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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城市化生存
&&& 二代农民工基本没种过地，他们的多种愿望只有在城市中得到满足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葛如江 项开来 王攀 杨玉华 马姝瑞 蔡敏 黄豁 王金涛
&&& 与十年前相比，如今进城打工的新一代农民工有了温饱以外的更多追求。&&& 他们有文化，眼界广，需求多，不会为基本生活条件的满足而止步。他们期待融入城市，期待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期待精神生活的丰富。当他们的愿望与现行的用工条件形成较大落差时，一系列新的冲突浮出水面。&&&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都认为，外在环境的压力和内在需求表明，逐步给农民工以城市生活、城市待遇，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社会趋势。
农民工待遇依然偏低&&& 福建晋江是全国百强县。当地人口103万人，外来人口达100万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工。&&& 晋江城市不大，企业众多，商铺林立，繁华非同一般。在这里，街上白天人流稀少，上午很多门面不开门。华灯初上，霓虹闪烁，各个宾馆便开始兴旺起来，逛街的人们也多了起来。&&& 商店的老板告诉本刊记者，晋江的晚上最热闹，一直到下半夜，街上都是人来人往，即便是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也没法与之相比。因为白天工人要上班，没时间出来，晚上9点工人下班后，街市才繁华起来，以此形成了晋江“夜景”。&&& 这个夜景也许可以称为“加班夜景”。&&& 一天晚上9点多钟，《瞭望》 新闻周刊记者来到晋江市捷龙豹鞋业公司。正在生产线上的安徽怀远县民工赵伟说，他来这个厂一年了，每月最多能挣1200元。但工作压力太大了，几乎每天加班3个小时，每天晚上10点左右才能下班。&&& 农民工加班是普遍现象。据调查，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工每天工作8小时或以下的仅占19.4%，80.6%的农民工工作超过8小时，工作8～12小时者占72.7%。每月没有休息日的占到近一半。&&& 按国家规定，公民每月法定工时大约为180小时。《瞭望》 新闻周刊记者为赵伟算了一笔账：每天加班3小时，再加上双休日加班，每月共超时加班162小时，相当于一个月干了两个月的活。以他最高工资1200元算，实际上他每月的法定工资不超过600元。这一标准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工资标准。&&& 1200元月工资在广东、福建已经算是中等以上水平。&&& 共青团广东省委的调查说，目前，只有20%农民工拿到广东省全省职工工资的平均水平。农民工初次就业月工资收入在600元以下的占33%，月工资在1000元以下的占70%。&&& 另一方面，“社会保障难以落实也是对农民工权益的一大侵害！”福建省泉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苏渊明局长介绍，按照规定，企业用工必须办理工伤、医疗、养老、失业和生育等5大保险。按福建省政策，5大保险保费约占工人工资总额39%，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工人月工资为1000元，企业就要支付保险费近300元。但目前，企业支付的保费不到应支付总额的1%。&&& 出现这一情况，一是政府领导认识不到位,怕参保增加外资企业或私营企业“负担”，影响了投资环境。二是政府职能部门执法不严。三是企业逃避责任，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目前，泉州市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到50%。&&& 没有签订合同，意味着打起官司来企业可以不负责任。据共青团广东省委调查，广东接触职业危害的职工有近1000万人。一旦出现工伤事故，农民工的命运是悲惨的，很难得到合理的赔偿，他们只有把伤、残、病带回老家，社会矛盾又由城市转嫁到了农村。　
