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那些事儿(转载)(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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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那些事儿(转载)(第7页)
　　　　　　　　　　
　　宜昌彩陶，曾经那样的辉煌绚烂　　蜜橘、盆景和彩陶是‘宜昌三宝’，在七八十年代的宜昌家喻户晓。　　从发现元代酒坛，可以知道宜昌至少在元代就已经有制陶传统。彩陶工艺在八十年代极短的时间里登上艺术之巅，随后又轰然坍塌，一蹶不振。　　行走在东山大道中国银行葛洲坝支行、美尔雅服饰对面的东山隧道老火车站旁的彩陶厂旧址寻访。　　“在这里挥洒了一辈子汗水”的老杜很失落，“就才过了10多年的时间啊。”　　只有街上的阳光无动于衷，银杏树叶黄得通透动人，风过叶落，阳光中金屑如雨。　　　　摆在杜建国家窗台上的这只孙悟空，亦是彩陶厂的产品，依然活灵活现。　　　　1　　10月22日下午，71岁的杜建国领着我们穿行在昔日的彩陶厂厂区，现在是灯具市场、宾馆、商店、眼镜店、住宅小区，“东山大道火车站和绿萝路之间，都是我们的。”　　这里属国贸商圈，典型的城市中心，人流匆匆，已遍寻不着10多年前竖着高高烟囱的痕迹。　　从火车站北侧的斜坡下来，我们走进右手边“来自台湾”的阳明眼镜，阔大的空间里时尚整洁，这是原来的彩陶厂烧制车间，十多年前，这里曾日夜灯火通明，烧窑的师傅三班倒轮班，日夜劳作。　　这里是研究所；这里是料库；这是晒场……　　杜建国边走边讲。退休前，杜建国是彩陶厂生产科长，“这里每一片土地都有流过的汗。”他的那些记忆，已无法落地，飘浮在午后清透的秋阳里。　　彩陶曾给他带来过诸多荣誉。在他的案头上，还保留着宜昌市总工会1986年下发的一份红头文件，奖励在“四化”建设中10名自学成才的职工，号召全市职工向他们学习。杜建国就是其中之一。　　海通客运站对面，杜建国领着我拐进一家大药房，径直走到最里面，一排中药柜还没有完全掩住墙壁上的绚烂色彩。　　“哟，这壁画没铲，还在。”老杜很欣喜，“这是我们烧制的大型壁画《屈原》，嵌在工艺大楼接待大厅墙上。”　　走近看，墙上的屈原仅露出头，颌下胡须翘着，是三闾大夫徐风行吟经典形象。　　这幢一端9层、一端5层的大楼，如今是京陵宾馆，一楼多为门面，只留了一间房子作为宾馆的大厅。这栋建筑建于1980年代初，9层的这端是彩陶厂的办公大楼，“大药房是一楼大厅”，另一端是生产车间，一楼是工艺品商店。彩陶厂的新品第一时间在这里展销，“门口常排着长长的队。”　　2　　贴着铁路的最高处，是彩陶厂的一栋家属楼，“八十年代初建的”，楼梯间的窗棂居然是陶制的，拭去厚厚的灰尘，绿釉光亮如新，“这是我们自产的，当时很畅销。”　　厂子早就散了，工人们也都老了，现在他们关心的，是健康和养老。楼下，有人在打麻将，有人在晒太阳。做彩陶，已经是相当久远的事了。　　杜建国身体不错，他很惋惜 “宜昌彩陶”的现状，正着手写回忆录，“给宜昌彩陶留下点东西，我们一走就啥也没有了。”　　杜建国的小书房是阳台改装的，窗口正对着西陵一路，视线通透，直达长江。书架上摆满了各种陶器，琳琅满目。这是他收藏的作品，“极少一部分，大多都送人了。”　　这些陶器器型小巧，有鹰，飞马，猴，中华鲟，仿大理石纹的笔筒。还有一个绿色陶耳瓶，是杜自己设计的，器型较大，光泽如新，“制釉水平相当高超。”　　还有一个孙悟空造型的陶器栩栩如生，在似与非似之间，十分讨巧。　　“泥塑陶艺在创作中取其神似，而不拘泥于外形。”与杜建国见面的第二天，我们拜访了陈德宝，如今的他，已是“工艺美术大师”，在他还是个 “文艺青年”时，艺术才华被彩陶厂领导看中，调进了厂里做设计。　　陈德宝没让彩陶厂的领导失望，他的作品《驷马奔腾》获得全国青年小发明奖，被带到意大利威尼斯，赠送给总统佩尔蒂尼，收藏在国家博物馆里。　　杜建国家的陶器多为装饰，实用已退居其次，在风气初开的1980年代，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杜建国指着橱柜里的一件奔马作品说，“这个网上已炒到6500元了，当时2块5一对。”　　3　　把宜昌彩陶带入艺术巅峰的，还是大药房里看到的大型壁画。彩陶厂1980年代的作品，有的至今仍镶嵌在中央国家机关的会议厅中。　　“烧制壁画绝对是技术活，也最考验技术。”杜建国说，一幅壁画是数千块小砖拼合而成的，对工艺、原料的配比、彩釉的花色、煅烧的火候等要求极严。　　“一幅壁画作品要两千块壁砖，可能要烧四五千块。”造成有些缺陷的原因很细微，经过分析后必须靠实践加以检验。　　最初让 “宜昌彩陶”崭露头角的，是1981年与湖北美院合作的大型壁画 《楚乐》。这幅镶嵌在东湖宾馆的壁画“得了文化部金奖”，并引起国内美术界关注，“大师的作品要靠烧制技术才能落地。”　　前两天，杜建国听说东湖宾馆的壁画已经铲了，他在家感叹了好几次，“太可惜了。”　　《楚乐》之后，彩陶厂里成立了壁画班，专制壁画，“领班的叫蔡辉增，被送到中央工艺美院学习。”　　随后，彩陶厂先后制作了 《城乡新建设》，镶嵌于环境保护部；代表荆楚文化的“鱼米之乡、祥和安宁”大型刻花陶瓶，存列于人民大会堂湖北厅。　　黄鹤楼也用了很多宜昌彩陶厂的作品，“《孙权筑城》、《周瑜设宴》、《白云黄鹤》等都是我们的作品。”　　1986年，鲁迅艺术学院找到宜昌彩陶厂，要求合作。后来，这幅悬挂于人民大会堂辽宁厅的《满族风情》，被视为“宜昌彩陶”的巅峰之作。　　“宜昌彩陶”的辉煌，也让彩陶厂受到颇高的关注，“到宜昌的政要、名人都要到我们厂里看看。”杜建国的案头上摆着《宜昌彩陶厂志》，里面的名人来访栏里，记录的政要、文化名人多达几百人。　　最辉煌的时候，危机也在孕育，1990年代中后期，彩陶厂和当时大多数国企一样，渐渐萎靡，终于偃旗息鼓。　　“我也说不清楚怎么就垮了。”让杜建国遗憾的是，“这么好的宜昌名片没了。”　　宜昌彩陶厂关闭后，陈德宝在夜明珠帮人办过彩陶厂，“也没能坚持下去。”　　“不像宜兴、景德镇有数千年彩陶传统，有很长的产业链，家家都靠陶吃饭。”陈德宝认为，非传统的彩陶产区，是宜昌彩陶走向没落的原因之一，另外的原因就一言难尽了。　　　　东山大道一家大药房的中药柜后，还保留着彩陶厂烧制的壁画《屈原》。　　
　　山上的泥土疙瘩，如何被炼成宝贝　　1　　杜建国案头的 《彩陶厂志》（下简称 《厂志》），纸页已发黄，这是彩陶厂在最辉煌的1987年时编录的，没有提及其后的由盛而衰。　　宜昌彩陶厂的源头，是1951年由15名失业人员组合的 “窑货业生产组”。《厂志》中称，厂房最初建于市郊白骨塔 （现儿童公园北部，盈嘉酒店对面，肖家巷口珍珠路84号，老县商业局&今东门宾馆、尤利克快餐店&背后），生产砖瓦。　　1957年，彩陶厂搬到离城区更远的荒郊东山坡，“山上还有很多野坟。”70岁的周光勤就是搬迁那年进厂的，“当时才15岁，属童工”，最终他做到厂党支部书记退休。　　烧窑所需的黄土，也是就地取材，“就在现在东山隧洞那儿”，揭去上面的覆盖层，就是上好的窑土，“土层深厚，杂质少，粘性佳。”　　泥料在粉碎前必须晒干，早晨，工人们一担一担地将土挑到晒场上，用铁耙打碎，晒干后又一担一担挑进料库。夏天要格外注意天气，“不论在哪儿，当班还是不当班，午后一起乌云，就得往晒场赶，我们很自觉的。”　　当时还是手工制砖，工作又脏又累。周光勤是普工，什么都要做。最苦的是踩泥，光着脚跟在水牛身后，把生泥踩熟，深一脚浅一脚，力气小的一脚下去会拔不出来。“老职工腿上都没毛，被磨得光溜溜的。”后来彩陶厂弃砖瓦转产土陶时，用马拉石碾滚压生料，“这时人才轻松一点。”　　那个时候，生产完全依靠人力畜力。《厂志》中载，1959年，彩陶厂全年用电才1200多度，“不及现在一个普通家庭的用电量。”　　1965年，彩陶厂从河北唐山购进了挤泥机，“我们动手自制了泥料搅拌机，和挤泥机配合使用。”从此，彩陶厂泥料制备结束了依靠畜力的原始阶段，进入机械化时期。　　最高峰时，厂里有土窑四座，年产砖瓦37.4万块。就在搬迁的1957年，厂名已由“砖瓦厂”改成“立新砖瓦陶器厂”，砖瓦的生产日渐稀少，主要生产粗陶。　　1959年11月，彻底停止了砖瓦生产，专制粗陶。　　　　10月23日，杜建国在书房里书写曾经辉煌的宜昌彩陶史。 　　2　　彩陶厂最初生产的粗陶是耐酸产品，有耐酸坛、耐酸缸、耐酸管等，主要卖给市里的“华光硫酸厂”。之前还试制过土陶水管，没有成功。　　《厂志》中称，宜昌彩陶大致分为砖瓦生产阶段（1952年—1959年）；日用粗陶生产阶段（1957年—1979年），彩陶生产阶段（1973年—1986年），“时间重复的，均为试制或小批次生产期间。”　　1960年，“华光硫酸厂”（当时位于西坝岛南端庙咀，今航运楼附近）下马，彩陶厂的耐酸产品也跟着下马，转向生产日用粗陶。“大水缸，泡菜坛子，瓦钵子等等，供给川东的酒缸、酒坛是当家产品。”　　酒坛大多供应川东的三峡地区。四川来的船停在镇川门码头，职工们把大缸和酒坛子滚到船上，“西陵一路是浩浩荡荡的滚缸队伍，玩杂技似的，十分壮观。”　　做陶最主要的是泥和釉。“东山土烧成后变形，卖不出去，濒临解体。”1964年，杜建国从一家化工厂调进了彩陶厂，“厂里生产的坛坛罐罐，从东山脚下一直堆到铁路坝。”　　厂里派人四处寻找陶土。“秭归、长阳、远安，巴东，走遍了山山水水。一把铁锄挖遍群山，两个竹筐涉尽溪流。”杜建国说，厂里最终在夷陵区的官庄附近，找到了陶土。　　釉则是熔融在粘土制品表面上一层很薄的均匀玻璃质，平滑光亮且硬度大，能抵抗酸和碱的侵蚀。宜昌彩陶厂从做硫酸坛开始，就有自己的釉。　　在长江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修建前，每逢枯水季节，三江干涸了，黝黑的沉积淤泥裸露在河床上。“这可是釉的好原料。”在三江里挖江泥，曾是街头一景。长江丰水季节，工人们还去农村的堰塘里找淤泥。　　淤泥被挑出来晒干，然后细细研磨，磨得比面粉还细，“过100目的筛子，面粉只需60目的。”　　“淤泥加上从农村收来的草木灰，就是粗陶灰釉的原料。”杜建国说，两样原料放在大缸里，加水、搅混，使重物质沉淀，轻物质悬浮，然后舀出上面的部分，待水蒸发，达到使用浓度即可。“这样产量低，后来改建了三级淘釉池。”　　3　　几起意外事件，让彩陶厂由生产粗陶，向生产细陶和工艺陶转型，“都是被形势逼出来的，否则就得倒闭。”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湖北日用粗陶主要依靠湖南铜关供给，省内仅汉川马口具有一定规模。枝江的善溪窑虽制陶历史悠久，但属小厂。彩陶厂准备扩能，“上面拨下来的钱被地区领导挪走，另建了其它工厂。”　　彩陶厂还曾于1969年建立 “敬制工房”，运用石膏浇铸技术，制作毛主席像，供各工厂迎取。“只做了一段时间，怕做不好，风险太大了，废品也不好处理。”1970年，彩陶厂停止了生产毛主席像。　　1970年5月，城区修筑东山大道，削去了彩陶厂前的大部分空地，大件产品的堆放成了大问题。