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90后我们为什么炒股 说出了大家的心声_凤凰财经
作为90后我们为什么炒股 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这篇文章来自一个从初中就开始在英国读书，一直读到牛津大学毕业的中国90后年轻人写的文章。小编惊讶于两点：1、他在一个英语环境成长起来，竟然能够对中国文字仍能够驾驭得如此得心应手；2、作为一个90后，他对人生、成长、磨练、担当等大问题的理解独立且深刻，远不是我们那些高高在上的教育学家所担心的&没有担当和独立思维的一代&。我们特意分享于此，让大家看看90后眼中的股市，以及勇于担当！ 当朋友圈（qun）慢慢变成朋友圈（jun），各色各样的观点开始充斥其中。近来拜读了一些文章，高高在上奉劝年轻人要远离股市，莫虚度光阴&&我的理解，作者多半符合两个特征：一是自己炒股亏了钱，亏得应该还不少。二，作者应是一名80前，根本不知道90后在想什么，就自以为是地替人做人生导师。 作为一名90后，本文只浅谈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认为，年轻人应当接触股市投资，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且行且学习。欢迎同道沟通交流，喜喷者，请出门左转不送。 首先我要从90后群体性格特点说起。80-84年人口出生率均值为2.0%, 85-89年为2.2%，而90后人口出生率均值为1.8%。90后出生人均5000国际元，比同期80后出生人均GDP高出127%。低出生率，不断增高的GDP，让90后踏入了高成长红利阶段。生活质量提高，作为家庭独子独女的90后，自私，孤独，享乐，性开放，拜金，喜欢炫耀。同时另一方面，多元，有创造力，理性，善良，敢于冒风险。 所以当这些反映在消费和理财方面，相对于节流来讲，90后更重视开源。米赚了就是用来花的，用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90后拼命追求个人空间和财务自由，又强烈希望获得认同。投资观点被接纳，自身赚钱能力被承认，会大幅度提高这个群体的幸福指数，反之，被小觑和无视则会造成100点伤害。 股市正是这样一个平台，与90后的理财观具有高契合度。股市之于90后，是可以请心上人吃小资餐厅的底气，是和几个至交好友聊天侃地的谈资，是自己的观点被接纳和认同的幸福感，最重要的，他是最终实现财务自由的工具。 在《21世纪的资本论》中，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揭示的历史趋势让人耳目一新。即使在制度完备的西方，皮凯蒂发达国家依然将大部分财富集中于最富的1%人口之手，贫富差距不断被拉大。而只讲私有产权，没有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印度和俄国，更是将国家财富集中于少数大家族和寡头手中。原因在于，投资组合是为了跑赢其他股票，而学是为了让资本增速跑赢GDP。 换句话说，皮凯蒂的数据表明，资本回报率会一直高于劳动回报率。 通俗点，单纯挣工资，你的总资产永远也别想超越拥有两套房子的隔壁老王。但是，当你拿出一定收入比例投资股市，你有一定可能在某一时刻跑赢隔壁老王。而且对于90后来说，跑赢隔壁老王很重要。在我不愿啃老，或者无老可啃的情况下，只有跑赢隔壁老王，才能有房子，子，然后才能脚踩七色祥云迎娶我的心上人。 所以讲到了这里，很多客官肯定内心OS了，我现在描述的都是春风马蹄疾，万一失蹄子呢？年轻人会不会控制不了赌徒心理？我承认，投资是有风险滴。就拿本次股灾来讲，恐怕是大部分90后进入股市以来所经历的第一次。但是起码我周围的同龄朋友依然拥有强劲的自我娱乐精神，有吐槽，有发泄，但洒脱是我见到最多的标签&&因为年轻，所以不怕重来。我坚决不同意原文的股市赌场说，你去赌场时候见过庄家还把一部分底牌给你看的吗？ 如果一个年轻人不看任何相关数据，盲投股票，那么他玩儿游戏也会沉迷，打桌球也会沉迷，喝酒抽烟也会沉迷。股市并没有毁了他，是他自己毁了自己。 所以，切莫以偏概全。 对于很多90后来说，进入股市不仅是为了赚钱，也是一种自我修炼。股市最能磨练一个人的心性。90后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的一代，信息爆炸所带来不仅是见识的拓展，也带来了彷徨。作为夹缝中的一代，年轻人踽踽走在这条自我修炼的路上，虽然还是免不了有时心浮气躁，但心态已经能够学会慢慢放好。 就如我，慢慢培养了心态，短期的收益不再是我的考虑，股市考虑的是要做长跑冠军，而不是大起大落。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自穷,怨天者无志。有自知之明的人不会抱怨别人，抱怨上苍的人不会励志进取。我相信这是很多父母支持子女进入股市的原因&&锻炼和成长。 去除表象，培养洞见，对技术等做出分析判断，最终追求价值投资才是王道。如果真正可以让自己心灵沉淀下来，那么市场的浮动盈亏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锻炼了这种心态，才能在工作，生活，娱乐和投资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趁年轻输得起的时候，抱着平和的心态去试着学习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锻炼自己的心性，这样会裨益终生。 炒股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我想谁都不会否认。当然不要去迷信研究什么各种线，而是以投资相关行业、企业的心态去观察股票，学习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收获很多最一线和最接地气的行业和资本市场知识，这些都是图书馆断然学不到的。 也许年轻的时候工作收入占总收入很大一部分，但到了中年以后，资产管理能力就显得越发重要。股票投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有种说法三次牛熊才成就一位投资高手，所以一定要趁着年轻有精力，有良好学习能力，并且经得起折腾。长久后你会发现，对数字的敏感度，对行业的了解，以及对政策和国事的关注，会对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所帮助。 一个人不趁年轻接触资本市场，到老了会发现自己被资本剥削了一辈子。 在当下股市当中，我们也许没有老股民那么有经验，但是针对某些板块个股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在《神秘岛》中，潘克洛夫特，奈伯，希留斯哈丁，每一个都身怀绝技，个性鲜明。可让我记忆最深的却是年仅15岁的赫伯特。在这一行人之中，赫伯特年龄最小，但是从小通读自然地理类书籍使他成为了其中的行家。当他们刚刚踏上岛的土地时，他就利用了自己丰富的知识储备为大家解决了水源和食物问题。当他们的小麦尚未成熟时，他利用专业知识优势找到一棵&面包树&，充当面粉。这就是神一样的队友，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创造价值。 作为90后，我们对互联网的运用娴熟，高效的资讯收集效率，对脑洞系、森林系、视觉系的扎实理解，这些都是优势。同时作为产品用户+亚文化爱好者+一个股市投资者，我们拥有对TMT等相关行业的独特嗅觉。一款手游的变化，可能都会带出90后对于某个股行情的敏锐判断。 相对于&做什么事儿&，&为什么做&和&怎么做&才是更重要的。年轻人有正确的心态才是必须的，因为怕产生赌徒心理而不碰股市，基本就是因噎废食了。
[责任编辑：niufeng]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凤凰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预期年化利率
凤凰点评：凤凰集团旗下公司，轻松理财。
凤凰点评：业绩长期领先，投资尖端行业。
凤凰点评：进可攻退可守，抗跌性能尤佳。
同系近一年收益
凤凰点评：震荡市场首选，防御性能极佳且收益喜人，老总私人追加百万。
凤凰财经官方微信
播放数：134999
播放数：59756
播放数：75682
播放数：5808920
48小时点击排行查看: 14967|回复: 37
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
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
浏览：<font color="#FF
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
晴雨表为什么总失灵？　———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之一
3:59:57　　　水皮杂谈
　　1500点之于中国股市，与其说是一个点位，不如说是一个情结，一个欲弃不忍欲罢不休的挥之不去的魔障。
　　不信的话，我们可以用K线图来说话。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990年的12月19日，在管理层放开股价涨幅管制之后，指数从95点起一路狂涨，1992年5月到达1429点的巅峰，距离1500点整数只有咫尺之遥，这是股指第一次问候1500点；而真正实现第一次跨越则发生在1993年的2月，这一次指数从386点涨到了1558点；此后，再见1500点已经是1996年的12月份，这一次指数是由512点涨回来的，瞬间的点位是1510点；1999年的“5·19”行情让调整了2年半的上海股市终于突破了1500点的封锁，在6月30日左右攀升到1700点附近，2000年春节之后在新经济的憧憬之中指数再度从1300点附近起步直至创出2001年6月的2245点，但是好景不长，指数很快就在11月份又回到了1500点附近，2002年3月突破1500点下探1370点左右，6月再次回调到1450点左右，10月，也就是现在还是徘徊在这个所谓的政策生命线附近。
　　接近13年的中国股市，从他第一次看到1500点算起也差不多是整整10年，10年之中指数哪里来的又回到了哪里，恰似生命之中的轮回。
　　当然，就像一个人生命中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一样，中国股市此时的1500点和彼时的1500点而言早就不可同日而言，10年间中国股市从“老八股”发展到了1200家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市值占GDP的比重从可以忽略不计到接近50％，而投资者的队伍更是从静安寺门口排的那支队伍扩大到了6000多万，GDP的增长每年平均在8．9％以上，总量更是翻了一倍都不止。
　　那么，何以指数却一直止步不前呢？
　　实际上，岂止是止步不前，如果知道了沪深股指的构成之后，你就会发现，现在的1500点恐怕也就只有“5·19”之前的1300点，因为不断加盟的新股人为抬高了指数的计算，尽管指数还在1500点，但是大多数的投资者还是深深的哀叹，怎么总是赚了指数不赚钱！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信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上市公司又是整个经济环节中的精英和支柱，何以在中国经济保持了10多年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股市却是如此“熊”样呢？换句话讲，晴雨表为什么总是失灵？
　　答案总是有的。
　　答案之一可以从上市公司身上找。从1992年到2001年，中国上市公司的业绩走了一条标准的下降通道，从0．419元到0．356元、0．353元、0．39元、0．344元、0．318元再到0．281元、0．249元、0．238元，直至0．136元。即使考虑到会计制度的变更、计提的增加，上市公司依然表现出整体下滑的态势，而且下滑速度有越来越快的趋势，显然中国经济的活力不可能来自于垃圾股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股市自然也就起不到晴雨表的功能。