维权门槛难以跨越&&& 今年21岁的贵州女孩杨艳，已有3年打工经历，她现在是晋江一家鞋厂的工人，而此前，她在广东惠州打工。她说，少数私营企业不仅不与工人签合同，还扣留身份证，扣押保证金，限制自由。&&& “像杨艳遇到的情况，现在已不多见。”泉州市总工会保障法律部吴章伟部长说，“但在农民工待遇低下之外，维权难的问题依然是农民工和工会组织最为痛心的事。”&&& 泉州市华达律师事务所赖忠惠说，侵害农民工利益是一种普遍现象。&&& 面对侵权，工会和劳动部门的手段十分有限。农民工试图通过法律维权，但程序复杂，工人时间上拖不起。有的官司要农民工举证，但大部分权益受损的农民工连合同都没有签，更无法举证。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法律不帮穷人的现象。&&& 最近她代理的一起官司就是例证，在诉讼阶段工伤事故中的农民工向法院申请对企业财产保全，但法院要求农民工提供数百万元的资金担保。已是身无分文的农民工，如何提供巨额担保？&&& 吴章伟部长说，现行法律对农民工维权不利。一是现有法律落实难。以企业加班为例，泉州市的企业几乎没有不加班的，而且不按国家规定给加班工资。一些企业晚上加班，却说是工人三班倒。执法部门很难查处。二是制度不完善。现在大部分企业是计件工资，做一个产品或一道工序给什么工资，没有标准，即便发现工资过低，也无从查处。三是工会负责人是企业的雇员，履行职责阻力很大。如果为工人说话，就有可能把自己的饭碗砸了。&&& 就这一点，泉州大泉赖氨酸公司的庄镇民体会很深。一次，公司让5位员工下岗，作为工人直选出的公司工会主席，他想为工人说话。没想到，公司以他上班时间洗衣服为由给他记大过处分，降工资200元，并把他的工作从车间化验员调去烧锅炉，一天三班倒。他向劳动部门提出仲裁，但败诉。再仲裁，裁定他胜诉。但公司又要开除他，在开除留用期间，把他的工作又从烧锅炉调去当门卫。&&& 官司打了好多年，在各级工会和劳动部门的关心下，他得以“官”复原职，被下岗的5人有4人重新上岗。庄镇民说，多年的官司让他明白一个道理，这些企业老板只知道攫取利润，而不考虑工人权益。在现有的环境和法律框架下，农民工维权太难了。
二代农民工寻求幸福感&&& 2006年12月初的一个夜晚，福建省晋江的一个网吧里，18岁的湖北恩施小伙子胡明坤给本刊记者讲述了他的孤独感受。&&& 小胡去年初来到晋江打工。他在一家鞋厂做车工，现在月薪也有1000多元。他告诉记者，刚拿到工资时，心里特别高兴，终于可以花自己挣的钱了。头几个月，他花了很多钱买了新衣服，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城市人。但后来，一下班以后，就感觉很孤独，除了上网聊天，他没有别的活动。他说：“城市人不愿和我们农民工打交道，在厂里，老板遇到工人，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我们感觉老板很冷漠，在他眼里，我们农民工就是为他赚钱的‘机器’。”&&& 和小胡一样，孤独、自卑、精神匮乏是不少农民工生存现状的普遍特点。&&& 共青团广东省委调查，有67.1%的农民工认为企业生活枯燥乏味，感到“苦闷”、“无聊”。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劳动局就业科周伯伦科长说，现在的农民工不光是干活，还需要有文化娱乐，他们希望能够在工作之余，享受到丰富多彩、贴近实际、健康进步的精神食粮。&&& 据调查，现在农民工中20～35岁的农民工占60%以上，他们都是青壮年，处于年轻而躁动的时期，工作之余的空虚，只有通过看电视、看录像、打牌或到一些不健康的娱乐场所去来填补。&&& 由于孤独而引起的性压抑，已成第二代农民工生命中另一种不能承受之重。泉州市公安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犯罪心理学副教授陈本兰说，农民工中赌博、卖淫嫖娼、酗酒等不良行为较为普遍，部分独身在外的男女青年农民工以滥交朋友来填补精神空虚，把这种畸形的男女关系作为发泄和寄托对象。不少男性青年农民工都有1个以上的女朋友，“换女朋友像换工作一样频繁”。&&& 共青团广东省委的调查显示，在回答“据您所知，其他跟您一样在城市打工的人很久没有过性生活了，他们会选择干什么”这一道选择题时，男性农民工21%选择“找小姐”、18%选择“整夜睡不着”、18%选择“喝酒麻醉自己”、25%选择“看黄色录像”或“讲黄色笑话”；女性民工有19%选择“拼命干活发泄”、5%选择“强忍着”。　　&&& 陈本兰说，第二代农民工与一二十年前的农民工（指第一代）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有文化，心理需求高，比较追求物质和精神的享受，渴望过上幸福的生活。&&& 但是，他们感觉得到的少，现实与理想差距大，因此，现在的农民工幸福感越来越差。
