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3-11 11:54 来源: 大象房产
原标题：马光远“预言”成真？国内22.3%的家庭，3年后将面临三个“难题”
引言
我们国家一直都是一个人口大国，近年来随着生育率下降，人口问题成为了目前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何亚福和任泽平在内的多名专家，便成立了相关机构，名为“育娲人口研究智库”，专门研究未来国内人口的发展。
在经过一系列的调查以及专业的分析后，发布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中，对我国人口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分析和预测，针对如何提高人口生育率等问题，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根据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我们国家的出生率仅达到1.3，全年出生人口只有1200万。最近网上有人讨论，我国从人口大国到“三孩政策”，人口结构现状如何？马光远给出看法。
一、人口下降影响到国家发展
为了提高生育率，国家开放了二胎并且鼓励三胎，在政策的影响下，不知道今年生育率是否会有所提高。但根据预测判断，就算国家每年耗费1-3%的GDP用来鼓励生育，按照目前的趋势，未来2-3年内我们国家的人口增长也会呈现负增长状态，甚至出生人口或将下降到1000万人。
如果预测准确的话，我们国家到2025年的总人口将锐减到12.64亿。到那个时候，国家发展面临的难题，将不仅仅只是人口缩减。
人口老龄化会更加严重，未来的劳动力更低，会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实现腾飞和人口有着很大的关系。
如果按照目前的情况发展，国家只能耗费更多的GDP，去鼓励年轻人生育。如果耗费GDP达到5%，有可能将目前1.3的生育率上升到1.6，然而1.6也只是西方国家生育率的平均水平而已。
二、解决生育问题刻不容缓
马光远是一名著名的经济学家，早些年他就以发展的眼光对国内的生育率进行了分析。他曾说过，国内人口负增长的情况将要来临，到那个时候，国内的经济也会出现逆转的趋势。如果因为人口问题，导致经济倒退，那么社会就无法实现发展和进步，比如曾经的日本就遭遇过这样的困境。
除了国内的专家对目前局势的分析之外，有联合国发布的绿皮书当中，也曾对中国目前的人口增长做出了相应的预测。在预测数据中，显示到达205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人口大概只能达到13.64亿人。按照这些数据来看，虽然预测有一定的出入，但人口生育问题已经成为我们马上面临的首要难题。
要解决生育率低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提高生育率成为了刻不容缓的事情。二胎和三胎的政策，目前来看响应的呼声并不高，就算有相对的补贴和福利，民众的生育意愿也很低。如果持续发展下去，为了缓解负增长的人口生育率，可能将会采取高强度的政策来提高生育率。
三、未来将面临3大难题
当然要提高生育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在目前的情况来看，生育率下降首先带来的就是人口老龄化。我们国家现在光是老年人，人数就已经达到了2.64亿人，2025年这个人数将超过3亿人。3亿人次占我国总人口的22.3%，这样的数据下我们不难想象，未来除去老年人和孩子之外，能剩下多少的青年劳动力。而老年人增多，也会给社会带来3大难题。
1、年轻人压力增加
首先就是年轻人的压力会增加，两个人结婚后，两边的父母要赡养。如果爷爷奶奶尚在人世的话，一对夫妻要照顾五六个老人。要是生个孩子，还要照顾孩子，如果不愿意生孩子，那么老了只能到养老院安度晚年。
2、经济收入低
发达城市收入高生活成本也高，三四线城市生活成本低但收入也低。年轻人在这种经济收入较低的情况下，基本上攒不了什么钱。有的人奋斗着奋斗着就过了半辈子，钱没攒到人先老了。如果老了以后想要有所保障，年轻时候要交上百万的社保才能够有养老金，而这笔钱能不能足够养老尚未可知。
3、独居老人增加
老年人越来越多，未来这一代的年轻人老了以后，不愿意生孩子的那部分就会成为独居老人。针对这些现象，国内目前的养老机制还不够完善。如果生育率不能提高，老人的养老问题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
结语
开放二胎鼓励三胎根据目前的国情来看，并不能够推动生育率。有的年轻人自己的生活都成问题，养育一个孩子对他们来说更是难上加难。有的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已经压力非常大了，再生两个或者三个孩子，根本无力负担。只有年轻人的压力能够得到缓解，才能根本解决生育率负增长的难题，对此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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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去年全国人口总和生育率1.3 未来如何发挥生育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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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提到两组数据，引发社会关注。即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简称TFR)也称总生育率，是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通常，人口学界将总和生育率2.1作为世代更替水平，将总和生育率低于2.1视为低生育率的门槛。从1992年开始，我国总和生育率低于2.1，至今已近30年。
七普数据较以往更接近实际情况
对于生育率的数据，以往专家们一直认为，人口调查中对生育率的直接汇总数据可能存在一定误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时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这一数字下降为1.18。在人口学界，这两次普查的总和生育率数据偏低是一个共识。
