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政、梁建章：坐拥巨大人口红利，印度经济会超越中国吗？_人文经济学会_传送门
黄文政、梁建章：坐拥巨大人口红利，印度经济会超越中国吗？
编者按：印度经济会超越中国？这个命题乍一看耸人听闻，但在梁建章和黄文政眼中，拥有巨大人口红利优势的印度经济异军突起并不是天方夜谭。长期计生宣传导致很多中国人认为印度将被人口压垮，但在国际主流学者眼中，人口恰恰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有力保证。日，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国展开了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这是莫迪就任总理后首次访华，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9月访印以来两国间又一次重要的高层互动。正值中国经济放缓而印度经济开始提速之时，莫迪访华让中印的龙象之争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虽然印度文明比中华文明更加悠久，而且历史上印度对中国还是宗教和文化输出国，但两千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整体上胜过印度。在经济历史比较中广被引用的Maddison（2008）数据中，中国的人均GDP在19世纪中叶以前就长期领先于印度。而在维基百科的词条“历史性发明时间表”（Timeline of Historic Inventions）列出的人类有史以来共133项重大发明中，中国拥有30项，而印度仅有1项。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30项发明全部出现在15世纪之前，占世界总共78项的38%，远超同期其他可比的地域，说明中国在技术上的落后发生在最近几百年。与印度相比，中国拥有难以比拟的先天优势。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端人口重心之地，周边有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东南亚等文化各异的国家和地域；印度则局促于南亚次大陆，四周除中国只有文化相对同质的国家。中国气候温润，而印度相对炎热。中国的历史一脉相承，语言统一，占人口绝对多数的主体民族早就形成了共同的文化风俗和价值认同；印度在历史上只有极少时间处于松散的统一状态，内部千差万别，语言更是五花八门，最大的印地语使用人口只有41%。中国社会追求世俗化成功，自汉代以来就基本是一个没有贵族的平民化社会；而印度种姓制度虽然早就在法律上被废除，但依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中国人的勤劳和忍耐力少有民族可以比肩，在中国夜以继日的工地在其他国家难觅踪影。在过去许多西方文明史学家的眼中，唯一可能抗衡西方文明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文明。哈佛历史学家Stoddard在其1921年出版的书中就认为，西方文明的最大竞争者来自东亚。在他看来，尽管日本的威胁更直接，但最终竞争者是人口规模更大的中国。他认为中国人的勤劳、聪明、灵活、坚韧、对环境的适应力和商业头脑少有民族可以媲美。因其观点带有种族冲突色彩，Stoddard是一个争议性人物，但他成功预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日太平洋战争、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命运、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向欧美的大规模移民、以及激进伊斯兰势力将成为世界重要政治力量。他还预料，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世界其他民族在人口增长势头上将超过欧洲裔，西方对世界的主导地位最终将面临崩溃。尽管中国在历史上长期领先于印度，但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陷入了外忧内患的境地，长期的战争和动荡致使中国的发展甚至落后于沦为殖民地的印度，以至于到195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略低于印度。但此后，中国的发展速度开始超过印度，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高速增长更是把印度远甩到了后面。中国的经济总量在1950年与印度大致相当，到2014年已经是印度的5倍。根据各种指标判断，中国整个社会发展水平领先印度10到30年。但中国发展速度快于印度的势头面临逆转。今年3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亚洲发展展望》报告指出，2015-16财年印度经济增速将达7.8%，首次超越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4月14日称，印度最近推行了一系列加大投资、降低油价等政策措施后收效颇丰，2015-16年将会超过中国成为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兴国家，预计GDP增速为7.5%。根据印度政府发布的数据， 印度2015财年GDP预计增长7.4％；而中国政府将2015年GDP增长率定在7%左右。由于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错综复杂，这些预测未必准确。