渴望受到尊重，寻求心理支持&&& 追求人格平等，享有做人尊严，是第二代农民工更加鲜明的特色。&&& 农民工的人格和尊严经常受到伤害。福建晋江市有很多制鞋企业，很大一部分对员工管得很严，其实是担心员工从厂里偷走原料。一位民工告诉记者，企业老板不信任员工，是不尊重农民工。记者随机调查发现，30%的农民工认为本地人排外，看不起农民工。&&& 共青团广东省委社区与权益部副部长陈莉丽说，第二代农民工的打工观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们眼里，城市意味着美好的生活，意味着迥别于农村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因此，这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更多的是为自己寻找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以自己在城市中的努力奋斗，改变自己原有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融入城市社会，分享现代城市文明成果。&&& 由于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一下又无法融入社会，新一代农民工转而更加注重由血缘、亲缘、地缘等所构成的社会网络，更加“抱团”。&&& 调查显示，44%的农民工认为“人生最应该珍惜的是亲情”。他们很乐意与亲戚、老乡在一起，因为那样往往会感受到温馨。今年25岁的重庆开县农民工朱红兵在晋江打工已有4年多了，他说：“下班后一帮亲戚或老乡约在同一个饭堂吃饭，感觉很好，就像在家里一样。”亲友、老乡也是农民工获得就业信息的主渠道。据调查，40%以上的农民工是通过亲友和老乡介绍找到工作的，只有16%的人通过劳务市场找到工作。&&& 居住相对集中，是农民工“抱团”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福建闽侯县荆溪镇侯屿村，这里居住的全是四川自贡市的农民工。记者走进村里看到，村里几乎是清一色的外地老人、妇女和小孩。一帮妇女分成两桌打牌，旁边还有不少看牌的。周淑华的丈夫和儿子都在福州打工，她在“家”里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尽管吃、住都很差，一家人住一间房子，一周能吃上一两顿鱼肉，但一家人倒也其乐融融。她说，这里居住的农民工大部分是拖家带口，这样生活上一家人能有个照应；而且都是老乡，大家非常好沟通，也能互相关心。&&& 缺乏尊重和认同，加剧了农民工的“抱团”现象。陈莉丽说，由于外部环境存在缺陷，第二代农民工普遍有受欺负的感觉，他们很希望依靠自己的亲友、同乡寻求帮助，因此农民工中的“抱团”现象严重。广东就曾有一个家族的37口人同在一家企业打工的现象。民工听说自己群体中有人受欺负时，就会一哄而上，不循合法途径，造成群体性事件。调查显示，在遇到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通常会选择找老乡帮忙解决。&&& 晋江市公安局陈埭分局吴国宾局长说，因无城市居民的合法地位，有的农民工即使在城市工作多年，对社区事务也没有发言权，不能参与社区选举活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对城市政治经济生活参与的消极态度。据他们调查，对参与当地公共事务“无所谓”或“不乐意”的人数高达近6成。
希望成为城市人&&& 今年37岁的吴基章，是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华泰精密机械厂的一名钳工。自广东新丰县农村来该厂打工，已有12年了，如今，他应该算是农民工中的佼佼者，钳工技术4级，月薪2700元，有时能拿到四五千元。企业负责人说，他是公司的“顶梁柱”。&&& 几年前，他将孩子和妻子从老家接来了。妻子现在在一私企玩具厂做工，月收入800元，9岁的孩子在当地一所小学读三年级。他说，这家公司是美资企业，公司老板管理非常人性化，很少加班，而且严格执行中国的法律，加班给工资。正因为公司待员工不错，他对这家公司也有比较深的感情了，他不想换单位，就想在这儿一直干下去。他说：“我想把户口迁过来，希望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名普通市民。”&&& 但吴基章现在想成为这个城市的市民还很难。按照当地政策，在当地买房，就可以迁移户口。尽管他的收入相对较高，但买房对他来说暂时还难以考虑。夫妻俩的收入，除了自己家庭日常开支、房租、小孩上学（赞助费），孝敬家中父母的，每年能有2万元的纯收入就算不错了。他想，攒够钱，再去买房，那时把父母也接到南海来。&&& 四川达县的民工魏方萍一家来泉州打工已十多年了，现在孩子也在当地读初中了。她说，十多年了，老家她只回去过三四次。“现在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也不想回家了。”话语中，听得出她对老家的感情已渐渐淡漠。&&&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说，第二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受教育程度要高，大部分农民工是初中以上文化，不少是高中毕业，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同时追求平等、实现自我价值的意识强烈。