　　答案之二可以从非上市公司身上找。资料显示，最近10年来，民营经济的持续增长为GDP的高速行走提供了强大的活力，贡献率已经达到43％。据国务院体改办研究所的课题组推算，今年上半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加值中，非公经济的比重是73．2％，而由中华留学人员创业协会和首都经贸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的针对千家非上市民营企业的调研表明，前100位的营收总额成长速度平均为210．54％，其中成长最快的接近2000％，这100家公司的营业额均达1亿元人民币以上，最大的万象集团为86．43亿元人民币，值得指出的是，这项调研以税务机关出具的营业额和营业税证明或独立的第三方审计报告为依据，包装的色彩和粉饰的动机都被扣减至最小因素。
　　如果置换答案一和答案二，中国股市晴雨表的功能就会发挥得淋漓尽致，海外对中国经济数据可靠的怀疑也就会不攻自破。
　　刘国光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应在9％，林毅夫判断未来中国30年都能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国股市能够分亨这种欢乐吗？（29B2）
政策市为什么总跑调　———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之二
3:40:01　　　水皮杂谈
　　中国股市不能充当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并不表明股市作为经济晴雨表的功能不成立，能够说明问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市公司并不代表中国经济的主流。
　　这肯定不是一个令人宽心的结论。道理很简单，股市作为证券市场、作为资本市场，基本功能应该是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场所，现在这个基本功能并没有得到发挥，那就是大量的宝贵的资金被融到了相当一部分根本就没有什么活力的经济成分之中，被浪费了，换句话说，社会资源被劣化配置了。所以难怪刘国光教授声称如果社会资源被充分利用，中国经济增长的弹性就要强很多，GDP的潜在增幅可以达到9％。
　　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股市政策的一种失败。
　　毋庸讳言，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任何管制和约束的自由经济，股市也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不受任何的间接或直接的调控，来自政府的政策在任何时候对于股市来讲都是生命，在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市场，政策居主导地位是正常的，放任自流反而是不正常的，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政策市本身并没有什么叫人难为情的地方。
　　关键是，政策不能跑调。
　　比如新公司上市融资的门槛，水皮印象中主板市场一直有三年连续盈利的要求，但是最近的联通居然就在公司形态上以创新的模式绕过了这个硬性规定，在弱市之中强行登陆大大冲击了投资者本来就已经十分脆弱的持股信心。再比如，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门槛，从最早的连续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不能低于10％，放宽到三年平均不低于10％，再放宽到三年不低于6％，最后索性以和国际接轨的名义完全取消，市场从“保配”瞬间转向增发，直至滥发。
　　目前阶段的中国股市与其说是投资者投资的场所，不如说是上市公司融资的场所。这一点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今年以来，尽管决策层和管理层利好消息不断，但是市场依然连绵阴跌不领情的原因。
　　2001年11月底，证监会宣布国有股减持暂停，指数从1514点反转直上，但是很快又跌至1360点，从那以后，管理层释放出的所谓利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既有停止增发的，新股实行配售的，也有降低佣金和印花税的，更有6月23日宣布完全停止国有股减持的，但是政策利好的刺激越来越有限，以至“6·24”一日行情成为众多投资者2002年心头永远的痛，满怀的希望在3个月后终于变成了满腔的悲怨，很多人实在搞不懂利好怎好会成为“陷阱”了呢？
　　答案是不确定的。
　　不确定的答案之一是“药不对症”。国有股减持的完全停止仅仅是一种纠错行为，并不足以构成股市向上的动力，而持续不断的新股扩容却是市场向下的实在压力，资金分流是现实的，1－9月份银行存款增加一万亿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投资者看到的是在低迷的市况下巨型海归公司“出口转内销”的强横，所以指望他们坚信管理层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承诺就不得不打折扣，尽管和同期相比，沪深两市的融资额才699亿，同比下降了28．7％，在总融资额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了4％。但是现实让许多人无法相信，在完成了3年国有企业解困脱贫的历史使命之后，怎么还会有那么多国字头的巨兽排着长队守候在“圈钱”的股市门口？
　　不确定的答案之二是“自相矛盾”。国有股减持减出了一个专有名词，“纠错机制”。而这个“纠错机制”在2002年发挥得过于频繁，直接的后果就是让人无所适从，投资者患上“利好麻木综合症”也就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无可奈何之举。比如5月29日，三大证券报头版头条消息公布上海期货交易所可望在6月底完成股指期货上市准备工作，消息公布当天沪指暴跌2．16％，第二天证监会就出来澄清声称没有此事，再比如9月16日，三大证券报头版头条刊登同一篇消息《鼓励退市公司重组》，称三板上市公司可望股权全流通，当天股市上演“黑色星期一”，第二天三大报再登专访“正确理解退市公司股份转让”同样声称全流通需详细论证，目前暂无实行之可能。
　　可以说政策是严肃的，但是再严肃的政策也架不住如此反复，成语中这叫朝令夕改。朝令夕改的政策又何以能够令人信服、调控市场？（30B4）
管理层为什么总反复　———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之三
2:28:41　　　水皮杂谈
　　政策是什么，政策实际是一种权宜之计。政策与法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灵活性，可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但是也正是这种灵活性为跑调提供了可操作空间，这里面有政出多门的缘故，也有利益之争的缘故。
　　政策有杂音并不可怕，管理层的使命就是平衡市场各方的利益，从而确保主流方向，在这一点上中国证监会可以说是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的，有时候甚至扮演的角色并不能被市场所理解，吃力不讨好。
　　举一个比较近的例子来说就是国有股减持。2001年6月宣布国有股减持方案的那个晚上，在央视亮相的并不是证监会的主席周小川，但是年底出面收拾局面从而“纠错”的却是证监会，此后征集国有股减持社会方案的也是证监会，最终宣布停止这个方案的也是证监会的努力。不明就里的投资者责问，“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但是水皮清楚，尽管证监会直接面对市场，但是能够影响市场的力量却很多，有时候势力之大连证监会也要靠边站。
　　所以，我们所谓的管理层称谓，有时候是指证监会，有时候并不特指证监会。
　　所以，我们所谓的政策也就会经常处于摇摆之中，时常反复。
　　当然最大的反复还在于对证券市场的基本判断和认识。以1999年“5·19”行情划线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不同。“5·19”行情之前，对于股市决策层一直是有看法的，政策取向上基本上是打压的，最醒目的标志是1996年12月底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和1997年7月前后的“十三道金牌”。但是“5·19”之后，情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证券市场可以为国有企业解困脱贫筹资输血的作用和“财富效应”被不恰当地扩大，股市扩容从以前的打压手段变成了最终目的，最醒目的标志也是1999年6月初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和“恢复性上涨行情”的结论。事实证明，走极端的政策取向是不可能持久的，不管从哪个极端走向哪个极端都意味将遇到最大的反弹力。这种反弹力我们很快就在2001年春节前后吴敬琏先生和另外五位经济学者的对垒中体会到了，“中国股市是不是赌场”、“全民炒股行不行”、“市盈率是不是太高”的话题覆盖了宏观、中观，乃至微观的技术层面，中国股市向何处去？要不要推倒重来？这些疑问与其说是投资者的迷茫，不如说是管理层和决策层的困惑。
　　表面上看，争论没有明显的结论，但是市场却在这种争论的氛围中变得微妙起来，正常的监管也被视作管理层打压的措施，集中打击庄家操纵股价的行为也被广泛误读，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在暴跌的沪、深指数面前成了一句空话。而与此同时，与国际接轨的所谓市场化措施却一个接一个出台，比如战略投资者的概念，再比如增发的概念，不可否认“洋经”是好经，但是经过本土的“歪嘴和尚”一念全都变成了坏经，战略投资者成了内幕交易腐败的代名词，而增发成了滥发的代名词，市场的门槛越搞越低，市场的秩序越接越乱。
　　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说，有人就是患上了“左派幼稚病”，投资者被迫替他交药费，而患者则浑然不觉，还以为“世人皆醉唯我独醒”。他们并不明白，所谓“市场能解决的问题交市场解决”并不意味市场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管理层能够放任自流；所谓“证监会不管指数涨跌”，并不意味着指数涨跌的运作方向与政策无关，管理层可以熟视无睹，尤其是当市场非理性崩盘之时。当然，他们更不可能明白周小川主席是在今年上半年就提出的新兴市场理论以及这个理论将对中国市场产生的深远影响。
　　什么是新兴市场，为什么中国股市要这么定位，新兴市场与成熟市场有什么区别，周小川目前只破了个题，文章怎么做，我们还得走着瞧！（31B3）
“海归派”为什么总挨骂　———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之四
4:37:42　　　水皮杂谈
　　如果我们一时搞不清究竟什么是新兴市场，那我们可以换个思路，看看和新兴市场相对应的又是什么市场，这个市场的学术名词叫成熟市场，通俗所指的无非就是欧美市场，尤其是华尔街。
　　和国际市场接轨说白也就是和美国市场接轨，因为在许多人的眼中，百年的历史意味着成熟，无论是市场监管、公司治理，还是投资理念实行“拿来主义”不失为一种捷径。
　　大方向肯定是正确的。
　　问题是，在接轨这个问题上还真的不能不讲中国的国情，否则后果就是挨骂。
　　因为两个市场存在着太多的不同。
　　首先，社会制度就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并不是一个是社会主义，另一个是资本主义，证券市场作为生产要素市场不可相提并论。社会制度不同反映之于股市，最大的区别在于成熟的上市公司基本上由私人公司改制而来，而我们这个新兴市场的上市公司基本上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两个市场都有一股独大的问题，但一个是私人控股，一个是国家控股。
　　其次，游戏规则不同。成熟市场有做市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保证股票流通的活跃，而我们尽管有主承销商，但是却不允许坐庄。成熟市场有做空机制，可以买空卖空以避险，而我们却只能做多才能赚钱。拥有多少流通股就是庄家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借助对敲提升股价就一定是操纵而不是价值发现？
