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市场经济改革难在哪里？；作者梁小民发表于2:41；我们向市场经济转型，实行了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只有以技术进步为发动机，才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历史证明，计划经济下，可以认识到这一点，但做不到；为什么推行市场经济的各国实现了技术进步的增长，而；技术进步需要内在的动力与外在的环境；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政府都会投资于教育与
深化市场经济改革难在哪里？
作者 梁小民
发表于 22:41
我们向市场经济转型，实行了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存在，也有了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法律。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但我们的转型还相当不彻底，用吴敬琏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市场经济转型的“大关还没有过”。
只有以技术进步为发动机，才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是中外经济学理论和许多国家的实践所证明的普遍真理，也是各级官员一再强调的。但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实现这一点？
历史证明，计划经济下，可以认识到这一点，但做不到这一点。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苏联经济学界就“内涵式”与“外延式”增长展开了一场争论。“内涵式增长”就是以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来实现的增长，“外延式增长”就是靠增加投入来实现的增长。争论中达成的共识是：只有采用“内涵式增长”才能实现持久的增长，苏联政府也就这一问题制定了许多规划，发了许多文件，但纸上的东西始终没有成为现实。到七十年代末，苏联的外延式增长已经走到了头，内涵式增长还没有开始。增长停滞，社会动荡，最终导致苏联的崩溃。五十年代，我国经济学界也有一场“粗放式增长”和“集约式增长”的大讨论。当时一切学苏联，这场讨论也是苏联“内涵式增长”和“外延式增长”的翻版，只是所用的说法不同罢了。即使在“文革”前，政府也极为重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计划经济下，技术进步云云，只是一句无法兑现的官话。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为什么推行市场经济的各国实现了技术进步的增长，而计划经济各国没有实现呢？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中有实现技术进步的机制，计划经济体制则没有。
技术进步需要内在的动力与外在的环境。市场具有这样的动力与环境，而计划经济没有。技术进步包括重大技术突破或发明，以及把这种技术突破与发明运用于技术实践、转化为生产力的创新。重大的技术突破主要靠政府，而创新得靠企业。
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政府都会投资于教育与科研，这成为技术突破的基础。市场经济的欧美各国和计划经济的苏联、中国都在教育与科研上有不少投入，也有一定的成就，但这两种体制下，教育与科研对技术突破所起的作用并不一样。首先是目标不完全相同。市场经济下，政府投资于教育和科研，既要实现强国，又要实现富民。所以，为强国而取得的各种成果最终会用于富民，而且有各种机制保证这种转化。航空、航天、通讯、计算机等重大技术突破起先都是军用的，但最后都在民用领域结出了硕果。计划经济下，政府投资于教育和科研，目的是为了实现强国，所以苏联在军用科学和航天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民用工业品和轻工业品的生产极为落后，真正是“卫星上天，民品落地”，花巨款实现的技术突破与民生毫无关系，反而是占用了发展民生产业的资源。苏联当年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搞倒美国，至于国内老百姓的生活，对不起，不在政府考虑的范围内。这正是一个强大的苏联最终分崩离析的根源。其次是，在这种目标下，市场经济下政府的教育与科研有长远的规划，为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奠定了基础，而计划经济下的政府说起来也有若干年的规划，但实行起来更为急功近利。这样的结果是，整个国家创新的能力结不了果。最后，就教育而言，市场经济下，政府把教育作为一国的软实力，重视提高人们的整体素质，提高人的创造性。计划经济下的政府把教育作为一种工具，实行“党化教育”，这就扼杀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生产出来的是标准化的同质产品。钱学森先生临终前提出的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的答案正是在于这种教育体系的根本缺点。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技术进步上的最大差别还在于企业的创新能力上。市场经济下，创新的主力是企业，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创新正是利润的最主要来源。有了利润的动力，企业就会主动地创新。计划经济下，企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而是政府的机构，或者说是企业单位。政府对它们实行父爱主义，创新失败了要自己承担风险，成功了利润归国家。在这种机制下，企业为什么要去创新？在这种体制下，好的企业就是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的企业，而不是敢于创新的企业。想靠这样的企业去创新岂非缘木求鱼？