他们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自己的后代过得更好。&&& 共青团广东省委的调查显示，尽管目前城市的管理与服务与青年农民工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在诸多领域还存在着种种不公正和不平等，但仍有27.4%的人希望一直呆在城市参与城市建设和分享城市发展成果；有50.2%的人表示有机会、干得好，愿意呆下去。陈莉丽说，这充分说明了第二代农民工在内心深处对城市的认同感。&&& 新一代农民工大部分没有从事过农业种植，因此对土地没有父辈那么眷恋。因此新一代农民工对将来的预期更大，就是想在城市生活，要当城市人，不要再回去当农民。特别是女性打工者，最希望嫁到城里。
住房、教育壁垒尚难打破&&& 老家在安徽省利辛县中町镇板桥村的武庆侠也越来越把城市当成了自己的家。&&& 6年前，她和同乡的丈夫一起到温州打工，丈夫开出租车，她经营一家杂货店，并在那里安家生子。今年，她第一次带着5岁的儿子返乡，这个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呆在城里小男孩已然与城市儿童没什么两样。&&& “温州对外来人口政策比较宽松，我们的小孩跟温州城里的孩子一起上幼儿园，老师对他与城里孩子没什么两样。”武庆侠说，在温州时间一长，语言障碍没了，饮食、衣着都越来越接近“本地人”，自己也渐渐有了家的感觉。&&& 虽然城市对农民工的门槛越来越低，但各地的政策力度还有差异。据了解，目前已经有上海、长春、北京等多座城市作出决策，对在城市中小学就读的农民工子女不再收取借读费，执行与本地学生一样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但是仍有一些地方继续收取借读费。&&& 武庆侠告诉本刊记者，温州目前尚未取消对农民工子女的借读费，小孩在当地上小学要交“自愿捐助费”。现在的“价钱”是一个孩子5000元，“管”6年小学上完。同样的“自愿捐助费”到了初中立刻翻番，最一般的学校也得上万块。眼看儿子一天天长大，武庆侠感到负担越来越重。但看着自己的大姐将女儿放在老家上学，教育很成问题。武庆侠决心，不管自己怎么受苦都得把孩子留在城里接受更好的教育。&&& 而从安徽阜阳出来，在上海嘉定唯明机电机械有限公司工作的赵磊心里还是不踏实，虽然儿子上初中不再交借读费了，但听说在上海，没有本地学籍就不能在这读高中，也不能参加当地的高考。&&& “我们辛辛苦苦就是为了让下一代接受良好的教育改变命运，如果到时不能在这读高中，一切等于前功尽弃。因为我们那的教学肯定没法跟上海比，很难保证孩子考上大学”，赵磊说。&&& 《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农民工们普遍表示，他们打工赚钱最大动力就是为了孩子接受好的教育，希望他们有知识有出息，过得比上一代好。因此，迫切希望国家出台更多政策，彻底打破城乡教育差别，让农民工子女也能和城里孩子一样公平享受教育资源，在同一片蓝天下健康成长。&&& 此外，住房问题也是目前制约农民工留城的主要障碍。&&& 已经在上海打工近20年的李光俊告诉本刊记者，虽然在城里打工近20年，也赚了一些钱，但“工资的上涨跟不上房价的上涨”，打算在城里买房安家也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了。&&& 李光俊盼望着什么时候城里也能有专门针对农民工的廉租房或平价房，“解决了农民工的居留问题，让我们能在城市留得下，才算真正的城市化吧！”&&& 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开玉说，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工人阶层的一部分，因此，将进城务工的农民转化为新市民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他认为，城市化不仅指农村人口从形式上转化为城市人口，更深刻的内涵是指生存条件、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的城市化，即农民工与城市里人享受同城待遇。
