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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谈深化改革：城镇化改革 城乡共享红利
以人为核心的，是新时期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统筹、产城互动的城镇化，是节约集约、生态宜居的城镇化，是公共服务均等、改革红利城乡共享的城镇化
“我们在城里工作，但不是城市的主人，不敢大胆消费，也不想放弃农村的土地，因为感觉总有一天还要回到农村老家。”安徽农民张浩波在京打工了10年，他道出了很多农民工的心里话。
截至去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2.57%，城镇化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有效解决城镇化道路上的各种问题。
党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新时期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城乡统筹、产城互动的城镇化，是节约集约、生态宜居的城镇化，是公共服务均等、改革红利城乡共享的城镇化。
户籍制度改革积极稳妥推进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户籍二元制的阻隔，进城务工农民虽然长时间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无法享受与城市户籍人口同等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
让农民工市民化，声声呼唤，越来越坚定。
无论是就业还是住房，不管是看病还是社保，农民工都应当享受更到位的公共服务。让具备条件的农民工逐步市民化，是城镇化应有之义，是城乡统筹应有之义。
让农民工市民化，就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加快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今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在研究部署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时，提出要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相关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制度。
让农民工市民化，各地情况不同，方法和步骤应该因地制宜。因为，户籍制度改革非一日之功，需要分批实施、有序推进。
居住证制度，是农民工普遍欢迎的一种制度安排，是户籍制度与福利待遇松绑的一个重要过渡。居住证可给外来人口逐渐增加一些应有的权益，同时又避免给流入地造成过大的冲击。上海、深圳、杭州、广州等地相继出台政策，让流动人口在劳动就业、医疗保险、子女教育等方面逐步享受应有的待遇。
在6月26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作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出我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住有所居——2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年底前，地级以上城市要把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当地住房保障范围；可以病有所医——我国已建立起全球最大、覆盖13亿人的医保体系，今年，新农合大病保障扩容，肺癌、尿毒症等20种大病纳入保障范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开始试点；还可以老有所养——到2012年底，我国新农保、城居保两项制度扩展至全国，标志着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制度从此建立。
本地就业农民工总量开始增加
背着行囊，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闯荡，农民工第一个迫切目标，就是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风起云涌的城镇化浪潮，为农民工实现就业提供了强力支撑。近年来我国人数一直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即便是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外需出现下滑的情况下，这一增长态势没有改变。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12年我国农民工总量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增加473万人，增长3%；本地农民工9925万人，增加510万人，增长5.4%。今年前三季度，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达17392万人，同比增长3.1%。
从农民工就业流向看，2012年跨省流动农民工所占比重继续下降，在地级市务工的农民工比重则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总量开始增加，说明各地的城镇化，特别是中小城市和县城、小城镇的发展，已经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
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要有1000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形成巨大的就业需求。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发展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与广大农民工日益增长的就业需求，依然是一对矛盾。
要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里就业，就必须千方百计发展产业。产业是支撑就业的平台，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城镇化为支撑，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形成从资源利用到产业发展、从城镇开发到民生改善等完整的规划体系，着力打造独具特色的新型产业基地，为农民工就业创造条件。
限于先天条件，农民工一般受教育程度不高，从事劳动密集型岗位能力有余，从事技术密集型岗位能力不足。在经济转型升级的今天，特别需要城市创造条件，培训懂技术、会管理的农民工，不断提升农民工就业创业能力。人社部将2013年作为职业培训年，以组织开展百家职业培训示范城建设活动为抓手，推动职业培训工作深入开展。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中国的城镇化任务远未完成，城乡统筹目标远未实现，必须脚踏实地，科学稳妥，一锹一锹挖，一筐一筐抬。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中推进城乡统筹，全面深化改革，必将释放出新的活力，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本文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作者：高云才 顾仲阳
责任编辑：NF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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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第一财经日报　
　　随着“传统红利”优势递减，新时期如何开启新红利？就此问题，《第一财经日报》采访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廉价劳动力红利等“传统红利”的优势正在递减，因此我们需要寻找新“红利”，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迟福林：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传统红利”呈现递减趋势，但这其中面临着一个转型的问题。例如，目前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在减少，但是随着教育的发展，还会产生人力资源增加所带来的红利。原来某些靠出口、拉动的红利也在减弱，但消费升级会带来新的红利。应当强调的是，新的红利产生是一个国家转型升级的必经过程，但更有赖于制度创新。
　　日报：你认为“改革红利”是什么，为什么在此时重提“改革红利”？
　　迟福林：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这是过去发展的35年所证明的。改革红利释放是支撑中国未来10年7%~8%中速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我先说一个数字，在未来8到10年有多大红利？我们算了一笔账，就消费和投资需求在未来8年达到上百万亿。那就是说，第一，我们的消费总规模将翻番，成为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第二，我们的投资规模，4亿农民工进城变成市民也有40万亿的固定资产投入。百万亿的投资需求是巨大红利，但要获得这个红利需要依靠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十八大”以后，我们最大的机遇是消费需求的释放和消费结构升级，这在未来5年~10年极为重要，如果这个解决得好，我们就可以走出一条以内需为主要支撑力的中速增长阶段。
　　日报：释放“改革红利”关键在哪里？
　　迟福林：我认为释放改革红利关键是六个字：机遇、潜力、红利。
　　这其中，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是我国最大的机遇。再一个城镇化是未来最大的潜力。2011年我国名义城镇化率高达51.3%，但实际人口城镇化率才约35%。在未来8年，人口城镇化，加上投资需求，内需规模可能达到近百万亿。最后要认清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比如消费需求的释放，有赖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突破；人口城镇化则有赖于农村土地改革等。
　　所以抓住这个大机遇，释放城镇化的巨大潜力恐怕关键是改革。我总结为：以最大的红利，抓住最大的机遇，释放最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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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的30多年相比,我国当前的改革红利发生了哪些变化?
