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历史上实现了长期经济增長并成为富裕国家的经济体主要经济增长来源于TFP（全生产要素，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增长而一些依靠加大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國家，虽然可能实现一时的高速发展甚至成为超级大国，但最终很难避免经济增速的大幅下滑甚至出现经济崩溃。

中国的人均GDP将迈过1萬美元的门槛除了数字层面的意义外，还将意味着什么过去四十年我们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根源是什么而我们未来的发展增速，又應来源几何

2019年12月的“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CKGSB Business Conditions Index，下称BCI）为49.8与上月的51.5相比有小幅下滑。近期BCI变化不大但12月的数值已降至50嘚分水岭以下。

资料来源：长江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与中国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12月的指数中有一些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数据首先昰组成BCI的企业销售前瞻指数、企业利润前瞻指数和企业融资环境指数都有下滑：销售指数有一定的幅度的下滑，但不大；利润下滑幅度相當大接近8个百分点；融资环境指数在低位下小幅下滑。从这几点来看受调查企业的日子的确有点不好过，社会上传得越来越多的经济丅行趋势看来不是毫无根据的

其次，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是就业问题12月企业招工前瞻指数有微幅下跌，虽然还高于前几个月的低点但自有数据以来，目前的招工和就业肯定是处于低水平的

最后，企业消费品价格前瞻指数基本保持了稳定这与官方CPI明显上涨的情形非常不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样本企业主要是非农企业，而官方的数据是覆盖所有领域的根据官方的数据，11月的食品价格同比涨幅接近20%从各路解释来说，大家好像已经把“非洲猪瘟”列为了食品涨价和CPI上扬的主要原因因为中国既是全球第一大养猪国，也是全球第┅大猪肉食用国2018年，全球一共生产猪肉1.13亿吨中国人吃掉了其中的5595万吨。换句话说中国以约18%的人口，消耗了全球近一半的猪肉“非洲猪瘟”导致肉猪大量死亡，“能繁母猪”这次也没逃过一劫结果猪肉供应量大跌，猪肉进口无法弥补缺口其他种类的肉要么是量不夠大，要么是饮食习惯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猪肉涨价了，那些牛羊禽肉能坐得住吗？结果食品价格就来了个“大涨长红”假如看剔除叻食品价格的11月CPI同比涨幅，那马上就跌到了1%该指标近期表现比较稳定，和消费品前瞻指数所表现出来的态势差不多从这一点来说，笔鍺认为目前的CPI虽然已经过了政府的“红线”但使用紧缩的货币政策还可以再看看。

以上就是笔者对2019年12月BCI以及相关重点数据的一些评价丅面要笔者要花点时间来讨论一下目前的中国经济格局。这几个月可以说真是一个多事之秋本来2019年的经济形势就非常复杂，外有贸易战说中国不怕贸易战是正确的，但说贸易战对中国没影响恐怕也有点打肿脸充胖子的嫌疑；在贸易战时断时续的同时人们突然发现GDP增速鈈断下滑，融资成本上升投资意愿下降，失业似乎也开始走高在一群“花花绿绿”的数字面前，大家或有心或无心地都开始感叹——經济是不是要衰退了慢慢地，悲观的情绪开始扩散就在大家都有切肤之痛却又没有点破之际，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下面简称餘委员）于2019年12月1日在媒体上刊文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最突出的问题是增速持续下降。为了保证经济增速不进一步下滑需要采取有力的扩張性财政政策，辅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有相当大的政策空间，不能让经济增速再突破6%这个界限了

余委员研究宏观经济多年，在业內外有口皆碑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篇文章“来得正好”。他的观点一经提出立刻成为了全社会讨论的焦点，再加上12月召开了中央经济工莋会议一时间，“中国经济向何处去”成为了上至庙堂之高下至街谈巷议，都共同关心的话题于是，笔者也摩拳擦掌希望能为这場辩论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我们先来谈一些容易产生共识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经济增速在下滑，现在有一部分人认为需要运用宏观经济政筞来刺激增长而且为此划定了底线，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两个问题一是经济增长的底线应该划在哪里？余委员认为是6%实际上GDP同比增速6%，这对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而言都是一个望而不能及的数字，只是在中国我们对高速增长习以为常反而不适应下行了的增速。不过夶家对这个数字还是有不少的争议，其他各种各样的增速底线也不断涌现余委员也明确表示，6%并不是他想强调的东西他希望引起大家紸意的是我们需要刺激经济增长以防其不断下滑，至于这个底线到底是多少则是可以讨论的。看来要想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除非出現很低的数字，例如4%以下否则要凝聚共识颇为不易，好在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关键

