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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 NO.011
对话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和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
60S要点速读：
1、中国房地产市场最大的两个风险和挑战是空置和债务问题。
2、中国有非常大的投资机会，特别是在实体经济领域。
3、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培育购买力。
4、转型中的中国，要重新选择增长引擎。现在中国经济正在逐渐转向内需拉动，而外需不振使得转型更为迫切。
5、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财政紧缩和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一直是各国经济复苏的口号。然而，时至今日，债务越来越多，使得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堪忧。
6、当前贸易领域的核心问题涉及到数字化、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移动支付等技术变革。这些技术变革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已经让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被淘汰，这一趋势还将继续扩大。
以下为专访精编：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最关键的一点是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培育购买力”
网易研究局·大师：您如何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现状？
斯宾塞：当前，中国在某些地区可能会存在泡沫，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推出了刺激政策，导致大量信贷进入房地产市场，但总体来看，中国房地产泡沫问题并没有特别严重。
我们看到北京这类城市房价很高，但推高房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吸引了大量的人口。我们都知道，房地产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是位置，位置，以及位置。所以，像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泡沫还远远没有到要破灭的程度。
中国房地产市场最大的两个风险和挑战是空置和债务问题。我在北京周边看到过不少空置房屋，尽管大家都觉得未来人口积聚让这些房屋不再空置，但如果空置量过大，仍会产生风险。另外，如果出现大量坏账，也会带来经济问题。中国的好消息是家庭杠杆率还不算太高，中国政府也有一定的能力化解不良贷款问题。
网易研究局·大师：您如何评价中国的投资环境？
斯宾塞：对于国内投资者而言，中国的投资环境良好，但政府还需要确保企业能够获得充足的融资。对于国外投资者而言，能够在哪些领域投资以及在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中竞争，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所以我不会做出简单的评价。总的来说，中国有非常大的投资机会，特别是在实体经济领域。在金融投资方面，随着沪港通、深港通的启动，市场也越来越开放，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网易研究局·大师：在您看来，中国未来新的增长点在哪？
斯宾塞：我觉得各个部门的增长点很多，即使外部需求相对疲软，中国国内市场仍然强劲，经济依然保持着较快增长。
从要素市场看，人是最有创造力、最有生产力的生产要素。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必然会降低对要素流动性的需求，很多环节可以在互联网上完成，促进效率的提高。比如，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技术，我们通过机器人的自我学习能力，可以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3D打印技术的发展，这两者之间的结合会改变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减少更多的劳动力，甚至改变整个经济的组织和运行方式。
现在，在很多国家可以看到这种结构性变化，中国的经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灵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是劳动力成本。因此，我相信中国可以很快适应这种变化，促进生产力的大幅提高。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太僵化，一谈到结构性改革就意味着高额的劳动力处置成本，根本没有办法像中国这样进行很快的调整。所以，我想中国应该积极推动智能制造的发展，这在中国没有太大的障碍。
网易研究局·大师：您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最需要重视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斯宾塞：最关键的一点是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培育购买力。只有有了消费能力，供给侧才会出现大量好的创新点。如果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得不到提高，供给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增长将持续不足。
比如，人们经常购买的家电、汽车、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以及住房，有购买力的家庭是很重要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各个领域都可以创新。换言之，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创新是最关键的因素。中国有大量的创业企业，它们可以生产大量满足市场需求的新的产品，只要中国拥有足够规模的消费市场，这些企业在创新的同时也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同样，技术对于物流、服务业等领域的影响也非常之大，有很多创新潜力可以挖掘。因此，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网易研究局·大师：从需求角度出发，在推进结构转型过程中，出口、投资和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将分别扮演何种角色？
斯宾塞：转型中的中国，要重新选择增长引擎。现在中国经济正在逐渐转向内需拉动，而外需不振使得转型更为迫切。如果看其他几个转型国家，比如韩国，只要国内消费增长足够快，那么就可以比较平稳地将增长动力从出口转到消费，这样，出口下降就不会导致经济大幅放缓。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出口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提高中国出口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同时，国内消费将在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很多原本用于出口的商品最终将在国内被消费。另外，投资也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但和出口一样，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中国不可能一直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模式。
深化改革“需要政府前瞻性地考虑问题”
网易研究局·大师：您在2011年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成为中国“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参考文件。您认为，下一阶段中国应如何在过去40年改革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推动改革？
斯宾塞：参与“十二五”规划和中国改革进程，是我人生的一大财富，这段经历非常宝贵。
改革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话题。很多国家都在推进改革，无论是从上自下还是从下自上，我们都需要在改革的方向和力度上做出一些权衡，这就需要政府前瞻性地考虑问题。
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追赶型国家了，而是全球经济的引领者，坦率地说，我认为现在市场换技术并不是一个好的推动技术进步的方式。技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在一个企业里，任何一个部门可能都没有技术部门重要。中国需要想出更为平衡、互惠、对称的利益安排来推动技术进步。
网易研究局·大师：根据您的观察，您认为中国下阶段改革的侧重点应该在哪些领域？
斯宾塞：中国的改革需要在以下几个领域把握好：
一是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不太可能再继续像以前那样高速增长了，要避免这个问题，中国需要调整企业的业务模式，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市场。
二是国有企业和金融系统改革。中国政策制定者当然知道改革应该朝着哪个方向走，但很多人认为进展较慢，比如国有企业不良资产处置、银行信贷发放不公平等问题。我主张的不是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但我认为至少应该让市场发挥直接的作用。如果不进行改革的话，最终可能会形成大量的资产泡沫，与去产能的意图背道而驰。
网易研究局·大师：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应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斯宾塞：我觉得中国可以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中国希望成为一个积极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全球经济参与者，并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朝着同样的发展方向迈进。那么，中国能做什么？我觉得在以下四个领域中国可以做出主要贡献。
一是维护多边体系。多边体系是开放的基础，如果大国之间只发展双边关系，那么小国将难以在夹缝中求生存。
二是投资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帮助它们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我们看到，中国过去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虽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但也非常成功，投资能力是中国的一大财富。
三是向发展中国家继续开放中国市场。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和市场的扩大，后发发展中国家需要切入中国市场的机会。
四是技术外溢。中国现在也是主要的技术创新来源，比如数字化技术，发展中国家可以从技术外溢中获得增长。