对于六普总和生育率1.18这个数字而言，大多数人口学专家都认为需要做一定调整。当时，研究者的最高估计达到了1.66左右，大多数估计在1.63以上。估计2010年总和生育率在1.50左右或以下是人口研究者中的少数。
2015年，有媒体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报道称，中国2015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这个数字不仅比日本全国水平低，甚至比东京的城市生育率还低。
对此，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回应称，过去十几年来，无论是1%人口抽样调查，还是1‰人口抽样调查，直接汇总调查数据得到的生育率水平一直偏低，这是人口学界共知的常识。“1.047的生育率水平正是根据2015年1%抽样调查直接汇总得到的数据，未经过任何调整和修正，显然也是偏低的。”
总和生育率是通过出生人口数量与育龄妇女数量之比计算出来的。在育龄妇女结构和生育模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当年的出生人数与总和生育率数值之间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以1.05的总和生育率推算，2015年的出生人数只能是1100多万。而实际上国家统计局2015年正式公布的出生人数是1655万（对应的总和生育率大约为1.54）。
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误差呢？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撰文解释，这和调查方式有关，也与中国具体的情况有关。首先，无论哪个国家，人口调查得出的出生人数或0岁组人数，都可能比其他年龄组存在更多的漏报，精确度不高，这是人口调查方式（入户调查）的通病；第二，中国人口流动规模巨大，更难以采集到0岁孩子的准确数据；第三，由于担心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受到处理，很多政策外出生的孩子被瞒报。所以在多数人口调查，包括人口普查中，出生孩子数是最不容易调查准确的项目之一。“如果调查到的出生人数或0岁组人数严重偏低，根据出生孩子数所计算出来的总和生育率自然会严重偏低。”
不过，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数据可能不会重蹈五普、六普以及2015年1%人口调查的覆辙，1.3的总和生育率可能十分接近实际的水平。
中国传媒大学数据科学与智能媒体学院博士后王小宁表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漏登率仅为0.05%，这说明普查数据具有很高的质量。七普采用电子化数据收集的方式，允许采用互联网直报的方式收集数据。此外，很关键的是，与以往历次普查相比，七普利用了行政记录（如公民身份信息）和大数据对普查数据做对比核查，这对获得高质量普查数据十分重要。
“这个数据相对比较准确。”一位人口统计方面的专家告诉南都记者，随着数字化技术应用，普查数据准确性更高，参考价值也更高。国家统计局在发布会上公布的2020年出生人口数字1200万也和国家卫健委系统的住院分娩数比较接近。
生育推迟可能影响时期总和生育率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用时期总和生育率来衡量真实的生育水平仍然有一些局限性。中国传媒大学数据科学与智能媒体学院博士后王小宁告诉南都记者：“人口普查数据是基于一个时间节点上的数据，是一个断面数据，1.3的总和生育率反映出的是基于一个时间点上的生育水平。”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曾向南都记者解释，国家统计局每隔十年做的普查以及每五年做的1%人口抽样调查直接汇总的总和生育率是“时期总和生育率”。“‘时期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假想队列的生育水平，通俗点说，时期总和生育率并不反映真实的生育水平。真实的生育水平只有等育龄妇女度过其育龄期才能知晓。”
黄匡时强调，不能直接采用时期总和生育率这个统计指标来反映真实的生育水平。因为时期生育率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生育年龄推迟就会产生时期效应，由此导致时期生育水平常常低于终身生育水平。
举个例子来说，出生于1984年的育龄妇女以往可能在25岁时结婚，然后26岁生育第一孩，可是由于升学、工作变动、迁移、购房、夫妻异地等很多因素导致结婚年龄推迟3年，到28岁结婚，然后29岁时生育第一孩，由此导致2010年的时期总和生育率受到婚育年龄推迟的影响而偏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2013年时期总和生育率一定会高，因为婚育年龄推迟通常会在相邻出生队列中相继发生，由此导致一段时期内的时期总和生育率都偏低。
“由于近年来生育年龄变化而使得总和生育率指标的内在缺陷更为突出，已不能很好反映妇女终身生育水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不过，时期总和生育率数据依然是有重要意义的。“统计汇总年度的时期总和生育率有助于把握生育水平的变动。未来研究生育水平要创新统计指标。”黄匡时说。
总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
2016年，原国家卫计委曾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做出评价，判断2016年出生人口将超过1750万，与政策出台时的预判基本吻合；同时，政策累积的生育势能还将进一步释放，判断中国当前总和生育率为1.6左右。
国务院2017年1月印发的《“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要从当时1.5-1.6回升至1.8左右。