　　再者，投资者构成不同。成熟市场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全美大大小小的基金，公募的也好，私募的也好有三五万家之多，而我们超常规了半天也才培育了58家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中外合资基金更是早在1994年就开出“空头支票”今年才作试点，我们6000万个股票账户的拥有者基本上为中小投资者，俗称散户，他们在信息、技术、资金实力上都属于“弱势群体”，抗风险能力弱，更容易上当受骗。
　　所有这些不同集中的矛盾焦点就是对监管力度的不同认识和评价，因为我们并没有摆脱“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又抓，一抓又死”的怪圈，因此，从海外请来的专家也好，学成归国的赤子也好，笼而统之，“海归派”就成了替罪羊。
　　2240点的中国股市有没有泡沫？
　　有，但是有多少泡沫，挤到多少点才算挤干净？
　　世界上有没有完美的股市，如果有，纳斯达克何至于飚升到5000点又跌回1300点，这个泡沫比起中国股市而言是大，还是小？
　　中国股市有银广夏，有蓝田，有东方电子，有中天勤；
　　美国股市不也有安然、施乐、世界通信和安达信么？
　　水皮作这些类比，并不是想否定成熟市场对于新兴市场的借鉴，而是仅仅想提出警示。
　　中国革命是怎么成功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不是机械照搬的产物，正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跨越一样，中国股市同样不能跨越新兴市场阶段。
　　当然，“海归派”中也是什么人都有。有的人一边唱衰中国股市，话里话外最好推倒重来，一边又为自己服务的券商路演海归股而大唱赞歌，狂吹投资价值，每一次的评估都高出市场交易价的50％。这样的所谓专家如果我们相信他的真诚，那么他的判断能力实在有问题，如果我们怀疑他的真诚，那么他的道德水准有问题，反正不管是什么原因都不宜在这个行业里抛头露面，小则败坏公司形象，大则抹黑“海归派”人士。
　　证券市场是一个财富再分配的场所，称之谓名利场并不为过，如果“海归派”们少一点精英意识，多一点平民意识，那么中国的市场对于他们来讲完全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B3）
大机构为什么总出事（上）　———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之五
3:12:02　　　水皮杂谈
　　股市收成不好的年份，市场就会有形象的概括。比如1997年被称为“消灭机构年”，1998年被称为“消灭大户年”，1999年按常理推断应该是“消灭散户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中国股市也就不须推倒了。
　　当然，如果是不允许出现的，也许这可以视作“5·19”行情出台的另类解释。
　　水皮曾经在不止一个场合推销他自己发现的所谓“规律”，即每一波大行情都会消灭一个大券商。今年以来他发现这个“规律”有点失灵了，因为还没有到年底，已经出事或将要出事的券商不是一个而是一批，业内称之谓“两大三小”。“两大”就是中经开和南方证券，中经开是被取消了，彻底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了，而南方则在破产的辟谣声中换将了，换的不是别人，换的两位董事长和总经理都是被证监会停了五年执业资格的“问题人士”，刚刚坐满“证监”就执掌南方，可见南方吞下的是“以毒攻毒”的药引子，药效如何实在难说；“三小”指的则是分别被停业的大连证券和鞍山证券以及被北大方正收购的浙江证券。
　　更可怕的是，这也许只是露出冰山的一角。
　　在亚华种业公布三季度季报之前，估计很多投资者连泰阳证券的名号都没有听说过，但是亚华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个上市公司参股20％的泰阳证券三季度的亏损是5358万，而去年还盈利3800多万，这一进一出直接导致亚华种业的业绩同比下滑50％左右，不得不提出预警。在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中，参股券商超过20％的有7家，参股不过20％的有140多家。按会计法则，超过20％的按权益法计算收益，不到20％的则按成本法计算收益。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券商今年的收益都直接导致上市公司业绩的下滑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对积弱已久的市场无疑是雪上加霜。
　　上市公司大面积参股券商的恶性循环开始出同端倪。
　　这本来是可以预见的。券商说到底，不论是综合性的还是经纪性的，都是市场的一种中介，都是虚拟经济的一部分，并不直接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这一点和普通的上市公司从事的是产业开发有截然不同之处。但是恰恰在目前还在持续进行的券商扩募之中，上市公司成为主要的资金来源，也就是说上市公司以其他名目募集的资产在被更改投资方向之后进入证券业这个“高回报的朝阳产业”，从市场中圈来的钱又流向市场参与角逐，对于整个市场而言，资金没有增量发生，但是流入和流出却造成了上市公司和券商的账面繁荣，通俗地说虚拟的成份被放大了一倍，股市的泡沫被资金又吹大了一圈。市场一旦回落，券商投资收益必然下降，反过来影响上市公司的收益，上市公司业绩下滑加大股价回落压力，券商亏损面再次放大。
　　道理就这么简单。根据10月23日《上海证券报》公布的券商综合实力排行榜看，今年前三季度券商的累计综合业务价值量大幅萎缩，从299．8亿降到了109亿，排在第一名的中国银河证券业务价值量为12．14亿元，只有去年同期的2／3（不知道包括不包括今年接收的中经开证券业务量），而第二名的国泰君安只有10．71亿元，这个排名在去年只能跌出10名之外。一般而言，券商的经纪业务和承销收入往往要占券商总收入的七成以上，这两大块业务今年均呈大幅下降的走势，佣金下调后，市场的成交不但没被激活反而更加萎缩，而承销收入更不能奢望。央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的报告指明，今年前三季股市累计成交23270亿元，同比减少8912亿元，同比减少30％以上，股票融资699亿元，同比下降28．7％。
　　在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如果市场没有奇迹发生，那么，券商全行业亏损几成定局。一旦全行业亏损，拔出萝卜带出泥，出事的机构就又是一批。　（5B2）
大机构为什么总出事（下）　———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之五
2:52:34　　　水皮杂谈
　　媒体报道说，中信证券有望成为第一家上市的券商，有关部门已经对其的融资计划予以认可。
　　分析人士则说，券商上市将会成为沪深股市的未来风景，就像前些时候的银行股上市。
　　中信证券为什么要上市，因为要融资；为什么不像其他的券商那样私募呢？因为诸如上市公司之类的战略投资者已经对私募没有了兴趣。要知道公开上市是需要付出很多代价的，融资需要成本，公开信息披露意味操纵利润的空间受到压制，尽管这些代价反过来证明中信证券应该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好孩子”。
　　不过，120多家券商中的大多数就不可能像中信证券那样幸运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有历史污点的“坏小子”。而大多数的历史污点是挪用客户保证金，挪用的结果往往是炒股自营，炒股的结局又往往被迫炒成股东，长期以来这一直就是业界心照不宣的敏感话题。日证监会首次公布违规券商名单，在当时全部101家券商中，已经杜绝这种恶习的有74家，还在挪用的有27家，被谈过话的券商有46家。今年的数据表明，券商的不良资产率高得惊人，总数在600亿左右。
　　过去两年的增资扩股，对于很多券商而言无非是补窟窿、擦屁股。他们只是想不到，一个朝阳行业是如何一夜之间变成了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行业的。裁员和降薪贯穿着全年的主题，谁动了我的奶酪，成了公司主管送给员工的常见礼物，破产这样的字眼频频见诸传媒，这些仅仅用行情不好就能解释的了吗？
　　不错，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至今依然是靠天吃饭的营生，收成好坏很大程度取决于有没有行情，行情有多大。但是，和大量的被视作“弱势人群”的散户相比，这些券商无疑应该算是“强势人群”。令人感叹的是，这些“强势人群”的市场表现实在叫人不敢恭维，竞争力更叫人大跌眼镜，唯一叫人折服的恐怕就是那种什么事都敢干，什么规都敢违，什么钱都敢挣，什么债都敢发，什么资都敢融，什么财都敢理，什么窟窿都敢捅，什么人都敢不放在眼中的大无畏精神。
　　券商是这样，管理层大力培育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如基金也是这样。原来指望基金能为市场带来理性投资的新概念、新风气，能够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但是一份“基金操作行为分析”报告，兜了基金的老底。集中持股使基金怎么也摆脱不了对敲、对倒之类的原罪；追涨杀跌反而加大了行情震荡的幅度；可疑的高位接货建仓令人不可思议；新股认购中的违规居然会让管理层也大叫呜呼不止。博时基金和大成基金大名远扬不是因为业绩优秀，而是因为屡屡投资问题股而亏损累累，最近的基金业观察报告发现，基金经理的平均任期不到一年，指望他们推崇长期投资无异于缘木求鱼投资。
　　为什么会这样？
　　问题在于这些大机构的体制和机制并没有能协调一致。
　　理论上讲，这些机构体制上应属混合经济，券商是股份制，而基金公司也是股份制，管理的基金实质是代客理财，应该说产权是明晰的。但事实上，我们知道理论是最苍白的，我们的机构更多的情形是和传统的国有企业靠拢，负责人只对上不对下，产权的界定实际上是模糊的。而机制呢？就我们所知的情景倒是灵活的，富有巨大物质刺激效应的，鼓励追求资本利得最大化的。一般情况下，国有体制的不足是因为产权不清，管理者缺乏盈利的持久责任感和创新的冒险精神，好处则是投资行动的低风险系数，非国有体制的不足与长处正好相反。由于我们这些大机构在体制和机制表现出来的不一致，因此投资行为就表现为责任感或缺和高风险系数的混合，一旦盈利有可观分红，一旦亏损可以拍屁股走人，可以不负任何责任。
　　什么时候大机构的体制与机制一致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不再作茧自缚，违常规培育的不再是给自己添乱的机构投资者。　（6B2）
国有股为什么总揪心　———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之六
6:49:43　　　水皮杂谈
　　日，新华社报道了一则利好，经国务院批准，证监会、财政部和国家经贸委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媒体简称国有股“外卖”。
　　消息公布的当天，中共中央在京召开十五届七中全会，消息公布的第二天，沪深股市跳空高开并全天收红，萎靡多时的证券市场被打入一剂“强心针”。市场的反应表明管理层多少还是明白大家的心思的，治标的措施这一年出台不少，真正管用的还是治本之策。“国有股”减持始终是大家的一块心病，“6·24”是宣布停止减持了，但是大家都明白，根据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调整原则，国有股今天不减了，明天还会减，即使明天不减，保不住后天要减，每每想到不知何时头上会落下一把剑，这种滋味还不如当时就减来的痛快。
　　“6·24”一日行情完全就是这种心理的写照，只有铲除这块心病，才算真正为市场活血化瘀。
　　“国有股”外卖应该算是对症下药。
　　不管怎么说，这项停止了8年的政策也为国有股的“退”找到了一条通路，因此也有人分析，“11·3”政策既是“6·24”行情的后续又是呼应，管理层的政策保持了难得的统一和一致。
