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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求解中国粮食安全的“方程式”
(手有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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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９日电　题：求解中国粮食安全的“方程式” ——从世界粮荒看改革开放３０年的中国粮食观 & & “新华视点”记者　刘健　宋振远　张军　茆琛& &&&一则关于中国粮食的新闻，给动荡不安的世界粮食市场吹来暖风：& &&&今年中国粮食总产有望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实现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连续５年增产。& &&&１０年前，美国学者布朗质疑：谁来养活中国？然而，去年以来爆发的全球粮食危机中，粮食自给率１０年保持在９５％的中国显得“从容”许多，国内粮价上涨表现出温和性、结构性和可控性等特点。& &&&站在改革开放３０周年的重要节点上，透视世界粮荒的主客观成因，面对“加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与“粮食安全”“粮食能源化”与“保证吃饭”“保农民的钱袋子”与“保国家的粮袋子”三个方程式，似可找到求解粮食安全的答案。 & & 第一个“方程式”：在“工业化”与“粮食安全”之间，立足“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战略支持 & & “两个投资上亿元的工业项目‘相中’这儿，可我们坚持基本农田一分不能占。最后项目泡了汤,可为了粮食安全，值呀！”河南省滑县枣村乡乡长张红林正忙着联系粮食外销。滑县是河南产粮第一县，近５年粮食产量平均增长５．６％，耕地占区域面积的７２％，“除了村镇和道路，大都是基本农田。”& &&&滑县是我国严格保护耕地的缩影。农业部部长孙政才表示，对一个有１３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如果粮食和农业出了问题，谁也帮不了我们。必须确保一个底线——１８亿亩的耕地。& &&&全球粮食危机印证了中国策略的明智。始自２００７年的全球粮价暴涨，使１亿多人陷入贫困。在工业化进程中忽视粮食生产，正是一些国家面临粮食困境的重要原因。& &&&“农业是强基础、促发展、安天下的战略产业，粮食是保生活、平物价、稳民心的关键商品。”——这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总结无数次教训得出的结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８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ＣＰＩ）回落到５％以内，食品价格涨幅明显回落。粮食增产，对宏观调控起到重要作用。“考虑到世界性通胀背景，这个成果来之不易。”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说。& &&&３０年前的改革开放，肇始于解决吃饭问题。１９７８年的那个冬夜，小岗村１８户农民相约“分田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但随着改革开放向城市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风起云涌，加上不时出现的“卖粮难”，比较效益低使人们纷纷弃粮田办企业。昔日的鱼米之乡，崛起了大片工厂、车间，千百年来的“南粮北运”演变为“北粮南运”，１３个粮食主产省能调得出粮食的只剩下６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一边是势不可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另一边是确保耕地底线和粮食安全，平衡点何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由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继续推进，需要占用部分耕地，近几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占用耕地的建设每年大约是２８０万亩。但同时，对于所有占用耕地建设项目都提出了明确的耕地补偿要求。&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我们有太多的理由要求确保粮食持续丰收。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成杰描述说：“近１２年间，我国粮食生产走过了一条‘Ｕ’字形的发展轨迹。随着人口增长，我国粮食产量需要每年以０．５％至０．７％的速度增长。”