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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旧石器遗址：震撼人类起源说，寻找远去的布洛陀(一)
中国广西的百色盆地发现了人类最古老的旧石器。这一发现极大震撼了传统的人类起源说。
20世纪40年代初，人类学家莫维斯在欧亚大陆的中部划了一条著名的“莫氏线”，“莫氏线”理论意味着整个亚洲大陆都被划分进了“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和朝鲜、韩国、日本等国的考古专家，都进行过旧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但未能从根本上动摇“莫氏线”在学术界的统治地位，西方考古学界一直据此认为，东方的早期人类文明远远落后于西方。
2000年前后，中美科学家却在中国广西的百色盆地发现了人类最古老的旧石器。
1999年至2000年之际，中美科学家联合向世界公布了一个重大考古发现，这一发现极大震撼了传统的人类起源说。
由中美科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将在百色盆地中科学采样的标本送到美国伯克利地质年代学研究中心测试，得出的同位素年龄为80.3万年。
在此之前，百色盆地并没有受到外界的更多关注。只是在盆地中部，一座叫敢壮山的小山有些特殊，每年春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到这里，这是广西最为盛大的民间歌墟。人们除了对歌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祭祀祖先布洛陀。
布洛陀是壮语的音译词，在壮语里，布洛陀是指无所不知的智慧老人。壮族民间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布洛陀创造了人类和世间万物，而敢壮山上的那些神秘岩洞就是布洛陀当年生活过的地方。
在敢壮山周围乡村，学者还发现了一些与布洛陀有关的古老而神秘的书籍，有的手抄本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些书籍上的文字乍一看很像汉字，但仔细辨认，却与汉字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壮民族最古老的文字——古壮字。
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梁庭望介绍说：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汉文化大量进入岭南，壮族的一些知识分子用汉字的偏旁部首来造一种古壮字，这个古壮字在唐代初年，在山上的那个摩崖石刻里面就有了。
如此看来，这些经书的成书年代最早是在唐代。不过，经书记录的内容却远为古老，它是历代传承的传说，反映的是壮民族的历史和渊源，壮族人把这部创世史诗叫《麽经布洛陀》。
专家们还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以歌墟地点敢壮山为中心，旧石器遗址相对密集，是古代人类一个大的聚落区。以敢壮山为中心的两公里三公里范围内都有很多个遗址，半径10公里以内的古遗址，敢壮山周围就有15个。
如此集中的古遗址竟然与传说中的始祖圣地基本符合，这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和巧合吗？
1973年秋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一次科学考古，在无意间揭开了敢壮山的谜团。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蓝鸿恩、黄勇刹等专家就提出了寻找布洛陀文化遗址的课题，并为此走遍了广西的山山水水，但由于史料和文物的缺乏，直到他们去世，布洛陀文化遗址在何处也还是一个谜。
1973年秋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们，在结束了对云南的野外考古之后，开始对百色盆地进行新生代地层古生物调查研究。在百色上宋村西南约300米处，一名队员在一条水沟里，发现了几块打击石器，一场长达近30年的考古发现的序幕就这样被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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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惊现世界最密集旧石器遗址 意义不亚于兵马俑