从外部环境来看，技术进步的条件是产权保护和竞争。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政府保护私人产权，有各种保护私人产权的法律，尤其是对技术进步和企业创新最关键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这就保证私人和企业可从发明、创新等技术进步工作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从而愿意为此投入。计划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你的我的都是公有的，没有任何保护私人产权的法律。连个人所拥有的知识都要国有化，何来知识产权的保护？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竞争，竞争既给了企业压力，又给了动力。“不创新就死”成为企业的信条，即使再懒的人也会“被创新”。计划经济下没有竞争，强调企业的合作，“你好我好大家好”，企业的成败不在创新与否，而在于政府。这种情况下又何来创新？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是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了吗？为什么还不能实现技术进步拉动经济增长？
我们向市场经济转型，实行了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存在，也有了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法律。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的市场经济转型还相当不彻底，用吴敬琏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市场经济转型的“大关还没有过”。我们自称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但与日本、韩国等国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还有本质的差别。我们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与其说接近于市场经济，还不如说也接近于计划经济。如果把完全由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称为计划经济Ⅰ，那么，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还接近于“松动的”计划经济，可以说是计划经济Ⅱ。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技术进步仍然缺少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是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体，计划经济的本质特点是政府是资源配置的主体。我们已经不是政府为唯一的资源配置主体，而是资源配置主体的多元化。多种经济共存就是多个资源配置主体共存。但在各种经济中，配置资源最主要的主体仍然是政府。中国各地基本有两种经济模式：一种是浙江模式，以民营经济为主体，这种模式仅存在于浙江、江苏和广东；另一种是上海模式，以国有经济为主体，这种模式存在于其他省市。这表明，在中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国有经济。说国有经济占主体，不能仅从各种经济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来判断，而要从它们所从事的行业对整个经济的重要性来判断。尽管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企业生产的GDP在GDP总量中不到百分之五十，但它们从事的都是对国民经济最为关键的部门，除了国家占绝对地位的七大行业（电力、电讯、煤炭、石油、军工、民航和航运）之外，在其他许多重要行业，如钢铁、机械设备、汽车、家电等，也占主要地位。市场经济中不是不能有国有经济，但我们的国有经济之重，已经改变了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而且这些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中其他国有企业也有本质区别，即政府直接控制这些企业，领导人由政府任命，这些企业的领导人是有行政级别的公务员。而且，企业的重大决策由政府（发改委代行政府领导企业的职责）决定。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政府直接控制国有企业。这样，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就起到了主导作用。
在这种经济格局下，企业缺乏创新能力。国有企业仍和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一样，有创新的能力，但无创新的动力。许多国有企业有垄断地位，凭借政府赋予的垄断地位就可以赚大钱，创新有什么意义？而且，它们的领导人带有公务员的级别与身份，目标是职务的不断提升，创新犯了错误就会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为什么要去创新？我们想想，国有的汽车厂哪一个创造出了自己的汽车品牌？铁路部门用政治上大跃进、追求政绩的方式去发展高铁，能不出问题吗？有哪一个国有企业像华为那样去创新？
创新只能靠民营企业。但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是中小企业，连日子都过得艰难，哪有能力去创新？民营企业做不大，当然有它们自身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民营企业在行业准入、融资等方面仍然存在困难，它们难以获得和国有企业平等的地位。即使它们有创新的动力，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了，要实现技术进步带动的经济增长，必须深入市场化改革。这话说了多年了，每年都说是市场经济攻坚年，但为什么年年都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市场化改革难在哪里呢？最近读了许小年教授的两本书，《自由与市场经济》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颇受启发。