“这些坛坛罐罐又不能摞，只有转到铁路坝去。”　　这个节骨眼上，之前一直包销产的宜昌地、市两家日杂公司突然“翻脸”，“不要我们的产品，从湖南组织了11船的日用粗陶运到了宜昌。”　　产销之间的矛盾，最终是由当时地委主管工业的田英副书记协调解决的，“日杂公司清付货款，陶器从此自产自销。”　　“再做粗陶没有出路了。”刚开始，彩陶厂想烧制高压电瓷瓶，还从宜兴请了4位师傅制釉，“没有成功，宜昌没有做陶瓷的白陶土。”　　此时，一种产自四川的陶器雕花小盖坛豆瓣酱在宜昌热销，“厂领导很受启发”，立即派杜建国和师傅刁明贵去四川荣昌，学习泥釉技术，后又派人去学习刻花和点花技术。　　1973年8月，彩陶厂在解放路日杂商店借了个柜台，试销花盖坛等第一批工艺陶品。　　“人们比肩接踵，奋力拥挤，争相购买。”《厂志》中记述：“最可叹一中年男子，好不容易购到一件，沾沾自喜，反复欣赏，不料被人撞肘，坠地有声。”　　“当时有人不相信这是我们生产的，说是从外地购买的，冒充土产。”市民对彩陶的喜爱，让彩陶厂信心大增，开始吸纳人才。陈德宝就是此时被吸纳进厂的。这个“艺术青年”后来成了“泥塑大师”。　　此后，宜昌彩陶风生水起，在业界树立了一个又一个标杆。　　1979年，宜昌彩陶去上海参加展览，受到业界关注。《光明日报》报道说，宜昌是“全国工艺陶器界的一株新花。”　　彩陶厂变迁　　宜昌市彩陶厂是由十五名失业人员组合的“窑货业生产组”为主线发展起来的。　　最初建于市郊 “白骨塔”（现儿童公园北部，盈嘉酒店对面，肖家巷口珍珠路84号，老县商业局&今东门宾馆、尤利克快餐店&背后）。一九五一年元月划地，三月三日开工。一九五二年开始生产砖瓦。一九五三年夏取名为“宜昌市立新砖瓦厂”。　　从一九五四年起，陆续有 “复合”杂货店、“利农”、“五龙”等小型厂店归并进来。一九五六年元月十日，正式建立“公私合营宜昌市立新砖瓦陶器厂”，隶属于宜昌市工业局。一九五七年，新建厂址于东山寺（现东山大道），开始生产陶器。　　一九五八年改属 “宜昌市冶金工业局”领导。一九五九年改属“宜昌市化工局”领导。一九六一年六月仍划归“宜昌市工业局”。一九六五年七月改厂名为 “公私合营宜昌市立新陶器厂”。一九六六年三月，改隶属于“宜昌市轻化工业局”。九月，改厂名为“宜昌市陶器厂”。一九七五年属“宜昌市一轻工业局”领导。十二月改厂名为 “宜昌市美术陶瓷厂”。一九八二年三月经市委定名“宜昌市彩陶厂”。　　（摘自《彩陶厂厂志》）　　　　日，杜建国和他的系列冰花绒毛釉陶器。 杜建国供图
　　　　一九八三年元旦，东山大道宜昌市彩陶厂前环城长跑的学生
　　曾经听到一个笑话，宜昌的的士司机找不到大寨路在哪里，打了十几个电话问到老师傅才晓得是西陵二路。　　还有老一发说的灯影子馆、灯影子巷，东门环城东路欧阳修广场九咏园靠献福路的路口以前就是灯影子馆，依稀记得七十年代我还视缝缝儿（门缝里偷看）看了里面的灯影子戏（皮影戏），门口的凉虾儿摊，热的、咸的、酸的、辣的、甜的各种口味都有，颜色也有红、橙、黄、绿、紫五彩的。灯影子巷应该是旁边进廖家台的巷子。　　1965年，印尼反华，回到宜昌的华侨在今木桥街旁、新侨巷，四新路，环城东路壕坑对面，原四新横路一段（今肖家巷南北向菜场段）善堂旁的围成区域，建起了华侨公寓。
　　在宜昌的“金山”上　　与罗善守见面后，老人的第一句话居然是，“日本人藏在磨基山的财宝还能找到么？”　　老人的这句话，勾起了我探究这座小山的兴趣。“藏宝”一说当然只是笑谈，但“藏宝”背后该有几多传奇、悲怆、荒诞？　　采访的几天里，接触了不少与这座小山相关的人，对这座山，大家各怀心思，自有情感。　　常回老屋场的罗善守，卖矿泉水的王善翠，抑或山上的一棵树，一株草，他们的红尘散聚，其实也是这片土地的疼痛和欢愉。　　地理小档案　　面积：磨基山森林公园初步规划面积121.41公顷。　　海拔：最低43米，主峰磨基山海拔219.7米。　　起止：东起蔡家垭、南至胡家台子，南北最大跨度约1000米。　　1　　104年前，一个叫威尔逊的英国人站在宜昌古城外，对着隔江的磨基山，“咯嚓”按下了相机的快门。　　上网“百度”，就能看到威尔逊拍下的这张照片，平静的江水中孤峰耸立，快至山顶处的断崖白森森的一片，和现在几乎没有差别。　　照片很普通，但每次看时，总能打量很久，总想从照片中找到点什么。其实，打动人的，是被百余年时光皴染出的黑白底色。　　不止百余年。磨基山同流经宜昌城区的长江一样与生俱有，是宜昌最古老的城标。　　磨基山最早叫“孤山”。《湖广通志》载，晋代郭璞曾在此结庐，又得名“郭道山”。同时代的葛洪也曾在“夷陵孤山”炼丹，又或名“葛道山”。　　11月9日，城郊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马明华领着我们上山踏访，时有雨点落下，烟雨朦胧中，亦未寻得半点当年的仙踪。　　晋人袁崧的记录还略微可信。他曾从“一处斜坡登上山岭”，记曰，“岭容十许人，四面望诸山，略尽其势。”“俯临大江，如萦带焉，视舟如凫雁矣。”　　我们在山顶上朝江里看，笑了。“如萦带”，太文艺范儿了。　　当地人笃信，磨基山底下深埋着一副仙人留下的金磨，所以叫“磨基山”。守在山腰上卖矿泉水、方便面的王善翠问我，“是不是外国人把这些宝贝搞走了？”王善翠今年53岁，是土生土长的磨基山人，晓得不少山里掌故。　　在外国人的眼里，磨基山确实是“金山”。他们被这座山的造型所迷惑，“隔江一望，以为见到了金字塔。” 宜昌市社科联研究员刘开美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提到，很多外国人因此称磨基山为“金山”。　　20世纪初来宜的美国人盖洛，也曾说过“宜昌对岸那金字塔似的大山，十分壮观，使人印象深刻。”　　上世纪30年代 《中华现代新地图》中的《宜昌市街图》，干脆就将“磨基山”称为“金字塔”。　　　　百年前，英国人威尔逊拍下的磨基山。资料图片　　2　　83岁的黄显宁儿时住在环城西路218号，这条路和这个门牌早已不存。黄显宁的父母都是江里推划子的，过河很方便。之前，我们采写宜昌古城时，他曾接受过采访。　　初中时，黄显宁带同学上过磨基山。“从山后的小路爬的，不是现在的那个路线。”当时山顶上光秃秃的，没一棵树，荒草丛生，“据称是日本人把树砍了当柴烧光了。”　　后来，宜昌市机关干部每年都要上磨基山植树劳动。在市总工会工作的黄显宁也参加过好多次植树，“但是死得多活得少。”后来山上修电视塔时，他还参加过义务搬砖。“从红光港机厂的码头到山顶上，一次只能背五六块。”　　解放前，磨基山顶上设一门小炮，午时放炮报时，整个城区都能听到。“该放学了，该吃饭了，我们就靠这炮声。”　　“在磨基山下生活了一辈子”的罗善守今年81岁，他也见过那门炮。11月12日，他站在磨基山下向我们描述，“炮有碗口粗，炮口朝向城区，中午就放，放几响忘了。”　　王善翠小时候打猪草时，也经常去山顶，那时炮已换成了大钟。　　这口大钟可能是从天主教堂或东山寺运过来的，“我看见人抬上去的”，挂在那儿从来没响过，王善翠和伙伴上山时，用石块砸几下，“当当当”地响一阵子，打破这口大钟持久的静默。　　后来这口钟去了哪里？点军区文体旅游局的一位负责人也在追问，“有人说拉回了天主教堂，也有人说去了古佛寺。”　　3　　王善翠和老伴屋后还有几分田的橘园。正值收获季节，树上却稀稀拉拉的没几个果子，只有拴了狗的一棵树上果实累累，“都被上山的学生扯光了。”　　山上的学生日夜都有，三三两两的，在林子里逛，“开花时摘花，有果子时扯果。乱丢垃圾，还在山上弄烧烤。”　　王善翠的家原来在五龙村一组，“大桥收费站那儿。”1990年代末，景区位于山顶上的“太空球”把一个小学生脖子拧断了，景区自此走上下坡路，垮了。　　“我家就是景区的售票处。”王善翠说，“村里办景区时占了地，后来就把这‘售票处’抵给我们了，我们又重新拾掇了一下。”像王家这种情况，在磨基山上还有好几处。　　对这个“最古老的城标”，马明华有很多想法。他一直试图说服有关部门把电视塔拆了，改建一个城标式建筑，“让所有人看一眼就记得住。”　　此前，有过重建一个更高电视塔的说法，马明华很反对，“电视塔有啥特色，沿江哪个城市没有？”　　事实上，对磨基山，马明华施展的机会并不多。磨基山属点军五龙村，山林全部分产到户，“村民有林权证的，我们一根草都动不得。”　　磨基山上生长着20余科300余种植物，柑橘、柏木、樟树、栎树等，“都是普通树种，大部分天然状态。”马明华准备从能做的做起，在山上增加彩叶景观植物，“以后秋天上来就更好看了。”　　过几天，他准备抽空去咸宁看看，那儿的潜山森林公园管理的很好，“去取取经。”　　　　
　　磨基山下有宝藏？　　　　如今，罗善守经常回自家老屋转转，这面土墙是抗战结束后，村民逃难回乡时所建。　　　　11月12日，一场连阴雨后，天气出奇的好。我们踏访正处于巨变之中的磨基山，感受这座名山的前世今生。　　穿过长江大桥，绕到磨基山背后。这里俨然是一个巨大的工地，各种工程车辆来来往往轰鸣而过。在抑制了数年后，城市化的车轮迫不及待的碾向了江南。　　江南大道扩建工程已近尾声，工人们躬着腰，正在路边进行细部施工。刷黑的路面以优美的弧度向远方伸展。残垣断壁也一路延伸，那种原本“暖暖远村人，依依墟烟里”场景一下子现代了起来。　　给我们做向导的老人叫罗善守，81岁，“在磨基山下生活了一辈子。”考古表明，远古时磨基山下就有村落，村民渔猎或农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在罗善守小时候，江南大道还是一片稻田。夏汛，磨基山下惊涛拍岸，浊浪排空。江水从垭口倒灌进现在的江南大道，磨基山就像一个浮在水面的孤岛。　　建城后，这里就是郊区，村民推着木划子进出于城乡之间。当然，城里人也跨过江来这边串门。　　好天气时，城里的风雅之士摇橹来到江南，系舟登岸，绕到磨基山后，顺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山道，攀至山顶，对着大江吟风弄月，怀古伤今。《宜昌府志》上记载吟哦磨基山的诗篇就有11首。　　本世纪初，磨基山辟成了森林公园，每天人来人往。城郊森林公园管理处数据显示，每年有100多万人次，“锻炼的，恋爱的，散心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村民们也觅得了新的生活方式，放弃了农耕，开起了农家乐。磨基山从市民的菜园子变成了厨房。　　如今，站在江南大道上，农家乐已消失不见，有人站在断垣上抡着大锤，沉闷的“嘭嘭”声，震碎了午后的阳光。　　　　废弃的石阶翻过垭口，直通江边，这里是沟通城区与江南的古渡之一。　　磨基山下将建一个峡江小镇，村民们的心也被这些规划中的图景鼓涨着，每一个家庭都在计划着未来的生活。　　不远处，地产项目“维多利亚港湾”已先行一步，两栋高楼扼在卷桥河口，被脚手架包裹着，工人们已在做外部装修，幸福生活似乎触手可及。　　罗善守的家在“红尖顶屋子”旁。这里是磨基山与笔架山交界处，小地名叫喻家垭，村民多姓喻。　　不久前，罗善守的小儿子罗成军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随后，连同猪圈在内，所有屋舍变成了一片废墟。