&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按照立足国内，基本自给（自给率９５％）、适当利用进出口调剂余缺的粮食安全思路，我国先后实行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大力发展农业科技，探索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央连续发出５个一号文件，按照“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战略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梯次构建惠农促粮的长效机制，免征延续了２６００多年的农业税，给农民发放补贴。今年，强农惠农政策信号更为强劲有力：中央财政安排“三农”投入５６２５亿元，创历史新高。& &&&重庆开县临江镇的“全国种粮标兵”孙昌武种植了２５５亩粮田，全年纯收入１０万元以上。他高兴地说：“种粮不上税，国家倒补贴。我准备把种粮面积扩大到４００亩！” & & 第二个“方程式”：在“粮食能源化”与“保证吃饭”之间，明确替代能源“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 & & 本轮世界粮食危机原因复杂。权威专家分析说，随着石油价格攀升，一些国家生物能源快速发展导致食用粮油供给减少。美国２００７年用于生产乙醇的玉米，已占玉米总产量２０％以上，欧盟６０％的油菜也用于生产燃料，冲击了世界农产品供求格局。国际机构的研究表明，生物燃料需求拉动国际粮价上涨了１５％到３０％。& &&&人与车“争粮”，成为维护粮食安全的一个全新课题。今年６月在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安全高级别会议上，与会各国在生物燃料开发问题上分歧严重。分析人士指出，尽管面对国际社会的诸多批评，美欧等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更加坚定地发展生物燃料，到２０１７年，乙醇燃料产量有可能再翻一番。& &&&中国也在这道全新的课题前艰难求解。这是２００６年的一组镜头：& &&&——有全国产粮第一大县（市）之称的吉林榆树市的一个经济开发区，毗邻而居两个“超大型玉米深加工项目”。公司负责人介绍说：“如果两个项目全面完工，榆树全市的玉米都不够这两家企业消耗，需要外调。”& &&&——东北一个百万吨玉米深加工企业负责人介绍说，３吨玉米可以生产１吨化工醇、１吨饲料和１吨酒精，公司总利润可达２亿元。& &&&从２００５年起，在“向玉米要能源”“向加工要效益”的推动下，东北一些地方上燃料乙醇项目热情高涨。如果按照当时的发展态势，到“十一五”末期，玉米生产第一大省吉林每年共需玉米２５００多万吨，远远超过１７５０万吨的全省玉米常年产量；大连商品交易所和国家粮油信息中心联合研究课题预测：２００６年后的两个年度，我国将由玉米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 &&&国家从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于２００６年底接连下发通知，清理和叫停粮食能源化项目，要求各地不得以玉米加工为名，违规建设生物乙醇项目，并对各地玉米加工企业进行清理。今年７月，财政部透露，我国发展生物能源一定要在确保粮食安全基础上推进，尽快出台支持秸秆能源化利用的财政政策。& &&&以不到世界７％的耕地养活了约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两个数字对比，彰显出中国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也时时警醒着我们要居安思危，一丝也马虎不得。看国际市场，全球粮食年贸易量不足中国消费量的一半，依赖进口不现实；看国内供给，与１０年前相比，我国耕地面积净减少１．２４亿亩，粮食需求却呈刚性增长。中国农科院院长翟虎渠说，中国粮食不能承受“能源化”之重。如果大量靠玉米解决能源问题，将会是一场灾难。我们“不能饿着肚皮开汽车”，中国人多地少，不能照搬美国的模式。& &&&农业部部长孙政才表示，中国将严格控制使用粮油产品生产生物燃料，本着“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的原则开发生物能源。 & & 第三个“方程式”：在“保钱袋子”与“保粮袋子”之间，“农民种粮食，国家买安全”的思路正在廓清 & & 尽管今年夏粮增产，但农民也有烦言：柴油价高货紧，化肥价格暴涨，农田水利失修，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在山东曹县仝店村，农民李艳抱怨说：“收完麦子，准备种玉米。到农资店一问化肥价格，涨得离谱了！” 农业部有关人士说，国内粮食价格低位运行，化肥等农资价格高位上涨，“一低一高”问题解决不好，就会挫伤农民种粮积极性。& &&&有关测算表明，到２０２０年，要再新增１０００亿斤的粮食生产能力，才能确保届时１４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总经理乔林选说：“这相当于产粮第一大省河南一年的粮食产量，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种粮要有效益，鼓了‘钱袋子’，才能保证‘粮袋子’。”