但长远来看，中印经济增长相对速度的逆转几乎是必然的，而且这种逆转并不只是一时的起伏，而将是印度经济发展速度将超越中国的长期趋势的开始。中国的经济总量、人均GDP和社会发展程度都远高于印度，所以印度未来发展速度超过中国也属意料之中，真正将令人惊奇的将是印度的国力最终可能压倒中国。很多中国人听到印度，联想到的是贫民窟，扒满火车的乘客、低收入的家庭、落后的基础设施等，要说印度未来的国力会压倒中国很可能会被这些人当成是痴人说梦。如前所述，无论从哪个方面，印度的先天条件都远不如中国，中国全面领先于印度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但为何印度象最终反而可能压倒中国呢？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印度拥有完美的人口结构和未来的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这将是印度相对于中国的最大的基础性优势。如下图所示，印度的人口结构自然而匀称，其生育率也在缓慢下降，逐步接近替代水平，印度人口并不会无限增长，这反映在人口结构图的底部处于稳定之中。尽管中国计划生育所宣称的目标是人口的均衡发展，但实际后果却是中国的人口结构的严重扭曲。这种讽刺性的结果并不奇怪，因为被人为力量强势干预的结构是不可能均衡的。中国的人口总量控制就像在一棵大树的顶端横置一块水泥板来阻止树木的自然生长，最终致树干和树根的极度扭曲。中国和印度的人口结构印度人口远比中国年轻。在2014年，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印度是28.5%，中国是16.5%，未来这种差距会进一步迅速拉大；而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印度是5.8%，中国是10.1%。印度人目前的平均年龄是26岁，而中国人平均是35岁，而且中国社会进一步变老的速度远快于印度。大量的年轻人是创新和创业的活力之源，更是驱动经济发展的需求之本。当今，大学教育是从事科技事业的前提。中国的大学学历人口在2007年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一，为中国科技突飞猛进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从人才资源趋势来看，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在校大学生最多的国家。就18-24岁的大学适龄人口，印度目前是中国1.2倍，而中国和印度的大学毛入学率分别为26.5%和18.8%。到2040年，印度大学适龄人口将是中国的1.7倍。到时就算中国的毛入学率能达到60%，印度只要达到35%，其高等教育在校人数将超过中国，此后印度超出中国的幅度会越来越大，最终在人才规模上压倒中国。在巨大的惯性之下，低生育率对未来人口趋势的长期影响远超过普通人的预期。印度现在每年出生人口是中国的 1.7 倍 。而且，未来10年中国处于生育高峰的23-29岁女性会减少约43%，再加上中国的生育率仅印度一半，在这两个因素的叠加下，即便中国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可能将生育率提升50%，在一两代人之內印度年出生人口依然会达到中国的4倍（1.7/(0.57*0.5*1.5)）左右。即使中国鼓励生育能让生育率最终赶上印度，那可能也需要两三代人时间。届时，印度的年出生人口将达到中国的6到8倍，如果年出生人口稳定在这个相对水平下，最终印度的人口总数可能达到中国5到7倍。目前印度人均GDP相当于中国的20%，如果未来上升到中国的50%到80%，那么印度的经济总量可能将达到中国的3到7倍，印度将彻底把中国边缘化。在过去两千年来，中国的人口规模几乎始终都大于印度，经济规模更在印度之上。但长期的低生育率将让中国彻底失去这一优势，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被印度远远地甩到后面。在长期的计划生育宣传下，很多中国人把人口当成分母，误以为人口的萎缩会提升中国的人均GDP。实际上，对于人均GDP来说，人口不仅是分母，更作用于分子，而且对分子的影响更长远和更基础。人口萎缩会降低规模优势和需求和供给效率，从而更可能带来人均GDP的相对下降。比如，在1991年，日本人均GDP比美国高20%左右，但到2014年却比美国低25%，尽管这期间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升值和日本低于美国的人口增长率都在推高日本的人均名义GDP。不少人把日本的衰弱归咎于日元升值，但日本长期维持贸易顺差，真正影响日本国际竞争力的并非日元升值。相比之下，极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化和萎缩被普遍认为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的根本原因（经济学人，2010；Krugman,、2013；大前研一，2010；Akram，2012）。可以预料，随着中国人口的深度老化和快速萎缩，印度经济增长速度超越中国，将不仅表现在GDP总量的增长上，并最终表现在人均GDP的增长上。中国走上正常发展轨道才几十年，中国的先天优势在庞大人口的倍乘效应下形成巨大的力量，让中国迅速崛起。如果中国维持世界20%的人口，保持市场规模和人才数量的绝对优势，在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下，中国的技术乃至科学将快速进步，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中国的经济地位。再加上恢复民族自信心，在全球经济达到均衡之后，依靠规模和集聚效应，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和科技的中心，把人类文明推向新的高度。