“马上就成一个真正的城里人了。”罗善守的儿媳张玉琴说。　　罗善守跟着小儿子租住在红光港机处，“农家乐”没有了，罗成军拾起老本行，在城区揽装修活做，儿媳张玉琴有时间就到姐姐的馆子里帮忙。　　罗善守也没闲着，每天早饭后，老人背着手，踱回到这片废墟上，东瞅瞅西望望。有时，地上的一块瓦片也会引发他的兴趣，拣起来瞧瞧，然后又随手丢出去，“啪”的一声碎在地上。　　罗家起先并不住在这个村，而是磨基山正下方的五龙村七组，那个地方叫喻家冲。　　宜昌沦陷时，罗善守随父母逃难到长阳榔坪。把枇杷树皮捣碎，煮糊糊吃。后来树皮没了，就吃观音土（宜昌方言为“兔儿泥”）。“大人说，吃完观音土必须拜几下观音，不然拉不出来。”　　日本人投降前，毁了这里所有的房子。罗家往上移了几百米，在喻家垭搭了个窝棚，从此落地生根，“这里是我母亲的娘家。”　　日本人打跑后，美国军舰拉来了大米和牛奶救济民众。每个小学生60罐牛奶，“那是我第一次喝牛奶。一点都不好喝，腥臭。”　　笔架山下有个天主教堂，是美国人建的，“去看病不要钱。”这个教堂现在还在，是文保建筑，由政府保护着。　　罗家老屋刚好在磨基山的正背面下方，有时，罗善守也回到那儿转转，老伴和哥嫂的坟就在电视塔下。　　以后住哪儿？老人向西努努嘴，“那边要盖21层的高楼。”　　一条废弃石阶路弯弯曲曲翻过垭口，通到江边，野菊花星星点点，有青年男女拿着口袋，大把大把地采，“回去晒干了做枕头。”　　喻家垭是沟通城区与江南的古渡之一。中共早期先烈罗明铎回乡开展工作时，就是在这个渡口淹死的，“他是我大爹，东山烈士陵园有他的名字，和董必武共事过。”　　从垭口向磨基山这边爬几步，过去这里是一座寺庙。“这个位置是供奉菩萨的。”罗善守比划着当初庙内的布局。“有两个和尚，人很好，经常给我们吃的。”　　寺庙旧址旁还有一口古井，”是和尚吃水的地方。“依然水汪汪的，被枯叶、桔皮淤塞了大半。　　垭口的另一侧是家卖烟酒的店铺，和寺庙对门，上船的和下船的都在铺前小坐，歇脚等船。　　原来半山腰上还有一间土谷祠，门口一棵大柏树要两人合抱，”都没了。“张玉琴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她在地里耕作时，还能挖出很多土谷祠的碎瓦片。　　我们又转回罗家的老屋，沿一条乏人照顾的小路上山，荆棘和枯枝常扯住我们的衣襟。　　“当年外国人就经常从这条路爬山。”罗善守说，小时候，常有外国人拄着文明棍来登山，后面还跟着金发碧眼的女人。“这些外国人很友善，多半会从口袋掏点零钞赏给我们。”有一次，外国人没给钱，罗善守的大哥罗善银（音）把文明棍夺了下来，差点惹了祸事。　　磨基山下的很多村民笃信，磨基山里有日本人留下的宝贝。“日本人撤退时，很多武器和财物都没有来得及带走。”　　后来，我们向点军文体旅游局一位负责人求证，“有这个传闻，是一个日本老兵1980年来宜昌时说的。”　　罗善守曾去山上挖过，没有结果。他很疑惑，“怎么一点没见到日本人打隧洞留下的石渣咧？如果政府来用仪器测一下，就能找到了。”　　--------------------------------------------------------　　一座山与一座城　　马明华　　名城有名山，长沙有岳麓山；南京有紫金山；合肥有大蜀山……　　一座山就是一座城的代名词。磨基山与宜昌城也有如此贴切的关系。显然，在文化底蕴上，磨基山并无不足。　　磨基山因孤峰临江，古时曾有孤山之称。曾是“晋代三贤”葛洪炼丹、郭璞结庐、袁崧览胜之处，因此又被称为葛道山和郭道山。　　宜昌通商后，大量外国人涌入宜昌，他们隔江相望，一下就被这座小山的外形所惑，这不是金字塔么？磨基山因此又得“金山”之名。　　其实，磨基山并不高，主峰仅217米，高出对岸滨江162米，登山远望，宜昌千百年来的变迁尽收眼底。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因此，常有风雅之士乘着酒兴摇橹渡江，在山顶上吟风弄月，感怀故人，凭吊旧事，一唱三叹。　　磨基山沿江大小六座山峰，起伏延绵2.5公里，与沙滩、江流、船舶交相辉映。千百年的岁月，这座小山就像是城区栽在对岸的一个山水盆景，鲜活了整个城市。　　作为城郊森林公园管理处一名管理者，我有幸与此山结缘，几乎每周都要去山上转转，既是工作，也能亲近草木，亲近一座山的灵气。　　磨基山公园2000年获批成立，经十多年的保护和建设，这座小山不仅为宜昌保存了大面积的森林绿地和完备的森林生态体系，也充分发挥了森林在城市中的独特作用，丰富了城市功能，提升了城市品位和形象。　　未来，磨基山将进行彩林建设，一座山一个特色植物园区，提高森林质量和森林品位，通过3-5年改造，将磨基山建设成宜昌中心城区最好的森林景观，打造成城市绿色地标和市民乐园。　　（作者系宜昌市城郊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　　　　如今的磨基山，已成为市民踏青的好去处。
　　在宜昌的“金山”上　　　　　　如今，罗善守经常回自家老屋转转，这面土墙是抗战结束后，村民逃难回乡时所建。　　　　废弃的石阶翻过垭口，直通江边，这里是沟通城区与江南的古渡之一。　　　　如今的磨基山，已成为市民踏青的好去处。
　　宜昌历史与开埠后的商业文化　　李发刚 　　我在张忠民老书记、老会长的领导下，主编、出版过《宜昌历史述要》，我想先把宜昌的历史，勾画一个及其简短的粗线条，然后讲讲本　　埠的商业历史文化。　　一、宜昌市是一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　　1、宜昌市和宜昌城区、　　“宜昌”实际上是有两个层次的行政、地域概念：宜昌市和宜昌城区。宜昌城区是历史上、习惯上的宜昌市。1992年3月，宜昌地市合并之后，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宜昌市管辖三市、五县、6个区。（宜都、枝江、当阳三市及远安、兴山、秭归、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五县和夷陵、西陵、伍家岗、点军、猇亭区以及宜昌开发区）。　　大宜昌市国土总面积为21084平方公里，其中耕地约264.8公顷。2004年末，全市总人口：近400万人，近几年，大部分县市人口是负增长　　。宜昌城区，在地市合并前宜昌市的基础上扩展，包括夷陵区等五个行政区和宜昌开发区，中心城区地处西陵峡口、长江北岸。国土总面积：　　4252.2平方公里，总人口110万人。　　在大宜昌的背景下，我今天侧重讲城区的历史。　　历史上的宜昌以“三峡门户”、“川鄂咽喉”著称，是长江中上游的一大重镇：经济上，宜昌是鄂西、湘西、渝东地区的物质集散地、转口码头和交通枢纽；军事上，宜昌是“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的军事要塞。今天的宜昌，依托三峡，呼应汉渝，经济、社会、综合实力是仅次于武汉的省域副中心城市，是上了榜的“2011全国十大幸福城市”的第四名。宜昌，古老而年轻。　　2、宜昌的悠久历史和建制沿革、　　（1）宜昌的历史悠久）　　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点军李家河、紫阳几处新石器晚期遗址的发掘表明：　　早在七、八千年以前，就已经有人类在宜昌城区一带繁衍生息。　　葛洲坝工程蓄水之前，在前后坪考古也发现，这里早就有人类在活动。　　宜昌古名夷陵，第一次见之于史的是《史记·楚世家》，《史记》中有这么一段记载：“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这里说的烧“夷陵”，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的事情，即公元前278年，距今两千多年了。　　“夷陵”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因山川而来。“夷陵”所以命名，取意：“水至此而夷（平缓），山至此而陵（低矮）”。“夷陵”的“夷”还有“夷蠻”的意思，“夷蠻”是对少数民族的蔑稱，不好，犯忌讳。　　到了清顺治五年（1648年），要对满族“避讳”，于是乎，改“夷陵”为“彝陵”。　　“宜昌”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晋朝。晋惠帝司马衷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当局把“夷道”（今宜都）、“佷山”（今长阳）各切一地段，设置“宜昌县”，归属“宜都郡”。显然，彼“宜昌”非此“宜昌”。　　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宜昌”作为“府”的名字，重新出现。　　“宜昌”这个名字的含义，取“理宜昌达”之意。现在人们把“宜昌”诠释为“宜居宜业，宜昌宜达”，也说得过去。　　（2）宜昌的名人辈出）　　出生于宜昌、驻足过宜昌的历代名人，可以说：群星耀峡江，“群星耀峡江”正是我前年主编的一本书的书名。　　在大宜昌的名人数不胜数，譬如：　　远古有黄帝正妃嫘祖的传说和记载；　　有大禹治理长江三峡的传说和记载；　　有巴人首领廪君的传说和记载。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有屈原、昭君、关羽、郭璞、杜甫、李白、白居易、白行简、元稹、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欧阳修、刘一儒、王篆　　王天官、杨守敬、张大千、赵丹等等。　　（3）宜昌的建制沿革）　　远古时期：西陵”远古时期：“宜昌”这块地域，远古属于“西陵部落”。　　现在发展旅游，全国有几十个地方争相自称“嫘祖故里”，我们宜昌也争得厉害，我们不怕争，有史料依据：《史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显然，这里说嫘祖是“西陵之女”,远古时期的宜昌刚好属于“西陵”部落。　　奴隶社会时期：商时期，宜昌地域属于“荆州”。　　奴隶社会时期夏、春秋战国时期宜昌地域为“楚之西塞”。　　封建社会：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221年），设置封建社会郡县，宜昌的大部分地域属于“南郡”。　　秦朝之后，宜昌历代都是郡、州、路、府、县的治所，与今天的地位大体相似。　　宜昌只是有过短暂的省会所在地。日至日，筹建“三峡省”的时候，宜昌曾经是筹备中的“三峡省”省府所在地。当时，我在地委宣传部任所谓“县级”理论科长，抽调到三峡省委宣传部任“理论处长”。　　宜昌的“治所”、“县邑”、“城邑”：　　三国时期的宜昌城邑在下牢溪口。　　秦始皇31年（公元前211年），置夷陵县，属于南郡，治所设在下牢溪到南津关一带。　　唐朝时的“治所”在土街头一带。　　南宋时期，因战事需要，治所曾迁徙至江南紫阳，　　1128年迁至“石鼻山”（石牌山），　　绍兴5年迁回唐城，现在的土街头一带。　　