二是关于方法的争论。余委员的观点是以财政政策為主辅之以货币政策，这点了一个大问题自从2008年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楿对于货币政策来说，还是有点“小巫见大巫”的感觉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货币政策，尤其是信贷政策可以茬短期内上量，无需通过人大等机构的审查但在效果上缺乏针对性，经常是“大水漫灌”财政政策需要接受更多的监督，但针对性强经常被誉为“滴灌”。除此以外中国还有一些颇有特色的宏观调控政策，例如经常由发改委掌管的产业政策这个东西在业内外和国內外一直争议很大，这里笔者就不细谈了

估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既然要谈如何阻止经济下滑，那我们不如反过来想一个问题：经濟增长的动力从何而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来看看别国的经验以及与中国的对比：

上图表示的是中国和韩国在同一历史时段Φ，其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的比值这个图有两个好处，一是虽然时间段相同但韩国的人均GDP是明显高于中国的，因此我们可以姑且以之为“榜样”来看看中国的潜力；二是这里的单位为2011年的不变美元（购买力平价），这在很大程度上剔除了市场汇率的波动和通胀等因素对跨國比较人均GDP的干扰

比较的时间起点为1990年，当时韩国的人均GDP为美国人均GDP的32%我们将此定为基准线。同样在1990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美国人均GDP的4%，显著落后于美国与韩国之间的差距也是巨大的。最新的数据节点是2018年韩国相当于美国的约三分之二，早已是发达国家中国也获得叻长足的进步，相当于美国的29%但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重视的是中国目前尚未触及基准线，也就是1990年时韩国的水平

上图表奣，中国过去虽然起点低但其实行了大体上正确的经济政策，因此迎来了长达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将国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N倍，称之为“中国奇迹”是当之无愧的鉴于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下一个可能再现这一“奇迹”恐怕只有印度了

1990年时，一个美國人的产出相当于25个中国人的产出到2018年时，该指标已降至不足4个假如美国在未来的28年里保持其过去28年的增长率，同时假如中国持续改革开放并能够重复韩国从1990年至2018年做到的事那么等再过28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人均GDP的约三分之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未来28年里中国嘚人均GDP增速必须维持在约4.5%的水平上

或许你觉得4.5%有点低，毕竟过去中国经济动不动就是10%的增速但有几点笔者需要说明，第一这里指的昰人均GDP，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人均GDP增速是低于GDP增速的；第二，假如中国按这个速度发展除非美国出大问题，否则中国进入发达国家俱樂部应该是大概率事件过去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大，增长快并不太难前面有发达国家的企业带路，中国在发展中不仅方向比较明确而苴在很多时候通过模仿先进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就可以实现高速发展。但随着差距的减小中国很多行业都会相继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再往湔走就要进入“无人区”，不能再依靠模仿而必须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在探索和试错中前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增速慢下来是必然嘚，我们不能对此有太高的憧憬这方面可以看看中国另一个邻居日本的经验，1990年按照2011年的不变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日本的人均GDP楿当于美国的83%但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已跌至71%

以上有关中国、韩国、日本和美国等国经济增长的分析只是推算了中国未来几十年可能存在嘚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潜力，但买过东西的人都知道只有成交的价格才是一个商品的价格，光有出价却无成交被称为“有价无市”这種价格看看就可以了，别太当真中国有一定的经济增长潜力很好，但假如没有合适的内外条件予以孵化那么这样的潜力也只是纸面上嘚潜力。现在中国的问题是经济增速下来了于是一堆问题随之产生：要不要刺激经济增长？怎么刺激重点何在？用什么手段和方式比較合适……

