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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像十万个为什么，有很多问题，那是不是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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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问题啊学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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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题是好事啊，，就像ls订发斥菏俪孤筹酞船喀说的，学无止境嘛，，你在提问和寻找解决的办法的时候，，同样动脑，，是好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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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Visual Studio版本众多 不知从哪个版本开始学？_百度知道
Visual Studio版本众多 不知从哪个版本开始学？
想学习visual studio的编程技术~ 但是网上有、等等版本~所以不知道该从哪个版本开始学好一点~本人零基础~ 望各位不吝赐教~
有向前兼容的特点，我觉得应该从最新的版本学起，了解下framewor版本的区别就可以了，以后开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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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红砖碉堡华侨楼藏陋巷
曾是海珠区最高点 广州民间文物保护协会：不知是否列入历史建筑
　　在广州市万松园市场众多高楼大厦的包围中，静静地矗立着一栋有着70多年历史的2层红砖小楼，这栋小楼别具一格之处是，二楼顶层上被建造了一个六边形的t望塔。这栋红砖小楼曾经是海珠区的制高点，当年解放广州时，解放军曾经把这里作为t望的哨卡。
该房子曾作为海珠区的消防t望塔。
　　19日，广州民间文物保护协会的会长表示，这种设计的老建筑在广州是绝无仅有的，非常有特色。可是，因为暂时不知道它是否被列为历史建筑，所以这栋小楼的命运尚不可知。
　　文/记者林静&图/记者高鹤涛
　　这栋红砖小楼被当地人叫做华侨楼，它藏身于万松园市场里。记者从一座座高大的居民小区穿行，走到一条幽静的小道尽头，看到它就矗立在一个停车场的后面。2层的小楼是用红砖建造，小楼旁边还有一座1层高的半圆形的红砖建筑，两座楼就在高楼大厦的包围之中，形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
　　小楼的楼梯就正对着大门，从楼梯上去就是一个个房间，房间都不算大，每间大概10平方米左右，记者观察到，几乎每个房间都有人住。记者询问附近居民，他们说，这栋楼这些年都在放租，租户有十几户。第二层的顶楼后来被人加建了一些房间，而就在顶楼的正中间，一个六边形的红砖建筑赫然入目，这就是红砖小楼的t望塔。
　　华侨楼曾被当作哨卡
　　19日，记者找到了帮助代管这栋小楼的77岁的唐宗荣先生，他说，这栋小楼建于民国年间，年份是1940年左右，距离现在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这栋小楼的主人现已移居美国。唐宗荣退休前是广东中南建设物业发展总公司的工作人员，他说，这栋小楼在解放战争年代是海珠区的最高点，解放军来到广州时曾经把这里当作t望的哨卡。“万松园附近曾经有4栋民国时期的建筑，后来拆除了2座，现在就剩这两座了。”
　　华侨小楼可能会被拆除
　　小楼主人移居美国后将小楼交给亲属李可盈代管，李先生去世后，唐宗荣作为物业管理方协助李可盈的妻子代管。目前小楼有十几个租户，每个房间租金大概300元。唐宗荣说：“多年前按照规划，这栋小楼可能会被拆除。”
　　唐宗荣表示，他所在的公司已经和业主协商好了，业主当时表示，如果要拆除红砖楼要以新建设的楼房中的两套房子作为补偿。10年前，因为业主不满意公司为其提供的两套房子所以没有答应拆除红砖小楼，于是这栋小楼一直保留下来并放租出去。
　　此楼设计在广州绝无仅有
　　广州民间文物保护协会会长刘伟伦说：“像这种在红砖小楼上建造t望塔的老建筑，我们走街串巷很少见到，在广州应该是绝无仅有的，非常有特色。”
　　刘伟伦说，最近广州正在进行历史建筑的普查，现在历史建筑的名录还没有被公布出来，所以暂时还不知道这栋碉堡红楼是否被列为历史建筑，如果没有被列入的话，它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刘伟伦担心，这栋老建筑藏身于市井，地点比较隐蔽，所以担心有关部门在进行历史建筑普查时没有将这栋老建筑列入普查范围之内。“目前，我们已经在广州民间文物保护协会的微博上发出呼吁，希望这栋藏身于万松园市场的老建筑不要被拆除。”街坊表示，这栋楼不日将拆，令人不安。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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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个为什么（先秦至唐代文学部分）陈才智保存中国远古神话最多的是哪部书？
《山海经》是先秦时代保存神话最多的书籍，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许多著名的神话仅见于《山海经》。这部书共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极其驳杂，除神话传说、宗教祭仪外，还包括我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生物、矿产、医药等方面的资料。它大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之间，是由不同时代的巫觋、方士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选而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