“贫富差距比过去大多了！”&&& 安徽阜南县方集镇北街村的李俊在上海打工已经三年，生于1981年的他算是二代农民工的典型，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积累，在上海做室内精装修这样的技术活，每月收入两千元以上甚至更多。这些钱一大半是寄回家维持母亲、妻子以及一岁孩子的生活。“家里的地都淹了，基本上都改种树了。”李俊说。常常发水受灾使种地收入充满风险，全家的生活几乎都要靠他的打工收入。&&& 李俊在上海住在一个不到8平方米“基本上只够放个床”的“小窝”，位置就在虹桥机场飞机起落线的下方。“每当有飞机起降，轰鸣声震得心脏都难受”。他出门的交通工具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无论多远的活，他都只骑车而舍不得花钱坐车。&&& 与李俊的窘迫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老板，与他家同镇不同村的这位“远亲”已然是一位“打工中产”。去年她刚在上海曹宝路的好地段买下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一家5口定居上海。&&& “打工里面富起来的人还真不少，我们那个镇有不少人打工当老板后都在城里买房安家了。”谈起别人的成功，李俊眼中满是羡慕。&&& 像李俊和他亲戚在打工中出现贫富分化的情况并不鲜见。在上海一建筑工地打工的安徽太和县人何情告诉本刊记者，他们村100多人，有一半以上都在外面打工，但富的主要是20多个在新疆收破烂的，一个人一年能挣两万多；其他人都是在外面卖苦力，一年能挣个七八千元算不错了。“这样的情况很多，农民工中有能力又运气好的，出去打工一年能挣几万块，运气不好的只挣到几千元。”&&& “现在是穷的穷，富的富，贫富差距比过去大多了！”何情说。
分化裂痕延伸至农村&&& 在采访中《瞭望》 新闻周刊记者发现，农民工中打工打出了“名堂”的富人带动自己亲戚的例子数不胜数，他们创造出的财富对于乡邻起到了很强大的影响力，人们往往愿意跟着他们的“富亲戚”出去闯荡、打工，对于后者的财富和在城市日渐稳固的地位非常羡慕。&&& 不过，越来越明显的贫富差距也将“裂痕”从城市带回乡村。&&& “这个社会是高人配高人，矮人配矮人，农村有一些人有了钱看人都不可同世。”安徽省阜阳颍泉区村民王启印感叹道，“因为有钱，村干部对富人们另眼相看，选村干部都是他们一帮人，村里有什么大事干部也基本上只和这些富人商量，有什么好项目好政策也由他们优先享受。”&&& 对此，不少农民工也有同感：“有钱的什么都先人一步，在村里讲话有发言权，宅基地分配能多搞点，有的甚至超生了拿点钱就能摆平。而我们普通老农民根本就不受重视。”&&& 一些农民工认为，一部分人因富裕而在农村事务中享有更多的决策权，占有相对多的资源和便利，造成了新的不公，进而形成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恶性循环。&&& 《瞭望》 新闻周刊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贫富差距也让不少农民工在心理上处于自卑和无助的状态。34岁的程荣健去年听说在无为县一个叫黑纱州的地方砍芦柴挣钱，他于是和几个同乡一起到了那个小岛上砍芦柴。6个月下来，芦柴砍了一堆，钱却一分没拿到。上当受骗的程荣健发誓“农村再苦再穷都不出去打工了”。程荣健说，跟其他打工者相比，他常常感到混得太差，在村里没有地位不受重视。&&& 一些基层干部还表示，贫富差距不仅造成农民工个体心理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也影响了农村社会事业的建设。&&& “最明显的就是一事一议，农村公益事业投入，有钱的拿几十元无所谓，而没钱的就是不愿意拿，造成很多公益事业没法建。”滁州市来安县相官村支部书记徐步华深有感触地说，“另外，由于农村的宗族影响，贫富分化也容易产生拉帮结派，不利于邻里和睦和农村社会和谐。”
农民工期待“外力”支持&&& 处于底层的农民工迫切希望借助政府“外力”，加强引导和政策扶持，帮助他们尽快摆脱穷困。&&& “别人有能耐，我们也想学点能耐，但靠我们老农民自己哪行？”何情对本刊记者说，像他这样靠苦力出去打工的农民最希望得到政府的培训和指导，“教我们学点技能，这样打工的收入比卖苦力肯定要高。”&&& 对此，在福建打工的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阚南乡村民刘为泓也表示赞同，“没有技术找工作很难，即使找到了工作也很不稳定，老板想不要你就不要你。收入自然也不稳定。”&&& 采访中，农民工和不少基层干部认为，培训机制的缺失正是导致农民工打工贫富差距拉大的直接原因。&&& 据了解，尽管目前针对农民工就业已经有一系列帮扶措施，如“阳光工程”、劳务输出公司、劳动服务站等各种组织，但总体来说覆盖面不够。以安徽省劳务输出大县来安为例，该县每年劳务输出约在10万人以上，经过培训后输出的不到一半。&&& “收入的差异最主要是由技术差异导致的。”来安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甄长青说，“但现行的经济条件、师资条件使得技术培训根本无法覆盖到每一个农民工身上，在技术工种上也只能培训一些‘通用工’，即电焊、车床、缝纫、汽修等，高级技工在县一级根本没有培训条件。农民工凭这些‘通用工’的技术功底，要提高收入水平、实现打工致富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保障基本生活。而这也为长期从事专业技术的‘工头’先富起来打下了基础。”&&& 另外，这些培训中只有少部分是政府免费组织的，大部分需要农民工自己掏钱，这也将很多财力有限的农民工挡在了门外。&&& “这些问题如果国家不调节、不帮扶，农民工之间的贫富差距必然越来越明显。”甄长青说。