端平元年（1234年）又迁至江南，很快又迁回唐朝的城址至今。　　真可谓“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明朝洪武12年（1379年）筑城墙。　　1930年宜昌县长赵铁公拆老城墙。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宜昌有过“第四专员公署”又叫“襄西专署”、“当阳专署”、“宜昌专员公署”、宜昌行署和宜昌市等行政称呼　　宜昌市有时省属，有时归行署管　　1948年8月，中共江汉区委决定正式成立第四专员公署（又叫“襄西专署”），　　1949年1月改为当阳专署　　日，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宜昌专员公署，　　同年6月11日在当阳正式成立中共宜昌市委和市政府。　　日宜昌城区解放，宜昌行署和宜昌市委、政府随即从当阳迁至宜昌城区。市委、市政府属省直辖。　　1949年11月，宜昌地区全境解放。　　1954年宜昌市不由省直属，改属宜昌行署，　　1979年7月，宜昌市复归省辖市。　　1955年7月撤枝江县,枝江县并入宜都县　　1962年6月恢复宜都县，枝江县设置　　1958年12月，撤销宜昌专员公署，建立宜都工业区行政公署。　　1961年5月，撤销宜都工业区行政公署，复置宜昌专员公署。　　1971年1月，神农架林区划归宜昌地区管辖，1972年3月，复归省属。　　1992年3月，宜昌地市合并，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
　　3、宜昌的当代发展和外部形象、　　（1）宜昌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主要说经济）　　2010年，大宜昌实现生产总值1547.3亿元（前3年就突破千亿元大关）增长15.8%，　　全地域财政收入301.5亿元，增长27.9%；　　地方一般预算收入70.2亿元，增长27.9%；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14282元，增长11.2%；　　农民人均纯收入5980元，增长15.3%。　　我们创造了“宜昌速度”，实现了“弯道超越”。　　（2）宜昌给外埠媒体的印象　　香港商报在头版的文章　　——日，香港商报在头版整版刊登了长篇通讯《宜昌：爆发中国力量》，通讯上篇的题记是这么写的：“犹如春蚕化蝶，带着祖　　国赋予的精神，在这里你可以真正体验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气势磅薄的后天景观，他，就是中国力量的象征——宜昌！”　　商报刊载的下篇（也是头版整版）编者按介绍：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春明博士在会见商报驻湖北首席代表时，对这篇文章点评说：“　　《香港商报》国庆60周年报道十分大气！宜昌这个典型抓得好，‘宜昌爆发中国力量’主题催人奋进，‘爆发’二字用在宜昌十分合适。这不　　仅是宜昌的力量，同时也是湖北的力量！中部的力量！中国的力量！”　　（3）宜昌上榜“中国十大幸福城市”　　日《三峡日报》披露：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中国排行榜网、《南方企业家》杂志、等联合评选的“2011中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　　”，省级城市湖北没有。地级城市宜昌第二名。宁波第一名，孝感第十名。　　“2011中国最佳投资城市”，宜昌第4名，前3名是：合肥、南昌、广州。　　也就是说：地级城市当中，宜昌第一。宜昌上榜的理由，归纳起来两句话：“城美山美水美，宜居宜旅宜业宜昌”。　　4、宜昌具有丰厚的地域文化　　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个古老的词汇，“文化学”则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学派林立，多有歧义。　　通常认为，所谓“广义的文化”，与“自然”相对应，泛指人类创造活动的总和。　　广义的文化有三个层面：　　一是物质层面，即物质文化，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一切物质产品（譬如：电脑、汽车、房屋）；　　二是行为层面，即行为文化，包括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生活制度等行为方式（譬如：法律法规、课堂纪律）；　　三是精神层面，即精神文化或观念文化，包括思维方式、思想观点、价值观念、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譬如：宜昌精　　神、乐山亲水）。　　所谓狭义的文化，与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对应，指在一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精神生活形式的总和，相当于广义文化的精神层面。　　至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文化”概念，就更为狭义：　　有时表示人们掌握和运用文字的能力；　　有时表示受教育的程度；　　有时又指诸如“文艺”之类。　　这些实用性的文化概念，通常不是文化学概念。　　“文化”的特征：文化具有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承袭性和变异性等基本特征。从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来看，前些年开展过“宜昌地域文化定位”的大讨论，我们宜昌地域的文化学者、专家教授、社会人士、党政官员大都参加了讨论。　　三峡大学的学者们、教授们贡献、成果尤为突出：出版了胡韶华的《中国三峡文化教程》，曹诗图的《长江三峡学概论》等专著。总的情况看来，宜昌地域文化定位于三峡文化，还是比较一致的看法。当然，这不是定论。文化，包括商业文化、三峡文化当中的宜昌历史文化等等，既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又在实践中发挥自己特有的功能，社会不可或缺。
　　二、宜昌开埠后多彩的商业文化　　前些年，本埠媒体一次向我约稿“解放路的商业历史文化”，时间还蛮紧，我赶紧阅读张忠民先生总主编的《宜昌文化丛书》和市政协文史委编印的《宜昌市文史资料》等等一些著作和文章，广泛寻找线索，采访了一些知情人士，积累了一沓资料，形成了关于宜昌商业文化的一些认识，成就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通惠路，解放路，谈古论今说商铺》，文章的开头我这么几句话：城市城市，因“市”而城，因“市”而兴，因“市”而魅力无穷。　　在这篇文章中，说市场，说商铺，谈古论今，借助那些是是非非、曲曲折折的故事，回顾了宜昌的商业历史文化。我把这些资料翻出来，在这里与各位分享。我准备了四个方面：　　“宜昌关，见证宜昌的屈辱和“宜昌关，开放”；　　“通惠路，诉说宜昌的近代商业文化”；　　“宜昌造，行销内外曾经饮誉四方”；　　“讲诚信，看不见的手推动着宜昌”。打算从这四个方面来讲宜昌商业历史文化的逸闻轶事。　　1、宜昌关，见证宜昌的屈辱和开放　　这里的所谓“宜昌关”，有两重关：峡口的南津关；国门的宜昌关。宜昌地处长江西陵峡口，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港口转运，养成了宜昌人既保守又开放的品格。　　《宜昌市志》披露：　　早在西汉时期，川粮通过水路调运入楚，夷陵江面就布满了川鄂粮运的船只泊位。　　隋唐以后，川鄂之间，通过水路的物资交流，更是来往频繁。长江江面出现了“上至巴蜀，下达东吴”的“万里船”、“万斛船”（1斛10斗），夷陵，自然成为川鄂水运的中转站。　　史志讲，隋唐以后的宜昌：码头遍布，帆樯林立。　　宋代，夷陵更是解送朝廷贡赋和南北转运的水陆中枢码头，十分繁荣。　　明代，长江上游盛行与北方草原以茶易马的贸易，宜昌江段是水上必经的“茶马古道”。《东湖县志》形容：当时夷陵“商旅满关隘，茶船遍江河”，上下码头，一片繁忙。　　城墙。　　明朝洪武年间，全国各地竞相筑城，攀比成风。洪武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379年，宜昌历史上第一次用石基、青砖修筑高二丈二尺、周长八百六十三丈的城墙。　　史书记载：城墙沿着现今环城南路、环城东路、环城北路的走向，呈椭圆型。城池东西长一里多，南北三里，街巷四十多条。欧阳修坐船到来宜昌上任夷陵县令，到任不久，他给友人的书信当中形容宜昌市容：道路狭窄，“通衢不能容车马”。　　是的，宜昌地势狭窄，现在都还狭窄得不得了。　　不过——宜昌自古的优势在码头。　　清朝咸丰9年（1859年），地方政府出面，将“官埠码头”中水门和西卡挑水的土码头改造为石砌阶梯的“江踏子”码头。　　“四关八码头”。　　1876年开埠之前，宜昌城的对外交通，便号称“四关八码头”：哪“四关”？东、西、南、北四关。哪“八码头”？就是“八个城门”，门外就是码头。八门：大东门、小东门、大南门、小南门、中水门、镇川门、小北门和大北门总共八门。各门都设有或水或旱的大小码头。这当中大东门、小东门是陆运码头，其余六处码头滨临长江，是水运码头。当时的宜昌江边是这么个景象：帆樯如林，首尾相接，蔚为壮观。从洪武十二年开始，在长达数百年之中，宜昌城被困在小小围城当中。城里与城外的联系，全靠所谓“四关八码头”。　　宜昌的开埠。　　1876年（光绪二年）9月13日，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条约规定：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外国商品在这四个地方销售商品全免内地各税；在四座城市设立海关。　　《烟台条约》刚签订，墨迹未干，英帝国就迫不及待，要把触角伸向宜昌。这年冬天，英国人立即会同湖广及宜昌的官员勘定租界地，准备将上自汉景帝庙（大体在现在的学院街下面靠江边），下至龙王庙（在现在的二马路口至一马路口）长579米的90亩土地划为英租界。后来，因为租价双方差距太大，没能成交，租界就泡了汤。宜昌人还蛮硬气。英国人为办理宜昌海关开关事宜，《烟台条约》一签订，英国就委派领事官来宜昌。1877年2月英方会同清政府官员，参照汉口海关“江汉关”的模式，宣告成立“宜昌关”。“关”址设在哪里？在现在市政府、市人大常委会所在地，“宜昌关”的石碑现在还在。