《山海经》中保留的神话是相当古老的，但严格地说来，还是“神”多于“神话”。《山海经》中，有大量的对山神形貌的描述，它们往往是奇形怪状的动物，或兼有人和动物的形体特征，如龙首鸟身或人面马身等，这里或许含有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的意识，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思维特征。全书中，神话色彩最浓的是海经和大荒经，其中记录了不少异国人的奇异相貌、习性和风俗，如贯胸国、羽民国、长臂国、不死国、大人国、小人国等等。有许多想象奇特的神话，如鲧禹治水、刑天舞干戚等，都深入人心，流传广远。《山海经》中的神话虽然也是片断的，但不少故事已经具有了清晰的轮廓，有的经过缀合，甚至可以得到相当完整的情节或形象，如大禹、帝俊和西王母的传说，圣地昆仑山的神奇景象等。最有名的是“夸父逐日”：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总而言之，《山海经》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神话的一座宝库，对我国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左传》的“左”和“传”怎么解释？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又名《左氏》、《左氏传》、《左氏春秋》、《春秋内传》、《春秋古文》、《古文春秋左氏传》，相传是春秋时的左丘明所作。左丘明大约与孔子同时。司马迁称其为“鲁君子”，班固说他是“鲁太史”，后儒亦有谓其为“孔子弟子”者。至唐代，赵匡才开始怀疑，认为“左氏”并非左丘明。后来的学者，有的说是子夏所作，有的说是吴起所作，今文派经学家更直指此书乃刘歆所伪造。现在看来，《左传》非成于一人之手，作者很难确指。但此书既然以《左氏》为名，那么，它与“左氏”应该有某种关系。说它的大部分史料可能出于左丘明的传诵，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之所以称《春秋左氏传》，据《汉书》的记载，始于汉哀帝时的刘歆。儒家称先师所言为“经”，后师所言为“传”；以“传”解“经”，是汉代官学的通例。《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722），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468），基本与《春秋》重合，于是，此书被认定为解《春秋》之“传”，与《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同一性质，故并称《春秋三传》。但就在刘歆同时，一般学者就持有异议，认为此书“不传《春秋》”。关于此书性质，历代多有争议。现在看来，此书不传《春秋》，并非经学著作，而是自成一家的编年纪事体史书。作为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左传》虽不能说是“依经作传”，但其记事之详赡多有助于说明《春秋》。所以，也不能说与《春秋》毫无关系。与《春秋》一样，《左传》不只是对历史事件作客观的罗列，而且还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此书原与《春秋》各自单行，至晋朝，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合为一书。
为什么《庄子》大半是“寓言”？
与天地并生的气概，逍遥无待的思想，意出尘外的想象，形象恢诡的论辩，富有诗意的语言，跌宕跳跃的节奏，变化无端的结构，行云流水的境界，汪洋恣肆的文风，这就是《庄子》。《庄子》一书，汉代著录为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通常认为是庄子本人所著；《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有庄周门人及后来道家的作品。庄子(前360?―280?)，名周，宋之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尝为蒙漆园吏。
寓言是《庄子》一书的灵魂。“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杂篇?寓言第二十七》：“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就是说，寓言占了《庄子》一书十分之九的篇幅。为什么要占这样多的篇幅呢？庄子自己解释说，寓言，就是借他人的嘴，说自己的话。谁都晓得，父亲不宜给儿子做媒。父亲跑去向女子吹嘘自己的儿子，会招人怀疑，不如托媒婆去吹嘘。本来嘛，儿子总是自己的聪明，观念总是自己的正确。同自己保持一致的就赞赏，同自己分道扬镳的就排斥；跟自己走的就予以肯定，另辟蹊径的就予以否定。这些都是人性的弱点。我在书中借他人的嘴说自己的话，涉嫌编造故事，这不能责怪我，应该责怪人性的弱点。
庄子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有意地、大量地创作寓言的作家，而且堪称先秦诸子中的寓言大师。庄子散文的文学成就，集中体现在寓言上。司马迁说他“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在先秦诸子中，庄子的寓言不仅数量多――有近二百则大大小小的寓言，而且形式多样，或融于全文的议论之中，作为论据而存在，或整篇全由寓言组合，内含着深刻的思想。
庄子之前的墨子、同时的孟子也都喜欢用寓言来说理，但他们的寓言多是扩大了的比喻，目的仅在于为理论找一个形象化的补充形式，在性质上不属于有意识的文学创造。而庄子则注重以寓言本身来说明问题，以寓言特有的功能来寄托和表达一种思想，使自己的理论以寓言的面貌呈现出来，而不仅仅把寓言作为抽象理论的附庸或例证。由于寓言具有相对独立性，庄子就能展开笔墨，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创造出一个个文学色彩浓郁、异趣横生的寓言，把自己的思想融化在这些扑朔迷离的大小故事中。另外，其他诸子的寓言多取材于日常生活或历史传说，庄子却大量揉合、改造神话传说，把深邃的哲理寓于夸张奇幻的神鬼寓言、动物寓言。