“数字化等技术变革如火如荼地进行，已经让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被淘汰”
网易研究局·大师：您怎么看当前不断变化的全球贸易格局？
斯宾塞：我们现在看到，二战以来的全球体系似乎正在崩溃。如果从贸易（包括商品和服务）、资本、信息（知识和技术）、劳动力的流动来看，这些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正受到威胁。
我认为当前贸易领域的核心问题涉及到数字化、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移动支付等技术变革。这些技术变革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已经让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被淘汰，这一趋势还将继续扩大。
这种变革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越来越不重要，制造的地点也越来越不重要，制造业要么向市场移动，要么向创新中心移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之所有能够发展起来是因为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但随着技术变革，这样的成本优势不复存在了。因此，这些发展中国家未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是需要讨论的。
网易研究局·大师：这是否意味着，一些后发国家发展工业化的时间窗口正在缩小？
斯宾塞：虽然劳动力的重要性在下降，但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可以流动，所以全球价值链在不断转移。我认为以后的全球贸易格局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会和现在的格局较为接近，虽然商品和服务可以远程供应，但劳动力还是可以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全球价值链的某些节点仍然存在劳动力比较优势。
网易研究局·大师：数字经济的发展将对贸易带来怎样的影响？
斯宾塞：我觉得贸易会越来越多地转移到数字平台或电子商务平台上。具体怎么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技术和提供数字技术的企业会受到怎样的监管。现在没有国际协议对相应的活动进行规范，应加强国际对话，就规则和条约的制定进行谈判，以充分发挥数字平台对国际贸易的支撑作用，避免几大数字平台形成割据的局面。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债务越来越多，使得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堪忧”
网易研究局·大师：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仍在继续，但增速十分缓慢，世界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上升。您如何看目前全球经济形势？
斯宾塞：世界经济发展确实缓慢。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世界总需求下降，目前，在很大程度上需求制约了经济增长。一方面，大量的债务堆积，使得收入增速滞后于债务增速，债务杠杆的上升对总需求形成了极大的制约；另一方面，从分配上来说，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不平等的加剧也减少了需求。因此，一些国家正在通过多种结构性改革来挖掘最大的增长潜力。
网易研究局·大师：全球债务失衡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斯宾塞：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财政紧缩和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一直是各国经济复苏的口号。然而，时至今日，债务越来越多，使得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堪忧。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项危机后债务趋势研究表明，2008年至今，全球债务总额增加了约60万亿美元，即全球生产总值的75%。
网易研究局·大师：如何评估债务增长风险？
斯宾塞：全球经济的杠杆正在不断累积，考虑到无法形成足够的总需求来实现潜在经济增长，加杠杆是一条非常危险的路径。评估债务风险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我们必须分别考虑各个部门（居民、政府、非金融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债务构成。因为这些部门的债务压力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截然不同。事实证明，即使一些经济体的债务占GDP比重都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但债务构成情况存在巨大差异。过多的居民债务风险特别大，因为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下降的冲击会迅速转化为消费下降，进而削弱增长、就业和投资。从这种冲击中恢复增长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二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名义增长，也就是实际增长加上通胀。当前经济增长受到抑制，甚至可能正在放缓，而且大多数国家的通胀水平都低于目标，一些经济体甚至还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由于债务是债务人的负债以及债权人的资产，债务累积会增加资产持有者的价值，同时增加债务人的负债。在低增长的环境下，某些形式的违约概率会大幅上升，这是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没有人是赢家。
第三个关键因素是货币政策和利率。虽然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在后危机时代什么才是“正常”的利率环境，但我们有理由认为，至少不会是很多经济体利率接近0、一些经济体甚至是负利率的情况。在货币政策大幅宽松的背景下，债务高企或债务水平不断攀升的主权国家可能会发现它们是可持续的。但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今天的状况往往造成一种稳定的假象，并削弱了推动艰难改革以促进未来增长的动力。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与债务风险有关的因素是投资。不断增加债务虽然可以维持当前的消费水平（包括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但这显然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中国应尤其注意这个问题。
迈克尔·斯宾塞简介
迈克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现兼任美国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另外, 斯宾塞还担任7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职务。
迈克尔·斯宾塞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市场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个体为了避免与逆向选择相关的一些问题发生，如何能够将其信息“信号”可信地传递给在信息上具有劣势的个体。因其在不对称信息市场分析方面所做出的开创性研究，与乔治·阿克尔洛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共同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17年，林重庚、迈克尔·斯宾塞合著的《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荣获第17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网易研究局和他山石智库联合出品
网易研究局是网易新闻打造的财经专业智库，整合网易财经原创多媒体矩阵，依托于上百位国内外顶尖经济学家的智慧成果，针对经济学热点话题，进行理性、客观的分析解读，打造有态度的前沿财经智库。
他山石是全球思想者经济机构，致力于提升中国与世界级思想的连接效率，让国际顶尖思想助力实现中国梦。他山石代理多位全球知名经济学家、商界领袖、科学家、创业者、投资人及畅销书作家的来华演讲业务，同时为政府、企业、媒体、商学院提供高端论坛策划和国际商务合作服务。合作嘉宾研究范围涵盖科技、资本、创新、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教育、健康医疗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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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是改革开放的产儿，它是一个发展的奇迹，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正确与光荣。
近些年来，由于世界经济大气候和区域经济小气候的综合影响，珠三角遭遇了发展上的瓶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产业空心化、中国制造不行了、中国制造大转移……人们甚至会问，特区还能走多远？不过，广东新任省委书记汪洋却对珠三角的未来充满信心：“广东靠改革开放起步，也靠改革开放起飞；靠改革开放赢得今天，也只能靠改革开放开创未来。”
改革开放，必将成为珠三角迎难而上，破解困局的不二法宝。珠三角的中国制造要走出车间角色，把名牌作成品牌，建立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就需要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深化改革，将珠三角纳入国际化和全球化竞争中去，以世界眼光推动广东发展。
也许现在广东在产业升级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问题，也许自主创新还有些力不从心，也许我们刚走出国门的企业还多少有些稚嫩，但是，广东必将在重新凝聚改革共识过程中再次走在时代前列。
编辑：刘梦羽
2008年4月16日，广交会鞋类展区
“广东靠改革开放起步，也靠改革开放起飞；靠改革开放赢得今天，也只能靠改革开放开创未来。”
——汪洋
本刊记者 赵菲
2008年2月17日，汪洋率领人数多达70人的广东党政代表团飞抵上海，进行了为期5天的沪苏浙考察。这几乎是近5年来，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最高规格的一次高层走动，充分表达了广东解放思想的锐气。
2007年12月，汪洋上任广东省省委书记，这位以“思想解放、开拓创新”著称的新书记对广东提出了新要求：
“你们的数据将来都不要同国内比，要同新加坡、韩国比，深圳、广州要成为中国可以与世界竞争的城市。同国内比还是洋洋得意，这不行，我想你的数据拿出来能说我比新加坡如何，我比韩国如何，才算你牛了。”
目前，广东面临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汪洋鼓励广深两地用世界眼光大胆寻找发展的新思路、新目标。他说，改革开放30年，广东经济总量全国第一，如果还没有一两个像样的城市和国际水平叫板，那绝不代表成功。“我们将来能牛的，就是可以跟新加坡、韩国叫板，你能做到这一点，就算行。”
深圳叫板新加坡