来源:人民网-陕西频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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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洛南盆地距离西安100多公里，位于东秦岭。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远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在这里居住，它不仅是现代人类的摇篮之一，更是人类文明最早开放的一支最艳丽的奇葩。从上世纪末，我国考古人员就开始在这里探测古人类活动的遗迹，连续18年的考古发掘目前有了新的进展。　　最密集石制品 探秘70万年前人类足迹　　1月25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了洛南盆地旧石器遗址发掘考古最新重大成果。据了解，2011年4月到10月，考古队对张豁口遗址的抢救性发掘，共揭露遗址170余平方米，从遗址不同时代形成的黄土层中已出土各类石制品20000余件，并在遗址周围陆续采集到脱层石制品数百件；月，考古队新清理遗址面积1300余平方米，新出土各类石制品18000余件。　　据考古队专家介绍，这些石制品既包含有手斧、手镐、薄刃斧、砍砸器、大型石刀和石球等重型器物，又含有轻型的刮削器和尖状器等。除了出土的数量和类型惊人，一些石制品出土时还可以在原地拼合起来。另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原始人类打制石器时遗留的作业点。　　东北亚：数量最多 类型最全 加工最好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社江研究员介绍，目前秦岭洛南石器遗址年代确定在70万年至3到5万年之间，手斧等石器现发掘能确定年代为25万年至7万年左右。&它的数量之多，类型种类之完整，以及加工的手艺都是东北亚地区，包括西伯利亚在内最好的。&王社江讲道，在美丽的洛南盆地&四十里梁塬&地带，旧石器遗址沿梁脊连片分布、密度大，几乎所有的梁脊上，都能看到散落在地表的石制品，发掘现场堪称壮观。　　洛南：古为中国南北文化汇集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社江表示，在洛南发现流行于非洲和欧亚大陆西侧阿舍利工业的手斧、薄刃斧和手镐等典型器物组合，是迄今为止在我国甚至整个东亚地区阿舍利工业器物最为集中的发现，它侧面反映了世界文化的大传播。&如此规模的遗址，也充分说明以往在洛南盆地发现阿舍利类型工具组合不是偶然的，洛南在中国历史上处于南北文化汇集地，所以这里保存着数量惊人的该类遗址。&王社江说。　　2011年首次证明形成年代　　2011年4月，在对孟洼旧石器遗址抢救性发掘过程中，意外地在城关镇中心村张豁口地点长20余米、高约2米的黄土地层剖面上，采集到包括两面修理刃缘的手镐在内的数十件石制品。　　此次洛南石器遗址发现了丰富的流行于非洲和欧亚大陆西部阿舍利工业的器物组合，并首次从地层关系上证明了阿舍利工业类型的典型器物在洛南盆地出现的年代不晚于第二级阶地上部黄土堆积物形成的时代。这对认识东亚地区旧石器工业面貌、东西方旧石器文化比较研究以及与现代人类起源有关的环境变迁与技术行为关系等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也为洛南盆地未来旧石器遗址的保护范围提供了依据。　　国家文物局：意义不亚于兵马俑　　日至12日，洛南盆地旧石器发掘现场研究会在洛南县召开，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全国20多家文博考古机构、大学的40多位中国旧石器考古界的专家，齐聚洛南县城，认为洛南盆地旧石器遗址在世界旧石器遗址中占据重要地位，它的地位应与世界著名的肯尼亚东非大裂谷、法国阿舍利、南非旧石器遗址并肩，应与国内著名的河北泥和湾盆地、广西百色旧石器遗址齐名。　　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洛南县检查了洛南盆地旧石器遗址发掘工作后，无比激动地说：&洛南盆地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其意义绝不亚于陕西兵马俑的发现&。（记者 王姿予 实习生 侯必博）　　陕西洛南盆地距离西安100多公里，位于东秦岭。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远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在这里居住，它不仅是现代人类的摇篮之一，更是人类文明最早开放的一支最艳丽的奇葩。从上世纪末，我国考古人员就开始在这里探测古人类活动的遗迹，连续18年的考古发掘目前有了新的进展。　　最密集石制品 探秘70万年前人类足迹　　1月25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了洛南盆地旧石器遗址发掘考古最新重大成果。据了解，2011年4月到10月，考古队对张豁口遗址的抢救性发掘，共揭露遗址170余平方米，从遗址不同时代形成的黄土层中已出土各类石制品20000余件，并在遗址周围陆续采集到脱层石制品数百件；月，考古队新清理遗址面积1300余平方米，新出土各类石制品18000余件。　　据考古队专家介绍，这些石制品既包含有手斧、手镐、薄刃斧、砍砸器、大型石刀和石球等重型器物，又含有轻型的刮削器和尖状器等。除了出土的数量和类型惊人，一些石制品出土时还可以在原地拼合起来。