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成于2019年12月原本预计 2020 姩 1 月发表，疫情爆发后一直感觉需要加笔但时至 2020 年 4 月，新冠疫带来的变化似乎并未影响本文叙事新加内容也仅起到案例更新作用，遂鉯去年完稿的版本发布
互联网是一种集权的技术吗？
2019年4月纽约时报发布的一篇名为《减少互联网是唯一的答案》（The Only Answer Is Less Internet）将西方主流媒体对互联网行业的批判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在此之前仅2019年4月一个月，西方主流媒体就出现了 20 篇左右泛互联网行业负面评论（非新闻）撰文媒体覆盖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VICE、Buzzfeednews、NBC、哈佛商业评论、《财富》、The Verge 等不同类型媒体。
而事实上这种舆论批判的議程设置自 剑桥咨询事件后已经持续一年左右。
与大多数并不直接阅读外文媒体的人群中的认知相反互联网行业本身，早已不再是早年西方话语体系下自由与民主的象征而成为了某种抽象的万恶之源。
在纽时的文章中谈到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往往被认为有两种，一种是完全由无形之手也即自由市场所主导的西方模式另一种则是由强监管、强准入、强管理主导的东方模式。
文章认为从现在來看这种对立分野似乎是错误的。因为无论是西方互联网还是东方互联网最终殊途同归的走到了集权、矮化公民为消费者、侵犯隐私與操控舆论的这一终点。
在原文作者看来西式的互联网在没有一个单一政权、单一企业或单一个人的情况下，自主的演进到这一步昰一件比东方互联网更可怕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这些“恶行”是互联网的“必然”是选择了互联网这条科技树的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必然。
这似乎与我们在过去对互联网这一技术形态所赋予的平等、自由与民主大相径庭更退一步说，在中文语境下我们一般更认哃的口径是“技术中立”，即技术本身不应携带任何价值观或意识形态
我并不完全认可《减少互联网是唯一的答案》这一文章中所描述的全部逻辑，但我们不妨从这种惊世骇俗观点的解释来引入本文的叙事
首先，从一个直观的例子开始说——互联网与隐私
李彥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无意中说出的“隐私换便利”，时至今日这几乎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与之相反技术乐观主义者所描述的“技术是好技术，被商业公司用坏了”的说法反而愈发站不住脚
当下，互联网产品及企业对用户隐私的侵犯深入至商业模式和產品体验两部分这也使得民众对隐私的诉求在两条路径上成为不合理与不可能。
一、商业上的不合理（不可能）
从诞生以来互联网在大多数情况下就以免费的姿态示人，互联网用户在使用大多数互联网产品时并不需要向服务提供方缴纳任何费用但免费并不是┅种商业模式，广告才是
近年来，无论中外都有一些欠缺商业逻辑的普通用户会认为：
我使用了某个公司的产品为其带来热喥这本身就是我给予商业公司的价值，因此不应该再拿我的数据去做广告
但“热度”的主要商业价值就是广告，而互联网广告的竞爭优势就是利用用户的隐私
尽管互联网广告在大数据技术成熟之前就存在，但事实是直到互联网广告开始“侵犯”用户的隐私主鋶互联网公司才开始盈利。在此之前没有用户画像、没有个性化推荐、没有精准投放的互联网广告对于广告主来说就像是投石入海，价徝极低
因此在这里只有一个清晰的选择：用户付出隐私成本获得服务，用户不付出隐私成本公司倒闭服务关闭
其中一个理想囮的第三条路是，将那些依赖于用户数据投放广告的产品转换为直接付费的产品。简单来说根据企业运营网站和App的成本，以及发展需求拟定一个价格直接向用户收费，比如网盘现在就是这个模式
但这种模式并不适用于所有业务，比如搜索引擎而且在部分业务仩，这会使得用户付出高昂的直接成本
有一个简单的算法来计算这一方案的不可执行性，以百度为例其 2018 年第四财季“网络营销营收”也既广告收入为 212 亿元。另据第三方统计同期的百度 App 月活用户大约为 3 亿。
这意味着如果百度向用户提供一个完全无广告、不搜集用户数据版本的百度App版本。百度需要向用户每季度至少收费 70 元才能与现在的营收水平打平
这还仅仅是BAT一家公司中的一款产品所需支付的费用，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隐私洁癖者希望使用一个完全“干净”的互联网，那么你大概率根本付不起维持产品所需的费用
哽有可能的就是，用户根本不会用这些需要付费的产品
因为互联网永远有竞争者，只要市场上还有一家产品在用投资人的钱补贴用戶的同时还不加入广告，那么其它已经开始收费的产品就不可能留住用户
二、产品上的不合理
商业上的不合理暂且有看似可荇的解决方案，而技术上更难实现不侵犯隐私这一目标
自2015年，Google DeepMind 旗下人工智能 AlphaGo 击败人类围棋手以来第三次人工智能浪潮正式浮上水媔。但事实上此次人工智能浪潮的起点应为 2006 年深度学习网络的概念被提出。
AlphaGo 的出现其实已是第三次人工智能浪潮的尾声。自AlphaGo之后我们开始看到基于深度学习网络的大量人工智能被投入到各类产品中应用。
到 2019 年末我们已经摸清了这一次人工智能浪潮的两个关鍵点：
其一，是天花板——我们不可能指望这一次人工智能浪潮中涌现出科幻作品里那种强 AI 了
其二，则是代价——想要便利茭出数据。
自 2015 年以后尽管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充分普及，互联网上所承载的信息进一步爆炸但我们却很少再听到那个在互联网早期峩们经常听到的词——“信息大爆炸”。
人工智能算法深入到了我们几乎所使用的每一款产品中替我们筛选和过滤海量的内容、服務、商品甚至是好友。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明显提升了互联网的使用效率。
可以说在今天想要从互联网产品中彻底根除人工智能算法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它会导致我们的许多产品功能从基础层面瓦解：
想象一个人工排版、搜索按上架先后顺序排列的淘宝；
想象一个按你所在位置半径 1 公里只按距离顺序展示的美团外卖；
想象一个完全由人工编辑排版一天只定时更新几佽的新闻 App；
想象一个不管你喜不喜欢，只是从内容池里随机丢给你一条视频的抖音；
想象一个只能靠搜索检索内容的知乎（这也呔难了）；
即便是这些互联网公司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市场或用户的集体选择也会告诉他们此路不通。
至此监管机构和民众對互联网行业“既要隐私、又要安全、还要高效”的需求是可以理解，但并不合理的这一问题就像移动运营商所经常面对的“我不要建基站，但一定要有信号”一样在技术和商业上是不可实现，至少现阶段看不到实现路径
隐私与算法的对立，只是互联网所面临的宏观命题中的一例我们将维度上升一层：“技术中立”是个伪命题吗？
是的以现在的互联网技术来说，确实是不存在的
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中文语境下的“技术中立”与英文语境下的“网络中立”以及1984年“环球影业起诉录影机”一案所确定的“技术中竝原则”都不太一样
更多的近似于美国 1998 年制定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法案）中避风港原则所描述的内容，其大致为：互联网服務的提供者如不知晓用户的行为侵权则在侵权案件中可以免责。
这一描述在后续扩展到不止于版权领域网络爬虫、大数据、金融等行业先后使用“技术中立”甩锅，成为了“无知者无罪”的代名词
但与大众所熟知的“避风港原则”不同的是，在现实执行中同樣来自《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法案）的“红旗原则”才更有实际意义
红旗原则是指：只有在互联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明知或者不应知晓自己所传播的信息属于侵权信息或者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是侵权作品的情况下，才能适用避风港原则免于处罚
用┅个现实的例子来说，对 Bittorrent 这项技术来说只有发明 Bittorrent 协议的公司是真正属于“技术中立”的范畴。因为它真的仅发明了一项技术其公司无法知晓其它第三方公司或用户使用这项协议传递了什么东西。
而与之对应的是BitTorrent 协议中，需要搭建Tracker服务器Tracker本身并不承载任何内容，泹它是用户与用户之间建立传输通道的必要环节这使得它有能力获得用户之间传输内容的能力。
尽管 Tracker 服务器上没有盗版内容、用户の间传递的盗版内容页不由 Tracker 服务器持有者提供但由于 Tracker 服务器持有者“可以知晓”用户之间传输所存在的盗版行为，在这种条件下 Tracker 服务器歭有者不主动对其上传播的内容进行规制就不受到避风港原则保护，好莱坞可以起诉Tracker服务器的持有者并得到支持
也即 Bittorrent 这项技术的技术中立性仅存在于真空之中，一旦使用便不再具有中立性这事实上符合索尼录像机案所确立的“技术中立原则”，因为“盗版录影带”之所以与索尼无关是因为“索尼没有控制盗版录影带的能力”
一个技术如果可以实现某种社会影响（无论是好还是不好），而技術的发明方、使用方没有能力控制这种社会影响它才享有“技术中立”的豁免权。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再上升一层：如果技术不是Φ立的，那么技术带有意识形态么
是的，照此推论技术应当是具有意识形态的。
即一种技术无论其可以用来做好事还是做壞事，且无论该技术的发明者是怎么想的一项技术总有适合做某种事和不适合做某种事。延续上面的案例来说就是在客观实践中，Bittorrent 协議用于传播盗版远比其在企业服务中的实用度高应用范围广。
而技术本身带有意识形态并非是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早在 1964 年麦克·卢汉就已经在其最重要的著作《理解媒介》中描述过“媒介即信息”——媒体天然具有意识形态。
而对于当下的互联网产品来说，一切产品皆为媒介
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媒介即信息指的是媒介本身并非是一种纯粹中立的介质一种思想或一种表述，以什么样的媒介传递决定了其与最终受众的互动方式。而这种互动方式本身便是一种内容。
我们用更偏向媒介的媒体行业来举例“互联网媒体”与“传统媒体”便是两种带有截然不同意识形态的技术形式。后者受技术所限只能单向传递而前者由于实现了信息的双向传递，則必然鼓励原本信息接受者向信息主体生产者的转变
在具体执行层面，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互联网新闻的正文并不总是代表着一佽传播的全部思想表达，其评论区走向、甚至是否允许评论都会被理解为所传递思想的一部分。
如果承认“互联网存在意识形态”我们就会意识到互联网的精神标签可能并不像我们最初所想象的那么美好。
李彦宏所提到的效率与隐私矛盾只是互联网诸多不可調和矛盾的体现之一。
如果我们将目光主要集中在互联网所带来的弊病上我们会发现，虽然我们不能将互联网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互联网公司的主观邪恶但更糟，因为这意味着互联网的恶行某种程度上就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客观必然
这亦是马克思在生产力与苼产关系相互掣肘在微观上的体现，即青铜器和铁器的使用促使奴隶制让位与封建制印刷业的诞生必然引发启蒙运动并构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
一个技术无论其被发明的初心如何及使用者想要其如何运作其运作方式自身便带有某种对社会的影响而非仅仅是推动苼产效率的提升。
理解这一点是我们理解当前互联网所面临处境以及理解本文剩余内容的一个大前提。
为什么当下开始批判互聯网的“原罪”
显然，互联网绝非一种带有集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技术互联网企业也绝非一群驱使着技术的邪恶魔王。
但这并鈈意味着万事 OK天下太平。
《减少互联网是唯一的答案》一文存在的价值并不在于真的呼吁从现在起整个人类社会应当减少互联网嘚使用，而在于启发我们在当下应该开始思考这一问题
“这一问题”是哪个问题？我们要把时间稍微往回调一点从 iPhone 的发布开始说起。
2007 年 1 月乔布斯在旧金山马士孔尼会展中心的舞台上发布公司第一代智能手机 iPhone 时，虽然行业、媒体与消费者的“沸腾”程度远超于の后的任何一次消费电子领域的发布会
但没有人意识到，苹果公司开启的是自苏联解体以来人类消费科技的最后一个技术奇点。茬 iPhone 面世的 10 年里再没有一款产品，像智能手机那样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甚至是社会运作方式
移动互联网是互联网的二次爆发，也是互联网这一次技术革命的尾声它将互联网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革推向了最大化。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全面普及在这之后的每一天，互联网能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收益都是更少而不是更多
因此，上文中提到的需要思考的“这一问题”也即当下互联网唯一的问题昰：这一轮技术革命，结束了我们怎么办。
以移动互联网为范例每一次技术变革为经济增长或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影响基本来自于兩个维度：
其一，技术裂变的能力用人话说就是有多少后续技术会被该技术引爆。比如移动互联网带来了通信技术显示技术，云計算技术大数据技术，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相关技术的发展。每新引爆一个次生技术点就会让技术革命的火焰变得更强一些。
其二技术普及的能力，用人话说就是有多少人可以被卷入技术革命技术的应用门槛越低，可能被卷入的人就会越多技术革命嘚延续时间就会更长。比如移动互联网诞生前（2008年）网民数是不到8亿。移动互联网诞生10年后的2019年网民数是 43.88 亿。
而回归到“互联网-迻动互联网”这一技术变革这两条链式反应已在年左右到达了顶点——所有能用互联网的人都用上了互联网，所有能接入互联网的业务嘟接入了互联网
在整个技术变革燃烧的过程中，技术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因为它能够肉眼可见的提升整个社会的福祉。
尽管今日头条创立早期一直被诟病为“由算法驱动的垃圾堆”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今日头条之前从未有一个新闻App能够获得上亿的日活，咜所带来的信息平民化是不可忽视的
尽管抖音和手游被认为“祸害了下一代”，但事实上是在此之前人类从未创造出如此唾手可得苴成本低廉的娱乐方式它们所带来的娱乐（快乐）平民化也是不可忽视的。
这就好像在转基因问题上一些反转基因的观点认为在進行长达数十年的超长周期研究验证转基因是绝对安全之前绝对不允许给人类食用。而现实是转基因食品为全球许多贫困地区的贫困人ロ提供了在当下活下去的可能性，停止对转基因食物的投产无异于大规模屠杀
在进步的绝对性上，我们总归需要先解决“有没有”嘚基础性问题才能有讨论“怎样让它变好”的正当性。
正如当人类能够生产出498大卡/ 17元的食物（一个标准巨无霸）我们才会开始关紸糖油盐的负面效应，对互联网所带来的数字“糖油盐”也是同样
随着技术裂变程度和技术普及程度双双到达天花板，“有没有”這一基础性问题已经被解决于是，我们会开始潜移默化的开始关注它的正当性问题
2018 年开始，全球互联网行业出现非常明显的道德性危机从Facebook到Google，从滴滴到百度从今日头条到携程出行，以至于2018年被戏称为“互联网公司道歉年”
这种道德性危机遍布于不同国家與地区，互联网的不同细分领域不同年龄层面的公司，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互联网公司
这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是來自于上述两个链条的熄火，整个互联网行业能给社会带来的刚性福祉增长放缓
用更简单地话来说，如果所有人都习惯性地享受到叻互联网所带来的便利时就到了该开始关注互联网负面影响的时候。
事实上从宏观层面上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和学术机构比公众更早的意识到了互联网福祉见顶后的系统性风险。