为什么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年始称《史记》。《史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力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总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馀字，是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本纪”是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政迹，是全书的大纲；“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全书叙事的补充和联络；“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以及孔子、陈胜等历代祭祀不绝的人物的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各种人物的传记，还有一部分记载了中国边缘地带各民族的历史。《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家之绝唱”是说其历史学成就。司马迁参酌古今，创造出史书撰写的新体例。自此例一出，历代史书，尤其是二十五史，遂不能出其范围。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举凡治乱兴衰、典章制度，均分门别类，条分缕析。通史、纪传、通典、通考，纪事本末，大都导源于此。《史记》确实是集先秦及汉初之大成的私家著作。分量之大，卷帙之多，内容之富，结构之严，体制之备，均可谓空前。班固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实录”精神,又堪称绝后。
“无韵之《离骚》”是说其文学成就。司马迁著史绝非局限于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也不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从外部客观地观察历史，他是带着深切的痛苦去理解笔下人物的奋斗和成败，所以笔端常饱含着悲愤。尤其对布衣闾巷之人、岩穴幽隐之士和才高被抑、无可申诉者，更是写得一往情深，感同身受。司马迁在叙事中敢写事实，以致于“显暴君过”，本来已经与屈原相似；其“肆于心而为文”，也和《离骚》一致。所不同者，《离骚》是直抒胸臆，《史记》则寄于笔下的人物。《史记》近于《离骚》的那种悲愤，不一定是得之于学，恐怕主要是因为司马迁的感愤同屈原一致，甚至可以说，因为司马迁生于汉季，比屈原看到了人世间更多的不公不平，所感愤者比屈原还要深广。
总之，《史记》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是文学与史学的高度统一。
汉代民歌为什么又称“乐府诗”？
乐府一词，在古代具有五种涵义：（1）两汉所谓乐府是指音乐机关，乐即音乐，府即官府，这是它的原始意义。（2）汉代人把乐府配乐演唱的诗称为歌诗，这种歌诗在魏晋以后也称为乐府。（3）同时，魏晋六朝文人用乐府旧题写作的诗，有合乐有不合乐的，也一概称为乐府。（4）继而在唐代，出现了不用乐府旧题，而只是仿照乐府诗的某种特点写作的诗，被称为新乐府或系乐府。（5）宋元以后，乐府又用作词、曲的别称。因为这两种诗歌的分支，最初也都配乐演唱的。
　　掌管音乐的官方机构，在先秦时就有了。以“乐府”为这种机构的名称，约始于秦代。一九七七年，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编钟上，铸有“乐府”二字。汉承秦制，也设有专门的乐府机构。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之职。到了汉武帝时，乐府机构的规模和职能都被大大扩大了，其具体任务包括制定乐谱、训练乐工、搜集民歌及制作歌辞等。朝廷典礼所用的乐章，主要是由文人写作的；在普通场合演唱的歌辞，则主要是从各地搜集来的民歌。所用的音乐，主要也是来自民间。为了区别于文人制作的乐府歌辞，习惯上把采自民间的歌辞称为“乐府民歌”。
汉代民歌又称“乐府诗”。《汉书?艺文志》还列出西汉所采集的一百三十八首民歌所属地域，其范围遍及全国各地。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收入了宋代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以下便是《乐府诗集》中一首十分有名的乐府诗：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j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日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
诗人以朝露易、花叶秋落、流水东去不归，来比喻生命的短暂和一去不复返，由此强调努力奋发，咏出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千古绝唱。
“古诗十九首”为什么只有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作为一个整体，收录在《昭明文选》卷二十九，因为作者姓名失传，时代不能确定，所以，《昭明文选》的编者题为“古诗”。《古诗十九首》不是一人一时一地所作。一般认为大都出于东汉末年，最迟不晚于桓帝时期。
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的闺愁心态，是《古诗十九首》的基本内容。在这一内容的表达上，《古诗十九首》展现了敏锐的节序感，如“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微妙的空间感，如“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深切的世态炎凉感，“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这些感受因为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所以千百年来，一直得到读者的广泛共鸣。同时，这些作品还透彻地揭示出许多人生哲理，如“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 表达了来去亲疏的关系；“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表达了永恒与有限的关系；“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表达了忧郁与欢乐的关系。诗的作者对人生真谛的领悟，使这些诗篇具有深邃的意蕴，诗意盎然而又不乏思辨色彩。