另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原始人类打制石器时遗留的作业点。　　东北亚：数量最多 类型最全 加工最好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社江研究员介绍，目前秦岭洛南石器遗址年代确定在70万年至3到5万年之间，手斧等石器现发掘能确定年代为25万年至7万年左右。&它的数量之多，类型种类之完整，以及加工的手艺都是东北亚地区，包括西伯利亚在内最好的。&王社江讲道，在美丽的洛南盆地&四十里梁塬&地带，旧石器遗址沿梁脊连片分布、密度大，几乎所有的梁脊上，都能看到散落在地表的石制品，发掘现场堪称壮观。　　洛南：古为中国南北文化汇集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社江表示，在洛南发现流行于非洲和欧亚大陆西侧阿舍利工业的手斧、薄刃斧和手镐等典型器物组合，是迄今为止在我国甚至整个东亚地区阿舍利工业器物最为集中的发现，它侧面反映了世界文化的大传播。&如此规模的遗址，也充分说明以往在洛南盆地发现阿舍利类型工具组合不是偶然的，洛南在中国历史上处于南北文化汇集地，所以这里保存着数量惊人的该类遗址。&王社江说。　　2011年首次证明形成年代　　2011年4月，在对孟洼旧石器遗址抢救性发掘过程中，意外地在城关镇中心村张豁口地点长20余米、高约2米的黄土地层剖面上，采集到包括两面修理刃缘的手镐在内的数十件石制品。　　此次洛南石器遗址发现了丰富的流行于非洲和欧亚大陆西部阿舍利工业的器物组合，并首次从地层关系上证明了阿舍利工业类型的典型器物在洛南盆地出现的年代不晚于第二级阶地上部黄土堆积物形成的时代。这对认识东亚地区旧石器工业面貌、东西方旧石器文化比较研究以及与现代人类起源有关的环境变迁与技术行为关系等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也为洛南盆地未来旧石器遗址的保护范围提供了依据。　　国家文物局：意义不亚于兵马俑　　日至12日，洛南盆地旧石器发掘现场研究会在洛南县召开，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全国20多家文博考古机构、大学的40多位中国旧石器考古界的专家，齐聚洛南县城，认为洛南盆地旧石器遗址在世界旧石器遗址中占据重要地位，它的地位应与世界著名的肯尼亚东非大裂谷、法国阿舍利、南非旧石器遗址并肩，应与国内著名的河北泥和湾盆地、广西百色旧石器遗址齐名。　　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洛南县检查了洛南盆地旧石器遗址发掘工作后，无比激动地说：&洛南盆地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其意义绝不亚于陕西兵马俑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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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旅游局咨询投诉救助电话：029-广东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图)|石器时代|遗址_新浪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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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图)
■云浮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考古现场，出土的石制品标本正在被保护。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填补省内旧石器时代考古空白，古人类活动或推早10万至20万年
　　据新华社电 考古人员近日在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和罗定市境内发现了多处旧石器遗址，采集到包括手镐、手斧在内的200余件石制品标本，年代最早至旧石器时代早期。据介绍，这是广东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古文化遗存，与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同期，将广东已知有人类活动的时间提前了数十万年。
　　20平方公里现60多个遗迹
　　“这是广东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填补了广东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也填补了华南旧石器考古研究版图上广东一地的空白。”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邓宏文10日告诉记者。