　　无独有偶，有关方面酝酿多时的QFII，即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A股的方案近段时间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种种迹象表明，QFII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有消息称，德意志银行证券最近分别在新加坡和香港安排了10多家内地上市的A股公司与基金经理会面，证监会周小川主席也应邀出席了新加坡的推介会。如果联系前段时间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有关培育双向合格投资者的评论来看，解决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似乎已有解决方案，外资直接进入A股市场指日可待。
　　从积极的方面理解，QFII也算是在资金层面上的对症下药。
　　不过，水皮关注的却是两者的对比。
　　国有股和法人股“外卖”，并不改变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的问题。
　　QFII的推出，开辟了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A股市场的途径，进入的是流通市场。
　　这给我们一个什么启发呢？
　　这告诉我们，对于境外投资者而言，中国国情的市场，即部分流通和部分不流通并存的结构也是可以接受的，一定程度上并不影响他们真正的操作意图：要做实业控股的，可以收购国家股和法人股，虽然变现有限制，但是交易价格不会高；要做两级“炒家”的，可以来一把QFII，虽然投资价位要远远高于B股，但是变现能力却强。
　　不管外资是大机构还是大散户，两种选择可以各取所需。
　　所谓和国际接轨并不仅仅是单行线。
　　国有股外卖和QFII就是一条双行线。
　　实际上，国有股减持和全流通完全是两个概念，10％的国有股减持对市场并不构成致命打击，构成致命冲击的是随国有股减持，特别是同股同价减持原则而带来的对全流通联想的恐惧，因为那意味着流通市值要增加60％还多，在没有相应增量资金进入的情况下，市场只能选择趴下。
　　水皮是一贯赞成“一股两制”的，在找不到既能解决全流通又不致于崩盘两全其美，投资者满意、政府满意、管理层满意三方满意的方案之前，不妨求同存异，多多体谅邓小平老人家解决香港问题的深谋远略。我们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方案不等于我们的后人不具备解决这类问题的大智慧，现在解决起来矛盾重重并不意味着今后不会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为什么我们要一口吃个大胖子，吃不成，撑着了，又杞人忧天，自己吓自己？！　（7B3）
投资者为什么总挨训（上）　———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之七
3:10:02　　　水皮杂谈
　　《财经》杂志胡舒立最近一篇《弱势群体应该远离股市》的评论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讨。
　　胡文认为“中国的股票市场恐怕仍然存在小部分严格意义的弱势群体，其中多为人知的就有少数下岗工人、退休工人和一批收入并不很高的普通人前赴后继，生生不息到股市‘捞金’。我们认为，当前哪怕是无意或间接鼓励这些人进入股市都是不负责任的，其做法风险极大，弱势群体应当远离股市。”
　　胡舒立的文章是针对“应该保护股市的弱势群体”这种说法而发的。她认为这种说法是一种对“弱势人群”概念的混淆和互换，极易引发可怕的政策歧义。
　　同样是认为对“弱势人群”的滥用和界定，青年经济学家钟伟却在《证券时报》上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撰文表示异议，认为“保护股市中的弱势群体”和“为了关怀弱势群体，这些人最好远离中国的股市”一样都让人啼笑皆非。钟伟在题为《谁是弱势人群》的评论中问，究竟什么样的人群算是弱势人群？难道弱势人群就是低收入人群吗？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谁是弱势群体？
　　钟伟的定义是，那些基本权利受到损害的群体，就是弱势群体。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经说，人的智力和体力不同，赡养的家庭人口多少不同，那么其富裕程度就会有差异。在中国，贫穷也往往并非老弱病残所致，而是其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了威权的剥夺和侵害所致。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有哪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法通则中的有关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有：政治权利，主要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集会等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社会经济权利和文化教育权利等内容。因此，不管是强势还是弱势，在不受制约的强权面前都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如果说有，那不过是祭品中牛羊还是鸡鸭的差别，不过是案板上的大鱼和虾米的区别，祭品是不能免于恐惧的。”
　　“因此，正确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不是眼泪和同情，而是维护他们的基本权利。”
　　不管如何定义“弱势群体”，胡舒立和钟伟的共同点是都认同，股市中存在着弱势群体，不同之处在于给出的药方不同，一个是劝人离开，一个是呼唤维权。
　　不管如何定义“弱势人群”，还有一点大家都回避不了的就是，他们都是投资者中的一部分，争论来争论去的，无非就还是一个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或者索性极端化是弱势群体的保护问题。
　　有市场就有竞争，有竞争就有强弱之分，森林法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股市法则是公平、公开、公正。保护合法投资者的合法利益是每一个发达的或不发达的国家面对证券市场绕不过去的门槛，也是市场监管的本义。
　　中国股市的问题在于，保护投资者利益更多的情况下还保持在心有余而力不足，口虽惠而实不至的尴尬地步。
　　这并不是水皮的判断。
　　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先生日在上海交易所举办的投资者保护国际研讨会上对此有过精彩的演讲。
　　周小川在演说中说，要做好投资者保护的工作，首先就要推动整个经济社会对投资者保护这一概念加强认识和理解。国际证监会组织曾在一份《证券监管的目标与原则》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证监的两大目标，一个是保持市场的透明、公正和效率，另一个是保护投资者，把保护投资者利益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而在实践中保护投资者是项系统工程，涉及两个，需要社会各界加以配合，能否落到实处首先取决于保护这个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如果全社会对此能够充分理解，认识一致，推动社会比较顺利。但是，每个社会都有自身发展的轨迹，在接受、认识和理解新概念方面也会有自己的特点。在我国，对投资者保护还需要一个统一认识，加深理解的过程，在很多方面还需要推进。
　　周主席都这么说，何况身在股市的投资者呢？（12B3）
投资者为什么总挨训（下）　———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之七
3:15:30　　　水皮杂谈
　　日，中共十六大召开。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提及的一个关键词在此后的几天中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个关键词就是“非劳动收入”。
　　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再一次引述江泽民的原话对此作了阐述：“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并存的分配制度。”
　　显然，“非劳动收入”指的就是参与分配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获取的收入。
　　当然，最关键的就是“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
　　如果没有歧义的话，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的资本利得就属于“非劳动收入”，如果水皮记忆没有发生错觉的话，那么最高领导人还是首次在如此正式场合明确表示国家将保护投资收益。
　　毫不夸张地说，管理层一直倡导的投资者保护理念至此才有了明确的理论基础。
　　投资还是投机，一直是资本市场纠缠不分的话题。尽管有人从善意的角度作出了投机就是投资于机会的解释，但是解释本身就有混淆两者区别的意味。更何况，在中文中，投机就带有贬意，“投机倒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根本就是经济犯罪的常见种类，如此这般的解释把投资也拽入了“机会主义”的圈套，还不如不作区别。而事实上，在英文中所谓投机一词无非是相对于该做的而言，更倾向于能做的一种行为选择，是一个中性名词，和投资一样，没有道德意义上的褒贬。
　　周小川曾经比较系统地阐述过投资者保护为什么需要这么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问题。
　　“我国过去实行计划，当时国民经济统计体系是物质生产统计，整个经济过于偏爱物质生产，认为只有生产小麦、钢材、汽车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才是为社会、经济做贡献，才算创造实际的财富。而很多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体系和组织就容易被忽视，甚至认为并没有真给这个社会创造财富和价值。在这一传统认识下，就可能有人对证券投资是否像物质生产一样创造价值存在疑问，连带的问题就是证券投资者为什么需要保护？”
　　“另外，过去收入分配理论遗留的思维惯性，也有可能影响我们对投资者保护这一概念的理解。过去收入分配强调只有真正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才能得到最终分配。虽然后来我们党和国家对收入分配有了新的提法，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共存的理论体系，同时指出各种生产要素都应参与分配，从指导思想上已经改变过去收入分配的观念。但思维总有惯性，实践中可能还有人对证券投资收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赚钱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有些人认为股票投资者是不是赚钱赚得太多？有人说他们大约相当于当年的富农。曾经有一段时间国家党政机关处级以上干部不能卖买股票，这可能包含两重意思，一方面防止以权谋私和不正当的行政干预，对干部是一种保护；另一方面可能对股票投资收入究竟是什么性质也存在担忧。这些思想问题有时会影响到保护投资者的落实。”
　　可见，投资者保护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是那么的回事情，否则，2001年国有股减持时就不会出台同股同价的原则，就不会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名义与民争利，就不会遭到投资者的抛弃。