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人类社会恢复到正常状态。然而，低生育率对中国的发展被釜底抽薪，很可能让中国的崛起昙花一现就成了明日黄花，中国世纪还未真正开始就将落幕。与高高跃起，但将重重摔下的中国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行动迟缓的印度象。印度在地理环境、平均智商、勤劳程度、以及对世俗成功的追求上都远逊于中国，但印度人口结构和规模的优势可能压倒中国在其他方面的优势。其实，印度能够获得这种人口优势却是因祸得福。印度政府早在1952年就提出“人口控制计划”，在1970年代中期的“紧急状态”时期，印度还采取过严格的生育限制政策，曾在一个月内迫使400万人做了绝育手术。但人口控制的强制措施遭到印度民众的强烈反对，仅持续一年多便告夭折，并导致执政的国大党政府也在大选中下台。此后，印度各届政府都不敢再推行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印度的体制使得印度无法持续推行强制性计划生育，但印度却因此逃过一劫，使人口最终成为印度最大的基础性优势。印度的人口观念也历经曲折，新任总理莫迪的立场转变就是一例。在2004年10月，时任印度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的莫迪就称，“人口的爆炸性增长”是最大的全国性危机，需要采取革命性手段来应对，比如立法规定有两个以上孩子的人不能当选为民意代表。莫迪于2014年5月当选为印度总理后，媒体一度预测他会采取措施控制人口。斯里兰卡卫报在2014年9月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莫迪不太可能没有认识到印度人口控制的重要性，建议莫迪尽快采取措施降低印度的人口增长率。但莫迪上台后并未提出任何人口控制计划。相反，2015年新年伊始，莫迪正式宣布撤销已有65年历史的“计划委员会”。计划经济和计划生育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莫迪这个动作更符合他对人口控制立场发生转变的判断。日，莫迪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演讲说，称印度有世界上最年轻的人口，21世纪可能属于印度。莫迪当前的态度与印度社会的主流人口观念相符合。早在2010年，《印度时报》就曾刊文指出，印度人口规模不是负担，而是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尽管很多深受计划生育宣传的中国人会觉得匪夷所思，这一观点其实被国际宏观经济学界和媒体普遍接受，中国限制生育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人均资源少。但从人口密度来看，中国为141人/平方公里，印度为382人/平方公里。即使假设中国只有一半的土地适合人居住，印度所有土地都适合人居住，印度的人口密度仍大大高于中国。尽管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少于印度（中国为1.36亩，印度为2.01亩），但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却高于印度（中国为384公斤，印度为246公斤），中国的人均森林面积更是远远高于印度（中国为2.31亩，印度为0.87亩）。此外，中国的人均草原面积、人均淡水资源和人均矿产资源均高于印度。现代经济史中，几乎没有国家的经济发展受阻于资源瓶颈，但却有很多资源诅咒的例子；许多资源相对贫瘠的国家。如德国、英国、日本、韩国等人多地少的国家都发展得不错，而中南美洲甚至俄罗斯等不少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发展却乏善可陈，这些国家只是近年受中印发展的带动才有了些生机。虽然印度的绝大部分资源远低于中国，但其经济发展的阻力也更多地被归咎于社会、教育、文化、政策等方面的问题，而不是所谓的资源匮乏。在一面倒的人口是负担的观念下，很多中国人相信印度会被人口压垮。但从年，印度人口从7亿增长到12亿，其间印度的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识字率、大学生占人口的比例、人均GDP以及人均用电量等各种硬件的人均占有量，等每一项指标也都在稳步提升。这些进步快速而且显着，只是在中国的光环之下不是那么耀眼。从现在到2050年，印度人口有望从12亿增长到峰值17亿左右。如果说从7亿增加到12亿，印度的一切都在变好，那么从12亿增长到17亿，有何理由相信所有的进步就会嘎然而止，甚至整个印度就会陷入崩溃？难道中国的人口数就是一个不能超过的神奇数字，还是所谓的人口容量本来就是一个心理幻觉？人口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比较中印两国人口变化的趋势，印度处于明显的优势。当然，人口虽然是一个核心因素，但也只是发展的众多必要条件之一。其他条件如果发挥得好，庞大的人口是优势，但如果发挥得不好，庞大的人口确实有可能成为负担。印度的先天条件与中国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印度要凭借其人口规模和结构优势在经济发展上超越中国依然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另一方面，虽然人口多并不表示会强大，但人口急剧萎缩则一定预示着衰亡。中国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以下已经超过20年，各种证据显示，在强大的低生育惯性下，即使大力鼓励生育也难以逆转人口颓势，而现在慢慢吞吞的政策改变步伐更是令人失望。一个文明或种族，不论其科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后代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没落。