　　据考古项目执行领队刘锁强介绍，在调查阶段考古人员发现，约20平方公里范围内非常集中地出现60多个旧石器时代遗迹，主要位于西江支流南江流域中游的两岸阶地上。根据遗迹的地貌特征、地层堆积和文化面貌判断，新发现的石器最早年代在旧石器时代早期。而此前在粤北曲江狮子岩发现的广东最早“居民”马坝人化石，距今约13万年，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
　　刘锁强在现场告诉记者，发掘区地面6米之下是古河床，高度距离现在河床40米。在挖掘探方里发现了手斧、手镐、砍砸器、石片、石核、断块和石料等，都是古人在古河床就地取材的鹅卵石，经过敲打后用来挖掘块茎、采集野果和狩猎。
　　未发现人类和动植物化石
　　“生活在此地的古人类有一定的规模，活动时间也比较长久。”刘锁强说。由于遗址所在河流阶地的网纹红土是一种强酸性土壤，有机质很难在此埋藏环境下保存下来，所以几乎不可能发掘到人类和动植物的化石。
　　此次考古发掘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云浮市博物馆和郁南县博物馆联合进行，于4月底启动。而前期的考古专项调查，早在2012年底便开始，调查成果于2013年得到来自北京、湖南、广西等地的考古专家确认。
　　据透露，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已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达成协议，在当地建成旧石器考古教学科研基地，计划年内启动，共同对石器的具体年代、古人类的活动、当地古气候环境及遗址保护利用等问题进行探讨。
　　专家解读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邱立成：
&&& 新遗址将广东人类活动 至少推前10万到20万年
　　新快报讯 记者周雯 实习生林泽玲报道 在几十年的考古经历中，广东省考古所原副所长、考古专家邱立成说，广东考古界对旧石器时期的考古发现并不陌生，已经公认的韶关马坝人、封开垌中岩人、云浮蟠龙洞人，被认为目前发现的广东地区最早的古人类，属于旧石器中期，距今约10万至20万年。
　　“广东各地都有旧石器早期的零星发现，广州市也有，比如番禺、萝岗、黄埔、增城，都曾有零星发现，但对这些发现和年代没有作进一步挖掘。”邱立成认为，此次云浮市内较为集中的考古发现，为华南地区旧石器早期的人类活动研究，打开了第一扇门。
　　他介绍称，广西百色盆地发现的旧石器时期人类遗址，已经为学界所公认，可以推断到约80万年前，“从广东目前的考古发现论断，广东地区最早的人类活动为约20万年前，还没有充足的考古发现可以论证更早的时期。但广东与广西相近，以广西的80万年来衡量，所以这批旧石器早期的新发现，证明广东地区有更早期的人类活动，并不奇怪。”
　　早在去年年底，邱立成便去云浮该考古区域考察过，“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考古新发现至少是20万年前的人类活动，也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些人类活动至少可以把现在的约20万年前，推前10万至20万年。”
　　按时间推算，这批旧石器早期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广东在约30万至40万年前，已经有了人类活动。邱立成表示，至于具体的年代，还需要进一步认证。
　　■知多D
　　●中国目前最早的古人类
　　200万年：四川巫山人
　　于1985年10月发现于巫山县大庙区龙坪村龙骨坡。学者经过研究认为此处出土的遗物代表了一种直立人的新亚种，并定名为“直立人巫山亚种”，一般称之为“巫山人”，推测其距今约201～204万年。“巫山人”化石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
　　170万年：云南元谋人
　　1965年发现于云南省元谋县大那乌村北约500米山麓。在该遗址所发掘出的牙齿化石经测定，距今约170万年，学者将其定为直立人元谋新亚种简称元谋人，它早于“蓝田人”、“北京人”等“猿人”。
　　80万年：广西百色盆地人类遗址
　　自1973年在盆地西端即百色上宋村地点发现了石器以来的多年的调查与发掘，石器地点增加至百余处，遍及盆地各个地方，采集的石器已经超出5000件，最早的人类活动距今约80万年。
　　●广东至今最早的古人类
　　约20万年：云浮蟠龙洞人
　　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云浮市区城北的狮子山蟠龙洞内，发现两枚牙齿化石，经考证推断其为早期智人化石。云浮蟠龙洞人距今约有20万年。
　　14.8万-13万年：封开垌中岩人
　　1989年在封开县垌中岩洞内左支洞胶结堆积中出土两枚人牙齿化石，形态粗壮，表现出较多的原始性，属早期智人。推测其距今约14.8万-13万年。
　　13万年：韶关马坝人
　　1958年，在韶关市南曲江马坝镇西狮子岩北出土了马坝人头骨化石，同位素测定年龄距今约12.9万年。马坝人是介于中国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一种古人类，为1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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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在岭南古史演进中的作用
