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亿人口与2012预言 地球有多危险：人类纪
　　日14:40& 来源：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琛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第一次正式提出“人类纪”（Anthropocene）的概念。在地球47亿年的历史上，只有最狂暴的自然力，才会留下清晰、持久的印记。比如，6500万年前，一个巨大的陨石燃烧着冲入大气层，坠落在今天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地区。它沉重地撞击了地球的外壳，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火山爆发。火山喷发物遮蔽了天空，引发了全球变冷。地球温度降到了生命生存的临界值以下，恐龙灭绝了，还有地球上另外近一半的物种。关于“人类纪”是否够格列入地质年代时间表，地质学界还有很多的争论。如果这个概念成立，将意味着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已经上升到与冰河作用、物种大灭绝、小行星撞地球等最强大的宇宙蛮力同一级别的程度。也就是说，千万年后，未来的地质学家，无论他们是谁，或者是什么，很可能会根据岩石和沉积物的痕迹绘制出一条清晰的人类活动线，就像今天的人类能分辨出侏罗纪恐龙的痕迹或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标志一样。无论结果如何，对人类来说，这都是一个深具警醒意味的概念人类已经变成地球命运的主宰者，却并不清楚自己要走向何方？对此，没有人比保罗·克鲁琛体会更深。20多年前，正是这位荷兰化学家第一次把臭氧问题摆在人类面前大气中的臭氧吸收大部分对生命有破坏作用的B类紫外线，是地球上一切生灵的保护伞，但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一种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氟利昂（主要用于冷冻剂、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的原料）一直在悄无声息地破坏臭氧层。直到80年代中期，科学家在南极的天空发现臭氧层空洞，这个问题才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迅速遏制。除了核武器之外，这大概是人类第一次意识到，人类活动释放的少量物质就会对地球造成如此重大的影响。按照克鲁琛的说法，它之所以没有酿成更大的灾难，与其说是人类的智慧所致，不如说是运气如果氯在上流层的表现稍有不同，当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时，臭氧层空洞早已从南极蔓延到北极。欧洲人口学家做了一个很有趣的统计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Homo habilis）的起源开始，计算地球上一共出生过多少人类，以及这些人存活的时间总长。他们计算的结果是，过去400万年里，一共有800亿人出生，这些人一共活了2.16万亿年。这2.16万亿年中，28%是在1750年之后，20%是在1900年以后，13%是在1950年之后。尽管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只占0.00025，却占了人类总存活年数的1/5。如果对人类的“生态足迹”做一个类似的统计，估计也会得出相似的结论。“足迹”这个概念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人但凡活在世上，为了维持自身生存，必然会对自然产生消耗，包括食物、能源、居住、交通、水等等，从而对地球环境产生影响即留下“足迹”。虽然“足迹”深浅不同，但基本上人越多，“足迹”就越多。自人类诞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总体的“生态足迹”是很小的。尤其是农业发明之前，与其他灵长类的表亲一样，人类以捕猎为生，完全依赖于自然所提供的食物、能量和资源，对于地球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世界上到处是丰富的资源、未知的边界、待生长的空间，山川大河、热带雨林里蕴藏着无限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直到200年前，蒸汽机和矿物燃料的发明和使用启动了人口和消费爆炸式的增长（迄今仍在继续增长），人类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速度和强度，改变整个地球的物理、化学和生态构成。这种变化，即使以地质时期为尺度衡量，证据也是触目惊心的。地球表面已经面目全非人类改造了75%的无冰雪覆盖的土地，一半的森林被砍伐殆尽，19世纪中叶以来修建的几千座水坝已经彻底改变了地球的地表径流。随着矿物燃料的使用和森林采伐，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达到了至少80万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从280PPM（100万个空气分子中有280个二氧化碳分子）上升到390PPM。二氧化碳捕获更多来自太阳的热量，一边为大气加热，一边又渗入海洋，使海洋酸化（目前已有3%的海洋被酸化）。很可能就在本世纪的某个时刻，海水酸度会达到令珊瑚虫无法造礁的地步，反映在地质记录中便是“珊瑚礁断位”过往5次物种大灭绝都留下了这样的标记。鉴于目前物种消亡的速度是所谓“背景”速度的100到1000倍，多数科学家一致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第6次大灭绝。以这种速度继续下去，到本世纪末，地球上可能会有一半的物种灭绝。这些变化都会显示在未来的沉积物和岩石上。科学家还说，如果全球气温继续升高，未来100年内，地球上所有高山的积雪都会消失殆尽。冰川对地球上的生命来说至关重要，仅仅喜马拉雅山系的冰川，就维系着全球20亿人的生活用水。冰川、海洋、森林，曾经代表着世界的某种边界，是人类幻想与敬畏的对象。现在，它们却在人类的“足迹”之下岌岌可危。用哈佛大学生物学泰斗爱德华·威尔逊的话说：“人类已经成为地球生命史上第一个具有地球物理学力量的物种。”但是，我们常常忘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人类也是地球上唯一一个物种，没有任何别的物种依赖于我们的生存，而我们的生存则要依赖于这个由物理、化学和生物相互作用造就的异常复杂的生命系统。如果有一天这个系统真的严重失衡，地球会像过去一样，经过漫长的进化，重新找到平衡，但人类呢？70亿人的地球字号: 　　生物学家欧利希在《人口炸弹》一书中警告，世界人口总数将超过粮食和其他资源的承载能力，大规模饥荒不可避免生活在印度孟买北部达拉维贫民窟的孩子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个村庄"人们聚集在井边打水陈赛地球可以承载的人口数，有没有极限？极限在哪里？第70亿位地球公民日，一个叫阿德南·麦维克的男孩在萨拉热窝出生，联合国将他作为象征性的第60亿位世界公民。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亲自前往医院祝贺。他的父母给他起名“阿德南”，在波斯尼亚穆斯林语言里，这是与“安南”最相近的一个词。阿德南14岁，上七年级，与父母住在VisOkO一座波斯尼亚城市的单间公寓里。父亲患有结肠癌，作为纺织工人的母亲3年前失去了工作。阿德南被诊断出心脏有一个小洞。他们每个月的收入是350美元，不能支付所需的医疗保险。14年后，地球的第70亿位公民诞生。这次联合国似乎没有心情再去选一位婴儿来祝贺，但仍然选择了日作为那位小公民诞生的象征性日期。这一天刚好是万圣节。有人认为是人口学家的冷幽默，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对于70亿人口，人类应该感到害怕。70亿，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美国维拉诺瓦大学数学副教授克劳斯·沃尔贝特列举了这样一些数字，帮我们了解这个数字的巨大：70亿秒前的世界是1789年，那时乔治·华盛顿当选首任美国总统，美国国会首次开会；步行环绕地球赤道走70亿步，每步迈出2英尺，至少能绕地球106次；假设人类平均身高为5英尺，将全球70亿人叠起来，长度相当于地球到月球距离的27倍。正如2011年世界人口年度报告中所称：“70亿人口这个里程碑同时标志着成就、挫折和困惑。”细菌式增长生与死是自然调节某一物种数量的基本机制。对此，人类也不例外。人类作为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繁殖与生育过程都相对缓慢。个体繁殖的极限是55个。智利的一个母亲在38年内生育了55个孩子，包括5组三胞胎。据人口学家统计，1万年前，人类总人口可能只在200万到2000万，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四五个人，不及许多灵长类动物，如狒狒。在漫长的历史里，人口增长一直受到战争、瘟疫、饥荒的反复制约，出生率与死亡率相抵，增长缓慢。到公元0年，全球人口达到2亿到3亿人。1500年后，人类人口才翻倍，达到5亿。地球人口第一次达到10亿的规模，是1820年。如果从最早被公认为人类的物种能人的出现算起，花了250万年；如果从智人的出现开始，则是20万年；如果从农业的发明开始算起（公元前8000年），则恰好是1万年。农业的发明是人类智慧第一次突破自然资源的限制它改变了人类四处觅食的野兽本质，人类得以控制食物的供应，不再受限于自然的馈赠。食物的盈余，催生了城市与文明。为了供养更多的人口，人类逐渐学会征服当地环境选择农作物、治水、管理土壤、驯养动物、开矿，为开辟牧场以及获得燃料而清理土地。每开通一条新贸易路线如罗马帝国时期从中国到欧洲的丝绸之路，或哥伦布时代从欧洲到美洲的海上航线就提供一次人口进一步增长的机会。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再次突破了能源的限制，人类开始利用埋藏于地下的囤积太阳能即贮存在矿物燃料中的太阳能。这些矿物燃料是太古以前，也许是过去3亿到3.5亿年前的光合作用的产物，以植物和动物遗骸的形式埋藏在地壳之内，与人类隔绝。新的以矿物燃料为基础的技术冲破了粮食、水资源、运输、住房等各方面的传统限制，人口随之急剧增长。110年后，也就是1930年，全球人口就迎来了第二个“10亿”。30年后，也就是1960年，全球人口迎来第三个“10亿”。20世纪60年代是人类有史以来人口增长率最高的时代（2.05%），被称为“人口爆炸的巅峰”。这与两个关键因素有关：一是以化学肥料、灌溉以及种子改良为特征的农业革命，又称“绿色革命”，确保了养活世界范围内的新增人口；二是医学的进步，疫苗、抗生素的发明，以及公共卫生的进步，使得儿童死亡率下降，人均寿命提高。有人做过统计，罗马帝国一个普通公民的平均寿命是25岁；到1900年，美国和欧洲等最发达国家的男女平均寿命都已经超过50岁；再到2010年，世界最富裕国家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80岁，而中国是70岁。