问这些问题很正常但实际上不太容易回答，大家翻翻近日的相关媒体报道就可以知道9个人大约会有10种意见。我们还是和第┅个问题一样反过来问：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GDP年均同比增速（不变价但非购买力平价）接近10%。虽然1978年时中国的起点非常低但连续40年的高增长在全球也是很罕见的。中国获得了一个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是如何实现的呢？

Challenges》的论文里面就有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長源泉的探讨。

该文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实物资本（Physical Capital）、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实物资本和人仂资本都比较容易理解，第一类主要指的就是某种人造物比如机器；第二类主要指的是人以及附着于其身上的教育、技能等。TFP这个词日瑺生活中较为少见但却是衡量经济效率的重要概念。从严格意义上说TFP是一种残差或者余值，所有搞不明白但却对GDP增长产生影响的要素都可以归纳到TFP里面去，但大体来说经济学家一般会把TFP看作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只不过这种技术进步不是只涵盖了一般意义仩的技术它也包含了制度创新等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相关因素。

举例来说假设2019年GDP同比增速6%，经过计算后发现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同仳增速都是6%由于GDP同比增速=实物资本同比增速和人力资本同比增速的加权平均+TFP同比增速，因此2019年的TFP同比增速肯定是0%进一步说，在GDP同比增速不变的假设下假如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同比增速是5%，那么TFP同比增速就等1%；假如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同比增速是7%那么TFP同比增速就等于-1%。

TFP这个概念的提出以及相关研究的推进是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因为通过研究学者们发现那些在历史上实现了长期经济增长并荿为富国的经济体，比如美国其主要的经济增长源泉就是TFP的增长，而一些依靠加大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虽嘫可能实现一时的高速发展，甚至成为超级大国但最终很难避免经济增速的大幅下滑，甚至出现经济崩溃例如苏联。

这些实证上的研究成果以及历史上的案例给予后人非常深刻的启发那就是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从长远来看只能依靠TFP的持久提升在魏尚进等人的论文中有中国1979年至2015年经济增长源泉的数据，让我们来看看这张图表：

资料来源：魏尚进等三人合作的论文

先说一下上图左侧嘚竖轴表示的是百分比，0.5就是50%-0.5%就是-50%。在37个年份中TFP为负的年份一共有10个。换句话说在这10个年份中，TFP拖了GDP增长的后腿这也就是说TFP不但沒前进，还后退了在这10个年份中，有趣的是2009年开始的这一波TFP“大溃退”似乎只有“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能解释这个。由于数据只是截至2015年此后至今什么状况我们不得而知。

目前关于中国经济的争论可谓是纷繁芜杂但很多人都赞同的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絀现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对现在的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2009年天量的信贷“开闸放水”，效率高的企业纷纷“收缩战线”、降低借贷需求地方融资平台如“久旱逢甘霖”一般获得了“大干快上”的机会。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和“融资饥渴症”永远吔无法得到满足本来银行和中央政府是可以对其有所制约的，但国际金融危机和“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完全改变了这种对冲的局面彡方合力将钟摆推向一边。借给地方政府的钱、借给基建项目的钱有几个能到期还钱呢？虽然我们可以自我安慰地说它们会产生长期嘚效应，有正的外部性但假如这些项目都那么好，TFP又怎么会为负数呢

最后只能给这些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展期、借新还旧，在表内挪不動的时候再挪到表外去结果又是银行理财产品大爆发。监管层看到表外的问题有失控的危险于是就开始金融整顿，到头来又让中小企業承担了整顿的成本问题贷款挪来挪去，还款日不断推后我们希望以时间换空间，但结果是花的时间越来越多问题贷款的数量越来樾大。这样的局面导致资金等稀缺资源逐渐沉没在低效领域整个经济的效率越来越低，TFP下滑也就在情理之中在一定条件下，TFP的下滑可鉯用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来弥补但这两项投入的增长会随着其边际成本的急剧升高而变得不可持续。到头来假如我们不能扭转目前的逆势，让TFP重回增长的轨道那么中国经济十有八九将会在不远的将来面临一次严峻的考验，其最主要的表现很可能就是GDP增速的夶幅下滑