作为古代抒情诗的典范，《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却不径直言之，而是委曲宛转，反复低徊。许多诗篇以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构成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如：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以夜晚独宿为背景，抒发游子的思乡之情。在明月高照的夜晚，作者忧愁难眠，揽衣徘徊，深切地感到：“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在这里，他乡明月并没有给游子带来心灵的慰藉，相反，倒是更激起他难以遏制的思乡之情。
《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其语言如山间甘泉，似千年陈酿，既清新，又醇厚，刘勰《文心雕龙》说它是“五言之冠冕”，钟嵘《诗品》更称其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除了《古诗十九首》，《文选》和《玉台新咏》中还保存了另外的若干首无名氏“古诗”，内容和风格都与《古诗十九首》接近；《文选》中题为李陵、苏武的七首五言诗，其内容、风格同样接近于《古诗十九首》，这些诗一般也认为是东汉中后期无名氏文人的作品。连同《古诗十九首》在内，这种“古诗”共三十多首。
“三曹”指那三位文学家？
汉魏间曹操（155-220）及其子曹丕（187-226）、曹植（192-232），他们既是建安时代政治的中枢，又是文坛的领袖，均以各自的特殊身份，吸引了一代文人，开创了一代文风。
曹操是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其诗极为本色。首先，是英雄本色，“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宋敖器之《诗评》）；其次，是乐府本色，诗作几乎全为乐府旧题，悲凉之中多有慷慨之气。像《步出夏门行?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接连用“神龟”、“腾蛇”和“老骥”三个比喻，从正反两面引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主题，情怀慷慨，真气回荡。曹操的散文也很有特色，鲁迅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曹丕诗一变乃父悲壮之习，颇有文士之气：情感更为细腻，语言更为工丽，音韵更为和谐，形式更为多样。其《燕歌行》是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性论著。另外，他留守邺城时，常与文士们相聚宴游，诗酒竞豪，开创了文人雅集的先河，已具备了文人集团的性质。
曹植在政治上最终失败，成为失意文人的典型，但他对魏晋南北朝诗坛的影响却最大。钟嵘《诗品》中列为上品，极尽誉美之辞。曹植不仅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对五言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其诗作确实才气过人，兼有乃父气盛之势和乃兄华丽之风。
三曹至迟在南齐时已经并称。《宋书?谢灵运传论》里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文心雕龙?时序第四十五》也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为什么陶渊明又称“五柳先生”？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晋书?陶潜传》里说：“（陶）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五柳先生传》云：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全文取正史纪传体的形式，但不重在叙述生平事迹，而重在表现生活情趣，带有自叙情怀的特点，形式可谓首创。只以一百二十多字的本文和四十多字的赞语，便留下一幅神情毕现的写真，笔墨可谓精炼。以“不”字贯通始终，大量使用否定词，表示自己对世间的一切无所措意、无所执着，不但世俗的荣名毫无价值，就连一个人的姓名也是外加之物，意蕴可谓深邃。
总之，五柳先生不仅是陶渊明的号，也是他安贫乐道、崇尚自然两大精神的真实写照。
古代有句谚语说“《文选》烂，秀才半”，为什么？
“《文选》烂，秀才半”出自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八：“国初（北宋初年）尚（推崇、宗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秀才”本指才能优秀，汉朝作为举士科目，隋朝尤其重视秀才科，唐朝科举亦有与进士、明经并立的秀才科，宋朝时凡应举者都称秀才。《老学庵笔记》中的“秀才”，是指唐朝考中秀才科者。
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七也曾提到这一谚语：“李善精于《文选》，为注解，因以讲授，谓云《文选》学。少陵（杜甫）有诗云：‘续儿诵《文选》。’又训其子：‘熟精《文选》理。’盖《选》学自成一家。……故曰：‘《文选》烂，秀才半。’”
在中国的文学典籍中，以一部书而成一门学问的，只有“文选学”和“红学”，可见《文选》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瑶溪集》里说，今人不作诗则已，如果作诗，那么，《文选》不可不熟。《文选》是文章的祖宗（《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引）。《雪浪斋日记》则云，所谓“《文选》烂，秀才半”，乃是因为《文选》中的典故和词藻非常繁多，可供后人学习（《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引）。