此后，在人口基数不断扩大的前提下，生育率下降滞后于死亡率下降，世界人口一直在迅猛增长。尤其是60年代以来，几乎每隔十二三年，世界人口就会增加10亿1974年40亿，1987年50亿，1999年60亿，2011年70亿。平均下来，几乎每年增加八九千万人，其速度与1万年前相比，恰好快上1万倍。现在，人类的人口总数已经超过其他232种灵长类动物的总和。按照爱德华·威尔森的说法：“人类人口增长模型不是灵长类动物式的，而更像细菌式的。”人口增长的极限在哪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人口的无限膨胀，人们最担心的问题是，怎么可能养得活这么多的人？1798年，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做了最著名的世界末日预言，他提到人口趋向于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产量仅仅呈现出算术级数增长。在多数情况下，人口增长将会因为战争、瘟疫和“不可避免的饥荒”遏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他认为，更多的人口增长可能会迅速消耗掉生产力的增长，从而导致暂时提高的生活水平回落到维持生计的水平。他还宣称，由于人口过量增长，人类将会彻底摧毁任何一次生活水平的暂时提高。马尔萨斯没有预见到不久后的工业革命，西方世界的生产力以几何级数提升，远远超过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与他的年代相比，今天的世界经济规模已经扩大了120倍，人均收入提高了9倍。到目前为止，关于人口极限的灾难预言几乎都落空了。最近的一次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教授保罗·欧利希。1968年，他在一本叫《人口炸弹》的书中提出，随着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食物和其他重要资源的生产速度，七八十年代将有上亿人死于大规模的饥荒。他还特别提到印度已经毫无希望，只能等他们饿死。结果呢？印度人口已是当年的两倍多，饥荒不但没有发生，人们似乎还吃得越来越好。这一切似乎都说明，人类是如此聪明、高度富有成效的物种。有乐观主义者甚至认为，地球上的人口数量没有真正的界限，技术发展的速度总是会领先于人口增长的速度。问题是，马尔萨斯会错多久？工业革命以来，除了技术的飞速进步之外，世界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地球不可再生资源的加速消耗为代价的，比如土地、水、空气、矿物、能源……尤其是土地和水源，代表着某些人类无法超越的限制毕竟，地球上已经没有新的大陆可以殖民，也不可能再通过大屠杀或者武力征服来安置多余的人口。据统计，由于人口翻倍，再加上大量的农田被用于城市开发，辟为道路、郊区与停车场，人类的人均占有农田已经从上世纪50年代的0.23公顷下降到90年代中期的0.12公顷，而且还在持续下降。我们固然可以通过新的技术革新手段继续提高每公顷土地的平均生产力，但它的维持依赖于另一种也在持续减少的资源水。在地球的所有资源中，水最丰富，但也对人类发展造成最大限制，因为它太过重要，分布又极度不均。人类通过水坝、灌溉系统以及其他引水活动占用了地球上近60%的河、泾、川水量。现在我们霸占的淡水资源如此之高，以至于世界上许多大河流再也无法汇入大海。埃及的尼罗河、中国的黄河、巴基斯坦的印度河、美国的科罗拉多河和格兰德河这样的大江大河都变成了沙地中的涓涓细流，有的干脆断流在距离入海口几百英里外的地方。在《当江河枯竭的时候》一书中，科学专栏作家弗雷德·皮尔斯分析这些河流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源于60年代开始的“绿色革命”。西方国家将高产谷物品种和农业技术推广到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部分地区，养活了世界上不断增加的人口，却导致这些国家的河流枯竭。目前，世界上已经有一半人口所在的国家都进入了慢性水资源压力或者缺乏状态。根据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的预计，未来14年内，北非、中东、巴基斯坦、南非、中国与印度的大部分地区，都将因为水资源缺乏的问题而进入粮食进口依赖状态。随着气候变暖的加剧，高温与干旱已经开始破坏非洲、澳大利亚、美国的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农田，融化喜马拉雅山、阿尔卑斯山、安第斯山脉的冰川，数以亿计的人口面临失去水源的危险。我们真的这么有信心，马尔萨斯的预言不会成真吗？地球临界点与人口软着陆有一个法国儿童谜语是这样的：假定你有一个生长着一朵水百合花的池塘。这种百合属植物体积每天按2倍速度生长。如果允许它不受限制地生长，在30天里就会完全覆盖住这个池塘，闷死水中的其他生命。在很长的时间里，水百合似乎很小，所以直到它覆盖住这池塘的一半时，你心想不必费心修剪它。究竟要等多少天呢？答案当然是29天你还有一天的时间来挽救你的池塘。人们经常用这个谜语来说明几何级数增长的戏剧化特点，即它可以突然地接近一个固定的极限。地球就是那个池塘。无论我们多么不愿意承认，它是有限的不仅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净化、容忍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而工业革命以来的人口与消费的几何级数增长，已经使我们将地球的承载力推向极限。去年，以瑞典科学家约翰·罗克斯特姆为首的多国科学家团队为当前的地球环境做了一份评估报告。这项研究列出支持人类存活的9个关键临界点，包括海洋酸化、臭氧空洞、淡水消耗、生物多样性丧失、氮磷循环、土地占用、大气暖化、气溶胶、化学污染等，并称其中生物多样性、氮和大气变化都已经大大超越临界点，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与此同时，世界人口仍在大幅度增长，而且是在最没有能力保障健康、稳定和人口繁荣的地区大幅度增长过去14年中增加的10亿人口，95%都在发展中国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人口已经翻了两番还多，从1.8亿增加到8.2亿；西亚地区（包括中东、土耳其和高加索地区）的人口也在迅速增长，从1950年的5100万增加到2007年的2.2亿左右。新增加的人口需要食物、水源、居住地、学校、医疗保健，还有工作。未来50年内，这些国家必须每周建造一座百万人级别的城市，才能容纳下这么多的新增人口。这一切都要耗费金钱和技术，而这正是这些最贫困的国家所缺乏的。他们没有资本，通常也没有专门的技术和知识，政府通常也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在绝望之中生存的穷人，为了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将不得不面对如下困境：土壤营养枯竭，过度捕捞湖泊和河流中的鱼类，毁林开垦新的耕地，从而造成当地环境大规模恶化。根据联合国权威的人口数据库《2008年世界人口前景》的“人口中速增长”版本，世界人口将在2050年稳定在91.5亿人。这是相当乐观的一种预测。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的总生育率（每名妇女在生育年龄内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一直在持续下降。70年代，一个女人通常会生6个孩子，现在已经降到少于3个。生育率的下降通常伴随着人们生活环境的改善，其中儿童死亡率的下降是最重要的原因新生儿存活到成年的概率提高，对家庭来说，减少新生儿个数是明智之举。但几个月前，联合国人口署又重新做了修订，最新预测为2100年地球人口将达到100亿，并继续增加。一方面是因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生育率一直出人预料地保持在高位；另一原因是富裕国家人口也有增多的迹象，包括美国和英国。未来50年将是一场异常艰难的比赛：一方面是巨大的人口基数，世界人口仍以每十几年增加10亿的速度在上升；另一方面是总生育率在下降。两者抵消后的趋势将决定未来人口能否实现软着陆。然而，总生育率向上或向下的一点细微变化，都可能意味着数十亿人口之差。今天，地球上第70亿位小公民也许已经出生，也许还要再等几个月，再精准的人口统计也不可能精确到某个具体的时刻，毕竟现在地球上每秒钟就有4个婴儿出生。但是，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不论他/她降生在哪里，都会是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中。”黄石公园：2012预言之源 日 07:17
人类关于末日的传闻越来越多地和科学扯上关系，这些问题似乎只有科学家才能作答，比如全球变暖、超级太阳风暴、大型小行星撞地球、近距离伽马爆……但很多情况下，科学家也不知道答案，他们会说2012年黄石公园很可能不会爆发，但是1年以后、10年以后，100年以后呢？　　黄石公园穿越河流的麋鹿　　黄石大峡谷　　黄石公园大棱镜泉发现火山1870年八九月份，人类在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探险活动。作为美国军队护航的首领，30岁的陆军中尉古斯塔夫·多恩(Gustavus C.Doane)跟随探险队进入黄石位于怀俄明州的领地。当他登上黄石河上海拔3122米的沃什伯恩山(MountWashburn)往南看时，发现落基山脉似乎缺失了什么东西，方圆数英里都是平地，只在远处有山脉将中间的平地包围，形成一个巨大的森林地盆。对这种现象多恩只想到一种解释：“这个巨大的盆地曾是某个死火山的火山口。”他说得没错，美国这个最古老、最著名的国家公园不偏不倚地坐落在地球最大的火山群上，黄石国家公园本身就是一座火山。上世纪60年代，美国地质调查局的鲍勃·克里斯蒂森(Bob Christiansen)在研究黄石国家公园火山史时觉得很困惑，他找不到公园的火山口在什么地方。他觉得多恩中尉指出的那个缺口，肯定是被炸出来的，但是要在山里炸出约100公里宽的地方，肯定是一件非常巨大的事情。事情过了20年，他的困惑才解开。上世纪80年代，美国航空航天局为拍摄月球设计了一种红外摄影设备，需要先在地球上空拍摄以测试它的性能。专家们决定在黄石公园进行试验，他们对黄石地区进行了空中拍摄，以测试这些新型的高空照相机。一位考虑周到的官员把一些照片交给了公园管理局，认为它们可以悬挂在某个游客中心。当克里斯蒂森看到这些照片时，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找到火山口的原因，因为这个火山口大到无法想象，无论从地面上的任何角度观测，都无法窥其全貌。照片显示，黄石超级火山口长85公里，宽45公里，深约0.67公里。而黄石公园从北到南101公里，从西到东87公里。也就是说，黄石国家公园很大一部分面积是坐落在火山口上。黄石火山是一种特殊的火山。正常的火山外貌很明显，比如盾状的夏威夷冒纳罗亚火山群、锥状的富士山，前一种是因为高流动性的玄武熔岩平静流出而形成的，后一种是喷发出的物质堆积在火山口周围形成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没那么有名、并不造山的火山。