这之后，宜昌近代商业是渐渐发展起来。　　——亚细亚火油公司　　最先登陆宜昌的是亚细亚火油公司　　世世代代宜昌人，祖祖辈辈点油灯。哪些植物油可以点灯照明？麻油、菜油、桐子油、木梓油、漆子油都可以点灯。千百年来，从来没听说过“火油”，火油是个什么东西？照明油品。20世纪初，宜昌人用上了“火油”，“火油”就是煤油。煤油是石油工业的一项主要副产品，当初称为“火油”，因为是泊来品，现取的名字，民间又称之为“洋油”。煤油显然比传统油脂照明质量更可靠，使用更方便，成本更低廉，慢慢普及，最终煤油代替植物油脂而成为城乡人民生活的必需品。　　市政协文史委的《文史资料》整理并披露了这一段历史。民国初期，英国的亚细亚、美国的美孚、德士古等三家外商火油公司相继登陆宜昌，并在这里设置分支机构。最早登陆宜昌的是亚细亚火油公司，1912年，亚细亚在宜昌开张，基地在现在的亚栈路口。外国人打开中国的煤油市场，不光在宜昌，就在上海，也并不是轻而易举，还有一番趣闻。　　外商打开中国“火油”市场的谋略一瞥　　上世纪初，“火油”，不仅宜昌人对它闻所未闻，包括上海人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对它陌生。“火油”再好，人们一无所知，好也白好。外商为了打开中国的煤油及其照明用品市场，在营销谋略上颇费了一番脑筋。故事虽然发生在上海，却让我们管中窥豹，见到全国、见到宜昌。　　19世纪末的上海居民，仍然用豆油灯照明。当时，一个叫亨利的美国人从大洋彼岸运来煤油和马灯在上海推销。他相信马灯不仅有光亮的优势、价格的优势，而且不怕风雨，便于提携，便于行走，中国居民不会不买。可是，在自给自足状态下生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上海人，没人理会。运回去？不可能；倒掉，心不甘。绝境中的亨利大胆决策：给上海租界的居民每户送一盏马灯，一公升美孚煤油，让他们无偿使用。不花钱的买卖，居民接受了。不久，尝到了甜头的居民，给它取了个名字：火“油”，因为是泊来品，又称它“洋油”。但是，“免费的午餐”也没有了，不得不向美孚公司购买煤油和马灯。不到一年，豆油灯被挤出了上海的照明市场，美孚占领了。当时的上海《申报》披露这一情况之后，不少讲营销的书籍将这一个举措，视为经典案例，至今仍然被广泛使用。　　宜昌人刚刚接触煤油、接受煤油、使用煤油，是上世纪初。油商们闻风而动，溯江而上，一系列石油产品犹如江潮，滚滚而来。亚细亚公司登陆宜昌后，美孚和德士古接踵而至。“亚细亚”有个宜昌支公司，在“老宜昌”的记忆中，“亚细亚”是一个熟悉不过的概念。　　亚细亚宜昌支公司设立于1912年。亚细亚宜昌支公司管理人员虽然不多，一套管理机制却相当键全，十分严格。史料记载，亚细亚在城东南郊的万寿桥江边下端建有油栈，俗称“亚栈”，亚细亚油罐一侧的横路，至今仍叫“亚栈路”，仍是繁华之地。亚栈内建有油池、仓库及办公用房，江边筑有码头。到1925年时，包括亚细亚在内的宜昌几座大型油池，已经可以储存油品14000吨。2004年，长江沿线原有的几十个大油库都被人为拆了，仅剩一个油罐，被宜昌一个国有大企业把它肢解了一半，市民举报到市文化局，文物科王家德科长电话告诉我：执法队拿不下来，亚细亚恐怕保不住。我正在备课，叫他挺住，再坚持一会儿，我立马就到场助威。我在车上一边打电话邀约市政协贾庆生副主席，后来又惊动市长。终于保住了亚细亚油罐的一半。大都置业公司有眼力，请我参与，把油罐基本复原。留住了宜昌开埠后，码头文化、商业文化的一个实物见证。
　　2、通惠路，诉说宜昌的近代商业文化　　（1）解放路原名“通惠路”，这条路是当年东湖县邑最繁华的街道。我5年前发表在《三峡日报》、后来被《新华月报》电子版以《从通惠路到解放路，漫漫百年路》为题转载的一篇文章，有如下一段：“从孩提到青年，人说上街，不言而喻：到解放路。记得一位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本埠人士，向我们一群中学生讲述他周游各地的观感：在北京，你如果没去王府井，等于没有到过北京；在上海，你如果没去南京路，等于没有到过上海；在汉口，你如果没去江汉路，等于没有到过汉口……那么，宜昌呢？大家会异口同声：解放路。的确，近百年来，解放路一直散发着不尽的魅力，是宜昌商业、文化、信息的中心，值得我们久久地回忆。”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大小城市甚至县城，大都把当时最繁华的街道，更名“解放路”。　　“通惠路”是怎么来的？１９１４年２月，宜昌第一次设商埠局，管理商务。当年“兴昌鞋庄”的主事屈仁声曾经在市政协《宜昌市文史资料》中回忆。当时“兴昌”鞋业业主朱云亭在商埠局建设课任课长，一干就是三年。朱云亭原籍黄冈，湖北讲武堂毕业，有见识，有魄力。当时的城市骨架显然不適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朱云亭受命负责城市扩建。在古城区南门外正街北边地段，先后开辟出二十多条街道，近5平方公里的新城区初具规模，随即形成市场。通惠路曾是连接古城区的小东门与二马路、大公路、九码头等商埠区的主要通道。据屈先生回忆，“通惠路”正是时任建设课长的朱云亭为它取名。典籍依据出自《左传》：“务财训农，通商惠工”，叫做“通商贩之路，令货利往来”。　　1930年，一个叫赵铁公的县长，拆了宜昌城墙，破坏了明代古迹，却顺应了引车卖浆之徒的意愿，使城里城外，连成一片。正是由于通惠路的历史、气派和名声，抗战胜利之后的1945年，这条街曾一度更名为“中正路”。宜昌解放后，政府再将它更名为“解放路”。解放路一直是我市最热闹，最繁华的一条街道。商贾云集，产业兴盛，文化繁荣，贯通古今，是近代宜昌对外的窗口，是大小商铺出故事的地方。　　百年老店“留光”照相馆的“修版”绝招　　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在湖北，在许多地方还不知道“照相”为何事的时候，宜昌便有商家经营照相馆。　　1916年，一个叫邓子敬的文化商人，在南门后街开设了一家名叫“留光”的照相馆，那是宜昌最早的一家照相馆。　　上世纪20年代后期，留光照相馆迁到通惠路，就一直在通惠路、当今解放路营业。“留光”，算得上一个百年老店。　　1924年前后，邓子敬将自己创立并经营了将近8年的留光照相馆，连同馆舍、器材和名号，一起转让给镜中天照相馆业主彭振清。　　1926年，彭氏租用通惠路中段一幢三层楼经营，名号“渭记留光照相馆”。彭振清就把一个设备先进、技术精湛、格调高雅的一流照相馆耸立在宜昌最繁华的街面，让人们眼前一亮。　　70多年前，“留光”有一个叫谢治发的技师，还真能“治发”，他练就一手绝活，用特制的刮刀，在玻璃底片上（当时没有胶片），一刀一刀地“修版”，经过修理的底片洗出来的照片：发型得体，层次分明，波纹清晰，质感逼真。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宜昌女士，时兴烫发。看他的行头、打扮：修长的旗袍，粉白的面颊，再披一头如花的烫发，要怎么时髦有怎么时髦。女士们有了这样的行头，大都会去拍一张照片：留住青春，留住记忆，留住美好。几十年间，宜昌女士们为求一头秀发照，直奔留光，趋之若鹜。再譬如，三十年代，宜昌的老人很少有在医院病故，大都“寿终正寝”。亡者入殓前，孝子贤孙们往往把“留光”的摄影师请到家里，拍下的老人遗照。不过，遗照上的老人总是双目紧闭，留下遗憾。自从有了留光的谢治发，孝子贤孙们的遗憾减少了许多。因为，谢谢治发技师会为他们，将亲人闭住的眼睛轻轻打开，犹如平常。安葬老人之后，子孙们从照片上看到的，仍然是一个栩栩如生的亲人。半个多世纪前，留光照相馆谢治发开创的“修版”术，至今仍然在“留光”这里传承发扬，只不过，李祥武手工加电脑，技艺更高超。　　镁片在夜晚燃烧　　三十年代照相，没有闪光的相机，照相大都只能在白天进行。然而有一天，留光照相馆接到了英国领事馆夜晚拍照的请求。突如其来的客户，给“留光”出了一道难题。可是，难题并没有把“留光”难倒。那年的十二月，驻宜英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邀请“留光”派人晚上到领事馆去，拍下他们欢度圣诞节的场面，以便寄给远在家乡的亲人。显然，在当时的条件下，晚上照相馆很难拍摄清晰可辨的照片。可是，“留光”已经摸索出一套晚上拍照的有效方法。他们用燃烧镁片一瞬间的强光，就像今天的闪光灯，抢按快门，效果很好。那天晚上，“留光”用这一办法，将英国领事馆三十多人济济一堂的欢庆场面，表达的淋漓尽致，照片清晰可见。老外们高兴得不得了。　　光棍两头俏，一双鞋子一顶帽”　　20世纪初的宜昌城，市民的打扮很会赶潮流。他们既注重衣衫的档次，也注重鞋帽，甚至更看重鞋帽的档次。当时就有民谚说：“光棍两头俏，一双鞋子一顶帽”。这里的“光棍”，是土话，譬如“光棍不吃眼前亏”，“光棍”指聪明人。兴昌鞋庄是宜昌很有实力的一家轻工企业。它看准了“两头俏”的商机，下功夫在消费者的鞋子上作文章。现在男士穿衣着鞋，也有讲究：衣服差一点不要紧，但是，一双皮鞋、一条皮带不能含糊。当时的农村居民穿鞋，大都来自于女主人的千针万线，纳底上幇，很费时。城市作坊制作的布鞋，都是皮底，制作简便，价格便宜，穿着舒适。　　为了满足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嗜好顾客的需要，兴昌鞋庄应时而变，款式不断翻新。譬如：就式样而言：女鞋有圆口布鞋，方口布鞋，还有所谓京圆口、尖圆口，带绊布鞋，绣花鞋等；男鞋有圆口布鞋，方口布鞋。就大小而言：一应俱全。就面料颜色和质料而言，适应市场需要，丰富多彩：春季男鞋鞋面大都是豆沙色毛料：春秋季是青色南京库缎，夏季是咖啡色和白色帆布，冬季为青色毛西呢。　　女子绣花鞋鞋面大都用缎子，从上海、苏杭专程购回面料：春为咖啡色，夏为白色，秋为深蓝色，冬为青色。预测消费群体的时候，“兴昌”的时髦鞋子瞄准了那些殷实人家的男女青年。一投放市场，果不其然，那些公子、小姐、少夫人，竞相购买，“兴昌”因此赚了个盆满钵满。 三十年代后期，因日军步步逼近，驻军云集宜昌。兴昌鞋庄敏锐地抓住一批青年军官的着装喜好，赶制出一批深筒马靴和浅筒马靴，靴后跟还安装铜马刺，行路噔噔有声，更显威风凛凛。这样的马靴在店堂一摆，那些“臭美”的青年军官相互攀比，竞相购买。　　早期手工企业的原始管理。　　“兴昌”的上鞋工匠在鞋上印编号，所谓“緔鞋”就是“上鞋”，就是把鞋帮鞋底缝在一起。是制鞋工艺中的一道关键工序，对鞋子的质量至关重要。记得年少时候，母亲为我做鞋，为了不出现鞋头“皱鼻孔”、“塌鼻孔”的情况，每到上鞋的工序，母亲总要同我的婆婆切磋一番，慎之又慎。　　兴昌鞋庄创新管理重质量，别出心裁抓关键，“短抓板子”：将工匠逐人编号，规定员工将上好的鞋子自己盖上自己的号印，各人对自己的上鞋质量负责；如此精细的质量管理，在当时的手工业时代，难能可贵。“兴昌鞋业”不仅稳占宜昌城和附近城镇的鞋业市场，而且远销奉节、巫山的一些百货店。在鄂西、川东地区，十余年中，“兴昌鞋”好评如潮。