总之，对当时而言，《文选》因为是诗赋写作上的词汇与故事的渊薮，所以成为士子们步入仕途的敲门砖；对后代来说，《文选》作为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汇集了历史上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不但起到保存和流布的作用，也为后代文人提供了较好的学习范本。
为什么说六朝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我们理解，这表现在：
　　一，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空前的繁荣，上层包括帝王普遍热心于文学创作，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更重要的是，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对文学的各种体裁也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可以说，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二，对文学的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当文学不再被看作是政教的工具，而注重表现作者个人心灵的感受与向往以后，美的创造就成了它的首要任务。
三，文学集团的活跃。既然文学受到普遍的重视，成为上层人士必备的素养，那么文学自然要进入他们的社交生活，成为相互交往、沟通感情的媒介，并常常被当作一种高雅的娱乐。这样，就在某一群文人之间，并且常以某个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为中心，形成一定的文学集团。建安时代，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结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集团。此后，魏末有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西晋时有围绕权臣贾谧的包括陆机、左思等在内的“二十四友”，东晋前期，在会稽一带有以王羲之、谢安为中心的文学交游，宋代临川王刘义庆门下招纳了鲍照等众多文士，齐竟陵王萧子良周围有著名的“竟陵八友”，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各自组成了自己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学集团……
为什么用“江郎才尽”来形容文人才华枯竭？
江郎，指南北朝文人江淹。江淹（444-505），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他在宋、齐、梁三朝都做过官。现存诗文基本上是在宋、齐时所作。
锺嵘《诗品》载：“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实际上，江淹之所以“才尽”，恐怕并不是什么梦中还笔于郭璞，而是中年以后官运亨通。江淹幼年聪明过人，然家贫。于是他发愤读书，虽在学业上有很大成就，但仕途坎坷。自宋代入仕，辗转于诸王幕府，很不得志，还住过监狱，又被流放，在这段艰难痛苦的岁月中，他写出了《恨赋》《别赋》这两篇主题和题材都很新颖的骈赋，成为与鲍照齐名的文坛新秀。《别赋》写情人离别的一段文字，语言明转天然，音调珠圆玉润：“下有芍药之诗，佳人之歌。桑中卫女，上宫陈娥。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圭。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后来他投奔权臣萧道成，帮助萧灭宋建齐，齐朝建立后，江淹先后做过御史中丞、侍中、秘书监。梁代齐后，又任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伯，可谓青云直上，于是他耽于高官厚禄，忙于揖让应酬，才思逐渐减退，创作缺乏激情，再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所以人称“江郎才尽”。
为什么杨炯被称为“点鬼簿”，骆宾王被称为“算博士”？
张|《朝野佥载》卷六云：“杨（炯）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衡）之略谈，陆士衡（机）之所记’、‘潘安仁（岳）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骆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时人号为‘算博士’。”
杨炯（650-693）擅长以古人姓名为对，像《从弟去盈墓志铭》：“有卫d之风神，有张良之容貌。蒋琬之讥盛元，责在司空；陈蕃之对薛勤，志清天下。……晏平仲之善交，鲍叔牙之知我。张堪死日，妻子惟托于朱晖，刘生平，风月每思于玄度。……朱穆好学，中食忘飧；谯周研精，欣然独笑。张华四海之内，若指诸掌，班固百家之言，无不穷究。”这种用事用典方式，如果运用得当，确可增加气势。
骆宾王（619-684?）擅长以数字为对偶，其《帝京篇》中有“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三条九陌丽城限，万户千门平旦开”，“且论三万六千是，宁知四十九年非”，还有“千里”对“九重”，“五纬”对“八水”，“三千”对“十二”，“双凤”对“千骑”，“百味”对“九微”，“百龄”对“万化”，“一旦”对“千载”，“三冬”对“十年”。仅此一诗就十处以数为对。《畴昔篇》也很突出，有“五霸”对“三条”，“一朝”对“六载”，“万里”对“千种”，“九折”对“双流”，“千里”对“二江”，“五丁”对“四士”，“八阵”对“七星”，“十年”对“百日”，“百年”对“万里”，“七尺”对“九泉”，“两造”对“三章”，“三辅”对“四翁”。
为什么说王维“诗中有画”？