英国伦敦大学本菲尔德格雷格灾难研究中心教授比尔·麦格(Bill McGuire)说：“许多超级火山都不是典型的山丘状结构，它们往往藏身在巨大的、坍塌的盆地中，超级火山的熔融岩浆很难被监测出来。”这种火山的威力能大到一瞬间破土而出，留下一个沉降式大坑，即破火山口。这种低调却威力强大的火山一旦爆发，地幔下方的岩浆会冲破地壳，沿着缝隙喷涌而出，地下的岩浆被掏空，导致火山顶部失去支撑而塌陷，形成一个凹进坍塌盆地中的巨型破火山口(caldera，西班牙语“坩埚”cauldron的衍生词)。当时，人们不知道怎样称呼这个巨大的火山。之前科学家习惯用火山爆发指数来衡量火山的威力，黄石火山是爆发指数达到8的火山。1815年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猛烈大喷发，造成直接死亡人数约1万人，次年全球气候异常，8.2万人死于后续的饥荒和疫病。这次大喷发成为有史以来对气候影响最大的火山喷发，但火山爆发指数也刚达到7。如果指数达到8的话，能量将是坦博拉火山喷发的十几倍，就像数百万颗原子弹爆炸，给地球造成的灾害将是毁灭性的。2000年，英国BBC广播公司拍摄了一部关于火山的纪录片。在形容火山爆发的规模时，制片方创造了“超级火山”这个词。没有任何喷发可以和超级火山喷发来比较，《万物简史》一书的作者比尔·布莱森写道：“要是你把喀拉喀托火山喷出的物质比作高尔夫球，那么黄石火山最大一次的爆发物质像个大球，你完全可以躲在后面将其作为藏身之地。按照这个比例，圣海伦斯火山喷出的物质不过是一粒豆子。”喀拉喀托火山喷发是近代著名的一次火山喷发，发生在1883年，夺走了3.6万条人命，发出的轰隆声在全世界回响了9天，使远在英吉利海峡的海水晃了半天。而1980年圣海伦斯火山喷发是20世纪以来地球上规模最大的火山喷发之一，造成60多人死亡，将390平方公里土地变成不毛之地。可以想象，黄石火山以往在某个时刻喷发时，已经把这片土地炸得七零八落。一座活火山克里斯蒂森现已退休，他之前对BBC说：“每年有数百万人来到黄石公园，观赏壮丽的景色和野生动物，很明显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站在一个沉睡的巨人身上。”直到电影《2012》上映之前，很多美国人也没有意识到这座巨大的火山。事实上，黄石国家公园成立之后的几十年，专家才意识到多恩中尉说错了，黄石其实是一座活火山。上世纪50年代，一个名叫弗朗西斯·乔·博伊德(Francis Joe Boyd)的哈佛学生对他在黄石公园发现的凝灰岩产生了兴趣。这是一种火山灰因热和压力凝结而成的岩石，他当即就意识到这是地质年代很近的一次喷发碎屑留下的痕迹。1965年，克里斯蒂森发现第二处明显的凝灰岩，第二年他和同事又发现了第三处。通过钾－氩测年法，他们判断这三处凝灰岩是三次火山大爆发的产物。每一次爆发都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喷火山口，第三次喷发埋葬了前两次喷发的大量遗迹。科学家们由此推算出黄石超级火山的喷发事件。第一次喷发是在1650万年以前，之后它喷发了大约100次，有研究的只有最近三次，分别是210万年前、130万年前和64万年前。210万年前的黄石火山喷发堪称地球上五大火山喷发之一，也是黄石超级火山可考史上爆发最强大的一次，是最近一次喷发的两倍。但是，火山喷出的岩浆量达到2450立方公里，形成的破火山口至今超过100公里，产生的火山灰足以把纽约州埋在20米的深处，或者把加利福尼亚州埋在6米的深处，整个美国一半面积都被覆盖。距今130万年前，黄石火山再度苏醒，此次爆发在最近的三次爆发中威力最小，但同样具有毁灭性。爆发造就了黄石国家公园西侧岛公园之内的亨利福克破火山口，并且形成了另一片广泛分布的凝灰岩。最近的一次爆发距今64万年，由于距离最近，所以科学家掌握的资料相对比较充足。科学家推算，当时黄石火山喷出的灰柱升上了3万米的高空，散落到地面的火山灰覆盖了整个美国西部直到墨西哥湾的广阔地区。火山碎屑物，包括浓厚致命的尘雾、岩石和气体，以及被加热到800摄氏度高温的致命浓烟，化作滚滚灰色云团横扫大地，用数百米厚滚烫、沉重的碎屑填满整条整条山谷。这次喷发造就了80公里长、55公里宽的破火山口，破火山口塌陷陡壁高度在50米以上，喷发物体积达到1000立方公里，喷进大气的火山灰在远离黄石的爱达荷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都可见。这次爆发所产生的喷发物覆盖了周围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覆盖了原来的两个火山口，形成了现在我们所知的这个超级大的破火山口。为什么是黄石？黄石公园内有上万个喷出热水和热气的孔穴，还有200多处间歇泉，这意味着黄石公园底下存在一个巨大的岩浆囊。岩浆囊是火山底下充填着岩浆的区域，是地壳或上地幔中岩浆相对富集的地方，类似于石油矿藏，岩石孔隙中充满了高温流体。每当漂浮在上面的板块经过时，下面的热柱就会把上面的板块部分融化成岩浆，形成岩浆囊。因为黄石火山蕴藏在北美大陆板块的内部，所以当板块缓慢地飘过岩浆囊的时候，岩浆的巨大热量会融化板块上的岩石，使大陆板块越来越薄，它下面滚烫的岩浆却逐渐增多，岩浆囊离地表越来越近。对于钢筋水泥而言，地壳板块几乎牢不可破，但是对地球内部的高温熔岩而言，地壳板块不堪一击。当数万年过去后，如果岩浆囊上空的地壳出现裂缝，岩浆就找到了通往上层的通道。这时岩浆囊里的压力会通过裂缝释放，溶解在岩浆囊里的各种气体也会大量逃逸出去形成爆炸，正如打开一瓶猛烈摇晃的可乐。为了弄清这个岩浆囊有多大，犹他大学的火山专家鲍勃·史密斯(Bob Smith)用地震波方式进行测量。地震发生时产生的余波会穿越地球，地震波通过熔岩的速度比通过岩石慢，透过地震仪显示的不同震波抵达时间，可以计算和绘制岩浆囊的大小范围。他用地震仪组成了一个检测中心，由22个检测中心构建成一个全方位的网络，所有数据都会传到犹他大学的中心记录设备中以供分析。他说：“地震检波器网络就像一个天线，你通过聆听进入天线的地震波，就能检测到来自地球内部的事情。”这有点像CT扫描，通过透过人体组织的X射线来建立你身体内部结构的三维图像。实验结果超过了之前所有的预测，这座破火山口下面的岩浆囊长80多公里，宽40多公里，和黄石火山口的大小差不多；距离地表最浅处约8公里，最深处约16公里，体积大约有2万～2.5万立方公里，里面融化的岩石只有10%～30%，剩下的物质都是炎热的固体。岩浆囊下面有一个不断提供热量的地幔热柱，这就像一根埋在地球深处的柱子，温度很高，约摄氏度，越往地球深处温度越高。热柱由两个部分组成，下部呈长细柱状，底端连至地幔底部；细柱的热物质上升速度往往比本体更快，一旦上升到较浅出，受到的压力降低，于是体积膨大向四面展开，整体看起来就像是有着细长柄的蘑菇。热柱口的直径可达1900公里，上升到一定高度后这股热柱会灌入岩浆囊。热柱被认为是地球释放热量的一种方式。目前地球上这种热柱有32处，只有一处在陆地板块，其余都在海洋下面，这种热柱的位置是相对固定的，但是大陆和海床由很多巨大的板块和更多很小的板块组成，漂浮在密度更大的地幔上。北美板块就像是卡布奇诺咖啡上漂浮的奶油，向西南方向移动，过去1650万年前板块的平均移动速率是每年4.6厘米，和指甲生长的速度差不多。这就像拿着一张纸缓慢经过下方的蜡烛，如果有些地方停留得久一点，烛火就会将纸烧出个窟窿。随着板块继续漂移，已经形成“窟窿”的部分也在跟着前移，当移到新的热柱上方，之前的一幕又将重新上演。科学家在黄石国家公园的西南方发现了6个破火山口，像一串珠子一样排列，最古老的是1800万年前至1650万年前的麦德米特火山场。200多万年前，黄石公园所在地区位移到热柱上，地下曾经供应了6座火山的燃料又开始工作，超级火山爆发的新循环就此开始。按照黄石超级火山喷发点随着地壳变化的移动规律，地质学家们开玩笑说，再过200万年，蒙大拿州比灵斯的人们将会围着间歇泉翩翩起舞。下一次喷发黄石就像一条沉睡在地下的喷火巨龙，一旦醒来，将造成巨大的灾难。克里斯蒂森称之为潜在的“人类主要灾害”，公园本身将被摧毁，森林将被夷平，每一样活物都会被蒸发、烧成灰烬，变成碎片，接下来火山灰将覆盖美国，全球上空漂浮着厚厚的火山灰云，全球变冷、干旱、饥荒、战争将会接踵而至，远比电影描述的更为可怕。科学家估计，黄石公园超级火山每隔60万年爆发一次，而自上一次爆发到现在已有64万年。黄石火山什么时候会再次喷发，成了一个巨大的疑问。它一直就没有安分过。1973年的一天，鲍勃·史密斯和同事一起在黄石湖南海湾的皮尔岛(Peale Island)上工作时发现一些奇怪现象，沿着海岸线的一些树木部分被淹没甚至快要死了。1956年史密斯也曾在此工作过，那时他计划建造早期航行使用的船坞，这些船坞也同样被淹没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史密斯受到启发，着手重新考察公园工作人员自1923年以来放置在公路上的标杆。他发现，坐落在破火山口顶、位于黄石湖北边的海顿山谷(Hayden Valley)在过去几十年来上升了大约76厘米。然而，湖底却完全没有升高，只是湖的北面升高了，黄石湖的湖水因此向南流。这块土地正在上升，底下的火山是活的。史密斯于1979年将这个发现公之于众，并将黄石公园描述为“活着、呼吸着的破火山口”。到1984年，公园的整个中心地区100多平方公里土地，比1924年所做的最后一次勘测时高了1米多。接着在1985年，由于发生多次小型地震，公园的中心地区又下陷了20厘米。史密斯把之前的比喻改为“活着、呼吸着并震动着的破火山口”。如今，黄石地面这个脆弱的外层就像一个男人呼吸的胸腔，不停地上上下下。1985年之后，黄石的地面又重新升高。年，破火山口几乎以每年7厘米的速度上升；年，隆起的速度降低至每年1厘米或以下。但是很多媒体在报道时忽略了上升速度的明显变慢，比如2011年初英国《每日邮报》就称：“从2004年到现在，黄石公园内巨大的休眠火山的地标隆起高度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特别是近三年以来……创下了自1923年以来的最快纪录。”还有一些媒体蜂拥而上，很快便出现“黄石公园火山即将爆发”、“美国大部分国土即将覆盖在火山灰下”等耸人听闻的说法，引发一阵骚乱，为此黄石国家公园的官方网站不得不出来辟谣。究竟是什么让地面上升？科学家说可能是因为潮热的水和蒸汽，或者是岩浆。不管哪一种方式，这种热量同样也会融化岩石，也能导致另一场喷发。而黄石最危险的地方不在它上上下下的地面，而在于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喷发前的预警信号。“很可能是一系列的地震，地面隆起、间歇泉和喷气孔的活动方式有可能改变，但究竟是什么谁也说不清。”黄石国家公园的地质学家保罗·多斯(Paul Doss)解释。在他眼里，某种程度上能成为火山喷发警报信号的现象，差不多在黄石公园都已存在。一般来说，地震是火山喷发的前兆，但是在这里地震是家常便饭，大约每年会发生2000次地震，其中大多数都感觉不到，只有少数比较明显。比如1959年发生了7.5级地震，震中在公园西部，地震造成了一个裂缝，触发山崩，造成28人死亡；1985年10月，黄石公园地震云集，接下来几个月里大约发生了超过3000次地震；10年后，另外一群地震把黄石公园摇晃得如同一个被捅了的马蜂窝。还有一个可能的标志是间歇泉。黄石公园的地表热量是全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四十倍，靠近地表的岩浆驱动间歇泉喷发。但是多斯说间歇泉变化多端，同样无法预言。比如汽船泉是世界上最大的间歇泉，喷射的时候达120米高，但喷射的间隔可以少到4天，多到50年。“如果它今天喷射，下个星期又喷射，丝毫不能说明它下下个星期或者下下下个星期或者20年之后会怎么样。整个公园都变化无常，实际上你不可能根据任何动静来下结论。”