若干农民工案件的警示&&& 从城市延伸到乡村的贫富差距的“刺激”，让有着强烈“社会公平意识”的新一代农民工内心躁动，农村进城人员犯罪呈现出年轻化、地域化、仇富化等新特征。&&& 一是年轻化。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刑侦一大队大队长杜双路介绍说，在当前抓获的刑事犯罪嫌疑人中有两个70%：进城农民占70%，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70%。&&& 晋江市公安局不久前在安海镇破获了一持刀抢劫团伙，成员竟是几个十六、七岁的外来少年，父母均在晋江打工，他们不上学也不愿进厂打工，整日在街头闲逛。而发生在泉州市东湖公园的一起持刀抢劫致人死亡案，3名罪犯分别来自江西，四川和安徽的农村，大的21岁，小的只有18岁。令办案人员意想不到的是，作案前不久3人才偶然结识，已流浪多日身无分文的他们，一拍即合匆忙间就闯下了杀人大祸。&&& 公安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在不少打架斗殴现场，冲在最前面、出手最凶狠的都是刚进城没几年的年轻人。&&& 二是地域化、专业化。据了解，进城农民犯罪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因地成帮，一地一业”。以泉州市为例，进城农民中的不法势力以“贵州帮”最有名，“江西帮”、“湖北帮”的影响也很大。有的帮下还有帮，像“江西帮”下面还有“余干帮”和“广丰帮”。这种以地缘为纽带的所谓“帮派”，“号召力”之强令人难以想象。在泉州市德化县，曾发生两个外地团伙“火并”的事，由于参与人员众多、场面“惨烈”，最后警方出动防暴警察才控制住了现场。&&& 泉州市公安部门有关人士告诉记者，进城农民犯罪还出现了“一地一业”的地域分工趋势，一些人将某一犯罪行为视为与进厂打工、沿街收废品一样的谋生手段。在泉州市，抢劫工地的来自多安徽亳州，尾随储户抢夺钱款的多来自广西玉林，盗窃摩托车的则多来自贵州桐梓。&&& 南安市诗山镇联防队队长林文帝说，进城农民中的不法势力以老乡为纽带，遇事一个电话，十几二十分钟内就能召集百把人。这些人以年轻人居多，一般在娱乐场所“看场子”，现在连民间纠纷、房地产商征地等，都有人请他们去“摆平”事端，充当打手。《瞭望》 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南安市官桥镇、水头镇就多次发生外来“团伙分子”进村打人事件，本地人反倒成了“弱势群体”。在南安一家石材厂打工的重庆籍农民工彭开合说，他工伤后向厂方讨要医疗费，老板雇来威胁他的就是一帮贵州“小混混”，一个个手持马刀，让人十分害怕。&&& 三是仇富化。泉州市公安局政策研究室主任陈本兰认为，新一代农民工对社会公平的要求更为强烈，对贫富悬殊的现实难以接受，“有的一连几周都打进电话来问。”他们内心的躁动和仇富心理溢于言表。晋江市东石镇农民肖文良告诉记者，在晋江一带从事摩托车载客业务的“摩的”司机多为外来农民工，每次乘车时与他们交谈发现，在这些外来“摩的”司机眼中，本地人都是有钱人都是富翁。&&& 泉州市警方不久前侦破了一伙安徽亳州籍农民抢劫惠安县一处工地的案件，犯罪嫌疑人不仅将工地上的贵重财物洗劫一空，还将工地管理人员捆起来一顿狠揍，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后来表示，“有钱人都不是好东西”。&&& 一些专家认为，目前进城农民犯罪活动的核心层并不大，但可能影响的外围越来越大，并形成“漩涡效应”，将更多涉世未深的年轻一代进城农民卷进去。&&& 福州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甘满堂研究认为，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一代农民工大多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历，受到农村传统道德的影响十分有限，由农村的熟人社会一下子进入陌生的城市环境，接受最多的是金钱至上、消费至上的思想，自我控制能力和道德约束能力都在下降，其内心的躁动极易失控。&&& 福建省高等公安专科学校倪小宇教授表示，解决进城农民犯罪高发首先要研究预防，反思我们为进城农民做了什么。