　　不得不指出的是，《弱势群体应该远离股市》一文的最后一段已经表明，此文并非是写给投资者看的。
　　“决策者不应为说辞所动，以保护弱势群体、保护公众的心态对待股市，以为靠政府政策托市保护指数可以福及大众，进而给仍在市场中或踌躇于门槛的普通人带来不现实的期盼。”
　　那么，政府该不该托市呢？　（13B3）
决策者为什么总托市　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之八
2:58:11　　　水皮杂谈
　　11月8日，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开，当天上海市场跳空20点高开，下午以暴跌30多点收盘，K线图上出现了近期难得一见的长达50多点的大阴线，盘面极其难看。
　　更令人不可忍受的是在此后的交易日中，沪深大盘连拉阴线，K线组合上完全是一幅跳水形态，不明就里者肯定会以为有什么突发性利空发生。
　　这一切都和投资者的心愿背道而驰，也和管理层的良苦用心南辕北辙。
　　因为就在11月7日，管理层宣布推出QFII，11月12日宣布即将出台国有股和法人股转让外资的具体操作办法，并澄清外资转让股份后全流通的谣言和猜想。
　　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市场究竟怎么啦，为什么总把利好当利空呢？
　　水皮也有迷惑的地方，难道1500点仅仅是一个政策底而不是一个市场底，难道非要打到1000点才符合“成熟市场”的定位形象？难道管理层已经失信于民而失控于市场了吗？
　　答案没有现成的，如果要探讨这种现象的话，也就只能寻找一些思路。
　　可寻找的答案之一就是市场太弱。大家知道在持续两年的盘跌加暴跌之后，大量的投资者心态已然恶化，持久的巨额亏损正在考验大家的心理极限。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人在这个时候是很容易杯弓蛇影的，心乱神迷的结果放大的往往是恐惧，而出局的心态又占据了上风，逃命意识决定了投资者的行为。
　　可寻找的答案之二就是投资规律。投资规律告诉我们“利好出尽是利空”，因为市场行为的根据是预期，对于利好政策的期盼一旦落实也就意味着预期的缺失，表现在行情上有回调是正常的，但目前的行情显然不能解释这种规律，创新低的指数只能说明，这个规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可寻找的答案之三就是对未来的迷惘，QFII推出的副产品马上就让人联想到QDII，外资收购国有股和法人股又让人联想到全流通。所有这些副产品都是所谓单向“市场化”的产物，而管理层至今没有对中国市场的近期定位和发展方向作出正面的评价。什么是新兴市场，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的区别在哪里，新兴市场的时间要持续5年、10年，还是50年不变至今没有公开的明确说法。新兴市场的历史是否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步。如果在理论上不作出解释的话，政策上就会因人而易，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可寻找的答案之四就是机构的博奕。大家都知道，包括券商、基金公司在内的机构投资者今年是元气大伤，距年底结账已经时日无多，再大的行情也难逃亏损的局面，既然如此摆在面前的就有两个选择。一是生产自救。这需要资金，同时需要指数空间和行情时间，明显是不现实的；二是期待来年。而期待来年又有两种选择：一是无所作为、守株待兔；二是索性砸盘，破罐子破摔，既把今年的亏损撇干净又为明年逢低补仓打好基础，在目前的市道中可以算作主动出击的选择。
　　可寻找的答案之五就是信用危机。今年以来的利好可谓不断，但是“6·24”行情的夭折令人对管理层的行政能力产生了不小的迷惑。何以政策做多，而扶持的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券商却拼命出货，管理层能不能左右机构的投资行为？如果不能，那又为什么要超常规培育，难道就是为了培育和自己作对的势力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券商如此看淡后市又如何培育中小投资者的信心。资本市场是一个凭实力说话的市场，纠错机制只能起纠错的作用，无非是一种消极的防御，而要营造积极的进攻就需要自己的资本力量配合，管理层到了需要建立自己的队伍的时候了，否则主动权就很难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QFII的推出使台湾股市从4000多点直上10000多点，沪深股市没有理由就此反而跌入深渊。
　　任何股市政策都可以简单地区分为利好和利空两种。
　　托市、救市和做市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结果。
　　1994年4月，上海股市从1558点一路滑落至777点附近，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动777保卫战，刘鸿儒作为当时的证监会主席发布“四不”政策，股指一度企稳，但是很快又重归下跌熊途，一直到7月底的325点。其时，中国宏观经济正处于1993年底开始的全面紧缩和整顿期间，基本面不支持股市反弹，市场自然也就托不住。托市被证明是失败的。
　　1994年7月底，也就是刘鸿儒四不政策托市失败后才三个月，沪指硬着陆，证监会发布“三大救市政策”并且打出了组建中外合资基金这张8年后才兑现的空头支票，沪深股市强劲反弹，尽管三个月之后又大幅回落，但毕竟再没有跌破500点，救市被证明是成功的。
　　日，以财富效应为理论根据的行情发生“井喷”，指数一路从1000点附近狂飚七成，突破历史高点1500点，最终达到2240点附近，在这过程中间出现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出现了1500点才是恢复性行情的“红头股评”，出现了三类企业炒股开禁的通知，出现了打通券商融资渠道的股票质押贷款政策，这就是典型的做市。历史证明，这段“做市”的经历有太多值得我们总结的东西，正是在这段“做市”的后期，广大投资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至今我们依然在为这段“辉煌”而还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火上浇油式的“做市”是不足取的，消极防御的“托市”是托不住的，能够恢复市场信心的是适时的、积极的、主动性的“救市”政策。
　　但是，话又讲回来，任何一个市场的政府也好、证监会也好，该托的市是必须要托的，这就好像尽义务一样。结果也许托不住，但是至少能稳定一下人心，延缓一下调整的斜率，这是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所以但凡美国股市暴跌，布什也好、格林斯潘都会出面喊话打气，而在台湾，财政部门更会在暴跌之日紧急动用国安基金进场护盘。更有甚者，1997年8月，香港政府为了阻击索罗斯利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攻击香港股市和汇市，不仅动用财政力量进场护盘，而且不惜冒着被骂破坏自由经济原则的罪名变更游戏规则，成功地击退国际对冲基金的恶意攻击，保住了香港的股市和汇市。香港政府为护盘而购入的大量股票后来变成了盈富基金，盈利部分又返利于民，皆大欢喜。
　　香港政府又为什么这么赤裸裸地干预市场？因为资本市场说到底是一个利令智昏的市场，也是最不理智的市场。在资金优势面前，强势人群和弱势人群存在事实上的不对称不平等地位，如果听任索罗斯的冲击而坐视不管，那么香港股市必然崩盘，香港经济必然崩溃，到时候你想管也没什么可管的，市场都没有了，那些僵硬的原则和规则又有何用？这种道理恐怕是那些从书本到书本的“自由经济人士”和站在场外的所谓“市场取向派”的书呆子们所无法理解的。
　　1500点仅靠“纠错”这样的消极政策托市是托不住的，管理层和决策层必须拿出“救市”的魄力和措施。这种魄力首先要体现在对自我的否定上，同时又要体现在对未来中国股市向好的强烈信念上，处在“新兴＋转轨”时期的中国股市，用投资者的话来说“用行政手段调控行情”算不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没什么好“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在暗示已然失败的情况下，明示就是一种理智的选择，否则就会出现目前的尴尬，十六大之前指数还在反弹，利好出台之日反成暴跌之始，再次上演南辕北辙效应。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一条标语，如果走出政策市的结果是以摧毁大家信心为代价的话，那不是本末倒置又是什么？
　　顺便说一句，战略对头，不见得战术适用，从现在的情况看，决策者还需改进的就是行政技巧。（14B3）
全流通为什么总闹心　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之九
6:03:44　　　水皮杂谈
　　11月8日到11月14日，中共十六大开了整整一周，这一周是全中国人民为全面小康而群情激奋的一周；
　　11月8日到11月14日，沪深股指几乎跌了整整一周，这一周是全中国股民为100多点的暴跌而胆战心惊的一周；
　　11月8日到11月14日，证监会主席周小川作为党代表参加了十六大，见证了继往开来的历史时刻，同时，证监会主席周小川作为证券市场的主管眼见着股指长阴绵绵而无能为力。
　　周小川的心情恐怕有史以来没有这一周这么复杂。
　　是谁在和我们的周主席过不去呢？
　　不完全是市场的调整动力，因为就在这期间，坊间伴随着大量的流言，以至证监会不得不两次澄清，频率之高令人称奇，而两次澄清的传言又都和全流通有关。第一次是11月12日，在刊发国有股和法人股转让外资细则即将出台时澄清转让之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第二次是11月14日，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证券管理层近期正在研究新股发行全流通的相关政策，预计很快将出台实施细则”，该传闻纯属谣言，对谣言的制造和传播者中国证监会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在水皮记忆中，证监会出面追查传言还是第一次，而从对传言的引用来看，估计又与不负责任的媒体有关，如果真能一查到底也算对市场有个交待。
　　为什么全流通的传言有这么大的市场可信度和杀伤力呢？谣言的群众基础又是什么？
　　谣言的群众基础之一是和大家的利益相关，试想如果和广大投资者的切身利益无关，那么再邪恶的传言也不会引起市场共鸣。也就是全流通意味着侵害投资者利益，这一点以保护投资者利益自居的管理层不可不察，不可不三思而行；
　　谣言的群众基础之二是和信息的不对称性有关。一方面至今为止，管理层对全流通没有统筹解决的设想和方案，只能维护现状；另一方面又不敢像“一国两制”宣示50年不变那样能打消大家近期的顾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证券市场最可怕的就是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性意味着没有安全感；
　　谣言的群众基础之三是和有关人士不负责任的言论有关。三板市场考虑全流通并不是谣言而确实是有关方面的设想。这种设想放在成熟市场的参照系中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在目前的新兴市场中讨论就是没有全局的观念。QFII政策出台之日引发的全流通想象也不是市场空穴来风，个别专家顾问的信口开河也是有据可查的。
　　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是中国股市的现实，这种并存也的确为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提供了方便。比如最典型的就是交易价格不同导致公司控制的成本不同，在再融资上中小股东处于“二次伤害”的被动地位。不过既然我们注意到了这个不同，那么就可以通过相应的手段来弥补，比如在融资的决定权上，再比如在配股的价格上面都可以找到对策。在我们不具备解决全流通的政治大智慧的前提下，哪怕是善意的建议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谣言在资本市场本身就是一种调控大盘的工具和手段，所以难怪有人认为十六大期间中国股市的表情完全是有“敌对势力”的机构刻意砸盘所致。董少鹏在《证券时报》发表的文章《排除干扰坚定发展》称，“近期沪深股市的奇怪走势表明，有一股反对资本市场改革的力量或散布谣言，混淆视听，或有意歪曲促进市场稳定发展的重大改革举措，或者在股票二级市场制造恐慌，值得我们高度注意和警惕”。文章的言辞有点激烈，但很有道理。