如此看来，似乎谁也无法预料它何时喷发。鲍勃·史密斯说：“最初我们也担心地面隆起会导致火山喷发，但在发现岩浆位于地下10公里后，我们消除了这种担忧。如果岩浆深度在地下两三公里，我们将陷入极大的忧虑中。”在他眼里，火山口的地标隆起只是地标变形类型的一部分，只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属于正常现象。“黄石公园下的热柱在过去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美国西部的盆地和山脉形成破火山口，而今黄石火山之上的是落基山脉这个强硬粗厚得多的地壳，也许可以抵挡底下热点的爆发。”但是，暂时是安全的并不意味着以后也是安全的。鲍勃·史密斯曾写道：“黄石实际上活着，还在呼吸。”克里斯蒂森早年在关于公园的综合地质报告里也写道：“黄石国家公园区域无疑将会发生火山活动。”火山专家比尔·麦格教授认为：“不仅在黄石公园，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有‘超级火山’爆发。这样的事情在地球上不止一次上演，没有理由因为人类的出现而终止。”尼罗河 一条河流的人类困境日14:24& 来源：& 作者：徐菁菁字号: 　　奥马尔住在尼罗河西岸，离阿斯旺大坝很近。在这里，绿野像一条带子，颤颤巍巍地沿着河岸铺陈开去。即便是在绿带的最宽处，600米以外就是怪石嶙峋的荒漠。密布的灌溉沟渠和抽水机将尼罗河水输送到村里，维系着纤弱的绿野。奥马尔和他的同乡们在这里种植葡萄、无花果、西瓜和其他谷物，并将它们卖到开罗的大市场去。夏季，当地的气温高达45摄氏度。丰收的芒果毗邻荒漠，在灼热的阳光下闪着金光。在111米高的阿斯旺大坝上游，庞大的纳赛尔湖储存着相当于尼罗河两年流量的河水。这保证了今天埃及30%的用电，和340万公顷良田的生存，还使尼罗河埃及段的年货运能力保持在1000万吨。“尼罗河是我们的一切，它是液体黄金。我们就像生长在这水里的鱼。”2010年夏天，人们对英国《卫报》记者杰克·申科说。在这个努比亚人的村子里，尼罗河政治甚至成为主要话题。“所有新闻里都在讨论它，人人都在讨论它，人人都感到害怕。”奥马尔说，“阿斯旺大坝兴建的时候，纳赛尔湖淹没了家乡，我们迁徙到了这里。现在，我们害怕一旦水位下降，农田再也种不出庄稼，我们的生计又会被夺走。”这一年的4月，已经进行了13年的尼罗河国家组织关于《尼罗河合作框架协议》的谈判由于埃及和苏丹的拒绝再次破裂。5月，在没有埃及参与的情况下，尼罗河上游的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卢旺达和坦桑尼亚签署了该协议。随后，肯尼亚、布隆迪和民主刚果也先后宣布加入。新协议的主旨在于改变1959年埃及和苏丹关于尼罗河水资源使用权益的分配。根据这份协议，埃及有权使用550亿立方米尼罗河水，苏丹的使用量为185亿立方米。而尼罗河每年的总流量仅为850亿立方米，还有100亿立方米的流量在阿斯旺大坝后的纳赛尔水库被蒸发。将近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尼罗河流域各国的谈判没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问题却在变得愈加复杂。日，苏丹南北分裂，南苏丹共和国正式宣布独立。从首都朱巴传来的消息说：“我们将和东非的兄弟姐妹们站在一起。我们将尽快加入东非共同体，在尼罗河水问题上，我们不会采取和他们相左的立场。喀土穆怎么做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我们向南看齐，而不是向北。”负重的河流尼罗河水在到达奥马尔家的农田前，要在非洲大陆经历漫长旅途。这条大河有两条主要的支流。较长的白尼罗河源于非洲中部的大湖地区，最远可追溯到卢旺达。向北它流经坦桑尼亚并相继注入维多利亚湖和艾伯特湖，再奔赴乌干达和南苏丹共和国，并在那里形成大面积沼泽湿地。尼罗河的另一个源头在东非海拔2000米的埃塞俄比亚高地。这条青尼罗河在埃塞俄比亚的最大湖泊塔纳湖汲取水源，从200多米宽的湖口涌出，急转直下，形成一泻千里的非洲第二大瀑布梯斯塞特瀑布，从此奔向南北苏丹。在南苏丹共和国首都朱巴东南约190公里外的尼穆莱峡谷，白尼罗河结束了上游的旅程，进入广袤的苏丹平原。从这里到喀土穆是尼罗河的中游，白尼罗河在半荒漠中蜿蜒了930公里。在苏丹首都喀土穆附近，青、白尼罗河交汇，进入3000公里长的下游河段。它穿过撒哈拉沙漠，在开罗以北20公里处分成东、西两支，滋养着河汊和湖泊密布的尼罗河三角洲，最终归入地中海。这条浩荡的旅途覆盖了335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相当于整个非洲大陆的1/10。6670公里的路途中有1/3是年降水量不足25毫米的极端干燥区，有1/6是年降水量在25～200毫米的干燥区。在世界大河的排行榜上，尼罗河的流域面积居第6位，但其流量仅居第35位，只相当于亚马孙河的1/45，长江的1/12。埃塞俄比亚的奥莫山谷被视为非洲最后的未垦地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100～200升水是一个人的日常基本需求，这意味着一个人的年基本用水量为36.5～73立方米。如果加上工农业用水、能源生产，那么一个人每年对水的需求是1000立方米。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国际上习惯将人均年用水量1700立方米作为一个国家满足农业、工业、能源和环境用水需求的最低门槛。如果这一数字低于1000立方米就表示出现了“用水短缺”，低于500立方米表示“绝对缺水”。若按流域内现有总人口分摊，在尼罗河流域，将所有的淡水资源计算在内，每人只有800立方米水量。在此基础上理解这一流域的起点是：目前，尼罗河流域生活着近3亿人口，人均年收入为282美元，超过1亿人口每日生活费用低于1美元。流域内的11个国家除了埃及和肯尼亚，都在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上榜上有名。这意味着，让人们吃饱饭是尼罗河的首要价值。与此同时，这条并不富裕的大河所面对的第一个现实是：上世纪90年代，全球人口增长最快的20个国家里，有6个在尼罗河沿岸。预计到2025年，这些国家的人口将超过6亿。作为尼罗河农业传统最深厚、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埃及是流域各国艳羡的典范。它正在经历的困惑既是当下的关切，也是未来的预警。今天的埃及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农田灌溉系统：3万公里长的公共运河，670座公共灌溉抽水站，2.2万个公共水资源控制系统和1.7万公里公共排水网；此外还有8万公里私人运河和农田排水系统，以及45万个私人抽水装置。每年，590万立方米淡水资源正是通过这一庞大而复杂的网络在埃及大地上运输调配。由于埃及全境基本没有降水，这些淡水资源90%由尼罗河水构成。但这已经不足以应付需求的增长。2007年埃及人口为7600万，预计将在2025年超过1亿。压力由此形成：一方面人口增长使人均水资源拥有量直线下滑在尼罗河水使用份额不变的情况下，据估算，1959年，埃及的人均淡水资源量是1893立方米，2017年将是大约600立方米，而到2025年，只剩下536立方米；另一方面，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农业用水的需求又在急速扩张：农业是目前埃及用水量最大的经济部门，占到80%，而这一比例在1999年时才只有65%。一个简单的换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吃饱饭”给尼罗河水造成的压力：人们人均每天需要至少20～50升水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而生产足够的粮食来提供每天最低3000卡路里的热量需要3500升水，这相当于一个奥林匹克标准的游泳池的容量，可供养一家4口人生活两星期。换句话说，人们生产食物的水大约是生活所需用水的70倍还要多。粮食短缺从上世纪70年代早期就开始了。埃及政府采取的第一个应对措施是进口粮食。从水资源的角度看，粮食进口实际是进口虚拟水，有利于调配全球不均衡的水资源分配。根据联合国的报告，2000年，全球通过粮食贸易进行的虚拟水贸易量达到1.34万亿立方米，比1960年翻了三番，这大约是世界范围内种植粮食所需用水的1/4。如果埃及不从外国进口，而要自己生产相当的谷物量，则要用去阿斯旺大坝水库里1/6的水。但通过虚拟水贸易降低用水压力的方法远非完美无缺。从经济的角度看，进口虚拟水资源同时意味着进口了出口国对其产品的农业补贴，本国的农业要与这样的农产品在本地市场上进行竞争。其结果是，本地农产品市场份额缩水，对农村减少贫困的努力造成破坏性后果。70年代早期埃及开始大批进口粮食时，国际市场上的小麦价格只相当于埃及国内生产成本的一半。从1983年开始，埃及成为美国最大的小麦和面粉进口国，其进口量占到消费的75%。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埃及的粮食赤字在美埃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更为直观的影响是，随着世界粮食价格的稳步上扬，粮食进口开始成为沉重的负担，这促使埃及重新诉诸自身。现在，埃及每年消费1800万吨小麦，虽然进口份额已经下降到50%左右，但它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进口国。为此，国家每年需要支付的面包补贴高达20亿美元，超过60%的埃及家庭都要依赖于此。在2008年的粮食危机中，世界小麦价格翻番，埃及爆发骚乱。2011年初，谷物的价格再次升高50%，食品价格带来的压力被认为是埃及爆发革命的导火索。作为一个缺水的农业大国，在埃及，种植什么样的作物是一个大问题。一些水资源和农业专家呼吁，埃及应该改变农业生产结构，减少大米、甘蔗、棉花等水消耗量大的农作物的种植面积：生产1公斤大米需要升水；生产1吨糖要比种出1吨小麦用水多8倍。棉花是埃及的传统作物，但这种作物不但对水的要求更多，也会使得水的重新利用变得不太可能。但现状难以改变：约有100万埃及人从事棉花种植和生产工作，每年为国家带来的收入是12.5亿美元。埃塞俄比亚放牧的牧民埃及农村人口的20%处于贫困状态。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贫困率可以达到35.4%。对于这些低收入农业人口来说，大米、甘蔗的生产成本低、收益高，水并不是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在80年代农业自由化以前，埃及的农业生产和贸易都由国家掌管。农业自由化以后，国家不再控制农作物价格。大米、甘蔗的种植面积扩大了许多。在2000年初，大米的年产量就比80年代以前翻了将近一倍，种植面积也扩大了50%。埃及的选择困扰尼罗河的问题不仅是人口增长，还有人口密度。开罗的人口在1947年时只有150万人，现在已经超过1100万人；尼罗河三角洲不但包含了全埃及60%的耕地，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居住着3500万人。在杰克·申克看来：“很难想出还有什么地方人类与其周边的环境能够比这里更加紧密地契合在一起。顺着尼罗河往北，沿着一条古老的农道离开开罗，你会发现很难说清楚城市止于何处，而莲花般的三角洲又是始于哪里。