社会学之父孔德就曾断言，“人口即命运”，这一判断或许最能反映中印龙象之争的前景。小公告4月14日，周四晚上，人文经济讲座第十期将在北京举行，梁建章教授将担任本期讲座的主讲人。中国的互联网行业正在迅速发展，但印度市场同样不可小觑。同时，印度还有大量的年轻人口作为后程发力的储备力量。在梁建章的眼中，人口政策为何对创新的未来如此重要？欢迎您报名参加本期讲座，与梁建章一探究竟。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跳转至免费报名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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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 20:23
人文经济学会 最新文章印度网民激动评论：印度什么都落后中国
中国一艘先进的元级潜艇最近穿过阿拉伯海后停靠卡拉奇，令印度当局担忧中国不断加强的水下作战能力，而中国潜艇规模超过印度的四倍。
这艘元级潜艇配有65名艇员，在卡拉奇呆了一周，加油补给后返回中国。元级潜艇是柴电潜艇，跟必须浮出水面换气和充电的印度常规潜艇不一样，元级潜艇能够在水下呆数周。
目前，印度计划从俄罗斯那里租第二艘核攻击潜艇，政府已经批准了投资9000亿卢比在维萨卡帕特南建6艘核攻击潜艇的计划。然而海军副参谋长P Murugesan中将上周对《经济时报》说：“我们已经开始了工作，但是我们仍然停留在落笔阶段。
为了对抗中国，印度匆忙找德国、法国和俄罗斯帮忙建造常规潜艇，而中国的领先是巨大的，且在不断扩大，计划出口其水下技术。
特别令印度不安的是，有报道称中国计划向巴基斯坦出口8艘元级潜艇，而此时印度潜艇力量处于“危机”中，印度对中国潜艇力量感到战战兢兢。
2014年期间，中国一艘常规潜艇两次停靠科隆坡港口，引发印度关注。为此，斯里兰卡匆忙向印度保证不会做任何违背印度利益的事情。
中国海军显然领先印度
印度有14艘潜艇，包括于2012年从俄罗斯租借来的核攻击潜艇查克拉号，租期为10年，而中国有68艘潜艇，巴基斯坦有5艘。
根据国防常务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印度大多数常规潜艇的服役年限已经超过20年，已经接近服役寿命。报告对海军舰船服役的“蜗牛速度”感到“沮丧”。
印度国防部长Manohar Parikkar在联邦院发言说，过去15年，印度海军服役了2艘潜艇，退役5艘。
而中国在2014年下水服役了60多艘海军舰船。到2015年底预计服役的舰船数量也大体相当。
印度海军有141艘舰船，包括127艘水面舰只和14艘潜艇。中国海军有300多艘水面战斗舰艇、潜艇、两栖舰艇和导弹巡逻艇。
印度网民评论：
★让我们公平面对现实吧。我们每个方面都落后中国，也许腐败领先
★除了早上户外“解脱”之外，印度所有方面都落后中国
★我们就别跟遥遥领先我们的国家去比了，还是跟以前的成就去比。
★我是印度人。自豪地说，印度每一场竞赛都落后
★印度是一个屎坑国家，到处是脑残
★印度唯一比中国做得更多的是生孩子，还有就是买中国玩具。
★中国是超级大国，军事力量领先印度好几代，把印度与中国进行比较是愚蠢之举。
当今世界，考虑到印度的市场规模和消费能力，发动战争可不是简单的。
技术上来说，不久的将来对华开战是不可能的。
与其用于造潜艇，印度还是把钱投入到健康医疗和教育上吧。
★印度应当找美国讨论这个问题，美国也许会给技术。
★报告都没有提到中国潜艇已经服役的年限。
★为什么印度不向中国下订单造潜艇，条件是得在印度国内造，而且规定时间内完工。
★印度人喜欢什么都拿来与中国比。
我在中国很少看到中国人比较中国和印度的(我来自澳大利亚，目前在中国工作)
几年前，他们仰视美国，如今他们嘲笑美国
★印度还是得升级技术啊。
★中国的目标是总有一天统治全世界。
而我们发现连统治自己都觉得困难。
★先是英国人的250年统治，然后是国大党60年的统治。
★随着技术的更新换代，这些资产会变得过时的。
对印度来说，打造一支有能力设计制造下一代潜艇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从俄罗斯那里租是一种绝望的表现，而且贵。
★中国木有皿煮，没有劳动法。
★要追赶中国，印度必须让私人参与到潜艇的生产来，国有造船公司的建造速度不快。
★文章误导人啊，印度只有7艘潜艇是可供部署的，其他就是停靠在港口的垃圾。
巴基斯坦有8艘潜艇，5艘是奥古斯塔级潜艇，3艘是较小的M110潜艇。任何时候都只有一艘停靠在港口。
印度还是跟巴基斯坦那种同一级别的去比吧。
中国和美国可是属于超级大国级别的。
印度还是按照公民投票的方式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然后和平相处。
印度的剑拔弩张和战争叫嚣，不会打扰到任何人，无非浪费穷国的宝贵资金。
★每一场竞赛，印度都落后中国啊。
★那是因为中国没有国大党啊。
在华印度人体验中印差异感叹中国机会多更安全
5月，印度总理莫迪将访问中国，对于这样重头的出访，印度媒体已提前预热。4月初，就有印度媒体爆料说，多个中国城市的印度人社团期待着莫迪访华，他将在上海会见生活和工作在中国的印度人。总体而言，在中国的印度人只有4.5万，与日韩等国在华人数相比算不上多。尽管印度本国媒体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才刚开始，但不能否认，这些安居乐业的印度人正成为中印两国关系快速发展的“润滑剂”。《环球时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印度人，听他们讲述在中国的感受，以及是如何对比中印这两个大国的。
印度人在逛上海南京东路（图片来自网络，图文无关）
“我们要给上海颁安全奖”