――以史前至秦汉时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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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为珠江流域的三大水系之一，发源于江西省的寻乌和定南，流经和平、龙川、河源、紫金、博罗、惠阳，并在东莞的虎门与珠江汇合。东江上游可通过龙川这个节点和水陆转运点与梅江相连，从而把韩江流域与珠江流域联通起来，甚至还可把闽西南地区也联系在一块。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及其联系，对依附于山岭、河流而产生的岭南远古人类文化及其古史的演进，无疑产生了独特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粤闽两地的考古材料以及相关传世文献，并以史前至秦汉时期为例，尝试探析东江及其古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有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新旧石器时代，为远古人类由西向东扩展的重要通道
经过对漳州地区出土、采集的史前时期文化遗物进行综合性研究，尤玉柱先生在其主编的《漳州史前文化》一书中认为：“追溯更早的人类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我国西南地区是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并由该地区向北、东北、西南和东几个方向辐射。在向东辐射的这一路线上，由云南至台湾一线，大致在北回归线到北纬25°之间地地理范围，存在着一条人类化石由老到新的分布，也正是我国南方旧石器遗址和地点颁布的密集带，它表明了从更新世早期起，人类向东迁徙的过程和路线。”并认为：“远古人类进入福建省境内不会太早，大约在早期智人阶段，即距今20万年前。进入福建境内的第一批早期智人可能有三条路线：1、由浙江沿着海滨地带进入福建东北部；2、由江西沿较大的河谷或山谷入福建北部、北西部和西部；3、由广东东部沿海丘陵区入福建龙岩和漳州地区。”当然，以上三条进入福建的路线中，尤玉柱先生认为前二条存在“严重阻碍”或“很难进入”，而“第三条路线由岭南向东几无地理障碍，尤其沿海丘陵区提供了这种东向迁徙的良好条件。”[1]
一般认为，华南地区目前发现的旧石器文化，年代最早的是广西百色地区发现的打制石器，并通过西江流域向东扩展。粤地资深的考古学家邱立诚先生就认为：“西江地区的古代人类目前可以追溯到距今14万年前的封开垌中岩人类化石，从西江流域的考古情况看，他可能是从云南元谋人以及广西百色地区的远古人类发展而来。西江流域众多的人类化石遗存为广东境内的古人类文化遗存提供了发展、演变的源头”，而“百色旧石器通过西江流域向东发展，在桂南一线留下相当数量的台地、贝丘遗址；而在桂东与粤西，则有相当多的洞穴遗址，这是地理环境所使然。在此之后，穴居人类逐步走向江边河岸、平原谷地以及滨海、岛屿，形成了更为多样化的考古文化，同时也与来自各个方面的古人类文化相互交流，共同发展。”[2]3
以上相互印证的考古材料说明，在远古人类文化的传播、交流和发展上，广东与福建之间存在着一条重要的通道，其规律是由西向东扩展。虽然，尤玉柱先生认为远古人类由岭南向东，可通过广东东部沿海丘陵区迁徙，但此论述仍嫌不够全面，因为，作为远古人类活动和扩展，虽然可以通过东部沿海部分低矮的丘陵山地迁徙，但仍然存在无数不可逾越的障碍，更多应该是通过水网而展开的。而这条由西向东的重要通道，无疑是由水网组成的，即西江――珠江――东江――龙川（水陆转换）――梅江――韩江――汀江。
史前人类，经历了由旧石器、中石器（细石器），进而步入新石器时代的过程。过去，广东地区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主要分布在封开、罗定和曲江等石灰岩洞穴地区，而在往东的河流阶地发现旧石器文化则为数较少，但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广东考古发掘和研究有了可喜的突破，即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番禺飘峰山发现两件燧石打制石片石器，[3]东江流域的河源、龙川等地也采集到少量砾石制品，[4]而韩江流域则在揭阳埔田马头岽与新亨老鼠山分别发现一件用硅质灰岩打制的石核石器，双面打击加工的手斧形砍砸器，[5]属同一考古文化发现的还有广东丰顺汤屋山、南澳象山和福建的“漳州文化”的同类器物。[6]这些石器基本相同，同属细小石器，初步认为其年代大致在距今年，即旧石器时代的末期至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在远古人类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上，广东与福建之间存在新旧石器的过渡阶段，即细石器时代，同时，从细石器分布的情况看，不可否认的存在由西向东的水网通道，无疑，东江是这条水网通道中的重要一环。