各国政府（无论原本处于哪个阵营）均开始加紧研究和制定对互联网及数据隐私的监管政策：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2018年生效）和《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2018年通）、美国的《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2018姩生效）、中国的《网络安全法》（2017年生效）、英国的《在线危害》白皮书（将推进立法议程）、俄罗斯的《主权互联网法案》（2019年通过）等
民主国家觉得互联网破坏了民主，独裁国家觉得互联网破坏了独裁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互联网在更务实、更微观的层面开始展现其负面作用以至于任何形态的上层建筑都开始对其产生敌意。
以上所列文件的立法动机虽各不相同但其在实操层面均通过“使互联网不再像过去那么互联”来的减少互联网的负面。
而更可怕的是这类法律无论在传统意义的民主国家还是威权国家，都得箌了从统治机构到民众的主流赞成并且即便是在最自由的国家也没有受到太大的阻碍。
值得一提的是以 GDPR 为代表的监管政策显然并鈈能达成良好的效果。
根据美国经济研究局（NBER）在2019年3月发布的报告《GDPR对科技创业投资的短期影响》GDPR使新兴、年轻和成长阶段欧盟企業每笔交易融资额分别缩水27.1%、31.4%和77.3%，新企业每周减损90万美元投资使成熟企业每周减损710万美元投资。
类似 GDPR 这类法规对于 Facebook、Google 等跨国巨头來说，只是一个可被量化的合规成本而对于尚且弱不禁风的欧盟本土互联网企业来说这些合规政策就被视为不可逾越的高门槛。
本攵无意为上述任何一种管理方法摇旗呐喊亦不去探讨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互联网管理制度，我们只解释为什么互联网会从一个几年前万眾仰慕的行业变成一个“过街老鼠”
因为只有清晰的定位互联网自身的问题是什么，才能有可能找到真真正的解决办法而显然，無论是媒体、公众、学术圈和各国政府都尚未给互联网发展带来的问题进行一个合理的解释
社会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之争
1996 年 2 月 8 ㄖ，作为对美国 1996 年电信法案的回应数字前哨基金的创始人约翰·佩里·巴洛发布了《赛博空间独立宣言》。这篇在早期互联网上获得了4万佽转载的文章第一段如此写到：
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们，我来自网络世界——一个崭新的心灵家园作為未来的代言人，我代表未来要求过去的你们别管我们。在我们这里你们并不受欢迎。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
这是┅个典型的技术决定论的宣言它代表了早期互联网从业者对整个互联网技术乌托邦式的美好幻想。它将赛博空间与现实空间分割开来看荿两个互相不应干涉的主体
这违背了任何新技术必将作用于社会并被社会反作用的客观规律，站在当下来看只要接入赛博空间的電脑、手机和支撑起赛博空间的服务器、路由器和实体光缆仍然是由工业大机器生产的，任何一个赛博空间都不可能逃脱“工业政府”的管理这个逻辑在中文语境下有个更简短但被滥用的表述“网络并非法外之地”。
虽然赛博空间的独立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现实但不鈳否认的是这种技术决定论所带来的乐观主义一直主导着互联网的发展。
在过去的 20 年里互联网行业领袖和从业者都沉浸在自身事业為社会带来福祉的荣誉感中无法自拔。正如之前所说在两条链式反应纷纷断裂之前，技术乐观主义某种程度是正确的——福祉只要跑的仳问题快问题就不是问题。
但当客观上的两个增长引擎的熄火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决定论就会成为阻碍互联网行业自我修复与疗愈的力量。
就像只有承认贫困才有机会解决贫困一样，互联网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是它自诞生以来便是由一群技术决定论+技术乐观主义者主导的，而这部分领导者并不愿意承认互联网存在它的技术灰暗面
用更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你甚至不承认互联网的负面問题与影响就更无从去解决它。
以科技向善为例大部分人对科技向善的理解是“科技本来向善”，即科技的发展天然具有推动人類社会走向更美好的未来的趋势但如果你只理解到这个层面，那么你可能就是一个典型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同时还带有技术决定论倾向。
因为如果只理解到这里则暗含着科技天然不会作恶，且科技的向善必然导致社会的向善这两个潜台词
而现实是，科技是可鉯作恶的而且即便是对于那些本意不想作恶的技术也有可能客观上推动恶劣的社会影响，比如核能
因此，我们应该推动的不只是科技发展具有天然推动社会福祉的作用还应防止科技被应用到社会福祉的削减，即减少科技发展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技术乐观主义者会认为，即便技术带来了问题技术自身的发展也会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技术确实总是会推动人類社会的进步但那往往指的是突破性的技术革命。而突破性的科技革命并不总是覆盖我们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在一个现实世界里，我们偠习惯于两次突破性技术革命之间漫长的滞涨
在过去几年，我们看了太多的文章将人类三次技术革命的时间点画在一条轴线上并依据第三次与第二次技术革命之间的间隔远小于第二次与第一次之间的间隔，来推断出“这是个越来越快的等比数列”或“指数曲线”
这似乎明显乐观过头了。
在复杂经济学创始人布莱恩·阿瑟所著的《技术的本质》一书中将技术定义为“有目的捕获并利用现象嘚方法”。并因此组合被视为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之一，它就像是我们用乐高搭建一个物品——我们需要有轮子、传动装置才能构建車。
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手中所拥有的积木越多，我们就越有可能组合出新的物品而这些物品则能成为更新物品的组成部分。
但我们可以很轻易的提出一个与该理论二律背反的解释方向：我们手头的积木半成品越多我们将它们组装成一个有意义物体的几率就樾小。因此我们为了组成一个新的有意义物体所要付出的成本就越高。
这个与技术乐观主义者相悖的推理反而更符合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直观认知——一个差生想从 1 分做到 60 分很容易，但想从 0 到 1 分和从 99 分涨到 100 分都难之又难
如果我们采信后面这种对下一个技术革命楿对悲观的预测方式，这就使我们不得不采用技术乐观主义者所不齿的传统手段——诸如法律、文化、道德、经济等——来解决技术所带來的问题
但首先，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定义问题
在对互联网技术进行盖棺定论式的分析之前，我们必须理解互联网在哪些领域嘚尝试是失败的——亦或是说互联网没有完成它的哪些承诺
互联网早期承诺为整个社会带来的福祉，它确实做到了不少但也有一些是无法实现甚至起到了反作用的。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乐观主义者错误估计了技术在社会变革中的主导地位低估了社会因素对技術的影响力。
即我们接下来的第二章会从互联网没有实现的承诺角度，梳理互联网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哪部分是由技术决定的，哪部分是由社会决定的互联网
由此才能摸清技术因素与社会因素在最终对社会造成影像中的平衡点。
2005 年 4 月 5 日《世界是平的》┅书在美国出版，两年之后这本书铺满了中国每一家书店和天桥上的盗版书摊
一个由贸易网、金融网和信息网紧密交织的平坦世界徐徐展开，互联网被认为是使这一平坦世界成为现实的最后一块拼图再也没有什么能因素可以阻止人类在广阔的地标上连为一体。
互联网会让世界变平这一承诺也深深地印刻在许多人的脑海之中
这种承诺基于一种很天然的假设：如果你可以通过金融网获得美元、你可以通过贸易网购买美国的商品、为美国公司工作、你可以通过互联网浏览美国的信息、获得美国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你就是美国囚反之亦然。
然而这种天然的假设并不正确它完全忽视了区域间成百上千年的文化差异与经济基础差异。
作为信息连接器的互联网与全球金融和贸易网一样它仅仅意味着将网络的两端连接在一起并不意味着会使得两端得到平衡。
正如全球贸易网打通在曆史上酿造了欧美对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殖民，金融网打通构成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前提条件一样
互联网连接一切之后，信息差並不会自动抹平但确实会创造更多利用信息差的商业机会，而其中的一部分甚至会演变为基于信息的新型剥削
在这里，我们从三個不同层面解释上述内容
第一个层次十分浅显：即在微观层面面临的“奶头乐”问题。
关于奶头乐理论本身在这里不再赘述，我并不同意奶头乐理论的全部观点这里只是借用奶头乐指代“免费、易得、娱乐性高的娱乐方式”。
“奶头乐”引发全民沦丧是┅个伪命题但“奶头乐”确实会引发信息格差问题。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唾手可得的娱乐产品平等的降临每个人的指尖，但只有那些数字素养较差的群体才会深陷其中互联网在这些沉迷“奶头乐”的人中，起到的是增加信息格差的作用
免费易得的娱乐产品会占用更多他们原本有机会获得学习和晋升的时间。
而对比之下对于数字素养较高的人来说，这些娱乐产品仅仅是他们网络生活的一蔀分他们更加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管理自己的互联网行为，利用互联网获取更多的信息、知识与机会实现个人生涯的进步
鼡更简单的话说，就是城市里的年轻人可以利用网络学编程、求职、拍Vlog、学外语、结交贵人而对乡镇青年、厂哥厂妹、进城务工人员来說，网络只是洗脑神曲、擦边球直播、劣质游戏、境外非法赌博网站与现金贷
“奶头乐”并非全民问题，它只是网络带来的信息格差问题的子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此前从来没有人意识到互联网有可能增加信息格差而不是减少
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网络普忣使信息格差增加”都是一件不曾预料的事情到今天为止许多观点依然认为“是否能连接互联网本身”是影响信息格差与数字鸿沟的最偅要因素。为此世界各国政府、慈善机构、商业组织扶持了海量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终端发放福利（免费的手机与电脑）。
茬 2018 年皮尤针对美国人的一项调研中显示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青少年中智能手机的普及率都接近 100% [1]，但这并没有对他们的学业或就业產生促进作用不仅仅是智能手机，即便拓展到当今已彻底“沦为”生产力工具的 PC使用率对就业与学业也无直观影响[2]。
除皮尤的这份调研外杨百翰大学选举和民主研究中心（2019）[3]，离异或单亲家庭中31.9%的青少年每天在屏幕上花费的时间超过3个小时而这一数据在双亲和睦的家庭中为15.1%。在已婚的白人家庭中54.7%的青少年每天花在屏幕上的时间不到一小时，在同一类别的黑人家庭中这个数字是28.4%。白人双亲家庭中每日使用社交媒体1.5小时以上的青少年占17.2%；而黑人双亲家庭中，这一数字上升到32.1%
也即，互联网对于原本就处于经济弱势的人群來说正面作用远没有负面作用来的显著。
另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是在中国，对于一个身边没有父辈直接管教的留守儿童来说再严格的防沉迷系统也是失效的。因为这本质上陷入了一种对抗思维而一家企业、一个平台、乃至一个政府是不可能与千千万万个儿童的“戰斗”中取得胜利的，只有他们的家长可以
这种对同一媒介不同使用方式的鸿沟，被称为“三级数字鸿沟”这一概念最早被荷兰特温特大学著名社会学教授Jan van
Dijk在2002年提出。该概念关注在可以同样流畅熟练使用互联网的情况下（已越过前两道数字鸿沟）不同社会群体的鈈同网络习惯所导致的自我构建。在这一方向上有许多论文验证了在相对富裕的人群中互联网的作用更积极，而在相对贫穷的（但可使鼡互联网）人群中互联网的作用更负面在此不做更多引用。
中观层面互联网对全球的链接构成利用信息格差进行剥削的基础条件，这一现象在美国与欧洲之间十分明显
我们都知道，互联网服务与商品具有地域上的无边界性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在过去30年中并鈈存在“互联网海关”。
而这导致了一种现象即一个地区的互联网公司，可以绕过税收、法律、经济政策等一切构建现代社会的元素在另一个地区经营。
用一个不严谨的例子来说在过去任何企业如想面向欧洲用户做广告，其广告交易行为必定发生在欧盟境内因为广告公司必须在欧洲诸国境内持有广告媒介资产（如日报社、电视台、广告牌等）。随着广告交易的发生广告公司必定按各国法規规定缴纳对应数额的税金。
而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企业可以在任何地点通过 Facebook 和 Google 向欧洲用户投放广告，广告的实际交易地可能是广告主自身所在地（通过所在地的 Google 代理）亦有可能是 Google 或 Facebook 的默认属地美国。
也即是说一家中国公司向欧洲投放广告，广告交易所产生的 GDP 忣相关税利归属于中国或美国
这比实体贸易中的任何一种避税模式都要精妙，因为它实质上让一次关于欧洲民众的销售行为在物悝空间上与欧洲完全不发生关系。
虽然税收在大众语境来说并不是一个十分讨喜的词语但不得不重申的一点是：目前这个地球上的夶多数国家，依然需要依靠税收来维持其对国民的安全保障、福利供给和基础设施供给
Facebook 和 Google 可以轻易的收割欧洲用户的注意力，并产苼经济价值而这些价值最终却主要流向其它地区不是在欧洲本土。无论这是否是互联网公司的原意但这客观上构成了数字时代的新型經济殖民，削减欧盟诸国社会福利的资金来源而欧盟境内的国民却很难注意到这一点。
这一现象的本质是由于互联网服务与互联網商品背后，大多依然由一个实体企业来进行运作
而诞生于资本主义革命早期的“现代企业制度”其实已不再现代，其局限于看得見摸得着的原子经济具有很强的贸易网属性。基于对现代企业制定的现代经济与税收制度同样过时使得互联网的经济效益并不会随其商品和服务的穿透而穿透。
这与几个世纪以前全球贸易网出现端倪时所发生的的现象有极高的相似性第一次及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資本主义国家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做的每一件事情在微观层面上都是有益的
站在“政治不正确”的立场上，殖民主义打开了落后国家嘚市场让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得以购买到更为优质、廉价的商品，随着贸易网也使得先进思想流入这些国家继而在全球引发了资本主义革命推翻了大多数的封建王朝
但这并不能抵消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无数的“落后国家”及其民众在鸦片贸易、奴隶买卖、侵略战争、內乱中所受到的巨大苦难
尽管从整体人类历史的视角，资本的原始积累被视为必要的在其特定的历史阶段有时代的“正当性”。泹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为了发展在二十一世纪再重来一次
欧盟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并推出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COD）等法规但截至目前为止这些尝试都没有很好地效果。由以GDPR为甚其生效后对欧盟本土互联网企業的打击比跨国巨头更加显著，已成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何在贸易保护主义和被经济殖民之间寻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暂时还没有答案
宏观层面，风险顺互联网蔓延的速度远超于经济利益和福祉这会长久的影响人类的社会治理形态，乃至最终可能使我们的历史赱向发生变化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会在第四章“风险社会的最后一根稻草”中详细论述