就在华生活和工作的印度人数量，记者先后联系印度驻华使馆和印度驻上海总领事馆，但暂未得到详细答复。据印度Zeenews新闻网4月6日报道，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着4.5万印度人。文章还提到，莫迪去年访美时，曾应邀前往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说，受到成千上万印裔美国人的欢迎(美国印度裔已超过300万——编者注)。据一些接受采访的印度人介绍，“北上广”以及义乌的印度人最多，其中北京有一两千人。上海印度人协会办的刊物称，约有5000印度人在印驻上海领馆注册，很多人是跨国公司或大型机构派驻上海的工作人员和高管。广州和义乌的印度商人多一些。义乌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来义乌的境外客商约44.4万人次，而印度客商就占了1/10，接近4万人次，成为义乌外商最大群体。数以万计的印度商人在中国合法经营，但难免有个别商人闹出点“风波”，2012年曾发生印度商人因拖欠当地商人大额货款被扣事件。
上海印度人协会主席阿密特o怀卡尔的老家是印度中部的那格浦尔。2009年，怀卡尔当时所在的一家德国企业把他派遣到上海，担任亚太区销售高级副总裁。现在，他11岁的大儿子和7岁的小儿子都在上海上学。2012年，怀卡尔被选为印度人协会主席，这个2006年由“上海印度女性联盟”和“上海印度商人联盟”合并的印度人社团，在他负责的这3年里，会员从700人增加到1500人。在印度人协会的网站上，能查到所有委员会成员的手机号和电子邮箱，协会成员的名字和手机号也都在年度刊物上公开。
怀卡尔说，印度人协会经常组织公益活动，联络在华印度人的感情，比如一年一度的印度排灯节公益晚会。此外，他们也愿意为上海市民做些贡献。去年11月，上百名印度人协会的成员在上海市血液中心参加献血。等到今年6月14日“世界献血日”时，协会还会举行这样的活动。怀卡尔说：“我们很高兴这样做。”采访中，怀卡尔再三称赞中国人的守时和勤奋，他还说：“每次遇到新来的印度人，我都会告诉他上海给我们的安全感超过世界很多地方。我们应该给上海颁一个‘安全奖’。”
印度人在广州献血后，展示自己的无偿献血证
普拉迪普o库马尔和太太安o丽塔住在上海世贸滨江花园的高层公寓里，天气好的日子，从他们家的客厅能俯瞰黄浦江。在这个高档社区，总共住着七八十户印度人。库马尔来自印度首都新德里，有在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上海等地做跨国企业高管的经历。2006年，库马尔看到中国咨询行业的机遇，创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同时也是另一家咨询公司的合伙人。他说，那时中国的GDP增速很快，相关政策使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和运营非常容易，商业发展前景很好。
上海的生活让库马尔一家感到满意。谈到在广场跳舞的中国大妈，已经当上奶奶的丽塔说：“中国老年人比印度老年人更活跃，也更快乐，退休仿佛是他们新生活的开始。”由于一家人都是素食主义者，丽塔还教会来家的钟点工做印度菜，这大大提高了他们在上海生活的幸福感。现在，丽塔是上海一家名为“米饭妈妈”的公益组织成员，她们致力于帮助上海的弱势儿童群体。丽塔说：“印度人与西方人差别很大。中国人把我们看成半个外国人，因为我们的语言、相貌，也因为我们的亚洲特性。我很高兴，当地人接纳了我们。”
“印度要学中国的地方有很多”
生活在中国的印度人，有时愿意把两国做对比。北京泰姬楼印度餐厅总经理麦赫诺o帕斯塔卡亚来中国24年了，1997年他娶了中国妻子，1998年在北京国贸开了第一家印度餐厅。帕斯塔卡亚学的是酒店管理专业，毕业后在印度创业，想出一个“工业厨房”的点子，和做外卖差不多，但不太顺利。几年后，他决定出去闯闯，曾考虑过到颇受印度人欢迎的中东地区，那里有700多万印度人，直到一个朋友问他“要不要一起去中国”。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帕斯塔卡亚对中国一无所知，但他还是做出了选择。来中国不久，就认识了会说英语的郑女士，用帕斯塔卡亚的话说：“印中文化真的有很多不同，我们认真交往、磨合了好几年，1997年才结婚。”那时候，他想买咖喱等家乡的调料要去友谊商店，但现在方便多了，网购就可以解决。说起北京的变化，帕斯塔卡亚侃侃而谈：“那时刚修完的二环路、三环路没过多久就又拥堵了。以后北京有七环也不奇怪。”对于北京的雾霾，他也会抱怨，但他觉得“污染和发展有关，哪个国家都一样，印度也有污染”，而且北京近几年已经好多了，几乎没有沙尘暴。
帕斯塔卡亚在北京开的印度餐厅很受欢迎，吸引了很多社会名流。短短几年内，他又开了两家分店。生意走上正轨，让帕斯塔卡亚更热衷于传播印度文化，他说：“很多中国人对瑜伽的印象就是减肥美体，其实它更强调呼吸冥想，是用来修身养性的。我希望能尽一己之力，让更多中国人了解印度。”
来自印度南部城市安得拉邦首府海得拉巴的珊妮，是独生女，她有个好听的中文名字“月光”，是当年一个去印度的中国女孩给起的。月光很喜欢这个名字，来中国后，她得知“月光”有了新的含义，不过，这个开朗的女孩笑着说：“在中国发展不可能成‘月光族’的，这也是我来中国的原因。”月光说，印度人口多，很多人都有兄弟姐妹，所以像她这样的独生子女很少见。
月光的父亲曾在英国、中国香港经商，她13岁首次来中国时第一站就是香港，然后又去了广州和深圳。月光说：“你问100个印度人刚来中国时是否适应，可能99个都说不适应，因为印中的文化差异很大。可是我很适应，我想是因为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和中国有联系的原因。”现在，她最喜欢的中国小吃依然是粤菜系中的虾饺。一年半前，月光到北京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MBA。谈到为什么放弃美国名校而选择中国大学时，月光说，印度以前是英国殖民地，印地语和英语都是官方语言，她在印度的商学院里学到的知识也都以欧美为范本，因此，选择去美国留学意义不大。相反，她认为，再过二三十年中国肯定能超越美国，因此，她想“毕业后留在中国工作，见证历史”。月光说，印度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很多，我注意到中国商场里的售货员、旅游景点咨询处和高速公路收费站等服务场所的工作人员多是女性，而这些工作在印度都是由男性来做。