此外，能够反映东江通道作用的还有大石铲遗存。广东发现的大石铲遗存主要分布在西江流域地区，[7]并在封开发现最多。西江流域所见的大石铲，与广西的大石铲基本相同。由于大石铲的中心地区是广西的左右江汇合处，即为西江流域的上源地区，因此，不排除西江地区的大石铲相当部分是从广西传入的。但封开牛围山出土一件霏细岩大石铲，应与西樵山遗存有关，可能是受广西大石铲影响而在西樵山制作的，[2]245这说明大石铲已由西江流域传到了珠江流域。而在其他地区出现的一些大石铲，虽然形制上与前述的大石铲已有变化，但应是受其影响而出现的。不过，远至东江上游地区的兴宁也出现有与西江流域地区相同的大石铲，这无疑应是传入之物，[8]但却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东江通道的传播作用。
当进入新石器时代，岭南的新石器早期文化仍与西面的原始文化发生关系，而到新石器中、晚期文化则与北面和东面的原始文化有了更多的接触及交流。如作为石器中的标型器的有段石器和有肩石器，在百越地区的考古学以及历史学上都有标志性的意义，“但它们在广东区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即粤东区以有段石器为主，珠三角及粤西区以有肩石器为主，而粤北区以有肩有段石器、有肩石器和有段石器兼容混合为其特征。”[2]16这说明，此时的岭南新石器文化，不仅仅存在原来由西向东的扩展模式，且开始出现粤西、粤北、粤中、粤东（含闽西南）相互接触、交流和兼容的局面。
二、夏商周时代，为区域考古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交汇点
随着夏商周王朝的建立，尤其是商王朝开始，由于其政治、军事势力的强大，统治范围也随之扩大。岭南虽然不属商周国土，但商周文化的影响也渐见明显，其结果是大大推动了岭南古代文明形成的进程，同时，在商周先进文化的影响下，具有岭南特色的区域文化不断的产生和交替，也不断的交流和融合。
垂囊是华东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典型陶器之一，它出现于浙江河姆渡遗址，其后发展演变成鸭形壶，在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演变为形壶，至广东东部则演化为鸡形壶。[2]16一般而言，华东地区的东夷族，其图腾为鸟，岭南地区出现的陶鸡形壶，即是当地居民怀念先祖的物品，也是他们所崇拜的鸟图腾的反映。由此可见，粤东地区的陶鸡形壶，正是联结华东地区与华南地区两地文化关系的实物。陶鸡形壶在粤东的出现大体上已到了夏商之际，同时也表现出从东向西的发展态势，从目前出土的情况看，最东的地点在饶平，然后是揭东、普宁、五华、龙川、和平、梅县等地，[9]其中以揭东和普宁数量最多，并在龙川坑子里变化为圈足鸡形壶。最北是在和平的肖屋山，已接近江西的赣南，而最西的地点是深圳的咸头岭。从粤东陶鸡形壶的传播与发展看，明显显现出以韩江流域为中心，并通过东江流域向西传播的特点。此外，深圳咸头岭墓葬出土的鸡形壶，应是从粤东顺海路所输入的。[10]此后，粤中、粤北地区同期或稍晚期的一些带流陶器，与鸡形壶的流行影响有关，或者就是这类鸡形壶的变体。
作为文明标志之一的青铜器，岭南地区也是在商时期开始出现的。李伯谦先生认为：“在我看来，相当于中原地区商代的岭南粤东地区率先开始铸造青铜器，已经是不可移易的结论。”同时也认为：“浮滨类型的居民已能铸造青铜器，浮滨类型属于青铜文化应该是不争的事实。”[11]李先生所称的“浮滨类型”，就是现在通称的“浮滨文化”，自1974年在饶平浮滨、联饶发现21座墓葬后得以确认，[12]其遗存主要分布于粤东与闽西南地区，即西至广东普宁，北达大埔和福建南靖，东在福建龙海、长泰一线，广东南澳等岛屿也属其分布范围。总体观察，其地域范围横跨榕江、韩江、九龙江和晋江四个流域，核心地区在广东揭阳至福建漳州之间，广东的海丰、蕉岭和福建的永定、永春则属于浮滨文化的外围地区。浮滨文化的器物，如釉陶器大口尊、壶、豆、罐和石戈等，则通过居民的迁徙携带或贸易等途径，到达了广东的和平、惠阳、博罗、增城、深圳、珠海、中山和香港等地。[13]从其传播规律来看，在珠江口两岸，如深圳、珠海、中山、香港等出现的浮滨文化，应是通过海路从浮滨文化区输入的，而和平、博罗、增城一线，则应该是通过韩江――东江水网输入的。虽然，浮滨文化拥有丰富多样的石兵器和先进的铜兵器，但其文化的西渐看来并不是依靠武力，从而没有把珠三角地区划进其区域，但邱立诚先生认为：“不应忽视浮滨文化的釉陶器对周时期博罗梅花墩、银岗等窑场原始瓷器的生产所起的影响，正是浮滨文化的西渐带来了施釉的技术使原始瓷器在珠三角地区泛起，并使珠三角迅速成为原始瓷器的生产大户，缚娄国在这一区域的兴起当与此不无关系。”[2]20