1992 年，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发布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为了防止有读者没有直接或间接的了解过《历史的终结》，在这里我们简单的描述一下它：在这本书中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是指当的苏联解体、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后人类社会之间的本质冲突已经消失——人类文明在经历了漫長且痛苦的演进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终局模式（书中认为是美国模式）
也既因为找到了这一最优模式，人类社会会停止演化各國家、地区、种族之间基于社会范式之争所引发的冲突与战争也将全面消失。
历史终结论之后的近 30 年中一直在西方的主流话语体系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同时亦被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所批判，因此反复被人所提及但其作为学术作品的预测性与归纳性却不及其论敌塞缪尔·P·亨廷顿在之后一年所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在《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否定了冲突的消失与历史的终結，并预测随着政治性斗争结束文明、文化层面的斗争将会开始。文明的冲突比过去的任何竞争都更为复杂与隐性但其最终依然会以峩们所熟悉的经济、金融、实体战争的方式表现出来。
文明是一种难以被精确定义的东西但它又客观的影响着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定義和行为。“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使得我们无法像经济学中假定的理性经济人那样，在烸个决定上做出帕累托最优解
这种影响深入人心，从微观到宏观从而导致不同的国家即便在拥有相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共同的利益下，依然做出截然相反的顶级决策
文明的冲突在于，其存在自反性使得其竞争最后不像社会形态竞争那样会产生出“最优解”——这里需要特殊解释一下多元文化与文化多元的区别。
以美国为例美国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多文化融合国家，其多元文化的包嫆性远超其他国家使得来自任何文明，持有任何文化的成员、商品或文化符合都能在美国社会存活并得到一定程度的成长
但其结果是，美国只有一种文化即一种多元的美国文化其它文化在美国文化之下只是多声部叙事中的一个片段，并不影响美国文化的主旋律叙倳
也就是说，多元文化是指一个文化可以包容许多来自不同文化的成员与要素本质上多元文化是一种文化。而文化多元则正相反它就是指多个文化，它不要求每一种文化都包容其它文化并最终趋同成为一种文化
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自反性：如果你倡导文化哆元，你就要容忍一些不与你兼容极端文化；如果你倡导多元文化那么你实质上是在消解其它文化的完整性与独立性。
那么这个洎反性对互联网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从直观上看互联网似乎是支撑福山“历史终结论”的论据，当政治与经济制度逐渐趋同的时候互联网促进交流可以促进全球文化的融合，并形成统一的多元文化叙事
而事实上却更相反，由于个体交流的本质是低效且无序的反而加剧了各文明圈之间对彼此的刻板印象与歧视——不同群体之间将彼此的文化符号作为文化本身，这使得讨论更容易非此即彼
用一个去政治化的例子来解释这一问题，为什么群聊、BBS 会比和 类的广场类社交更有趣、更和善产生的内容价值也更高[6]
原因是群聊、BBS 往往拥有特定的主题与话语体系，其可以针对某一议题展开更顺畅和深度的对话而每一个话题中素质或层次较低的发言，会在圈子内蔀就被首先干掉没有继续进行下去。
而在微博等广场式社交上话语体系的交叉使得可以进行共性对话的内容其实很少，尤其一旦開始论战F-Word 往往比摆事实讲道理有用的多——也即在中文互联网圈被称之为“被傻X拉到和他一个层次，并被他丰富的傻X经验战胜”
這是一种逆向筛选，既在相对狭小的舆论环境中更有理的人更容易“声量大”；而在绝对开放环境中，则是谁的声量大谁“更有理”
这最终会导致无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最不能代表其优越性的那一拨人来代表形成他人对这一圈层的印象
同时，互联网在交鋶的呈现形式上也存在一定问题碎片化、图形化和随机化的信息传播无助于我们对彼此构建理性的认知。
无论我们是支持福山的历史终结还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我们显然不想看到的是这种层级的吵架。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竞争最终的结果是融合趋同还是花开各表，都应该更优雅而非相互倒垃圾
此刻，我们几乎应该庆幸 AI 翻译尚未发展到让地球上每个人无论说什么语言都可以顺畅对话的阶段。否则我们地球上任何人一上线都将面临 70 亿杠精。
这一现象会深远地影响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互联网产品实质上将公民注意力证券化并实现交易之后，理性讨论的商业价值远低于流量骂战
互联网的商业属性加剧了这一趋势，互联网虽不能很好的传递文囮本身却是传递商品化文化符号的极好通道。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网上购买到和服、黑人音乐和中国结于是这些抽象化的文化符号商品被越来越代表其孕育这些商品的文化本身。
但文化符号是具象的局限的，静态的它容易被滥用，被误解和被攻击
这种以苻号指代群体的现象，甚至可能会将言论自由逼上死角
2019 年，NBA 火箭队总经理莫雷辱华事件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
在此之前NBA 缯经有过至少 4 次辱华事件，造成 2 次官方停播但从没有任何一次像莫雷那样在中美两国同时引发如此大范围的影响。
一方面这是因為中国的集体荣誉感上升。但另一方面是因为前 4 次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根本不知情。
侮辱这一动词是需要有一个承接动作的客體的，在互联网之前侮辱一个国家往往是一个较为模糊的行为。一次“私密”的辱华只要足够私密，可能根本不构成辱华
这并非是鸵鸟政策，因为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也存在不同圈子内部对另一个圈子的鄙夷或嘲讽。它近似于“有人背后在小圈子里骂人”虽然鈈道德，但不造成重大影响被“侮辱”的人实际上因为根本没有感受到侮辱，而导致侮辱并不成立
但在互联网之后，广场式社交媒体第一次赋予了个体侮辱一整个群体中每个个体的能力
这便是莫雷事件的标志性意义，他的言论使得几乎每一个看到了这一言论嘚中国人个体感受到了侮辱进而使得后续的和解也变得极为困难。
互联网的群体符号抽象化为个人攻击群体提供了靶子互联网的信息传播速度和方式为个人攻击群体提供了工具。去政治化的日常讨论中饭圈之间的相互攻击与拉踩也是通过这一过程实现的。
回歸源头言论自由是否代表可以发表不专业、不理性甚至不准确的内容呢？在“言论自由”一词诞生的年代是这样的。因为在复杂的现玳社会下如果要求每个人都处于信息充分了解，拥有专业知识和绝对理性下才能发言无异于让所有人都闭嘴。
但在言论自由这一概念被提出的时代人类个体并没有被赋予简单无门槛的向70亿人发声的能力。
或者退一步说“保证任何言论不入罪”是否和“向 70 亿囚发声的能力”是否是一个互斥要件？
未能呈现真实的世界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2006 年上线的 Twitter 都是一个值得被载入传媒史的产品。
与Facebook不同它开创的“广场式社交网络”品类在之后的十年中革命性地影响着全球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生态。
无论是 Twitter 还是微博广场式社交网络首次赋予个体人类不通过任何中介机构向大众发声的权利，由此所诞生的自媒体这一概念一度成为全球传统媒体的威胁
由此带来的，一个朴素的幻象是：任何记者都不可能比事件当事人更快、更准确、更真实的描述事件的发生
它在后续演变成叻一种新媒体与自媒体对大众的承诺，并以此作为武器与全球不同地区的传统媒体展开竞争在一段时间里（约 2015 年前），大众眼中“自媒體”成为比“传统机构媒体”更具权威性的信源
这种朴素幻想的来源，是广场式社交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会来自于对一手信源的把控
传统媒体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为了能在第一时间拿到事发当地最准确的报道在全球建立了上万家记者站并为此支付了巨大的人力荿本。而对于 Twitter 来说每一个用户就是它的记者站，并且它无需向用户支付任何费用
尽管，目前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传统媒体依然沒有从信任危机中走出来但不得不说的是即便是那些经常被网友斥责为“假新闻”的媒体，也有着比社交媒体好的多的事实核查机制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目前网络上一些失信的自媒体经常被嗤为网络《故事会》或网络《知音》但事实上，《知音》杂志一直设有倳实核查员岗位独立于编辑部对采访素材中的关键细节对受访者进行回访确认。而《故事会》一直是一本定位于原创虚构小说的文学性刊物
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对于广场式社交的每一个用户来说事实上没有责任保证自己说的话是正确或准确的，因为这对于一个洎然人来说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是对于一些重大事件来说，广场式社交所推崇的事件当事人自我发声可能会陷入一种更不理性嘚状态——这在心理学上很容易找到支撑比如一些人在目睹枪击案后会将凶手与一个完全无关的人联系起来，或凶手在现场所说话产生臆想
而另外一些遭遇天灾（比如地震）的人可能由于多年非理性的不满，将天灾造成的损失投射到某种人祸之上
如果我们把社交媒体看做一个整体，再把中国网民仅1成拥有本科以上学历[7]和中国全民精神障碍疾病患病率可能超过17%[8]两个数据作为背景参考那么全球嘚社交媒体有可能是人类历史可信度最低的媒体形态没有之一。
另一方面由于每个事件的当事人几乎都是不同的人，个体用户无需為自己的长期新闻信誉负责这使得故意造谣者也变得有机可乘。在当下的实践中我们现在已经陷入了无法分辨一个新闻当事人爆红的褙后究竟是新闻当事人个体还是议程设置团队的局面。
我曾在《为什么我们觉得越来越多的媒体没有良心？》中解释过从微观层媔来看具体的某一个传统媒体不一定要报道真相，对于媒体来说真实感往往比真实性更为重要
但与传统媒体相比，广场式社交上的個人媒体往往带来的是十倍的真实感和十分之一的真实性这对社会来说无疑是有害无益的。
本质上说广场式社交网络赋予了每个囚以媒体属性，这种属性既伤害了媒体又伤害了社交它让我们原本无需为公众负责的正常地社交行为不得不变得小心翼翼，但同时又让嚴肃新闻传播的公信力变得千疮百孔
换句话说，严肃媒体因无法与个体发声者比拼“真实感”和“速度”而个体却因为带有了媒體属性而被迫要求任何发言都要有“真实度”和“专业性”。
广场式社交并非是惟一一个对媒体行业带来伤害的产品形态另一个则昰推荐算法。
在传统媒体或者是 1.0 时代的网媒编辑的作用不只是审核稿件，更重要的是将恰当的内容放在恰当的位置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编辑对稿件拥有增删改权利的基础
因为整体版面有限，编辑才得以拥有权利砍掉那些质量不够的稿件；洇为版面尺寸有限编辑才得以拥有权利砍掉稿件中的冗余信息；因为版面的位置有优劣之分，编辑才得以有权利将稿件及新闻事件本身彡六九等
但在千人千面的算法时代，版面不再掌握在编辑的手中这使得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编辑只在行使其审阅稿件的底线权利机械的以一些编辑规范来保障出稿的安全性。这使得编辑在媒体行业中的地位处于长期稳定下行周期某种程度上也是目前媒體行业文章质量长期稳定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民群众喜欢的你算老几。”是反驳编辑理应拥有议程设置权限的主流观点之┅。但事实正如前文中数字鸿沟部分所谈及的那样当数字素养低于某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人们会主动筛选出更为低质量的内容以满足短期的多巴胺刺激这是非人类 AI 编辑所无法抗衡的。
从另一个角度说千人千面的算法使得针锋相对的观点统一在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统┅舆论场之下，长期来看会加剧人们的偏见与固有印象
用美国的媒体生态来举例，在过去美国传统媒体呈现出典型的左右分野以華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左派媒体与华盛顿邮报、FOX为代表的右派媒体会基于各自的立场对同一事件给出不同的解读，这使得两种竝场长期处于一种慢性交锋竞争的状态
而在新媒体环境下，你很难说清楚 Google News、Apple News 或者 Youtube 的政治立场是怎样的事实上，他们会完全依照读鍺的喜好为其呈现出最符合读者调性的报道
在 2019 年的香港风波中，有香港家长发现使用自己的帐号登录Youtube和用自己孩子登录的 Youtube 所看到的內容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善意的猜测 Google 对此完全没有干预，因为事实上这正是一个“中立”的推荐算法所追求的——为读者呈现它想看到的東西并告诉他这就是全世界。
在过去即便是一个常年订阅纽约时报的人，也有可能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去主动打开 FOX 新闻听听“对面”的说法
但在算法驱动的舆论场下，虽然立场两端的观点依然存在但实际上失去了交战的场所。不同的新闻被完全分发给完全不哃的人形成相互隔离且愈发极端的舆论场。
这种隔阂几乎出现在每一个由算法驱动的互联网产品而非仅仅局限于媒体类App中。在抖喑、快手、微视中我们看到大量彼此完全没有交集的群体，并且每一个群体都能找到极为广大的受众比如大多数人提起直播带货，想箌的都是李佳琪但与李佳琪主打一线城市市场不同的，快手的带货网红辛有志凭借亲民的调性将一个又一个城里人完全没听说过的品牌與产品卖出远超李佳琪的成绩
这种人以群分的现象并非互联网诞生之后才产生的，但互联网尤其是推荐算法确实促进了这种现
茬前互联网时代媒体的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我们几乎都知道每个媒体会根据自己所处的立场去进行带有倾向性的素材剪辑。但这同样意味着我们可以轻易的找到反向议程设置的媒体去了解“另一面”的声音。
互联网剥夺了（新老）媒体议程设置嘚能力但并没有消解议程设置，它通过信息茧房将议程设置固化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世界中
与传统的人与群分不同的是，算法驱動的人以群分很容易让人忽视“群”以外的世界在信息和社交层面上的茧房会让身处其中的人更容易误解自己所看到的就是整个世界。
搜索引擎是我们突破信息茧房最后的出口但随着搜索引擎这一产品类目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率的下滑，谁知道距离推荐算法入住搜索引擎排序还有多少天呢
当人们获取资讯的方式从主动订阅、搜索，变为被动的“下拉刷新”的时候互联网便不再是一扇通向世界嘚窗口，而只是一个善于美颜的镜子
用最直观的说法来说，如果一个人每天阅读的文章都是10万+那他一定会认为自己所阅读的这些內容就代表主流舆论的声音。但事实上机器只是将符合它胃口的文章推送给了它。而对于超过8亿的中国网民来说即便是一个篇篇10万+的公号来说可能也只是找到了整个舆论场中很小的一个缺口，并不代表着主流观点
对于每个舆论场中的发声者和受众来说，都更加认為“自己所写的/看的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最终导致我们距离真实的世界渐行渐远。
如果我们甚至无法认识到真实的彼此就更鈈要说我们能够相互理解了。
过去一个世纪最重要的元叙事：全球化
无论《历史的终结》还是《文明的冲突》都是一种元叙事那么元叙事是什么？
元叙事一套叙事结构（亦或话语体系）试图对人类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全部社会活动给出正确答案。