许小年教授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他的许多观点被认为是异类，或者“食洋不化”，“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过，我认为在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观点上，是没有中外之分的。我们把这些基本观点作为“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没有错。市场经济没有特殊之说， 只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就必须遵循这些共同规律。所谓各国特色，只是在实现这些特点时所走的路不完全一样。市场经济在各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有不同的模式，但只要被称作市场经济，必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被概括为“华盛顿共识”。有不少人反对“华盛顿共识”，但千万别忘了，我们的改革能取得伟大的成就，还是因为有意无意遵循了华盛顿共识。改革是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是从先行的私人企业存在与发展开始的，这些不就是华盛顿共识中的产权问题吗？无非“华盛顿共识”所用的私有化的名目，我们称之为“产权明晰”。至于价格放开，对世界开放，这些不也是“华盛顿共识”中所包括的吗？不要一听到“华盛顿共识”就火冒三丈，试图用其他东西去对抗。仔细回想一下，我们改革的成就离不开“华盛顿共识”，改革中许多问题正是偏离了其中的一些要点，或者贯彻得不彻底。许小年教授的许多观点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他紧紧抓住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来分析中国改革的问题及出路。
深化市场化改革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管好自己该管的事情，放开自己不该管的事情。许小年教授在这两本书中讲的重点就是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本书题目中所说的“救世主”就是政府。计划经济下的政府和凯恩斯主义主导的政府就是以“救世主”自居的。
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政府或者直接控制经济，或者在经济没有问题的时候促进经济繁荣，在经济有问题时，又亲手“救市”。在政府看来，这些都是为社会、为人民而做的，做得理直气壮。但他们在这样做时，实际上暗含了两点假设：一是政府完全出于公心，是为社会的；二是政府是全能的，能力超群。许小年教授指出，政府批判民众是“动物精神”，自私而贪婪，这才有了市场经济的种种缺点。而政府是理性的，用政府的理性才能改变公众的“动物精神”所引起的种种问题。在计划经济中，这是假设存在一个大公无私而又有改造世界能力的无产阶级。在凯恩斯主义中，就是哈韦路假设。哈韦路是英国伦敦的一条街，住在那里的都是政府官员和上层人士，他们是社会的精英，完全摆脱了“动物精神”。在这种假设指导之下，他们就以救世主自居，大胆妄为。从大跃进到四万亿救市，从罗斯福新政到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但这个假设根本就是不能成立的。公共选择理论证明了任何人，无论凡夫俗子还是上层精英都是自私的，无法摆脱“动物精神”。要不然，如何解释各国政坛上高官的贪污、腐败和化公为私？只要有人类存在，这种现象就无法消除。让这种利己的人去支配社会，不比他们支配自己的资源更可怕吗？信息不对称理论证明了，信息的不对称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明察秋毫”，对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问题了如指掌。这就是政府的政策屡犯错误而无法改变的原因。经济本身有自己的规律，市场经济理论指出了这种规律，让经济自发地按照规律运行，比由利己的官员无知地干预要强得多。这个道理很简单，但当了官的人往往地位上升得越高，这一点忘记得越干净。
应该说，凯恩斯主义主导的政府与计划经济的政府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好歹是以市场经济的运行为基础，所犯错误引起的恶果毕竟有限，而后者根本就没有市场经济，所犯错误引起的恶果要更大。许小年教授在书中更多批判的还是凯恩斯主义。但我认为，对我们来说，目前更要批判的还是计划经济。转型说起来三十多年了，正式宣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也快二十年了。但我们一直没有从理论上、思想上彻底批判计划经济思想。而且，讲起计划经济时代总是讲“过五关斩六将”，而对“走麦城”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深化市场化改革必须补上批判计划经济这一课。没有这种思想先行，建成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用计划的方法去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文不对题的。哈耶克一再强调，市场经济不是什么人设计、计划的，而是自发形成的。自发这一点是关键。
我们的市场化改革不深入与上层建筑方面的改革推进不快相关。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市场经济可以在原有的政治体制下进行，但到了某种地步就必须有相应的政治改革。这是各国的共同规律。当然，我们说的政治改革并不是要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马上就实行“三权分立”之类。但政治制度一定是与经济制度适应这一条是不会变的。而且目前市场化改革难以深入，都与政治体制相关。温家宝总理曾多次讲到政治改革问题，这在高层中也不乏共识。