“邓小平的健康”在1997年之前一直是股市上被空方或“敌对势力”反复使用而屡试不爽的谣言，每次散布都能让大盘陷入恐慌之中，但1992年之后的市场表现已经告诉我们，当初的恐慌是多么的幼稚。再过若干年，我们回过头看全流通这个话题可能也是这样。（15B3）
垃圾股为什么总吃香　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之十
3:54:03　　　水皮杂谈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从媒体上看到了把证券和“垃圾”联系在一起的说法，那时候我们知道了在成熟市场的美国专门有人收购和炒作“垃圾债券”并且发了大财，名声虽然不好但却是赢家。
　　很久很久之后，我们经常能在电脑屏幕上看到ST和PT直上直下的抛物线图形，这个时候我们终于明白了“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的深刻内涵。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了一个真理，“垃圾股”能够赚大钱，即使遭遇像“水仙电器”退市这样的恶运，谁又能保证“PT水仙”不会变成第二个“PT振新”呢？
　　所以难怪，巨亏面临退市风险的ST或PT股价会比绩优股还高；所以难怪只要证券市场没有行情，ST或PT就会吸引投资者的眼球。
　　因为，“垃圾股”就意味着重组，而重组就意味着想象空间，而想象空间就是搏取价差的根本所在，换句话说，重组本身就是资本市场的活力之源，生命之水。
　　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国家股和法人股的“外卖”就是以重组的名义进行的。
　　当然，“垃圾股”在大牛市中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忙于的是“价值发现”，因此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重组”的炒作没有出现在1996年到1997年的大行情中，而是勃兴于1998年的调整市中；因此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在1996年到1997年的大行情中，上海本地股成了“死亡板块”，而现在，无论是深圳本地股还是上海本地股都成了弱市反弹的领军品种。
　　一个有意思的疑问就是，为什么垃圾股的行情起于1998年，而不是1996年之前的1995年或1994年，乃至更早？
　　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惟一的解释就是在1998年中国股市开始出现了大面积的亏损公司，而这种趋势的出现逼使管理层出台了鼓励重组的置换劣质资产的措施，反过来这些措施为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所认识和发掘，渐渐形成炒作基础，而管理层为了提示风险随后推出的ST和PT警示标志原意本来是为炒作降温，但不想反而火上浇油，成为一种“炒作”符号。
　　比如，最具市场“重组”价值的“垃圾宝贝”郑百文的亏损就出现在1998年。这个1997年主营规模和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在沪深所有上市商业公司均排序第一的假典型，1998年创造了每股净亏损2．54元的中国股市最差业绩的“奇迹”，1999年，郑百文又亏掉9．8亿元，再创沪深股市之最。调查表明，郑百文就是靠作假账包装的结果，为了上市，公司曾几度组建做假账的班子。1998年，出年终报表时，决策者还想账面赢利，但实在窟窿太大终于纸包不住火。
　　再比如，号称中国证券市场第一案的PT红光案发也在1998年。这个被成都中院引用《证券法》作出第一例“欺诈发行股票罪”判例的上市公司日成功上市，在招股说明表上，红光虚构了15700万的利润，号称1998年底彩管扩建项目竣工时将为公司带来2．8亿元的利润，而实际情况则是半年之后公布了一份每股0．86元亏损的年报，日，也就是上市不到一年就被戴上了ST的帽子。
　　郑百文和红光的共同点都是欺诈上市，不同点在于郑百文是1996年6月上的市，应了那句股市谚语“一年绩优，二年亏损，三年重组”，而PT红光却是上市之日既是败露之时，连那句谚语都没有熬住。
　　事实上，从全部上市公司的业绩分析看，恰恰就在1998年，平均业绩跌破0．3元，从1997年的平均每股0．318元落到了0．281元的水平。从一般规律上看，上市公司的前三年都是高速发展的三年，而三年之后由于当初募集资金基本用尽，企业也往往进入平稳发展期，也就是说事情发生在1998年，但是种子可能却在1995年或1994年乃至更早就已经种下了。
　　这就是上市公司改制换汤不换药的报应。
　　很多的老股民都会遇到一个新问题，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想要记住他们的名称可不是容易的事，不但新的不认识，就是那些老的也会常常因为资产重组而易名，这种现象在上海本地股身上尤其突出。
　　比如PT双鹿现在改叫白猫了，PT农垦商社改叫都市股份了，新亚快餐改叫ST同达了，嘉丰股份改叫金丰股份了，他们某种程度上都是1998年前后上海市政府行政干预企业重组的积极产物。
　　我们知道上海市场有老八股的说法，指的是最早上市的那八家公司，上海市场还曾一度有过“新上海概念”的说法，指的是第一次股市扩容时期上市的上海本地股。不管是老八股还是“新上海概念”都有一些基本特征：公司规模很小，集体企业偏多，传统行业为主，集中在家电、纺织、百货、制笔、甚至农业领域，这些公司所处的行业要么不景气，要么竞争白热化，总之没有一家属于所谓的暴利行业。这种上市公司的结构特征充分反映了上海管理当局对“股市开不好可以关”阶段的谨慎心态和精明操作。
　　当然，精明不等于聪明。事实证明，这种上市公司的结构在1996年到1997年跨年度的大牛市行情中让上海本地股成为广大投资者抛弃的“死亡板块”，上市公司的业绩在此前后出现了大幅度的滑坡，上海本地股成为ST、PT家族中的大户。
　　PT双鹿，1996年的年报业绩还是0．516元的绩优股，1997年就开始报每股1．3元亏损的年报，1998年每股又亏0．07元，1999年亏0．30元，2000年再亏1．166元。
　　农垦商社，1996年就报亏每股0．397元，此后的1997年报亏每股1．679元，1998年报亏1．68元，1999年索性报出了每股6．17元亏损的“天文数字”，2000年再报每股1．06元的亏损，成为上海市场首屈一指的“五连亏”。
　　ST永久，1996年还有每股0．01元的“盈利”，1997年只剩0．005元，到1998年已经亏损每股0．63元，1999年数额扩大到每股亏损1．28元，2000年还亏每股0．93元直至日暂停上市。中国是个自行车的大国，曾几何时，拥有一辆永久也算是在社会上“吃得开”、“混得好”的标志。就是在今天，自行车依然是中国人最常用的代步工具，也是中国出口的拳头产品，但是拥有这个驰名商标的上市公司却不得不和上海中路集团这个诞生没有多少历史的民营企业置换资产。
　　PT水仙，已经没有再提的必要了。值得一说的有两点：之一，水仙电器，尤其是水仙洗衣机和当年的“永久”自行车一样都属于要“开后门”才能搞到的紧俏“商品”；之二，PT水仙成为中国股市第一个退市的股票，最后为中国股市贡献了一个警示符号，也算是发挥了最后的余热。
　　为什么第一个退市的股票要选择上海的本地股？
　　说法有很多，但是有一点至少可以肯定，连管理层都觉得不拿上海本地股开刀，不能服众。
　　中纺机，1996年年报盈利每股0．08元，1997年是每股盈利0．011元，但同样在1998年突然报出了每股0．474元的亏损，此后的1999年又报每股0．493元的亏损，至到2000年中期依然报亏0．0315元。日，中纺机公告其第一大股东太平洋机电集团已将38％的股份分别转让给了青海东胜化工厂和江苏南大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转让价为每股0．14元。而在二级市场上，消息公布后股价连上两个涨停，27日收盘价在10．15元，和转让价相比呈70：1的悬殊价差。有心人分析，按上市时值11010万元的投资本金，目前的国有股价值才2739万，和上市当初相比，国有股缩水8000万元。青海东胜仅花1294万元就控股了中纺机，这算不算国有资产流失呢？当然算，但是这个流失的账却不能算在重组上，只能算在重组前的体制上，如果不是重组，中纺机的大股东恐怕连这1294万元都没有地方去收回，只能眼看着一个企业破产！
　　“净壳”和“并壳”的概念是上海方面发明的。所谓“净壳”就是剥离上市公司的劣质资产，把上市的“壳”给腾干净了以便往里面置换优质资产；所谓“并壳”就是把一些相关企业的资产重新整合归纳，腾空一些上市公司的“壳”让给紧待上市的优质企业。
　　不管是“净壳”也好还是“并壳”也好，在当时都饱受争议，争议的最集中的一点就是行政的有形之手能不能这样干预企业的经营，这么干预的话，还怎么提“政企分开”？
　　不能不说有些质问是有道理的，但从上海上市公司的实际构成来看，所谓“净壳”和“并壳”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
　　就说“并壳”吧，上海上市公司中主营雷同的很多，商业百货业的就有一百、九百、商业网点、益生、益民、友谊和豫园商城等，纺织业又有中纺机和二纺机、嘉丰、联合化纤、三毛等，就连制笔这么一个小行业，但凡有点品牌的全都挤上了上市公司的行列：第一铅笔、丰华股份、英雄股份还有永生股份。这些企业相互之间有竞争，日子都不好过，净资产收益率上不去又失去配股资格，再融资功能一旦丧失，上市公司也就失去了和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调整相同产业方向就成为国家股代表政府必须考虑的事情，这种带有产业结构性的重组和调整也只有政府出面才能进行。
　　当然，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并壳”是这样，“净壳”也是这样，因为这意味着上海一批排队上市的公司可以走捷径上市，但也必须为这些公司的退出垫付成本，很有点“一帮一”的味道，挫伤部分企业积极性也在所难免。
　　上海方面的政策直接导致上海本地股的活跃交投，直接引发市场重组股的炒作热潮，这比管理层2000年前后才出台的鼓励上市公司重组政策整整提前了两年，较深圳市政府2001年底出台的系列方案提前了3年，结果大家是看得到的，上海本地股中的ST和PT已经所剩无几了，业绩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上海的经验不仅为深圳所仿效，而且为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所采纳。今年以来就有四川、陕西、湖南、湖北和重庆的地方政府出面公开重组本地上市公司，一方面他们是为了本地的形象，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再不出面的话，那么来自于外地的力量就会乘虚而入，比如重庆已经有1／3的重组公司淡出山城，其中华亚被北京公司重组后改名金融街，乌江电力被江苏企业重组后改名南京科学城。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东的上市公司。据统计，广东上市公司2001年的经营规模虽然有增长，但业绩却较上年下滑达80％，净资产收益率61家公司平均才为1％，27家上市公司失去再融资资格，粤金曼和宏业退市，科龙电器、有色鑫光、威达医械、万家乐、广州冷机、麦科特被特别处理，广东已经成为全国退市和ST公司最多的地区，和经济强省的形象构成极大反差。中国证监会广州办公室副主任姚峰日前在《中国证券报》撰文，呼吁广东方面正确处理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调节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推动上市公司优化调整重组、机制转换方面的主导作用。
　　姚峰的呼吁有四个出发点。