& &&&今年７月２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和《吉林省增产百亿斤商品粮能力建设总体规划》，强调立足于国内保障粮食供给，全面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粮食安全分级责任制，形成有效的粮食安全监督检查和绩效考核体系，并明确要求有关部门和粮食增产潜力较大的地区抓紧研究增加粮食生产的规划和措施。& &&&好政策带动“抓粮”热潮，仅黑龙江、河南、江西、吉林、安徽规划的增产目标，就超过了《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中到２０２０年增产８００亿斤的目标。湖南、山东、河北、湖北等省也正在着手调研，制定本区域的“粮食增产规划”。& &&&专家们分析认为，“抓粮”热情高涨，关键在于国家要对粮食主产区投入大量资金，改造基础设施，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使产区和农民真正得到实惠。《吉林省增产百亿斤商品粮能力建设总体规划》规划的总投资达２６０亿元。中国农科院研究员李茂松说：“一个省的农业项目能得到国家的如此重视，可以说前所未有；一个有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投资达到２６０亿元，也是前所未有的。”& &&&江西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尹小健说，巨额资金投向粮食产区，说明我国即将进入“国家花钱买粮食安全”的时代。“改造一亩中低产田，国家投入６００元，俺老百姓可得了实惠。”河南省滑县大屯村村民张保林说。& &&&粮食增产规划重了“粮袋子”，也保了“钱袋子”。河南省粮食厅厅长朱孟洲介绍说：“按照河南三步走、每步１００亿斤的增产规划，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２０年，全省农民人均收入将分别达到５０００元、７０００元和１万元，力争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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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马路上，到处是晾在沥青路面上的小麦和玉米，但愿没有任何有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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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要处理好五对关系
2007年全球性的粮食短缺和粮价上涨，使粮食问题再次成为政界、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喊“狼来了”的有之，喊“没有狼”的也有之。其实，这次“狼”的确没有来，因为2002年以后中国连续五年的粮食丰收，使粮食供需大体平衡。虽然如此，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的粮食安全的确还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多边的权利与利益协调和配置关系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国家与农民、产区与销区、国内与国外、粮食与生产资料以及粮食内在性质本身的矛盾与冲突的关系。
　　一、“国家要粮”与“农民要钱”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耕地的主要功能就是生产粮食，国家要求农户的承包地提供必要的粮食供给。集体经济时期，国家要粮通过行政手段。改革初期至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以前，国家通过提高收购价格激励农民种粮。现在国家通过两种方式向农民要粮：一是通过粮食支持政策提高农民种粮收益，激励农民种粮；二是通过行政命令和政治动员机制，要求官员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这两种要粮政策都无法保证农民对耕地的要求——增收。在家庭承包责任制条件下，农民根本不存在吃饭问题，农民最愁的是如何增收的问题。在粮食短缺、价格较高时，“国家要粮”与“农民要钱”有内在一致性，并不会产生冲突。一旦粮食供求大体平衡或者供大于求，粮食价格就会下落，“国家要粮”与“农民要钱”的目标就会产生冲突，农民势必弃粮种植经济作物，或者干脆抛荒外出务工经商，或者从事自然生产以保口粮。对于农民的弃粮行为，国家并没有有效的反制措施，法律明确规定农民具有生产决策权和经营使用权，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对农民的弃粮行为也无能为力。国家要粮，行政上无从着力，政治上无从下手，唯一的选择是经济刺激——补贴，但是经济刺激面临两个约束：WTO贸易协定的约束，即政府不能随便使用收入性质的补贴；补贴有效性的约束，即补贴能否使粮农获得平均利润，能否有能力使农民维持平均利润。这两个约束不能突破，“国家要粮”与“农民要钱”的矛盾就无法解决，“农民要钱”的动机和行为就会瓦解“国家要粮”的努力和目标、摧毁粮食安全的屏障，“农民要钱”的行为与选择也就会成为粮食安全的“绊马索”。