满街都是红砖砌成的住宅楼，还有四通八达的道路，人们已经不可能再孤立地欣赏在葱郁的绿意掩映中的尼罗河支流了。牲畜在道路上安营扎寨，工人们露宿在田间，城市和乡村在这里彼此交融。”“曾几何时，文学家们对尼罗河三角洲的野生沼泽大加推崇。而今天，大都会与乡村之间清晰的界限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城市的扩张以非法建筑的形式，在一点点不断地吞噬着耕地，这种现象在尼罗河三角洲满目皆是。尽管政府已经颁布了一系列立法，取缔了搭建非法建筑的行为，从而在理论上为农用耕地建起了一道保护屏障，但是，站在绵延不尽的麦田和稻田中举目四望，一望无际的田野常常被一群尚未完工的房屋硬生生地阻断。”许多人都相信，三角洲正在消亡。由于阿斯旺大坝的拦截，青、白尼罗河带来的淤泥和沉淀物无法到达三角洲，再加上地中海环流把河口沉积的泥沙冲走，导致尼罗河三角洲的海岸线不断后退。海水开始侵袭农田。原本黝黑的土壤在最近几年变成灰色，轻易获得好收成的日子一去不返，农民不得不拿出他们收入的25%到80%用于购买化肥。2.1%的人口增长率迫使门提供更多的粮食，国家经济体需要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这都意味着埃及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资源。埃及人将眼光转向了沙漠。90年代末，伴随着埃塞俄比亚的强烈反对，埃及通过苏伊士运河地下的隧道把尼罗河水引入北西奈半岛。《华尔街日报(,)》1997年报道说：“尼罗河水将灌溉位于北西奈半岛沙漠的60万英亩的田地。”2000年后，埃及开始着手实施南河谷计划：政府决定从年，在荒漠地区建立能够提供280万个就业岗位，为300万到630万人提供住宅的工业区、城镇，以及以游猎、公路汽车赛为卖点的数个旅游区。托什卡项目是南河谷计划中的先行部分。这个项目在1997年就已经开工。政府承诺给移民带来迅速的繁荣，每个农民都能够免费获得4公顷土地和低廉贷款。私人企业在这里购买和租赁了大量土地。1998年，沙特王子以每公顷25埃及镑的低廉价格购买了5万公顷土地。埃及最大的8家私人企业之一的哈罗德农业发展公司也购入5万公顷，这些土地都计划用于种植稻谷和水果，出口到欧盟地区。这些美好的前景都依赖于每日能抽取2500万立方米河水的穆巴拉克抽水站。这个世界上第二大抽水站的任务就是经过360公里的管道将纳赛尔湖储存的河水抽取到托什卡来。这里有2268平方公里的沙漠需要灌溉，涉及未来的18个城市。“我们别无选择。尼罗河河谷和三角洲的人口已经过分稠密。”负责托什卡项目的阿尔夸奥西博士说，“事情就是这样：我们面临人口压力，而农田的数量又是确定的，我们只能在2017年时多开发340万公顷良田。”现在，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边缘地带你能够看到这些新大陆的身影。开罗—亚历山大沙漠大道的巨型广告招牌背后是农业综合企业所拥有的田野，这些田野连绵数英里。而广告招牌上的豪华别墅和休闲住所是埃及上层中产阶级梦想的世外桃源。这些新大陆是整个国家的避难所。但所有这些雄心勃勃的规划都至少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埃及使用550亿立方米尼罗河水的权利不会被改变。来自上游的挑战2005年，埃塞俄比亚总理梅里斯曾公开表示不满：“当埃及正在用尼罗河水将撒哈拉沙漠变成绿洲的时候，我们埃塞俄比亚，却被否决了使用尼罗河水养育自己的可能。以至于我们被迫每年都在为食物乞讨。”1908年，丘吉尔站在白尼罗河源头维多利亚湖北岸看着这座大湖。后来他写下了他当时的想法：“这么大的力量就这样浪费了……这样一个控制非洲自然力量的杠杆没有把握住。”但实际上，从1898年占领埃及开始，英国陆续在苏丹、乌干达和肯尼亚建立殖民统治，这使得英国成为当时尼罗河流域的实际统治力量。原本在印度工作的许多英国工程师开始了对尼罗河的开发。开发的最主要目的是保证埃及的用水：这是保证苏伊士运河正常运转的基础条件，事关埃及经济和英国在埃及的投资。另外，英国也希望保证北部苏丹的棉花种植。1929年的首个尼罗河水资源协议是由英国设在开罗的高级委员会与埃及政府之间通过换文的形式确立的。协议规定，上游沿岸国家只要仍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如未经许可，就不得在支流及近赤道的湖泊兴建任何会影响埃及水量的工程。除此以外，英国和其他殖民者签署的殖民边界条约都包含了关于尼罗河水资源分配的条款。苏丹南科尔多凡州，坐在驴车上的苏丹男子。南科尔多凡州是苏丹唯一出产石油的地区（2011年10月）埃及籍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曾说：“在我们这个地区，下一场战争的打响，不会是因为政治，而是因为水。”在英国殖民者撤离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埃及为了尼罗河水几次“秣马厉兵”。1956年，苏丹获得独立，对埃及的权力发起了第一次挑战：他们着手修建琼莱运河以减少白尼罗河的蒸发，在青尼罗河上修建罗赛雷斯大坝，设计了农田灌溉的新方案，谴责埃及修建新阿斯旺大坝，单方面宣布不再继续执行1929年协议。这些举动致使埃及一度将其部队派往埃苏边界驻扎。但1958年苏丹政权发生更迭，双方在尼罗河问题上重新谈判，结果是：埃及拥有550亿立方米尼罗河水，苏丹拥有185亿立方米，两者的份额都比从前多得多。一直以来，埃及对苏丹的水坝建设都持相对宽容的态度，一个重要的考虑是，苏丹的大坝能够拦截青尼罗河从埃塞俄比亚高原席卷而来的大量沉淀物和淤泥，减少纳赛尔湖的库容压力。埃塞俄比亚是流域里能够对埃及发出挑战的第二个国家。在1970年的大干旱之后，埃塞俄比亚宣布它计划灌溉位于青尼罗河盆地的9万公顷土地，以便在1977年增加粮食产量。埃及总统萨达特立即威胁说，如果埃塞俄比亚采取任何改变青尼罗河河道的行动的话，他将采取包括战争在内的应对措施。1979年12月，这项警告又被以更加强硬的措辞向埃塞俄比亚驻开罗大使重申。一年后，萨达特宣布，埃及计划将尼罗河水导出沿岸盆地以灌溉位于西奈半岛的土地。1988年，埃塞俄比亚造价3亿美元的塔巴·贝尔斯第一期工程开始了。这项工程的目标是把青尼罗河源头塔纳湖引水至贝尔斯河，在这条河上建起5座大坝，这将使埃塞俄比亚水力发电能力扩大两倍，并为涉及20万农民的安置方案提供灌溉服务。然而，埃及截下了非洲发展银行提供给埃塞俄比亚的一笔贷款。1999年，埃塞俄比亚关于在青尼罗河上建造大坝的声明却引来了穆巴拉克“轰炸埃塞俄比亚”的威胁。不仅如此，埃塞俄比亚还指控：为了阻止他们使用尼罗河水，埃及挑动了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冲突；卷入埃塞俄比亚17年的内战；它甚至怂恿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分裂出去，并卷入近年来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的武装冲突。就在2010年11月，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还指责埃及支持埃塞俄比亚反叛组织颠覆政府的行动。牛津大学水研究中心博士、埃塞俄比亚安全研究中心学者沃德伍森·希德告诉本刊，过去，上游国家对埃及的水垄断构不成直接的威胁。苏丹的内战，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和政治动乱，再加上埃及在上游开发工程国际融资问题上的否决权使得这些国家修建大型水利工程有心无力。“主要争论的公开化始于上世纪90年代尼罗河沿岸人口的飞速增长之后。”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尼罗河中上游各国开始陆续走出战争和动乱的阴霾。1994年，卢旺达结束内战。2000年末，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签署了两国全面和平协议，结束了因巴德梅地区的领土争议而挑起的战争。2002年南北苏丹第二次内战告终。2005年，乌干达军方宣布，持续长达19年的内战基本结束，北部地区90%以上已经恢复和平。这些国家纷纷拟订了开垦沼泽、发展灌溉的计划。乌干达准备开垦基奥加湖南部沼泽种植水稻；肯尼亚打算开垦维多利亚湖附近的亚拉河沼泽；坦桑尼亚拟在维多利亚湖岸发展提水灌溉，扩大棉花、水稻种植面积，同时还与卢旺达、布隆迪、乌干达合作开发卡盖拉河沼泽，发展农业。各国家的单边行动所受的束缚都大大地降低了。“尼罗河沿岸的力量关系在过去两年里发生了很大改变。在过去10年里，上游国家对自身利益的推动已经越来越强力。尼罗河水分配原则的改变可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它终将适应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地理学教授托尼·艾伦说。埃塞俄比亚的决心埃塞俄比亚边镇蒂格雷原是个森林繁茂的地方，但现在，这里看上去就像沙漠边缘。近些年，雨水越来越稀少。去年，从6月到8月，这里只下了5天雨，是过去雨量的1/3。人们记得好几次大旱：从年海尔·塞拉西皇帝执政期间，到80年代中期的造成100万人死亡的大饥荒，痛苦从没停止过。不同的是，过去，干旱八九年一次，现在四五年就有一次。而且，“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干旱。过去旱情一年就会过去，现在已经3年了”。慈善组织天主教救济会从2007年起成为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办公室项目成员。在他们工作的杜尔村，原本供9000人使用的一口水井，现在要负担5万人的用水。从埃塞俄比亚，人们可以知悉包括厄立特里亚、肯尼亚等尼罗河上游国家在内的整个非洲之角的困窘：连续两个雨季的雨水困乏，使得这里的谷物产量降到了17年来的最低水平，133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提起使用尼罗河，埃及人并不能认可这些国家缺水的说法，常被列举的例子是：埃塞俄比亚的年均降雨量有1250毫米之多！如果只从水文状况上看，埃塞俄比亚是个相对水资源富裕的国家。这个被誉为“非洲水塔”的国家拥有非洲第二大的潜在水力资源，其境内有12条河流，其中7条为东非和东北非国家提供关键的水源。但如果考虑到社会需求，情况就远非这样简单了。现在埃及人口比埃塞俄比亚多10%，但在2025年，埃塞俄比亚人口将比埃及多20%。到2050年，埃塞俄比亚的7700万人口将会翻番。更直接地，根据2003年的一项研究，由于环境恶化和干旱，大批人口从非河岸地区向河岸地区迁移。在苏丹北部的干旱地区，河岸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83年的38.1%上升到43.7%。在埃塞俄比亚，同一比例从1984年的37.6%上升到1994年的44.0%。如果这一增长速度保持下去，在2025年，南北苏丹和埃塞俄比亚范围内的尼罗河岸将聚集超过1亿人口甚至多过埃及届时的人口总数。已经呈现出来的局面是：在过去50年里，埃及的年人均水资源量从995立方米下降到了645立方米，这意味着该国已经进入水资源短缺的界限内；苏丹从516立方米下降到了306立方米，这意味着水资源严重紧张。但最大变化出现在埃塞俄比亚：从1829立方米下降到了613立方米。埃塞俄比亚对埃及意味着什么？从年均水量上看，尼罗河的全部水量大约60%来自青尼罗河，32%来自白尼罗河，8%来自阿特巴拉河。如果是洪水期，水量则90%来自青尼罗河和阿特巴拉河，白尼罗河只占10%。