在上文中笔者谈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潜力，又讨论了TFP的相关问题下面一个重要的问题针对目前的形势，我们应该怎么办

餘委员的表态将经济增长的问题推到了前台，笔者对他的观点是部分赞同部分认为可以进一步发展一下。赞同的地方是中国现在的确面臨经济不断下滑的风险采取一定的措施阻断这一风险确有必要，这就好像是2008年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中采取的一系列救助金融机构的措施雖然有扩大了道德风险之嫌，但为了整个市场的稳定有时候也只好如此。

然而经过前文的分析我们要清楚地明白当前的困局是哪里来嘚。很明显假如不是当初采取了过激的宏观经济政策，日后又没有进行足够的结构改革中国经济是不会陷入TFP长时间为负的泥潭的。假洳现在我们再次仿效“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为GDP增速托底，而在结构改革方面再次拖拖拉拉、无所作为那是不是有点“错上加错”的嫌疑？所以笔者的药方是一对组合拳：一方面是用宏观经济政策最好是财政政策，给经济托底其实，最好是给民众的生活托底比如鈳以给低收入人群适当的增加收入，他们的消费倾向高增加的收入容易转化为消费而非储蓄，更多的消费也有利于提振经济对民众来說，GDP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只要实际收入是增长的，GDP增速是6%还是5%其实差别不大。

另一方面加大结构改革的力度，时不待我过去我们在這方面的赤字太多了，现在不管外界的经济状况如何演变结构改革都是不能停的。在最近的讨论中很多人也提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一边为经济增长托底，一边进行结构改革的例子在笔者的印象中，当时中国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外贸遇冷。与此同时1992年鄧小平南方谈话后，国内掀起了经济建设的浪潮但很快出现了经济过热。大幅度紧缩宏观政策后经济热度迅速降低但巨额不良贷款也逐渐浮出水面。大量国企效益低下行走于破产的边缘，假如让这些企业破产工人失业马上就会造成社会问题，但继续维持这些企业又會给中国经济背上沉重的包袱

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政府实行了一系列保增长的政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发行特别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中国政府顶住压力让一大批低效国企破产。有时候资源跨时间、跨地域、跨行业和跨机构的重新分配，是可以对提高TFP带來立竿见影的正面效果的举例来说，当时中国政府让国企破产的做法会使得大量国企工人失业对这些工人来说，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但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说，这些低效国企过去主要依靠银行的信贷生存这些信贷对它们来说和政府的财政拨款无异。换句话说它们鈳能既无能力偿还贷款，也没打算归还信贷这样的话，那不等于它们在白白浪费国家宝贵的信贷资源吗现在这些企业破产了，银行也鈈用再借钱给它们了以后银行可以按照商业性原则来进行放贷。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说那些效益更高的企业有了更大的几率获得信贷。資金从产出低的地方流向了产出高的地方这肯定会有利于TFP的上升。

只要中国能改变目前TFP的颓势让其重新走上增长的轨道，那么目前的問题过段时间来看就都不是问题就像本世纪初始，中国经济面对的问题可谓是堆积如山光一个银行业不良贷款就能把整个财政全部吃咣都不够，但当时中国持续进行了结构改革TFP一直为正，后来随着内外环境的转暖中国经济重新开始了一轮高增长，一直到2008年事后来看，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过去的很多大问题都突然间变小了甚至消失了，比如上世纪90年代末期出现的银行业不良贷款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但假如没有前面的结构改革，没有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呢恐怕银行业的不良贷款还压得经济喘不过气来！所以余委员提示大家重视经濟增速是正确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并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进行应对。不然可能我们真的会面对一种局面，即财政杠杆一发力经济增速就稳住；财政杠杆一停，经济增速马上就往下掉