“深圳作为中国的窗口和形象，现在就是要和全世界比，不能在国内比，这就是深圳将来的任务，我们将来能牛的就是我深圳可以跟新加坡叫板。”2007年12月26日，汪洋书记在广东省委第十届二次全会召开分组讨论会上为深圳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后，全国经济最令人瞩目的地方就是珠三角。从1980年到1996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实现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7.8％，不仅高于全省14.5％、全国9.7％的同期平均增长速度，而且高于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阶段的平均增长速度。然而，近十几年，由于中央对上海的大力支持和长三角合理的产业定位，长三角发展势头很猛，“90年代看浦东”，这句话越叫越响。加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香港经济出了问题，珠三角明显受拖累。
2007年，危机似乎到了顶峰，“民工荒”、“电荒”、“油荒”、人民币升值、欧盟反倾销、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和钢铁等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等等一系列问题直指珠三角，媒体评价：珠三角是正在打盹的兔子，珠三角被抛弃了，整体投资环境萎缩、上千家工厂倒闭、三百台商企业外迁越南……
珠三角出路何在？
“不要在国内叫板，在国内叫板是没有出息的行为，得到全世界去叫板。”汪洋书记对广东经济发展的定位让人们为之鼓舞，让面对困境的珠三角看到了希望。
汪洋要求广东“解放思想”，深圳要作为世界的大都会城市，在世界经济链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借鉴国际经验，学习新加坡、意大利等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的先进经验，使深圳成为世界的深圳。
“胡萝卜加大棒”促升级
珠三角提了“加快产业升级”十多年，但是成效并不明显。对此，汪洋支招：胡萝卜加大棒。他认为，可以把研发设计、组装包括总部仍放在原地。
专家认为，产业升级基本上每二十年发生一次，像新加坡和香港，从当年的进口代替工业现在转型为工业总部和服务业基地。如今，深圳、东莞……整个珠三角也正在经历着类似的转变。
深圳与上世纪90年代的新加坡相似，工业发展空间受限，因此借鉴新加坡发展总部经济的做法，制定“深圳总部计划”，着力打造中国乃至亚太地区先进制造业总部和研发创新基地，形成泛珠三角地区的生产管理中心和生产服务中心。采访中，深圳市贸易工业局负责人颜江凌骄傲地说，“去年深圳PTC（专利合作条约）的国际专利申请过千件，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中排名第一，占全国申请总量的30％。到2010年，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将达到65％”。
深圳定位在高科技，而东莞则定位为制造业总部基地。东莞市经贸局副局长罗斌介绍，现在东莞可利用土地紧缺，十几年内将消耗殆尽；同时，东莞的用电量相当于贵州一个省的用电量，全市多个地方出现水质性和水源性缺水；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生产粉尘和释放二氧化硫等严重污染空气。面对严峻的环境问题，“大棒”政策指出，供水供电的价格要提高，敦促高耗能产业提高国土利用率。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山区，把设计、研发、贸易等环节留在东莞，打造制造业总部基地。“珠三角20年经济高速发展后，资源禀赋从劳动力价格低已逐渐发生变化，产业转型条件逐步成熟，企业加大技术研发、创新升级是必然趋势。”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苏剑教授深以为然。
“深港大都会”比拼纽约
“凭借港深两地优秀的高端服务，香港和深圳这个世界级大都会的品牌，将会风靡内地和海外的市场。不但可以加快国家高端服务业的改革和重心，更将带动整个产业链和价值链向高端的攀升。”2007年12月7日的“博鳌亚洲论坛高端服务业国际会议”上，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共建深港大都会”的倡议，令在场的人们为之一振。
根据许多国际专家判断，中国在经济总量方面将在10年之内挑战日本，在20年内、大约到2025年左右将接近美国。到20年代，中国将是新崛起的一个世界经济大国。
在这个框架之下，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讲，中国必然要有自己的世界级大都会。深圳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教授指出，“汪洋书记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将粤港澳放到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大格局中，思考未来的战略定位。”
目前，香港服务业占GDP比重高达90％，雇佣人员占总劳动力的87％，约300万人从事服务业。随着内地经济快速发展，很多内地企业纷纷开拓海外市场，需要通过成熟的金融、商业、保险、法律等服务，以及市场营销、物流运输和其他资源才能冲出内地，香港将成为很好的选择。
从2007年来看，深港两个城市的GDP加起来是3000亿美元，已经达到了2005年伦敦的水平。从去年起，这两个城市的进出口贸易加起来已经世界第一。
乐正院长坚信，“深港两个城市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采取一都两市的合作方式，10年后，20年后，确实能成为世界级大都会，用汪洋书记的话说，就是要‘叫板东京、叫板纽约’。”
继续解放思想
三十年来，珠三角一直是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窗口、风向标，虽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果，但是汪洋书记指出，“克服自满情绪，增强忧患意识”。
不错，广东的发展并非风平浪静。2002年广东除自身经历了一场“非典”战役外，江苏、山东两省的GDP总量也迅速赶了上来，与“老大哥”广东仅差几百亿元。2003年、2004年连续两年，广东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江苏、山东的一半，总量低于两省。
“可能要丢掉经济排头兵的位置了。”有专家曾这样预测。
在这关键时刻，张德江书记提出，自主创新能力决定广东前途命运。正是在这一战略背景下，华为、中兴等一批高科技企业被列入广东重点保护扶持名单，广东的专利申请、中国名牌总量也在全国连年占据第一位。
2007年12月，汪洋上任广东省省委书记，提出要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要有“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
2008年2月17日，汪洋在上海考察了创意产业发展园区、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临港产业区等三大产业园区；在江苏，他考察昆山市，参观苏州工业园区；在浙江，汪洋书记特地到杭州的阿里巴巴与马云交流，参观西湖综合保护工程、考察义乌小商品市场。
广东在重新凝聚改革共识过程中再次走在前列。
也许现在广东在产业升级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问题，也许自主创新还有些力不从心，也许我们刚走出国门的企业还多少有些稚嫩，但是广东毕竟迈出了标志性的第一步。
广东，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正如汪洋所说：“广东靠改革开放起步，也靠改革开放起飞；靠改革开放赢得今天，也只能靠改革开放开创未来。”
——访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
28年，弹指一挥间。有人形容说，深圳地图更新的速度，追赶不上深圳发展的脚步。
本刊记者　赵菲
28年前，“深圳这个特区能走多远，能生存多久”，很多人都存在疑问。按照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的话说，“真正地摸着石头过河，把每一年都当作最后一年”。
特区如何搞，在全世界都没有先例。乐正评价：当时的决策人物确实都充分地解放思想，很放得开。所以从80年建特区到现在，确实是天壤之别。
如今的深圳，可以同亚洲四小龙最辉煌的28年（从70年代初到1997年金融风暴）做对比，“亚洲四小龙也没有达到深圳的水平，可以说破了世界纪录，出乎不少欧美国家政府首脑、企业家的意料。很多外国人到深圳参观都大吃一惊，没想到这里有一个现代化的国际性大都市。”
“改革开放”创造深圳
乐正说，深圳这个城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和缩影，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可以在其中找到具体的例证。
深圳1979年设市，1980年建特区，1979年之前是宝安县，一个非常普通的农业县。即便按照当时农业县的标准都不算富裕的，只是一个“小渔村”。它靠近香港，属于边境地区，一般不会有大的项目和投资。1979年前没有国家级和省级的项目，只有一个农机厂。“当时是自我发展，政府不会来投资、投项目。从现代工业的角度看，基本上是一张白纸。”乐正说。
1979年以后深圳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这是谁都没有预想到的。
乐正介绍，当时深圳的规划是从1980年到2000年人口从30万翻一番，结果没想到2000年，常住人口达到了430万，实际上管理人口超过500万。
深圳28年来，年均GDP增长达到了近28％，这是一个城市发展史的世界纪录。去年GDP总值是6765亿（900多亿美元），在国内排第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排行榜，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第三。据前不久中国社科院公布的两岸四地城市竞争力排行榜显示，深圳排名第二，仅次于香港。
如果按照全球城市排行榜，深圳可以排到前五十位。人均GDP达10600美元，是内地第一个突破一万美元的城市。
2008年4月2日，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接受《中国报道》专访　摄影／谭星宇
外贸出口上，深圳一个城市的总值占全球的比例超过1％，超过了大多数国家，超过了国内大部分省。
从各方面数据来看，深圳都已发展为一个标准的大都会。
当然，乐正也同时指出，按照发达国家的先进城市标准来看，深圳还是一个发展中城市，同新加坡、首尔等城市还有一定距离。正如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总量指标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是结构指标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指标。深圳的情况也与此类似，结构性指标同发达城市还存在一定差距。从产业结构来看，比如第三产业在GDP中占49％，这按照发达城市的标准还是偏低的，香港、纽约、伦敦等都在80％以上。同时，高附加值产业还处在起步阶段。这些都与中国整体的发展同步。
深圳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乐院长评价，“如果说世界对中国的崛起表示惊讶和赞叹，那么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深圳也是值得世人赞叹的地方。”
“深圳发展的全部优势和全部劣势都在于发展速度过快”
乐正指出，“深圳发展的全部优势和全部劣势都在于发展速度过快”。