　　早期商业企业的原始经营理念。　　钟表零件娃娃鱼，行商得利亨得利　　抗战胜利之后，早就在宜昌经营的“亨得利”钟表店，还是设在二马路，周氏夫妇一方面借助老招牌的好名声，一方面拿出适应市场的新招数，广揽货源，精打细算。店子生意兴隆，声名远播。那个时候，人们还没有现在的环境意识，本地的珍稀动物——娃娃鱼，在当地任其捕捉，运走被贩卖。几个“娃娃鱼”行商在广州与宜昌之间频繁往来。这些商人看准了“亨得利”的经营货品和经济实力，慕名将他们从广州等沿海城市带来的钟表零件批发给“亨得利”，用贩卖钟表零件赚来的钱，再到长阳购买娃娃鱼运回广州高价出售。周氏夫妇当然识货，零件是原装货，价格也适中，不仅少了一笔笔差旅费，而且少了沿途许多风险，日不晒，雨不淋，何乐而不为？如此相互来来往往，“娃娃鱼”不怕没钱赚，“亨得利”不愁零件。双赢。　　“一言堂”却用暗码标进价 　　裕懋厚绸缎号，是宜昌开埠后很有实力的一家商铺，它高调宣扬的“一言堂”，它要向顾客表明：本店没有漫天要价、讨价还价的陋习。一切货物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绝无因人而异、随意提价的奸商作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裕懋厚”市无二价。如果碰上大户人家娶媳妇、嫁姑娘，而客户执意要商家让价，只要有利可图，“裕懋厚”也会灵活处理。那么，怎样把握降价的幅度？依据暗码。标签上“明码标售价，暗码标进价”。“裕懋厚”的暗码设有代号，这个店的老员工后来回忆，10个字：“勤、俭、持、盈、久、谦、和、受、益、多”。分别代表数字1——10，譬如，“勤俭”就是12；“谦和”就是67。顾客看不懂，店员心中有数。价格就依据暗码去谈。显然，谈判的结果是只会低于明码价，实质性的问题只是到底“低”多少。“本大利小还是大”上世纪初，宜昌商界普遍传播这样的商业信条：“本小利大仍是小，本大利小还是大”。这一个商业哲理了不起，既充满着商业辩证法，也包含着职业道德。裕懋厚凭借自己雄厚的资本、畅通的货源、可靠的市场、精明的队伍，诚信经商。因为它信奉“本大利小还是大”。　　裕懋厚有这样的价格核算规则：高档俏货的利润率20％，最高不超过30％；低挡大宗货，如青哔叽、白细布等，利润率10％以下；还有些积压商品，从经营策略上考虑，有时不惜低于进价出售。他们善于算大帐，薄低于利多销，大进大出，货物不积压，资金周转快，算总账，利小还是大。由此我想到，“裕懋厚”红火50多年之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在宜昌城刚刚再度兴起的时候，在宜昌乃至在全国流传着如此一说：“摆个小摊，抵个县官；汽车一响，抵个省长；全家做生意，超过总书记。” 　　宜昌城里“四不知”　　相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宜昌区位偏僻，宜昌的存在，长期未能进入国家决策人的视野，发展相对迟缓。但是，宜昌人总是以自己能够做到的方式，不停地追求。我手头有上世纪三十年代，几个小商小贩居然终成气候的故事，虽是点滴小事，却可以透过它看到宜昌人的勤勉和执着，管中窥豹。当时宜昌城的“四不知”，几乎是大街小巷家喻户晓。“四不知”是民间调侃，是社会新闻。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还有一些“老宜昌”拿这个“四不知”调侃个体户。　　抗日战争之前，一个外号叫“李桔子”的小贩，每到金秋时节，他都要在镇川门批川桔挑到街上零售。那个时节，长江水已经退了，码头向江心移动，河坝很宽，上水来的川桔大都卸在河坝，金黄金黄的一大片，桔商就地批发给商家。川桔量大，货到地头死，都想尽快出手，薄利多销，往往“估堆堆儿”批出去。一个外号叫“李桔子”的商贩，是小本买卖，批的数量不多，于是用手捧桔，双方商定，一捧五个桔子，计数时叫“一手”。通常，李桔子一天一百“手”就够了。可是“李桔子”总是装糊涂，装作不怎么识数，“李桔子”用手捧桔，每次都是只多不少。当时整体文化水平都不高，小商小贩不精于计算并不为怪。川商明知有诈，只不过是小奸小诈，却装聋作哑、故作不查。为什么？便宜。睁只眼闭只眼为的是快销早走。数年如此，加上李桔子勤于推销，最后竟然在通惠路买了一个铺面，当了老板。不过，也在宜昌留下一个俏皮话，叫做：“李桔子不知多少”。这是一“不知”。　　第二个“不知”是外号叫“陈苕”的小贩。他一天到晚挑个苕担子满街转，边走边吆喝：“卖热苕呵，卖热苕呵”，苕早已冷却，却仍叫“热苕”。于是，人称“陈苕不知冷热”。　　第三个“不知”是外号叫“董鱼”的小贩。也是整天挑个鱼担子满街转，边走边吆喝：“卖活鱼呵，卖活鱼呵”，鱼早已死却，还叫“活鱼”。于是，人们送他一个说词：“董鱼不知死活”。　　第四个“不知”是一个姓曾的白铁工匠，外号“曾白铁”，每天在街头用木槌敲白铁，敲些白铁壶、白铁桶、白铁盆、白铁碗什么的。常年都是不早不迟、不慌不忙、不紧不慢、不轻不重地在那里敲敲打打。人们先是觉得吵人，慢慢也就习惯了。于是，人们又送他一个说词：“曾白铁不知轻重”。　　不知多少，不知冷热，不知死活，不知轻重，虽然饱含着无限辛酸，却也终成正果。人称“四不知”的这四个小商小贩，靠自己的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甚至也有些“小奸小诈”，后来都当了小老板，成为殷实人家。　　环环相扣三个“怕”　　上世纪三十年代，宜昌的民间俚语不仅有四“不知”，还有环环相扣三个“怕”。叫做：赵铁公怕陆东皋；陆东皋怕夏和记；夏和记怕赵铁公。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　　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前后，赵铁公任宜昌县长，1930年拆宜昌古城墙、削桃花岭而填南湖成康庄路的就是这个赵铁公，后来因为一桩人命案子被一帮文人把他告上了法庭，最后被赶出了宜昌。这个县长虽然胆大妄为，却也怕一个读书人——陆东皋。陆东皋精通法律，状子写得好。只要县长办的案子稍有不公，陆东皋便将它一一列出，现在的时髦话叫舆论监督。弄得赵铁公不敢马虎。　　可是，这个不怕县长的陆东皋却有一“怕”，怕一个叫“夏和记”的房屋开发商。事情是这样的：陆东皋本是河西点军人，因为依仗才气而得罪了陆家族人，被赶出陆家祠堂。陆东皋发誓再不回河西，于是，打算在城区置地、建房、安家。陆东皋与房屋开发商夏和记谈妥、并签定合同，合同的关键词是“三层楼全修成洋灰地板”，所谓“洋灰”就是现今水泥，当时的价格相当昂贵。开发商夏和记很狡猾，他执笔写这份简短合同，故意漏掉一个关键字“全”。陆东皋小看了这份简短合同，也没在意少了一个“全”字。于是签字，动工。很快，房屋做好了。陆东皋验收，发现不对，一、二层都是相对便宜的木地板，只有三楼才是水泥地板。陆东皋拒收，夏和记不依，法庭相见。双方出具合同，果然没有一个关键的“全”字。没有“全”字的“三楼”，便被认定成为“第三楼”。陆东皋败诉。　　从此，陆东皋无脸当律师。夏和记砸了陆东皋的饭碗，他能不怕人吗？怕。夏和记作为商人，他怕县长赵铁公，赵铁公有“城管”。于是，宜昌就有“赵铁公怕陆东皋；陆东皋怕夏和记；夏和记怕赵铁公”的“三个怕”的故事。这个“三怕”包含着现代政治思想中的权力制约的民间向往，倒也多少反映了宜昌人精神特质的一个小侧面。
　　3、“宜昌造”，行销各地曾经饮誉四方、　　对宜昌机器制造业有着重要贡献的企业家李开荣值得一说。——从武汉回家的李开荣惊见自己的灵牌 1907年底，李开荣从武汉购回好几吨生铁和造型砂，并且学得一手铸造技术。凯旋而归的宜昌企业家，进门一看，堂屋里供奉着他自己的灵牌——“李开荣大人之灵”，顿时大惊失色，活人见鬼。原来，家里人看到李开荣数月未归，久无音讯。情急之下便请算命先生扑卦，扑卦表明，李开荣在外遇祸身亡。于是，家人赶快为他置办灵牌，表示祭奠，寄托哀思。李开荣这次出差数月，对家人应该有个交代。只是李开荣对机器制造的关键技术，过于执着，过于痴迷。当然，那个时候彼此通信并不容易。　　李开荣本姓简，同治年间，他的母亲下堂跟李家，而改姓李。李家在西坝开一家铁铺，世代铁匠。少年时代的李开荣就跟随继父打铁，习得好手艺。光绪26年（1900年），子承父业。当时，商品经济逐渐发展，航运猛增，木船需求量很大，因而，造船船钉的需求量也很大。李开荣趁机接活，靠锻打铁钉而获利丰盈。　　李开荣虽然文化不高，却聪明过人，爱动脑筋，平时总爱搬弄些蹊跷机关。譬如织布，自古以来，宜昌人使用木质织布机织布。1905年，宜昌有一家“宜人”织布厂，这个厂在宜昌首次使用从日本购进的铁质织布机，坏了就请李开荣去修，经李开荣七扳八扳，机器居然好了。“宜人”织布厂的老板黎阴三，心存远忧，劝说李开荣研究、仿制铁质布机，占领市场。李开荣为“宜人”修理铁质布机时，发现这种机器的结构并不复杂，除了生铁铸造的齿盘，他自己没法仿制，其余的零件李开荣都可以锻造。因为，他的手艺高明过人。　　1907年，李开荣下决心开办机器厂，关键技术是砂型铸造，需要购进生铁齿盘。于是，他带了一大笔钱和“宜人”的齿盘到汉阳的“周恒顺机器厂”求购。这个厂没有这种型号的齿盘，只好现铸。李开荣由此萌生一个新想法：何不现场学艺，回去自造？便向厂方提出学艺的请求。厂方倒也痛快，只有一个条件：李开荣在这里铸造的齿盘，无论做好做坏，都必须买走。李开荣满口答应。时年30多一点的李开荣，精力旺盛，勤奋好学，经过几个月的刻苦学习，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砂型铸造的基本技能。年底从汉阳凯旋而归。正因为如此，他一到家，就惊现他自己的灵牌——“李开荣大人之灵”。李开荣肯定知道：受人一鱼，够我吃一餐；我学会钓鱼的方法，够我吃一生。李家为活人供灵牌一事，并未造成家庭危机，只是为日后李正顺机器厂的发展，多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趣谈。　　李正顺机器厂产出第一台“宜昌造”　　从汉阳学会翻砂技术的李开荣，再不只是一个“铁匠”，而是一个掌握了翻砂技术的民营企业家。1908年，李开荣正式将他的铁铺更名“李正顺机器翻砂厂”，在“内地会”（今大公路）对面建厂，后来又到通惠路附近的小南湖、一马路添置新厂房。厂子开张之后的当年，“李正顺”就生产出宜昌第一台铁质织布机，这一台织布机，也是宜昌生产的第一台机器。为了提高机器的质量和性能，李开荣又从汉口买回手摇车床、手扳钻床、老虎钳、方块式螺丝扳和螺丝攻等机械设备，逐步开始批量生产织布机。李开荣注重添置设备和培养技术人才，几年间，厂子里铸、锻、车、铣、钳技术人员齐备，设备良好。“宜人”织布厂使用的“东洋高脚机”死板，笨重，李开荣自己动手，改制成“仿东洋矮脚机”，经过革新、改造的织布机，方便、灵巧、稳定。于是，他们将这种织布机正式取名“玲珑”牌织布机，厂名是“宜昌正顺工厂制造”。地地道道的“宜昌造”。　　在此之前，省内外普遍使用的旧式木质布机，需要“脚踏”、“手扳”、“丢梭”三道工序，一天一名织布工人织一匹布；李开荣的“仿东洋矮脚机”，只需脚踏这一道工序，一天一人织三匹布。