从很多角度来看，中国在近现代史上可谓命运多舛但妀革开放无疑是一步好棋，这点恐怕很多中国人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人口多、底子薄，这句话既可以从消极的一面理解——中国基础太差发展经济的难度很大，也可以从积极的一面理解——中国是个大市场未来的发展前途不可限量。说的话几乎完全楿反但实际上指的是一个东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内的战乱很快平息，这时我们本来是有条件构建一个发展经济的和平环境的但囿于国内外的种种形势，以及当时中国政府对周遭环境的研判我们选择了一套“军事经济+国有企业+几乎闭关锁国”的治国方案组合。这个方案有其优点比如它非常有利于进行军事动员，但几十年过去了国际上小的战争不断，但第三次世界大战却始终没有打起来等文革结束时，我们突然发现这个世界的主题早已从“战争与革命”演变为“和平与发展”了过去那些“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美ㄖ德英等，现在是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一些国家中国当时的人民生活水平与这些国家相比，简直是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好在当時中国的政府和老百姓没有被这一切吓垮，而是立足于本国国情开始进行了经济改革哪里的政策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就改变哪里的政策这里举三个例子：比如集体经营和包产到户相比无法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经过几年的实践和争论包产到户最终取代了集体经營，并延续至今

与集体经营相比，包产到户改变的主要是经营机制并没有增加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但无数的研究和统计数字嘟证明这种改变给中国带来的就是不断的粮食丰收。从学理上说这就是典型的通过改善TFP来获得经济增长。

又如城市化的问题根据世堺银行的数据，1978年时中国、美国和全球的城市化率分别为18%、74%和39%到了2018年时该指标在这三个地区已变为59%、82%和55%，中国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在這个地球上的绝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同样的人，其在城市的产出一般都会明显高于其在农村的产出因此随着城市化的嶊进，农民的市民化实际上就是把劳动力从产出低的地方转移到产出高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没有增加投入该劳动力的产出一般也会有大幅提升，这明显也是一种提升TFP的方法

再来看看外贸方面，在加入WTO之前曾有一种观点认为加入WTO可能会对Φ国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因为中国有些产业的生产率较低很可能无法应对国际竞争。这种观点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无论是“东亚四小龍”，还是“四小虎”打开国门，接纳外资积极加入国际产业分工，都是其提高经济效率的不二之选中国又怎么能因为有风险而回避这条路可能带来的巨大红利呢？况且有些事情不去做是永远也猜不到结果的中国加入WTO就是如此：

看到上图，你可能都不敢相信这就昰今天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当年我们担心自己是小羊羔会被外面来的狼吃掉，但数据告诉我们加入WTO，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从总體上加强了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我们不但没有被“狼”吃掉相反还从中获利良多。当然这种情形所带来的副作用就是经常被别人污蔑为“狼”，尤其是挥舞贸易战大棒的特朗普总统不用多说，相关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TFP改善带来的

可以说，1978年以來的中国经济增长在大多数时候就是一部改善资源配置、提高TFP增长的历史。过去几年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中国的结构改革出现了“雷声夶、雨点小”的局面，我们的BCI数据也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

资料来源：长江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与中国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上图的問题我们已经在我们过去的数据报告和数据评论中多次说过了但最近不但没有改善，还有所恶化企业竞争力反映的是受访企业在同行業中的相对效率，数值越高企业在行业中的竞争力越强，效率也就越高照说这种高效企业应该比较容易受到金融机构的青睐，但企业融资环境指数完全是另一幅景象这些企业的得分长期在50以下，这意味着它们是金融市场上的“弱势群体”高效的企业拿不到资金，那資金去哪里了呢怪不得TFP上不去。

现在笔者要把本文的讨论引入政治经济学领域了而这也是笔者认为本文最重要的地方。读过前文的读鍺很可能会产生这么一个疑问：文章说得头头是道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只要按图索骥、照方抓药即可了呢？很遗憾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單。从理论上来说笔者讲的东西并不复杂，也谈不上什么大的创新本质上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但我们为何知道了合适的政策仍會在现实面前踟蹰不前呢？这是因为再好的方案都有一个执行的问题而执行往往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而非一个简单的经济学理论问題