非均衡发展就会导致步子不稳，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环境的代价，生态的代价，资源紧张的代价，还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风险。他说，剑走偏锋，就仿佛开着一辆不太好的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速度虽快但是令人担心。发展太快就会显得比较粗糙，很多环节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不是很科学，效率不是最佳的。“就像盖房子，这边还在设计，那边已经开始搭建，甚至开始装修了。这样楼盖的速度非常快，但是也难免留下一些隐患。”
在乐正看来，制约深圳发展最大的瓶颈就是人才和制度，“与国际一流城市相比较，最大的差距一是人才，智慧资源；二是体制机制。没有一流的人才，就不能建成一流的城市。体制机制不完善，就留不住人才。现在深圳建大学城、研究生院，筹办南方科技大学，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从智力结构上看，一方面是少数有头脑的创业精英和企业高管，另一方面是大量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蓝领工人，中间文化层次的人反而不多。乐正指出，“这是两个极端，一个比较合理的城市智力结构应该是橄榄型的，中间比较多，两头比较少。但是深圳不是这样，这就使得深圳在文化软实力和城市品位方面受到很大的影响。毕竟这个城市太年轻。”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城市要有自己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积淀，起码要上百年的时间。但是人口智力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产业结构所决定的，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人口智力结构也会改善。
深圳已经意识到文化和人才是自己发展的短板，如果要往高端化的方向走，就必须在文化方面提升自己的吸引力。
据乐院长介绍，最近几年市委市政府确实在文化投入方面不惜血本，很多大项目都是文化项目。同时也将人才问题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战略高度。最近市委宣传部正在牵头做一个“开发文化资源，优化文化资本”的课题，研究如何全面提升深圳的文化软实力。
未来30年：世界的“研发中心”
汪洋书记来广东以后提出要解放思想，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也对深圳提出更高的要求，认为深圳应该做到两个面向，一是面向世界，同世界先进城市比较，找出差距，明确目标和定位；二是面向全国，服务全国，在服务全国的过程中发展自我，扩大城市的发展空间。乐教授对此深表赞同，“汪洋书记确实站得很高，视野非常开阔。”
他说，深圳既然提出建设文化城市，就不能满足于跟国内一般城市比较，就应该自觉地将自己放在世界城市发展的格局中、至少要在亚太城市发展的格局中定位。一方面深圳同发达城市有相当差距，应该将自身定位在发展中城市，文化城市的初级阶段；但另一方面深圳也有相当多的机会。
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中，深圳应当努力从文化城市的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飞跃。这个飞跃包括经济实力要进一步提升，大约2015年左右，深圳在优势领域可以达到或接近香港、新加坡、首尔等城市的水平。
乐正认为，所谓优势领域首先是指高科技发展领域，特别是在IT产业方面，深圳目前已经积累了相当的产业基础。其次，在物流方面，比如集装箱的吞吐量（目前是全球第四位）可以在近期内再上一个台阶。深圳是一个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大进大出的城市，流量经济非常大，人民币结算是全国之最。第三，作为一个金融中心，深圳也有很大的优势。深圳有一个深交所，金融业的增加值去年增长了70％，附加值在GDP中大概占了10％左右。在全国大中城市中，金融附加值排第三位，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深圳金融业的特点是和香港的金融公司关系非常密切，国家有关部门也对和香港方面的金融合作给予了大力支持。第四，深圳最近几年在文化创意产业、印刷业、旅游业方面发展非常快，可以和香港联手，共同打造亚太地区文化创意中心。在这些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都有可能在2015年左右达到或接近香港的水平。
“我有一个判断，现在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但是在未来十年，这个角色会发生变化。中国将不仅仅是世界工厂，也会出现很多研发城市，消费城市。” 乐院长指出。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大消费市场，并且很快将超过日本。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深圳会从制造业的中心转变为服务业的中心。随着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深圳制造业的某些生产车间和生产环节将转移到其他地区。
中国现在研发的投入、研发人员的总体规模已达到世界第三。专利申请总量世界第五。这会支撑中国成为一个新的研发中心。
“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不仅仅在贸易方面，深圳的研发也将会在世界上占据一个重要位置，走在世界前列。这将为深圳实现从又快又好发展转向又好又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新一轮改革发展大潮中焕发新的、更大的活力！”乐院长对深圳充满信心。
乐正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广东省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珠三角——二十几年来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正在失去数以千计的企业。不断增加的成本和日益严格的规范正在削减这个地区的竞争力。新的《劳动合同法》、《企业所得税法》、严格的环境规范和人民币的升值正在挤压玩具、服装和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存空间。”
——《华尔街日报》（2008年2月22日）
王缉慈 李鹏飞
三十年前，珠三角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三十年快速发展之后的今天，珠三角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对许多珠三角企业家而言，这几年形势的严峻可能远远超出了原来的预期。2007年以来，新版《企业所得税法》的通过、新增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的出台、降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人民币持续的升值、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这一连串的“组合拳”大大压缩了依靠低成本生存的企业的微薄利润空间。面对恶化的商业环境，有些鞋业、纺织、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选择了迁移。走在繁荣的珠三角，不难发现昔日繁忙的厂房有的现在已空无人影。
国内对于深圳、东莞等城市的企业迁移的报道非常多，吸引了包括学者、地方官员在内的热烈讨论。但目前，对于产业转移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偏差，需要用客观理性的视角来进行审视。
“中国制造”：低成本的追逐
产业转移在国内已经是一个非常时髦的概念。但如果我们将眼光放长远，其实产业转移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以纺织服装业为例，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经历了三次大的转移：50年代到60年代初从北美和西欧到日本；70年代从日本到韩国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最近十几年来又迁往其他发展中国家，80年代是中国大陆、东南亚和斯里兰卡，90年代是南亚和拉丁美洲。即便是现在，企业迁移和倒闭仍在发达国家非常普遍。Steven
Greenhouse在《纽约时报》（2002年12月26日）中将其描述为“美国的严重的传染病”，就业流失和产业资本外迁到世界其他地方激发了是否应采用保护主义或者提高全球劳动力标准来阻止资本外迁，缓解失业和去工业化的困境。
对国内产业转移的理解有一个误区，即把产业转移简单地看成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必将迁移到成本最低处，比如纺织服装业的三次大转移就是依次向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迁移。但这种基于成本的认识并不一定正确。比如，南亚和拉丁美洲纺织服装业的兴起时，其成本仍然高于中国；另外，韩国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尽管成本很高，仍然是亚洲纺织服装业出口的重要国家和地区。
将产业转移简单地看成追逐最低成本忽视了许多其他重要的因素。纺织服装业的国际迁移中，配额制度、汇率、贸易政策等同样扮演着重要作用。对于珠三角地区的企业迁移而言，低成本也仅仅是“硬币的一面”。一些企业与其说迁移，不如说扩张。比如东鹏陶瓷，由于企业在佛山的工厂规模小，设备陈旧，难以与其他企业竞争，早在2000年就开始了走出去的行动，这是企业发展策略的选择。再比如，在东莞，一些优势的制鞋企业并没有迁移。全球最大的女鞋贸易商、美国利威鞋业公司总裁查理斯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说，他们并不打算离开东莞，因为没有一个地方产业配套体系像东莞这么完善，而且这里的工人做鞋10多年了，都很内行，目前在全世界仍然是最好的地方。同样是鞋业，一些企业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难以承受，而另一些企业则“不为所动”，这当然与企业的管理方式和竞争策略有关。
珠三角地区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有专业镇现象，即所谓产业集群。目前出现的产业转移，从集群的角度上说，是企业离开集群（“去地方化”）而到另外一个地方再造集群或再融入集群的过程（“再地方化”）。这个再地方化的过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
另外，企业迁移到土地充沛、劳动力更廉价的地区并不一定意味着综合成本更低。经过20多年发展的珠三角已经形成的完善的配套体系是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迁到外地固然可以降低用工成本，但不完整的配套体系会导致原材料采购和运输成本的上升。
如何看待“大规模迁移”？
2007年11月13日《南方都市报》报道：2006年，深圳贸工局牵头展开了一项针对企业外迁的调查。结果表明，深圳市共有119家工业企业已经或计划外迁，涉及工业总产值90亿元。其中，共有18个工业行业出现企业外迁情况，其中机械、玩具、仪器仪表、塑胶四个行业外迁企业数量较多。迁往地点省内集中在东莞、惠州、中山、河源等地，省外则多往湖南、江西、江苏等地迁徙。2007年6月的调研显示，仅罗湖、南山、宝安和龙岗四区，已经和计划外迁的企业多达522家，其中已经外迁的499家。
从范围上看，珠三角地区的企业迁移规模确实是空前的。但这是大规模和行业性的转移吗？以深圳为例，与在深圳注册的三十多万家中小企业的基数相比，迁移的几百家企业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小的，并不能说明深圳企业迁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业性的现象。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在谈及企业外迁时表示，深圳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企业外迁现象。