许多道理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但为什么就知而不能行？这不仅在于中国的问题极为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改革三十多年，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当年是改革的推动者，但从不完全市场化改革中获得了利益，因此就不愿意再前进一步了。必须认识到，不再深化改革，各种社会问题爆发，最后不仅是全社会受苦受难，而且既得利益群体也难以幸免。只有深化改革，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甚至有所增加。任何一个集团或个人的富裕都以社会的富裕为基础。既得利益群体无非是先富者。没有整个社会的后富，他们的先富也会失去。只有认清这一点，努力改革，才有中国的进步和繁荣，也才有既得利益群体的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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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搜狐财经
　　1984年，是改革的小高潮年。莫干山会议成为改革的标志之一。转眼30年过去了，莫干山时代曾被提出的改革观念和目标，有些已经实现，有些已被证伪，还有更多的问题尚未解决。重启改革之后，人们需要从历史中寻求智慧，从改革传统中寻找更好的改革路径。1984年的故事也提醒我们，改革重在行动。
　　为了纪念莫干山会议成功召开三十周年，搜狐财经、人文经济学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将于6月21日共同举办"莫干山：1984的创新和动力――2014搜狐财经夏季峰会"。是回顾，也是前瞻：30年前，随着观念革新，老百姓大下海，造就中国第一波经济奇迹。今天，政府应该做什么，才能推动整个社会，去创造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
　　目前该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如需报名请点击进入：
　　在活动前期，我们集中回访了诸多权威学者和专家，他么不仅是当年这次会议的关注者和参与者，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见证人，近期，我们会陆续为您呈现他们的精彩观点，带你走进他们的记忆，去回顾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本期嘉宾：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始人，民间学术机构“人文经济学会”的理事长茅于轼。
　　1984：老思想没出路，新思想刚冒头
　　搜狐财经：今年是"莫干山会议"30周年，联想、、海尔这些企业也是在1984年成立，现在回过头来看，很多人说1984年是一个比较神奇的年份，在您的印象中1984年是什么样的？它在改革当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茅于轼：那个时候老的思想基本上还统治着整个社会，新思想只是极少数人有。比如说民营经济、私营经济，那个时候是一个都没提。那是到了1980年代后期才开始谈这个事，到1993年才正式承认放弃公有制为主体。而且那个时候内外的交流也很不畅，但是开始有了外国经济学家到中国来。颐和园请了一大批外国顶尖的经济学家在颐和园讲课。有一点交流。但是国内当时经济学人杂志登的文章，基本上还是老的文章，现在主流经济学的文章很难登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是很弱的，这个是当时整个思想界的情况。
　　我记得头一次数量经济学会是1982年开的，是在西安，大家还觉得奇怪，为什么开一个数量经济学会？因为政治经济学者不懂数学，我们开一个数量经济学会他们没有多少发言权。就钻这个空子。那个时候的情况，你要讲西方经济学简直跟反革命差不多，但是也已经有点开放。现在30年过去，现在的情况是反过来了，现在我们经济认识完全是主流经济学理论做基础的。
　　搜狐财经：1984年在当时能算一个改革的小高潮年吗？
　　茅于轼：应该说是有一点。"莫干山会议"就是一个例子。那时候很活跃。虽然老的思想占统治地位，但年轻人非常活跃，他们要吸取新的知识，所以开始有一点露头。我那本书,《择优分配原理》讲数理经济学的技术，是1985年出的，那时候能出这么一本书很不容易。
　　搜狐财经：您觉得当时形成这种改革小高潮的原因是什么？
　　茅于轼：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老的思想已经找不到出路。华国锋时代就发生这个问题，到底中国走哪条路？华国锋派了好多政府干部和学者到世界各国去考察，但是不敢到美国考察，也不敢到英国考察。考察罗马尼亚、匈牙利，认为它们走的不错，现在看它们完全走错了，我们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他们那条路走的不对。这也说明那个时候找方向，到底中国走哪条路非常之迷惑。所以就有一个小高潮，就变成一个思想很开放、百家争鸣这种气势。
　　那时已是老经济学家，没上莫干山
　　搜狐财经：1984年您已经55岁了，当时您跟张维迎老师他们这一批青年经济学者已经认识了吗？
　　茅于轼：认识了。我认识张维迎是1982年，当时夏天，在西安。我刚才讲我们开数量经济学会的一个活动，那个活动很多经济学家，杨小凯去了，王国乡也去了，那个时候张维迎是一个研究生，当时大学刚毕业，他满脑子还是马列的资本论那一套，但是我们一讲他马上就开窍了，他很快就转过来了。
　　搜狐财经：1984年，您当时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茅于轼：那个时候是这样，讨论价格改革是一个焦点。这个问题我们有亲身的体会，现在大部分人不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价格扭曲造成的问题大？因为价格扭曲，所有的决策全都错了。出口什么东西？现在很简单，看赚不赚钱。那个时候就不知道该出口什么，也不知道该进口什么，价格全是错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刊物叫《经营和发展》，上面有一篇文章就讲价格扭曲怎么影响发展，我看到之后就叫张维迎翻译那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世界银行印度经济学家写的，后来我到华盛顿去看到这个经济学家，跟他一起吃过饭。