王维不仅是一位大诗人，他还精通音乐，曾为大乐丞；精通书法，隶草兼擅；精通绘画，被推许为南宗画派之祖，自己也自负地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偶然作》其六）。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道出了王维在诗、画两种艺术形式上的沟通：“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绘画讲究构图和着色，王维的写景诗亦然。为了求得诗中画面之美，王维调动了各种手段。他善于表现景物的空间层次，常通过点睛之笔写出错落有致的纵深感、立体感，如“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田园乐》）、“千里横黛色，数峰出云间”（《崔濮阳兄季重前山兴》），前者以“孤烟”、“独树”的细节，勾勒、拉开了景的距离，后者则以群山连绵和数峰高耸，构成横向与纵向的配合。他还善于敷彩，这些色彩活跃地晕染着整个画面，显得清新鲜润。如“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辋川别业》）、“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积雨辋川庄》)。王维还着意在动态中捕捉光与色变幻不定的组合，如“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邢桂州》）、“瀑布杉松常带雨，夕阳彩翠忽成岚”（《送方尊师归嵩山》），都富有灵妙的生气。唐人殷[说王维诗“在泉为珠，着壁成绘”（《河岳英灵集》），正道出了他的诗特别富于视觉之美的艺术个性。
　　当然，诗与画毕竟是不同的艺术，它既不能取代画，也不应该停留在视觉形象的描绘上。王维的诗，更多的诗是不可画的，他诗中所描绘的景物，不仅有观察细致、感受敏锐之长，而且善于表达微妙的心理感觉，传达绘画所不可能达到的特殊效果。
唐代边塞诗的代表作家有哪些？
盛唐诗人中，王维和李白都写过不少边塞诗，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也都很有名，但要说边塞诗的代表作家，还得首推高适和岑参。
高适（700-765），字达夫，童年生活很苦。开元中他曾入长安求仕，但毫无结果。开元十八年（730）至二十一年（733）间，高适两次北上蓟门，漫游燕赵，希望能从军边塞，又毫无结果。天宝八载（749），授封丘尉。三年后弃官入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掌书记。安史之乱, 高适五十七岁那年，才官运亨通，人称“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旧唐书》本传）在动辄自比王侯的唐诗人中，他是唯一做到高官而封侯者。
高适的边塞诗多写于蓟北之行和入河西幕府期间，代表作是《燕歌行》：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u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这首诗既有对男儿自当横行天下的英雄气概的表彰，也有对战争给征人家庭带来痛苦的深切同情；一方面，是对“战士军前半生死”的颂扬，另一方面，则是对将领“美人帐下犹歌舞”的不满。作者并不讳言征战的艰苦，但全诗却不失奋发激昂的高亢基调；苦难与崇高的对照，更增添了出塞征战的慷慨悲壮。故此诗虽多用偶对，但辞气流畅，充分展现了高适诗歌沉雄浑厚的风格特色。
岑参（约715～770），祖籍南阳，出生于江陵（今湖北江陵）。他是盛唐诗人中留存边塞诗最多的。与高适一样，他是个热衷于进取功名的诗人，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两次出塞深入西北边陲，是岑参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壮举。天宝八载（749），他弃官从戎，首次出塞，赴龟兹（今新疆库车），入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天宝十三载（754），他再度出塞，赴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入北庭都护府封常清幕府，任职约三年。
他前后两次出塞创作的边塞诗多达七十馀首。代表作有《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前一首开篇：“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写得大气磅礴，奇情逸发，雪花似梨花的夸张感觉，不仅体现了戍边将士不畏严寒的乐观精神，也使边地风光更显神奇壮丽。后一首开篇：“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写雪夜风吼、飞沙走石，这些边疆大漠令人生畏的恶劣环境，在诗人笔下中却成了衬托英雄气概的壮观美景。三句一韵的节奏，造成一种拗峭劲折的音节，似紧锣密鼓，充分显现出岑参诗歌奇崛峭丽的风格特色。
其他边塞诗人还有李颀、李益、卢纶，三人的代表作分别是《古从军行》、《夜上受降城闻笛》、《和张仆射塞下曲》。
李白为什么被称为“谪仙人”？
一是因为他容貌举止的仙风道骨；二是因为他才能行为的超群拔俗。
李白初到长安，知名度还不是很高。“四明狂客”贺知章听人谈起过他，便第一个慕名来访。寒暄过后，知章问他：“有何大作？”李白乃以《蜀道难》一篇请益。知章读罢，扬眉道：“公真乃谪仙人也！”后来，李白在《对酒忆贺监》一诗中，还回忆道：“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一天，李白听说“湖州乌程酒甚佳”，乃慕名而往。酒肆之中，自然是开怀畅饮，高歌吟唱。一位复姓迦叶的湖州司马打此路过，闻声寻来，问：“是何人？”李白便以诗作答：“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
李白的诗，那真是星悬日揭，照耀太虚，高华莫并，色相难求。
诗中无敌，酒里称仙，才气公然笼一代。
殿上脱靴，江头披锦，狂命直欲占千秋。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但他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傲不羁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早就跨越了盛唐，冲出了亚洲。强烈奔放的个性色彩，淋漓饱满的青春热情，争取解放的蓬勃精神，积极乐观的理想展望，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气势浩瀚的神奇想象，变幻莫测的壮观奇景，美不胜收明丽意境，自然天成的风神情韵，这一切汇成了诗史上最富有朝气的歌唱。李白的魅力，就是诗的魅力。
杜甫为什么会被尊为“诗圣”？
杜甫（712～770），字子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西南）人，生于巩县。杜甫与李白一向被视为唐诗星空下的双子星座。前者称“诗仙”，后者称“诗圣”。