深圳转移企业的总量不到全市企业总量的千分之一，而且新增企业远远多于注销企业。2005年以来，全市新登记注册企业11万余家，远高于同期不到4万家的吊销、注销企业。最近，东莞经贸局副局长罗斌也表示，目前东莞并未出现大规模和行业性的产业转移现象，少数企业转移主要出现在部分特定的行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用地紧张的区域，亦有一些企业出于开拓国内市场战略布局而将增资扩产部分或新项目安排在外地。
警惕区域经济“空心化”
产业转移能否带来地区经济的空心化？如果没有其他产业的支撑，核心企业的外迁会造成地区的经济萧条。《纽约时报》（2002年12月26日）报道，美泰克冰箱工厂从盖尔斯堡迁到墨西哥，直接造成了当地1600工人失业，并且间接造成了物流等相关产业的2000人下岗，当地经济从此恶化。对于许多企业工人而言，长期的工作实际上将自身锁定在了某一行业。
如果企业迁移，特别是某一产业从一个地区迁向其他地区，而本地工人由家庭等各方面原因不能迁移，产业（或者企业）迁移可能对工人造成的负面影响是致命的。许多工人由于年龄大已经很难转业。这种情况发生在产业结构过度依赖于某一产业甚至某一企业的地区，特别是规模不大的小城镇。
产业转移带来的空心化在国内还没有出现。企业外迁对城市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如果无法应对挑战，就会带来“空心化”；没有抓住机遇，也难以实现产业升级。因此，对于产业转移会带来“空心化”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地方政府对此要有充分的警惕。深圳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步至今的发展就是不断应对空心化挑战的过程，最早发展的福田区及其上步、八卦岭工业区等已经而且正在成功转型。
在东莞，一些优势的制鞋企业并没有迁移。全球最大的女鞋贸易商、美国利威鞋业公司总裁查理斯表示他们并不打算离开东莞，因为没有一个地方产业配套体系像东莞这么完善
产业升级需循序渐进
政府尤其不能简单、主观而急躁地把所谓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出去，换进所谓高技术企业。当今世界中，传统技术和高技术越来越趋于融合。由于使用高技术的不一定是高技术产业，而那些属于高技术产业的企业又不一定都使用高技术，甚至不顾社会责任地使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简单化地认为必须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或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而将鞋业等转移至低成本区域，会误导地方经济的发展。其实，地方经济的问题不在于它所生产的产品和所从事的产业，而在于企业所处的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传统产业也可以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例如时尚的服装和鞋类产品的设计样式、颜色、质料的选择都具有文化或知识特性，这些产业同样能在发达社会中确立行业主导地位。而高技术产业往往伴随着很多创新过程中的高风险，未必能够形成竞争力。
再者，有些传统产业中也都有高技术的环节，需要高技术的辅助和应用。很多产品本身存在档次差别，其生产的整个价值环节包括设计研发、加工制造、品牌营销等多个价值环节，在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涨时，本地制造业完全可以向高端产品升级、向高创意的设计和营销等环节升级、向生产者服务业发展。这种产业内升级与产业间升级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且，产业结构的变迁与升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突变式的产业结构变迁将为地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很多问题。
产业发展需要完善的投资环境
产业转移对迁出地能够盘活土地资源，改善环境条件，实现产业升级；对于迁入地，能够直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从宏观上看，能够促进地区互动，减少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上到中央，下到地方，政府对产业转移都普遍持鼓励态度。当然，迁出地政府支持的是低附加值的产业外迁，不希望高科技企业出去。
各级政府出台法规条例，包括采取地区差别对待的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规划和建设产业转移工业园区，都意在鼓励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过，产业转移本质上是企业的市场决策行为。如果对于产业转移的干预“越俎代庖”，强制某类企业迁移，会直接造成本地工人失业，突然释放大量土地，由于代替产业难以一时到位，产生“空心化”后果，还会破坏本地的商业氛围，很难将高附加值的企业真正留住。
因此，政府在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中不在于指令企业的去与留，而在于创造更具有竞争力的软硬环境，吸引高附加值的产业根植于本地，促进本地创新性企业的成长。土地的级差地租效应将自动显现，企业也会将低附加值的活动自愿地转移到其他地区，通过市场调节机制实现产业升级。
对于产业转移的迁入地而言，重要的同样在于完善投资环境。广东云浮市委书记郑利平谈及政府招商时这样说：“如果地方政府的服务不好，发展环境不好，你怎么去抢？……我比较推崇先创造一个良好环境再引资的模式。”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完善的基础设施，职工技术学校的建立，政府自身的工作效率，企业之间不相互嫉妒、相互拆台的经商氛围，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等等。
王缉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区域发展和产业集群方面的研究。李鹏飞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士，主要从事区域产业发展研究。
对面临成本上升的企业来说，内扩外移并不是一剂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方，除了成本精打细算，企业到底迁还是不迁，要考虑产业配套、营销物流设施、地方产业政策、风土民情等诸多因素。
本刊记者 赵菲
中国是出口大国，而广东纺织品出口总额居全国首位，玩具年出口量占全国68％，制鞋业年出口量占全国50％以上……“广东制造”几乎是“中国制造”的代名词。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珠三角一直享有“世界工厂”的美誉，然而近几年它却接连遭遇“劳工荒”、“电荒”、“油荒”、原材料价格上涨、欧盟反倾销、人民币升值等一系列问题，上千家工厂的倒闭关门，大量台商资本撤资，这不禁让人们为以珠三角为代表的中国的制造业感到担忧。
2008年1月，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舆论称，新法加剧劳动力成本上涨，使东莞、深圳宝安等地的工厂出现集体撤资，20多个亿的资金正向越南等地流失，一时间，珠三角被炒得沸沸扬扬……
“中国制造”遭妖魔化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出口国，约占全球玩具贸易额的70％。然而，2007年8月14日，美国最大玩具商美泰宣布，由于“存在磁铁易被孩童吞食隐患和油漆铅超标问题”，在全球召回近1820万件中国产玩具，这是美泰历史上召回数量最大的一次。虽然9月美泰公司公开表示，召回玩具中，绝大部分原因是美泰公司在2007年1月实施了设计上的改进以提高安全标准，与中国厂商无关。但是，这一事件震动了全球，一下子，人们对中国制造的商品极度不信任，甚至产生了对“Made
in China”的恐慌。
玩具只是开始，恐慌并不止于此，面对“劳工荒”、“电荒”、“油荒”、原材料价格上涨、欧盟反倾销、人民币升值，纺织业、造鞋业纷纷面临危机。
2007年12月10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珠三角上千企业倒闭调查：成本上升导致企业外迁”，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李鹏称东莞的五千多家制鞋厂已有近千家倒闭，一时间，国内外媒体倍加关注“中国制造”。
进入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似乎更是雪上加霜。1月25日，《亚洲时报》报道，珠三角地区上百家台商工厂将在今年倒闭，上千家工厂外迁，掀起“多米诺倒闭链”。2月22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受困于高涨的成本和日益严格的监管，成千上万家工厂弃珠三角而去，珠三角7万家港资工厂中10％今年将停产。”2月26日，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最近2、3个月间，有超过1000家制鞋企业倒闭，逾万家香港企业面临破产危机，更多数量的中小企业纷纷计划迁出”。
随着广东地区油荒情况的加剧，珠三角部分地区加油站已陷入无油可加的境地
国内舆论对此关注更多，在百度上搜索“珠三角上千家企业外迁”，评论文章多达上百篇，众多媒体报道表示忧虑“珠三角制造业不行了”。
“中国制造”，这四个字曾意味着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胜者姿态，但现在更多的人对此进行批判，认为它更是廉价商品的代称，甚至，也会与“血汗工厂”联系在一起。
面对众多批判，珠三角加工制造业将何去何从？
广东中山，开发区的电子产业基地。
工厂倒闭的根本原因：产能过剩
“前几年市场好，大家都拼命扩产，产能已经大大超出了市场的需求。”东莞制鞋人何鸿新无奈地说。
资料显示，从2001年到2006年，中国鞋厂由2万家迅速增加到3万多家，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小型加工企业。而订单数量的增长远远不及生产能力的增长，企业产能过剩，只能恶性竞争，大打价格战，于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竞争能力弱的企业逐渐被淘汰，实力雄厚的企业保留下来，实现行业中重新洗牌。
亚洲鞋业协会是一家在珠三角地区具有影响力的行业组织。采访中，该协会秘书长李鹏介绍，在东莞关闭的鞋业企业包括鞋厂、配套材料厂、鞋机厂以及鞋业贸易商等，规模主要以中小型为主，只有十几家上千人的台资鞋厂。“虽然关闭企业近千家，但其产能不及一家龙头企业。”
李鹏指出，广东鞋厂产能本已过剩，中小企业关闭是市场正常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对行业来说并没有太大负面影响。同时，也正是由于产能过剩，中国才会频频遭遇国际贸易反倾销。
不可否认，“劳工荒”、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以及新《劳动合同法》的确造成劳动力等成本上涨。由于成本上涨，中小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利润大大降低，但这些只是促使上千家鞋厂倒闭的外在因素。
正如浩成鞋业董事长朱玉成从整体行业角度所做的分析，关闭的鞋厂主要还是因为管理不专业、鞋业财力不够以及拓展业务能力不强等三方面原因。其他诸如加工贸易等政策的调整、人民币升值以及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只是加速了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
由于淘汰掉竞争力不强的企业，调整后的行业会更向良性发展，为高附加值的企业提供更广泛的竞争市场和发展空间。据了解，在遭遇近千家企业倒闭后，众多失业工人重新求业，工厂又出现了工人求工的排队场面。
“‘多米诺倒闭效应’不会出现，制鞋业今年即会复苏。”李鹏充满信心。
中国制造：信心犹在
“千万不要丢掉制造业！”2007年11月20日，在东莞厚街广东现代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世界鞋业发展论坛”上，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的声音令全场振奋。