而当浮滨文化衰落与消灭之际，却正是珠江流域的夔纹陶文化（或称大梅沙文化）东进之时，[2]290 此时的岭南也进入了两周时期。夔纹陶器是由岭南越人依照中原青铜器上的夔龙纹、窃曲纹或是陶器上的相类纹饰而创造的一种陶器纹样。这类文化遗存代表着以夔纹陶器为标志性器物的岭南土著越人集团，其势力范围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核心，并沿东江、北江与西江流域发展和延伸，其外围东至福建的漳州，北达江西的赣南和湖南的湘西，西面到广西的桂东地区，粤东的五华、粤北的韶关一线与粤西的封开也是夔纹陶器较多的地方，而南路的阳江、湛江和东面的汕头则较为稀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粤东北的五华一线，夔纹陶器的遗存仍十分丰富，[2]130此后的梅江、韩江流域一带，虽然发现的夔纹陶遗存不是很多，但分布也是较为广泛的，甚至到了福建的漳州，而这时的东江，无疑又成了夔纹陶文化东进的关键一环。
三、秦汉时代，为经略岭南的中心区和大后方
据《史记?王翦列传》记载，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岁馀，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这是有关秦平定岭南的最早记载。又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戍以备之。”由此可见，秦平定岭南的初期战役，进行得是如此艰苦卓绝，这迫使秦王朝重新布置伐越战略，使任嚣、尉佗将卒以戍越，增援岭南，以解决迟滞不决的战事，并在：“（秦始皇）三十三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遣戍。”[14]岭南设郡，推行郡县制度始于此，也标志着岭南的越族地区正式划归秦朝的政治版图。
按秦制度，郡一般设守、尉、监御史三职，但秦始皇在分岭南越地三郡后，“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谓东南一尉也。”[15]而且“南海惟设尉以掌兵，监以察事而无守。”[16]即由南海尉统制三郡，而且南海郡不设郡一级最高长官郡守。这除了说明秦朝在岭南地区实行了有别于中原和内地的特殊政策外，也表明岭南的统治中心是在南海郡，郡治在番禺（今广州）。
据文物考古资料表明，秦军南下岭南以后，当时番禺（广州）一带并不是人口密集，经济繁荣之处，而是人口较为疏散之地，故今广州附近的古遗址并不密集。当时越人最为密集之处是在西江流域和北江流域，势力也最强大，曾令秦军三年不解盔甲，可见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由此看来，选择番禺作为郡所和县治的地点，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当时粤东榕江流域也是越人较为密集，势力较强大的地区，从揭阳云路中夏战国墓，仙桥战国墓出土较多铜兵器即可见一斑，但相比之下，远不如西江流域和北江流域越人的军事力量强大。因此，邱立诚先生认为：“秦军在粤东地区没有遇到多大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粤东，并顺东江南下迅速抵达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腹地――番禺，置南海郡而实施管治，其中赵佗一支则留守龙川一带。”[2]135以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番禺的保障，在西江设有四会县，而在东江除龙川县外，增设博罗县，这既是政治管理的需要，也是军事活动的需要，因为这些治所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依赖水道的，同时也表明南海郡已把完全控制住的东江流域作为自己的大后方。至于秦时是否设立揭阳县，仍存争议，但汉武帝时南越国揭阳令史定降汉一事，证明南越国时期置有揭阳县已是不争的事实。“揭阳”一名的来历，很可能源于秦军戍守揭阳岭，据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五十万人守五岭，其一揭阳，此秦兵之初戍揭阳岭也。”而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也记载：“始皇伐百越，命史禄转饷，留家揭岭，此为中土移民入潮之始。”据此，邱立诚先生认为：“此揭阳岭（或曰揭岭）当为粤东平行岭之莲花山脉，正是莲花山脉形成了浮滨文化区的西线，同时也是龙川县和博罗县与粤东区域的天然分界线。或者说，由于秦时已有军队驻守揭阳地，故此才会有南越国置揭阳县之举。”[2]291而位于韩江东溪河口的澄海龟山汉代遗址的发现，也使我们确信南越国与揭阳县的来往已可通过海路联系。当然，顺韩江上溯至梅江及其支流五华河，可到达南越王赵佗的行宫之一――长乐台。[17]此台的设置十分关键，一方面可扼住梅江――韩江的上游，起到加强对揭阳县联系和控制的作用，另一方面可增强龙川的防卫，以进一步稳固东江流域。
至公元前207年，秦王朝灭亡。次年，刘邦立汉，同年冬，“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蒲、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18]以上记载可知，这期间南越国的军事行动不可谓不频繁，尤以水路更甚，如首先“移檄告横蒲、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再着“击并桂林、象郡”，可以说，北江流域与西江流域是其用兵的主要方向和重要通道，而东江流域却没有任何战事的记载，所载的却是龙川令赵佗被召回番禺，成为任嚣的继任者，这最少应说明当时的东江流域是稳定安全的。