“诗圣”的说法一般认为来源于南宋诗人杨万里，他的《江西宗派诗序》说：“苏、李之诗，子列子之御风也。杜、黄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杨万里的这个观点，后人在评价杜甫时，多加以引述，如宋魏庆之《诗人玉屑》，明杨慎《升庵诗话》等，但这一认识并非杨万里的独得之秘，北宋的邹浩、南北宋之际的张戒、稍晚于杨万里的敖陶孙、曾噩，都曾表达过类似的意见，即视杜甫为诗国圣人，只是没有杨万里这么显豁而已。到了明末，终生研究杜甫的王嗣爽，开始正式称杜甫为“诗圣”，他在《梦杜少陵作》诗中说：“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又在《浣花草堂二首》之二中说：“诗圣神交盖有年。”
宋人称杜甫“圣于诗者”，主要是指杜甫在诗歌史上的“集大成”地位，认为他无体不工、无美不备。这一认识最早发之于唐代诗人元稹的《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宋代文人苏轼、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
后世把杜甫简称为“诗圣”，则突出了其道德含义，认为杜甫诗所展现的人格魅力，集中了儒家文化传统里的一些最重要的品质和情怀，如忠义仁爱、民胞物吾、忧国忧民等。郭沫若在为杜甫写的对联中，称杜甫为“诗中圣哲”，也是这个意思，这也符合杜诗中的儒学内涵。
白居易的《卖炭翁》等诗为什么称“新乐府”？
“新乐府”一名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提出的，他在给自己的《卖炭翁》等《新乐府》所作的序言中说：“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也。首句标其目，古十九首之例也。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律，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简而言之，新乐府就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详而言之，与古乐府相比，《新乐府》五十篇的“新”体现在：
一，音乐性上，并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的标准。因此尽管实际上它们全是“未尝被于声”的徒诗，但仍自名为乐府，宣称“可以播于乐章歌曲”，只是加上一个“新”字以示区别。
二，诗题上，强调因事立题，自创新题。《新乐府》最初是由《新题乐府》省称而来，继承着“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不复拟赋古题”的先例。
三，精神上，强调“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更加注重“兴谕规刺”（《新乐府?采诗官》）。
四，内容上，以讽刺时事、伤民病痛为主，以总结人生经验、概括社会现象等为辅。
五，形式上，主题更专一，叙事更强化，视角以第三人称或客体化为主，以第二人称和作者议论慨叹为辅。作者的感慨是针对时事而发，而非个人的咏怀述志。
六，诗体上，都是唐代盛行起来的新诗体――七言歌行体。
李贺为什么被称为“鬼才”？
李贺（790～816），字长吉，生于昌谷（今河南宜阳），是没落的唐宗室后裔，因为父名“晋肃”，与“进士”谐音，便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后来荫举做了个从九品的奉礼郎，不久就怏怏而死。有《李长吉歌诗》，存诗240馀首。
宋代钱易的《南部新书》丙卷云：“李白为天才绝，白居易为人才绝，李贺为鬼才绝。”阮阅《诗话总龟》引宋景文语也说：“李白仙才，长吉鬼才。”
翻开李贺诗集，触目可见的是奇特的造语、怪异的想象和幽奇冷艳的诗境，宛如进入了一个幽冥世界：“嗷嗷鬼母秋郊哭”（《春坊正字剑子歌》），“愿携汉戟招书鬼，休令恨骨填蒿里”（《绿章封事》），“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秋野明，秋风白，塘水xx虫啧啧。……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博罗老仙时出洞，千岁石床啼鬼工”（《罗浮山父与葛篇》），“海神山鬼来座中”“呼星召鬼歆杯盘，山魅食时人森寒”（《神弦》），“耕人半作征人鬼”（《白虎行》），“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月午树立影，一山惟白晓。漆炬迎新人，幽圹萤扰扰”（《感讽五首》其三），“鬼哭复何益”（《汉唐姬饮酒歌》），“百年老^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荒芜的山野，惨淡的黄昏，阴森墓地，闪烁的鬼灯，可怖的萤光，百年的老^，食人的山魅。令人读后，深感其“险怪如夜壑风生，暝岩月堕”（谢榛《四溟诗话》卷四），正如晚唐诗人杜牧在《李贺集叙》中所云，李贺诗是“骚之苗裔”，“荒国w殿，梗莽丘垅，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眵≈溃９砩呱瘢蛔阄湫榛牡靡病薄
李贺自幼体质赢弱，长得细瘦，通眉，长指爪。早熟而敏感的他，比常人加倍地品尝到了人生的苦涩。在现实的重压下，他呈现出种种早衰的症状和心态。人生的短暂倏忽，引发了他的无比惊惧，怀才不遇的苦痛，冲击着他多病的身心。于是，虚无飘渺的神鬼世界，便成了他解脱痛苦的希望。这位鬼才在二十七岁那年便过早地离开了人间，走进了他向往的另一个世界。
“老杜”指杜甫，“小杜”是谁？
“小杜”是杜牧。《新唐书》卷一六六云：“牧于诗，情致豪迈，人号为‘小杜’，以别杜甫云。”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有《樊川文集》。其诗能在俊爽峭健之中，时带风华流美之致。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
小杜的咏史诗很著名，如：“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登乐游原》）“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前一首喟叹朝代兴亡变化，岁月倏忽变幻，后一首感慨执政者的荒淫糊涂和世人的居安忘危，透过这些，我们看到小杜心底的悲凉。此外，小杜还有不少咏史诗也很出色，如“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过华清宫》），讽刺天子的荒唐；“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感慨历史变化的难以把握等等，都表现着小杜透过历史对现实的关注。