面对舆论所谓的外资、台商企业的大规模向越南、印度转移，人们一度感到珠三角制造业危机四伏，制造业中心将风光不再。但是龙永图表示，在未来的20年、30年，甚至40年里，中国还会是全球制造业的主要基地，提价不会导致制造业中心的转移。
“全世界 60多亿人，中国就有13亿，总有人要穿鞋、穿衣服，先不论是高附加值还是低附加值，只要能赚钱就是一桩好的生意。”李鹏的话道出了众多制造人的心思。
从理论角度很多专家学者建议珠三角应该摒弃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企业对市场是最为敏感的，他们并不在乎是高科技企业还是低技术工厂，盈利才是关键。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并没有离开珠三角。对面临成本上升的企业来说，内扩外移并不是一剂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方，除了成本精打细算，企业到底迁还是不迁，还要考虑产业配套、营销物流设施、地方产业政策、风土民情等诸多因素。
“没有一个地方产业链像东莞这么完善，这里的工人都做了10多年，很内行，目前这里仍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华坚集团、美国威利鞋业等世界鞋业巨头均表达了对“中国制造”的高度认可。
经过调查，记者了解到全部搬迁的企业很少。采访中，东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副局长蔡康介绍，2007年一年东莞外迁企业只有四十几家，属于市场很正常的新陈代谢。很多企业都不是把东莞的基地连根拔掉，而是在大陆内地或东南亚地区设立分厂，利用内地的低成本进行初级加工和生产低附加值产品，把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放在东莞工厂进行深加工。
“珠三角要实行产业转移。但是，货物从东莞到香港、深圳出口有多快，而从江西、湖南到香港出口又要多久？成本要增加多少？现在广东的状况是，有些企业连韶关都不愿意去，更不用说到中西部了。”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曾经建议对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搬到内地，政府应该像农产品的绿色通道一样，先减免其高速公路的过路费，扶持几年。“但建议提了好几年，一直没有人关注。”
广东已有大约近千家鞋厂及相关配套的企业，因各种因素搬迁或主动歇业
“广东珠三角要实现产业结构转型，钢铁、乙烯、石化等工业原料供应必须先上一个档次，这样资本投资新的重化工业和科技工业，才有原料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但是，宝钢湛江项目却迟迟不能动工。如果非要等到5－10年后，这些原料才会慢慢供应起来，珠三角的制造业资本会不会早就迁移掉了呢？”有人士认为，如果制造业本身就难以升级，企业家为了赚钱，将资本转移到利润更高的股市或者楼市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
“全球制鞋业的中心从欧洲移到美国，到日本，再到台湾，现在移到大陆，我看不出来下一个中心在哪里。因为要成为像中国这样的制造中心必须有高素质的劳动力，要有很好的资源配套和招商环境，这些都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实现。即使有些转移到越南去，我觉得都不会是中国制造的强大威胁。千万不要丢掉我们的制造业，我是加工贸易的坚定支持者！”龙永图秘书长坚定地说。
“中国制造”要靠“名牌”走向世界
企业最终呈现给世界的产品上标记的是“Made in China”，这让我们在争论要“中国创造”的时候，回头反思应给“中国制造”赋以更深刻的内涵。
“政府倡导企业升级转型并不代表要抛弃所有的劳动密集型等加工制造业，东莞制造业的前景是乐观的，东莞正打造一个制造业总部基地，一个订单中心、贸易中心和研发中心，打造中国品牌。” 东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副局长蔡康说。
鞋、纺织品、陶瓷等制造业虽然没有多少创造的成分，但是通过质量、设计的提升，可以打造中国自己的国际知名品牌，实现中国鞋业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的战略性转移。
在打造品牌的问题上，美丽华鞋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强调，“如何把品牌做成名牌是一个能否取得质量飞跃的问题。”
名牌正是我们现在最缺的东西。据亚洲鞋业协会数据显示，世界主要知名鞋类品牌年产量的60％由广东制鞋企业贴牌生产。而东莞又占整个广东省的50％以上。2006年东莞出口的10亿多双成品鞋中，90％以上是为世界知名鞋类品牌贴牌生产。
发展高附加值产品，对每个企业而言都是必然发展的方向，而现在企业正面对一个重新洗牌的阵痛过程。
从贴他人品牌到创自主名牌，这就是 “中国制造”要走的必由之路。
面对挑战，“中国制造”是否能够重现昔日的胜利姿态？是否能够创出国际认可的名牌产品？是否依然成为“世界工厂”？
正如东莞制造人何鸿新所说，“我们的企业家是非常聪明的，企业会对市场的变化进行最快的反应。”
生产鞋、衣服、玩具并不一定低端，加工制造并不丢人，关键是“中国制造”要造名牌，赋予这四个字以高技术和高质量。据了解，兴昂、华健等东莞知名制鞋企业，目前已聘用国际知名设计师，加大投资，雄心勃勃打造能够走向世界的名牌产品。
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体系，在高速运转了三十年之后，如今的区域性劳动力紧缺揭开了它难以为继现状的冰山一角。
本刊记者 董彦（实习）
刚从东莞工厂回来的美国某玩具公司驻中国代表瑞贝卡（音译）看起来有些担忧。“现在珠三角那里招工不太容易了。我们生产厂的招工目标是达到80％的满员率，生产目标是维持去年的水平。”瑞贝卡向记者介绍了自己从东莞带回来的考察结果。
是“制造”而非“智造”
三十年前，中国到处流传着一句口头禅：“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汹涌的“劳工潮”源源不断地涌向珠三角地区。而从2004年开始，这种人头攒动的“劳工潮”局面被改变，全国主要的经济区域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等地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民工短缺的现象，珠三角地区表现得尤为严重。该地区在“劳工荒”最为严重时有近200万人的缺口，缺工比例高达10％。
广东某开发区的产业基地
造成“招工难”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低工资是重要原因之一。如今，该问题让许多企业都颇感棘手。瑞贝卡告诉记者，“2008年的春节前，生产厂第一次给工人发了红包，并且普涨了工资，希望他们春节后能够如期返岗。”但同时，她向记者表示，“珠三角这些‘制造’类的生产厂在涨工资方面承受力不会很大，因为他们是靠低成本来获取订单的。”
据记者了解，我国外源型经济90％集中在珠三角地区。所谓外源型经济是指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在的力量来实现，与强调资源从区域内直接获取的内生自主型经济相对应。珠三角地区的许多外源型企业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一个“企业”，只是一个车间。因为它没有销售、投资和研发部门，只有一个制造环节。这种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只能赚取微薄的“人工钱”（生产一个售价10美元的芭比娃娃，制造企业获取的利润只有50美分），因此只有依靠压低工资、降低劳动条件来实现低成本，以此获得订单，赚取利润。而现在的“招工难”使得低工资难以为继，但企业利润空间已捉襟见肘，提高工资，将出现亏损，而不提高工资又面临严重缺工，无法正常生产，从而使珠三角制造型企业陷入了两难境地。据东莞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秘书长赵维南介绍，2007年东莞有七百家台商企业因缺工问题而被迫关门，占当地台商的一成半。而关门的企业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和玩具制造工厂。
“招工难”折射出了珠三角制造业的困境：低成本、低利润、缺乏自主品牌与技术含量的简单制造再加工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一旦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丧失，面临的就不单是生产危机，而是生存危机了。
“廉价的简单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其实都弱不禁风，珠三角的制造企业应考虑尽快转向‘智造’。”瑞贝卡针对珠三角地区的“招工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多侧面观察越南劳动力市场
相对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普遍提高，“后发国家”越南的劳动力价格优势近年来越发显著。据统计，中国珠三角地区劳动力成本大约为1300～1500元人民币，而越南为700～800元人民币，比中国低30％～40％。在模仿中国开放的同时，越南采取了较灵活的政策，加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越南制造”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微软、英特尔各在越南投下了10亿美元，瑞士银行向越南融资10亿美元发展海运业，台湾鸿海集团投资50亿美元在越南打造“鸿海帝国”。据越南外资管理部门的统计显示，2007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意向规模达到160亿美元，较2006年的102亿美元增长57％。在过去五年里，越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超过了除中国之外的其他亚洲经济体的增长速度。
针对珠三角地区“招工难”，是否会选择积极开拓新兴的越南市场这个问题，瑞贝卡表示已经考察过越南的劳动力市场，但还需要做多侧面的进一步了解。她认为，越南的劳动力价格虽然相对低廉，但也呈不断上升趋势，只是进一步上升的速度还未明朗。
据悉，越南政府近期再度调高了全国最低工资标准，部分地区上调幅度最高达30％，其中外资企业比越南本土企业的规定调整幅度要高。在2008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越南新工资法中明确规定，河内市与胡志明市，在其市区内的外资企业，最低上调不得低于100万越南盾（约合62美元），本地企业不得低于62万越南盾（约合38美元）。在市郊和工业区，以及海防、下龙、巴地、头顿与其他区域，外资企业月薪不得低于90万越南盾（约合56美元），本地企业最低标准为58万越南盾（约合36美元）。而在调整之前这两个市的所有企业月工资均在40美元左右。在河内及胡志明市以外的区域，外资的最低月薪不得低于80万越南盾（约合49美元），本土企业则是54万越南盾（约合33美元）。除调整最低工资之外，越南政府还同时规定，技术人员的工资至少要比最低工资高出7％。越南政府希望以此来缩小外资与本土企业之间的最低工资差距，并要求在2012年之前，使全国最低工资统一。
“越南的罢工情况也比较糟糕。”瑞贝卡向记者透露，同行告诉她仅仅一个季度，就有一百多家企业因为工人罢工而不得不暂时停产关闭。相关资料显示，在越南平均每年约有一百余起罢工事件。工人罢工除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以外，还要求拥有组建独立工会的权力。大部分的罢工都是未经官方允许的，虽然越南法律规定工人在罢工前20日要提前申请，但事实上往往无法执行。