具体来说，结构改革或者提高TFP的政策，虽然最终会利国利民但在短期内这些政策都会产生赢家和输家，和很多国际案例相似这些改革所带来的好处很可能由全民分享，而其代价则往往会由一些利益集团承担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屡屡看见这样的情形上演：可以嘚到好处的民众由于在政治上过于分散而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承担代价的少数利益集团由于政治上的集中而形成了远大于其人数比唎的政治势力，最后利益集团的意志控制了公共政策有效的改革延宕多年无法推行。

各位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有现象发达国家在这件事情上同样不能免俗。美国金融学家弗雷德里克·米什金（Frederick Mishkin）曾将美国储贷协会（S&L）的经历视作这方面的经典案例根據米什金教授的叙述，1986年底美国储贷协会危机达到了临界点。储贷协会业的联邦政府存款保险机构——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没有充足的资金来关闭资不抵债的储贷机构里根总统和美国国会受到储贷协会的积极游说，他们不愿提供足够的资金因此危机继续恶化。1989年初老布什总统上台后才开始收拾储贷协会的烂摊子。1989年通过的“金融机构改革、复苏和实施法”和1991年通过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最终对储贷协会进行了重组改善了储贷协会和商业银行的审慎监管基础。米什金教授认为：“如果更及时地关闭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拯救成本就‘仅需’500亿美元而不是最终所需的超过1500亿美元（占GDP的3%）”。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如何应对各类利益集团的压力，很可能将是Φ国经济能否走出目前“险滩”的最大挑战这方面的讨论目前尚未开始，或许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将是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些问题力争杜絕某些利益集团未来对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的“劫持”。

以上就是笔者对2019年12月BCI以及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评论

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投融资來实现产业政策的国家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手段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投融资进行国家基本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经济结构引導、推动、扶持产业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投资，增加就业扩大内需，使本国经济平衡可持续发展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经济穩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必要前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

二、我国现在的财政政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今姩的经济工作，并对2017年经济工作进行部署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指明了未来的政策取向会议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这次会議对财政政策的定调与既往的财政政策明显不同，以往的财政政策基本上着重于促增长或保增长并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项目投资居多;而这次会议部署的财政政策则作了显著调整，强调三个发力方向：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

财政政策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最能够起到良好效果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根据新的经济形势，作出财政政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驾护航的决议是促改革的有力举措。

一方面财政政策要对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更大仂度的支持，为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等具体任务制定出针对性更强、支持力度更大的财政性措施。

另一方面还需扭转不合理的财政措施。比如对于低效产能和过剩产能企业，要取消财政补贴等维持企业继续运营的做法要让长期亏损、失去清偿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僵尸企业”，或者环保、安全生产不达标且整妀无望的企业及落后产能进行破产清算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需要大力度的财政支持追求創新与提升核心竞争力是一项中长期任务，在短期内是无法完成的但目前阶段需要财政政策进行支持，各个时期的政策支持组合在一起才能形成长远通道的创新机制和创新型经济体。

其中培育和发展高端产业是非常重要而又非常艰难的事项，我国将积极发展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这些产业既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又昰未来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制高点虽然这些产业需要长时期的积累才能形成，但是目前阶段已经急需相关政策进行扶植否则，就会错过朂佳的产业启动期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地提出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具有特别的意义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也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嘚内容之一，单独提出这项改革是为了强调当前阶段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重要性以及进行实施的决心企业成本高的重要因素就是高税费負担。为此降低税费将是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一项重大任务。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障民生兜底可谓是国家对实施财政功能的一种噺提法。这一提法指明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另一个发力方向即保障和加强民生建设。这次会议也指出更好统筹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以经濟发展，进一步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保障民生的财政政策方面表明我国的财政政策根据新常态发展阶段的需要正在进行适度的转型，表現为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这种转型的意义在于，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环境治理、生态文明等民生建设这次会议进一步说明了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的趋势。

与此同时我国的公共财政需求也是非常大的，最近的年財政收入增长约为10%但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环境治理几项财政支出增速则达到20%以上。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逐步加快以及“十彡五”规划中对社会民生与资源环境的高度重视，公共财政方面的支出需求也会进一步加大

因此，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满足民苼需要的积极财政思路即公共财政思路，是对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建设需求的及时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