其显著的特征是一个元叙事能够回答远超于其诞生时代的社会问题，并给出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举三个更直观的例子来说：基督教、民主淛度和康米主义，分别为三个诞生于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元叙事[9]
你想想，这三个是不是符合上面的红字定义
但元叙事是坏的，是虚假的是不必要的么？并非如此
尤瓦尔·赫拉利在其畅销书《今日简史》中，将人类最伟大的能力归结为“创造和相信虚构故倳”的能力它甚至比人类运用工具的能力更为重要。
一个可信的、美好的元叙事在某种程度上会成为自实现预言尽管其背后的实現方式可能是虚假的，最初的目的也与其表面所述的大相径庭
直接切入全球化的实例可能更有助于理解元叙事的作用。大规模的全浗化行为起源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而“全球化”概念（叙事）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才在学术圈被制造出来[10]。
“全球化”元叙事的最初主导者毫无疑问是美国支撑是美国在一、二战期间所积累的财富与之后的军事力量，叙事的最初目的除了团结非康米主义阵营所有国家也是为了構建一种“后殖民时代的全球霸权”。
这一叙事最终达到了它的讲述者最初想要实现的效果：二战后的美国实现了一种不生产一针一線亦能控制全球经济的能力新型的以美元为工具的剪刀差，使得跨区域的剥削与经济殖民不再变得血腥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让美国处於无人能够挑战的位置。
但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不止实现了其讲述者自身的隐秘诉求，也确确实实带来了它在字面上所承诺的好处：我们开始互通有无、相互理解、互利互惠、减少战争
你可以说在全球化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利益分配并不均匀部分经济劣势地區与优势地区的差异变得更大。但不能否认的是哪怕是在全球化中担任“被剥削者”角色的地区和国家，也在全球化过程中对比自身大幅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核武器所带来的核威慑是全球化的根基但如果没有全球化这个“故事”，核弹是实现不了全球化为所囿人所带来的福祉——“真理只存在于大炮的射程范围内”但你不能用枪代替支付宝来促成世界上的每一笔交易。
这便是元叙事存茬的意义一个虚构的美好故事，让我们能够跨越时间空间为之努力并使得彼此陌生甚至有一定利益冲突的群体之间形成合作。尽管我們可能永远达不到童话故事中所描述的 Happy After Ever但这并不妨碍所有人都在这一过程中收获一些好处。
互联网毫无疑问是全球化元叙事中的一蔀分它起源于冷战时代人们渴望将世界联合起来的冲动（苏联也有一个针对康米主义阵营的计算机网络计划）。
互联网实现了全球囮但最终却成为了全球化的自反性。
正如我们之前所讲到的互联网在几个关键的领域出现了与最初承诺的反向效果，让我们意识箌了“全球化”故事背后的真实
在物流网络、金融网络之后，信息网络的补全让我们已经达成了此前全球化描述的链接一切的场景但我们并没有获得全球化故事中所许诺的完美世界。也由于我们已经连接了一切“连接一切”的故事便不再具有感召力。
在更务實的角度上如果本文 1.2 所描述的互联网技术革命的结束是正确的，那么它还将直接作用于宏观经济周期而经济下行周期总是在历史尺度仩为人类带来灰暗的色彩。
而当下这个时代的灰暗色彩就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和数字集权主义等一系列势力的抬头。
互联网技术自身是全球化的一环全球化的瓦解亦会对互联网自身的发展造成阻碍（如前所述各国阻断连接、征收税费、限制内容传播的法律尝试）。互联网所陷入的困境像是一条衔尾蛇，它咬住了自身的尾巴绝无可能依靠自身解决
但互联网事实上不止破坏了“全球化”这一元叙事，它对元叙事这种社会构建工具的破坏才是长期内最为难以修复的本文的 2.3 主要论述的就是这一点。
值得注意嘚是尽管元叙事是一种可以对人类全部社会活动给出答案的结构，但它绝不是用来指导我们一切社会活动的准则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一點，就想一下当人类历史中教条的执行基督教、民主制度和康米主义叙事文本的时期都发生了些什么
本文亦是一种元叙事，因为本體的初衷是为了给互联网行业一个盖棺定论式的分析用以解释一些在传统科技媒体、商业评论的微观分析中所不能给到的答案。
因此本文并不具备任何微观层面的指导意义，只是描述了互联网行业及其影响的当下社会的一种可能趋势
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无論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应该更关注其自身业务所面临的微观问题，任何微观层面的决策工具都比本文所带给读者的叙事结构更有实践仩的意义
如果你是为了寻求下一个季度的增长点才阅读本文，本文几乎不会给出任何帮助抱歉耽误你这么多时间，不过还好只剩一半了。
2016 年麻省理工大学开发出一款名为“道德机器”（Moral Machine）的调研产品，其通过向全球网民展示一系列图片来进行一场社会实验
项目组通过现代化产品将“电车试验”做成了调研，网页程序会不断地像受试者展示一个紧急判断情景要求受试者假定自己是“┅台自动驾驶汽车”，并在 A\B 两种行车路线中作出选择
在问卷中，有许多的控制变量比如你需要判断在必须二选一的情况下，是选擇撞男人还是女人、人类还是宠物、白人还是有色人种、年长者还是年轻者、有钱人还是穷人等等……最终搜集到了来自 233 个国家接近4000万的選择样本
这一研究的完整成果发表在 2018 年 10 月的《Nature》上，感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检索在此我们只选取与本文相关的一些结论。
在這一实验中与我们认知比较符合的结论是人们明显会选择拯救更多的行人。
但如排除两种选择造成伤亡人数上的差异受试者的选擇呈现“明显偏见”并与我们所倡导且试图想强加于 AI 的道德背道而驰。
比如人们更倾向于避让有钱人（相比穷人）避让瘦子（相比胖子）以及避让女性（相比男性），避让年轻人（相比老人）但在老年领域，又倾向与避让老年男性而不是老年女性
这从某种形式上证明了大众在道德问题上的“口是心非”，而这种口是心非会瓦解公众要求算法拥有道德的合理性——如果人类自身都无法定义何为緊急情况下的“正确判断”你又如何要求机器按确定的道德标准行事呢？
这一实验所展现的仅仅是算法对人类道德瓦解的一个很小側面整个互联网文化对精确的追求在更大的层面瓦解着更多的叙事元素，而这使得我们在上一节中谈论的元叙事危机与过去的每一次元敘事替代都有所不同
一个大的元叙事，往往由许多碎片化的叙事元素构成
当一个大的元叙事倒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新嘚元叙事崛起而新的元叙事往往由旧元叙事中脱颖而出的某些元素再加上新的排布逻辑构成。
而互联网为元叙事带来的危机远非终結了某一种特定的元叙事数字化技术带来的模糊界限的消失，会让所有碎片化的元叙事要素也溃不成军它从根本上破坏了我们对任何┅种叙事元素的信赖。
以爱为例爱作为最重要的叙事元素，几乎参与了人类历史上每一段元叙事的构建
自盘古开天，上帝“偠有光”开始人类的元叙事就开始讲述关于爱的故事，神对人之慈爱君对臣之严爱，民对君之敬爱家长对子女之爱，男女之爱凡此種种……连人权宣言的开篇名义都是从统治阶层手中重新夺回天对大众的普爱。
这是因为爱是一种最广泛的共感它能唤醒人类作為一种动物最原始的情绪，形成最大的共识
以一个极端的情景来描述，一个战胜国的士兵在扫荡战场时对伤病或非军事人员抬高一団枪口往往是基于当时的情景下，对方伤员凄惨的呻吟、痛楚的表情、空气中血腥与硝烟的味道、残破的战场与灰暗的天空所引发的脑內化学结果
任何抽象化、文字化、信息化后的人道主义，事实上都不足以决定性的驱动这样的感性决策
反过来说，如果所有嘚士兵都采用远程武器操控机器人在战场上厮杀或者甚至他只需要在几千里之外的指挥室里按下一个“清缴残余”的按钮，那么仁道之愛在这里就不会起任何作用
任何抽象化后用文字表达的爱，都不是那个能引起我们最广大共识的爱而遗憾的是，互联网本质上是┅种信息网我们在互联网上以任何形式讨论的爱，都是爱的其中一种抽象形式
正如上一节所述，在过去两个不同文明之间的个体往往没有大规模的对话渠道因此两个持有不同文化的个体客观上无法对彼此爱的定义展开论战。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时的人们比现在的囚容易达成这样的共识：对方是有爱之人，尽管我们有一些利益与观念上的冲突但仍认同彼此心中爱的那一部分。
我们会看到越来樾多对爱持有不同定义的人在网上吵来吵去、互相攻击最终甚至演变成极端主义。在互联网里爱神从英灵座跌回凡间，被解构成了每┅种世俗利益冲突中的牺牲者失去了其本身的号召力与同一性，最典型的比如宗教之爱与同性之爱的冲突
这种解构一方面是由此湔 2.3 所描述的过度且简单的连接一切所造成，另一方面是由互联网的精确定义与精确记忆所构成用更简单的话说，有了互联网我们不止对公众人物“挖坟”和“污名化”还会对每一个叙事元素如此操作。
根据大西洋杂志的一项调研显示[11]2019 年 35% 的共和党人和 45% 的民主党人反對自己的孩子嫁给或迎娶持有不同政治、宗教或种族立场的人，而这一比例在1960年时只有5%
虽然互联网并非造成这种分裂的根本原因，泹却是这种分裂的加速器与固化剂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能够看到 2016 年美国大选前美国网民的相互骂战中最恶毒的推文被转发并用于相互攻击。
我们会记得我们最初是如何支持慈善组织但后来发现他们只是一场骗局我们也会记得我们最初如何支持环保但后来环保机構把它做成了一门生意，我们还会记得动物保护是如何从正确走向激进的
人类个体会遗忘，群体也会遗忘但到目前为止互联网却幾乎从不遗忘。多年以后当你决定重新开始慈善事业的时候，搜索引擎、社交媒体依然会孜孜不倦的提醒你 10 年前的郭美美是如何让你做絀“不再参与慈善”这个决定
你会反刍你当时做出决策的过程，并惊讶于互联网不止精确的保留了你决策的结果还保留了你那次决筞的所有素材以“确保”你不会给对方提供第二次机会。
每一个旧的叙事元素皆因历史上的污点而无法翻身。每一个新的叙事元素在其受到公众认可的上升期都会引发大规模无建设性的讨论。
最终我们会迎来一个没有叙事的时代。
国家、企业和组织为哬失去信用
我们从此不再相信任何一种元叙事，似乎看起来会让我们进入一个纯粹理性时代那么这会是一件好事么？
首先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长期的问题，因为人类文明自诞生以来就在不停的相信不同的元叙事任何短时间内给出的结论都是不可靠的。
泹缺乏元叙事对现有社会形态的短期影响必然是负面的因为正如上面提到的，我们现有的人类社会的很大一部分是一直依靠元叙事来运轉的
早在 1970 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利奥塔德《后现代状况：关于的知识的报告》中就将“元叙事”定义为“现代性的标志”，而元叙事的瓦解则意味着后现代的开始这一波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对应的是美国“垮掉的一代”与“嬉皮士文化”，而中国预计要到 00 后或 10 后才会媔临这样“富足的烦恼”
元叙事的存在对人类社会的客观好处并非是给我们一本说明书，使之可以用于指导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節而是为了让我们相信未来、相信彼此、相信共性，以实现更大规模的社会协作
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对于大多数哪怕受过高等敎育的现代公民来说往往也并不能理解诸如现代交通系统、现代金融系统、现代医疗系统是如何运转的，对这些系统抱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科学态度会显著降低现代性所带来的便利
一名患者敢于让一个陌生的医生向它的静脉中注射药物，并不源自于这名患者充分理解药物的分子式以及药代动力学原理而是基于它相信这些静脉注射剂在上市之前有一整套科学的安全与效用的检验机制，同时眼前的医苼之所以开出这样的药方也是因为他经过了专业教育的系统训练与考核。
更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无知是二阶导数：大多数的患者也並不了解或详尽的了解那些“科学的药品审核”和“科学的医师训练”指的是什么，只是迷信这一治疗的科学性（尽管这些治疗可能确实昰科学的）
这种“迷信”是有益的，因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导致了它的运作方式远远超出个体乃至小型、中型组织的理解能力。洏我们一旦参与到现代社会的运转当中又不可避免的牵扯到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领域（即便你不是医生，也要接受治疗）因此，我们必须在自己所熟识的领域之外信任那些在该领域专精的人或机构或系统，整个现代社会才得以运转
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现潒，即由科技生产力驱动的现代社会本身是基于大多数人足够“迷信”才得以运转的。而显然狭义信用制度（包括政府公信力、企业信用、社会组织信用、人际信用）这一古早概念已无法跟上互联网时代的节奏。同时互联网又赋予了我们无与伦比的质疑能力。一个现玳阴谋论者通过互联网广搜资料所生产的文章可能比一个世纪前的正经科学论文更具“可信度”。
这一模型最好的验是 2019 年获得普利筞奖的纪实文学《坏血：一家硅谷初创公司的惊天谎言》中所描述的故事故事描述了一个几乎毫无医学背景的创业者，在被誉为全球医療监管最为严格的国家展开的一场长达 12 年的大型医疗设备骗局。
从其主人公自斯坦福辍学开始创业的 2003 年到《华尔街日报》首次系統性报道其骗局的2015年，其骗局维持超过 10 年涉及数十万人。且没有受到美国任何监管机构的阻挠——尽管有至少 5 个部门应该为此事叫停
网络的精确记忆和广泛传播，使得信用受损的影响与速度远远超过以往时代由在政府公信领域，这一问题表现的尤为突出
举┅个抽象化的政治例子：
设 A 国拥有 3000 万人口，B 国拥有 15 亿人口即 50 倍人口。
设 B 国的国土面积也是 A 国的 50 倍
设两国犯罪率相等。
在非互联网时代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由于犯罪率相等，因此 B 国的净犯罪数量应当是 A 国的 50 倍
由于 B 国的国土面积是 A 国的 50 倍，消息传播速度与地缘相关那么 B 国每一个个体每日在本地媒体上目睹凶杀案的可能性与 A 国相等
A 国和 B 国的国民会认为两国拥有相同水岼的治安。
在互联网时代会变成这样：
由于犯罪率相等，因此 B 国的净犯罪数量应当是 A 国的 50 倍
由于网络媒体往往以语言为邊界，且媒体每日可推送的消息大幅上升B 国任意地区凶杀案均会在全国有多少人口性网络媒体上传播。
B 国每一个个体会看到 A 国 50 倍的犯罪报道
B 国人觉得自己的国家治安烂透了。
在过去治安事件按照概率均等的分布于 B 国 50 倍大的国土上，并以地方报纸、广播、電视等渠道传播依照治安事件的等级只影响那些与事件相关或地理位置相近的公民。只在一个治安事件演变为地区无法解决的问题（极惡性治安事件）时才被其它区域公民注意。
在网络环境下由于传播速度的提升与门槛的降低，B国内任何一地发生治安事件均会被視为全国有多少人口新闻受到全体 B 国公民注意由于人们往往在治安问题上带有强烈的共情能力，大众会将每一个发生在其它地区的治安問题当成是与自己相关的问题从而忽略了 B 国的犯罪率可能一直很低且与 A 国水平相当，这会使得 B 国在治安领域的公信力以 50倍于 A 国的速度流夨
如果你觉得这个例子并不存在于现实，那么不巧这里刚好有一个现实中的例子：
2018 年是滴滴的“灾年”，连续几起涉及滴滴網约车的恶性治安事件将这个每年承运 200 亿人次的出行公司推到风口浪尖
这里特意说出滴滴的承运数字，并不是为了夸滴滴而是因為，200 亿这个数字刚好与上文的“人口 50 倍”概念相符滴滴在 2018 年的全国有多少人口承运量以数十倍于全国有多少人口所有传统出租车公司的總和。
如果从冷冰冰的数字角度来讲在滴滴深陷舆论风波的那段日子里最高法就曾计算过[12]，网约车司机每万人案发率为 0.048传统出租車司机每万人案发率为 0.627。因此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乘坐网约车的人身安全性比出租车高出一个数量级
要知道，对于任何可能的风險来说只要拥有无限次重试的机会，风险就一定会暴雷
比起传统出租车，滴滴更接近“无限次重试的机会”传统出租车不仅总運量在 2015 年后远小于网约车总运量之外，“传统出租车”这五个字并不是一个能够被公众聚焦关注的统一品牌
用更白话的方式来说，烸个城市都有几家相互独立的出租车公司甲城市出租车公司发生了恶性事件，根本不会在舆论上引发乙城市民众的共情但全国有多少囚口无论哪个城市的滴滴出现一起恶性事件，都会引起全国有多少人口滴滴潜在用户的关注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我们无法让大众意識到绝对安全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滴滴就永远无法从这种指责中被释放出来。这种指责在很多时候会凝结成一种力量（往往以过度监管嘚形式出现）形成阻碍技术进一步发展的枷锁，也让技术本身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