罢工现象导致了企业生产成本失控，政府与海外投资者都因罢工次数大幅上升感到头痛。瑞贝卡告诉记者，罢工潮对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影响最大，常常导致企业生产中止，从而影响到整个商品经销链的正常运作。据相关学者分析，越南罢工现象此起彼伏的原因主要在于，当地政府在调高工资标准前，往往不采取任何调查、听证措施。如越南政府在2006年2月突然下令基本工资上调40％，这让外资企业感到异常突然和愤怒。由于政府事先没有与企业进行充分的沟通，导致企业无法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当工资突然调高时，企业不愿执行，于是企业与政府的矛盾转化为企业与工人间的矛盾。面对工人的罢工，为避免更大损失，大多数企业最后会选择妥协，罢工事件一般都以加薪结束。
此外，瑞贝卡坦言，越南的投资环境与中国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公共设施基础比较落后，部分产品由于原料过分依靠进口，导致生产成本提高。这些与劳动力价格提高和罢工等因素综合起来，使得瑞贝卡对因为“招工难”而将珠三角的订单转投向越南持谨慎的态度。
去越南还是转内地？
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地区的工业是通过先后承接港澳台的产业转移发展起来的，早期由港澳台转移而来的基本都属于低端加工产业。珠三角的工业就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体系。在高速运转了三十年之后，如今的区域性劳动力紧缺揭开了它难以为继现状的冰山一角。
“‘招工难’的现状实际反映出了该地区产业升级的必要性”，瑞贝卡认为，她所在的玩具加工这类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列出在几年内转移出珠三角地区的时间表了。
东莞，几位在看招聘信息的外来工
产业转移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些产业由于资源供给或需求条件发生变化而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的现象或过程。由于产业梯度的存在以及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需要，一国或地区将相对落后或不再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其他与该国或地区存在产业梯度的地方，成为其他国家或地区相对先进或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是产业发展的梯度转移规律。
“现在的问题在于是迁往越南还是转向中国内地”，瑞贝卡向记者谈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考虑。
她认为，出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分散生产布局可以规避潜在风险的考虑，将珠三角的部分加工订单转移到越南是个不错的选择。同时，在全球化中的企业将自己的生产力分散到几个国家，合理利用各地的资源优势，化解资源价格上升所带来的成本压力，也符合生产链阶梯化的需要。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越南只有8000万人口，如今已有富士康等几家超大型企业进入，工业园区开发已趋上千公顷规模。以越南北方的鸿海为例，动辄5000公顷，人力需求高达3万人以上，这对劳动力需求产生了强大的磁场效应，导致劳务成本上扬，给未来几年后越南劳动力价格优势打上了问号。而中国内地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完善的基础设施，所以从劳动力资源的角度来说，内地的吸引力不亚于越南。
瑞贝卡表示，迁往越南等“后发国家”还是转向中国内地，这将成为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今后所需要做的抉择。
中国制造只是世界制造业生产链中的重要“车间”，还远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
毛日昇
2007年可谓中国对外贸易的丰收年，这一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突破2.1万亿美元大关，位居世界第三，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制造和贸易大国。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际分工格局和产业转移趋势更加明显，中国凭借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显著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致使大量的跨国投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并促使中国快速成为世界主要的制造业加工生产基地。
仅从对外贸易总的规模和数量来看，中国不仅在一些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保持了传统的比较优势外，还在一些加工贸易特征明显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上表现出强劲的市场竞争力。然而，30年来改革开放和对外贸易规模由大到小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依赖低成本优势的数量扩张型贸易增长方式不仅会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贸易利益受损，而且会陷入资源不断枯竭和环境持续破坏的困境。
从长期来看，贸易竞争力提升不可能仅仅依靠低成本的数量竞争优势维持，贸易竞争力的最终获取要依赖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品质量的不断提升，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低端水平向高端迈进，真正的竞争力不仅仅体现为出口数量的多少，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依赖优越的产品品质和品牌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重要的不是出口了多少，而是出口什么。
贸易摩擦频繁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走的是一条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过度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而忽视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制造、矿产、石化、建材等行业的迅猛发展为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中国的单位GDP能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出40％以上，产生的污染更是发达国家的几十倍。规模巨大的“中国制造”快速增长实际上是以极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为代价的。中国的生产每年消耗了全球30％的煤炭、50％的水泥、30％的钢铁、15％的木材、13％的电力、8％的石油，但每年创造的GDP却只占全球的4％。多数的出口行业废水、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量不断增加，环境污染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严重制约和影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以量取胜，低价竞争是中国产品出口的一个主要特点，2005年中国出口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价格仅为3.51美元；出口60亿双鞋，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长期以价格优势为手段参与国际竞争一方面造成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中国已经连续12年成为全球发生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据商务部的数据统计显示：从2001年到2005年期间，世贸组织成员对中国发起和仲裁的贸易救济措施分别为379件和297件，目前全球每7起反倾销案件中就有1起涉及中国，每年约有400亿～50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受此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出口产品的低价格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产要素和资源定价改革滞后而人为的压低价格、国内同行业的无序恶性竞争以及劳动力长期处于相对过剩的状况而不得不接受低工资水平而换来的。尽管中国的各类制成品在世界市场的份额不断攀升，但我们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处于不断恶化的趋势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直接后果是国民福利和国内资源的无偿转移，市场并没有换到多少技术，经济增长也没有带来较多的人民国民收入的增加，如果再考虑到由此造成的环境损失和成本，出口迅猛扩张虽然对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异常昂贵。
品牌缺失：制造业与贸易大国的品牌“短板”
品牌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是展现一个国家实力和整体形象的强烈信号。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的研究发现，“国家品牌”对一个企业或产品的品牌成功贡献率达到29.8％。
在2007年度《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上，美国占据500个世界品牌中的247个，所占比例达到49％。法国以47个品牌位居世界第二，日本以43个品牌位居世界第三，而全球制造业大国中国只有12个本土品牌入选。据联合国工业计划署统计，全球著名品牌的数量占全球品牌的数量虽然不到3％，却拥有世界40％以上的市场份额，名牌产品的销售额占全球产品总销售额的比重在50％以上。
我国各类进出口企业中拥有自主商标的不到20％，全国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量的比重不足10％。以纺织业为例，中国是纺织品出口大国，但50％的服装是采取来料加工的方式出口，30％以上由进口商提供商标、款式，进行来料加工，自主品牌出口只占10％左右。从品牌的销售规模来看，进入世界品牌评价体系的品牌销售规模平均为23.6亿美元，而中国60个著名品牌的平均销售规模则只有3亿元人民币，60个著名品牌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比重仅为6.75％。
作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中国有20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由于缺少技术和品牌等核心竞争优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价格，很多产品都必须以“贴牌”的方式生产，拥有强大制造能力的中国制造业却没有较高的增值和盈利能力。一套西装如果在国内的生产成本为500元人民币，贴上中国的本土品牌销售，商家的售价能够达到2000～3000元人民币就很满意了，如果贴上世界顶级的品牌，在发达国家的市场售价却可以高达3000美元以上，相差10倍左右！薄熙来部长曾形象地比喻为，中国出口8亿件衬衫获取的利润才能购买一架A380客机，这就是品牌的差距。