小杜抒情写景的七绝，词采清丽，画面鲜明，风调悠扬，可以看出他才气的俊爽与思致的活泼。较为著名的有《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从上面这几首诗可以看出，小杜的诗风既不像元白那样平易，也不像李贺那样雕琢，反倒于韩愈七绝诗那种较为流畅轻灵的一面，多有吸取。
应当注意区分的是，晚唐诗僧贯休《杜侯行》所云“大杜小杜为殷霖”，大杜指杜，小杜指杜审权。
李商隐为什么写“无题”诗？
李商隐（812-858），字义山，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李商隐的诗，以无题诗在后世最为知名，下面这一首《无题》更是脍炙人口：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一开头就说尽了离情别恨。第二联春蚕蜡炬，到死成灰，比喻中寓象征，至情至性，已经超越爱情而具有执著人生的永恒意义。第三联于细意体贴关注中见两心眷眷，两情依依。最末一联是近乎无望中的希望，更见情之深挚。他把爱情纯化、升华得如此明净而又缠绵悱恻，在古代诗歌中是罕见的。
李商隐是个内向型的诗人，时世、家世、身世，都促成了他易于感伤的性格，国事家事、春去秋来、人情世态，以及与朋友、与异性的交往，均能引发他丰富细腻的情感活动。他的许多诗歌所写的不只一时一事，乃是整个心绪，人的心绪往往是很难表达的，更何况李商隐的心绪又非常复杂。对于政治的执着，使他的心境通之于人世宇宙、治乱兴衰的探究，而在实际生活中，没落的时代、衰败的家族、仕途和爱情上的失意、朋友的不能谅解、妻子王氏的早逝，各方面的困扰缠结于心，都加重了他的心理负荷。种种情绪，互相牵连渗透，难辨难分。这种心理状态，用繁复的意象表现，便无法明确地用某时、某地、某事诠释清楚。有时候，诗人所要表现的那种萦绕于心间的莫名愁绪，其来龙去脉恐怕连自己都未必完全明白，这时“无题”应该是他唯一的选择了。
李商隐诗集中，除了十四首明确冠以“无题”的，还有摘句首二字为题的，如《碧城》《锦瑟》等“准无题”诗。关于这类诗李商隐自己解释说：“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又说：“楚雨含情俱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但是，现在看来，他这些诗可能有少数是别有寄托的，如“万里风波”，“八岁偷照镜”，更多的是以爱情体验为中心、又超越了具体情事的整个心境的体现。
“百代词曲之祖”指哪两首词？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菩萨蛮》）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忆秦娥》）
南宋淳佑间黄N编集的十卷本《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选录了署名为李白的这两首词，并云：“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
《菩萨蛮》是望远怀人之作。上片写景，由远而近。登楼远眺，暮色苍茫，平林如烟，寒山似带，意象苍凉壮阔，进而写楼写人，逐步逼出全词关键：“有人楼上愁”。下片由近及远，情中有景。词以感喟结穴，意兴高远，雄浑无匹。徐士俊云：“词林以此为鼻祖，其古致遥情，自然压卷。”（《古今词统》卷五）
《忆秦娥》又名《秦楼月》，词以秦娥起兴，写行人去国之恩。上片抒离情，下片咏秋望。全词怀古伤今，寄意遥深，饱含着繁华衰歇、不堪回首之慨。结尾更隐寓山河兴废之感，气象颇为阔大。
尽管宋代以来，就一直有人对二词是否为李白所作半信半疑，但称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还是为大部分人所接受的，正如清代词评家陈廷焯所说：“唐人之词如六朝之诗，惟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两阕，实千古词坛纲领。”（《云韶集》卷一）“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两阕，神在个中，音流弦外，可以足为词中鼻祖。”（《词则?大雅集》卷一）
“敦煌变文”是佛教作品还是文学作品？
变文，或简称“变”，是民间曲艺“转变”所用的底本，在敦煌说唱类的作品中保存较多。现知明确标名“变文”或“变”者有八种：《破魔变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简称《目连变》）、《八相变》、《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汉将王陵变》、《舜子变》（又题《舜子至孝变文》）、《前汉刘家太子变一卷》（又题《前汉刘家太子传》）。此外，尚有题残佚，据其体制也应属变文者，如《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
“变”字的含义和渊源，一直是个谜，有的说是梵文citra（图画）的音译，这种讲述佛经中神变故事的图画就叫作变相，形式就像连环画或小人书；有的说应该解释为“故事”，所谓故事的图像就是变相,故事的文字就是变文；有的说是“变更”，即把经文转变为通俗易懂的文体，或“神通变化”等义；有的说是佛教语“因缘变”（因果变换）的简称。
现存敦煌变文按题材分有四类：
一、佛经变文，如《目连变》、《八相变》、《降魔变文》、《破魔变文》、《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这类变文通过佛经故事的说唱，宣传佛家的基本教义。但它们与讲经文不同。它们不直接援引经文，常选佛经故事中最人趣味的部分，铺陈敷衍，渲染发挥，较少受佛经的拘束。
二、讲史变文，如《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汉将王陵变》。大多以一个历史人物为主，撷取轶事趣闻，吸收民间传说，加以渲梁。
三、传说变文，有《舜子变》、《刘家太子变》。虽假借历史人物，但所讲故事并无历史根据。
四、时事变文，有《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
概括地讲，“敦煌变文”是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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