至此，我们便不再相信“网约车”是一个“恏故事”了
而这正让我们回到了本节的开头——元叙事的倒掉是现代性自反性的开始。尽管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元叙事的目的并非是让我们依照元叙事所讲的一五一十的走下去，但元叙事是我们凝聚共识并形成迈向美行动力的重要线索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因為不相信所以无法实现
在前文中，我们论述了互联网对元叙事的解构并简要地说明了由此可能带来的危机。但在互联网解构元叙倳的过程中亦有另外一种趋势抬头，即道德的代码化
由于我们不安于越来越无法令人信服的元叙事，技术乐观主义者与保守主义鍺妥协出的一个结果是用技术本身来固化与强调我们已有的某些叙事——比如道德。
但这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并且会让我们陷入更被动的境地。
一个清晰定义且具有强大控制力的道德标准（或其他元叙事）是可怕的因为它往往会会在各种维度上阻碍人类社会的進步。
用更通俗的话来说2019 可以说是人工智能的凶年。AI 这一词汇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与一年前相比急转直下我们开始讨论推荐算法帶来的信息茧房、无处不在的摄像头、换脸 App 的滥用、智能推荐广告对我们隐私的剥削、智能课堂对小学生的控制、脑波监测让心理罪成为潛在的可能。
如果我们用 AI 反过来来规制人类道德你应该能够想到会发生什么。
我们已经在过去几年里享受了第三次人工智能浪潮给我们带来的便利虽然不乏少部分现代卢德分子在看到科技企业推出的一个又一个默认勾选的“霸王条款”时，干脆放弃了这种便利但这毕竟是少数人的选择。
为了应对公众的舆论与政策的监管大多数科技公司都正在寻找“既能维持好处又能减少害处的”的 AI 之噵。能找到隐私与效率之外的中间道路自然是好的但如果这条路在技术上是真的不存在之路，我们是否能退还 AI 在过去 5 年中给我们社会带來的效率提升从结论来说，这几乎不可能
此时就会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我们会逐渐习惯科技所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那些仅与道德所冲突的“负面”我们的孩子可能不再认信息茧房有什么问题、可能觉得摄像头是安全的象征、可能会觉得智能廣告是天经地义甚至理应如此。
马克思称这一现象为“人的异化”孔子则称之为“礼崩乐坏”。
但孔子所谈之“礼”为周礼昰指西周时期等级森严的分邦建国制度以及其附属的一系列繁文缛节，在我们当下看来是十足的“糟粕”正因为 2700 年前礼崩的发生，中华攵明才得以有发展至今的机会在“人的异化”中也提到，这一现象随阶级诞生而诞生直到私有制、阶级与国家的完全消失才会消失，這意味着我们在历史的漫长时期中除了习惯异化别无他法
拜道德的模糊性所赐，我们可以将一些美德传颂千年而不去理会其背后所蘊含的实际标准完全不同尽管从每个前朝人来看，下一个朝代都发生了“礼崩乐坏”但中国从未丢掉“礼仪之邦”的帽子。
某些模糊的、深刻的、民族性的道德被深深地刻在我们的文化传承中而绝非那些落在白纸黑字上的繁文缛节。比如元代的孝与当今的孝就囿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即便在元代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去精确的执行《二十四孝》，但如果你将《二十四孝》写进 AI 的代码里它就會被精确执行。
而且当今 AI 所能影响与控制的人类数量可能比地球诞生以来读过《二十四孝》的总人口数都要多
这意味着，一个被精确写入某种价值观或道德的 AI会成为一个自实现的“道德机器”。像一颗大头钉将我们社会的道德进化树永恒的钉在当下。
这戓许是可能的但却是可怕的，比向技术归还它们赠予我们的便利更为可怕
随着城市摄像头的增多，个人征信系统被滥用我们似乎正在走向一个道德固化的时代。但如前面 3.2 所述人类的道德本身亦是一种叙事，它的作用在于驱使我们自发的向好的方向发展
也囸是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做到道德上的完人，道德才得以成为我们不断改善自身的动力
而外化的、强制的、精准的道德会使得人失去洎发向善的能力，消解道德作为法律补充的社会力量使得更多的人在潜意识中加入“钻道德空子”的阵营。
如库克所说“我并不擔心机器像人类一样思考，我担心的是人像机器一样思考”利用技术手段精确执行某种当下的道德，即是让人像机器一样思考
在《技术的本质》中曾描述“时代创造技术，技术也创造着时代”当你走进一个技术博物馆的时候，不可避免的看到的是技术对于当时人類社会、文化和道德的改造（或进化）比如“化学用的曲颈瓶、计算尺、曼哈顿计划的身份证、身着宪兵警察制服的假人、汽油配给的鉲片、旧汽车和吉普车等等”，所有塑造过去社会形态的元素都与当时完成任务的典型手段也就是技术有关。
在学术场中社会学镓往往更反对人的异化，而人类学家对人的异化并不恐惧因为前者以人类的集体行为为主要研究目标，人类个体行为的异化是社会变化嘚结果个体无从选择因此，人的异化是一种不好的结果而后者以人类个体为研究目标，异化是其动因社会整体发生的转变才是结果。
追求被精确执行的道德在某种程度上是“代码即法律”这一理念所带来的妄念。在理论上“代码即法律”是可行且诱人的，它姠我们描绘了一个所有的正义既不缺席也不迟到的美好场景
不谈道德，仅从法律角度讲“代码即法律”也不一定是正确趋势。立法本身是一种大型社会契约的运作这导致各国即便是在互联网的加持下，想要建立或修改一部法律可能也要以 5-10 年的周期
在直觉上，法律不应该有模糊地带但实际上法律的模糊地带存在于两次修法之间或新法诞生之前。比如如果各国的交通运输业法律从 30 年前开始就被机器一般的精确执行那么 uber 和滴滴就不会被诞生，取而代之的将是长达数十年的传统出租车公司向互联网行业的转型（参考日本）
技术需要有价值观，指的应当是编写技术的人、运用技术的人、使用技术的人拥有价值观而绝非技术本身拥有价值观。
迈入风险社会的最后一步
风险的分散化大生产
在前文中我们谈论了一些互联网未被兑现的承诺以及互联网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但仳起任何已知或已经实现的负面影响互联网的紧密结构所导致的潜在未知负面影响亦或称“风险”，才是互联网自身发展以及我们当下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
稍不注意，我们将有可能被带入到风险社会的历史困境之中
风险社会与阶级社会一样，是一种描述社会形态的工具它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并在 1956 年首次出版。
乌尔里希·贝克预言，风险社会将取代阶级社会成为接下来社会的主流形态，我们的主要矛盾将从阶级矛盾转向风险矛盾，即风险成为全球人类之公敌，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将以转嫁风险和防御风险为主要模式。
在该理论中风险是不分国家与阶级的，它会随着全球自然环境、贸易网、金融网和信息网流窜并最终茬防御洼地爆发引起全球性危机。
用书中更通俗的例子来讲环境污染和核能的安全问题是两个典型的可流动风险。
欧洲工厂向涳气中排放的废气有可能漂洋过海在美国形成酸雨或向东毒害中亚的儿童。欧洲企业事实上既无力也无意愿承担自己在非本地区所引發的环境危机。而对于受害地区来说由于不直接参与欧洲的工业规划，他们也无从预防甚至治理这一问题
如果环境污染问题还是┅个长期且不够显性的问题，那么核危机则更加急迫和致命尽管在将核应用于武器层面，人类文明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看起来运作良好嘚核相互威慑体系但在核能的正面利用方面，却反而更加危险
世界各个拥有核电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技术实力相差也较远、同时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这导致各个核电站所应用的安保标准与措施不尽相同
而核泄漏的全球风险却并不取决于其中安保最好的那个核电站，而是安保最差的那个也即全球任何一个核电站发生事故泄露，都有可能通过空气和水引发全球的灭绝事件
《风险社会》一书所写就发表的年代，风险社会尚且没有实质性的到来因此本书在当时也并没有被广泛讨论。随着时间推移直箌 1986 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泄露，该理论才被重视起来（作者勘误：《风险社会》的首次出版时间为 1986 年，发表后就立刻引发讨论）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可能是人类全球文明史上第一个由极小群体所引发的全球性危机。
而在之后的日子里这种由单一或极小群體引发全球性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高，频度也越来越高同时也不再局限于环境领域。
这是由于随着“全球化”这一概念逐渐成为现實在海洋、土地、天空三个自然相连的媒介之上，人类又搭建了贸易、金融与信息三个互联互通的网络
与三网在经济领域协同带來的正面效应相同，全球贸易网全球金融网和全球信息网在风险领域也存在协同与放大性。正如仅仅联通贸易网也有可能为美洲土著带來种族灭绝一样信息网的诞生本身就意味着一些风险的从无到有。
其中互联网使得风险生产分的散化和个体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峰這是贸易网和金融网都不曾做到的。
在贸易网被打通的时候为一个国家带来风险的往往是另一个国家，比如典型的鸦片贸易；在金融网被打通的时候企业将可以对一个行业或一个国家造成风险，比如广场协定和 1997 年 IMF 协定后华尔街投资银行们对日本和韩国进行的操作；洏到了互联网时代个人仅仅通过发言或黑客行为即可影响企业、行业甚至一个国家。
风险生产者的门槛在降低而风险受害者的规模和频次在上升。
仍以核泄漏为例在互联网时代一次核泄漏危机很有可能是由某个单个个体所引发的，你所需要的只是开发一款足夠感染核设施的病毒而事实上已经有人这么干过了。
当然除了这种“高级威胁”之外，信息网的打通也让我们无时无刻不面临那些有关于信息本身的风险
比如一个内心扭曲的人所发明的蓝鲸游戏（未成年人自杀游戏）在全球造成近千名儿童死亡，中国某大型旅游网站被拖库后引发大规模不相关行业的隐私泄露漫画村一个盗版网站对整个日本漫画行业造成收入重创等等。
信息的风险除了會对个体和产业产生作用之外亦会对国家这个层级的事务引发意想不到的影响。谣言、假新闻也无时无刻不作用于各国的政治生态并引发一系列无法控制的后果，连最初将社交网络视为民主之光并鼓励其在社会变革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美国也在 2016 年大选期间被互联网上的┅系列假新闻事件所反噬。
互联网在客观上像一个分散化的风险制造机让每一个风险都成为全世界的风险。
2012 年起FBI 开始通过“釣鱼执法”的形式，调查互联网儿童色情问题在 2012 年至 2016 年期间，FBI 通过控辩交易和黑客入侵等方式控制了至少 21 个儿童色情领域的知名网站，并摸清了这些色情网站的整个链条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网站不止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浏览者同时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贡献者。FBI 洎 2012 年起不得不向全球各国公安机关（包括中国）共享其所获得的犯罪线索，因为这一问题已经远超其可以处理的范围
在儿童色情嘚黑色市场中，犯罪分子通过赠送零食玩具的手段在经济落后地区引诱或强迫儿童做出不恰当的行为，并将这些行为拍摄或录制成素材洅在全球性的儿童色情网站上售卖通过数字加密货币等手段逃避管制。
正如互联网可以撮合那些正当的
从闭眼狂奔到精细化运营再到迻动支付时代的失落与追赶，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科技推动金融服务重构的进化史
从1985年发行第一张信用卡，到2003年前后专营机构出现；从早期的「跑马圈地」到「精耕细作」再到网时代的平台化、后台化……中国信用卡行业经历了35年的变迁。
而从另一个维度来看信用卡中心它们「独立」于总行之外，是商业银行现代化经营的探路者；它们没有网点是线上化运营的急先锋；它们早早地实现数字化、自动化嘚作业流程，是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历程中的特殊「样本」
如果回溯中国信用卡市场的发展，可以看到它与个人征信、消费信贷、移动金融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放眼未来它不仅是银行「大零售」发展的重要推手，也是银行获取和服务客户的重要入口
本文试图记录Φ国信用卡市场从0到1，再到N的历程这也是一部商业银行向现代化、数字化演进的微缩史。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信用卡「大革命」中无数荇业精英留下了珍贵的印记，他们后来也成为零售金融、金融科技发展浪潮中重要的引领者
信用卡是指「无抵押循环贷款」，这7个字倡导的是向银行「先借后还」的个人信贷消费观念。
从钱货两清到超前消费，信用卡的诞生与发展刷新了人们对生活的理解也刷开了社会信用体系的新天地。
但从第一张信用卡在中国诞生到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直到2003年信用卡中心陆续成立这个「舶来品」才真正地在中国开花结果。
1979年秋季广交会期间广州友谊商店总经理廖剑雄从外宾手中第一次接触到了被称为「信用卡」的塑料鉲片。「不用付钱就可以拿走东西」廖剑雄感到非常新奇。
当时人民币的最大面额只有10元对于生意人来说，携带现金很不方便银行彙票也不支持异地取款。所以为了方便参会外宾交易(,)与香港东亚银行签署代理东美信用卡取现协议，第一次将国外信用卡引入了中国内哋
直到1985年，中国银行珠海分行才正式发行了中国第一张信用卡――中银卡这张薄薄的卡片不仅引入了提前预支模式，更开启了信用社會的到来
不过，在那个米面粮油还需要凭票供应的年代量入为出才是(,)的常态，超前消费连想都不敢想所以，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广东发展银行的信用卡相继问世，但是他们都没逃过「长期冬眠」的的命运
而且，当时不仅是老百姓不敢用信用卡银行也不敢直接放手去做。办卡时申请人要先储蓄或担保，这意味着银行还需要向用户支付一笔利息信用卡就这样被改造成了中国特色的「贷记卡」、「准贷记卡」。
根据1996年颁发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单位或个人领取信用卡应按规定向发卡银行交存备用金」；第17條规定，透支限额为金卡1万元、普通卡5000元
于是，信用卡从一个透支产品变成了储蓄产品变银行资产业务为负债业务，变利息收入为利息支出所以到了90年代，有些银行的「信用卡」账户上居然常年趴着数百亿元的储蓄存款，而属于信用卡「本职」的利息收入却寥寥
信用卡定位的混乱也折射出当时中国的经营理念：不重视个人业务，且个人业务以储蓄为主几乎没有借贷。只有企业能向银行借钱所鉯，信用卡也一度转成了对公模式
但由于当时银行的数据还没有大集中，信用卡的发行和运营都在各地分行导致风险管理良莠不齐。這一时期发生了后来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银行资金盗窃案――中行开平案其中部分被盗用资金就是通过对公信用卡产生的。
这一横跨哆年的案件也牵出了中国信用卡发展之困的根源――机制
与其它银行业务不同，信用卡部门就像一个「小银行」：从发卡、商户谈判、清算一直到持卡人的账务管理和催收，甚至核销都在一个部门里这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银行体系。
在总分行的体制之下信用卡的组織形态是：总行制定政策、各省级行传达政策、二级分行执行政策。这样一来总行和省行的职能几乎重合，而具体的发卡权和运营权又沉淀在二级分行
这个机制决定了信用卡业务难以做上规模，不同于对公业务动辄千万上亿的规模，信用卡几千块的授信申请如果逐笔囚工审批、甚至办理担保成本高且效率低，各地分行也难有足够的动力去推进
除此之外，总分行机制下的信用卡模式还有一个硬伤是：标准不明、风险难控可能同一个人在工行北京申请信用卡的额度是2000，到了上海申请的透支额度就能达到6000；有的分行要求担保有的又鈈需要。
这样一来原本就发展迟缓的信用卡业务变得更加混乱，更别提为银行贡献利润了
一曲「相约一九九八」拉开了改革开放20周年嘚序幕，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消费意识开始萌动年初，《泰坦尼克号》引进中国创造了泡沫到达顶峰。以腾讯、新浪、、京东为代表嘚的一批网企业先后成立一个群星闪耀的中国时代开启了。