　　其一，现阶段政府参与推动和主导上市公司优化调整和重组，与自身职能并不矛盾，因为这样能尽快提升上市公司的业绩水平，有效发挥资本市场功能，增强对社会资本的控制力，迅速做大做强龙头支柱企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其二，目前的上市公司大多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上市过程中的不规范和地方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上市后也往往受政府行政干预，形成历史包袱，这些可以认作改制的成本，作为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地方政府有义务进行清理，甄别、承担相应的责任。
　　其三，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有维护经济秩序、确保社会安定、化解金融风险所引发矛盾、问题和事端的义务。
　　其四，政府虽然要逐步退出市场，但在目前市场体系、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化程度不高及市场本身会失灵的情况下，也有对市场进行适度调控的职能。
　　中国有句老话，“解铃还得系铃人”，水皮的理解，姚副主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言之有理。　（21B3）
监管者为什么总越位（上）　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之十一
3:18:15　　　水皮杂谈
　　中国是个有组织的国家，组织的概念在国民心目中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如果说个人的资信有问题的话，那么组织的信用无形之中就是一种保证，相对应的，组织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管理。
　　国有企业都是有上级主管部门的，私营企业如果不戴“红帽子”在工商登记上注册时可以标注“无主管单位”，按中文语境你就可以确认这个“无主管单位”本身就是某种代称，一般情况下就是工商局的代称。
　　那么谁是上市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呢？
　　在很多人的概念中，上市公司的主管单位就是证监会。
　　产生这种误会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原来的国有股大股东而言，公司已经成为公众公司，从财产的归属上来讲，当然和全资子公司不一样，要想充当人家的主管，岂不有越俎代庖之嫌，至少表面上不太好意思，当然如果是私下的关联交易，高卖低买掏空上市公司又另外一回事，很少有人不好意思的。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公司从争取上市那天起就始终在和证监会打交道，不光财务报表人家要审，经营状态人家要审，就是公司的治理结构，比如具体到设几个独立董事，这些董事有没有资格人家都要审，甚至募股资金的投向和项目可行与否，募集资金有无更改，更改的比例有多大都要审。上市之后报表人家还要审，信息披露人家要管，动不动还要和你的高管谈话，动不动还能禁止你担任职务进入这个市场，证监会不是上市公司的主管，还有谁能比证监会还管得细？
　　对于投资者而言，不管是额度制还是审批制，反正上市公司能不能上市是你证监会说了算，查不查他也是你说了算，让不让他重组也是你说了算，你能决定上市公司的命运，你能管得了他，你不是他的主管，难道是我们这些局外的股东们？
　　不要说，大股东、小股东和上市公司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证监会本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也是这么错误地看待自己。
　　周小川11月18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关于如何解读十六大报告时就此有明确的表述。
　　“证监会作为监管部门，已多次强调自己要明确自身定位。过去讲过多次，证监会是监管者，不代行所有者的职能；对于上市公司，证监会是监管部门而不是主管部门，也不是所有者代表。只有明确定位，分清职责，证监会才能在公正的立场上开展监管工作，公平对待大、小股东，公平对待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过去由于出资人代表不很明确，确实发生过让证监会代行所有者职能的事例，其他部门有时也理解证监会应行使类似的职能。实际上这不利于监管者在市场中建立公正的形象，随着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这一体制的建立，证券监管部门可以更加明确自身的定位，这非常有利于监管工作的开展，使监管部门能够更加平等地对待不同的投资者，有利于投资者对资本市场建立更强的信心。”
　　这是周小川学习十六大报告的心得体会，周主席身为证监会的首长能够如此坦承证监会的定位分歧，勇气可嘉。
　　其实，证监会在中国政府序列里面只是一个事业单位，甚至不是国务院的组成单位，根本就不具备替国务院代行所有者职能的起码身份和条件，其对市场监管所必须拥有的一些强制权力或来自政府的委托或来自立法机构的授权。事实上证监会的权力来自于授权，证监会的客观来自于独立，证监会的威信来自于公正。由证监会充当所有者的危害周主席看得一清二楚，表达的也淋漓尽致，简单地说，这样的结果只有两个：即越位又不到位。　（22B3）
监管者为什么总越位（下）　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之十一
--------------------------------------------------------------------------------
　 16:38:41　　　水皮杂谈
　　如果证监会错把自己当作上市公司的主管部门，代行所有者的职能，市场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上市公司会变成证监会事实上的下级部门，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一旦构成上下级关系，那么一般意义上的监管者就也没有了，这就是我们说的缺位。
　　历史上我们经常会发现，监管者为了调控行情，常用的办法之一就是公布违规公司的查处，而公布的时间又和查处的时候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短则一年长则二年，猴年马月的事了，此时拿出来说，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为了惩处违规者，而是杀鸡给猴看的。如果有不明就里的投资者斩仓出局，那也只能怪自己泪眼昏花，至于原来的庄家人家早就马放南山逍遥去了。
　　这种缺位除了给投资者造成伤害外，还会抹黑监管者的形象，因为在外人看来，上市公司和证监会就是一家人，那么还会有胳膊肘子往外拐的事情吗？
　　日，河北开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纸诉状将中国证监会告上法庭，理由是“行政不作为”。
　　河北开元大家也许并不熟悉，但是国际大厦及围绕其展开的纠纷投资者都知道，河北开元正是国际大厦的第二大股东。在2001年3月至6月的三个月中，河北开元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在重组国际大厦的过程中和大股东，也就是国有股的持有者国大集团及其关联方产生冲突，河北开元自认股东权益受到侵害，第一大股东违反证券法规，先后三次致函证监会举报要求干预，但是一直没有回音，在这种情况下河北开元认为证监会没有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力，属于“见死不救”。
　　可见，缺位的后果可能就会招来官司。
　　但是更多情况下，监管者却处在越位的位置上，管的太多，管的太宽，管的太细，管的太小，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就是连人家正宗所有者恐怕都不会管的东西，让人产生很多困惑。
　　困惑之一，证监会和交易所究竟是什么关系。原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都是地方编制，由当地政府管理。但在全国统一监管的名义下，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被划归中国证监会领导，由地方部队升格成为中央军，成为证监会的一线监管单位，从监管业务上看，垂直领导似乎更为有效、效率太高，这是值得肯定的。令人不解的是，交易所是什么性质的单位？交易所实行会员制，最高决策机构是理事会，是一种股份制的企业，交易所本身如果合适的话都可以上市挂牌交易，证监会算他的股东还是其他呢？尽管表面上，由证监会副主席出任两个交易所的首长是抬升交易所地位，但显然交易所的产权却模糊了。
　　困惑之二，机构投资者和证监会又是什么关系。比如说，基金公司，究竟归不归证监会领导。去年基金公司发生大面积违规申购新股事件。媒体披露后，证监会基金部主任张景华勃然大怒，连夜草就著名的“10呜呼文”给予谴责，其中不乏如诸多公司卷入其中，我们如何向上级交待，如何向同业交待，如何向社会交待的字眼，其情也切，其恨也急。其实张主任根本不必大动肝火，直接查处不就了事了？
　　不得不提及的是，就在今年年初，上海交易所据称在“内部”对几十家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进行了通报。媒体对此大惑不解，作为一线监管者，交易所和谁的关系属于内部，又和谁的关系属于外部，监管者究竟是为谁服务的，如果是为投资者的话，为什么不把监管的结果告诉我们却内部通报给违规者。
　　上市公司其实是无主管单位的，国有股所有者的缺位不成其为监管者越位的全部解释，监管者有必要对自身重新定位，把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　（23B3）
三大报为什么总辟谣（上）　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之十二
--------------------------------------------------------------------------------
　 2:17:10　　　水皮杂谈
　　中国股市有史以来从没有像今年这样意乱情迷，上上下下都乱了方寸，什么是利好，什么是利空，已然没有了判断标准。
　　中国的媒体有史以来从没有像今年这般左右为难，反反复复地辟谣，什么是消息，什么是传言，已然没有了明确的说法。
　　中国媒体之中得到中国证监会认可，进入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行列的有近10家，但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则是公认的三大报，中国证监会的权威信息一般都由这三大报同时发布，相比之下其他报发布的股市政策不是道听途说，就是一种臆想猜测，是绝对不能当真的，但是对市场的杀伤力并不逊色于三大报的力量。
　　11月19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出席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会上周主席作的演讲题目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与展望》，第二天三大报见报的内容都一样，只是题目有所不同。《中国证券报》的标题是《资本市场高度依赖会计准则及服务》，《上海证券报》的题目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证券时报》的题目是《全力保持证券市场良好发展势头》，应该说尽管标题各有侧重，但都是比较符合小川主席积极、正面的讲话基调的。令人震惊的是，第二天这一消息都令大盘跳空低开，在持续了一周的暴跌之后又再次拉出长阴，沪指收于1425点，跌36点，跌幅达2．48％，成为“6．24”以来该指数单日最大跌幅。