不仅如此，品牌缺失成了中国企业做大做强、走向国际市场的软肋和桎梏，由于中国的产品单纯以低价优势取胜，多年来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使很多西方的消费者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观念：中国制造=低价格、低质量。面对来自拉美及周边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国制造依赖低成本优势的发展空间正日益萎缩，如果中国制造业仍然停留在简单的贴牌加工生产层面，满足于微薄的加工利润，中国制造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终将沦为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最底端。
如何尽快培育自主品牌，提升核心竞争能力，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是当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2007年2月，商务部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报告（2006）》，报告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品牌提升的阶段，但中国的品牌发展的总体水平相对与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程度滞后，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品牌的知名度不高、品牌的资产价值有待提高、品牌的国际化进程缓慢、品牌的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加强、缺乏先进的品牌理念、缺乏品牌的长远经营战略、品牌资产运作不够成熟、缺乏品牌危机的管理经验。
“车间”而非“世界工厂”
加工贸易作为我国对外贸易最主要的贸易方式，经过多年发展，其生产环节的技术含量不断提升，但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加工贸易仍然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层次，增值率提升缓慢，获取的贸易利益有限，并且存在区域过于集中；经营主体过于单一、模式结构相对滞后等问题。
首先，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加工贸易增值率出现了上升的趋势，但增值率一直徘徊在50％左右，增值状况并不理想。随着加工贸易中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所占比重不断提升，理论上中国加工贸易的增加值应该不断扩大，但事实上无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还是高科技行业，中国加工贸易的附加值增长率都很缓慢，某些部门甚至还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在整个加工贸易价值链中，中国企业主要从事的是零部件和原辅料的初级加工、装配等劳动密集型环节，加工贸易技术含量不高，产品附加值较低。中国制造只是世界制造业生产链中的重要“车间”，还远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
从中国加工贸易经营的主体来看，目前外资经营的加工贸易已占中国加工贸易的85％左右，这种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加工贸易方式导致的结果是加工贸易的配套主要是在外资企业间进行，人员流动也主要发生在外资企业之间，产业关联和技术溢出效应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外资企业完全掌握了市场和销售渠道，严格控制关键技术，把技术和产业开发能力大多留在境外，中方只参与简单的加工组装环节，获得利润比例很小，难以提升技术水平，阻碍了国内产业技术结构的升级。
从加工贸易的模式来看，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仍然是中国最主要的两种加工贸易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共同点基本上都是由外商控制市场，控制中间产品的进口和产品的出口，而且挤占了国内的出口配额，造成虚假的贸易顺差；由于原产地规则，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另外受外商控制，经营风险较大。不仅如此，这两种加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资源条件和市场需求对加工贸易发展的制约，忽视了加工贸易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使加工贸易的外向循环和国内产业循环难以形成有机的联系，阻碍了加工贸易结构的优化和转型升级。从加工贸易的区域分布来看，中国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仅广东、上海、江苏、山东、福建5省市的加工贸易占中国加工贸易的比重在85％以上，但东部地区从加工贸易获取的经济利益未能有效地扩散和辐射到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反而将中西部地区有限的资金、人才、资源等生产要素大量吸走，在东部地区没有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顺利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条件下，中西部地区只能模仿东部地区进行自主的产业结构高度化转变，造成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同构”，导致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妨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加工贸易按经营主体分类情况（1999-2007）来源：根据历年《海关统计》数据整理　单位：亿美元；％
中国年度贸易条件与GDP损失率变动（1995-2004）来源：林贵军，张玉芹，《我国贸易条件恶化与贫困增长》，《国际贸易问题》2007年第1期
毛日昇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
如何从贸易大国成为贸易强国？
策略一：
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为确保我国经济和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加快对外贸易从以数量增长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以质量效益和速度并重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目前，我们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调整外贸发展战略，主要是要实现几个重要的转变：从单纯注重出口转向进出口平衡、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增长、从普遍鼓励出口转向按产业政策鼓励与限制相结合、从偏重货物贸易转向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相互协调发展；二是建立和设计一套新的对外贸易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尽量采用各个部门的公共监测数据，在监测外贸出口额的同时，更需要考量出口的价格、能耗环保、品牌效应和技术含量、税收就业等多方面的综合因素；三是构建一个有利于外贸转变增长方式的政策环境，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进一步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强政府的服务功能，提高政府监管的质量和效率，建立规范透明的外贸管理制度等。
策略二：
实施品牌战略
要改变目前中国制造业出口由于品牌缺失造成的被动局面，必须坚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打造更多强有力的民族品牌，逐渐从以价取胜转变到以品牌和质量取胜的发展策略。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2005年12月商务部召开了自主品牌出口会议，宣布了为促进自主品牌发展提供政策支持的六大措施：一是树立一批自主品牌的典型；二是为品牌企业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商务部和财政部每年拿出一定的资金专项用于企业自主品牌建设，在研发和自主创新方面给予支持。三是帮助企业进行品牌宣传；四是推动名牌企业“走出去”。商务部将多方面为名牌企业在国外投资建立研发、生产和售后服务体系建立便利；五是开展“品牌万里行”活动。通过主要媒体和有关中介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系列的舆论宣传和监督；六是加大自主品牌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作为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构建自己的品牌，以品牌和质量取胜，把企业做强做大，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树立品牌优势，扩大自身优势，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二是要以市场为导向，提升品牌知名度，提高市场占有率；三是恪守承诺，注重信誉，建立稳固的品牌忠诚度；四是要把握品牌定位，注重文化包装，增强产品魅力；五是要严格管理，规范运作，加强品牌的保护；六是要凭借巨大的国内市场孕育更多的自主品牌。
策略三：
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
针对目前我国加工贸易国际分工层次低、增值率和附加值不高、区域结构过于集中、经营主体过分单一以及模式相对落后的特点，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动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
发展核心技术，设立研发中心，形成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制造的环境。目前加工贸易领域突出的问题是缺乏核心技术的研究、设计和生产能力，在国际高新技术产业中，与发达国家尚未形成水平分工的格局。国家应通过设立专门的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制定高新技术产业加工贸易扶植政策，将高新技术产业与一般的制造业区别对待，鼓励企业利用加工贸易参与国际高新技术产业分工，促进加工贸易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吸引更多研发和科技实力较强的跨国公司进入，从承接跨国公司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入手，利用政策激励的方式加强内资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生产关联性，扩大技术外溢效应，逐步实现加工贸易出口商品的升级。从国际生产布局和技术周期来看，机电产品在发达国家已经标准化，抓住机遇积极承接这些产品的生产，逐步渗透到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环节和销售网络，进而增强自己的研发和创新实力，是中国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加工贸易技术水平提升，实现其升级换代与结构优化的一条重要捷径。
针对不同技术含量的产业、商品、生产加工环节给予不同的优惠，对不符合产业发展条件的外资加工贸易不能享受现有加工贸易的优惠措施；给予技术含量和增值率较高的外资加工贸易企业更多优惠措施，刺激外资企业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