　　二、“有上限粮价”与“无上限肥价”
　　（一）“有上限的粮价”与“形同虚设的保护价”。粮食流通体制经过多轮改革，市场化体系基本形成，但是在粮食价格的形成方面，行政干预的力度仍然比较大。行政力量干预粮价本是专家学者们力荐的一项措施，但是执行过程中却产生了再分配效应，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在粮食供过于求的年份，国家设置粮食保护价收购，保护农民利益；在粮食供不应求的年份，国家通过抛售粮食储备，平抑市场，稳定粮价，遏制通货膨胀。本来这一制度设计和安排既有利于保护粮农的利益，也有利于国家稳定宏观经济，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遇到了两个困难。首先，保护价不能起到保护农民的作用，抛售粮食储备却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年粮食价格跌到了谷底，稻谷每50公斤的价格只有32元左右，保护价格是38—42元。可是农民仍然接受小贩的32元价格，不愿意接受粮站38—42元的保护价格，因为交售粮食的交易成本高，除了要运输费外，粮站还要扣除粮食中的水分和杂质等，保护价格有等于无，政治宣示作用大于实际作用。粮食短缺时，国家的抛售粮食储备平抑物价、稳定市场则给粮农造成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按照常理，如果价格低时没有干预或者说农民没有享受到干预的好处，价格高时应该任其波动，让粮农在低价时受到的损失能够在高价时得到弥补。从长期来看，高价的边际收益与低价的边际损失大体相当；从时间维度来看，农民与市场之间有一个自动的盈亏补偿机制。但是国家低价时的象征性干预，高价时的实打实的干预，却对粮农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2007年以来粮食价格在国家抛售粮食储备的干预下，只有小幅度的上涨。笔者估计，如果国家不抛售粮食，南方稻谷销售价格最低也应该到每50公斤130元，而目前只90元左右，这40元的差价本来应该补偿年农民的损失，但是现在被抛售政策所掠杀，“有上限的粮价”与“无下限的低价”导致市场盈亏补偿机制失效。
　　（二）“有上限的粮价”与“无上限的肥价”。“粮肥比”、“粮机比”也是衡量粮食生产效益的重要指标。前面已经分析了，中国的粮食价格表面上是由市场机制形成的，但是粮食价格的上限是有约束的，并不能随着整个宏观经济形势水涨船高。与此相反，构成粮食生产成本的化肥和租赁机械成本却是市场化的，虽然有国家指导价格，但是指导价格并不是指令价格，可以接收也可以不接收。因此，粮食价格的上限是刚性的，国家只要将储备粮抛售出去，就能够平抑市场价格，而化肥价格的上限是“有弹性的”。因此，我们看到的结果总是化肥价格上涨快于粮食价格上涨。据统计，2006年与2004年相比，全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累计上涨9.9%，而同期粮食的价格仅上涨1.3%。
　　粮食高价有限，粮食低价无底；粮食价格受限，肥料价格和机械作业价格无限。粮食“高低价比”、“粮肥比”、“粮机比”都不利于粮农，都有损于粮农，这是中国粮食安全反复震荡的根本性的原因。
　　三、“产区的粮食”与“销区的安全”
　　中国粮食安全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粮食是产区的，但是安全却是销区的；生产责任是产区的，但是安全收益却是销区的。对于粮食主产区而言，对于粮农来说，只要不再像集体经济时期过多地征收农民的粮食，过多地压制农民的选择权，粮食主产区和粮农就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问题主要存在于销区。所谓销区就是粮食自我供给不足、需要从产区调入粮食的地区。如果产区与销区能够自由地选择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向，能够以市场的方式进行粮食交易，产区与销区的问题并不成为问题。但现在这两个前提条件都受到约束。第一条件就无法成立。因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明确规定，产区耕地必须种植粮食，而且经常以行政命令、政治要求的形式，督促产区地方政府确保国家粮食产业政策的落实，但是销区可以自由地选择产业，可以发挥比较优势种植经济作物，可以大力从事畜牧、水产业生产。简言之，销区可以从事赚钱的竞争性产业，产区只能从事不赚钱的粮食产业。第二条件也无法成立。表面上看，产区与销区的粮食调销是市场化方式，但是必须看到国家干预粮食市场、抑制粮食价格本身就是夺走了农民获利的机会，将产区农民能够获得的粮食利润，通过所谓“市场化的粮食调销”转移给了销区。