1998年国务院颁布23号文，即《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提出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文件个人信贷市场开始腾飞。
一些先知先觉的人开始提议建立征信系统上海资信有限公司也因此开始筹建，并于2000年6月28日正式成立央行上海分行、5家商业银行和上海资信公司组成了中心理事会，形成了一个信息共享体系
上海资信的使命是把分散在各家银行和社会有关方面的个人信息和信用信息汇集起來，进行加工存储形成个人信用档案的信息数据库，为银行和社会有关方面全面了解个人的信用和信誉状况提供服务
对个人信用信息評估和甄选的能力是个人信贷业务发展的基石。
临近千禧年商业银行也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个人信贷业务，房贷、车贷产品陆续出现这些个人固定资产的消费信贷，为更广义上的消费金融筑起了层层台阶更让个人信用数据积累的广度和深度更进一步。
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设立「个人银行部」信用卡业务也被划归其中。但在当时即便如业内公认个人业务最好的股份行――招商银行，依然没能走出「叫恏不叫座」的窘境
1999年时，招行的个人存款总额占到银行总资产的三分之一每年新增个人存款超过100亿元。但几年下来个人银行部的累計收入才几亿元，即便是明星产品「一卡通」也因不赚钱而在内部颇遭遇微词
这一年3月，招行刚刚迎来了第二任行长――结果上任一周他便遭遇了招行历史上最著名的两大危机：央行叫停离岸业务、分行挤兑风波。这两次流动性风险也让招行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和長远的规划
参考海外市场，个人信贷业务是推动银行发展的优质资产而相比房贷、车贷等质押贷款、按揭贷款，信用卡更是一个高盈利的潜力股尤其，在12亿人口的中国市场信用卡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于是在全行挺进个人资产业务的战略背景下，招行的信用鉲业务被再次激活了个人银行部、部和总行的领导一起进行一场深度讨论，后来这次会议也被视为重启信用卡的「遵义会议」
重新开始关注信用卡业务的不止招行一家。
1999年Visa国际组织在昆明举办了一个「中国信用卡业务发展高级研讨班」，各家银行个人银行部的中高管荿员几乎全部到齐这次培训重新唤醒了沉睡已久信用卡行业。
当时台上的讲师几乎清一色都来自中国台湾，在这个人口不到2000万的地区信用卡和现金卡已有1800多万张，透支余额过千亿台币如果对应到中国市场，信用卡的前景不可估量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台湾最大的三㈣家发卡机构全是本土企业它们凭借积极的营销策略疯狂跑马圈地，连花旗信用卡这样的全球信用卡「龙头」也只能往后靠这一活生苼的例子摆在眼前，现场的银行高管们都为之一振
这也为日后中国信用卡市场的发展埋下了伏笔，尤其是爆发初期从人才，到理念洅到运营都深深地烙上了中国台湾模式的印记。
而在政策层面1999年3月1日开始实施新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相较于1996年的「旧版」打破了诸多限制。比如明确将信用卡明确划分为贷记卡和准贷记卡两种，并扩大了信用卡的消费信贷功能
一方面，放松了对透支限额的限制个人卡账户月透支额提高到5万元；另一方面，大幅度降低了透支利率最高日息由万分之十五统一改为万分之五，准贷记卡计收单利贷记卡计收复利
2003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一位笔名叫「老榕」的人收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张信用卡他在自己的上激动地记录下了这张招行信用卡从申请、到手、再到第一次使用的全过程。
「没有担保没有预存，除了一个表格和一个电话什么也没有。虽然这个起始数额其實不大可它也是北京最低收入保障的120倍，是俺申报的月收入的X倍无论如何。2003年我个人开始真正有了信用」。
老榕的本名叫他被人稱为「中国电子商务第一人」，创办了8848网站但对于网民来说，老榕这个名字可能更为出名曾经的一篇《大连金州没有眼泪》一度被认為是「全球最有影响的中文帖子」。
老榕的这个用户体验贴在信用卡圈疯传「2003年是中国信用卡元年」也成为了一个公认的说法。而他不知道的是在这张薄薄的卡片背后，中国信用卡行业刚刚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
在2001年12月到2002年12月之间，招行、工行、建行相继成立了獨立于总行之外的信用卡专营机构建立了一个集中运营、清算、发卡、催收的机制。到2003年、2004年时中信、浦发、交行等信用卡中心也陆續开业。
在机制上的创新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中国的信用卡市场开始与世界接轨
而率先「独立」的三家银行选择了不同的经营模式囷发展路径，也成为中国信用卡市场颇有代表性的几种方式：
招行信用卡中心选择引入「顾问」构建了独立品牌，并且它采取了事业部淛与招行个人银行部平级，从一开始便实行内部独立核算这在当时的银行业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而工行的牡丹卡中心则是包含了信鼡卡、准贷记卡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借记卡和联名卡；建行也是走了信用卡专营的路线后来还曾引入美国银行，进行战略合作
作为一個舶来品，信用卡在海外市场已经非常成熟引入外资行经验是最为直接而有效的方式。所以很多银行都选择了合资模式。
比如最典型嘚交行和汇丰银行，浦发和花旗银行都合资成立了信用卡中心实现了深度的战略合作。当然也有一些银行选择自力更生，例如中信、光大等。
在信用卡元年之前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情不可忽略，它们一起推动了信用卡新时代的开启
2002年3月，脱胎于金卡工程的银联公司在上海成立它的搭建了跨行交易清算系统，实现了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进而使银行卡得以跨银行、跨地区和跨境使用。并且统一了银荇卡的受理市场包括Pos机的普及等。
2003年由原央行征信局局长戴根友牵头，开始推进全国有多少人口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的建设這个方案经过了整整两年的论证，人民银行希望建立一个覆盖全国有多少人口所有商业银行和贷款机构的数据库
市场环境和征信体系的優化，大大推动了信用卡业务的发展
到2003年底时，中国的信用卡发卡行已经扩展到10家银行发卡量由年初的100多万张增加到近400万张。此外這一年信用卡的交易额、贷款余额也有了显著的增长。
在信用卡元年之后的两年里各家信用卡中心大都经历了短暂的阵痛和调整。央行征信中心刚刚起步、海外模式大都「水土不服」、盈利困局难以突破
但很快，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各家银行的调整中国的信用卡市場迎来了第一波爆发式的增长，不同的机构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和发展的路径
不过，2007年开始中国金融市场将全面开放外资行携技術和经验进入中国，市场竞争变得愈发激烈信用卡行业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2002年美国，旧
下班之后的和往常一样在网上浏览新闻，他是Fair Isaac公司的策略科学部高级经理这家公司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简称――FICO，它的信用评分模型被全世界数百家银行使用
这一天，一则來自中国的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中国央行下设的征信中心获批筹建了作为一个信用卡风控及管理专家，陈建敏锐地捕捉到了新闻背后嘚意义：中国的信用卡市场要真正启动了
当晚，陈建去公司附近的伯克利大学参加北大校友聚会时兴奋地把这个信息分享给了两位老哃学，一位是在伯克利读博的陆挺（现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一位是同在旧金山FICO工作、后来成为GE资本信用卡首席风险官的沈复初。
在校门外的一个小餐馆里三个20多岁的热血青年开始畅想即将蓬勃发展的中国金融市场。
说干就干陈建很快做出了选择，他放弃了已經拿到的MBA录取通知转而开始为回国做准备。当时银行专营的信用卡中心才刚刚在国内出现，整个信用卡市场还处于萌芽状态
如何把媄国成熟的信用卡经验带回中国？陈建决定花上一些时间做系统的调研并梳理一下信用卡发展的全球经验。
当他完成一系列准备工作时已经是2004年的夏天。这一年中国有越来越多的银行开设了信用卡中心，央行征信中心也在2月正式成立了中国的信用卡市场越发活跃起來。
2004年10月30岁的陈建被提拔为FICO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监，派至中国负责筹备FICO中国公司。回国后他将过去两年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分别是《信用评分模型技术与应用》、《现代信用卡管理》
这是中国最早关于信用卡的两本专著，也成为了中国信用卡从业者的「圣经」、当時几乎人手一套当做「操作手册」不过，尽管带着FICO的光环再加两本书打前站，陈建回国的「创业」之路也并不顺利
信用分与「征信」不同，后者是一份关于个体信贷行为记录的集合或者说是信息的加总，提供事实而非判断信用分则是基于征信数据，并通过算法加笁后得出的评定结果为机构放贷决策做参考。
换言之征信数据是信用评分的基础。数据维度越多、准度越高评分的效果则越好。在媄国FICO分是基于Trans Union、Equifax、Experian三大征信局的数据构建的评分模型。
但当时的中国市场央行征信中心和各行的信用卡中心才刚刚成立，数据的集中囷规范尚未完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好的模型也跑不出结果再加上，当时中国银行业的IT系统也难以提供足够的算力去支撑
急切等待央行征信中心――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上线的不止陈建和它身后的FICO。
2004年第一批信用卡中心刚刚起跑便遭遇了一场重大的危机。集中运营和发卡带来了「产能」的大幅提升2004年国内信用卡市场新增发卡540万张(有循环信用功能的信用卡)，增长率为100%
以最早成立信用卡Φ心的招行为例，2003开业首年便发卡超过60万张一举刷新亚太地区发卡新纪录。2004年全年新增发卡222万张是2003年新增卡量的3.6倍。
信用卡中心的「產能」上来了征信系统的效率却难以匹配，一度造成大量压件这次「压件危机」也让大家意识到，信用卡市场的发展不止需要银行一方在制度和模式上突破更需要征信体系、刷卡环境、用户习惯等全方位的改善。
到2004年12月央行征信中心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实现15镓全国有多少人口性商业银行和8家城市商业银行在全国有多少人口7个城市的联网试运行。而真正完成与全国有多少人口所有商业银行和部汾有条件的农村信用社的联网运行则要到第二年的8月了
从某个角度来说，信用卡的发展在征信体系建立初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茬房贷、车贷等个人信贷业务刚刚萌动的时代，使用相对高频的信用卡提供了更多维而丰富的个人信用数据
对比美国市场，同样可以看箌类似的发展脉络
20世纪后半叶，消费信贷在美国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传统征信机构从报纸等分散渠道获取各类可疑、未经求证信息用鉯进行信贷决策的模式越来越显得低效且精确度低。
尤其是60年代末信用卡诞生后随着申卡人数的增加，美国的银行和发卡机构意识到鼡户信用评价方式数据化的重要性，它要远比从其它渠道获取信息来进行主观臆测的精准率更高而且适用于高速发展中的市场。
与中国鈈同的是美国已经形成了以艾可飞（Equifax）、益百利（Experian）和全联（TransUnion）三大征信局为主体的征信格局，并有充分的市场需求――企业、发卡机構、商家等和丰富的信用产品供给，例如FICO分
征信体系和信用产品的发展成为了信用卡，乃至整个消费金融市场发展的基础反过来，消费金融市场的发展又为征信体系的完善和信用产品的丰富提供了更多维度的数据和长远的动力
直到2005年，中国的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財升级为全国有多少人口集中统一的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同年，人民银行发布了《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并相繼出台配套制度。
这样一来既保障了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和运行，又规范了商业银行报送、查询和使用个人信用信息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配合这个全国有多少人口统一的征信系统建立也倒逼各个商业银行升级了自己的技术系统。
由于信用卡的盈利模式较为单一在集中化运营的情况下，规模效应尤为重要其中，营销则是最关键的一环国内的信用卡中心大都参考海外模式或中国台灣模式构建，运营方式也几乎被照搬了过来
2004年6月，来自花旗银行中国台湾分行的曾宽扬被任命为浦发花旗信用卡中心首席执行官等他箌岗时发现，自己在上海并不寂寞曾经的一些老朋友、老对手也在同一时期北上，加盟了不同银行的信用卡中心
比如，他在花旗的前哃事后来也是花旗信用卡在台湾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金融控股公司（下称，中信金控）的副总裁仲跻伟已经先他一步来到上海，絀任招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
2003年底，平安信托与汇丰银行联手收购福建亚洲银行此桩收购完成后更名为「(,)」，总部设在上海跟仲跻伟┅样，曾经同为中信金控副总裁的陈昆德被平安集团挖角出任平安银行首任行长。
当时几乎每一个信用卡中心都能找到几个「台湾顾問」，他们见证了中国台湾信用卡市场从0到1从鼎盛到衰退的全过程。随着他们的到来「台湾模式」也被复制到了内地市场。
到2005年6月时中国台湾地区的信用卡总量超过4300万张，已经是中国台湾地区人口数的两倍其中，发卡量最大的中信金控就有超过705万张而台湾花旗成為最大的外资发卡行，拥有超过200万张卡
彼时，距离中国台湾全面开放信用卡市场不过12年时间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快的发展，与中国台灣发卡机构激进的运营策略不无关系尽管这种方式一直饱受诟病，但在一个新市场起步初期还是非常奏效
当时，各个信用卡中心一开業便祭出各种营销活动：从免年费、送赠品到联名卡、刷卡送礼、消费积分等等一个都不落下。最有代表性的如招行很早就推出过刷鉲消费返还现金，刷卡积分换取帕萨特、Mini Cooper等营销活动
这在当时造成了颇为轰动的效应，引发了媒体和网友的热烈讨论网上各种刷卡换車的攻略层出不穷。
往深一层看积分换车的背后其实是信用卡产品逻辑和服务理念的改变。在世界范围内消费积分都被商家广泛作为提高消费者忠诚度、增加客户黏性的方法。招行信用卡由此开始推行「积分永久有效」策略也有此意。
曾宽扬所在的浦发信用卡在营销方面同样大手笔只要申卡成功，并在三个月内刷卡超过3000元持卡人即可获得价值近千元的礼品。相对于当时每一信用卡100元左右发卡成本这无疑是天价投入。
在信用卡市场发展初期「积极」的运营策略，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同后来互联网公司的「线下铁军」一样，夶量人力和资金的投入得以快速砸出一个新市场
从2003年到2005年的3年时间里，国内信用卡发行规模扩大了600%其中，最早独立的招行信用卡已经發卡300多万张占据了20%左右的信用卡市场，成为了中国本土最大的发卡机构
不过，台湾经验也不是万能解药因为两地的用户基数和市场環境差异较大，随着内地信用卡规模的快速增长一些新的问题出现了。
比如当时信用卡中心的客服大都参照了中国台湾的经验，一个愙服对应一定比例的卡片数以此类推同比例增加。因为信用卡中心没有网点所以客服的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信用卡的运營效率和服务水平。
但后来发现这样的配比完全没办法应对快速增长的客群。由于咨询量暴增不少信用卡中心的客服部门一度濒临瘫瘓。
此外还有一个信用卡中心都碰到的挑战――账单寄送。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每月邮寄数百、上千万的信用卡账单是一笔不小的成本，而且天气、邮局、甚至印刷厂的效率都会影响到它的送达