“我在中国有3份工作，所以都没时间刮胡子了。”来自印度班加罗尔的尼廷o达尼一见面就和记者开起玩笑。在意大利读研时，一次到上海实习的机会让他对中国产生兴趣。2011年毕业后，达尼来到上海，现在，他是一家名为“绿色倡议”的环保组织负责人，同时兼职做室内摄影和建筑咨询。“绿色倡议”经常组织宣传环保的活动，如每月邀请环保产业的相关专家和高管讲座，每次参加的人数都有上百人。达尼对政治话题不感兴趣，但更关注中国政府的环保举措。达尼说：“在印度，环保问题还没有像在中国这样被重视。印度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仍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大气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最近才被重视。”
达尼认为中国政府的治理很出色。他举例说：“与上海相比，班加罗尔的交通很差。10公里的路程，我需要花一小时甚至一个多小时。”但他觉得，印度在旅游业上有优势，景观和风俗仍保持原貌，但在中国，“所有的东西都被装点过，越来越西方化”。对达尼来说，他希望可以简化来中国的签证手续。
海外印度人，图片来自网络，图文无关
“印中不要因为纠结过去错过良机”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博士告诉记者，生活和工作在中国的4.5万印度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着推动作用，通过人员往来可以增进了解，促进中印两国经贸、文化发展。但苗绿认为，人口大国印度在中国的人数还不够多。
谈到莫迪总理访华，接受采访的印度人大多充满期待。怀卡尔说：“莫迪总理这次访华，印中两国政府将会有更多合作。我们希望中国人和印度人能更多地相互欣赏，加强两个人口大国的交流。这也是印度人协会一直在努力做的。”
一位在中国生活了8年但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度学者告诉记者，印中两国媒体有时会有关于对方国家的负面报道，如炒边境话题，其实印度普通百姓不太关注这些报道。他认为，欧美媒体也经常有对印度的负面报道，这很正常，西方不愿接受其他国家崛起的事实。说起1962年的那场战争，他认为，印中合作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如果因为纠结过去错过良机，就太可惜了。他还谈到，“莫迪总理对华友好访问，希望印中往前看”。以前印度的领导人喜欢把耳朵捂上自己做决定，但莫迪不是，更喜欢倾听别人的意见，比较开放，亲和力强，因此赢得很多海外印度人的心，有不少印度人为投莫迪一票而特意回国。
库马尔表示：“民间层面，印中两国之间可以说相互信任。但在政府层面，彼此有些过于谨慎。我之前想把一些中国公司带到印度，但印度政府花了很长时间才完成相关程序。在中国，美国公司注册很容易，我的公司在中国注册时也很容易。”他认为，中国稳步增长，印度也迅速发展，“两国应以新的思维方式实现共同繁荣”。
（本文来自环球时报，记者邢晓婧、杨澜，文章有删改）
印度人沙士北京生活：收入高有面子常去三里屯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齐岳峰/北京报道
沙士不太会用眼花缭乱这个词，但是他能表达出对这个城市的感受
印度小伙子沙士2002年来到中国，那年他28岁。在锦江饭店培训后他被派到北京工作，从一家意大利餐厅开始了他的京华生[微博]活。
2002年第一场雪来临的时候，北京的街面上还见不到几个印度人，即便有，也常被人误认为来自其他国家。
就在那一年，时任中国总理朱基正式访问印度，中印双方签署了多个合作文件。
当年3月，中印开通首航班机，时任印度外长辛格乘首航班机访华。4月，两国外交部举行了首轮反恐磋商。6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阿拉木图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峰会期间，会见了当时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
那一年，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如今，两个工业园项目就价值70亿美元。
这些，坚定了沙士继续留在中国的决心。
眼花缭乱的城市
在北京，一共有6家“恒河印度餐厅”。最新的一家位于西南五环外的园博园，那里曾是建筑垃圾场，2014年改造为一座巨大的中国园林艺术公园。
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如今仍是沙士难以完全理解和想象的。他工作的这家恒河印度餐厅在望京，作为北京最有名的印度连锁餐厅，至少在“恒河印度餐厅”的氛围中，他还能找到家乡的感觉——如果不是出门就看见轰然作响的大公交车，以及不断冒出来的地铁站。
沙士不太会用“眼花缭乱”这个词，但他能表达出这个城市的变化。
如今，他对北京的形容是“宽阔”。
同样，那些年在印度的中国商店还极其稀少，不过如今“多了”。
沙士来自钦奈，印度第四大城市，也是南部四邦之泰米尔纳杜邦的首府。这个地方原名马德拉斯，经常出现在18、19世纪的英国小说中。
钦奈是一座繁华的城市：东临孟加拉湾，是印度最大的人工港，海、空、铁路和公路交通均很方便，被称为印度南部的门户。
但是，沙士觉得，就连新德里和孟买都无法和北京相比。
2006年开始，北京的交通在他眼中一下变得特别好，他会经常搭乘地铁出行，“很方便。”