青尼罗河和阿特巴拉河均源自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塔纳湖，这意味埃塞俄比亚贡献了尼罗河约85%的径流量。从埃塞俄比亚流出的这85%的尼罗河水将穿越南北苏丹到达阿斯旺大坝。埃塞俄比亚和南北苏丹水利开发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埃及造成实质的影响。南北苏丹和埃塞俄比亚都是饱受饥荒困扰的国家。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苏丹有1.05亿公顷的农田可供耕种，但目前只开发了1670万公顷。开垦更多农田是南北苏丹未来面对人口增长采取的必然措施。而他们已经宣布用光了分给他们的河水份额。在青尼罗河源头，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估计，埃塞俄比亚目前开垦了29万公顷灌溉农田，只占到该国潜力的11%。农业占埃塞俄比亚国内生产总值的40%，出口的90%，全国人口的95%依赖农业经济生活。埃塞俄比亚长期面临饥荒的困扰，近年来国内粮食产量不断下滑，食品进口的压力日益增加。对于埃塞俄比亚来说，实现粮食自给自足是不惜代价的目标。1999年，埃塞俄比亚政府颁布了第一个国家资源管理政策，并在2000年立法。在这些文件里，埃塞俄比亚政府说，过去，国家没能管理好水资源，这造成了农业发展的缓慢和生产效率的低下，并且毫不含糊地指出这是埃塞俄比亚贫困问题的重要原因。埃塞俄比亚的奥莫山谷被视作非洲最后的未垦地。这里聚集着的多个部落依然延续着宗教仪式和复仇行为的统治。但就在离卡拉部落320英里远的地方，轰鸣的机器和飞扬的灰尘宣告着一个现代的埃塞俄比亚正在建设中。不像拥有巨大石油财富的南苏丹，这个国家没有别的资源用于经济发展，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尼罗河。政府宣称，国家未来5年内的年经济增长速度将达到11%。奥莫山谷修建的“吉尔格尔吉贝三号”大坝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之一，预计2013年完工后，发电量可达1870兆瓦。借此机会，埃塞俄比亚已经和肯尼亚、吉布提和苏丹等6个东非国家签署了供电协议。埃塞俄比亚电力公司已经制定计划在未来25年投资120亿美元建设发电项目。除了“吉尔格尔吉贝三号”水电站，投资48亿美元的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工程也在今年奠基。这座水利工程建在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交界的青尼罗河上。埃及农业部高级官员对此评价说，埃及绝不允许其在尼罗河的利益受到损害，将为此进行一切形式的斗争。但这显然无济于事。埃塞俄比亚总理梅里斯强调：“埃塞俄比亚将使用每一丝力量和我们积攒的每一分钱完成我们的项目。”与“吉尔格尔吉贝三号”的水电站不同的是，复兴大坝还将承担增加灌溉用水的任务。尼罗河中上游国家存在的普遍问题是基础设施赤字。根据联合国的评估标准，水基础设施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与全球水危机的分布状态相反。就储水能力而言，美国人均储备水为6000立方米，而相比之下埃塞俄比亚只有43立方米。在气候干湿分明的埃塞俄比亚，这意味着：大规模的降雨不只是影响了家庭生计，还波及整个国家经济；而一到旱季，旱灾就可能使国内生产总值减少7%到10%，并将贫困水平提高12%到14%。世界银行的经济模型表明，因为无力缓解降雨多变带来的影响，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增长潜力降低了1/3，这一数字对减少贫穷无疑有明显的不良后果。如果不采取措施，截至2015年，水文方面的波动变化会将贫穷程度提高1/4至1/3，换句话说，使1100万人陷入贫困。在尼罗河流域，农业灌溉基础设施的对比鲜明：埃及有99.4%的农田铺设了灌溉系统，而埃塞俄比亚只有2.46%，而且主要集中在内流河阿瓦什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几乎空白。从整个流域的范围看，灌溉农田也基本完全集中在埃及。按照气候条件，埃塞俄比亚大部分地区一年四季均可种植作物，高原上普遍可以一年两熟，农业甚至可以一年三熟，但由于灌溉不发达，因此极少复种。2005年，埃塞俄比亚开始实施“减少贫困战略”，致力于使500万依赖援助生存的埃塞俄比亚人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除了来自政府方面和世界银行的资金投入。政府还为几百万农民颁发了土地所有资格。2007年，埃塞俄比亚已经开始在塔纳湖五条支流上修建大坝以保证灌溉需求，其目标是扩大350万公顷耕地面积。埃塞俄比亚还希望能够扩大甘蔗的种植面积，并已经和欧盟达成了糖制品出口协议。美好的前景蕴藏的危机是：沿岸国家用水量不断上涨，尼罗河这块蛋糕却在变得越来越小。45年前，乌干达有10万平方公里的森林，现在已经不到1.62万平方公里，每年还在以2.2%的速度下降。按照这样的速度，2040年乌干达将成为一个没有森林的国家。埃塞俄比亚的土地侵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7倍。它已经失去了40%的森林，而北部沙漠还在不断的扩大之中。经年持久的大旱让维多利亚湖的水位不断下降。塔纳湖的水位也在过去400年下跌6英尺。一些研究称，由于环境发生改变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等原因，到2050年，尼罗河水量可能减少20%之多。另外，由于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埃及沿岸的地下水将咸化，可能影响到埃及10立方千米的地下水资源也危在旦夕。有学者预计，在2017年，阿斯旺大坝的储水库纳赛尔湖将面临干涸的危险，届时埃及的水环境将急剧恶化。瑞典隆德大学植物生态学系学者索尔·阿索在研究中说：“根据我们的模型，在2043年左右，每年进入纳塞尔湖的水量将低于5550万立方米，这时的埃及将向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宣战。事实上，埃及不可能等那么久。如果这些国家不能解决合作的问题，在2020年左右，他们就可能陷入武装冲突。”珠宝与咖啡：欲望与消费　　 ( 22:35:16)科学家会以各种复杂而缜密的数据论证70亿人与地球承载力的关系，如果我们更简单地看，如此众多人口的生存，以及更体面的生活——以咖啡和珠宝为例，地球压力的现实图景或许超过你的想象。珠宝的欲望2011年，瑞士巴塞尔一年一度的钟表展和珠宝展。全世界的珠宝商都会聚在此，会场内社会名流频繁出没。珠宝是名利场的必备品。每当在咖啡馆或餐厅小憩，总会看到成群结队从以色列来的犹太珠宝商，戴着传统的黑帽子，坐在不远处。钻石是犹太人的传统买卖。犹太人以民族、宗教与家族所构成的紧密个人联系网络，让钻石交易仍然保持着隐秘性。在钻石垄断巨头戴比尔斯的全球网络中，钻石从澳大利亚、博茨瓦纳、加拿大、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南非和巴西被开采出来，途经欧洲的钻石切割中心，最终抵达美国和日本的零售商。这张巨大的网络，包括矿区、切割工艺专家、银行家、渠道代理人、珠宝制造商、各级批发商等。而途径以色列特拉维夫的钻石切割厂，是联结伦敦和纽约的一条重要渠道。上世纪70年代，钻石价格迅速上涨，促使特拉维夫与戴比尔斯展开争夺。以色列人扣下本该运往纽约的钻石，并开始建立自己的钻石储备库。他们出两倍的高价购买戴比尔斯发往安特卫普和纽约的未开箱货物，还以利比里亚的“洲际旅馆”为据点，直接从非洲的走私贩手中购买钻石原材料。以色列政府与银行大力相助。银行提供八成贷款，利息仅为6%，远远低于以色列国内的通胀率。到1978年，以色列银行为钻石贸易提供的贷款达8.5亿美元，相当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5%。1977年底，戴比尔斯发现，以色列人囤积了600万克拉的钻石，并以每月50万克拉的速度增长。纽约钻石供应量相应减少，钻石价格顺势再攀。犹太人囤积钻石的重要原因：当时以色列货币大幅贬值。他们认为，钻石具有保值功能。历史上，钻石并非最有价值的宝石。在古埃及人那里，彩色玻璃比钻石更加珍贵。只需简要回顾钻石近现代的历史，就会知道，这非同寻常。19世纪末，人们只在印度的少数河床和巴西雨林里发现过少量钻石，全世界一年的宝石钻石产量不过几磅。到1870年，在非洲奥兰治河附近发现了大型钻石矿，成吨的钻石被开采出来时，突然间市场上钻石供应爆满。组织开发南非钻石矿的英国金融家们忽然意识到，他们的投资面临危险：钻石本身内在价值很小，必须依赖于钻石本身的稀缺性来维持价格。金融家们害怕，如果南非再开采出新钻石矿，钻石将堕落成一般的宝石。1902年，南非钻石巨头、曾任金伯利市市长的厄尔内斯特·奥本海默曾说：“常识教会我们，提升钻石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使它们变得稀缺，就是减少产量。”所以，钻石生意成功的秘诀在于，对钻石产量的足够控制力和延续钻石稀缺的幻象。戴比尔斯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中，都成功地控制了钻石的产量和定价权。这也是为什么，1977年，当以色列囤积的钻石达到600万克拉时，几乎对戴比尔斯构成了威胁。定价权之外，钻石更伟大的创意是，它创造出了将原本微不足道的碳晶体转化为世所公认的财富、权力和浪漫的象征。为了做到这一点，戴比尔斯必须创造和控制需求。它的市场营销引导人们接受这样一种观点：钻石是爱情和婚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世纪，钻戒才首次作为一种“传统”，诞生于西方文化中。当时，年轻的作家弗朗西斯·吉格瑞（Frances Gerety）为它创作出一句经典广告语，即“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一“恒久远”的神话，就此赋予钻石强烈的感情色彩。这种感情，让持有它的人，永远都不会出售他手中的钻石。30年代末，仅仅3年间，戴比尔斯的钻石销售额就增长了55%。1939年，仅有10%的美国女性拥有订婚钻戒。到了20世纪末，这个数字已经超过80%。玛莉莲·梦露主演的《君子好逑》和奥黛丽·赫本主演的《蒂芙尼早餐》，对钻石作为消费文化的推广功不可没。对钻石的痴情，玛莉莲·梦露有歌一首——《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她唱道：“亲吻或许甜蜜，但不能用来付房租，或帮你买车。男人会变得无情，就像女人会变老，我们最终都会失去魅力。但钻石，无论平切还是圆割，都不会失去光芒。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蒂芙尼！卡地亚！”戴比尔斯甚至动用了英国皇室。公司一本备忘录谈道：“因为英国在钻石行业中有如此重大的利益，女王夫妇可以通过佩戴钻戒而非其他珠宝来为英国工业打气助威。”伊丽莎白女王随后踏上了南非之旅，访问了几家钻石矿藏，接受了奥本海默献上的钻石。与所有由资本精心营造出的与生活方式相关的消费品一样，钻石代表着很多东西：美丽、高贵、时尚、地位、品位、财富、权力、自我表达，以及虚荣。事实上，钻石和汽车一样，是消费品，批量生产的钻石也非投资品。