　　“产区的粮食”与“销区的安全”折射出的是一个权利问题，一个责任问题，一个权利与利益均衡配置的问题。产区承担着国家和销区的粮食安全保障任务，牺牲了自由选择产业和发展方向的权利，产区的粮食要承受国家确保宏观经济大环境稳定的代价，国家通过抑制粮价以遏制通货膨胀压力，抑制粮价的代价是粮食价格伴随粮食成本的增长而水涨船高，即粮食生产成本是市场化的，但是粮食销售价格却是半市场化的。显然产区承担着国家稳定宏观经济环境的代价，销区享受了国家稳定宏观经济环境的红利，政策安排的收益分配再次损害到了产区及其粮农的利益。当然，在宏观经济环境比较稳定的情况下，产区的损失比较小，矛盾能够被掩盖，但是一旦到了通胀时期，产区和销区、中央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冲突就暴露无遗。为了确保粮食安全和宏观经济环境稳定，中央政府只好选择“政治诉求”、“行政指令”这个办法。而这个办法对农民不见得有效。可见，“产区的粮食”和“销区的安全”依靠的是“政治诉求”和“行政指令”这个杠杆，依赖的是农民会迫于基层政府的压力。一旦这个假设条件不成立，建立在这种微妙平衡基础上的产区粮食安全机制就会瓦解。“产区的粮食”与“销区的安全”内在的权利与利益的不均衡也是危及粮食安全的一根“绊马索”。
　　四、“粮食安全性”与“粮食商品性”
　　对于粮食本身而言，也存在角色的内在冲突。笔者一再坚持，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既有普通商品的特点，也有生存产品的特点。这种特殊的产品或商品的问题，本身就不能按照简单的产品或者商品规律来解决。再加上中国是一个大国，外部还存在不少强权的压力和威胁，粮食供给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对于政府来说，坚持高自给率，坚持“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原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粮食还有经济性的一面，即粮食还是商品，商品必然受价值规律的支配。粮食多了，价格就要下降，价格下降，农民就不愿意种粮，农民不种粮势必威胁国家粮食安全。显然，“粮食安全性”与“粮食商品性”具有角色或者性质的内在冲突。这种内在冲突，在粮少和粮多时都存在，只是以不同的角色或者性质出现而已。
　　现在的粮食安全政策对此矛盾的处理策略是：粮食多了是商品，放任自流；粮食少了是安全品，国家行政干预。虽然国家重视粮食供给问题和安全问题，但是国家也是理性的，担心背包袱，也背不起包袱。因此，在粮食的处理方面，采取“抓少重于抓多”、“抓不足放有余”的原则，即粮食少了后，才认识到粮食的经济安全性质；粮食多时，则强调粮食的商品性质。强调前者为行政干预提供依据，强调后者为丢包袱提供理由。其实这一逻辑，我们可以从历次的粮食波动中发现蛛丝马迹：1984年以前的粮食大丰收，导致了1985的年国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甩包袱；1996年以前的粮食大丰收，导致1997年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甩包袱；2004年至2007年的粮食大丰收，同时伴随着世界性粮食短缺，虽然国家没有甩包袱，但是却用“截头术”将粮农获取高价利润的机会“拦腰斩断”。“粮食多了是商品，粮食少了是安全品”策略的逻辑是：国家将“商品性”的风险转嫁给粮农，将“安全性”的成本也强加给粮农。
　　农民是理性的，他们对政策也会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如果农民发现粮食短缺不能赚钱，粮食丰收也不能赚钱，就不会再信任国家及其粮食政策，就会放弃粮食的生产。因此，“粮食商品性”与“粮食安全性”的内在冲突及其政策逻辑也侵蚀、瓦解粮农种粮的积极性，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
　　五、“国际粮炒家”与“国内粮慌张”
　　现在中国粮食安全问题还要加入一个国际因素。2001年入关以前，我们与国际粮食市场关系并不太紧密，入关以后我国与国外联系增多，国外的一些东西就会影响国内。另外，国际上一些粮食炒家也会利用中国粮食产量及进出口贸易来炒作国际粮食市场，从中渔利。说句实在话，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历过多次粮食饥荒的大国来说，无论怎样强调“粮食安全论”都是不为过的，这也是为政之道。但是中国入关以后，封闭的粮食流通市场加入了国际因素，“国际粮炒家”对国际粮食市场、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阻击必然影响中国国内粮食市场及消费者的心理，造成“国内粮慌张”。这种“国际粮炒家”与“国内粮慌张”之间的关联，会造成一种过度的“粮食安全论”、“粮食愈多愈好论”。这种恐惧心理会加剧国家的粮食管制和干预，从而进一步加大上述四大矛盾，形成第五根粮食安全的“绊马索”。