在工作与生活的间歇，他学会了中文，并有了不少中国朋友。
如今沙士用“第二个家乡”来称呼北京。他承认，和很多在华工作的印度人一样，朋友圈已在中国生根落地。时间久了，印度似乎变得有些陌生。
前些年，沙士经常晚上去三里屯。后来，像他这个年纪或者再年轻一些的“京漂印度人”，休息日仍会去三里屯放松一下，附近的商场与超市则是必去之地。
在那里，作为外籍人士中的一个，沙士能够感觉到“很受尊敬”。这种特殊还体现在薪水上，用他的话说，工资多，“老外的面子”。
作为这家餐厅的“二号人物”，沙士对于就餐的客人很敏感：以前在中国的印度人“太少了”，而今他们的餐厅经常接待来自印度的旅行团，“50、100人不等”。
但他也发现，他的同胞们对于中国的了解还比较肤浅，这从人们基本相同的旅行轨迹就可以看到——“去北京看长城、故宫，去上海、广州订货买衣服，然后就回家了。”
印度人到中国还是以团体为多。虽然印度国土也非常巨大，但很多印度客人会叨咕，到中国才发现，“去哪里都要一周左右时间才够”。
沙士强调，现在一些中国客人说印度语也“特别好”。
变化的女儿
在新世纪开始的五至七年，去印度餐厅的中国人并不多，“有时候人们被大门的装修风格吸引走进餐厅，但也只是了解一下菜单。”沙士回忆。
作为一个印度人，他经常要回答中国朋友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关于印度人和瑜伽。
“很多中国朋友会对遥远的印度抱有神秘幻想，每当遇到中国朋友的问题时，我们都耐心告诉他们真实的印度是怎样的。”他承认，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印度的了解似乎也不是很多。
现在，就像成群结队、越来越多的印度旅游团在老北京炸酱面馆里吃饭一样，中国人希望能够尝到地道的印度菜。
沙士说，北京对于很多印度人来说是个好地方，购物休闲娱乐都不错。
但这不代表他们必定会留在北京。沙士的女儿已被他送回印度上学，但让他没想到的是，飞机降落在祖国之际，女儿大闹着不肯下飞机。“我要回北京！”他惟妙惟肖地学着女儿当初的哭喊。
而早前，他每次离开印度，孩子都要拉着他的衣服叫：“不要去！不要去！”
2007年，沙士在印度结婚。妻子后来到中国的软件公司工作。在他记忆中，这是在华印度人从事最多的职业之一。
后来因为他的母亲生病，妻子辞职回到印度陪她。
过去，沙士夫妇经常选择周末晚上去朋友家里一聚。如今他极为肯定地说：“我很爱中餐。”他能脱口而出，附近哪些餐馆厨艺不错。
刚来北京时，在北京租房“很便宜，一居室2000元人民币”。但如今，每月至少需要5000元才能付得起房租。
新德里呢？一间没有空调、厕所的几平方米小屋子，月租金也折合1000多元人民币。现在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售价合300多万元人民币。
不过，人口超过2000万的新德里之所以住房紧张，是因为政府规定普通住宅楼不能超过4层。随着经济的活跃，大量外来人口和中产阶级兴起，新德里的房价几乎高不可攀。而大多数人每月收入只相当于一两千元人民币甚至更低。
来华13年，每年沙士都要回印度去看望家人。如今，餐厅的管理让他也觉得有点困难，“要看成本，压力大。”
在华印度人感慨在中国喝水不担心闹肚子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印度教徒报》12月27日文章，原题：在中国，热水是多种多样的对初到中国的人来说，简简单单喝一杯水都是一种考验。当你在夏日匆匆跑进餐馆，大汗淋漓地向服务员要一杯水，送上来的很可能是一杯滚烫的茶，能把舌头烫掉一层皮。
中国人喝的水分为不同种类，这从汉语里饮用水的多种叫法就可看出：滚烫的“开水”、热乎乎的“热水”、比热水温度略低的“温水”，以及看似冰凉其实微温的“凉水”。如果你想喝不热的水，就只有开口要“冰水”，即便这样，有时端到面前的仍是一杯热水，只不过里面加了一块能迅速溶化的冰块。
事实上，许多中国人很少喝“白水”，他们一天到晚喝“茶水”。对生活在中国的印度人来说，中国人的这种喝水传统未免令人奇怪和失望，因为印度人习惯于喝凉水解渴。但是，这种传统其实挽救了无数生命。把水烧开再喝是一种有力的预防疾病的法子，可以比得上最先进的疫苗。
如何获得清洁饮用水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卫生挑战。全球因不洁饮水引起的腹泻造成儿童死亡的人数要多于艾滋病。据联合国最新数据，全世界每年约有180万儿童死于腹泻。
在这些因腹泻死亡的人当中，印度占了很大比重：一年45万。相比之下，在人口超过印度的中国，腹泻引起的死亡人数每年只有印度的1/3。
令人吃惊的是，印中其实在获得清洁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相关指标上相差不大。两国1990年持续获得清洁饮用水的人口比例都是70%。到了2004年，中国上升为77%，印度甚至达到86%。
许多到印度的游客都容易闹肚子，轻一点的得“德里肚子”，重一些的住院治疗，绝大部分是因饮用被污染的水引起的。大多数游客不愿用自来水刷牙，旅行社甚至建议游客自带洁水装置。
而在中国，外国游客当然也会闹肚子，但不是普遍现象。许多人知道“德里肚子”，但从未听说“北京肚子”。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大多不用担心水不干净，首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水都是煮开才喝的。
当然，开水并不能完全解释印中腹泻人数的差异。但不管怎样，对中国人来说，喝开水的习惯足以预防疾病。下一次你到中国发现难以喝到一杯“简单”的水时要记得这一点。（作者帕拉维·艾亚尔，汪析译）（来源：环球时报编辑：陈凡）
莫汉：从瑜珈教练到CEO
“中国梦”已经开始引诱更多的印度人穿越长城。而莫汉·班达理就是“中国梦”的典型缩影。仅仅三年的时间，这位来自印度瑜伽圣地——瑞诗凯诗的瑜珈教练已经建立了一个瑜伽学校帝国，在全中国拥有51个中心。
莫汉出生在迦尔瓦尔的一个小镇，十几岁时来到了瑞诗凯诗。经过几年瑜伽强化训练后，他开始了一个还算不错的教练生涯，月收入1万到1.5万卢比(5卢比合1元人民币)。