据《史记?南越尉佗列传》记载：“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佗，秦和为南海龙川令。” 南越国建立后，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吕后时期，甚至自尊为南越武帝。由此可见，十三年的时间内，赵佗由龙川令到南海尉，再到南越武王，最后成南越武帝，身份和权力的变化可谓巨大，不过，赵佗对于自己的发迹之地，或者是“兴王之地”[19]的龙川，并没有轻易的放弃，反而有所加强。如龙川东去不远的五华山下（今五华县华城镇）有赵佗的行宫长乐台（狮雄山建筑遗址）就是证明。而秦时所设的龙川、博罗县及最迟不晚于南越国时所设的揭阳县，直至《汉书?地理志》所载：“南海郡……县六：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均反映出秦汉时期对龙川或是对东江设治的重视。甚至在郴州还出土了“龙川长印”，[20]虽然现在仍不能论定龙川曾是长沙国的属地，但恰恰相反，这更进一步证明长沙王吴芮也曾虚封了一位“龙川长”，可见当时龙川设县已有一定的影响。当然，以赵佗曾任龙川令的逻辑，断不会将龙川县官一职从“令”降为“长”，较合理的解释，就是特殊的地位决定了秦汉统治者必然给予特殊的照顾。不过，这枚“龙川长印”，或许说明当时龙川县的户数实际上是不足万户的。
综上所述，东江在岭南古史的演进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过去，在岭南古史的研究中，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西江、北江、珠江三角洲、韩江，而对东江的研究是不够的，特别是对东江在古史演进中的传播和联结、消化和创新方面注意不够，希望通过对东江及其古文化地位和作用的更全面、更系统梳理，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东江文化形成背景、内容、特质等方面的理解。
参考文献：
[1]尤玉柱.漳州史前文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邱立诚.粤地考古求索[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3]曾祥旺.广州番禺飘峰山旧石器遗存[J].南方文物,1997 (4).
[4]曾祥旺.广东河源灯塔镇发现的旧石器[J].南方文物,1996 (3).
[5]邱立诚.广东揭阳先秦遗存考古调查[J].南方文物,1998 (1).
[6]曾骐.广东省南澳象山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与文物,1995 (5).
[7]杨式挺.考古学集刊[M].(第6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81.
[8]邱立诚.粤西发现的大石铲[J].考古,1983 (9).
[9]杨式挺.岭南文物考古论集[M].广州:广东地图出版,.
[10]深圳市博物馆.深圳市大鹏咸头岭沙丘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90 (11).
[11]李伯谦.关于岭南地区何时开始铸造青铜器的再讨论[J]考古,2008 (8).
[12]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M].北京:文物出版社,.
[13]陈历明.潮汕考古文集[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
[14]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房玄龄.晋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
[1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七)[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35.
[17]广东文物考古所.广东五华狮雄山汉代建筑遗址[J].文物,1991 (11).
[18]司马迁.史记?南越尉佗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9]梁廷楠.南越五主传及其它七种[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12.
[20]周世荣.从“龙川长印”的出土再谈汉初长沙国的南方边界[J].考古,199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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