　　其实，对于“国际粮炒家”与“国内粮慌张”的传染与消费心理，只要我们稍加整理，便能够消除不安。1983年至2004年粮食供给余缺率按照简单算术平均计算为99.01%，也就是说，我国基本上是采取完全自给的粮食政策，进口粮食只是品种余缺调剂。22年中粮食供给余缺率最低的年份是2004年，为94.98%，最高年份是1993年，为101.38%。完全自给的年份有7年，低于完全自给的年份有15年，但是大部分的自给率都在97%以上。2005年至2007年粮食三年大丰收，我国根本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因此，对于“国际粮炒家”和“中国粮食威胁论”，我们完全可以予以驳斥，而且不必惊慌，特别不能因为国际市场进入高粮价时代，而不反思本国粮食体制的问题，不反思粮食本身所内含的冲突问题，不反思我们常用的甩包袱式的机会主义策略问题，也不能逆向反思，置现在的问题于不顾而片面强调“粮食数量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继续让产区、让粮农承担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承担粮食市场风险性和国家粮食安全性所导致的双重成本，不能再让产区和粮农既流汗，又流泪；既出力，又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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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0:40&第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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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逆市而为，加死码：每当市场上演逼空行情或杀多行情都会打爆很多人的帐户。究其原因就是一味地死多或死空，不会灵活应变，顺势调整。而且越错越加码，加死码，幻想有一天价格回头，能够反败为胜。结果没有等到反败为胜那一天，“子弹”早早打光，死在半途当中。市场既没有多头，也没有空头，只有滑头才能长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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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子被套之后，我们可以根据技术分析作出以下操作：
1、为什么锁损？
如果你能严格止损，耀古想并没有必要走这一步。一般在出现下面情况时才会锁单：一种情况是下单后行情变得不明朗，判断不了方向时可以选择锁单；另一种情况是你未设止损，而你的账户亏损已经很大时不忍平仓，为了防止更大损失或爆仓也可以选择锁损操作。在锁单后，常常有一个很重要的操作会被遗忘，那就是最好给与分析方向相反的单加上止损，可以稍设高20-30个点，为了防止在真正行情走出之前波动过大而被来回扫掉。
2、如何解单呢？
解单，就是你在锁单后要选择适当的时机把这个锁给解掉，即把两个单分别平掉，如果永远不平仓，虽然账户上显示的是亏损不变，但除了要承担隔夜单的利息外，你后面的操作和心态也会受到影响。
解单有两个难点：
即解单的点位和时间。在什么样的点位和什么时候解单将直接影响到你账户的盈亏。简单来说：点位最好是找破位，时间一定要找行情方向明朗时。对一般的投资者而言，对点位和时间的把握可能会非常不易，下面介绍两种通过实践后相对较简单可行且易掌握的方法。
方法一：先解逆势单；方法二：先解盈利单。
上面两种方法就以海少个人而言更偏向于第一种。因为我们锁单的目的是防止损失，那么当行情明朗时，把逆势单解掉即等于切断了损失源。但要注意，逆势单并不等于亏损单。另一顺势单可选择行情走得差不多了再平。
第二种方法，选择的是先获利，另一单可等回调或反转时再平。但回调和反转时又涉及到判断时机的问题。如果另一单如未能及时平掉则很可能要转为中长线。
二、锁盈及时行情分析策略
锁盈严格来说其实和锁损区别不大，唯一的不同是锁单时账户持单情况一个为亏损一个为盈利。耀古个人建议是锁盈不如及时获利了结或跟进移动止损，因为多下一单不如行情明朗后再下单。
因为锁盈锁住的是盈利，那么解起来相对要容易些，对心理造成的负担也要小很多。虽然这样说，但解单的原则其实与解损单差不多。因为两者想得到的结果相似，一个是减少损失，一个是争取收益最大化。投资中有一种理念就是：减少损失就等于获得利益！
对于套牢之后的减仓或斩仓，投资者在做这样的操作时，下手必须要狠要果断，特别是在下跌趋势中。很多投资的都有这样的操作经历，套牢之后天天盼解套，终于等到有一天解套了，又不甘心了：我都拿了这么多天了，怎么也要赚一些钱。结果错过了最好的平仓机会，当市场重新进入下跌，又再次被套。最终彻底绝望，丧失信心割肉出局。这是下跌趋势中最忌讳的。
套牢之后，无论如何都是被动的操作，解套固然是投资者必须掌握的基本功，但是投资者更应该把精力放在套牢之前，想办法提高分析技巧和操作水平，尽可能减少被套牢的次数，始终占据资金和心态的主动，这才是最重要的。
特别提醒：做单趋势为王，顺势操作。不可一意孤行，执着抗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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