　　大家共同的认识价格不改是不行的，但是怎么改意见非常分歧。那时候占主流地位就是用计划经济的方法来算价格，而不是市场去平衡。物价局一个书记叫陆南，他花了很多钱，组织好多人算价格。我说你这样算没有用，你只有供给没有需求。那个时候姚依林是副总理，他给我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我抽屉里还保留着，他的亲笔信。他主张用投入产出算价格。那个时候中科院也说有一批人专门搞这个，他们是数学家，他们不是经济学家，所以搞出来是不行的。价格必须是均衡价格，不是成本价，那个时候的焦点就是讨论价格的改革问题。
　　搜狐财经：您当时关注了"莫干山会议"吗？
　　茅于轼：我关注了。那个会是青年学者，我那个时候已经50多岁，我就不算青年学者，所以也没邀请我。但是我知道这个会很重要，张维迎等好多人参加，好像王岐山也去了。
　　搜狐财经：懂现代经济学当时主要是年轻的经济学者是吧？
　　茅于轼：他们也不算真正的懂，但是他们很好奇，很愿意学。经济学太深了，我一直到现在我还不断有新的想法。市场这个东西非常不容易，你要把它完全想透了，这是很费劲的。
　　邓小平让中国走对30多年
　　搜狐财经：从“莫干山会议”来看，这些年轻经济学者对政府是比较有影响，当时您自己也会经常对政府政策产生影响吗？
　　茅于轼：那个时候国务院有一个技术经济小组，负责这个小组是丁宁宁，他负责联络，他主要联络人就是我。我这儿不断有经济学家一起讨论，有好多想法，而且写好多文章，我就把文章交给他。包括张维迎写的关于双轨制的文章，那个文章我交给他，他们都发表了。发表之后有一个刊物，那时候没有现在的印刷，那个时候是打字的油印。那个东西后来给了张维迎，张维迎喜欢不得了，那是写过这篇东西唯一的证据。我那个时候参与的相当深。
　　搜狐财经：您现在和30年前比，眼界观念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茅于轼：我1984年头一次到美国去参加一个会议，1986年我就到了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那个时候是我的学术生涯很关键的转变期。倒不是说我在哈佛大学学了多少，我感觉哈佛大学讲的东西我都能讲，但是那个环境是没有的。只有哈佛大学，而且我在哈佛的一年主要生活就是跟国际上第一流的经济学家互相认识，建立了关系，现在他们都退休了，死的死，那个时候他们就是60、70岁，那个时候我57岁。最近几次到美国去找他们，都找不着了，人都不知道哪儿去了。
　　搜狐财经：从您的感觉中来看，您觉得1980年代的改革有什么样的特点，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茅于轼：整个1980年代，有了双轨制，但是没有彻底研究问题。随后又有一个价格闯关，那是1988年。人民日报有一个记者采访我，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价格闯关，要闯这个关，好像打仗似的，就是废除一切价格的管制完全自由化。这篇文章一登造成了不良后果，物价就猛涨，因为大家觉得计划经济价格要废了，赶紧去买东西。所以这篇文章没有起好作用，也说明我那时候看法也是有片面性，认为就是价格问题，其实背后是所有制问题，变成私营化价格才能起作用。
　　搜狐财经：现在回过头来看价格闯关是对的还是不全对？
　　茅于轼：不太对。当时物价猛涨，物价一涨价格就不敢动了，你再说要放开价格那就不得了，所以没起好作用。真正起作用还是双轨制，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特别是1992年以后，邓小平说不要问姓资姓社，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大大的解放了思想，那是1992年。当时我们十三中全会正式放弃计划经济走市场经济道路，那是1993年了。这个过程很复杂。而且你看原来计划经济这些国家，纷纷的改成市场经济，但是中国是最成功的。那些国家走了好大的弯路。我们30多年平均增长率都是9%点几，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做到。为什么我们能有这么一个成功的机会？我觉得跟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吸取了私营经济的经验，整个说起来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最早是邓小平，他们这几个人大的决策是比较正确的。一个政治上稳定，再一个经济发展的道路没有走太大的弯路。
　　以上为茅于轼教授访谈内容节选，阅读全文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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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UF032)
原标题：茅于轼：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 中国做得最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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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演：黄晓明/陈乔恩/乔任梁/谢君豪/吕佳容/戚迹
主演：陈晓/陈妍希/张馨予/杨明娜/毛晓彤/孙耀琦
主演：陈键锋/李依晓/张迪/郑亦桐/张明明/何彦霓
主演：尚格?云顿/乔?弗拉尼甘/Bianca Bree
主演：艾斯?库珀/ 查宁?塔图姆/ 乔纳?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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