有关系的材料都可以，越多越好，好的话可以追加最多20分谢谢各位大神了！
提问者采纳
　　A & & & & & & & &与过去的30多年相比,我国当前的改革红利发生了哪些变化?　　●“传统红利”，主要指廉价劳动力红利、全球化红利、政府主导型投资红利。过去30余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有效地释放了这些红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传统红利”正在递减。　　●无论是内需红利还是城镇化红利，都直接依赖于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远未完善，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潜力更大，更具有根本性。　　一、&“传统红利”的式微与终结　　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体现在加速老龄化上，也体现在劳动力的减少上，尤其是年轻劳动力的减少；“全球化红利”目前也在减弱；政府主导型的投资红利，不可持续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过去30余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有效地释放了这些红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传统红利”正在递减。　　首先看“人口红利”。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体现在加速老龄化上，也体现在劳动力的减少上，尤其是年轻劳动力的减少。　　2012年统计公报指出，到2012年末，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下降0.60个百分点。这是相当长时期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第一次下降。联合国也曾经预测过，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9.98亿的峰值，此后逐年减少。人口学者预言说，到2050年，中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7.1亿人，比2010年减少约2.3亿人。可以说，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意味着，传统的“人口红利”逐步递减的拐点和趋势逐步出现。　　“全球化红利”目前也在减弱。从近两年的数据看，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可以说是负值，同时，还应当清醒地看到，这次欧美市场的萎缩将不是短期的，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不可低估。　　最后看政府主导型的投资红利，虽然在历史上政府主导的投资对于扩大经济总量，推进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但也带来了增长质量不高、生态环境破坏的突出问题。这种红利不可持续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　　&二、“内需红利”和“城镇化红利”是新的“红利源”，充分释放有赖“制度红利”　　无论是内需红利还是城镇化红利，都直接依赖于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远未完善，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潜力更具有根本性。这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改变一些重大改革长期不能取得突破的现状。　　关于“内需红利”& & & &从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看，能否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重要战略机遇，取决于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的实际进程，即能不能用5～8年的时间形成以释放国内需求支撑可持续增长的基本格局。　　而这需要以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为重要目标破题收入分配改革。2020年要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不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基础上的倍增，关键在于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即在目前大约23%的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努力使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达到40%以上，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这就需要尽快出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国家规划，采取综合性改革举措，尽快扭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尽快提高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以制度公平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结构性减税等。　　关于“城镇化红利”& & & &主要是指城镇化释放消费潜力带来的转型发展红利。城镇化是拉动内需的最大潜力。从消费看，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将带来巨大的新增消费。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为3.34：1。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意味着至少有1300万人将从农民变为市民，这将直接带来1740亿元的新增消费；10年间城镇化率提高10～15个百分点，将带来1.7万亿～2.6万亿元的新增消费规模，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　　同时，城镇化将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未来10年，我国城镇化率如能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将再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1.6亿农民工，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按低标准，农民工市民化需要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由此将新增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所谓“制度红利”？又该如何保障？　　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多方面体制机制的不完善，我国制度创新与制度完善的空间巨大，由此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红利。　　未来5～10年的转型改革，有三点判断很重要：& & & &第一，关键是客观把握机遇、潜力、红利。未来10年，我们拥有巨大的内需红利与城镇化红利，但这些红利的释放都取决于改革，取决于体制机制创新进程。　　第二，要通过改革释放发展潜力，关键是尽快实现五个方面转型改革的实质性突破：破题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破题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破题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转型与改革；破题市场导向的经济转型与改革；破题以优化权力结构为重点的政府转型与改革。　　第三，把政府改革作为顶层设计的关键，明确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尽快实现转型改革的新突破，才能使改革跑赢危机，才能真正抓住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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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变化吗？
至少思修书说有变化
没办法，他说有，就算洗脑也得编点给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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