2016年，得益于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调整，生育势能被释放。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公报数据显示，根据住院分娩活产统计，2016年全国新出生婴儿数为1846万人，比2013年增加200万以上，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以上。
但2017年开始，出生人口数字就开始减少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比2016年公布的1786万少了63万。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也呈现类似趋势，2017年全年住院分娩数为1758万，比2016年的1846万减少了88万。
2017年也是自我国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首次出现二孩占比（51%）超过一孩占比（42%）的年份。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2019年3月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总和生育率2010-2015年在1.65左右，2016、2017年提高到1.7以上，全面两孩政策效应进一步释放后，生育水平趋于回落。
从实际数据看，2018年后，出生人口数字回落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历年出生人口数据，2018年为1523万人，较2017年减少200万人。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人。最新公布的2020年出生人口数为1200万，又较2019年减少了265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末，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中，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写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一文。李纪恒在文中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外界认为，从历史和国际社会经验看，总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意味着人口进入低生育率的时代。
“1.3的总和生育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表示，未来首先还是要继续长期观察，第二要看看孩次结构的问题，看看怎么有针对性地去配套政策。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宁吉喆说。
一位人口问题研究专家对南都记者说，1.3的总和生育率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未来还是要努力尽可能优化生育政策，出台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将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5，提高到1.8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
采写：南都记者 吴斌 刘嫚 实习生 周怀阳
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比例增加 就业矛盾呈现结构性
随着人口增速的下降，“以量取胜”的人口红利逐渐让位于“人才红利”。
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常住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0767人，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10年的8930人上升为15467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9年大学扩招前，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只有413万人，到2009年，这一数字已经迅速攀升到2144.7万，10年间增长了超过4倍。
巧合的是，大学扩招开始的2年后，中国正式入世，开启了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这带来对高学历人才的巨大需求，从而造就了过去20年间“人口红利+大基建+大产业+城市化”的巨大飞跃。
下一个5年、15年，在人口增速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如何提升人口素质、释放人才红利至关重要。
对于个人来说，关键在于认识乃至预判行业趋势，并不断提升职业竞争力。
一方面，16-59岁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意味着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数会有所减少，一定程度上会减轻就业总量的压力；另一方面，随着技术创新，机器换人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一定程度上将缓解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普工短缺的问题。
然而，与之同时出现的，是产业结构和技术升级带来的对高层次研发人员、高技能工人和创新型复合型人才需求增加，部分高校毕业生、大龄低技能劳动者难以跟上市场变化，也就难以在市场上找到满意岗位，从而造成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当然，这种矛盾的化解绝不能仅仅依靠个人努力，那样只会加深部分群体的焦虑情绪，导致生育意愿的进一步下降，必须尽快打造更具包容性的社会福利机制，减轻短期失业和接受再教育期间的生活负担。
老龄化发展速度加快 低端产业或转型或淘汰
