。他们中最成功的人士甚至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这种奖励模式一直延续至今。其中某些人也曾经在历史的风雨无常中遭遇过冲击，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中有些人被指责为“工人贵族”。到了80年代以后，权力更容易商业化，因而，在权力不受约束的官场，走入仕途经常会诱惑那些劳动模范走入人生的歧途。一些从劳动模范起家的人大代表、党政干部也在贪污腐败、滥用权力。 　　当然，这类劳动模范毕竟是极少数。进入仕途的机会是稀缺的。 　　事实上，为了确保企业的生产效率，政府也不可能让劳动模范都脱离原来的劳动岗位，政府还指望这些劳劝模范给其他工人起带头作用――在国有体制中，普通 工人似乎总有偷懒的强烈动机。大量“级别”比较低的劳动模范，仍然在生产活动的第一线从亨普通劳动。 　　正是他们，从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强烈地感受到了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变动的冲击。 　　 　　劳动模范的三重冲击 　　这种冲击其实有三个。第一是知识对于劳动的冲击，第二是市场体制的冲击，第三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冲击。 　　诚如秦晖先生所说，中国50年代的经济模式并不是严格的苏联模式。苏联模式强调专家治厂，推行的是厂长负责制，强调专业人员在企业经营、管理、生产中的作用。中国模式则带有更强烈的军事共产主义色彩，更强调政治与道德动员手段，评选劳动模范、并将其树立为社会的楷模，就是中国式经济增长的一大特征。强调专业知识与强调道德境界这两种理念，在中国一直存在冲突，表现为围绕着红与专的长期辩论。 　　从7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包括管理专业技能和技术知识――在社会福利分配过程中的权重越来越大，这里所说的福利是广义的，既包括工资收入，也包括荣誉、社会地位及提干、提拔的机会。执政党通过对政治理论的改造，将劳动者的范围大幅度扩展。 　　到80年代，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而国家所放弃的权力，归企业管理者享有；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当然也是由企业管理者所支配。 　　因此，从80年代开始，劳动模范中，工厂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的比例大幅度提高。而且，因为他们掌握着专业知识，因而，他们通过劳动模范荣誉获得政治升迁的可能性，远远大于那些同样是劳动模范的普通体力劳动者。对于后一类劳动模范来说，世界已经倾斜了。 　　更大的冲击还在后头。劳动模范是国家控制经济时代，国家用于动员劳动力投入、提高劳动参与强度的一种手段。劳动模范完全出自公有制企业，而这类企业先天存在效率缺陷，多是靠着包括评选劳动模范在内的种种子段，才勉强维持着其生存。到了90年代，这些企业终于大面积陷入经营困境，无法继续维持生存。政府不得不进行改革，安排这些企业关停并转，破产倒闭。对于普通劳动模范来说，世界真正地变化了。 　　那些掌握着知识的劳动模范们毫无困难地就与市场接轨了。他们依靠管理知识或专业知识，在市场中照样可以获得收入、荣誉与社会地位。事实上，到90年代以后，格局已经倒转：劳动模范的荣誉不过是对在市场和科学技术领域中取得成功的人士的锦上添花而已。没有这一荣誉，他们仍然是明星，其人生几乎不受任何影响。 　　但那些就业于国有企业、身为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模范，境遇则大受影响。国有企业进行调整改革过程中，并没有为他们特别地设计一个避难所。他们跟普通工人一样被工厂管理层和相关政府部门按照自己的原则处置。于是，他们中不少人下岗待业，甚至失业。由于国有企业的衰落和倒闭，他们的社会福利也大幅度减少。 　　 　　劳动节应成劳动者权利节 　　国有企业工人、尤其是劳动模范们的一些抱怨是可以理解的，但平心而论，他们之所以跌入目前的处境，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因为，这种荣誉本身是一个缺乏自我维持力量的经济体制内部的一个辅助性动员装置。之所以需要这个装置，仅仅是因为整个体制是低效率的，因此，必须靠权力的介入，通过自上而下的评价体系，以道德与政治荣誉来激励工人努力工作。过去评选劳动模范是低效率经济体制在别无选择下找到的一种替代性激励机制。 　　今天的市场体制尽管还远没有达到健全的程度，但效率已大幅度提高。其秘密正在于其有效的激励机制。在这种体制中，劳动已经褪去了其政治与道德色彩，而成为一种单纯的谋生手段。 　　在劳动模范是英雄的时代，只要拼命地劳动，就能获得政府的表彰。那时重要的是劳动态度。但市场中，一个人的劳动与其收入之间并不存在线性关系。问题的关键是，你的劳动能否满足他人的需求――在企业内部，就是生产组织的需求，就一个企业来说，就是消费者的需求。一个人仅仅因为运气好就获得一大笔收入，另一个人辛苦工作20年才获得那笔收入，两人收入之正当性是完全等值的。社会所肯定的已不再是劳动或者说劳动态度本身，而是一个人不管通过何种手段――只要不违法，也合乎道德――带给他人的价值。 　　也正因为此，人们在各个方面的创造性被激发出来，50年代所表彰的劳动模范们的那种狭隘的“劳动”，只是能给社会带来价值的种种手段中之一种而已。而现在，即便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们，也都在市场压力下， 自发地具有积极工作的劲头，包括评选劳动模范内在的那套政治和道德性激励手机制已经无足轻重了。每个人都在拼命工作，不是因为他们可以因此获得国家的道德表彰，并因此而获得政治升迁，而仅仅是因为，他这样做，市场会表彰他，让他获得成功和财富，并因此而获得荣誉、地位。这套机制每个人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通过服务于他人增加自己的收益。 　　因此，今天，在劳动问题上，政府所应关注的，不应再是劳动态度问题，是劳动激励问题，而应当是劳动的制度环境问题。 　　面临市场压力，每个人都愿意最有效地劳动，问题是，社会是否平等地保障了每个人的就业自由和权利?是否保障了每个人获得必要之劳动条件?其获取报酬的权利又是否得到保障?其实，今日不少劳动模范的境遇恶化，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普通工人的权利来能得到充分保障，工人缺乏对国有企业的控制，缺乏对产权交易谈判的监督，从而使他们的不少正常权益被企业管理层和政府有关部门牺牲，以换取经济效率。更不要说，农民工、新兴工人的权益，更是缺乏有效保障。 　　劳动节在劳动模范最荣耀的时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节日。在今日中国，劳动节已被热热闹闹的假日经济所吞没。劳动节从凸显劳动光荣、劳动神圣的政治性安排，一下子变成了消费狂欢，这种跨度来免也太大了。 　　也许，我们所需要的，乃是恢复劳动节的正常含义。劳动节在美国起源于工人对于自身自由与权利的诉求。在迈向市场化的中国，劳动节也应当成为工人权利节。 　　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必要把劳动政治化、神圣化。对于市场来说，每个就业者具有基本的职业伦理就足够了，但对于一个社会的公正秩序而言，让每个人就业者的自由得到平等尊重，让每一个就业者的权利得到平等保障，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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