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社会,生意好作,感谢生意合作伙伴的话难寻,有没有不

生意好做,伙伴难寻!(深度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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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好做,伙伴难寻!(深度好文)
对于中国的企业家、创业者或者生意人来说,最难的不是该如何做事,而是如何能找到称心的合伙人或团队一起来做事。这说明两点问题:第一,中国人的头脑还是很聪明的,商业思路永远都会与时俱进;第二,中国人的诚信降到历史最低,搭建团队的速度跟不上创新的速度;不错,中国确实是一个聪明的民族,我们不仅聪明,而且勤劳、上进。但是在这个大协作的时代,无论多么智慧和勇敢的个体,都需要依靠团队、并肩作战,才能实现突破,开创新的局面。关键问题是:中国人不是看不到“合作”的重要性,而是真的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合作”了……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归资本,贪婪归贪婪、侵占归侵占,但规则仍是规则。这就是他们契约精神:利用承诺、合同将人的贪婪、懒惰加以控制。同时保证了交易得以顺畅、安全、健康的进行。契约面前人人平等,没有陌生人和熟人之分,避开了很多“人性”上的干扰,保证社会可以效益最大化的运转。而在中国,人人崇尚的是“高明”,而不是“守信”。改革开放的这些年来,在商业游戏中往往都是抢到先机者胜出、价格低廉者胜出、或者抢到资源者胜出。整个中国的生存艺术,早就变成了一门如何绕过“规则”的艺术。在利益面前,所有的承诺和初衷都会变的一文不值。就是因为我们在经济野蛮发展阶段丢掉了很多道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降到最低。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彼此防范。城市楼房里家家户户都有防盗门、防盗窗,遍地都是高高的围墙,但我们得仍然不够安全。在“不信任”的大环境之下,即使你做到位了,别人依然很难相信你。所以我们干脆就将错就错,“隐瞒”成了潜规则。无论是人与人组成的生物链上,还是企业与企业组成的产业链上,上游欺骗下游,下游欺骗下下游,负能量一直循环的下去。而且大家都心知肚明,只能彼此堤防。这导致我们浮躁焦虑、互不信任、彼此嫌弃。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怀疑、狡诈、机关四伏的社会里,无论个体的力量有多大,社会文明都很难进步,因为人们会把大量精力花费在猜测、算计和防备上,这使人与人的能力互相抵消,所以中国的企业内耗越来越大。如果中国的诚信度再不提高,就会进入一种人人自危、互相对抗的状态,所有的生产效能都会被相应的副作用抵消,最终只能一片死气沉沉。从竞争到协作中国人已经习惯了“竞争”,中国的教育从小也就在强调如何竞争,每一个人都力争上游,分数高低的学生享受的待遇都截然不同,孩童时期就被灌输和强化“竞争”的概念。但是我们如今必须清醒的意识到,竞争时代已经过去了,协作时代到了了!在互联网、工业4.0等新技术的配合下、在资本运作的宏观背景下,个体效应很容易得到叠加,从而发挥出1+1&2的综合效应。而且很快实现量变到质变。做生意靠个体能力单打独斗,做事业需要一支有战斗力的团队!所以,现在商业越来越变成了一门“协作”的艺术。在互联网时代,求同存异、协作共享是大势所趋。水木然(微信号:smr669)点评:做生意的年代已经过去,做事业的时机彻底到来。做生意主要靠智商,做事业必须靠人格。终于,人类的情操和道德的作用开始凸显。300年前,“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写了一本书叫《国富论》,按照书里的观点: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由“利己心”出发的,每个人都会竭力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大家都朝最容易赚钱的地方去投入。而但当若投入过多时,其整个行业利润便会减少,于是大家会自然地改正这种“过热”的投入,这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这种“自由竞争”的理念被很多学者奉为教材级逻辑,但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之前,先写了一本书叫做《道德情操论》。这本书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讨论了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一系列概念,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道德情操论》后来被堪称为西方世界的《论语》,他想告诉读者——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受道德感念的约束,不要去伤害别人,而是要帮助别人;一言九鼎、堂堂正正。而中国悲哀之处就在于:很多中国经济学家把《国富论》的自由市场经济挂在嘴边,却从来不提《道德情操论》。如果没有伦理道德的指导,自由竞争最终会将人类引向毁灭。水木然(微信号:smr669)点评:我们已经开始为诚信缺失而买单,中国的创新速度已经处于了世界前列,中国的互联网也蒸蒸日上,中国的产业结构也面临着全面升级,可是放眼四望,究竟有多少创业者为找不到靠谱的合伙人而苦恼?中国目前最缺的不是创新,而是诚信!在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倡导如何创新的时候,谁来帮中国加强一下诚信建设?因为所有的创新都需要团队一起实现的!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当大家都在埋怨别人不靠谱时,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不靠谱了。包括写这篇文章的我,还有读这篇文章的你。所以,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把自己变的靠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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