　　11月19日是星期三，这个日子也是水皮应邀在北京电视台《证券无限直播室》作特约评论员为大家点评财经要闻的日子，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主持人不知道究竟有什么利空消息，从网上下载的资讯看，的确有诸如《续发大盘股稳定市场》和《证监会研究股指期货》的消息，而且都言辞确凿来自周小川主席演讲现场。按常理推论，周主席在这个场合断然不会如此表态，但网上转载的消息又该作何解释呢？水皮当时的评论就是“全面理解政策消息”，根据经验，这是有关的媒体对周主席讲话断章取义，任意发挥导致的恶果，虽然内情不详。
　　事实证明，“证券无限直播室”当天作的评论是非常及时，也是非常正确，非常超前的，尽管这不能改变市场下跌的反应，但起码在心理上对投资者作了宽慰。第三天，各大报在头版头条报道周小川就市场热点答记者问的同时，都加框重点报道中国证监会的辟谣，这条通稿是这样说的：“近日媒体就发行大盘股、股指期货等问题作了报道和评论，对此记者走访了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近日个别媒体对我会领导在香港出席有关会议的讲话作了失实报道和误导性评述，此信息经广泛传播，对投资者产生误导，并给市场带来负面影响，我们对此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就失实和误导性报道，有关报纸已做了澄清。我们认为，信息与投资者行为有着直接关系，为市场提供准确的信息是包括媒体在内的市场各方面参与的共同责任。”另外，记者就“近期推出股指期货”的传闻向该负责人求证时，这位负责人明确表示没有可能。
　　三大报见报的当天是星期五，恰巧水皮又应邀在“证券无限直播室”点评财经新闻，见了辟谣的消息居然也就无话可说了，因为该说的我们在星期三已经做过了评论，证监会负责人所说的几乎和我们的讨论一模一样。要说有所不同，就是我们在评论中指出，关于股指期货的问题，周小川主席的描述应该是一个展望的愿景并不是现实的工作，要构建中国资本市场的完全框架，股指期货是最终要推出的，不过也许这个最终要五年至十年乃至更遥远，更何况早在5月30日中国证监会已经就此辟过谣。10月30日水皮杂谈在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之二《政策市为什么总跑调》也专门论及这个话题。相关的媒体作出这种报道不是无知就是恶意，中国证监会真的可以代表投资者和这种传媒理论一番，讨个出道。
　　总这样被动的辟谣也不是回事。（3B3）
三大报为什么总辟谣（中）　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之十二
--------------------------------------------------------------------------------
　 2:38:14　　　水皮杂谈
　　市场越弱，谣言越多；谣言越多，市场越弱，这是不是一个规律，读者诸君自可明察。水皮在此想指出的是，今年的谣言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和政策信息紧密相关，释放的恰恰是政策的负面效应，这其实是决策者不可不察的。比如，5月29日三大报对股指期货的辟谣，实际上辟的是前一天三大报的有关报道；
　　又比如，9月16日三大报关于全流通的辟谣，实际上辟的是前一天证券业协会在三板市场上为鼓励退市公司重组而尝试全流通的构想；
　　再比如，11月12日和14日，三大报对新股发行全流通的辟谣，实际上辟的是前二天有关国有股外卖引发的全流通联想；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些信息可能暂时倒也不会给谣言提供出笼肆虐的机会，而谣言存在的基础，水皮杂谈已在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之九《全流通为什么总揪心》有过详述，这里不赘言。
　　形象地说，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而现实的情景也恰似如此，实话实说，大家心中都没底，有时候就难免挂一漏万。
　　11月22日，在中国证监会负责人通过三大报辟谣的同时，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在香港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国内投资者关注的热门话题答记者问消息见报，如果大家把内容和证监会近期发布的政策信息对比一下就会惊奇地发现，周主席对政策的解释颇有新意，充分考虑到了市场的反映。
　　热点问题之一是QD II和CDR。证监会并没有发布过有关QDII即境内合格投资者投资海外市场的消息，也没有说过CDR（中国存托凭证）会在中国推出，不过随着QFII政策措施的出台，投资者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接轨是双向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QFII的推出却导致行情下挫的原因，QD II和CDR成为传言的源头就不难理解。周小川称Q D II和CDR没有时间表而且相关研究还很不成熟，就想打消大家对资金分流的担忧。周小川的谈话虽然不是政策，但是作为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其取向和判断的权威应该不亚于政策，这样的谈话是对QFII的补充和注释。如果发表的早一点，市场的反映就会积极得多。
　　热点问题之二是创业板。其实早在此前，周小川谈十六大报告的心得体会中，周已经涉及这个话题。当时周小川表示，尽管十六大报告没有提及创业板这个词，但是报告中明确提及“要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形成促进科技创新和创业的资本运作和人才汇集机制”，资本运作四个字即代表创业板。尽管具体细节还可以设计和论证，不管叫什么名字，以什么方式和具体规则，“这些都是新生事物，不可能事先完全避免未来的风险和错误，但可争取做得较好，较周到。”周主席为什么要在十六大报告中并没有明确提及创业板的情况下提及创业板这三个市场敏感的字呢？水皮的理解，周小川是作为中国证监会主席就中国证券市场全面发展所作的规划，周小川显然不是主板市场的主席，也不是流通股市场的主席，更不是仅仅代表被套散户利益的主席，他面对的是全体投资者，面向的是一个整体市场。在主板市场视创业板为洪水猛兽的同时，虎视眈眈创业板的机构投资者和创新企业却视创业板为久旱之甘雨。在香港周小川表示，“众所周知，二板市场在国际上的发展陷入了比较困难的境地，国际上也没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可以汲取，因此二板市场的推出仍须较长时间的研究和观察”，显然这番话是说给主板反应过激的投资者听的。
　　热点问题之三是QFII。无论是此前还是此后，QFII的推出都是市场话题。同样在香港发表谈话，证监会另一位副主席就坦言很多境外投资机构都已向证监会提交了执照申请，这应该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周小川答记者问时的表述却出人意料的冷静：QFII从某种角度来讲是一个试点，很难说在一年或两年之内就会有很多的资金进来，取得非常明显的成果。如果这个试点取得成功，以后开放的步子就会迈得更大。QFII的发展也是市场与政策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监管者，中国证监会不会事先确定出发展的目标。换句通俗的话讲，推出QFII的进程也要看投资者的反应，如果市场不欢迎，那么监管者绝不会霸王上弓，强人所“好”，周小川作如此的表态只能说明管理层多么在意市场的反应，哪怕是一些微弱的声音。
　　那么QFII有没有利空的一面呢？
　　当然有。
三大报为什么总辟谣（上）　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之十二
--------------------------------------------------------------------------------
　 2:30:46　　　水皮杂谈
　　中国股市有史以来从没有像今年这样意乱情迷，上上下下都乱了方寸，什么是利好，什么是利空，已然没有了判断标准。
　　中国的媒体有史以来从没有像今年这般左右为难，反反复复地辟谣，什么是消息，什么是传言，已然没有了明确的说法。
　　中国媒体之中得到中国证监会认可，进入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行列的有近10家，但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则是公认的三大报，中国证监会的权威信息一般都由这三大报同时发布，相比之下其他报发布的股市政策不是道听途说，就是一种臆想猜测，是绝对不能当真的，但是对市场的杀伤力并不逊色于三大报的力量。
　　11月19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出席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会上周主席作的演讲题目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与展望》，第二天三大报见报的内容都一样，只是题目有所不同。《中国证券报》的标题是《资本市场高度依赖会计准则及服务》，《上海证券报》的题目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证券时报》的题目是《全力保持证券市场良好发展势头》，应该说尽管标题各有侧重，但都是比较符合小川主席积极、正面的讲话基调的。令人震惊的是，第二天这一消息都令大盘跳空低开，在持续了一周的暴跌之后又再次拉出长阴，沪指收于1425点，跌36点，跌幅达2．48％，成为“6．24”以来该指数单日最大跌幅。
　　11月19日是星期三，这个日子也是水皮应邀在北京电视台《证券无限直播室》作特约评论员为大家点评财经要闻的日子，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主持人不知道究竟有什么利空消息，从网上下载的资讯看，的确有诸如《续发大盘股稳定市场》和《证监会研究股指期货》的消息，而且都言辞确凿来自周小川主席演讲现场。按常理推论，周主席在这个场合断然不会如此表态，但网上转载的消息又该作何解释呢？水皮当时的评论就是“全面理解政策消息”，根据经验，这是有关的媒体对周主席讲话断章取义，任意发挥导致的恶果，虽然内情不详。
　　事实证明，“证券无限直播室”当天作的评论是非常及时，也是非常正确，非常超前的，尽管这不能改变市场下跌的反应，但起码在心理上对投资者作了宽慰。第三天，各大报在头版头条报道周小川就市场热点答记者问的同时，都加框重点报道中国证监会的辟谣，这条通稿是这样说的：“近日媒体就发行大盘股、股指期货等问题作了报道和评论，对此记者走访了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近日个别媒体对我会领导在香港出席有关会议的讲话作了失实报道和误导性评述，此信息经广泛传播，对投资者产生误导，并给市场带来负面影响，我们对此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就失实和误导性报道，有关报纸已做了澄清。我们认为，信息与投资者行为有着直接关系，为市场提供准确的信息是包括媒体在内的市场各方面参与的共同责任。”另外，记者就“近期推出股指期货”的传闻向该负责人求证时，这位负责人明确表示没有可能。
　　三大报见报的当天是星期五，恰巧水皮又应邀在“证券无限直播室”点评财经新闻，见了辟谣的消息居然也就无话可说了，因为该说的我们在星期三已经做过了评论，证监会负责人所说的几乎和我们的讨论一模一样。要说有所不同，就是我们在评论中指出，关于股指期货的问题，周小川主席的描述应该是一个展望的愿景并不是现实的工作，要构建中国资本市场的完全框架，股指期货是最终要推出的，不过也许这个最终要五年至十年乃至更遥远，更何况早在5月30日中国证监会已经就此辟过谣。10月30日水皮杂谈在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之二《政策市为什么总跑调》也专门论及这个话题。相关的媒体作出这种报道不是无知就是恶意，中国证监会真的可以代表投资者和这种传媒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