但对定价权的控制，以及对急速扩张的消费的控制，让钻石价格在一个世纪的历史中不断攀升，哪怕是经济危机。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要囤积属性与黄金完全不同的钻石。这也是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开始购买钻石对抗变化无常的通胀和经济衰退。彼时，钻石已成携带价值的便利载体。如一位纽约钻石经销商所说：“钻石并非真的像黄金或白银那样的商品。你不可能从珠宝商那儿买一块宝石，然后以相同的价格卖回去。珠宝商不会放弃他的利润。但钻石肯定是移动价值的最好方式。我知道一个伊朗人，在伊朗革命期间，只有须臾时间离开伊朗。他没有时间出售房子，也没有时间去银行。但他携带了价值30万美元的钻石离开。”安特卫普钻石协会的成员马克·凡·博克斯特尔如此评价：“钻石是一种货币形式，它们可以用来抵押国际贷款、还债、贿赂和购买军火。很多时候，它们比钱好用。”利比里亚的首都蒙罗维亚，就是一个洗钱者将非法现金换成钻石，然后带往世界各地的“ 洗钱圣地”。控制产量的定律，在空前巨大的消费市场面前，已经过时了。奥本哈默加入戴比尔斯，努力提高效率和产量。到2000年，戴比尔斯的钻石产量为 3610万克拉，2002年增到4022万克拉，2004年上升至4701万克拉。而此时，它所控制的市场份额已经从80%～90%跌至40%。钻石已无需依靠垄断定价来维持身价了。现在，我们常读到类似这样的话：“钻石正成为越来越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我很难判别，这句话表明了钻石被快速开采殆尽，还仅是另一个钻石商的营销手段。不可否认的是，钻石的开采量已巨大。厄尔内斯特·奥本海默爵士用尽大英帝国殖民地的所有关系，把新发现的几个钻石矿纳入戴比尔斯的版图，其继任者哈里·奥本海默通过秘密谈判，把社会主义苏联也拉进钻石卡特尔的势力范围。上世纪70年代末，在西澳大利亚的阿盖尔地区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钻石矿，该矿的年产量可达5000万克拉，超过了戴比尔斯旗下所有矿山的总产量，由澳大利亚最大的采矿公司力拓和必和必拓控制。与此同时，非洲的国有钻石开采公司也成长为有力的竞争者。随着宝石需求的上升，过去的小规模手工挖掘，也早已被大型钻石矿的重型设备、采矿技术和临床采矿法所取代。对环境的忧虑随之蔓延。据比利时安特卫普的钻石协会估计，找到1克拉钻石，要处理大约250吨的岩石、沙和沙砾。1克拉相当于1/5克，250吨则等于2.5亿克。筛选一个钻石需要大量的水，而在缺水的非洲，水愈加珍贵。宝石的开采则往往靠近河流，水污染威胁着供水。产于缅甸的红宝石，通常需要剥去厚达15英尺的覆盖层，才能达到含宝石的砾石层。然后，才能真正进行采矿。DIAZ Fine珠宝公司的一位创始人曾这样说：“我们的全球环境和消费文化在退步。产品有着漂亮的包装、介绍和展示，但我们几乎从来没想过，生产这些商品，提取和加工要消耗掉多少原材料。我们很少考虑它对环境和人类的影响。很难精确地评估当一颗钻石经过切割、抛光，再摆放到高档零售商店出售时，最后会破坏掉多少资源。光彩耀人的钻石优雅地陈列在商店的橱窗里，你很难想象，它是怎样从一个钻石矿场被开采出来的。在塞拉利昂，血钻助长了战争对这个国家的破坏。任意开采钻石给这个国家留下了一块块伤疤。”在钻石和矿业大国南非，生态灾难已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多年开采，给南非留下的是5900多座废弃矿山。这些矿山的生态和环境被破坏，还未得到恢复。南非水利与环境部部长布耶卢瓦·松吉卡曾表示，在豪登省、姆普马兰加省、西北省和自由州等地，由于矿井不当开采，出现严重酸性矿井水问题，给市民的健康和生活造成危害。南非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约翰内斯堡，面临的酸性矿井水威胁最为严重。南非水利与环境部的勘测数据显示，目前酸性矿井水水位在约翰内斯堡地表以下约600米处，但正以每天0.6米至0.9米的速度上升。如不及时采取措施，18个月后，酸性矿井水有可能会涌上约翰内斯堡的街道。由于南非矿井废水排放处理不当，造成矿井附近水库水质变差和用水紧缺，南非的70多个水库还面临富营养化带来的危害。南非健康问题专家则表示，由于南非矿业过度开采，而且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整治矿山开采给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以致对民众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作为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南非人的癌症发病率与矿业开采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有关系。恢复一座矿山的生态环境，又谈何容易。在博茨瓦纳，钻石的开采导致丛林原住民被强制搬迁。这些部落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上万年，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当地政府施压说：因为原住民的狩猎和采集活动已经不适宜社会发展，他们的存在也并不利于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政府开始驱逐他们，切断供水，增加赋税，甚至还有罚款、殴打和酷刑。后来，随着丑闻扩大，一些曾经为戴比尔斯的钻石产品做过广告的国际名模，也开始掉头支持对迁居行为的抗议。另一种昂贵的首饰——黄金，其璀璨的光芒背后，亦有黑暗的一面。要打造一个配钻石的简单金戒指，需要5万吨水，并产生20吨废矿。从矿石中提炼出黄金的比率约为十万分之一；这意味着，每生产1盎司黄金，会产生79吨废矿。你手里的金戒指和金手镯，要经过多少道程序，才能到达你手上？我们今天存储和使用的黄金，有2/3来自新采的矿。其中又有2/3是从巨大的露天矿提炼出来的。露天采矿留下的大坑，有的从外太空都能看到地球上的凹痕。露天采矿还会留下大量的废石，含有剧毒和酸。废矿所造成的地下水污染，毒性比电池酸还强。采出的矿石，先要打碎，再喷上一种叫氰化物的化学品，将黄金从矿石中过滤出来。有些矿每天使用的氰化物就达数吨。它有剧毒，米粒大小的氰化物就能致命。当黄金被提炼出来后，渗透氰化物的废矿通常被废弃。为了采集到足够打一只金手镯的黄金，会产生近20吨废矿。废矿含有什么？有毒废弃物。金属采矿是美国有毒废弃物排放的领头大户。2001年，金属采矿制造了1300吨有毒废弃物，达到美国所有行业产生的毒物的46%，其中包括96%的砷排放和76%的铅排放。接下来的一步就是冶炼。这个过程中，通过密集的高温，将纯度不高的黄金移除。冶金业是能源消耗的大户，也是主要的污染源。经过纯化的黄金就可以买卖了。80%的黄金用于首饰制作，余下的20%主要是投资者和电器制造商购买。接下来就是首饰的设计和制作了。这是首饰生产链上利润最高的生意，其价值可达所含黄金的4倍甚至更多。但很少有珠宝商能告诉你，成品中黄金的来源。这个行业还没能成为在商业道德上可靠的行业。1984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奥克泰迪河畔的奥克泰迪矿，开始为澳大利亚的BHP矿产公司生产铜矿和金矿。奥克泰迪的尾矿坝在一次大规模的塌方中被损坏。BHP的做法是，说服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允许它直接向河流倾倒废矿。现在，这座矿每天向河流排放8万吨矿石和12万吨废弃的岩石。如果排放以这样的数量进行下去，按照当时的开采计划，到2010年矿山关闭时，奥克泰迪河的总沉淀已达17.2亿吨，相当于4712个帝国大厦的重量。有毒金属倾倒在河中，造成的结果是：大规模、无休止的洪水，大片的森林被淹没；几乎所有的鱼都中了毒，一些鱼类已经濒危。1999年的一项研究估计，仅仅当年，就有176平方公里的森林遭到破坏，相当于3个曼哈顿的面积。这里曾经丰富多样的野生动物也消失了。过去种植的棕榈树和主粮作物也都死去了。没有了粮食，3万到5万居民不得不迁出这片区域。一位人类学家专门用一个新词来形容奥克泰迪的情形——生态灭绝。2000年，世界银行公开建议，应该关闭该矿。就连BHP的高管也开始怀疑，采这座矿到底值不值得，称它为一个“环境的深渊”，认为它本不该被建起来。2002年，BHP将该项目52%的股份交给了当地一家政府控制的企业，作为对未来法律赔偿的赔款。政府现在每年疏通河道里的2000万吨沉淀物，洪水慢慢消退，植被慢慢复苏。但仍有6600平方公里的植被难以恢复。对黄金首饰消费的狂热，驱动了在世界各地寻找和开采黄金的热情。这些开采甚至在一些受到保护的国家公园附近进行。这些年来，生态受到黄金开采破坏的国家公园包括刚果的霍加皮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卡胡兹－别加国家公园、巴西的东南大西洋森林保护区、科特迪瓦国家公园、厄瓜多尔的桑盖国家公园、印尼的劳伦茨国家公园、秘鲁的瓦斯卡兰国家公园和乌干达的布恩迪国家公园。在中国，新近日渐富裕起来的人们，推动着珠宝玉器的消费热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高峰，价格一路飙升。21世纪以来，我国的珠宝首饰贸易额已超过2000多亿元。其中，新疆和田羊脂玉，更受到国人追捧。需求立即刺激了开采。曾经温润平坦美丽的白玉河，近年来正逐步变为喧嚣的大型工地，玉龙喀什河为致富付出了极大代价。随着来挖玉的人越来越多，和田的村庄将大片大片的荒地以极低的价格（刚开始是20元/亩）卖给挖玉人。2008年，和田县计划拍卖1244.4亩仔玉开采地。结果是，在玉龙喀什河上游，布雅公路22公里处，原本平坦的河床已经变成了一个个遥相呼应的山包，到处都是大型挖掘机翻滚过的痕迹。最疯狂的时候，玉龙喀什河同时有两三千台挖掘机在轰鸣。地区水利局的相关文件中表明，大型机械严重的乱采滥挖现象致使河道及两岸千疮百孔，水土流失严重，对两岸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改变了河床主流，增加了防洪的难度和任务。当漫天黄沙、天上下土成为和田人习以为常的天气时，没有人把这种天气和滥采联系到一起。和田已成为全国受浮尘困扰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但是，人们并不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几年前，和田的人均GDP还排在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最末一位，在全新疆是最穷的地方。现在，和田人的腰包正在鼓起来。他们更看重的是和田玉带来的财富。咖啡的诱惑咖啡，这种充满香气的黑色液体，被称为“市民社会的血液”，在现代文明的血管里流动。它年产700万吨，年零售额约700亿美元，是仅次于石油的世界第二大交易商品。这种苦涩又酸甜的饮料，是世界上被最广泛的地区消费的饮料之一。鲍勃·迪伦有首歌，叫《再来一杯咖啡》。鲍勃·迪伦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是一位犹太商人的儿子。这首歌的旋律如在哭墙前的祈祷，充满犹太人的忧伤。与钻石一样，咖啡与犹太人也有不解之缘。17世纪，第一代资本主义商人，其中多数是犹太人，开始以雄厚的财力开拓市场。咖啡从一开始就离不开资本。咖啡树从播种到采摘需要5年，个体农户无法栽种。都是在大种植园经济形态下种植的。