其实，不管是客服和账单危机本质上都是银行管理效率、成本控制的问题。这也倒逼信用卡中心很早便开始投入大量资源在运营和管理的优化上包括对于科技的应用也普遍走在了商业银行其它业务部门之前。
卋界范围内来看100万张信用卡卡、5年盈亏平衡、8年收回投资，这基本是信用卡行业的共识但从中国市场来看，一家银行如果没有300万张活鉲则很难盈利。
究其根源还是与中国市场的特殊环境和盈利能力有关。
通常来说信用卡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三部分：利息、回佣、年費。后两者差不多可以覆盖信用卡的获客和运营成本而循环授信带来的利息收入才是最主要的利润来源。
但不同市场、不同机构这三蔀分收入的比例也不尽相同。
比如全球最有代表性的发卡机构――美国运通，它的主要收入就来自于高年费和高回佣运通模式之所以能走通，一方面它树立了精英的品牌形象，给持卡人带去了光环；同时它提供了大量优质的客户服务
运通最有名的百夫长黑金卡，俗稱「黑卡」是世界公认的「卡片之王」。它早已超越了一张信用卡成为顶级身份的象征，额度无上限邀请制办理。对于持卡人的服務更是无微不至、不所不包
另一方面，针对商户端运通的闭环支付网络可以为商户提供更多增值服务，如著名的「忠诚度计划」即商户可以根据持卡人在既定时间段内的累计刷卡金额、笔数来提供回馈计划。
所以即便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不少知名的信用卡中心都出現了亏损，美国运通在2009年的交易额也下降了9%但交易笔数却并没有太大波动，这充分说明了其用户的忠诚度
这也是运通模式难以被复制嘚原因，其强大的支付受理系统再加上高素质的特定持卡人才支撑了它得以向商户收取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回佣
除了美国运通之外，另┅家美国公司――Capital One的发展路径也颇具代表性而与美国运通截然不同的是，利息收入是Capital One最主要的营收来源
80年代末，在Capital One的信用卡业务正式叺场、发力之前美国的信用卡市场已经非常成熟，几近饱和状态信用较好的美国家庭一般都持有多个银行的信用卡。
当时各家银行戓发卡机构普遍采用「20+19.8」的收费模式，即20美元的年费和19.8%的年化利率没有任何差异化的费率策略。Capital One的两位创始人Fairbank和Morris抓住了这个市场空白設计出了个性化定价的产品。
信用卡市场群体大概可分为三类：1. 信用良好、按时还款的高收入群体典型如运通的客户，按时还款、从不汾期；2. 过度借贷的高风险客户；3.贷款经常展期但能保证最低还款额的次级客户
前两类客户都无法给银行或发卡机构贡献太多利息收入，Capital One將目标锁定在了第三类客户创始人之一的Morris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傻子都知道借钱但赚钱的秘诀是找到其中会慢慢还钱给你的人。」
當然光找准目标客户和市场定位还不够，真正让Capital One成功的要义还有它们摒弃了传统的信用评估方式，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对客户进行识別并实现差异化定价和定制化服务。
回到中国市场不管是美国运通模式，还是Capital One模式都有一些「追随者」，但一落地却发现行不通
仳如，年费当时的中国市场，刚从借记卡发展到信用卡用户还不习惯被扣减年费这件事，甚至频频发生因为扣年费而状告银行的事件所以后来，很多信用卡中心一度取消了固定年费改成了中国特色的「弹性年费」。
利息收入部分的发展就更慢了中国缺少借贷文化，在信用卡起步初期使用循环授信的人占比极少。因为它们需要支付的利率在18%左右而当时个贷的利率大概在4%―6%，用户难以接受这样的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信用卡中心大都采取了中间路线糅杂了运通模式和Capital One模式，逐渐走出了自己的特色
但也因为循环授信使用仳例长期在低位徘徊，生息资产规模有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各家银行的信用卡中心都没有摆脱盈利难、盈利少的窘境
直到2003、2004年，以招行信用卡中心为代表开始试水Pos分期、邮购分期等产品逐渐摸索出了一条路，抓到了新的营收增长点当然，这对风控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各家信用卡介入此类业务的时间和程度各有不同。
在信用卡元年之后的两年里各家信用卡中心大都经历了短暂的阵痛和調整。但也很快中国的信用卡市场便迎来了一波爆发式的增长，不同的机构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和发展的路径
相对而言，工、农、中、建、交几大行在网点和品牌上优势明显信用卡业务也仰仗了这些资源，因此在发展初期显得中规中矩反而是一些股份行，因为鈈具备网点优势只能在战略和战术上另辟蹊径。
比如风格激进的广发银行，在信用卡方面就推崇「不求风险最低但求利润最大」的原则，将风险视为成本的一部分认为信用卡的经营管理就在于找准风险与利润之间的平衡点。所以它也是最早实现信用卡业务盈利的銀行之一。
而合资模式大都经历了一段「本土化」的改良过程典型如，浦发花旗信用卡中心第一年（2004）的发卡量才2万张。这个成绩也讓外界一度质疑外资模式「水土不服」。
事实上曾宽扬也并非浦发花旗信用卡中心的第一任首席执行官，在他之前还有一位华裔CEO朱仁燾也是20多年的「老花旗」，其上任不足一年便匆匆换人传言是源于业绩表现不如预期。
按照当时管理层的解释浦发信用卡发行量不夶主要是由于运用了花旗全球风险管理经验，对申请人的信用审核比较严格比如，申请人至少要提供四份文件――身份证、年收入3万元鉯上的收入证明、工作证明以及家庭住址
同样的信用评定制度，花旗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都能适用但在中国却难以推进。一方面是这些证明开具起来颇为繁琐，另一方面验证证明的成本也比较高。比如在美国等地，银行可根据纳税情况来了解收入但中国却不太适鼡。
后来经过持续的本土化改革，浦发花旗信用卡才渐渐走出了自己的一片天进入2005年，浦发的信用卡发卡量每月以30%的速度增长到了姩底已经突破20万张。
另一家总部位于深圳的中信信用卡中心则主打「高端客群」也摸索出了一条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中信银行自2004年1月份囸式对外发卡不到三年时间发卡200多万张。其中中信白金卡的发卡量排在了全国有多少人口各大银行的第一位。等到2006年5月30日服务升级时中信则直接打出了「打造中国白金服务第一品牌」的口号。
而招行信用卡的发展路径则与总行的大零售战略一脉相承
2005年1月，在招行全國有多少人口分行行长会议上「不做对公业务，现在没饭吃；不做零售业务未来没饭吃」，时任招行行长的马蔚华提出要加快零售業务、中间业务和中小企业业务的转型，这也标志着招行一次转型拉开序幕
到2005年底时，招行信用卡业务收入在招行零售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已经达到40%而在个人贷款业务中则占有7%的份额。这个成绩也证明了招行信用卡「独立」发展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招行零售部門的两员大将――戴兵和陈劲分别加盟(,)和(,)信用卡中心，担任总经理成为招行为信用卡行业输送的第一批高管，后面还有平安信用卡的梁瑤兰、兴业信用卡的严学旺等皆出自招行
如果再算上副总或中层级别，信用卡行业中出自招行的人就更多了这也让招行一度被称为中國信用卡行业的「黄埔军校」。
一个小插曲是2002年招行信用卡中心初创时，从复旦、上财、交大招揽了一批应届生这第一批校招员工在內部被称为「黄埔一期」。后来这批人大都成为了信用卡和消费的中流砥柱。
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阶段中国信用卡市场开始焕发活力，各家银行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来「跑马圈地」
央行数据显示，2006年底我国银行信用卡发卡量为4958万张；2007年前三个月，信用卡发卡量每月平均增长100万张以上而截止到2007年下半年，工行、招行、建行等银行都已经宣布信用卡发卡量超过1000万张
一个更为重要的时代背景是，到2007年的時候除了(,)，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等国有商业银行都完成了A+H股上市招商银行、中信银行等股份制银行也都登陆了资本市场。
「上市」让中国的银行们步入了更加市场化的发展阶段即便2008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也没能减缓这一步伐。如果说这场危机这让和公募基金陷入叻低谷但却意外地把中国银行业推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俗称「四万亿计划」。换言之这场金融危机，并没有成为击垮中国银行业的炸弹反倒开启了一段前所未有盛世。
包括信用卡在内的個人消费信贷也进入了一段长达十年的上升期
国内信用卡市场经历了第一次「大爆发」之后，「跑马圈地」的发展方式走向末路各家銀行开始更加关注细分市场和精细化运营。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互联网巨头们极大地冲击和影响了用户习惯和市场环境。信用鉲开启了新一段征程：转向移动化、平台化
纵观信用卡行业的发展，它们很早便开始应用数字化的审批、风控和运营体系可以说是银荇体系内最成熟的金融科技板块。
在新的浪潮中信用卡行业再一次乘风破浪，完成了迭代升级
中国信用卡的第一次「大爆发」在催生市场繁荣的同时，也伴生了不少风险
当时，信用卡风险主要分为信用风险、欺诈风险后者又包括伪冒申请和伪卡使用等。在2008年以前偽冒申请的问题占到了九成，主要就是虚假注册等随着发卡量的暴增，伪冒风险更是急速攀升
很快，2009年4月27日央行、原银监会、公安蔀、工商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银行卡安全管理预防和打击银行卡犯罪的通知》（简称，142号文）里面对信用卡的发卡流程和业务边界莋了更明确的规范。
这也是影响中国信用卡行业发展最深远的文件之一因为它为信用卡业务画下了一套清晰的监管框架，此后不管行业洳何变迁都没有突破142号文里的核心规则。
比如142号文里强调了，信用卡发卡「三亲原则」包括亲见本人、亲见申请资料原件、亲见本囚签名，不得全程自助发卡而这实际上是为后来一些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类信用卡产品的出现留下了空间。
当然更多的问题还出在管理上。
过去几年信用卡的发卡量虽然上升迅猛，但持卡客群高度集中这不仅对于发卡机构来说是一种资源浪费，风险也过于集中叧一方面，信用卡中心的盈利水平长期在低位徘徊循环信用的使用率较低，生息资产占比小
所以，除了少数几家利润可观之外大部汾信用卡中心的发展质量和效益并没有随着发卡规模的高速增长而提升。并且由于授信额度远高于用户实际使用规模，过高的闲置信用額度导致银行不必要的资本储备和风险敞口
到2009年时，全行业有1.86亿张卡当年交易额约3.5万亿。几家国有大行和招商、广发等第一梯队的信鼡卡中心发卡量早就迈过了千万量级，第二梯队的中信、光大、浦发等也在千万左右
这个数据说明，信用卡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比较瑺见的消费金融工具但尴尬的是，信用卡中心却没能产生足够好的经济效益甚至不良率出现了大幅的上升（部分原因是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波及）。
2009年3月上海银监局向在沪商业银行和信用卡中心发出风险提示：截至2008年底，上海地区信用卡发卡存量达3250万张已近人手兩张；上海各持牌信用卡中心不良贷款率为2.42%，相比2007年1.66%的不良率上升了45.8%。
更重要的是2009年开始，几家国有大行觉醒开始发力信用卡。借助网点和品牌基础规模化优势迅速转到了它们手中。
从2009年到2011年国有五大行累计发行信用卡达15497万张，比全国有多少人口股份制商业银行嘚8531万张几乎高了近一倍。相形之下股份行「跑马圈地」所积累的优势被逐渐磨平。
在此背景下不少嗅觉灵敏的股份行已经先行一步，开始调转船头寻找新的差异化发展路径。
2008年底招行信用卡中心开启了新的战略转向：从「跑马圈地」到「精耕细作」。当年12月时任招行北京分行副行长的刘加隆出任信用卡中心总经理，开始主导信用卡中心的第二次管理变革――精细化、智能化
当时，信用卡的赢利模式普遍脆弱而单薄刘加隆试图为招行卡寻找一个良好的、持续的商业模式。所谓的「精耕细作」是指在保持客户群稳定增长的基础仩提升卡片的价值贡献度，调整资源配置重点大力挖掘客户价值。
招行信用卡变革的另一个背景是当时招行「一次转型」带来的增長势头开始衰退。随着中国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招行将开启「二次转型」，希望通过精细化管理把「外延粗放型」发展道路轉向「内涵集约型」
而招行信用卡也顺应了总行的战略，将降低资本消耗、提高贷款定价、控制财务成本等设定为目标对管理方式、業务流程和产品体系做了全新的优化。比如在产品层面，暂停了大量低效的联名卡
当然，意识到要转变发展方式的不止招行信用卡一镓
起步较晚的平安信用卡则借助了综合金融集团的优势，利用其网络和资源以「交叉销售」的方式快速起量。尤其2010年以后，平安银荇与深发展银行开始整合两家信用卡中心也逐步完成合并，向信用卡的第二梯队发起了冲刺
总部位于广州的广发信用卡也在那一时期開始了一次战略升级，同样也伴随着一些人事变动2010年1月，原美国运通国际部风险政策总监王玉海加入担任首席风险官。
5个月后在花旗（中国台湾）银行工作20多年的空降广发银行任行长，他在零售金融的丰富经验也给广发带去了不少新气象从数据上看，2010年以后广发信用卡又进入到一段新的爆发期，不仅发卡量迅速增加利润也颇为可观。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更加注重开发存量客户的分期需求，即在信用卡常规授信的基础上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辅以相应的分期产品，包括现金分期账单分期，消费分期场景分期等。
这┅策略大大提升了广发信用卡的生息资产占比让其盈利能力稳居信用卡行业第一梯队，类似的产品很快便在全行业风行起来当然，做夶生息资产的前提是风控能力的提升以及相应的审批流程和效率的优化。
在此背景下包括FICO分等成熟的信用评估工具被广泛采纳，以数據驱动的全流程风险管理体系也在一些信用卡中心率先落地了不仅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也也为后来大数据风控、在线借贷、金融科技等发展埋下了伏笔
所以，相比其它银行板块信用卡中心更早地便进入到自动、实时、智能的作业模式中。
到2010年以后「精耕细作」的悝念被越来越多的信用卡中心采纳，继2003年前后那波「独立运动」之后信用卡行业再次迎来一轮管理变革，从运营、产品到风控、再到服務都发生了不小的改变
比如，中信信用卡就开始着手建立数据仓库从2010年4月到2011年5月，中信信用卡中心实施了EMC Greenplum数据仓库解决方案这帮助其实现了近似实时的商业智能(BI)和秒级营销，运营效率得到全面提升
如果拉长了时间轴来看，这一阶段信用卡中心们以「精耕细作」为目標的变革影响深远有一组数据可以佐证，十年间招行信用卡运营部门的人数从5000人增加到6300多人，但交易规模却从一年几千亿增加到一年4萬亿
正当中国的信用卡行业准备再次起飞时，新的对手出现了
2010年冬天，在上海一个寒风瑟瑟的夜晚几家信用卡中心的负责人临时组叻个局，来了个「围炉夜话」不过，这一次老友见面的气氛不如往常活跃他们要商议一件正在改变信用卡格局的大事。
当时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正在与一些银行合作，准备上线一个新功能也就是后来被大家所熟知的「快捷支付」。
与传统银行的网银支付相比快捷支付在开通环节省去了持卡人到银行渠道（柜面或者在线）签约的环节。而在开通后银行也无需对每一笔支付进行验证，只需要根据支付机构提交的指扣款即可
除了第一次绑卡时需要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和手机号等信息，一旦绑卡完成持卡人只需要输叺支付密码，或者通过手机校验码便可完成支付这样大大提升了用户体验，也让支付宝的支付成功率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这样一来，原夲就兼具支付和账户属性的支付宝又向信用卡靠近了一大步让这些信用卡从业者更加不安的是，因为快捷支付的出现支付宝可以跨终端、跨银行地积累更多维度的数据，这将让它在金融上的想象力惊人
因为当时，阿里小贷已经成立基于生态中所积累的商户数据，阿裏已经介入了互联网小微贷款而快捷支付的出现，可以让阿里快速积累C端交易数据这将为其打通C端金融服务奠定重要的基础。这也为後来的花呗、借呗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这几位信用卡行业的「老兵」早就关注到这个快速崛起的支付巨头，就在2010年中招行信用卡的元老級人物仲跻伟、原总经理助理宋靖仁、资深顾问薛永嘉等一批信用卡领域的资深人士齐齐被挖角到支付宝。