让公平共享理念落实到农民工身上&&& 甘满堂说，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对农民工关注不够，特别是对第二代农民工的新特点和新需要关注不够，使得他们未能充分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据调查，现行的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大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已不适应市场经济下的人口流动现状。主要表现在：&&& 重理念轻措施。虽然政府已经提出公平、共享的理念，但是具体措施和制度仍然将农民工排除在城市之外。广东省有的地方在贯彻《广东省流动人口就业管理条例》的办法中规定，“本市劳动力供大于求的行业、工种，原则上必须招用本地劳动力。”这种规定与保障农民工公平就业的理念是相悖的，这也导致一些企业借此侵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重机构轻功能。管理农民工的机构多，但职能不清。目前与农民工相关的主要机构有计生、劳动保障、公安部门等，农民工办手续需要跑多个部门，耗时耗力，加上行政管理中的属地原则，农民工的问题出现了“谁都管，最终谁都不管”的现象。&&& 重管制轻服务。有关机构对农民工这一群体有“标签化”倾向，这导致工作中还是以强制的“管”为主。在沿海城市采访，有的地方民警还普遍对“收容遣送制度”十分怀念。但记者问及“应给农民工提供什么服务”，所在机关则说不出来。&&& 重短期轻长效。由于不能系统而全面地看待和把握农民工问题，所以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例如，有的地方出现“民工荒”，于是就采取各种政府措施吸引民工，一旦问题稍微缓和又恢复原有状态，没有建立有效的长远的解决之道。
推动城市待遇的城市化&&& 业内人士认为，二代农民工的内心要求与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推动农民工待遇城市化，将城市化落实到人，将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种种社会问题。&&& 孔祥鸿认为，当前应切实加大维权力度，从源头上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当前最急迫的是要尽快建立、强制推行适合农民工流动就业的劳动合同制度，使劳动合同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能满足农民工就业的特殊需要；其次是创新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满足农民工短期、流动的工作特点。&&&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郑梓桢所长认为，只有政府出台的就业、培训、教育、劳保、社保等诸多政策能做到公平与非歧视，淡化户籍制度给“新移民”与“原住民”带来的影响，人口城市化、农民工进城才能走向有序、稳定、和谐。&&& 他认为，首先应改革流动人口登记办证制度，取消或降低暂住证办理费用，同时，把暂住证作为流动人口在就业、经营、医疗、计生、社保、法律援助等各方面获取城市基本待遇和公共服务的依据，促使流动人员消除对立心态，积极主动登记办证和接受管理。&&& 其次是把流动人员作为“社会人”，纳入各种社会组织中进行管理，使其在现有的社会框架内有序地参与社会活动。比如，加强行业管理，重点在建筑、搬运、家政等行业培育市场化运作的劳务分包企业或其他劳务组织，对从业的各种散工、杂工、临时工统一登记、培训和使用，建立“集装箱”式的劳动力整合机制。又如，对于流动人口的“抱团”现象，因势利导，对尚未形成危害的群体纳入组织化管理体系中，引导其建立各种健康的自治组织、行业组织和乡谊组织等，实现自我管理和服务。&&& 第三是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增强城市对流动人员的容纳、疏导和融合能力。比如，政府可以对流动商贩等自食其力的零散就业者给政策、给出路、多引导、严管理，引导其正当经营。对有市场需求，大量存在的无证照小店，以及群众需求量大的诊所、网吧等行业，不能一关了之，而是适当降低准入门槛，简化登记手续，使其在阳光下接受监管。目前，广州市就正在考虑为无证小商贩提供合法的经营场地，商贩只要向环卫部门缴纳很少的环卫费用即可经营。&&& 最终则要进一步深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农民工“国民待遇”问题。要从统筹城乡发展全局的高度对农民工的户籍问题作出妥善安排，也不可一刀切和操之过急。各地可积极探索把有条件的农民工转为城市市民，逐步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区别与称谓，废除农转非管理体制，最终实现居住地户口登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