2003年夏，他的生活出现了意料之外的转变。一位年轻时尚的中国女性冲到瑞诗凯诗并加入了他的课程。她叫尹岩，当时是时装杂志《Elle》中文版的执行主编。
正是尹岩向莫汉提出了在北京开设瑜伽中心的想法。她已经注意到了在她所属的那个富有但压力巨大的社交圈子里，人们对于瑜伽的兴趣在日益增长。这些人通常都有规律地锻炼，以保持体形并减轻压力。同时，他们对于自己不是很清楚的“灵性”有一种渴望，那是一种超越了充斥于他们物质生活的精神主义，可以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尹岩认为，瑜伽集健身和修心(追求“灵性”)为一体的特性，正是中国新贵们所渴求的。她把莫汉带到了北京。2003年秋天，两人一起建立了首都的第一家瑜伽中心。
当时，这家中心有一打左右的固定学员。而不到4年之后，悠季瑜伽在北京已经有了7个中心，超过3500名学员。在整个中国，在莫汉的中心学习的人数已经超过1万。
为了解决持续增长的需求，莫汉已经从印度带来了29个瑜伽师加入到他的团队里。而每个月都还有新的瑜伽师来。“瑞诗凯诗现在都空了。”他笑着说，“我现在已经开始从孟买、拉贾斯坦、克什米尔以及印度别的地方招人了。”
莫汉根据瑜伽教练的资历付给他们每月750-2000美元的薪水。总的来说，他们在中国可以比在印度多挣三四倍的钱。
尽管想家，但莫汉说：“我永远也不可能在印度取得这样的成功。”实际上，从一个小镇的瑜伽教练到一个国际瑜伽帝国的联合董事，莫汉的成功几乎和中国本身的崛起一样引人注目、富于戏剧性。
即便是10年前，像莫汉这样的故事在中国都很罕见，但这个泱泱大国自从那时起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富有人群、都市人口都在膨胀，新兴的中产阶层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在几十年与外在世界隔绝之后，中国人习惯将新奇与外国联系起来。
萨西：从餐馆侍者到经理
正是这种对异域情调的追求，给了那些勇敢的印度人更广阔的机遇。萨西，是一家位于北京使馆区的高档中餐馆——金谷仓的经理。他腼腆地承认，他之所以被雇用，是因为可以为这家餐馆增添一副外国面孔。这被认为是一种诱惑力。“中国人喜欢外国的东西。”他说。
萨西出生于泰米尔纳德邦迪鲁瓦勒地区的一个小村子里。他在邻近的镇子里拿到了一个电子学的文凭后，到新德里去闯荡，以期找到一份工作。在那里，他惟一能找到的工作，是在豪华的大使酒店的咖啡店——黄砖路做一名侍者。
在那里，他一个月只挣2000卢比。当泰姬饭店集团打算在北京开一家餐厅并付给愿意远离家园的印度员工每月300美元时，他急不可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就在他为泰姬集团的餐厅辛勤工作之时，一家顶级中餐馆老板看中了他的服务意识，因而提供给他一个不错的工作——北京最热门的餐厅“绿茶房”的服务员总管。
几个月之后，萨西又一次换了工作。这一次，他成了金谷仓的经理。这之后的3年，他都工作在这里，月薪为1500美元。
萨西是2001年来到中国的，当时他签了2年的合同。6年之后，他说，如果可能的话，他打算在这个国家度过余生。最近，他已经开始和一位中国朋友做一个进出口的小生意了——把中国的钢管卖给印度客户。由这项投资所带来的额外收入，萨西希望在北京开自己的餐厅。
纳鲁比什：从辍学大学生到企业家
“我喜欢中国的一点是，在这里，我和任何其他外国人有同样的地位。”纳鲁比什·松尼，一位从孟买来的23岁的辍学大学生说，“在美国或者欧洲，如果你是印度人，会被看作是二等外国人；但在这里，人们需要你。”
纳鲁比什已经在中国生活6年多了，这期间，他主要的身份是一位自由IT顾问。同时，他也开酒吧、开项目管理公司，最近又在经营贸易公司，为印度和非洲市场提供电动车。
纳鲁比什在18岁生日的几周前来到中国，因为从大学辍学，他不认为自己在印度有什么前途。“我总是钻研计算机，为此你不需要一个学位。但在印度，人们问的第一件事就是——你的学位。”
在中国，他发现机会更多，也更灵活，而这很适合他。尽管像华为这样的大公司因为他太年轻而拒绝了他的求职申请，但小公司却愿意给他机会。“最重要的是，我有正确的态度。”纳鲁比什说。“我不会被心理上的紧张或者文化上的一些差异绊住手脚。”他轻声笑起来。
尽管从小在一个严格的素食家庭长大，但纳鲁比什在踏上中国土地的第一天起就变成了一个肉食者。“如果我想在这里站住脚，我就必须改变。”他切合实际地说。
纳鲁比什的贸易供应公司现在每个月向印度和其他地方发送25个装满轻便摩托和电动自行车的集装箱。每个集装箱价值5万美元。这对一个年仅23岁的人来说，不算坏了。纳鲁比什很快就承认自己有点“了不起”，他可没有时间来那套虚假的谦逊。
充满了中国城市大街小巷的活力和机遇意味着：侍者可以变成经理，瑜伽教练可以变成CEO，大学辍学生可以变成企业家。实现“中国梦”所需要的，是发现一个机会，并且抓住它。随着中国经济在可见的将来变得更强大，中国驻印度大使馆门前等待签证的长队无疑会出现。
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贫穷的农耕社会转变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它的急速崛起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涟漪，得到全球的瞩目。因此，中国磁石般地吸引一群群的老外蜂拥而至，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是一些想把自己的未来和中国这颗冉冉上升的明星搭在一起，从而获得更好生活的人。在这些到中国来寻求财富之梦的人里面，也有一些印度人：瑜珈教练、餐馆老板、厨师、学医的学生、饭店门童，以及那些为了挣钱不顾一切的冒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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