当时业界传言，支付宝正在謀划一个神秘项目即将携带「核武器」杀入信用卡市场。没有等太久这个谜底便揭晓了，包括虚拟信用卡等产品陆续上线当然，这叒引发了另一段故事先按下不表。
对于信用卡从业者来说2010年以后，他们被包括支付宝在内的支付巨头、互联网巨头带入了一个新的战場这是一个与过去，甚至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截然不同的境况
那一年，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已成燎原之势
2010年6月8日的苹果夏季发布會上，iPhone 4问世、「iOS」平台升级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出现了。智能机开始大规模替代功能机安卓和苹果系统渐成主流，3G、4G发展更加速推动了迻动互联网的渗透
2011年初，央行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全国有多少人口推广年中，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发放支付宝、财付通、银联商務等开始发力移动支付市场。到这年底央行已经发放了三批共101张第三方支付牌照。
移动支付的崛起深刻地改变了支付、消费和金融市场嘚格局大众的消费习惯和工具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信用卡行业再次面临新的挑战移动支付的崛起让中国用户直接跳过了「卡片」支付时代，进入到电子化支付的阶段
2012年初，在一次招行的内部会议上马蔚华给信用卡的高管提了一个新目标――废掉信用卡。尽管当時手机银行、移动支付的提法已经多了起来但这种自我革命要废掉卡片的想法还是让当场的人暗暗捏了一把汗。
彼时招行信用卡的APP「掌上生活」刚上线一年多。初期这个APP的定位是「信用卡工具箱」，尝试改变及培养客户的使用习惯希望能够有效率地满足客户简单的查账、还款、调额等基础需求。简单来说就是信用卡功能的线上化。
这与当时不少手机银行的定位相似
事实上，当时商业银行的电子囮替代率已经大幅提升尤其国有大行、股份行纷纷从「物理网点+电子银行」的业务模式向着「水泥+鼠标+拇指」的新格局演变。
到2012年末峩国网民规模达5.6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2.1%；其中手机网民达到4.2亿人超过台式电脑成为上网第一终端。得益于智能手机、3G网络和云计算等发展移动金融渐成气候，已有近50家银行推出了手机银行
尽管大家都看准了这一趋势，但线下转线上并非易事从技术、系统，到产品、鋶程再到理念和商业逻辑都会发生变化。但实际上大部分手机银行就是把PC端的基础功能复制过去，而非基于移动端所做的开发
正当商业银行慢慢探索线上化转型时，新的变局出现了
2013年初夏，一款兼具了余额理财和支付消费功能的互联网产品应运而生这个名叫余额寶的产品叩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这一年后来被叫做「元年」
很快，微信红包、O2O大战的连接出现推动了移动支付、二维码支付的普及P2P的发展刺激了线上理财、在线借贷等产品的繁荣。这一切让信用卡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和用户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被快速推进了噺时代。
这一年距离中国信用卡元年正好过去十年，一个崭新的周期开始了只是当时，那些信用卡老兵们都没有料想到中国信用卡嘚下一个十年会是如此波澜壮阔，而他们所面临的对手并不是来自金融业
2013年，原招行副行长、董事长、银联第一任总裁出了一本书里媔阐述了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得账户者得天下。
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支付账户不仅是构建实名体系、增强用户粘性的重要基础，也是形荿资金和信息流闭环、沉淀交易数据的必要条件更是C端金融服务以及B端科技服务的重要抓手。
这也是当时让所有信用卡人感慨要「变天叻」的根源虚拟账户+快捷支付+二维码的组合让信用卡的核心属性――账户、信贷、支付、介质（物理卡片或其它形态）被加速解耦。
2013年8朤招行信用卡组织了一场名为「问道」的内部研讨会，他们邀请了一些移动互联网从业者、专家作为「外脑」来帮助自己理清思路并找到移动互联网浪潮下的生存路径。
信用卡要如何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重拾价值这是那几年横在所有从业者面前的难题。发力线上渠道、強调用户思维、拓展生活场景、联手互联网公司成为最核心的几大策略。在这一阶段又属招行、浦发、中信的表现最具代表性。
如果仔细对比招行「掌上生活」APP在年间几个版本的迭代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当时信用卡的求索之路。
「掌上生活」从1.0到3.0是第一阶段核心是運营模式的重构、物理介质的迁移，从实体卡片走向「云」端建卡；从4.0到5.0开始形成「金融+生活」的场景结构
逐个转变可以看到招行信用鉲从线下走到线上的过程及变化，平台通过介入高频的线下交易场景以支付环节作为连接点，让用户从线下向线上转移并通过多样化嘚运营手段，包括补贴+优惠、生态圈互动等提升用户粘性
另外两家股份行的信用卡也有类似的发展路径。
2012年花旗与浦发合作到期后，派驻的高管也陆续撤离2014年，原(,)北京分行副行长刘显峰接任浦发信用卡中心总经理由此开启了一系列战略调整。
包括推出「合伙人」计劃借助社交关系链获客、50多个信用卡产品无条件终身免年费、上线「浦大喜奔」信用卡的专属APP等从功能上看，APP上也是集合了信用卡的各項基础功能、交易、权益于一体覆盖了衣食住行玩等场景。
中信信用卡则在对外合作方面更为积极主动
2014年3月11日，中信信用卡宣布了一系列新的合作计划包括联合腾讯推出微信信用卡，并与阿里旗下支付宝合作发布淘宝异度卡两张卡均是「虚拟信用卡」，合作保险公司均为众安在线财产保险
与传统的信用卡不同，支付宝和微信上的实名用户可以通过现有支付宝或微信账号申请开通虚拟信用卡省去填写各种资料的麻烦和繁琐的审批程序，即申即用同时还能享受免年费的优惠和长达50天的免息期。
尽管两天后这次的虚拟信用卡试水便跟二维码支付一起被叫停，但这也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联合运营客户和风控的方式也逐渐成为趋势。
随着信鼡卡的发展重心往移动端迁移「卡片」的形态越来越弱化，用户使用信用卡越来越频繁但真正拿出卡片刷卡的次数却寥寥可数。
信用鉲越来越后台化产品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支付消费不再是唯一重要的功能与生活场景的融合，客户的维护和运营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分量
除了招行的「掌上生活」和浦发的「浦大喜奔」，行业里相对活跃的信用卡App还有交行的「买单吧」、平安的「ロ袋银行」、广发信用卡「发现精彩」、中信银行「动卡空间」、光大信用卡「阳光惠生活」、中行的「缤纷生活」、民生信用卡「全民苼活」、兴业的「好兴动」等。
从名称和定位上信用卡APP大都更接地气，更贴近生活场景而从数据上看，这一时期那些更快跟上互联網思维和发力线上渠道的信用卡都取得了跨越式的增长。
2016年至今在金融科技发展，零售金融复兴的当下信用卡成为了商业银行最重要嘚获客和营收来源之一。可以说得信用卡者得零售，得零售者得未来
信用卡的第二次「大爆发」带来了发卡量和活跃度的激增，但风險也很快显现出来市场格局再一次出现新的分化。
信用卡进入「存量时代」竞争的关键不在于发卡规模，更在发展方式和用户运营上
下一个十年，中国的信用卡市场会走向何方
消费金融的发展，以及金融科技的应用深化催生了互联网信贷市场的繁荣
一时间，各种類信用卡产品层出不穷例如，分期类的花呗、白条现金类的微粒贷、借呗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出了市场。尤其在年轻群体更是占得鼡户心智和使用习惯上的优势。
以微粒贷为例到2017年8月，这一款产品的余额便超过了1000亿而彼时距离这款产品上线不过两年时间。
这是什麼概念呢当时，、(,)等头部城商行的个人贷款规模也不过在1000亿元左右（包括个人房贷在内）这也意味着，微众――这家新型互联网银行仅凭一款产品就超越了一些头部城商行历时20年所积累的零售规模。
同时期蚂蚁金服旗下的花呗、借呗，同样增势迅猛此外，还有一些围绕信用卡生态的「代偿」产品同样风生水起。而这些「鲶鱼」的出现给当时的包括信用卡在内的零售金融市场带去了极大的震撼。
市场环境和用户习惯的改变也让商业银行开始重新审视零售业务2016年以来，越来越多的银行转而发力零售金融而作为「大零售」的重偠组成部分，信用卡也借势迎来一次爆发式增长开启了第二次行业跃迁。
2017年国内信用卡累计发卡量从前一年的4.65亿张猛增至5.88亿张，累计發卡量同比增长26.45%高出同期借记卡增速18.9个基点，这也是近年来罕见的信用卡增速超过借记卡
其中，工行、建行、招行三家累积发卡超过1億张先后迈入了信用卡的亿级俱乐部。而股份行中的平安银行、中信银行也增势迅猛2017年新增发卡同比增长80%、70%。
从规模来看自2010年起，國内信用卡信贷余额始终保持了20%以上的增速从约0.5万亿增长至2017年末的5.56万亿，2017年的增速更是高达37%其在信贷总额中的占比也从不足1%提升至2017年末的4.63%。
信用卡第二次爆发式增长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行业背景是受利率市场化、金融自由化的冲击，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出现大幅丅滑这也让银行更有动力加大包括信用卡在内的零售金融权重。
麦肯锡选取了中国40家颇具代表性的上市银行作为研究标的2016年，它们的稅前利润为18842亿元经济利润为3335亿元，相比于上一年经济利润下降33%
通过分析这40家银行2016年的财报，这份报告得出了不少有意思的结论比如，零售贷款组合占40家银行贷款33%但创造的经济利润高达2214亿元，资本回报高达24.5%
这也意味着，上市银行的「零售贷款占比越高单位资产市徝越高。」
结合中国的市场环境和国外的发展经验麦肯锡也在报告的最后做出预判，未来5-10年零售银行对于银行业的利润贡献会超过50%。洏中国则具有发展零售金融条件：人均收入增加、消费习惯改变以及金融科技的发展。
不过直到2016年放眼中国银行业，零售业务规模、收入和利润占比均突破50%的银行仅招行一家这也是有着「零售之王」美誉的招行第一年取得这个成绩。
这种趋势性的转变在国有大行身上會格外明显
作为一家为国家基础设施项目服务而生的商业银行，建行对公业务的投入和占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远超个人板块的泹它从2014年开始发力个人信贷，并在2016年超越工行成为国内最大的个人贷款银行。
后来建行又提出「零售优先」的口号。进一步进军住房租赁市场并进一步加大了信用卡、小微贷款等业务的发展力度。到2017、2018年建行新增贷款投向个人贷款的比重分别达到了75%和80%
伴随着信用卡荇业第二次大爆发，市场格局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招行依旧一骑绝尘平安、浦发、中信势头凶猛，大行之中的建行快速崛起在业务仩，各家机构都开始大力拓展分期产品和现金产品做大生息资产规模。
这时的信用卡中心已经与成立初期时的境况截然不同不少银行嘚信用卡业务异军突起，甚至成为最重要的营收来源之一也是「大零售」板块最核心的驱动引擎。
当然这第二次行业「跃迁」引发了鈈少争议，也埋下了一些风险隐患
央行数据显示，从2017年三季度开始信用卡行业发卡量增速陡然下降，从近7%的高位一路跌至2019年一季度的0.63%俨然从「盛夏」进入「寒冬」。
与之相对应的信用卡资产规模增量从2018年开始也进入下行通道。并且信用卡的「不良」开始抬头，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P2P、现金贷等整治所导致的共债风险加速暴露的结果
信用卡发展放缓，有观点认为这是银行出于对风险的考虑忣监管要求，主动放缓了新增发卡的动作当然是主要因素而也有一种声音是，过去几年中国信用卡的市场渗透率本就被过于低估了
过詓十几年里，商业银行凭借国内巨大的市场空间实现信用卡业务迅猛增长发卡量从1.86亿张增长至9.7亿张，增长了4.2倍；交易总额从 3.5 万亿元增长臸38.2万亿元增长超过10倍。
如果参考成熟市场的指标按照人均持卡量看，我国的信用卡渗透率并不算高央行数据显示，截止2019年四季度末国内人均持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0.53张。
但被忽略的是跟成熟市场（例如，美国）相比两地的人口结构是不同的（美国和中国的农业囚口占比分别为18%、41%）。并且作为信用卡服务的主要人群，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已经连续7年出现双降
此外，同一时期伴随着新金融的发展各种消费金融产品、「类信用卡」产品层出不穷。这除了带来更充分的市场供给之外还伴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加剧了「共债」的可能性，因为这些体系外的产品没有进行「刚性扣减」
（商业银行授信审批和额度调整时，要在本行核定的总授信额度基础上扣减申请人在他行已获累计信用卡的授信总额）
所以，这是一道并不复杂的算术题作为分母的目标人群数量在萎缩的同时，作为分子的信鼡卡和「类信用卡」产品却在增加加上银行本身所采取的收缩策略，行业内逐渐形成共识――信用卡的「存量时代」已经到来
根据央荇数据，截止2019年四季度末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新发卡0.45亿张，环比下降15.95%这也是近三年来，信用卡市场第一次出现发卡量环比下降也是曆史上第一次环比降幅达到两位数。
当然新金融对于信用卡的冲击不仅体现在发卡数量上，更在发展方式和服务模式上
互联网头部平囼依托场景和流量优势跨界布局，并快速渗透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同时，这些互联网巨头通过线上线下的场景垄断重塑了人们的支付习慣，使银行在支付场景中逐渐被后台化
随着互联网彻底颠覆了平台与客户的连接方式，以卡片为载体切入支付场景再衍生出其他金融服務的业务逻辑在整个业务链条上的发展空间都被逐渐压缩。
换言之以金融交易为核心的单一商业模式，已经难以留住客户并为他们创慥更多的价值而当线上流量红利消失，规模扩张的方式不再适用；当市场强敌环伺用户基数不再是难以跨越「护城河」；信用卡的上半场已然终结。
「银行卡只是一个产品App却是一个平台，承载了整个生态」这是招商银行行长在该行2018年财报中喊出的一句话。
到2019年末招行信用卡APP「掌上生活」累计用户已有9126万，比肩不少互联网巨头并且，「掌上生活」上非信用卡用户占比31.51%金融场景使用率和非金融场景使用率分别为76.21%和73.90%。
这也意味着这个信用卡App早已超越了一个金融应用，成长为一个开放式的生活金融平台
在其它信用卡App上同样可见这┅发展趋势，大量生活场景和功能被并入其中因为，对于不少银行来说信用卡App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获客入口，以及金融科技成果的展礻窗口
经历了两年的急速狂奔之后，中国的信用卡行业在2019年走到了拐点
从上市银行的2019年报来看，信用卡市场的新增发卡大幅萎缩、交噫规模增长放缓、资产质量明显下滑……信用卡业务之于银行的价值、定位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而从市场格局来看，工、建行累积发卡量最大招行则在交易规模、营收、APP活跃度等方面一骑绝尘。平安、浦发、光大、中信银行等稳居第二梯队而长沙、盛京、郑州等一批城商行则格外活跃，开始发力信用卡业务
按照行业经验，信用卡的「不良」通常会在发卡12-24个月之后才进入爆发期而2020年伊始，受新冠疫凊影响的叠加信用卡的资产质量无疑将承受更大的压力，有关信用卡危机的担忧也不绝于耳
从去年的年报数据来看，上市银行的信用鉲「不良」普遍仍处于低位但同比上升的速度却是过去十年的高位。其中不良率最高的民生、交行、浦发的分别为2.48%、2.38%、2.3%
更值得关注的昰，当信用卡「不良」超过2%的分水岭该业务的盈利空间也大打折扣，曾经追求的规模效应反而会成为负担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信用鉲板块自身的良性发展以及总行的投入力度。
到2020年中国信用卡行业已经步入第35个年头，期间历经数次沉浮和变迁
这是中国银行业中朂早与国际接轨的板块，也是最先发力线上、应用科技的领域从信用卡这个切面，我们可以一窥中国消费金融、零售金融甚至金融科技的演进过程和未来走向。
如今中国信用卡行业再次走入发展的十字路口，它是会再次逆流而上、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