咖啡味道苦涩，并非一喝就会喜欢上它。对咖啡的嗜好，需要培育。当时，从事咖啡贸易的商人基本上同时也经营咖啡屋，培养用户。咖啡的特殊之处首先在于，一般人不知道如何做咖啡；做好了的咖啡不能久放，一般15分钟以后就变了味，所以得现做现喝。因此才有了咖啡馆这门生意。咖啡馆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社交场所。犹太人不仅追求利润，还能够创造利润。他们创造的不仅仅是市场，而是能够创造产生利润所需要的一切，核心是，创造孕育利润的生活方式。直到现代的各种餐饮业中，最需要花费内外装潢费用的就是咖啡屋。一位英国作家描写纳粹德国时期犹太人家庭的逃亡，仍不忘这样一个细节：桌上精美瓷器里带着余温的咖啡。原产非洲埃塞俄比亚、最初盛行于阿拉伯世界的咖啡，被商人传播到了全世界。从东非流向北非，再从北非转进西亚，接下来进军欧洲：1652年伦敦，1666年阿姆斯特丹，1671年巴黎，1683年维也纳，1686年纽伦堡、雷根斯堡、布拉格，1687年汉堡、莱比锡都出现了最早的咖啡屋。但是咖啡的产量并没有增加。也门的咖啡产量在最多的年份也没有超过1万吨，而消费则迅速上升。在现代资本主义诞生以前，这种供应短缺除了刺激价格上涨之外，不会带来生产的增加。庞大的消费量和稀少的产量，使得咖啡贸易成为利润丰厚的行当。18世纪左右，消费主义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被人们视为必需品的物品清单大大扩展。到了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工人已经把咖啡和糖一起列为他们亟须得到的必需品了。咖啡曾经是上层精英的昂贵药用饮品，而到了法国大革命前夕，巴黎人每年消费的咖啡竟已达250万磅，糖已达650万磅。咖啡馆不仅供应咖啡，还提供策划革命、谈论生意、阅读和闲聊的场所，更明显地具备了消费主义的特征。到了20世纪50年代，咖啡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必备饮品，而咖啡先加糖还是先加奶，也成了区分上层阶级与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印记。也是在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过去的奢侈品正在变成大众的必需品，比如，烟丝、化妆品、装饰扣、廉价的珠宝和时装。咖啡已经变成一种与所有阶层的嗜好有关的消费品。此时，在殖民体系下，咖啡已经在斯里兰卡、爪哇，苏门答腊、东帝汶和巴厘形成了大规模的种植园。到了19世纪末，像雀巢这样的资本主义食品巨头们，已经建立了世界咖啡产销的供应链，将巴西、墨西哥、印度、越南、卢旺达、海地等国家都纳入了种植园体系。消费的增长，最初通过咖啡种植的地理扩张得到满足。那时，咖啡种植仍然是传统的荫蔽种植方式。传统的荫蔽种植咖啡农场，其结构就像一片森林。一层又一层。常常果树和硬木树层层叠叠，还有生长在树顶的植物，如兰花，以及周围的灌木丛。阳光透过层层的树叶，只星星点点地照在喜阴的咖啡上；绿叶也为咖啡遮挡风雨。那是一派田园风光的景象，森林中与灌木丛中容纳了极其丰富的生态多样性。有一个统计，你能够在这片景象中找到40多种物种。这些树维护了土壤的质量。当地农民按照传统种植的方法，把咖啡堆积起来，让其变成浆状的肥料，其过程中不使用任何的化学肥料和药剂。农民们也很聪明地在咖啡树荫下种植香蕉和水果树等，以此来增加家庭的额外收入和提供日常食物。你甚至不需要除草剂。生态系统以自然的方式周而复始，使土壤始终保持着肥力。直到30多年前，一种新的种植方法——日照咖啡被开发和推广。这是“绿色革命”的一部分。1953年，美国科学家诺曼·柏洛格在墨西哥的研究所研究培育出了产量比普通小麦多5倍的高产小麦。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他的研究成果被发展中国家所采用，从而掀起了一场以高产量品种的农作物为主轴的农业技术革命。它的主旨，是通过大规模灌溉和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相关技术，大规模地推广产量高、适应性广的优良小麦和水稻品种。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粮食产量发生了革命性的进展。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国际发展机构鼓励咖啡农种植日照咖啡。新的种植方式使产量大大增加，是过去的3倍。通过增加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咖啡变得耐晒了，生长周期提速了，除草剂和杀菌剂的适用范围也大大增加。在很多咖啡园，原来的种植结构被破坏掉了，变为单一咖啡作物。大力推进农改的国际金主，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世界银行等，都有这样一个观念：粮食增产赶不上人口膨胀，所以要增产。绿色革命的成果常被描述为：墨西哥，一个40年代仍需进口一半以上自用粮食的国家，在1964年已可以出口50万吨小麦；印度在1966年收成了1700万吨小麦，好过了过去最好年产的1400万吨。暴增的产量让人们手足无措，以至旁遮普的所有学校都被迫暂时关闭，教室被移作大丰收季的应急仓库。对绿色革命的反思很快就开始了。无论是在墨西哥还是印度，自90年代以后，这些神奇种子的魔力已经耗尽。不管是米或小麦的增产率，都已开始低于人口的增长率，年增产率跌到0.5%左右。化肥与人之间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使用了化肥的农作物在加快生长速度的同时，对病虫害的抵抗能力却变低了，为此不得不使用更多的农药，以致最后对人体产生危害。土壤的肥力也受到破坏，农药越用越多，但单位产量越来越少。采用了日光种植法的咖啡园，生态环境都遭到了破坏。随着科技的发展，咖啡行业还开始发展种植咖啡杂交防晒品种，其种植量占了世界将近70%的咖啡生产。结果导致了热带雨林渐渐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型的防晒品种咖啡林，大大破坏了原始的生态环境。大量投入化肥和农药破坏了土壤的肥力并渗入到当地的水源，水源也遭到了污染。像砍伐森林、农药污染、毁坏栖息地、破坏土壤和水源等环境恶化问题，对现代咖啡农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扩大产量，意味着更低廉的成本价格，咖啡农的收入更加无以为继。拉吉·帕特尔在他的《粮食战争》一书中讲述了一个乌干达咖啡种植农自我剥削的食物生产链，他们种的咖啡以每公斤14美分的价格卖给本地的二道贩子，二道贩子再以每公斤19美分的价格转卖给咖啡加工厂。然后，加工过的咖啡每公斤加价5美分，装袋，以每公斤2美分的运费运到乌干达首都坎帕拉。这时，咖啡的价格已达每公斤26美分。运输咖啡只是咖啡在进入烘烤器之前的一系列复杂程序的一个环节，还有挑选、分级、确认等环节，然后才被送到咖啡烤烘机跟前。等到咖啡终于到达伦敦雀巢咖啡加工设备跟前的时候，咖啡的成本已升至每公斤1.64美元。而当咖啡运出加工厂时，每袋咖啡的成本远远超过种植成本价的10倍之多。当咖啡终于被磨碎的时候，价格升至每公斤26.4美元，这是乌干达种植园咖啡价格的 200倍左右。咖啡公司有新办法创造利润。1969年，一家咖啡公司在日本第一次推出了速溶罐装咖啡。5年后，可口可乐推出了乔治亚咖啡——一种罐装的咖啡甜饮料，在《飘》的电影中还插入了一条商业广告。这种灌装饮料很快走俏。到1975年，日本人每年消耗200万罐，全日本的咖啡销售额一年就膨胀了100万美元。在欧洲，速溶咖啡也占据了18%的市场。作为世界饮料，咖啡的年消费量达到了4000亿杯。当咖啡农快要破产时，雀巢的利润却有增无减。2010年，雀巢所有部门和地区的盈利都实现了增长，净利润比2009年增长了两倍多，为342.3亿瑞士法郎（约合464.1亿美元），销售额小幅增长至1097.2亿瑞士法郎。由于雀巢在市场上占支配地位，它可以规定它与种植商、加工商、进出口商的合作方式，咖啡农只能任由盘剥。一些想要提高成本价的咖啡农面临着来自食品公司的巨大压力。埃塞俄比亚农民曾想把自己命名的咖啡——斯丹摩（Sidamo）、哈拉尔（Harar）、耶加雪菲（Yirgacheffe）注册为商标，把市场份额提高25%。但此举几乎一出台就遭到星巴克的反对，因为年营业额相当于埃塞俄比亚年财政收入3/4的星巴克，不想把市场份额拱手让出。增收无望、只能在维持生存的边缘挣扎的农民，没有任何经济能力来维护和修复他们脚下所赖以生存和朝夕相伴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森林遭到砍伐，土壤遭到农药的破坏。它们的价值，则被遥远的资本所攫取。据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报告，正是世界对咖啡的需要，刺激了印尼咖啡业的兴隆。印尼一半的咖啡产量出自楠榜省。咖啡业的兴起使得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别处的居民都聚集到楠榜省，来淘“咖啡金”。他们还将目标投向了保护区。世界自然基金会估测，在保护区内有4万公顷土地被开垦种了咖啡，而当地的农民为了开垦更多的土地种植咖啡，已经向苏门答腊岛上大片的原始热带雨林下手了。他们伐木造田不但使古老的树木减少，还威胁到长久以来以雨林为家的许多珍稀的物种。砍伐行为再继续，该雨林里80头绝顶稀少的亚洲多毛犀牛将濒临危险。苏门答腊的热带雨林本是亚太地区最质朴的生态系统。这片几乎从没有印下人类足迹的原始丛林，面积达250多万公顷，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印尼政府在此设立了3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科学家们在探险中发现，原始雨林中竟然隐藏着至少40多种未发现的新物种和珍稀物种，有许多种新鸟类、青蛙、蝴蝶和棕榈树，它们显然还保持着原始面貌。可是，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遗产的印尼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却正在遭受最严重的砍伐和破坏。当地咖啡出口业的蒸蒸日上，诱使农民非法砍树木种咖啡。据世界自然基金会估测，苏门答腊岛三大国家公园之一的Bukit Barisan Selatan热带雨林占地34万公顷，如今大约20%的树木已经被砍伐殆尽，由当地人开垦。虽然不合法，但农民们深谙如何一点一点地、不易被人察觉地扩大种植土地边界之道。贿赂也不罕见。其结果是，栖息在雨林中的一些印尼独有的动物，比如亚洲虎、濒临灭绝的双角多毛犀（又称苏门答腊犀）以及大象，将因为世界对咖啡因的渴望在10年内从地球上消失。但事实上，卖咖啡给当地农民带来的收入，仅仅只能维持他们的温饱而已。咖啡原材料供大于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让咖啡成了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而贫困的农民，则寄希望于种植更多的咖啡豆，以期提高收入。咖啡农的生存与环境进入恶性循环。一只金蟾蜍之死与全球生态链粮食：资源之争
来自：&&&《》
更多精彩，关注微信号：360doc
馆友评论（0）
您好，请&&或者&&后再进行评论
合作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