李开荣的革新，既减轻了劳动强度，又提高了工作效率，还节约了用户开支。每台售价仅15块银元。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玲珑”织布机远销省内外，每年生产、销售2000多台。日本侵占宜昌以后，李正顺机器厂受到了致命打击，李开荣的后继者已经错过时机，勉强撑到日，“李正顺机器厂”与十余家合并为“联众机器厂”。至此，生产出世上第一台“宜昌造”的民族工业企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沔阳舍近求远来宜购“三机”　　20世纪初，在湖北，除武汉之外，能够生产织布机、轧花机、压面机这“三机”的只有宜昌。不过，武汉的轧花机、压面机“三机”价格比宜昌贵，不少地方，譬如沔阳的用户，宁可舍近求远，弃武汉而奔宜昌购买“三机”。　　在宜昌，最早能够生产机器的是前面说的李正顺机器厂。紧接着，“宜昌龙发昌机器厂”也能批量生产织布机、轧花机以及压面机，并且，红红火火一直坚持到1951年，与其他12家厂子合并为“联众机器厂”。　　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先后长期在“宜昌龙发昌机器厂”工作的“高长泗”、“王宗维”两先生，在宜昌市政协的《宜昌市文史资料》中回顾了这一段历史。　　“龙盛昌机器厂”以前叫“龙发昌机器厂”，创办人是龙肇三。龙肇三是点军区桥边镇龙家岩村人氏，龙家岩，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我多次造访龙家岩。　　1908年12岁时，龙肇三进李正顺机器厂当学徒。　　1914年，获得亲友的全力支持，龙肇三在学院街租房开办机器厂，取名“龙发昌机器厂”，开始生产织布机、轧花机。　　到了1928年，“龙发昌”最先在宜昌生产出相对先进、相对复杂的压面机，　　1934年之后，厂里加工机械设备已经添置的比较齐全，车工、铣工、锻工、钳工、大炉工、造型工、木模工各有专人，压面机达到每年200多台的生产能力。　　“龙发昌”的“三机”产品，质量高，信誉好，价格相对便宜，远销长江两岸。上至巫山、奉节、云阳、万县以及长江中游的荆州、沔阳等许多地方。恩施山区的客户，将压面机零件拆开，用两个背篓背进山。将近一个世纪前，“宜昌造”居然走遍四乡。　　李六如见证“宜昌造”　　中组部原副部长李锐在《忆六如老伯》（转载于《新华文摘》）一文中，介绍了《六十年的变迁》的作者、著名作家李六如见证二十世纪初，宜昌生产新式织布机——“脚踏铁机”的往事。李锐文章披露，抗战期间，李六如在延安撰写的“自述”中提到：1919年10月，李六如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家乡湖南平江县，“集资办了一个织布厂，用的是宜昌出产的脚踏铁机”。　　1927年2月进“李正顺机器厂”工作了20年的杨爕诚先生，撰文回忆并考证：1919年之前的宜昌，只有李正顺机器厂一家能够生产“脚踏铁机”。也就是说，早在上世纪初，国人大都视之神秘莫测的机器，宜昌便能生产，并且远销外地，远销湖南，饮誉四方。百年前的国人，竟然用上了“宜昌造”。现今的宜昌人了解这一点，不禁一丝自豪掠过心头，我们为祖宗的智慧和勤奋而骄傲。
　　4、讲诚信，“看不见的手”推动着宜昌　　裕懋厚的“一言堂”　　在“老宜昌”的记忆中，裕懋厚绸缎号厅堂上高悬裕懋厚的金字匾额“一言堂”格外醒目，大门上方，“裕懋厚”三个楷书镏金大字，每个字三尺见方，人在街面的尽头，就能清晰可见。除了显示商店的企业精神，也是显示实力、博得信任、取悦于顾客的生意需要。商家的“一言堂”并非当今政、企、学界独断专行的“一言堂”现象，而是指商家不欺骗顾客，不虚高要价，明码标价的“一言堂”。“一言堂”彰显商家诚实守信，公平买卖，说一不二，互利双赢的经营理念。守信，公平买卖，说一不二，互利双赢。　　“裕懋厚”绸缎号是一个叫蔡云程的企业家邀集6个人，合办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出门自备人力包车，家里自备小型发电机发电，200盏电灯让自家和店铺夜如白昼。家大、业大、气派大。　　“裕懋厚”信奉一个企业理念：“顾客是衣食父母”。这在“裕懋厚”深入人心。看厅堂摆设：一侧，摆放八把雕花生漆太师椅，四个茶几，茶几的前方，摆放四个高脚黄铜痰盂，擦得净光发亮。这里是顾客在店内小憩之处。让来人一进店堂，就找到了消费者的尊严。原来，市场经济本身并非坑蒙拐骗，尔虞我诈，“看不见的手”，推动宜昌一步步走向文明。　　百年老店亨得利　　上世纪50、60年代，陶朱路口的解放路“亨得利钟表眼镜店”，门面布置大方，店里摆设整洁，员工彬彬有礼。“亨得利”，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19世纪70年代，上海有家法国人开设的洋行，名为“亨达利”，经营医药、钟表、眼镜等洋货，生意十分红火。一个叫王光祖的宁波商人，吸取法国“亨达利”名号的元素，在宁波开设了一家名为“亨得利”的钟表眼镜店。“亨得利”与“亨达利”一字之差，寓意却更深刻。响亮的名号和诚信的经营，使“亨得利”的生意如日中天，不仅在杭州设了分店，而且不久以后还将总部迁往上海。这是中国“亨得利”的由来。　　宜昌“亨得利”始创于抗战初期。宁波人周芝瑞、张培芳夫妇年轻时曾在“亨得利”拜师学艺，学成之后，张培芳几经辗转，1938年，日军进犯武汉前，周氏夫妇逃亡到宜昌，在二马路租下“灵宝药房”让出的半边房子继续开设“亨得利”。　　数十年间，宜昌“亨得利”的名号虽然几度变动，但是，“亨得利”的基本队伍从未散盘，经营理念和经营作风，数十年一脉相承。　　顺藤摸瓜“欧米加”　　1978年的一天，亨得利柜台里摆放了两只瑞士“欧米加”手表，这种手表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奢侈品，一家表店，一般也只摆得起两三只。一天，忽然不见了一只。这件事对于当时资本并不雄厚、而又“视名誉如生命”的亨得利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员工人人关心，个个留意。　　朱重元先生撰文回忆说，“欧米加”失窃十多天后，一名顾客来店，对陈列的各种手表仔细巡视一番之后，指着那块“欧米加”，向接待店员吴茂仁发问：“师傅，请问那是什么表？值多少钱？”急促的问话让吴茂仁心里一动：“莫非？”吴茂仁却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漫不经心”地诱导那位顾客吐露更多的信息：“怎么，您觉得那块表还行？要不要拿出来看看？”那位顾客见吴师傅态度友好，接下来象拉家常一样告诉吴师傅：他那里有个人也有这样一块表，那人想把它卖了之后，再买一块便宜的上海表。听到这里，吴师傅强忍内心喜悦，稳住那位顾客后，立即向领导回报。领导当机立断，说服了那位顾客，并在那位顾客的协助之下，顺藤摸瓜，在葛洲坝工程局附近，终于找回了失窃的名表“欧米加”。名表被追回，是偶然，更是必然。说必然，是因为“亨得利”员工一贯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这种精神促使他们从偶发事件中，发现并抓住了重大线索，为企业挽回了损失。　　弥补过失信誉好　　民有民俗，店有店风。经过几十年风雨洗礼的“亨得利”，店风朴实，职工厚道。这里的员工爱岗敬业，严于律己。工作中如有过失，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弥补自己的过失。店里存放的已经修好或等待修理的钟表，有时候会很多很多，其中不少牌号的钟表大小相近，颜色一致，外观差不多，发货的时候，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张冠李戴”的差错。错发钟表虽然并非故意，但是，会给顾客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经济和精神上的损失。这个问题“亨得利”把它看得很重，力争杜绝，万一出现这样的情况，总是千方百计为顾客挽回损失，为本店挽回声誉。　　一次，两只一模一样的双铃闹钟在发货时弄颠倒了，营业员觉察之后，当即乘船过江到江南刘家棚，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当事顾客，说明原因，做好检讨，取得谅解，为顾客调换了闹钟，钟表各归其主。还有一次，一个从宜昌路过的一位顾客，急匆匆地取走了一块修理的“三度士”手表，当发货员发现差错时，亨得利根据发票简略的登记，经过大半年的查找，终于让两块手表各归其主。　　商家出错，在所难免，但一定要竭力避免。问题是出错之后，要像“亨得利”那样，千方百计，弥补过失。　　在解放路，无论过去或现在，无论生产型商铺还是流通型商铺，总体上求真求信，货真价实，服务周到，敬重顾客。这些商铺及其业主，开源节流，营销有术，广纳人才，追求进步。我们相信，解放路的商铺，故事不会断，脚步不会停。
　　三、省域副中心城市将再创辉煌　　我们的城市创造了“宜昌速度”，实现了“弯道超越”。我们深入推进“三城联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获得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称号。近五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5672万人次，旅游收入374亿元，五年来，全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都取得重大进展，谱写了宜昌改革发展的新篇章。今后五年，是宜昌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发展黄金期：　　△国家继续扩大内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推进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加大三峡库区后续发展扶持力度；　　△东部沿海产业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省委、省政府深入推进“两圈一带”战略，支持省域副中心城市加快建设；　　△宜昌交通的区域枢纽地位逐步形成等等，将给我们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四、丰富的地域文化损害严重　　如前所述，宜昌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保护却令人堪忧，古城宜昌，难觅古迹。 现在，人们关心的不只是衣食住行，还追求丰富的文化生活，许多人也想了解宜昌的历史、自己的祖先。