与人口增长变慢同步的，是老龄化的不断加深。未来30年，“未富先老”或是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公报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18766人，占18.70%，比2010年上升5.44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3.50%，上升4.6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全国每5.35人中就有一位60岁以上的老人。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和特殊性还在于：
一是老年人口规模大。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二是老龄化进程加快。近几年，随着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陆续步入老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
三是城乡人口老龄化不均衡。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更为严重。
四是劳动年龄人口负担进一步加大。
因此，更要在清醒认识人口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研究优化生育政策各种方案的利弊和风险，兼顾当前与长远，统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还要看到，过低的生育水平会使人口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并带来更多的链式反应：
——医疗、养老等公共财政支出和社会保障体系将承受更大支付压力，倒逼延迟退休落地，更多养老金融产品推向市场；
——汽车、住房等领域将加速从增量市场转向存量市场，对交易参与者的专业要求将显著提升，银发经济成为重要细分市场；
——从全国总体看，主要依靠人口红利的低端产业面临加速淘汰，低水平投资带来的边际效益提升将迅速下滑甚至转为负值；
——吸引高学历、高素质年轻人成为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首要课题，如何协调统筹，将是14亿人口超大国家推进现代化治理的艰巨挑战。
人口涌向江海边的城市群 公共服务正打破行政边界
哪里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哪里的发展就更有前景。
从人口迁移流动情况看，人口流动仍然活跃，人口集聚效应进一步加强。全国流动人口为375816759人，比2010年增加154390107人，增长69.73%。
从流向上看，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集聚，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迅速，主要城市群集聚度加大。
广东、浙江、江苏分列10年间人口增长最多的三个省份，分别增加2171万人、1014万人、609万人。
从全国看，有两个趋势看似“相背而行”实际上却是“殊途同归”：在沿海经济带继续让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同时，以“强省会”为代表的若干中部城市快速崛起，成为吸引大量周边人口集聚的新趋势。
这也体现在各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上。除了西藏、青海和新疆之外，广东常住人口最为“年轻”，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只有12.35%，比全国平均低了6.35个百分点。
这一方面，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是经济要素的“聚宝盆”，也就机会多多，形成对人口吸引的正向循环；另一方面，区域发展战略相继出台，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高铁高速交通网络日益完善，也推动人口在城乡间、区域间合理流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认为，人口集聚的规模效应和效率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超大城市发展，一方面为公共服务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也为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和需要面对的问题。
比如，此次调查就显示，由于很多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已全面覆盖未落户常住人口，不用落户就可享受市民待遇，从而使得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意愿在下降。
将户口作为提供公共服务、谋划经济发展主要依据的做法正在变得不合时宜，也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所扬弃。
从安徽、江苏共建“南京都市圈”，到广东建设涵盖21个城市的五大都市圈，都可以看到这些区域打破行政区划藩篱的努力。让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主动贴近、适应现代经济体系和社会文化的复杂网络，适应居民流动的客观需求，这既是大势所趋，又对“数字政府”建设和深化改革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直面老龄化等人口问题，发现新的需求，倒逼供给变化、制度变革，从而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实现质量“上坡”——这或许就是此次人口普查数据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南方日报记者 王彪 实习生 林广豪 隋明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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