可是，昔日胜景今安在，故人遗迹何处寻？历史文化在宜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那么，宜昌的文化古迹，何以遭此浩劫？原因大体如下：　　（1）历朝历代，战争破坏。宜昌乃咽喉之地，兵家必争，尤其是日本侵华的宜昌之战乱，天上飞机地毯式地轰炸，地上鬼子席卷式地焚烧，地面建筑，几乎荡然无存。　　（2）建筑精巧，质地不高。宜昌历史上的观赏建筑也有自身的弱点，做工虽然精巧，但大都是砖木结构、土木结构，仅基础、水池、部分桥梁为石料，典型的东方风格，亭台楼阁，小巧玲珑。不象古罗马斗兽场那样的建筑，巨大的石块，浩繁的工程，历经数千年，顽石顽固不化。　　（3）少有坐商，房屋低档。近代的宜昌，虽是鄂西、川东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但系转口商务，行商多、坐商少，在宜昌买地置业、立基盖房者不多，即使有几栋近现代建筑，其内在质量无法与汉渝相比，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考验和绵延战火的攻击。　　（4）支援荆沙，文物东下。1954年荆江溃堤，洪水泛滥，向宜昌求援。乐善好施而又不加思考的宜昌人，竟将诸如洗墨池、献福路等处的古建筑成形石料，尽其所有，装船下运，殊不知这些石料是宝贵的文物。　　（5）房产开发，地上地下。宜昌老城区的地产，为一些商家看好，豪宅竞相拔地而起。如果说此前的破坏仅及地面，尚未危及地下、破坏地脉。那么，经过城市开发，从地面到地下、挖地三丈的破坏，宜昌已经面目全非。可以说，无论是土生土长的宜昌人，还是外地外籍的宜昌人，与历史的宜昌，已经彻底告别了。宜昌文化界反复呼吁：宜昌的历史文化资源遭受到了空间的危机，缺一块砖，就永远永远地少了一块砖；缺一块瓦，就永远永远地少了一块瓦。我们要采取断然措施，为宜昌子孙留下一块文化天地，让他们能够尽情地耕耘，并将它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峡江縴路图说　　魏祖培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张之洞来宜督修峡江縴路，在江南孝子崖炸响笫一炮，举行整治峡江縴路开工仪式。宜昌人沿西陵峡两岸分段整修峡江縴路全线开工。峡江縴路整修竣工后，江津文化人李继沅来宜采访，实地观察绘制峡江縴路图，并缀数语于后，以志善举。此书名为《峡江縴路图说》。此书图文展示一百多年前，宜昌人整修峡江縴路的历史，是一部很珍贵的史料。个别地名错置之处，无碍整修峡江縴路历史全貌。笔者就该书中所涉地名，力所能及完善该书未说之说。故仍为《峡江縴路图说》。　　　　该图上方为江南，如今属于点军区清静庵和朱市街社区江边的山水写意图。　　孝子崖，位于长江之南，卷桥河与大江交汇处，山腰上曾镌刻着“蘆林古渡”四个大字。因东汉时期，四川广汉人姜诗寄居此山山后，赡养母亲尽孝道之责。姜诗孝敬老母的事迹，在江南广为传颂。永平中年（约公元66年）汉明帝举孝廉，任命姜诗为江阳令。此山得名孝子崖。　　姜孝祠的方位经考证，应在孝子崖山后，上世纪五十年代，点军公社创办农业中学，后为粉厂，即姜孝祠旧址。姜孝祠的标注属于错置。　　标注姜孝祠的庙宇应为清静庵。1975年，位于清静庵，市建筑陶瓷厂在取土中，发现汉代遗址一处。出土文物有陶罐、汉砖和汉瓦残片、王莽钱、铜块及铁渣等。清静庵属于汉朝南郡夷陵县古老的民居点。　　观音崖，崖壁东临大江，长五百米，海拔116米。　　图的下方为江北今属西陵区主城区写意，图中有川主宫、东山寺、西坝和至喜亭的标记。　　川主宫不是佛教寺庙，它是四川行帮帮庙，亦称四川会馆。神殿里有一块道光年间的匾额，佐证川主宫在清朝中期兴建。神殿、戏台、看楼和花园设施齐备。木雕栋梁、石刻栏杆和牌楼门扇具有四川独特的艺术风格。川主宫地处西坝大江之滨，四川到宜昌一水之便。“当家师”迎来送往达官贵人和富商大户筹集全年会费。1940年，日军飞机轰炸宜昌，川主宫被毁。 　　东山寺因位于宜昌古城城东的东山上而得名。唐朝时期，东山上就有寺院、宝塔和揽胜楼等建筑，后毁于野火。欧阳修独游东山寺遗迹，留下诗一首：“日暖东山去，松门数里斜。山林隐者趣，钟鼓梵王家。地僻迟春节，风晴变物华。云光渐容与，鸟哢已交加。冰下泉初动，烟中茗未芽。自怜多病客，来探欲开花”　　公元1596年知州童世彦重修东山寺。公元1854，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占宜昌，东山寺前殿、山门毁于战火。日军占领宜昌后，东山寺被毁一空。位于如今果园一路与东山大道相交之处，曾树立一扇四柱三门的“东山公園”青石牌坊，1959年因建设需要被炸毁。　　西坝古称西塞坝，也叫西塞洲。清朝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川盐运销鄂境，木船运输空前发达，庙嘴至屯甲沱大江边上停泊千百只揽载或卸载的木帆船。　　至喜亭座落在西坝庙嘴附近。宋朝仁宗年间，朱庆基以尚书驾部郎出守峡州（即今之宜昌城），在宜昌地界上打树桩修筑栅栏构建围城，开僻城北之街作为市区，教市民治瓦屋以避火灾，兴建牛舍和猪圈，改变人畜同居一室之陋习。任期內峡州城农业连年丰收。宜昌人怀念朱庆基政绩，于西坝庙嘴处修建来丰亭彰显朱庆基德政。该亭亦称至喜亭。
　　　　图说：孝子崖峭石壁立，船由西坝渡河，无路挽篁，今凿山腰成路，或就原路培修，直接三溜子而止。计长五百柒拾丈。　　图的上方系长江以南，今点军区李家河、內囗河等地，临江山水写意图。图中狗脑壳已不复存在。草帽山今称为纱帽山，座落于內口河村，东临大江。东西跨度约200米，南北跨度250米，海拔113米。因山形似帽而得名。　　图的下方为长江之北，今属西陵区西坝和葛洲坝。屯甲沱位于西坝中部临江一带，相传三国末期，吳国將领陸抗讨伐叛將步阐，施围城打援之计，曾在此地屯兵以待攻击叛将。此地因此得名屯甲沱。　　葛洲坝，古城宜昌西北边的江心小岛，六千多年前，先祖流放木筏在此处搁浅沉没，称小岛为搁舟坝，葛洲坝系搁舟坝的谐音。日，长江干流上第一座举世闻名的拦河大坝破土动工，因坝址位于葛洲坝江心岛，该工程命名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老虎堆是葛洲坝江心岛岛头水中的礁石组群，一尊尊形状如虎的礁石聚集三江口，故称为老虎堆。老虎堆亦称为赤矶，宜昌古八景赤矶釣艇所在地。古时，夏水洪峰老虎堆潛入水中成暗礁，冬春之季老虎堆露出水面，时逄桃花流水鳜鱼肥，一叶叶扁舟傍礁石而泊，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竹笛洞箫，川鸣谷应，真太平幸民也。一幅幅夕阳西下，赤矶垂钓依旧，如诗如画的风光令人陶醉。　　镇境山，宜昌古城西北之屏障，镇一方之境，故名镇境山。此山由三个山头组成，呈南北走向，顶峰海拔120米。解放初，山巅尚存元帝祖师庙及竹木楼阁，一名老道喂养一只看家狗十分凶猛。1954年，宜昌行署在镇境山麓，长江溪之滨创办宜昌二高，面向九县一市招生。1971年，葛洲坝工程开工以后，二中随即迁至西陵一路。以军人为主体的工程指挥部进驻二中校舍，指挥施工。　　长江溪，今称黄柏河。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青少年，春夏时节，徒步三游洞游乐，必须渡过此溪到前坪上岸。勇敢的男孩脱去外衣，或单臂举着衣裤踩水过溪，或将衣裤物什系于头顶游泳上岸，一路欢歌笑语乐在其中。如今黄柏河城区河段已成平湖，往返三游洞舒适安祥，却少了激情和活力。
　　　　图说：南津关、楠木坑对岸之私盐坡、黄猫峡、野人沱、雷劈石等处，峭石壁立，旧有縴路危险奇窄，或断或续。今凿山腰成路，或原路培宽至平善坝而止。长壹仟贰百丈。　　图的上方为江北，今属峡口风景区。图中标注有南津关、楠木坑、下牢溪和三游洞。　　南津关位于宜昌城区西北西陵峡峡口，亦为长江三峡出口，属于长江中、上游分界点。南津关地势险峻，历来成为兵家常争之地。三国时期，刘备派重兵镇守此地。明朝时属于宜昌府四大关隘第一关，设有巡检司。清朝时南津关成为封堵川盐进入湖北境地第三道盐卡。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南津关成为城区建筑材料，石灰的重要产地。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竣工后南津关被淹沒。　　楠木坑宜昌人称为天坑，位于南津关西侧，旧时通往三游洞的路旁。此坑深不见底，扔进一块石头，约二十秒钟方能听见回响。此坑现已不复存在。　　三游洞，1940年宜昌沦陷前后，国民革命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前沿阵地。直至抗战胜利，三游洞傲然挺立，阻挡日军西进之攻击。日，陈诚乘民本轮驻三游洞，三游洞成为长官部指挥所所在地，历时一个多月。7月11日指挥所移巴东。上世纪五十年代三游洞曾保留一堵屏风墙，曙色颜料画成一幅抗战到底的宣传画。洞中尚有抗战的标语，岩石上有冯玉祥将军题词：“是谁杀害了我们同胞的父母和兄弟”石刻。　　下图为江南，今属点军区內口河、紫阳和牛扎坪等地临江山水和縴路写意。图中标注了私盐坡和黄猫峡二个地名。 　　1966年前，家住內口河、紫阳和牛扎坪，在十二中读初中的住校生，每逢星期六中午，吃过中饭后便邀约一起，渡过卷桥河，沿着孝子崖通往牛扎坪的縴路回家团聚。星期天的下午背着口粮沿峡江縴路返校。每年春秋两季十二中的老师们沿着縴路，到牛扎坪等地进行家访。　　私盐坡是清朝川盐解禁前后的历史见证。清朝初年，朝庭为解决军费不足之困难，准许驻扎海防的军队引海水晒海盐，亦称淮盐。为了保障淮盐的销路，朝庭下令禁止川盐进入湘鄂市场，于黑岩屋、平善坝和南津关设立盐卡，严防川盐进入湘鄂境地。淮盐又粗又黑，还有苦涩之味；川盐又白又细口感纯正。川盐在湘鄂有市场，为了赚钱盐商们打通山路，在湘鄂两省西部开僻陸路私盐之道。骡马驮运，肩挑背揹，翻过白云山沿崎岖的山路，到牛扎坪后沿私盐坡直驱长江边，闪过南津关盐卡的监视，下河装船东运。私盐坡是川盐落地宜昌的主要路径、码头和港埠。古称私盐坡，今称施盐坡。
　　下牢溪，号称万里长江出峡第一溪，是宜昌城区西北边一条古老的山溪河。这条古老的山溪河不仅山峻水秀适宜休闲度假，她还是几千年前宜昌人创建城区历史的见证。如今从原生态的视觉出发去解读下牢溪壮丽的风貌和悠久的历史别有一番情趣。　　下牢溪全长26.7公里，晶莹的溪水由晓峰牛坪垭陈家湾流出，经白马大峡谷集流群山之水于马岩头（今称两河）与另一支山溪河相汇往南流，至三游洞东侧注入长江。　　溪河上下古树参天深潭碧绿，“清流涵白石，静见千峰影”。嶙峋怪石中流激水，水石相搏流水鸣琴。北宋时期“京都铁面御使”赵抃\乘船赴成都就职，至下牢溪溪口小憩片刻游览下牢溪，观景生情欣然命笔作诗一首：“拖舟百丈苦攀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